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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故乡网 习近平不会带来什么变化

核心提示: 在这种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压倒性形势下,小习极有可能选择维持现状;而这将意味着,达兰萨拉的希望仍然会令人担忧地变成失望。 原文: Xi is No Different 译文:习近平不会带来什么变化 作者:D·布琼索南 日期:2011年7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庆祝西藏"解放"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说,"我们 要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彻底粉碎一切破坏西藏稳定、危害祖国统一的企图。" 他进一步表示," 西藏6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 "习近平将于明年继任胡锦涛,成为新的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 然而,在 达兰萨拉的藏人高级领导层中 有一股莫名其妙的乐观和希望,光明可能来自北京。 洛桑森格在竞选 流亡西藏总理期间(他现在已当选)多次表示,当2012年习近平带领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后,事情可能会有改观。 同样,现任总理桑东仁波切,在西藏流亡议会15届一次会议上发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说,世界局势风起云涌,特别是在中东;未来几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然而,基于目前的现实,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执行董事 丹增多吉不同意这种过高的期望;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总部在纽约,倡导以非暴力的方式采取直接行动,促进西藏自由。丹增说,"习近平的父亲是改革派,他的妻子是一位艺术家,这些家庭关系可能令一些人产生不成熟的希望,他上台后会做些什么;但是 习近平是一名死硬的政治技术官僚,无论对中国还是西藏而言,他不可能有进行伟大变革的愿景或想象力。"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前总理,曾于1954-55年间在北京会见过达赖喇嘛;据说达赖喇嘛曾经送给他一块劳力士手表。 上世纪80年代,当达兰萨拉考察团访问北京时,老习也曾是官方的中国方面的对话者。 习仲勋以其自由派思想闻名。 然而,习近平个人的政治观点仍然云山雾罩; 即使在他明年上任之后也 可能将继续如此。 考虑到习近平的政治观点缺乏透明,他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以及他在拉萨最近的一次讲话表明他上台后将继续北京目前在西藏的高压政策。 基于这些事实,西藏流亡政府的信息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土登桑培说:"我不认为习近平一个人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温和的西藏政策。 他必须依靠他在中央政治局的同事,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的想法是,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会考虑,坚持目前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更安全。" 下一步的汉藏谈判的希望更为渺茫,因为 习近平领导下还要面对其他一些更棘手的重大问题:数十年来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饥渴使得环境遭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社会极度脆弱,除了西藏、新疆(译注:原文是"东突")和内蒙古外,每年有超过10万起社会抗议活动;总体经济需要大规模调整,使增长更加可持续。 流亡藏人最高层的假设似乎是,我们在与一个自信、负责和理性的中国打交道,这是一个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有尊严的国家。我们经常谈到,现在 几乎是老生常谈的论断是,如果西藏和中国在一起,这将有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 但是,这一假设和现实情况差之千里。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秩序高度不平等的不成熟国家。 裴敏欣写道, 其偏执的领导人一直在持续担心其政权会被本国人民​​推翻。 达兰萨拉的乐观是寄希望中国将进行政治改革,这将点点滴滴地惠及汉藏会谈,反过来又会给西藏问题带来一个新的积极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谈论政治改革已经三十年了,却没有任何进展。 温家宝总理经常呼吁"政治改革",他还呼吁限制高层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任期。 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2010年10月,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 发表了长达4600字的公报,肯定了"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在这种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压倒性形势下,小习极有可能选择维持现状;而这将意味着,达兰萨拉的希望仍然会令人担忧地变成失望。 作者是住在达兰萨拉的诗人和作家 本文表达作者意见,不代表网站观点。 相关阅读: 《彭博商业周刊》习近平对西藏发出警告,同时警察在新疆开枪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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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徐焰:“一大”代表的五种结局_

