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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民主国家的中国移民为何素质也低?

民主国家的中国移民为何素质也低? ——熊飞骏 “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是天朝最缺乏常识的“权力语言”。 “中国父母官”迷信“素质低”说,前天听到的一则某县教育局长的训话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人素质真低,有次我去一学校视察,看到校门口旗杆倒了。我分派校长,校长分派老师,老师又分派学生……我推你你推他,就是不肯亲自动手把旗杆扶起来?举手之劳的小事分派别人去干花费的精力,比自己亲自动手干更劳神费力?可中国人就喜欢在小事上玩权力!你看中国人素质该有多低……” 把上述这则消息发到 QQ 空间后,网友“林夕人”的一则回复一语中的,揭开了“素质低说”的本质: “典型的特权化,上行下效,一个举手之劳,自己不做是理所当然,但别人就是素质底,就是这样一些思维的人占据着岗位,不说弱智至少也不是正常心态的人。” 我曾在《国民劣根性是特权专制体制结出的恶之花》等系列文章中如此阐明“素质说”: “国民素质是社会体制的产物”。 “民主体制抑恶扬善优胜劣汰,让魔鬼进化成天使;专制体制奖恶惩善劣胜优汰,把天使异化成魔鬼。” “好体制坏人无法作恶;坏体制好人处处碰壁;专制社会劣币驱逐良币。” “要想学会游泳,就必须把他丢到水里去历练,在沙漠上是不可能造就游泳健将的。” “民主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最有效途径。” “一百个漂亮女子长期困在妓院里求生谋发展,九十九个会变成妓女;同样一百个女子在大观园里成长,九十九个会变成淑女。要想提高妓女素质第一是要让她告别妓院环境,企求在妓院里大幅提升妓女的整体素质只能是痴人说梦。” ………… 支持上述观点的事实依据如下: 北韩南韩同根同种同文化,专制北韩的多数公民不是疯子就是白痴。南韩的绅士气质和淑女风范则强烈感动了中国电视观众的眼睛和心灵。 民主前的台湾一样腐败动荡,官员出行前呼后拥花费惊人。民主后的马英九总统长年一日三餐主要吃普通上班族享用的“平常盒饭”,贪腐机要费的民选总统陈水扁则立马锒铛入狱。 民主前的南韩社会像一张揉皱的稿纸,一样高花费暴力维稳,社会反抗风起云涌, “光州事件”则是人类文明史的特大耻辱。民主后的南韩社会则进化成一首绿色的抒情诗。 台湾、南韩民主化才短短二十年时间,国民整体素质却有了飞跃式的提升。 部分台湾导游反映:很多陆客白天玩好,晚上回到宾馆,打开电视机后都欲罢不能:“你们的政论节目实在太好看了!想骂谁就骂谁,这个台骂马英九不要脸,那个台说吴敦义不老实,另一个台说蔡英文干缺德事,还是现场直播!”更有陆客为了看中天新闻台每天下午的政论节目,拒绝和导游外出。 ………… 熊飞骏的“民主提升素质说”一样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最有份量的依据是: “你不是说民主能快速大幅提升国民素质吗?为何中国人移民到民主国家后,整体素质依旧低得不可思议呢?这些人可都是中国精英啊,有些人还在外国生活了几十年,可还是那幅德性?这不是人种问题是什么?” 质疑方提出的这一依据基本属实,近二十年移民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整体素质确然不敢恭维。他们在海外一样烧钱摆谱内斗无聊,除了买豪宅名车狂购奢侈品玩低俗刺激外,好像找不到别的正经事可干。以致多数外国人一提起中国移民就摇头,认为中国移民污染了他们的国家社会,把中国移民潮视为“黄祸”,纷纷呼吁政府收缩“华人签证”。 更令人沮丧的是少数打着民运旗号的名士罔顾大局不识大体,八字还没一撇就开始争权争名,居然也对我国去年的“诺奖者资格”高调质疑? 我的回复如下: 一、       近二十年中国前往美、加、澳的移民主体可不是什么“中国精英”,而是“富二代”和“官二代官三代”。我称他们为“特权移民”。“官二代官三代”虽然有权有势钱多得不知怎么花,但整体素质如何?“毛太孙现象”应该最有说服力,除了体重权位“超标”外,智商能力好象比普通平民高不到哪里去。至于“富二代”素质,郭美美则是典型代表!她在微博炫富那水平,在普通公民群体里也属标准的“傻子”和“疯子”层面,平民百姓还真的瞧他们不起?所以这帮“现世宝”在国外素质低,并不等于中国普通公民过去后素质也会同样低。 二、       我国的“特权移民”定居民主国家后,因为有国内的官爸富爹阔爷不断榨取民脂民膏给他们“超量输血”,根本不存在生存压力和竞争驱动,所以也不急于找工作找机会,失去融入主流社会的机遇。 三、       “特权移民”在国内炙手可热的社会优势就是“权”和“钱”,他们在移民前也天真的认为“权钱”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大爷”?等他们在美、加、澳定居下来后,发现这些国家的公民居然“傻”到不认“权钱”只认“能力贡献品格”,没有“能力品格”的“权钱”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起“反作用”。“特权移民”拥有的“权钱优势”一朝丧失,内心的郁闷是可以理解的。 “权钱”这东西能成事也能坏事,在给了“特权阶层”为所欲为超前享受的同时也毁灭了他们的能力品质。因为缺乏必要的能力品质走出“权钱阴影”去西方主流社会重塑人生价值,就转而求助“驼鸟先生”把头埋进沙堆里,自我封闭与主流社会隔绝,“同类抱团”在海外结成一个个“小中国”,继续用中国的权钱价值观和低俗人生品味自欺欺人。 四、       民主国家的公民因为对“特权移民”的反感,对“东方官富二代”拥有一种本能的“疏远情感”,基本上不会主动和“中国阔佬”打交道,进一步加深了“特权移民”的“自我隔离效应”。 五、       因为“特权移民”的“自我隔离效应”,那些前往民主国家的“移民主体”多数“人在曹营心在汉”,自绝于西方主流社会,无法从民主国家吸收“文明营养”完成必要的“自我进化”。他们虽然拥有外国公民身份,但身心依旧生活在“特色中国”,素质没条件“与制俱进”。 六、       多数在国外自食其力的“非特权移民”和偷渡客,因为语言交流的障碍,多选择在中餐馆和中国人办的企业打工,住在“唐人街”,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文化圈里度过。 七、       “社会体制”对“国民素质”的决定作用,虽然无法从“小中国”的华人移民身上得到印证,但却在海外出生的“移民二代”身上则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别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体面移民子女,就是那些沿海偷渡到美国的文盲移民的孩子,因为从小上学读书提供了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素质与父辈有了天壤之别,不但脱胎换骨,而且对国内的精英群体也拥有压倒优势。中国人熟悉的骆家辉就提供了一个很生动的榜样,这个华裔大使在“衣锦还乡”之时可不知道怎么显摆“权钱”。 ………… 京城的一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友人移民澳洲后开始两年只在中国移民圈子里混,感到和国内没什么区别,想融入澳洲主流社会又感到格格难入,澳洲人对中国移民好像很排斥很冷漠?当他向朋友抱怨自己的苦恼时,朋友建议他每逢周末去教堂做礼拜。因为澳洲的欧美移民多是基督教徒,都有超越“权钱”的精神信仰,去教堂是接近澳洲主流社会的便捷途径。一个月后,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不但给朋友去电兴奋地讲述澳洲人其实很宽容很真诚很够朋友的…… 最后以朋友杨恒均的一段话来结尾: “如果你去指责宋朝的皇帝为什么不搞民主改革,孔子为啥不发明民主理论,你脑袋一定是被驴踢了;可当多种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国推陈出新并取得效果,当公民教育已经成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某些国家还在那里强调自己的国民素质低,那一定是脑残。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民主了,法治、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普通人家喻户晓的价值,这个时候,你还怪自己的国民‘素质低’,一定是你强迫他们接受其它价值,屏蔽常识。要在现代人中宣扬民主理念,最多也只需一两代人,不到 20 年的时间,就可以让民主的常识像小学课本一样普及到每个人。素质这种东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基因里带过来的,看看我们那些偷渡到美国的福建农民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二0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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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 [转载]廖亦武来访记

