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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一、大兴县大屠杀的背景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暴力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831”事件:杀尽“黑五类”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这天。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而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三、“革命行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及其怂恿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屠杀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暴力主张,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p#分页标题#e#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谎言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杀!霸占“黑五类”的妇女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计98人。98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全文附后),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2000年3月20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 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和“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他说,67年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付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49至63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63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绝对逃脱不了厄运。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55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为的是能不还。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结束语 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逐步解开这个迷团。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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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Ethan Zuckerman出任麻省理工学院新职

Ethan Zuckerman照片由伊藤穰一拍摄,依据创用CC-BY-2.0使用 Ethan Zuckerman 为全球之声共同创办人,长期担任哈佛大学 柏克曼網絡与社会中心 研究员,他将成为麻省理工学院“ 公民媒体中心 ”主任,以及该校 Media Lab 首席研究员,将于2011年9月1日起上任。全球之声在此表达恭贺之意,也期望能参与及学习未来各项研究。 “公民媒体中心”(旧名“未来公民媒体中心”)成立于2007年,获得奈特基金会赞助,探索数位时代新闻与资讯的机会和挑战;该基金会于6月22日 宣布 ,将另提供376万美元经费,供“公民媒体中心”拓展研究及触角。 哈佛大学Nieman Lab于6月22日早上刊登一篇文章,由 Andrew Phelps 访问Ethan Zuckerman,他在其中表示,“公民媒体中心”的视野不仅限于公民新闻,更会分析網絡社群如何沟通,以及如何对“公民积极活动”做决定。 他指出: 公民媒体有时关键是动员,有时是社群记录,除了新闻,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几乎等同于社群如何依据讯息做决定;在如此宽广的范畴之中,我对于研究某些领域格外感到兴奋。 过去几年前,我花费不少心力,希望协助你我聆听社会边缘的无声大众,全球之声即为一例,不只希望让开发中国家人民有机会发声,也让世人更有机会听见他们。“未来公民媒体中心”过去亦有不少研究着重于此一方面。 Ethan在 个人博客 提到,对于该中心将同时触及理论与实务相当兴奋: 这个中心座落于Media Lab和“比较媒体研究系”之间,让研究人员得面对极有意思的挑战,除了要创造新工具,也要发展公民媒体领域背后的思维和理论。 得知这项人事消息后,Matthew Ingram在GigaOM网站好奇,未来“公民媒体中心”是否会 协助 重建地方媒体,因为现在许多新闻媒体在数位时代都求生不易;在此之前,麻省理工学院在四月才宣布,将由 伊藤穰一 出任主管,伊藤是位极具影响力的網絡企业家,亦为 创用CC 前主席兼执行长,亦担任 全球之声董事会成员 。 校对: Soup 作者 Solana Larsen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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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艾未未和两位80后艺术女孩的对话(2010.07)