党的“一大”的十三名代表最终有五种结局。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有两人:毛泽东、董必武。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病故,也算是烈士。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两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又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是解放后回来了。从“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寻找组织、迷途知返的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当然他们不能再重新入党了。叛党变成反革命的三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而陈公博、周佛海成了汉奸。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这些人都没有想到将来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些不同观念的人以一种学术研讨的形式参加了党的建设。1982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研时曾访问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我问他,为什么您当了“一大”代表?他说,当时只是说要开个会,李大钊有事儿离不开,罗章龙和邓中夏又很忙,就让我和张国焘去了,我根本没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会。那时,就像在茫茫黑夜之中,50多个知识分子,选出10多个代表开一个会,将来的前景怎样谁能想到?那时他们确实没有感到他们从事的将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业。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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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就在昨天,编辑邀我写一篇关于药家鑫的文字。实话实说,对于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太多关注,只知道微博上有不少人在讨论,零零散散看过几眼。一个印象是,场面宏大,群情激愤,大凡反对判处死刑的,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我承认,我是一个死刑废除论者。具体写作方面,通常只做观念上的陈述,而不涉及具体的案情。若干年前我还写过一篇《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的文章,表明自己因何反对死刑。就在昨晚,为了解药家鑫案,我在微博上简略谈到五点,以求抛砖引玉:   1.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2.你可能不只在表达一个观点,而且在杀一个人。3.废除死刑不等于废除刑罚。死刑之外,刑罚之威慑仍在。4.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5.若我被杀,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   “引玉”不成,引来一堆砖头,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短短半小时,有近500条回复,多半是针对我的人身攻击,“我先杀了你……”云云。更让惊奇的是,几位看似温良的女子,也嚷着要提刀索取公正了。记得在上篇专栏里我特别谈到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充满暴力——“无知的军队在黑暗中混战”,虽然我不曾因言论受到直接的人身伤害,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暴戾之气却是随处可见的。   不想纠缠于这种暴戾气氛,随后我删除了相关微博。我喜欢安静,若无讨论的气氛,不如“见坏就收”。而现在,夜深人静,借着这篇文章,有必要对我的上述观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这大概算是一句西方谚语了。我引用它的意思是,对于一个人是不是要被判处死刑,应该由法官来定,作为民众,虽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不能过于轻率,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无论自己还是他人生命的重量都是一样的。   由此,才有了第二点——“你可能不只是在表达一个观点,而且是在杀一个人”。先不论药家鑫的结局如何,在中国,审判经常受到来自官方(上级部门的干预)或者民间意见(所谓“民愤极大”)的影响,也不是什么秘密。如今虽已告别了群众运动的年代,但因为“民愤极大”导致犯案者被判死刑的事情亦时有发生。在我印象中,2000年天津曾经发生一起泼硫酸的案件,那位叫刘金凤的女子便是在媒体密集声讨下最后走上法场的。民意一旦主导法庭,代表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就不再是法庭,而是分贝最高的那一部分民意。   第三,“废除死刑不等于废除刑罚。死刑之外,刑罚之威慑仍在”。这句话是想纠正一个错误,即现在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杀人犯若不偿命就等于逍遥法外。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罪犯而言,终身监禁的活刑,其惩戒作用并不一定比死刑差。