原文地址: 廖亦武来访记 作者: 四川杨然 做梦也没有想到, 2月2日会得到这样一个电话,她问“你是不是杨然”,我当然是杨然,“我是廖亦武的妹妹”,哦呀,廖小飞。“我是从邛崃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你电话的,听说你当官了?”“当啥子官哟。人大班子里要有一个无党派位子,就把我选上了。”她说“我哥哥廖亦武说你是不是把他搞忘了,这么多年没有你的音讯了。他想到你那里来玩。”这真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钉耙”,明明是他廖亦武久无音讯,却反而怪罪起我来,“我仍在冉义,是他许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的电话我一直在找,找都找不到。告诉他,他再不到冉义来,我就要抖他了。”抖,成都土话,挨揍的意思。这当然是威胁,“来吧,来吃年饭。这里有腊肉。”之后,编了个短信发给她:“已有七八年没有见过廖君了。去年我在芙蓉锦江诗刊选发了他一组古拉格情歌。有三首写廖亦武的诗先后发表。他再不到冉义来,我要抖他了。请你一同来乡坝田作客。杨然和培培恭候。”三首写廖亦武的诗,指《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梦见北上》,分别发表于《拉萨河》《大型诗丛》和《芙蓉锦江》。上一次跟廖亦武有联系,是2002年8月底的事了。当时杨灿考上了大学,廖亦武和蒋骥来到冉义,给杨灿送来了一个大书包。自那以后,我和他再没了联系,一晃,就七八年了。这回终于跟他有了沟通渠道,好。 6日在桂花苑参加一个迎春活动,下午得一电话:“杨天福,我是廖亦武”,妈哟,鬼子的声音虽然有些破哑,但听得出来是他的,或者是信号弱的缘故,音量也不足,但还听得清通话的内容。我把上次跟廖小飞讲的那一通话咿哩哇啦又讲了一通,“请来冉义作客”也从他鼻孔里挤出了一个带嗡嗡声的“嗯”字。好。 8日春天暖意更浓。我将里层的保暖内衣减去,换成单薄的内衫,很合适。上楼打开办公室,阳台下面对着的海棠、杏花和腊梅三棵花树都已开花。从窗口望去,田野上的油菜花也已黄黄染染开出了好一大片。校园宁静,仅有高小清几家人,大白天多已外出。我喜欢校园的这种安闲,可以自由自在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容不迫,天人合一。用舒雨湖在短信中提供的方法,终于打开了《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这论坛,已有多日无法登陆。重庆子衣、野松、凸凹等诗人都有反应,我也忧虑了许多天。今天终于云开日出,好。培培接到杨灿电话,我们告诉她,希望她就把研究生读完,回国找个工作,早点安家。在读博士方面,女生不具备男生的年龄优势。我们也不希望她将来要学好多文化,要挣好多钱,如此这般,实话实说。杨灿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挂了电话。不时,得廖亦武短信:“我们中午到。”这家伙,说来就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竟使我们手忙脚乱起来。 首先是打扫一下院子。这院子,门前的天竺葵每天肯定都是要落点树叶的,平时我们都任其自然。今天有客来,打扫干净。抬出茶几,安放凳子。之后,培培上街打点菜物。我去采购了小蕃茄、柿饼、小柑子、桂圆等果品。阳光照射下来,院子里暖洋洋的。午时,院外传来一声“杨天福”,我正在院子里喝茶抽烟,于是立刻出现在院门口,“我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仍然是那个俄国二月革命党人的亮晃晃的光头,背个挎包,身后出现了一胖子,戴着眼镜,一女子,也戴着眼镜,一小儿,也有点胖乎乎的。“李亚东”,哦啊,“你来过冉义啊,怎么发胖了?”他是在 2000年跟廖亦武来过冉义的。那年,我写了篇《地下诗歌的野生味与“犯人的祖国”》评说廖亦武的《古拉格情歌》,哪知他虾子收到文字后竟然连哼也没哼一声。半年后,我打电话去把他臭骂了一通,这家伙便与李亚东几人于当于下午开车来冉义晃了一头,在羊安路边把酒喝得呼儿嗨哟,乘夜色归去。“小金,金芹。”小女子身体单薄,一副文弱样,正是廖亦武电话中“我老婆”所指那位。小男孩是李亚东的儿子,样子有点不高兴,因为这里没有他感兴趣的场所。 入座,泡茶。小男孩问“这里有没有运动器材”,意思是想活动活动。“啊,放假了,都关起来了。”没他玩的。他只得坐在那里陪我们聊天。小金要抽烟,送了一条中华给她。廖亦武递上一盘《不死的流亡者 .老威作品》碟子,一本《中国冤案录》,作为我们这次的见面礼。我提出一袋早已装好的《杨然诗集》2部、《诗缘》第1集、《千年之后》和《芙蓉锦江》第8期送给廖亦武,并送了同样的礼品给李亚东。聊天就从诗集上的那首《梦见廖亦武形消于黑街》开始。小金说,她已经从网上读到过这首诗。“是梦醒后作的诗吧?”是梦醒后作的诗。那次梦见了廖亦武,对他的久无消息恨之入骨。“活着,城市的喧嚣更像空空行尸”,小金对这句诗很有感触。更早的诗作是《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是廖亦武1994年春天来斜江村后写下的“印象记”。最近的一首是《梦见北上》,“梦见北上/全是我经常在梦中出现的地方/那里有成片的温泉/传说是诗人廖亦武他们的诗歌圣地/我每次途经那里/总想起他们”。《杨然诗集》第二部封二上第一张照片,标题为“廖亦武、杨然、宋玉在成都”,其实照片上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家伙,“这就是我嘛”,李亚东愤愤地说。但那模样早已今非昔比。因为那照片上的眼镜很是文质彬彬的,哪像现在,胖了许多。他的儿子看了看,“还是有点我爸爸的味道。”问他为什么,“因为我家里有他那样子的照片。”原来如此。 顾城成为我们话题的一个重点。在我们看来,顾城的诗永远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个另类。他跟其他诗人不同,他的诗是直接从天地间获得的自我顿悟的语言产物。五岁的他,孤独一人在空无人烟的盐碱地上放猪,靠着一本新华字典识字,在沙地上写下一些自言自语的句子。写下,又抹去。抹去,又写。后来随父母回到北京,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上面也有那些断断续续的句子,便把自己的句子抄出来,拿到一家区文化馆的一个名叫《蒲公英》的小报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他童年时代的诗并没有从传统的诗歌和现代的诗歌中汲取过什么营养,完全是无中生有自我对话产生的作品,写出著名的诗篇《生命幻想曲》时还不到 10岁。廖说:“顾城最理想的居住地就是到一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他后来到了激流岛,那里正是那样一个地方。没有人可以交流。那里只有土著人居住。”顾城的死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在我们看来,他的死带有一种宿命色彩。当谢烨这个支撑顾城生存的大树行将远行时,顾城感到了世界末日的到来。他把生命留给了幻想,也留给了爱情,同时也留给了诗歌。