艾未未+石婧+张瑞 访谈 A=艾未未 S=石婧 Z=张瑞 A: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S:石婧、内蒙人,生于1984。 Z:张瑞、天津人、27岁、B型血。 A:B型。石婧是A型? S:O型血。 Z: 她有点像A型。 A:那为什么要画画儿呢? S:觉得自己画得比较好。 Z:出于兴趣很自然地就画画儿了。 A:对什么有兴趣? Z:太多了,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和事啊。 S:对它们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A: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 S:画画儿是一个可以自己完成的独立行为,它可能和上学有关系所以这个方式比较贴近自己。 Z:像个迷路的人看到班耀眼的车恰好又是离自己最近的就上来了。 A:因为这个方式是你们学过的? Z:有一定影响。在美院呆了4年,我们大学是一个班的。 A:你们好像学校情节很重哦。上学学的这个,始终是学校学生的一种情结。最初还是因为决定了学画画儿嘛。那么画画儿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Z: 不清楚她到底是什么,挺有意思的吧。 A:挺有意思就像你说看电影挺有意思,卡拉OK挺有意思,那么绘画作为一种人的行为,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作为一个在做这个事情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Z:绘画是独立的具有创造力的工作,需要个性化的语言。怎么排除大环境里的干扰、误导、错觉、矛盾,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并转化成自己语言的过程是我目前画画儿的状态。也会常假设自己和各种人和世界的关系。 S:可以通过画画儿来思考,是一种思考方式。 A:怎么能够通过画画儿思考呢? S:对于事件的选择,画面的取舍,自己的角度是什么。 A:比如说关于你新疆那些人,你是想表现什么?取舍了什么? S:那些是画在我中学时政治练习册民族问题的几页里。没有取舍什么,就把他们直接画下来了,看到这些通缉犯图片时给我一种与其他罪犯不一样的感觉。当时对七五那件事很关注,而媒体的报道和网上消息的出入,还有被删除的文字和视频都构成了这个事件。 A:什么是犯罪? Z:反人类的活动都算吧。 S:这个国家用权利给公民定的罪。 A:那怎么个不一样的感觉呢? S:这些被通缉的维族人都是有信仰的,他们的暴力,看似凶残的行为,也都是因为信仰,不是简单的恶念,而是出于善,相反以善的名义去侵犯别人的信仰才是邪恶呢。在网上看过一段视频,乌市七五后的街头很萧条,地上躺着一个人,看不清是男是女,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好长时间,有一个部队整齐的走过去,偶尔也走过一两个人,但那个地上的人始终无人问津。 A:讲的很好,但是讲问题是要这样才能把事情讲清楚,我不追问这事儿就变成没有思想,那么我看你们还画了很多很长事件当中的影像或者人物,都画的非常好。石婧的可以说是有点简笔画儿一样,非常少,画的很轻很淡。或者是材料的用法,纸张的选择,形成了一体,画儿和纸张和你处理的感觉达到一个非常自我的完整和饱和。张瑞的呢,画面通过含蓄的笔触微妙的线索创造出灰色像梦一样的调子,沉稳安静。不光画儿本身,这东西又呈现出另外的含义或者价值,那么想说什么呢? Z:以个人的立场表达,而含义可能是普世的。 S:我画在不同的纸上,随意性很强,画完有好多偶然的结果。一个事儿拍出来和画出来就变成两种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画出来的更像是自己的,就是说更主观。 A:所以他表现了你的一种内在真实,这个真实已经不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的现实,拍出来已经不是现实。因为拍出来是要用在不同地方的。那么再次从图片上出发去画,这是你比较多的一种做法是吧。那么他有了你的内心表达。你们老借助于图片,对图片有一定兴趣喽。图片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Z:像种子。 S:图片是观察世界的方式,我平常上网时间长了一出门看外面的事物反倒觉得不真实。 A:你们上网的时间有多少? Z:我不一定。如果这段时间画画儿就比较少,尽可能进入相对封闭状态,更容易让自己安静下来。而不工作的时候会常挂在网上。 S:醒着的时候70%都在上网,画画儿也经常对着电脑。 A:醒着的时间是多少? S:每天大概睡7、8个小时。 A:你睡8个小时,就是说有10多个小时在网上。每天都是这样吗? S:差不多。 A:你们在网上通常干什么呢?比如一上去会打开什么呢? Z:看邮件、新闻、上推特。也常在网上购物。 S:看看推特,开心网转贴什么的。 A:开心网是什么网? S:可以在上面认识一些朋友,形成一个小圈子,然后互相转贴,做游戏。 A:有多少朋友呢? S:100个左右。 A:你们俩怎么总会在一起? S:住在一起。 Z:大学时就常在一起玩儿。 A:她是蒙古人,你是天津人怎么会特别不错? S:内蒙古汉族。 Z:臭气相投。 A:呵呵,臭吗?你们俩。 Z:还好,五味俱全吧。 