至于有人担心有门路的杀人犯两三年就可能出来。若真如此,从逻辑上说最需要改变的当是堵住相关司法漏洞,而非让原本可以不死的人继续去死。   第四,“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这个判断来自我多年所得的经验与判断,相信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举例说,2005年11月9日,艾绪强在王府井开车撞人致多人死亡,此为社会之大不幸;而在庭审过程中,部分受害者家属希望分割艾绪强可卖的器官以求赔偿,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幸?   第五,“若我被杀,请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我承认,我很犹豫是不是要写下这段话,它是一份简单的个人告白,但并不止于此。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这个社会不要永远生活在“我要报仇”的回声里。而我能有此觉悟,其一自然是因为了解宽恕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十年前听说了那个震惊中国社会的德国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据查,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即所谓“激情杀人”。四人随即被捕并被法院判处死刑。   让许多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专程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相关案情后,老人竟然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位年轻人死刑。不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还是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拒绝了受害者家属的求情,维持死刑的判决。故事并未因此结束,同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   为什么要在一具尸体上寻求不可能完成的公正?读到这样的故事,您也许渐渐能理解我所说的“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了。宽恕可以在仇人的身上拓展你的生命,而同态复仇却可能终结一切。有罪者如果能够真诚地悔过他对另一个人的杀害,他会尽量去弥补他的过失,去帮助受害者完成生前未完成的事情。一个人被杀,国家再杀杀人犯,实际上连续做了两次减法。死者及其家人除了捍卫“杀人偿命”的古训,满足了大众“嗜血的正义”,究竟又得到了什么?   以上是我大致的一点想法。只是简单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竟然被许多网友喊打喊杀,“先扎你8刀”,让我再次看到“民愤极大”的内涵。谢天谢地,好在只是在网络上。如果是在一个广场上,面对这群人,我是不是要成为“人民公敌”了呢?   这个社会会好吗?此时,我最想说的是,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无所不在的戾气与不宽容。它们随时可能暴雨成灾。   没有谁不惋惜张妙的惨死,没有人不痛恨药家鑫的残忍。在此,我更无意为药家鑫的恶行辩护。然而,面对这个社会随时可见的“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首先想到的是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你了解当年的南非是如何终于走向和解,如何避免冤冤相报,就知道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在面向一个可期的未来时,在日常的辩论中培育宽恕与和解的精神将是何等重要。 —————————– 答熊培云:比不宽容更可怕的是不公正 就在今天早上,我在猫眼上看到一篇熊培云谈药家鑫案的文字。实话实说,对于熊老师洋洋洒洒的漂亮文字,我未敢苟同。我没有不承认先生你不是一个胸怀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者。你也曾谈到“没有谁不惋惜张妙的惨死,没有人不痛恨药家鑫的残忍”,甚至阐明自己的文字并非为药家鑫辩护。但面对“极大的民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你质疑了、止步了,这可能也与你自己所说“对此案并没有太多关注,只是知道微博上对此讨论热烈”所致,于是你劝诫群情激愤的国人: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而我所先看到的,却是第一位留言者的寥寥几笔:比不宽容更可怕的是不公正。这也恰恰是我个人的观点,于是便拿来做了此文的标题。切莫见怪。 我承认,打倒一篇文章有时需要一篇文章或者万千著作,有时也只需要简单的几个字。很不凑巧的是,你的千字文章倒下的情况属于后一种,因为它在这十二个方块字面前不堪一击。这并非我妄言,若把你的那篇劝诫文章和这同一句式的十二个字并列排放,四两拨千斤之意味便油然而出了。你在微博上留下五点箴言,面对回复当中的群起攻之便觉充满暴戾之气,心有不满便快意删除。于是开始感叹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充满暴力,生活在这个国家,暴戾之气却是随处可见的。 国人暴戾,是当下实情,网上网下,言语不合便拳头说话这是常有发生的。暴戾绝非所有人的最终解决办法,此点我表示赞同,我也希望能够主张宽容,可是现实当中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暴戾成了所有人到最后唯一可选的解决办法,这是别无选择。事出有因,因为选择暴戾来充当火把的办法是遭遇了几乎难以翻身的不公正。 先生提到五点,那么我也提出五点,来借着这篇文章谈谈先生到底在哪里止了步,又在哪里绕了弯。我敢保证,我绝不饱含热烈激昂的忿忿情绪。此时此刻,我很安静,安静到即使发表了什么不合逻辑的言论遭人拍砖也不会就此删去。 第一,药家鑫案跟废除死刑不可混为一谈,根本就是两个概念。熊老师坦言自己是个死刑废除者,我不敢保证大多数人是否都有暴力倾向,但我绝对健康,包括身体还有心智。药家鑫先撞后杀,手段恶劣,罪行已不需要太多证据来证实。