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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平:香港——天朝倾覆的起点

   “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从香港得来。”   1923 年2 月20 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以英语发表演讲:“WhyI Became a Revolutionist?”直接将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定位在香港。历史学家罗香林将他的演讲翻译成中文:“回忆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功课完后,每出外游行,见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比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布置如许妥当……香港之腐败事尚少,而中国内地之腐败,竟习以为常,牢不可破……良好之政府,并非与生俱来,须人事造成之,数百年前,英国官僚多系腐败,迨后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产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坚,深知如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中国有一良好政府,我心愿已足。现时香港有六十余万人,皆享安乐,亦无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愿各学生,在本港读书,即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将来返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责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   学生们听毕,将这位民国首任大总统高高举起,欢呼雀跃。   这应该是香港百年开埠史上最荣光的时刻。民国之志由此地启航。   尽管“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并不全然可行,并且在其后百年的道路中引出了无数崎岖;尽管千年帝制的崩塌竟得益于这座被迫割让与列强的海岛,的确是一桩令人尴尬的事实——但是,从辛亥革命起始,香港之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毋庸置疑。直至今天,这意义尤显深远。   政论作者程翔认为,辛亥革命验证了香港的历史定位:“香港是促进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强大推手”。他在文章中写道:“这是香港的光荣传统,也是香港的生命线。什么时候我们丢掉辛亥这个传统,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香港没落的开始。”   那么,让我们首先回到荣光之地。为什么是香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会怎样延续?   1   1996 年,孙中山诞辰130 周年之际,港岛中西区区议会设计了一条“中山史迹径”。这条全长3.3 公里、共15 个“景点”的步行径,基本上概括了孙中山与香港的渊源。其中,甘棠第(宅第原主人何甘棠是孙在中央书院就读时的同学)改建为孙中山纪念馆,更是可以见到不少辛亥时期的珍贵原迹。   1883 年,孙中山离开故乡到香江求学。此后九年光阴,他从拔萃书室(拔萃书院前身)到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前身),然后入读香港西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一路接受近代西方教育。学医的原因,他自己解释:“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而在异乡求学的日子,每每假期回故乡,香山与香港的差距,更让他深深相信封建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近代文明,而不推翻腐败的清王朝,中国就没有希望。1892 年,26 岁的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求学期间,他广结各路同道中人,共谋“医国”大计。他与陈少白、杨鹤龄、尢列三人交情甚笃,常在一起讨论政事、谴责清廷。这班当年的愤怒青年言论大胆,还被时人称作“四大寇”。中环歌赋街的商店杨耀记,就是当年“清廷四大寇”经常聚会之所。   除了“四大寇”之外,另一个关心时局的青年圈子,就属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文社着重购买新学书报,以“开通民智”、“尽心爱国”为宗旨。今天香港的中环百子里一号二楼,便是“辅仁文社”的旧址,如今原貌犹存。   在尢列的介绍下,孙中山认识了杨衢云。   1895 年2 月,孙中山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部,将一年前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由原先的议政组织,发展为有实质行动的革命组织。“辅仁文社”更与“兴中会”合并,由杨衢云出任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兴中会会所就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 号,外悬“乾亨行”商号招牌做掩护。香港兴中会会员入会时,须高举右手对天宣誓。其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监察。”   2   从1895 年香港兴中会建立,到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这十六年间孙中山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六次是香港兴中会和同盟会香港分会,以香港为基地秘密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总指挥是杨衢云,策划就是在“乾亨行”进行,而起义所需经费港币三万多元,其中两万元就是由香港筹募得来。   香港既是指挥和策划中心,又是经费筹集与转汇中心、军火购制与转运中心,海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与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避难场所。   香港一代富商李升之孙、李玉衡之子李纪堂,几乎所有家财捐给革命之用,倾家荡产之后,自己所留的最后一个农场,所得的农牧产品也都用来支援革命。由于农场地点隐秘,它还多次作为兴中会的秘密基地,进行军事训练、储存武器、策动起义。农场今天正是香港屯门著名的青山红楼。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金强教授,将香港所扮演的这种特殊历史作用,称为革命的“香港模式”。他在接受访问时指出:“这种香港模式是1895 年广州起义开始的。革命党以香港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他们在香港策划、筹款、购买军火,再输送革命起义的部队进去内地。他们的目标就是广东的省会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撤退时也经过香港,在香港避难。这种做法成为日后武装起义其中一个模式。”他指出,之后的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都是香港模式。“整个晚清,孙中山所策动的起义中,香港模式是贯穿始终的。”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杨衢云流亡海外,仍然到处成立兴中会的分会。杨衢云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再次失败,藏身香港。1901 年,满清政府派出杀手,在上环杨衢云教书的地方射杀了他。他被安葬在跑马地坟场,为躲避满清的耳目,坟墓的墓碑上,当时甚至没有刻上名字。   3   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4 号,位于香港最为繁荣的中环地铁站四周,一座数十层的贸易写字楼,楼下几层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地“陆羽茶室”。若不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的纪念碑,很少有人记得,百年前这里就是兴中会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创刊地。   