A:怎么会来北京的? S:当时我的高中同学在北京上学,她说,咱们毕业了在艺术区租个工作室当自由艺术家。我一听觉得挺好,就和张瑞说了。大三快结束时候的事儿。 Z:听这事儿后很兴奋,我们就谋划三个人一起租个工作室。快毕业时她的同学公费去了俄罗斯留学,又变成我们两个做这件事儿。实施起来和想象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A:当时怎么想的? Z:租一间房子,简单装修住进去就成了。但具体做起来处处是问题,砌墙,走水电,那会儿每天和工人在一起,像盖了座房子。 S:开始也没想过这些细节,就希望有个工作室可以画画儿。 A:那你们生活能力属于很差的吧? S:有点差。 A:但不是特殊差,因为你们那一代都这样吧,都是独生子女。那么独生子女是怎么回事儿,能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独生子女吗?他们特征是什么?你们这代人。 S: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如果多生了工作就保不住了。 A:对呀,这个成长的环境,那你们这代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没事儿,咱们都是80后,你们尽管说。 Z:关注自己更多点儿,单纯些。 A:哦,单纯。因为知道的事儿少还是说比较傻? S:都有吧,一直在学校里,对社会的事儿知道很少,所以才傻。又因为是独生子女在家都受宠惯了就会自私自恋。 Z:走出校园好很多,在美院生活过得混沌,痛苦和快乐也无从追究。个人的精神状态在学校的那几年不是特别好。当接触社会之后会逐渐摆脱自恋的情绪,学着自立。 A: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Z:双职工。 S:也是。 A:是呀,他们上班下班供你,蛮辛苦的喽。 Z:父母尊重我的决定,从小吧。亲戚家都不放孩子出来,爸爸妈妈不但没反对,并且对我的选择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其实和他们之间代沟挺深的,在一起的时候会常吵架,爸妈也不认为画画儿会出人头地或怎么样,在我身上没有寄予过多希望回报。电话里就是说说生活上的问题,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钱花之类的。摊上了他们还是很幸运的。 S:我父母也从没给我过什么压力。您博客被封前我爸经常去看,还把喜欢的打印出来。 A:是他先认识的我? S:我去参加“童话”他就知道您了。 A:讲讲你们怎么参加的童话,童话是怎么回事? S:寒假在家时张瑞告送我的。 Z:我是从您博客上知道的,就报名参加了。当时第一次出国,很梦幻。到了那儿吃住玩都不用花钱,我当时想共产主义也就是这样了吧。 S:童话就是天上掉馅儿饼。 A:都已经是07年的事儿了。 Z:您开博客后我们就常看。 A:哦。 S:那会儿在博客里还给我评论了一条,之后就更加关注了。 A:评论了什么? S:评论“好画,好话。”第一个画是画画儿的画,第二个是说话的话。 A:那还不错。 S:一般给名人留言都不会回,就不可能有交流,当时挺激动的。 A:那是哪一年? S:06年。 Z:她告送我这事儿,我们俩坐在班里谈论,现在还记得那情景。 A:还在学校? Z:大四吧。您博里的每一篇文章都看过。 A:所以你们也是被洗过脑的? Z:是给脑子凿开点儿光了。很多东西出于共鸣而这些在老师那儿又得不到。 A:会不会感觉你们太偏激了,或者说被人给误导了? S:可能学校里的人会这么想?还有那些没有独立思考的人,只要你想法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同他们就会觉得是偏激。 Z:上学时有点儿不合群,被家里人说成个性。和学校感情不太深。 A:没有人真正关心人和事儿。 Z:师生之间的不信任感很强烈。 A:互相都没有说过真正实话所以就不可收拾。 Z:是。 A:那么到北京来,我看你们一直状态很好,视野也比较广了吧。后来你们参加了公民调查的工作,还有其它一些社会活动。你们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 S:想参与,觉得挺对的。 Z:对,有认同感。 A: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害怕呀,紧张呀? S:没有。 Z:会有紧张气氛但没害怕。 A: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多80后得到一定信息以后也会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他们好像非常自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S:我觉得会,像前几天网络上袁腾飞的讲课视频特别火,很多年轻人受他影响。一些内容挺震撼的。 Z:讨论问题的气氛一下变得很活跃,很多人都试图离真相更近。 A:他的名字还不是敏感词? S:不是。 A:我的名字可以用吗? S:不可以用。 Z:用符号把名字隔开会好些。 A:那你们怎么想这个事儿呢? S:特别愤怒,删除了封杀了也抹不掉敏感词的存在呀。 Z:这些东西被删,会想是为什么。 A:你们愤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S:他们越不让干的事儿就越干。 A:为什么会这样呢? S:一个人连上网说个话都要被审核,他看的内容也是被审核过的,太…… Z:有人告送我远离政治,环保和慈善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后来和她在聚会上基本就吵起来了。其实在没有关注社会事件之前我和她想法差不多。 A:那么你刚才谈到愤怒,什么是愤怒呀? S:人性里的一种情绪。 Z:对。 A:愤怒的时候你该怎么样? Z:有时会借助网络排解一下,发发推。 A:就是这样吧,哦?