他幻想的童话世界在这个星球上找不到立足之地,从伦理上讲,他的生存要求跟这个制度化和格式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肯定是孤独的,也肯定是纯粹的,同时也是悲剧的。除非回归人间烟火,否则就只有幻灭。 谈到诗集,在我们看来,“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高消费行为。”诗歌不再是从前那种可以引起社会轰动的位居上层建筑的社会代言者,它已经回到正常的社会边缘地带,成为带有沙龙性质的“圈子内的鉴赏物”。因此诗集的印刷数是很少的。廖亦武的法语版《古拉格情歌》在巴黎先后印刷了三版,印数达到了两千册,在那里,已经是个很可观的数目了。在当今欧美,诗集一般印数在五百到一千册之间。“杨然的诗集?”“我的诗集也是这个数目,主要用来送人。”因此诗集几乎是不可能赚钱的,“运气好的话,最多只能抹本”,靠写诗维持生活只能“饿死诗人”。“在这个世界,诗人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饭碗,写诗成为一种爱好,一种更多精神意义上的生活。因此,没必要把写诗看得何其伟大,在‘爱好’的层面上讲,写诗跟养鸟、钓鱼、种花、溜狗等等在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安慰上,本质上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从‘精神’的角度看,写诗的意义应该更接近与宗教。” 廖亦武问培培:“你是不是干过许多活路?”当然干过许多活路,为了生存,培培代过课、卖过馍馍、酱油、书刊、衣服、鞋子、喂过鸡和兔子等等,“女儿长大了,我的工资可以供两口子过日子了,所以培培于去年辞去了在幼儿园的活路。平时我们就生活在冉义,这样简单一些,也安静。”廖亦武也是个贪图清静的人,最近从喧闹的成都搬到了附近一个区县,“我是靠挣美国的钱养活自己的”,他说,美国作家哈金在纽约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靠写作为生。”自六四风波之后,他再没有在大陆有任何收入,成为一个完全纯粹的自由撰稿人。这是个很独特的现象,像巴金一样,主要靠小说和纪实文学维持生存。“如果靠写诗养活自己,我们早已饿死了。”诗歌在这个社会成为一种个人行为,出版诗集简直就是这种个人行为的一种奢侈,它更大的乐趣在于精神上的喜悦。 廖亦武给我们带来了诗人黄翔在海外成名的有趣故事。“这是一个被上帝眷顾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今世界真是少之又少,几近为零。因此黄翔在海外成名带有非常浓厚的传奇色彩。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诗界狂人,先后六次入狱,坐牢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 20年之多。目前他的书法在美国很有市场,“已经在纽约买了房子了。”诗歌给他带来了名誉,书法给他带来了收入,作为一个诗人,能在美国如此立足,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在“收获”和“拥有”的意义上讲,他超过了目前在海外的任何一个“今天派诗人”或“朦胧诗人”。 “在欧洲,举办国际诗歌节是常有的事。”廖讲道,“一些世袭贵族或贵妇人等,常在自己的城堡邀请一些诗人参加聚会。”被邀请的中国诗人主要由主办人或其朋友确定,张三李四二王麻子,邀请谁就是谁。诗人在台上朗诵,客人在席间饮酒,屏幕上映着诗人的激情,更先进的还会放映出朗诵的文字,这样自由自在,随随便便,一场国际诗歌节就算举办了。“本月在翟永明的白夜石光华有一场诗歌朗诵会,前不久我参加了王敏的。”我讲道。“但不知道石光华诗歌朗诵会的具体时间。据王敏讲,下个月‘罗江诗歌节’,他们已给我发了邀请函,但我还没收到。”讲到成都诗歌活动和《芙蓉锦江》,我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它们最具生命的地方在于民间。《芙蓉锦江》作为诗歌民刊,办到哪里算哪里,我并不追求什么成绩或伟大。至于《芙蓉锦江 .成都诗歌论坛》,靠了几个真心实意的朋友支撑,有条件搞活动就搞活动,没有活动平时就交流交流,绝不追求什么排名或热热闹闹。 在《芙蓉锦江》上,廖亦武看到了那张有翟永明、李亚伟、何小竹、石光华等诗人合影的建川笔会照片,“哦,那上面好多诗人,我已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李亚东从《诗缘》上翻出“廖亦武叫廖德贵,杨远宏叫杨留根,石光华叫石幺伯”的陈年老句来,误以为廖德贵是廖的真名,“不是的,那是当年大家取的农民名字”。“我的杨天福可是真货哟”,我声明道。“杨远宏幸亏靠了余鲲及时送来的药物,要不然可能拜拜了。”廖说,“他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好消息。“那个在木瓢上画脸谱的诗人,他现在如何?”廖问。“哦,你是的说陈瑞生,他现在是邛崃报的副总编,平时工作忙得很。我们偶尔才有见面。” 午餐在早春阳光下进行。腊肉、香肠、炒嫩豌豆、炒蒜苔、冲菜、白菜汤,都是培培上厨的产物。一瓶 70度的母液酒,成为廖亦武喜欢的手中物。几口喝光,逼着我从书柜里取出另外一瓶收藏物。“确实好喝。”那还用说。餐后,逛冉中校园。见到铁锈斑斑的红豆杉,“这是棵奇树。”于是上楼取出几颗红豆,送给客人。“据说川西平原仅的两棵这种可以结果的红豆,它的红豆如此漂亮,大颗,市面上像绿豆一样小的红豆跟它无法相比。” 由于他们“晚上六点在成都还有饭局”,所以玩至下午四点钟,就出发离去了。各送两盒茶叶给他们。“邛崃还产茶?”“邛崃是万担茶乡。”嘻嘻。李亚东驾车。路过冉义老街时,在路边打了 30斤高粱酒送给他们。小金对品酒有一套,尝了尝,“是粮食酒。”“真是满载而归”,李亚东说道。呵呵。 再见。好,再见。到成都来玩。好,到成都来玩。开春时再来冉义。好,开春时再来冉义。再见。小车望成雅高速方向而去。 杨然 2010-02-09记于斜江村     1999年圣诞夜,廖亦武,宋玉,杨然,李亚东在成都     11年后,李亚东及子、金芹、廖亦武、杨然在冉中内教院     15年前,廖亦武,杨然在斜江河的情景     15年后,廖亦武重访斜江村,他正在品尝小瓶装的70度母液酒,而杨然正在为他打开大瓶装的同一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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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周淑真 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3 次 更新时间: 2011-07-04 17:54:42 周淑真 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 标签: 反腐败 ● 周淑真 聂平平 摘 要: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腐败状况的透视,并借助国际透明组织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更清晰地认识我国执政党从单纯依靠思想教育和严厉惩治,到寻求从源头上有效遏止和治理腐败的战略思路变迁历程,并得到启示。 关键词:改革开放;腐败;反腐败;国家廉政体系;透明国际 中图分类号:D089;D62;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1- 廉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腐败现象也开始蔓延,并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政党存亡和中国的长远发展。30年来,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仅在国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正如我们所切身感受到的:腐败正日益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扭曲政府治理规则、削弱政党执政权威。