根据现有刑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不为过。但辩方律师抛出“激情杀人 ”之说,央视专家当众“奶孩子”的场面,以及现场居然召集400名药家鑫同学联名签署免死提案这一系列事实,你不能否认是一起有组织、有目的、有策划的群体行为,根本在于为药家鑫保住一条命。于是才有了部分律师所说“药家鑫案是废除死刑的最好范本”的说法。没错,废除死刑需要一个典型个案,但很可惜,药家鑫案不是。所以,不要混为一谈。 第二,于是以上所说又可以反驳熊老师的第二个观点,你也明白,如你文中所述“在中国,审判经常受到来自官方(上级部门的干预)或者民间意见(所谓“民愤极大”)的影响,也不是什么秘密”。可是,试问一下,最近几年在官方与民间博弈的社会事件中,大部分又是谁笑到了最后呢?官方握权,资源丰富,民间有嘴,口水横流。官方的平台不让民间说话、官方的专家不说民间的话、官方的指令违背民间的意愿,难道这些都是可以凭借民间的几百几千张嘴去改变的?目前看来,此举很难,因为死者张妙的老公张显和他两岁的孩子还没有真正上过中央电视台。谁在更有力地影响案件走向,不言自明。 第三,中国老百姓有自己的传统认知,也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便能通过一个案件就能改变的,这需要时间。对于他们的这点“难以宽容”作为一个观念超前者你可以批评,但更多的需要理解。何况这也并非是他们自己希望的样子。“社会没有宽恕,对生命无以敬畏”这是比死刑更恐怖的景象,我承认,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上行下效,平头百姓是随意可以被捏造的泥人,真正的大手不属于他们。该问问,是谁先放弃了宽恕,是谁先对生命进行了亵渎?这在每个人心里是有标准答案的。再问问为什么?我给个参考答案,是因为逐渐拉大的差距导致的不公正,是不公正先灭了宽恕,先灭了对生命的敬畏。这是源头。 第四,熊老师为了阐明“若我被杀,请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这样一句令他颤颤巍巍写下的话,举出了11年前南京德国奔驰外方副总经理一家被四个中国小伙子灭口的案件。法院判处死刑,但被害者母亲从德国远道而来要求宽恕四名待执行的死刑犯。虽然并未成功,但也仍然得到了熊老师的大加赞赏,并感言“宽恕可以在仇人的身上拓展你的生命,而同态复仇却可能终结一切”。当然,也请看清楚,是被害人的母亲要求大赦四人,她是绝对有资格的;然而在法庭上当所有希望保住药家鑫性命的人将他曾经获得的荣誉交给张妙的丈夫张显手中时,这个男人说:“我不看这些,这些都是垃圾,我只要求判他死刑。”如果在判处药家鑫死刑的判罚上我们没资格,那么在要求被害人家属宽恕药家鑫的事情上,你也没有资格。 第五,说点不正经的吧,对于我们广大比较听话的人民群众,起码对于政府,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他们的地被征收了,他们的房子被拆了,他们的墓地涨价并且开始要交续墓费了,他们的饭菜里又多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他们的车子又因为油价不得不抛锚了,他们的子女被潜规则了,他们孩子的学校在地震中塌陷了……诸如此类,他们也只是不停地抱怨,不停地上访,不停地向祥林嫂一样重复再重复做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政府当中有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甚至可以为此集体下跪,丧失尊严,也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正如早上我一个同学对我所说:你要理解和宽容我们的政府,我们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已经够好了。对他的话,我不做评价,但对我们的普通百姓,他们已经够宽容了。正如韩寒之前博文所说一句:像我这么好,你去哪里找哇。所以,切妄谈我们的社会缺少一些必要或者不必要的宽容。 以上也大致是我的想法,很简单,还是那十二个字:比不宽容更可怕的是不公正。简单说来,社会公正是社会宽容度的鱼缸,鱼缸不存在,基本上养不了鱼。你首先想到的是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在中国,也请在前面加上“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宽恕”。熊老师是南开一学者,我只是屁大一草民,不知上面的话,会不会也只如一屁响而已? 即便如此,也愿此屁臭气熏天。 相关日志 2011/04/02 -- 药家鑫案:央视的采访报道能否助其免除一死? (0) 2011/04/01 -- 李承鹏: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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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光>论强奸:伦理问题与现实问题

“痛,还是不痛?这个问题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的朋友思考。如果赶来执法的警察或者勇于抗暴的女孩,不顾一切地硬要歹徒立刻拔出来,也许真会造成受害者进一步身体伤害,软组织挫伤大出血等等。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我们去请来专业更加对口的医生,指导双方如何调整角度,收放力度,温和地结束这场刑事犯罪。”      论强奸:伦理问题与现实问题   文/张汇泉(University of Toronto)   首先锐推一条:一个国家被强奸了,然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们对着歹徒高喊:你把那话儿拔出来!拔出来之后,这个国家感觉下体非常疼痛,然后大呼:“歹徒插进来的时候原本很好的!你们这些‘拔出来’派,真TM不是东西!” 如果我们把暴政比作一场漫长的强奸,不少稀里糊涂的问题立马清晰不少:这件事是对,是错?谁应该负主要责任,谁来负次要责任?面对指责和干预,歹徒方该做何种反应和反省?受害的女孩(据北斗同仁说也可以是男孩)该如何应对歹徒,解救自己?以后这个女孩该吸取何种教训?等等。 好吧,对上述关于强奸的简单问题,我试着回答一下:首先,强奸是错的!