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太大伤害。 Z:没有。 S:要是对我造成直接伤害我会想一些行动上的措施。 A:哈哈,行动上的措施? Z:你危险了。 A:推特是一个很自由的园林哦,想什么就说什么。 S:前几天我在推特上说接受任何人的捐款,第二天就有人给我打了300块钱。 A:多好呀。 Z:挺有人情味儿的。 A:捐款就是把帐号放上去是吗? S:嗯。 A:这个我应该试试,能捐好多钱那。 Z:我们给赵连海通过推特捐过钱。 A:他挺不容易,一个开黑车的,挣上钱给家里,被进去家庭经济来源全断掉了。 A:那么你们对社会的参与,对公共事件的情感会影响到你们的作品吗? S:会。 Z:会的。 A:很多人都说艺术是艺术,不要搞得太政治,会影响你们吗?你觉得这种说法是什么? S:这种说法是特别无知的,他们能定义艺术吗? A:对呀,他们又能定义政治吗? Z:一说起政治有人觉得肮脏,但我们每天生活在社会里会面对不同的人和事,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自绝于社会就不可能绝于政治。就像他们去关心环保,整洁的环境是我们想看到的,那么思想的垃圾就不需要清理了吗?丑陋的行为摆在那儿你不觉得碍眼吗? A:你们有没有忽然一下觉得自己挺棒的? S:会。有人说两个女孩还这么关心政治。一个是女孩,一个是政治。 A:还是搞艺术的。 S:你想一件事儿的时候还先想一下性别吗。 Z:首先我们是人。很多事儿因为大家不去知道不去关心才会无动于衷。 A: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也知道但不站出来那是什么样的人? S:可能出于家庭,或者为了多保全自己的一点儿。 Z:犬儒主义。 A:但他们什么也保全不了有什么可保全的,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吧。我觉得还是放弃了好多。你们这个展览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希望达到什么结果呢? S: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对社会的表达。 A:张瑞呢? Z:能带给观者些问题,每一张画儿背后是一个事实在那儿,内容是从社会事件中提炼出的。 A:那提炼的是什么呢? Z:看一些事儿产生想表达的欲望后,考虑绘画性的问题就多些。一张画儿构思的时间越长很可能就越顺利地完成。没有想法的时候拿着画笔在布上消耗时间,结果还是刮掉了。 A:其实思考和情感还是个基础。 Z:喜欢有力量点儿的作品。 A:那今天的生活让你们兴奋吗?愿不愿意做一些作品,还是怎么? S:让我兴奋的地方是在不断抛弃旧的想法。 Z:会。面对问题会鞭策自己去思考,画画儿是封闭的工作,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可以吸取到另外的养分,二者不矛盾反会对前者起到很大支撑。摆脱掉很多不快乐的情绪。 A:对,过去的不快乐太假了。 Z:很渺小。 A:我看到你画了一张上访人员留守处,那张画儿,能大概讲一下里面的状态吗?为什么会画这个呢? Z:是去年12月23号发生的一件事儿。08宪章发起者刘晓波初审,刘艳萍、石婧和我在法庭外因手臂上系了条黄丝带被警方强制带走。从上午十点关到下午六点多,后石婧和我被送到了丰台区的马家楼信访办,万幸没被接走,大概晚上8点多放的我们。在警车里因为不服气我和国保理论,他们其中一个对我大声呵斥了句:你太有思想了!令我印象很深。 A:你们怎么想这个事儿,个人小的行为和国家和颠覆国家这些重大的事件,怎么能产生奇怪的关系? S:很多人在恐惧之中的时候,我们做了一点小事就特别引人注目。 A:那个小破黄丝带会变成世界上最耀眼的东西。 Z:9点多就去了当时带黄丝带的人还不多,只看到了我们。 A:你们挺不错的,听说你们出事儿我才去的。那张画儿后来的状态很好。照片发出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你说什么时候会觉得一个场景有意思呢。每天我们都看到无数个场景,为什么这个场景会印象深刻,具有含义。 S:它存在于一个事件里。 A:它定义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点。你们自己有什么要说的吗? Z:希望每个人都能多关心点儿自己。 S: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我们的这个展览。 A:石婧,你开始长胡子了。 Z:石君子。 A=Ai Weiwei S=Shi Jing Z=Zhang Rui A: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ves. S: Shi Jing, from Inner Mongolia. Born in 1984. Z: Zhang Rui, from Tianjin, 27, B Blood. A: B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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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配置SSH/PAC翻墙