腐败现象的治理和预防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腐败状况究竟如何?反腐败的成效有多大?中国的反腐败思路又是如何变迁的?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个阶段性的经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状况的总体透视 衡量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状况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主观测量法就是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网上调查、电话调查等多种方式调查了解各种不同社会集团人们对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腐败状况的指标体系。这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客观测量法则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腐败程度的方法[1]。腐败程度可以用两组指标来衡量,一组是由腐败行为领域和数量分布状况反映出来的腐败频率,另一组是由腐败案件发案数量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反映出来的腐败的规模。 为了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腐败状况有一个相对客观、全面的了解,本文首先通过客观测量法,对最高人民检察院1980 -2008年正式公布的腐败案件进行汇总统计。统计指标包括查处案件数、大案要案数、挽回经济损失数以及主要的腐败类型和重点治理领域等几个方面[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0年-2008年),http://www.spp.gov.cn/]。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改革开放30年来腐败案件的数量变动趋势和重点领域变化的一些基本规律。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的变动趋势 (1)1979-1980年为第一个周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此时经济体系的运行基本沿袭计划经济的模式。查处的涉及经济问题的案件数量仅数千件,1979年数据缺失,1980年查处案件只有7000件,大案要案89件(涉及金额一万元以上),腐败案件数量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相当。 (2)1981-1984年为第二个周期。腐败现象在1981年进入第一个波峰阶段,当年查处的案件开始急剧上升,达到31000件;1982年继续上升到32602件,这一年查处的大案要案激增到2512件。1983年数据缺失,1984年查处案件有小幅回落。1981-1983年涉及的金额数据缺失,1984年仅为0.9亿元。 (3)1985-1988为第三个周期。1985年查处案件数量上升到28000件,1986年急剧上升到49577件。该阶段内大案要案数量也呈急剧上升态势,1986年大案要案也达到这一周期的顶峰13888件,这一年案件涉及金额也增长迅速,达到了8亿元。1987年数据缺失,1988年查处案件回落到21100件。 (4)1989-1992年为第四个周期。查处案件数量在1989年形成高峰,达到58926件,大案要案也高达13507件。此后逐渐回落,1992年查处案件36700件,大案要案也降至9526件。涉及金额由1989年的4.82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8.1亿元,1992年降至3.65亿元。 (5)1993-1997年是第五个周期。这一阶段我国的腐败现象蔓延比较快,几乎是直线上升。1993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腐败案件和大案要案的数量上升势头非常明显,分别在1996年和1997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即145497件和48066件。1997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在这一周期涉案金额一开始就从1993年的22亿元高位急剧攀升,并在1996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高峰67.80亿元。 (6)1998-2002年是第六个周期。1998年以后,腐败的蔓延势头受到遏制,数量下降比较明显,但是发案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查办案件达45113件,大案要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如199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侵吞公款达5000多万元;2000年,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4000多万元;1998年,浙江金华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被查处,案值达63亿元;2000年,厦门特大走私案被查处,案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多亿元。这种大案要案,对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破坏性是十分巨大的。 (7)2003-2007年是第七个周期。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别下降13.2%和9.9%,2007年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五年来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35255件,涉及省部级以上33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达244.8亿余元。陈良宇、郑筱萸、邱晓华、刘志华、杜世成、李宝金、韩桂芝、王怀忠、高严、刘方仁……这些省部级官员纷纷落马,既彰显出检察机关加大对大案要案查办力度的战果,也极大地震慑了腐败犯罪势头的上扬[2]。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腐败的主要类型和重点领域的变化 (1)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体系的残缺,以寻租为目的的各种经济犯罪开始出现,且大多以实物形态为主。此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尚未深入,微观经营体制改革之后,企业拥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为了将企业可支配的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必须开拓购买所需生产资料和物资的渠道,于是,物资计划部门成了炙手可热的实权部门,腐败发生的环节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部门,表现为主管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或者以部门的名义倒卖车皮和国家计划统配物资,投机倒把等。 (2)从1985年开始,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官商”、“官倒”成为倒买倒卖的主体,在生产资料领域和金融信贷、外汇领域的经济犯罪日益猖獗。