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其次,强奸犯负首要责任,被强奸的女孩没有道德责任,但是以后该吸取教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歹徒!我警告你!你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承认错误,赶紧中止中出动作,提上裤子,认罪伏法。女孩啊!在这个阶段,你应该甜言蜜语,花言巧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硬兼施,与歹徒斗智斗勇,争取让对方尽早、主动地中止犯罪行为(难啊!)。另外,我劝你以后少走夜路,要走的话左手持防狼喷雾,右手持中央一套,多穿几条内裤外裤秋裤棉裤牛仔裤,再多系上几条腰带…… 伦理:无需再争VS 不得不争 好吧,刚才是笑谈。那位看官说了:“强奸是强奸,暴政是暴政,不能瞎类比。强奸是错误的,我承认;暴政可不一定,有的开明暴政,它有它的积极性,它会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位看官,最后羞射地补充说:“就算强奸,也许还有快感嘛,你说是不?”尽管这位看官说了这么多,言语中也不乏金句,但我还是只回应一句:个人认为,对暴政和强奸两种现象的伦理评价,都不应该再有争论了。 可这个无需再争的问题,却又是不得不争的问题,称得上是我国政治粉的“兵家必争之地”。各大论坛网站的网友,都围绕这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网上各路豪杰,也都自觉地以此站队,泾渭分明。进而,围绕这个主论题,各派收集素材资料,摆下战场,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各种附论题:大到“外蒙古是谁割让出去的”“前三十年功过评价”、“三年饥荒有没有发生过、死了多少人”、“文革是成绩还是灾难”、“广场点点点点”,小到“文强案”、“李刚门”、“挡箭牌”,都能吵出花样,吵出特色,真是精彩纷呈,令我辈目不暇接。 都是聪明人,为什么一个个都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在这个问题上争?因为:只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革命派才有散步合法性,改革派才有斗争矛头和改良方向,体制派才能保持义正辞严端坐其位,毛派才能一腔热血深情怀旧。所以我讲,这个无需再争的问题,各派还会继续争下去,直到现实政治秩序重新洗牌,甚至更久。 现实:本不该插VS 如何去拔 上述各派里面,我个人最喜欢体制派,特别是体制派里面的理智派、大局派、清醒派朋友。人家懂得扬长避短,主动放下伦理之争,呼吁大伙儿关注现实问题。话说前些天吧,有个在环什么报工作的体制内朋友,问我这么一句:“你觉得目前存在一种力量可以在取代***之后让国民过得更好吗?”当时我就震精了!首先,这位体制派朋友几乎承认了我的强奸类比!他已经在考虑,“取代”了,就这一点,他至少达到项羽水平。第二,这个问题我是真答不上来。 我不是项羽,这种大的思想实验我可不敢乱作。但如果我们回到强奸类比,我考虑的是,你丫一开始就不该强奸人家女孩;吾友考虑的是:他拔出来受害人会很痛!(从这点来看,他远比我有人文关怀。) 痛,还是不痛?这个问题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的朋友思考。如果赶来执法的警察或者勇于抗暴的女孩,不顾一切地硬要歹徒立刻拔出来,也许真会造成受害者进一步身体伤害,软组织挫伤大出血等等。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我们去请来专业更加对口的医生,指导双方如何调整角度,收放力度,温和地结束这场刑事犯罪。 而当我们的视角从一男一女转向一国,这个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官员出逃,资金外流,社会动荡,通货膨胀……而这些灾难一旦发生,则远比一场强奸可怕得多:它们的承受者是亿万同胞,持续时间可能长达数年。当然,我非常反感体制派和宣传机器用恐吓的阴暗心理吓唬老百姓,欺骗我们放弃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但是怎样追求?我暂时回答不好这个问题。愿与诸君共同思考。       (责编 刘一舟)     标签: 伦理 , 体制派 , 国家 , 强奸 , 现实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从一个德国人口中的Nation-States 说起 (0) 报人的难 (2) 荀子·咸菜·粗粮·及其他——答父辈的疑问 (12) 肩负自由的疲惫 (2) 耐住寂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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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太子富豪大观

作者:田园树 来源:http://www.tystree.co.cc/2011/03/blog-post_19.html 英国籍的卢森堡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是英国注册会计师,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对中国富豪问题发生兴趣,一九九九年首创“百富榜”,成为研究中国富豪情况的权威。今年四月一日,胡润在海南三亚发表 《二○一○胡润财富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全国的千万富豪有八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有亿万富豪五万五千位,包括十亿富豪一千九百位,百亿富豪一百四十位。胡润还列出一个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在全国三十一省市分布的人数,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富豪最多,列表如下: 但胡润没有列出这些千万和亿万富豪的名单,我们无从知悉其中是否包括亿万太子富豪在内。通常,像胡润这类人,要在中国生存,都知道避免接触敏感问题,所以他公开发布的中国富豪,都是民营企业家,顶多也只提到似民似官的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真正的太子富豪,他便不敢提了。 