来源: http://ilanceli.wordpress.com/2011/03/31/ios-configuration-ssh-and-pac-fuck-gfw/ 我的测试环境: iphone 3GS 4.1 港版 JB by limera1n 1.通过cydia安装OpenSSH(必须)和MobileTerminal , 无MobileTerminal可以使用其他的ssh工具, 如iSSH, pTerm, SSH-Terminal, 破解版可从 apptrackr.org 上获得, 以下以iSSH 4.5.1为例, 因为我的MobileTerminal有点问题.(当然iSSH的功能不限于本文,功能很强悍的说). 2.一个可用的ssh帐号,免费的不好找,收费的大概不到10RMB每月. 3.配置iSSH, 增加一个configuration, Host连接本机:127.0.0.1, port默认就好, login用root, 密码就是你的密码, 其他全部默认. 如图 4.Save之后主界面就会出现刚刚添加的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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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赵连海狱中一度命危 郭利获家人探望健康日差(图)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RFA独家:赵连海狱中一度命危 郭利获家人探望健康日差(图) 2011-03-24 北京“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官方称已经获“保外就医”,但始终没有释出他的任何消息,据本台获悉,赵家的四邻有的被当局租房监控,而去年他曾绝食六天,一度命危,后在狱方强行灌食下脱险。另一位北京的患儿家长郭利,目前在广东揭阳服刑,家属首次获准探望,他的母亲告诉本台,郭利拒绝认罪,由于环境恶劣,身体越来越差。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图片:北京毒奶粉患儿家长郭利,因维权被奶企陷害入狱。(郭利家人提供/记者乔龙) 去年11月10日被北京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半的“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官方称,已经回到家中,但仍然失去自由。本台周四多次致电赵连海及其妻子手机,但都显示关机或“没有这个号码”。   据接近赵连海的人士透露,赵连海继续受到当局监控,四周有住房被当局用以安放监控设备。另据知情人士称,赵连海闻判后,绝食六天,第四天时,其体内的微量元素一度到了生命极限,随时有生命危险,当局强行对他灌食。   另一位被誉为“赵连海第二”的北京毒奶粉患儿家长郭利,去年被广东潮州中级法院再审裁定,敲诈勒索罪成立,维持5年刑期。   目前在揭阳监狱服刑的郭利是同声传译员,精通英语,他的父亲星期四告诉本台:“张燕生律师和郭立的妈妈到揭阳去看他了,今天晚上回来。给他带了一些东西,有的东西不让带,说是他在里边期间也用不着那么多东西。尤其是好多关于书籍,英文的、德文的这些书籍没有让他带。有几本字典带进去了。”   郭利的母亲幸宏告诉记者,监狱环境恶劣,没有菜吃,儿子的健康状况很差:“现在身体不太好,精神状态还可以。由于伙食长期缺乏营养,就吃主食没有菜,身体很亏。咱们没办法,给他留点钱。会见,托人延长了半个小时,一共跟他聊了有一个小时。他还是不服。”   幸宏说,要求再审期间,郭利的申诉材料被看守所声称“丢失”:“而且他的手提包再审的时候在潮州看守所给丢了。衣服、申诉材料全丢了。而且在潮州看守所的时候,公安人员还跟他说‘你要跟雅士利认罪的话,就可以很快把你放掉’,但是郭立没有认罪。”   幸宏是在郭利的代理律师张燕生陪同下首次探望儿子。张燕生提供的郭利再审案辩护意见书称,施恩雅士利公司为了阻止消费者郭利与媒体接触,在郭利与其没有任何接触、没有提出任何索赔要求的情况下,采取欺骗、引诱的手段,佯装民事谈判,雅士利在拿到郭利索赔300万元的凭据后,便向公安机关报案。   张律师说,郭利表示将继续申诉:“他一刻都没有停止。他在刚刚进去的时候就让他认(罪),他就坚持不认。说他已经直接通过监狱向最高法、最高检、中纪委,他说,他都写过申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他说是通过狱方给他发的。”   谈及狱中环境,张律师说,郭利也关心赵连海的近况:“他在那里边,有时连杂志什么这些信息都不给他。别说是您这边的报道,就是国内的报道都不给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消息。我们这一次来,好像监狱里边好多干警都不了解他的案情,好多干警还在问,我们也给他们都讲了,材料拿过去,(干警)看完以后特别生气。”   郭利家人是在去年12月30号收到再审裁定书,郭利的母亲说,他们不会放弃:“中法已经驳回了。我们又上诉到广东高法了。高法要驳回,我就上最高人民法院,还是申诉。”   从赵连海到郭利,两位家长均是因维权,分别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和“敲诈勒索罪”送入监狱,前者在国际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获得“保外就医”,而后者被判刑五年,仍然身系牢狱。而出售三聚氰胺奶粉的陕西渭南市乐康乳业有限公司原经理张文学犯生产、销售三聚氰胺奶粉罪,日前则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另一被告马双林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结石宝宝之家”代理负责人蒋亚林对此表示:“郭利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家长,但是包括毒奶粉受害者的孩子这些家长现在在遭受牢狱之灾,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不存在公正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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