据测算,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贷款利率差额在1138亿元以上,进出口汇差额在930亿元以上,仅这三项制度租金的总和就高达3560亿元[3]。在这种巨额制度租金的诱惑下,少数政府官员看到计划物资和紧缺商品供求矛盾产生的丰厚利润,纷纷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非法倒买倒卖和经商办企业。由此产生的“官商”、“官倒”和皮包公司使得我国的这一波腐败风潮在1989年达到高峰。 (3)1992年我国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经济改革开始转向生产要素市场,国企改制,金融、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使权力介入寻求腐败收益的机会大大增加,权钱交易形成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的现象,我国的腐败频度在20世纪90年代直线走高。腐败发生的重灾区由国有企业和生产要素行业渗透到了司法、执法领域。90年代中后期,改革初期的一些腐败类型在逐渐减少,行业不正之风普遍风行,出现了从“寻租”向“设租”发展的趋势;国有企业仍然是腐败的重灾区,政企分开和产权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金融犯罪和土地批租等生产要素领域犯罪高潮出现。 (4)2000年后贪污行贿的窝案、串案,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愈发突出。吏治腐败现象迅速增多,买官卖官、司法腐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概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腐败重点治理领域多集中在流通领域,各种类型的“公司”泛滥;90年代金融、土地批租、工程建设以及司法部门的案件十分集中;进入21世纪,一些与早期转轨有着密切联系的腐败类型在逐渐消失,新的腐败行为不断出现,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组织人事、政府采购、教育医疗、资源开采等领域成为治理腐败的重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败战略思路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战略主要是以整风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进行反腐败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要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他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旨在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政治运动。在国家领导人清正廉洁的率先垂范下,高度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相结合,清教徒式的意识形态控制了整个社会,加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使得各级官员噤若寒蝉,小心翼翼。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反腐败是以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形势出现的。由于毛泽东把腐败的滋生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把群众运动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中,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历史经验表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腐败,绝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败战略思路的变迁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我国反腐战略的基本思路是“两手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在反腐败总体思路上逐步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反腐败不搞政治运动而是应该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来解决;二是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因此反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整个80 年代,我国反腐败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抓法制建设,依靠法律手段调查和惩治腐败分子,并开始重视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开展反腐败斗争。邓小平反对把领导人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反对把官僚主义行为和特权简单地归结为思想问题,提出要把制度方面的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是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即由于我们过去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所以,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这就必然造成官僚主义、个人专断,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制度。应当说,这种分析从理论上结束了以往仅把腐败现象作为一种思想、作风问题或阶级斗争表现的历史,使反腐败斗争从一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成为一种理性、科学的实践。苏联解体前不久的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曾做过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官僚的竟占85%[4]!这说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旦失去民心,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难逃垮台的厄运。从苏共蜕变的过程来看,其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异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集中的政治权力和分散的经济结构是导致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因此,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有效办法,就是在体制上使权力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逐步确立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路。进入90年代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依靠制度进行廉政建设根治腐败的思路。