所谓太子富豪,就是指中共权力核心分子的子女,他们凭着老爸在朝的权势,拥有取得资本、资源、土地、注册和商机的便利,与民间企业站在迥不相同的起跑点,一切比民间企业条件优越。有些太子贪婪放肆,他们其实不是在经营企业,而是乘机囊括财富,中饱私囊。有些太子会顾虑老爸清誉,低调自处。自从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之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到太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况且有不少太子留学美国,在美国企业中经过薰陶,亦将西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带进中国。更有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需要依靠太子们的人脉关系,于是部分太子便成了西方企业猎头对象,身价百倍,由此致富。所有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中国集权官僚体制的产物。因此,所有太子企业和太子富豪,都是共产中国这个特权社会所特有的,凡在法治健全、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决不可能产生中国这类太子富豪。 太子富豪的老爸,有些居心不良,行为不检,但并不个个都是贪官,有些人在官位上尚能自恃,保持清白。但无论如何,都无例外地会纵容子女,维护子女。有些老爸希望子女承接他的权位,但有些子女对此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在权斗中磨炼自己。自从中国经济开放之后,金钱和财富对太子们的诱惑远比官位为大,所以才有这么多太子弃政下海从商。于是父从子意,成了子女从商的庇护伞,以溺子之心,促成子女致富。 上世纪八十年代,像邓小平这位最高权力者,没人说他是贪官,但他的子女和女婿,就在他推行改革的时候,几乎个个发大财。大儿子邓朴方,一个残疾人,一样有人怂恿他出来成立康华公司,倒卖进口物资批文,臭名彰着,成为“六四”反官倒的主要对象。次子邓质方,好端端留学美国学量子物理,得博士学位,返国后不从事物理工作,竟去成立首长四方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珠海到处圈地,当时被视为“地产大王”。邓家长女邓林丈夫吴建常,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成了邓家首富。么女邓榕丈夫贺平,原是将军贺彪之子,在解放军总参装备部当官,也搞起保利公司,成为军火大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了要打破封闭局面,建立对外经济关系,特请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来设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王震安插他的次子王军进中信。起初,王军在中信业务部担任总经理,后来升任中信总经理,一九九五年出任董事长,执掌中信大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起初主持中信在香港的分公司,一九九○年香港中信收购泰富发展集团,借壳上市,改名为中信泰富,表面上似乎独立,实际上仍归北京中信控制。在这段时期,王军和荣智健都被视为太子中的成功富豪。毕竟中信是国有企业,二○○六年王军自动退休,离开工作了廿七年的中信,让位给孔丹。孔丹是从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也是太子集团中人。王军退休后自己另创 “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新疆发展。新疆是其父王震在建国初期开创的地盘,于是王军的“中国天然”入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持绝对控股权,有了此地方金融机构之后,他便进而投资十亿元收购三个煤炭基地,加以扩充,又投入二十至三十亿元进行煤炭化工和煤电项目投资,且在乌市建设一座大型“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给新疆输入新的投资观念。这些投资,才真正属于王军私人财富。 荣智健在香港执掌中信泰富,他本人也是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占有约百分之十九股份,因此胡润曾连续几年将荣智健列为百富榜首位。二○○八年十月中信泰富爆出大新闻,该公司因炒澳元的外汇杠杆交易,亏损一百多至二百多亿港元,据说是财务董事在董事会主席荣智健不知情下签订合同,有人则说是荣智健女儿荣明方作的主,无论如何,亏损太巨,荣智健被迫于二○○九年四月下台。下台后的荣智健与王军一样,自立门户,另外成立私人公司:“耀星发展”和“帝港企业”去海南岛发展,以一点九六亿人民币购得海南万宁神州半岛五十四万平方米土地,折合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仅约七百元,远低于市区海景楼盘每平方米六千多元的市值,因此引起外界?疑是否中信泰富给他开了后门,因为开发神州半岛原是中信泰富计划之一。 自九十年代以迄于今,太子富豪更多,有李鹏家族、江泽民之子,朱镕基之子、李瑞环之子、胡锦涛之子、温家宝之子、吴邦国女婿、李长春之女、刘云山之子、曾炎培之子等等。 众所周知,李鹏这位欠有“六四”血债的前总理,其家族控制着中国电力系统,他的长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他的夫人朱琳,外界传说她是华能国际的董事长,但她自己否认,只承认自己担任过华北电管局外事处负责人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这些官职也都属于电力系统。有关李氏家族腐败贿赂的传闻甚多,这些传闻很难得到证实。而李鹏幼子李小勇卷走“新国大期货公司”集资的五亿多元资金,逃到新加坡,至今还被“新国大案”受害者群体公开声讨。 在所有太子富豪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他在美国费城一间不著名的大学取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科学上毫无建树,而且年纪轻轻,却当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但他无意于科学,一门心思要下海从商抓银。