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满清政府向港英政府施压,革命活动几近中断。此时,孙中山指派革命挚友陈少白到香港创办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1899 年成立的报馆,随后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基地。   陈少白曾撰写《香港中国报经过略史》,全篇五百余字,开首写:“中国报者,唯一创始之公言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自乙未年广州事败,同志星散,团体几解,中国报出,以悬一线未断之革命工作,唤醒多少国民昏睡未醒之迷梦,鼓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之主义,战败康氏保皇之妖说,号召中外,蔚为大革命之风。”《中国日报》之后,香港的革命报馆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以香港为基地的反清运动和革命宣传汹涌热烈。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代替兴中会,宗旨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日报》亦改为同盟会机关报,继续在“建党、宣传、起义”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学者梁炳华博士认为,“香港对中国大陆而言,是一个地理上相连,但政治上却与外国无异的地方,是策动革命的『安全岛』。”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受到西方世界庇护,邻近海洋方便革命者及军火进出、联络,爱国华人多,方便招募志士以及军费,这些都是香港作为革命策动地的天然优势。   4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日报》曾与改良派刊物屡屡展开论战。最知名的便是1904 年开始,与康有为等保皇派创办的《商报》之辩论。其时,《商报》支持改良立宪,鼓吹扶满保皇,《中国日报》则坚持革命,两边展开论战。论战扩大了革命派的思想影响,“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1905 年,冯自由在《中国日报》发表长达2万字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的文章,批驳改良派中国不必实行“社会革命”的观点,称此“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这场论战持续多年。   而另一方面,满清改革停留在经济、技术、行政方面,而全不涉及根本权利,满洲党反而因此更显专制,令立宪派失望透顶。   1907 年初,坚决反对激进革命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烈争论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从“温和立宪”转为“激进革命”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无奈地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清政府在1908 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学者雷颐分析,以明治维新为标杆的此次改革,却生成了一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   从1910 年1 月起到11 月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以香港辐射的南方省份为主要请愿成员。而清廷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并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1911 年,武昌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满清帝国自此彻底覆灭。   5   在分析香港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时,梁文道提出一个他自称是“简单、粗暴”的说法:“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就是海洋中国对内陆中土中心主义的北伐。”他说,依照今天的角度来看,孙中山完全是勾结海外反华力量、颠覆国家政权,因为辛亥革命90% 以上的金钱支持都来自海外,其中主要是来自南洋。   而“这样一个南方海洋中国的存在,其实在今天也依然发挥其作用。有那么多在内地不方便讲的话可以在香港讲,在内地不方便出的书可以到香港出,有那么多内地朋友可以偶尔过来香港透透气,又或者是透过香港获取一些在内地无法获得的资讯。”   作为中国接触并传播西方近现代文明进步思想的源头,作为价值多元、言论自由、经济开放之地,自孙中山孕育革命思想开始,可以看到,香港扮演的,实际一直是对祖国母体政权敦促改革的角色。正如程翔所言:“香港从来都是每一个朝代里的政治异见分子,谋求改革中国大陆腐败政治的基地,不管这种改革是改良或者革命。孙中山之于满清、国共两党之于北洋军阀、共产党之于国民党,等等,都是藉着香港的自由、多元、政治人才汇集等特点来宣传自己的政见。换言之,香港一直成为人民反对大陆腐败政治的重要基地,每当大陆的中央政府变质腐化时,香港就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久而久之,香港就渐次发展成为中国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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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学者》江泽民与迷信

核心提示:在江泽民身体状况被海外广为报道的时候,一些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传言甚至迷信的报道也出现了。 原文: Jiang Zemin and Superstition 作者:Mu Chunshan 发表:2011年7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Linns翻译 【图:原文配图】 江泽民病重的消息已在外国媒体上被广为报道,然而,有些报道的来路不明,还有一些则简直可笑。 首先,我不知道某家通讯社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他们报道说,已经有决定说要在山东泰山顶上修一座大坟,还要建一尊纯金的塑像。 上述两项将花费约8800亿人民币(合1360亿美元),但这样一个数字实在不可信,尤其当考虑到它大约占该省去年全年GDP的五分之一,或许这家媒体把中国和北朝鲜混淆了。 在另一则"有趣的"报道中,新唐人电视台采用了一名法轮功成员的分析,他把江泽民病重的事与北京在暴雨后发生洪涝联系起来。此人声称江已转世变成了一只蛤蟆,北京最近的洪涝是这只蛤蟆在发脾气。看到新闻时间被用来播放这种"分析",我既生气又不解,这似乎只会增加对法轮功的怨愤。 我赞成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我也认为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努力保证消息来源可靠。最不济,编辑也该有常识,不把闲言碎语当作事实来报道。 我能理解法轮功和一些外国人的"反中"之情,但他们的批评应建立在事实之上。如果新闻报道中有那么明显的错误,如果把迷信也当成消息来源,报道的可信度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中国,人们对江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些人觉得,江在位的13年里,中国成为了一个稳定的国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上升了。江还创造了一个先例,他将权力转交给胡锦涛,在这个执政党的历史上,高层领导人权力的和平交接,这还是第一次。同时,退体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些的确是一些不寻常的成就。 但如前述,也有些人对江则没那么认同,他们认为,举例来说,当中俄签署边境条约时,他轻易放弃了部分中国领土。同时,还有些人说他有点太爱出风头了。 然而,不管人们观点如何,他们的看法都应基于事实,而不是迷信。 相关阅读: CNN 江泽民逝世纯属谣言 2000年 新闻60分节目 华莱士采访江泽民 文字版 视频下载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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