反腐败战略也从80年代的“两手抓”发展为90年代的标本兼治、“三管齐下”战略,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廉政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是重点),积极查办大案要案依法惩治腐败分子,依靠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制度创新成为反腐败的治本之策[5]。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腐败产生的宏观制度结构或制度环境问题,那么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具体制度安排在诱发腐败上的作用从90 年代起日益引起党中央和专门的反腐败机关的重视。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为什么目前腐败多发带有普遍性?为什么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1993年8月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在此前进行的广泛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反腐败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的思想。此后,反腐败机关在抓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的同时,抓紧了建章立制的工作,并开始注意吸收国外和香港等地区在廉政建设方面的经验。在借鉴香港经验的基础上,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1989年8月18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反贪局。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反贪污贿赂总局,指导全国范围内检查系统的反腐败工作。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前几年反腐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反腐败应“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此后,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变成全党的共识,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腐败新思路的最终确立。总结这一时期反腐败战略最大的变化是:在坚持思想教育和打击腐败的同时,对廉政制度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措施出台后,我国进入了滋生腐败和控制腐败的因素相互角力的“相持”阶段。人大、审计、媒体等国家廉政的支柱在反腐败立法、检查和举报等方面的作用在日渐增大。 第三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反腐战略体现了“综合治理、惩防并举”的思路。对此,可以从三个视角来认识。一是从反腐倡廉内在规律的视角看思路,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二是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视角看思路,就是围绕着执政党与社会、国家以及执政党内部的关系反腐倡廉。在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腐倡廉。在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围绕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反腐倡廉。在执政党内部关系上,围绕着党的先进性建设反腐倡廉。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视角看思路,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在政治领域反腐倡廉,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在经济领域反腐倡廉,抓住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这个核心;在文化领域反腐倡廉,抓住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在社会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 为此,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3年12月,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标志着在经济全球化和“腐败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实现了从关门反腐败到开放反腐败的重要转变。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方法防止腐败,加快反腐败专门法规的立法和明确规范公务员的从政道德。它首次提出了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执政党看到了腐败产生与滥用权力之间的关系。正如2006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所说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现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胡锦涛不仅阐述了这种关系,而且进一步分析了权力腐败产生的条件。对此,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他在中纪委第三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会上都讲到了“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抓住了关键。从实践来看,权力腐败的发生都是在这三个方面出了问题。 针对权力监督和制约问题,十七大报告创造性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这是对权力的一种解构,有利于针对不同的权力采取不同的制约措施。在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上,十七大报告和中纪委的报告里,都提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调推进党务公开,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更大范围和层次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更好地实现民主监督。2008年6月22日中央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此作为今后5年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透明国际”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认为,这一文件的基本理念其实正是透明国际所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它突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廉政制度体系是该国文化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和腐败状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腐败的根本途径是消除腐败的根源,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国家廉政体系[6]。