凭着老爹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上海一批江家班便将上海市计委名下资金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仅以几百万元象征性的价格售给江绵恒,江绵恒那时哪里有钱?几百万元全是银行给的贷款。“上海联合”属下有十多家企业,如上海资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给江绵恒奠下成为“电信大王”的基础。 当时江绵恒曾与台湾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办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设晶圆体,计划生产八吋和十二吋蕊片,初步集资十六亿美元,中国官方银行承诺提供超过廿五亿美元贷款。后来据传江绵恒与王文洋两人都没有出过一分钱,全靠银行贷款,两人又发生不和闹翻,一个烂摊子由上海市委接管,邀李嘉诚入股。现在宏力网上写明,它的主要投资者是香港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其他投资者有美国超捷、日本三洋,以及私募资金湛思国际和UCL Asia,己不见江绵恒和王文洋的影子。过去所吹的江、王合创宏力,完全是一场胡闹,哪有认真办企业的作风。 江绵恒在历朝太子富豪中风头最劲,初任网通董事长时,豪气十足,计划要在沿海十五个省市铺设光纤,开办网路电信服务,与“中国电信”争强,又扬言要吞并“北方电信”,全是气大才疏。实际上网通凭其经营能力是吃不掉北方电信的,后来江泽民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国电信分为南北两块,硬将北方电信并给网通,使网通平白地占有北方电信原有在北方十个省的固定资产,让网通突然坐大。 上海是江泽民势力地盘,官场中人纷纷拍马,拉江绵恒进入上海大企业董事局。因此江绵恒除了网通董事长外,又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和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连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都请他当挂名董事,俨然是个上海滩的大哥大。 但是江泽民下台后,江绵恒便风光不再。二○○八年十月,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以电讯体制改革名义,下令将网通并入联通,从此,江绵恒的网通便烟消云散。不过网通的事还未了,今年一月七日,前网通总经理张春江(现任中移动党组书记和副总裁),突被中纪委拘查,指他在网通和联通合并时虚报网通有盈利五十亿元(人民币,下同),事实上网通是一盘烂账,亏空高达二百亿元。张春江是江绵恒马仔,他当网通总经理,上面还有董事长江绵恒。国务院明知是江绵恒带头掏空网通,但江绵恒是江泽民之子,目前还碰不得,只好先拿其马仔开刀,反正这马仔也不清白。不过江泽民和江绵恒都心中有数,此举是敲山镇虎,一旦老江肉身有不测,小江便难逃被清算的命运。曾庆红早有预知之明,懂得在党内权斗中,太子的命运取决于老子的寿命,所以他先让自已的儿子曾伟夫妇移民澳洲,在雪梨买豪宅叹世界。 太子发达的途径,随时代而改变。现代电子通信发达,不少太子都进入电子企业,成为领导。新的中联通总经理陆益民是曾庆红的秘书。李长春之子李慧镝,在中移动里从总裁助理最近升为中移动副总裁。习近平姊夫吴龙,是广州新邮通信的幕后老板。有些太子则进入金融机构。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简称中金)总裁,这间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方的中国建设银行占大股,摩根士丹利占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七点三五。中金在朱云来主持下,已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因此,朱云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排名第十五。这类公司出名高薪,有消息说,朱云来年收入二○○六年有一千万美元,二○○七年更增至一千七百万美元,相等于一亿三千多万港元。去年,摩根士丹利受金融危机拖累,想出售中金股权,中方为了分薄摩根的份额,将二成股权以影子股票(只能分红,不能流通)方式配给管理层,朱云来作为总裁,必定占有相当影子份额。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则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任总经理。五月底中银香港提升朱燕来任助理总裁。 现代的金融业非常复杂,新花样不断出现,一种称为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的行业近年来甚受中国太子们青睐。私募股权基金,在西方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初专替未上市公司上市,上市后放掉手持的股票而获利,到了八十年代,它进而从事融资和并购,九十年代更运用各种杠杆工具和汇差息差进行投资,美国百仕通(Blackstone) 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于二○○五年与他人合作首创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它是一家以美元为资本的外资公司,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持的淡马锡控股公司,以及日本企业家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温云松非常低调,公司的董事会名单没有公布,不知董事长是谁,只知道董事总经理郭子德,他是新加坡大学毕业的金融投资专才,曾是大华银行首席代表,主持大华创业投资公司,有三十年工作经验,加上温云松的人脉和背景,新天域发展迅速,开办至今,已完成廿一个投资案例,包括四川美丰、金山软件、金风科技、英利绿色能源、天骏传媒、久游国际、融创中国、新世纪百货、喜得龙、金丝猴食品、重庆百货等等,光是新天域属下的天域景湖所持有的新世纪百货股权,帐面浮盈已达八点六五亿元,重庆百货浮盈十九点四亿元,业绩非同一般。 同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太子有李瑞环儿子李振智,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美林任职,通过李鹏之女李小琳的关系,替美林夺得集资额四十亿美元的中国电力国际上市承销生意,声誉雀起,后来他被瑞士联合银行挖角聘任该行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年薪超过一千万美元。李瑞环次子李振福,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硕士,被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聘任诺华中国区总裁,替诺华在中国打开西药和疫苗市场。今年初他离开诺华,自创私募基金“德福资本”,发展与环保有关的绿色金融,除自任德福首席执行官外,又是国际组织“大自然保护基金”中国区理事。 吴邦国女婿冯绍东(Wilson Feng),曾经担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他本拟自建私募基金,却被中广核集团拉去,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经理。该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之一,以私募股权基金方式集资,预定总集资额一百亿人民币,首期已集得七十亿人民币,投资者有中国双维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等。去年九月揭牌,主要投资项目有岭澳核电站二期、红沿河核电站、宁德核电站和阳江核电站。 主管宣传的中常委李长春,其女李彤,掌管香港中国银行属下一间私募基金。前副总理曾炎培之子曾之杰(Jeffrey Zeng)是北京“开信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同时也是中特物流股份公司董事长。他毕业于日本长崎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职,供职开信之前是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开信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共同设立的。曾之杰说,国家开发和中信资本只是两个LP(Limited Partnership 有限的合伙人)平台,不同于GP(General Partnership,具有行政权的合伙人),它们不会多管公司业务,只要你成绩好、赚钱多,有交代便可。当这样公司的总经理,等于自当老板。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CEO)。此前,刘乐飞曾是中国人寿投资部总经理和首席投资官。现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信产业基金由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创立,于二○○ 八年六月成立,首只代筹资金的是绵阳科技城基金,最终筹得九十七亿人民币。第二批有五只产业基金,在募集中。 胡锦涛儿子胡海峰的从商途径与上述太子不同,主要落户清华大学。胡家一家人都是清华出身,包括胡锦涛、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儿子胡海峰、女儿胡海清、媳妇王珺。王珺去年六月升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清华作为中国最高级学府,在邓小平式的经济改革中,同样也兼营商业,设有清华控股,属下有同方股份、诚志股份、紫光股份三家上市公司,此外,还有启迪股份、阳光能源、紫光集团、博奥生物、清尚装饰、科技创投、华环电子等近七十家企业。胡海峰原任同方集团威视公司董事长,威视取得非洲纳米比亚机场和港口的扫描设备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其实,这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就是中国给纳米比亚的软贷款,其条件就是要向威视购买这批仪器。 贷款的四成作为威视定金,但纳米比亚财政部发现这笔巨额定金几乎马上转入三人合开的帐户,其中两人是纳米比亚一间顾问公司的老板,另一位是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杨帆,因此,纳米比亚反贪委员会以涉嫌诈骗、行贿及贪污罪名将这三人逮捕,闹出国际丑闻。胡海峰身为威视董事长难逃责任,但中方说,胡海峰于二 ○○八年一月已升任同方集团党委书记,藉此撇开责任。去年十月,胡锦涛索性叫胡海峰离开清华控股,出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表面上说起来,胡海峰已弃商从学,实际上这个副秘书长,主要是负责联系清华控股及其属下所有大学产业。中国官场,太子有老爸背景,像川剧变脸一样,顷刻间便换了一幅面孔,远在非洲的小国,没奈他何。 追求财富,人之常情。现代一般富豪,靠的是初始资本、时机、胆识、眼光和谋略。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二代,原因是富豪的第二代未必有第一代同样的才能和魄力。太子富豪不同,他们靠的是老爸的权位,当老爸有权有势的时候,予取予求,什么都办得到,一旦老爸去世或失势,不要说富不过二代,连一代都不保。 三十年来已让我们见到太子富豪几代浮沉。最早是邓氏家族,老邓一过世,其子女便不再风光。其次是江氏家族,江泽民只是下台,并未失势,其子已失去“电信王国”。江泽民之所以争着要在公众场合出场,原因之一就是护子。胡锦涛在这方面有前车之鉴,懂得克制,像驸马爷茅道临这样巨富,至今未见出现钱权纠葛,便是克制的一种表现。 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以及现代金融融资制度的输入,改变了某些太子们求财致富的方式,使他们考虑到市场和协议的约束。但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继续存在,始终是太子特权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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