国家廉政体系包括立法、司法、审计、新闻媒体、公民社会等十余个支柱,这些支柱互为支撑,如果关键性的支柱缺失,国家廉政体系就会遵循“木桶原理”,出现功能下降、结构不稳,甚至陷于崩溃。我国在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廉政体系方面总结了不少经验,但还存在许多问题,这包括部分国家廉政体系“支柱”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和作用,存在角色缺位和不到位的情况,以及公共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难以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网络等,这与我国当前反腐败的成效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因此,如何推进国家廉政体系支柱的制度创新将是未来几年反腐工作成败的关键。 三、国家廉政体系是各种制度机制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 30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经济获得了年均9%以上的高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整个社会经历着多重的转型。社会在进入转型期之后腐败现象迅速滋生蔓延,同时开始了腐败现象边治理边产生的过程,对此现实中的人们有切身的感受。“透明国际”是以CPI(清廉指数)和BPI(行贿指数)构成的腐败指数来进行评估的[7]。CPI(清廉指数)反映的是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它的数据来源是由一些专家学者从国际上重要、著名的调查报告中(如号称世界“权威”的“盖洛普”、“政治与经济风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和组织所作的调查报告)提取有关人士对各个国家腐败程度的感觉和评判数据,加以综合评估,给出分数。CPI(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2.5~5.0之间表示腐败比较严重;0~2.5之间则为极端腐败。一个国家至少被3个或3个以上的数据调查过,才能被列入清廉指数。 下面我们引用“透明国际”发布的中国的腐败指数变化情况来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评述。(数据来源:透明国际网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过勇:《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透明国际”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即1985年以前,我国的清廉指数为5.13,总体腐败状况并不十分严重。1986年开始,我国的腐败状况迅速恶化。国际组织(世界银行的控制腐败指标,涵盖151个国家和地区)的评价进一步发现,我国的腐败排名大致处于世界上中等偏下水平,如果只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则排名相当靠后。在转轨过程中,我国的清廉指数急剧下降,从1985年的5.14一直降到1995年的2.35,处于样本国家中的倒数第二位,这说明我国清廉状况迅速恶化。1995年腐败指数达到改革开放30年中的极大值——腐败指数标准化数值为1,排名在51个上榜国家中的第50位。1979—1997年的18年间,被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速度超过了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转型期的我国已进入腐败的高发期和多发期。我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清廉的国家”变成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 1998年以后,我国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然比较严重,清廉指数基本维持在3.1—3.5之间,这说明我国的腐败开始进入了滋生腐败力量和反腐败力量均势的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并不意味着反腐败形势有了根本好转,而只是说随着腐败的惩治力度的加大和一系列反腐败制度的威慑,腐败形势急剧恶化的势头有所控制,但是总体腐败水平仍处于高位,仍然属于世界上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8]。在社会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新旧制度、体制交互存在,旧的体制没有退出,新的体制尚未规范到位,给了权力掌握者以极大的利益采量空间。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权力,并在没有边界的情况下过度使用权力,是权力运用的一般规则。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的特征大体相似。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经济体制迅速转变、社会结构激烈变革的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和20世纪末叶的俄罗斯等都曾出现过腐败现象高发的情况。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了社会转型国家腐败高发的现象:“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就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亦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9](P53), “美英两国政治制度在上述各自的政治腐化时期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并遭到一定程度的腐蚀。”[9](P5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先后有40多个执政时间超过30年以上的大党、老党丧失了执政地位,除了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之外,引人注目的还有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尽管这些政党下台的原因很多,但党内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的确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腐败是导致这些政党执政基础削弱、执政能力降低、执政地位动摇的根本原因。 国家廉政体系是各种制度机制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而我国现实中还存在政治制度空转、监督体制缺位的现象,人大、政协的地位作用还未能充分体现。有学者总结中国官僚腐败的根源集中体现为两个不对称性:一是权力不对称性,指的是公共权力和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力量的不对称性;二是信息不对称性,指的是由于腐败隐秘、敏感特性而造成的腐败者和反腐败机构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称性[6]。权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最大化的结果必然是导致腐败。因此,反腐败机构的工作可以总结归纳为要解决这两个不对称性问题。 美国学者苏珊·罗斯·艾克曼在她的《腐败与政府》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述:“对于中国来说,一个依靠个人关系已经成为规范的社会要想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和公有部门体系并且更加非人格化的社会,其过程是相当痛苦的,这其中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比如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公开信息在发达国家是标准的政府行为,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却严重不足。”[10] 解决权力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政府重新认识和定位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衡。中国要成功消除腐败的结构性根源问题,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更多来自内部,来自党和国家内部的官僚主义、低效率以及公共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的挑战。解决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需要为公民社会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渠道。改革开放30年来,公共权力向社会的逐步回归和政务信息的日益公开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当今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势不可挡,民众必将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也只有让权力受到制约、让阳光照亮体制,腐败的蔓延才能真正得以遏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参考文献: [1]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1). [2]参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16;马海军.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251-256. [3]李成言.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28. [4]王寿林.权力制约与监督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8. [5]任铁缨.略论反腐倡廉建设三十年[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6). [6]胡鞍钢.反腐败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廉政体系[N].检察日报,2007-05-29. [7]透明国际网站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http://www.transparency.org [8]过勇.经济制度、转轨与腐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0. 李学勤.民主与改革[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5. [9][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0][美]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M].王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38. 责任编辑:向波 来源:《探索》2009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8-1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视野中的政党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06BZZ0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多党合作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06JZD0037)。 作者简介: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平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20.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周淑真 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 相同主题阅读 周淑真 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 辛向阳: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反腐败——执政党生死抉择在路上 许耀桐:查处腐败:“第一任务”和“过好五关” 林喆:2010年: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 李辉:当代中国腐败治理策略中的“清理”行动 杨曾宪: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何鹏程 郑晓军:关于科学化反腐的几点思考 施雪华: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 虞崇胜:腐败成本论——加强反腐力度的新视角 贺国强: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和静钧:美国反腐杠杆:检举人分成制度 林尚立:以政党为中心:中国反腐败体系的建构及其基本框架 姜明安:《法治反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序 王爱芹 董兵团:反腐败应处理好两大关系 杨恒均:地主老爸放言:又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啦! 戴长征:腐败与反腐败:变革之中的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徐贲:是什么力量在美国遏制腐败? 杜光:遏止腐败的最佳选择是改革政治体制 张鸣:反贪局长如何会变成“贪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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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交Party,也能安排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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