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o Fei

Gao Fei is the pen name of a journalist from China now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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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墙 | VideoCacheView 2.15:一键提取视频缓存文件,保存视频就是这么简单

原文: http://blog.howgo.info/archives/3214.html 不知大家在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些视频只能在线观看,但是无法下载。其实我们看过的视频都在浏览器的缓存文件里,只要把缓存里的视频提取出来就可以了。自己手动提取肯定挺麻烦的, 凯文博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一键提取视频缓存文件 的方法,视频保存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的主角就是: VideoCacheView 。VideoCacheView可以帮您将视频文件从缓存中提取出来并保存它以便将来观看。 VideoCacheView 会自动扫描IE、基于Mozilla的网页浏览器(包括FireFox)的整个缓存文件夹,并找出当前储存在里面的所有视频文件。同时,本软件还允许你 很容易地复制视频缓存文件到其他文件夹以便以后播放。如果你有播放FLV文件的播放器,本软件也允许你从缓存文件夹中直接播放该文件。 未汉化的截图: 汉化之后的截图: 其实,汉化也很简单,只需将videocacheview_schinese.zip解压后得到的文件放到videocacheview的安装目录即可。一切就是这么简单。赶快来试一下吧! videocacheview.zip及videocacheview_schinese.zip下载: 点此下载 《中国数字时代》开通IPv6,欢迎穿墙阅读。翻越防火长城,你可以到达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Across the Great Firewall, you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翻墙利器赛风3下载地址: http://dld.bz/caonima326 , http://dld.bz/caonima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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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现代极权专制政权没有真正的“忠臣”

现代极权专制政权没有真正的“忠臣” ——熊飞骏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三个“接班人”最终“报答”毛的方式很搞笑。 刘少奇、林彪、华国锋三位“钦定接班人”各有独特的“看家本领”。 刘少奇和毛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暂退二线”前,像政协委员倪萍大娘一样对毛政策从不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他在任时的最大“政治成就”是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林彪在公众场合挥舞“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热烈拥护”“无限忠于”的口号感得震天响,平生最得意的“政治权术”是在文革期间炮制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 华国锋外表看上去忠厚老实,没什么“外露”的锋芒,应该没能力“背叛”或“不忠”,让人“放心”。 ………… 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革命接班人”,在只忠于“权力个人”而无视“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极权专制国家,理所当然应该象诸葛亮一样对毛主席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 刘少奇在毛泽东“暂退二线”后的六十年代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多次在背地里对毛“颇有微词”。其实毛泽东四十年代以后犯的错误尤其是大饥荒时期犯下的严重错误刘少奇也有一份。 普通人在人前背后抨击毛的错误不但没错甚至有道德勇气,但专制体制下享有“知遇之恩”背景且大权在握的“忠臣”标准是:面对“恩主”的错误应该不顾身家性命人前“直言敢谏据理力争”,人后主动“承担责任为主受过”。 刘少奇在毛泽东浮夸瞎折腾时不但没舍生忘死“犯颜直谏”“护主形象”,反而积极配合毛泽东把勇于“说真话”的彭德怀打倒在地;人后不但没“代主受过” “保主名节”,反而在“不先罪己”情况下“宣扬主过”?且不择手段掏空“恩主”的权力根基,甚至于在 1964 年 8 月 1 日的中央机关工作会议上公开宣称“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同时声称“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并进而要求干部“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照我说的蹲点办法去做,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方法搞调查研究,就不要再作中央委员了,就别再当支部书记,也别再当干部了……” 最后连政治局级别的重要会议,也以“毛主席身体不好”为由不通知他参加,终于把视政治权力如生命的最高领袖激怒。 1964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来到会场,讲话时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允不允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 当毛泽东最终认定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是“忠臣”而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时,刘少奇已利用职权在党政军领域培植了难以撼动的势力,毛泽东不得不策动伤筋动骨动摇统治根基的文化大革命来亲手埋藏自己的“接班人”。有所顾忌的“后起之秀”自然不是无任何行为底线的“资深江湖”对手,第一个“接班人”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文明灾难是历史真相;但刘少奇这个钦定“接班人”对“权力恩主”毛泽东的“不忠”也是事实。 …………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围绕“权力恩主”毛泽东掀起的歌功颂德“造神运动”,单从声势来讲超过了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权。 林彪在公开场合不惜鼓动全国人民表演无限忠于热烈拥护,千万次地高举“红宝书”对毛肉麻地吹捧谄媚: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主席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天才”!几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 林彪在个人核心圈子里则炮制“ 571 工程纪要”,部署抢班夺权,阴谋暗杀毛泽东? 下面是“ 571 工程纪要”的部分内容: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 !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现在他(毛泽东)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封建暴君。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 ………… 凭良心说话,“ 571 工程纪要”所言基本属实,对毛的评价也无任何诋毁夸大之处。如果这些文字出自与毛没有任何恩情纠结的普通中国人之手,那将是一部闪耀“人性光辉”的“真理之剑”。但对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来说,在私底下如此评价在公开场合热烈拥护的“权力恩主”就无论如何算不上“忠臣”了。 值得一提的是,“ 571 工程纪要”全文发在 1972 年《人民日报》头版,作为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证。可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却是“自曝家丑”,让伟大领袖难堪。 对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来说,就算是政敌说的对己“大不敬”的话,只要“内容真实”就不能公布出来作为反击政敌的材料,否则就是授人以柄让自己“出丑”?这是政治常识! 可当时毛的近臣却让这篇明显出“毛主席洋相”的文字公诸如众,充分证明政治高层毛主席已无真正的“忠臣”! ………… 毛泽东在生命最后岁月之所以选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主要原因可能是华面相忠厚老实才不外露,让毛放心? 毛泽东的两大人性缺陷一是爱听好话;二是忌才喜欢老实人。这两大性格缺陷在选择“权力接班人”时得到了充分体现。 华国锋这位看上去忠厚老实最令毛放心的钦定“接班人”,对毛泽东家族的伤害却最大。 毛泽东升天后尸骨未寒,“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华国锋就倒向毛家族的政敌那一边,主持发动宫庭政变,把“权力恩主”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和毛家族唯一智商正常的男人逮捕关进大牢,在举行羞辱式的公审之后判处无期徒刑。 毛家族自此“死灰不可复燃”。 可见面相忠厚老实的人一样“不安全”“不放心”?偏爱“老实人”的中华大国民应当以此为戒。“老实人”一朝得志往往没有底线,造成的伤害比“聪明人”更大。 如果换上毛选定的前两位“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站在华国锋那位置,毛的遗孀和侄儿的命运也许会好很多,充其量就是“远离权力”好酒好肉供养起来的“体面软禁”而已。 ………… 由此可见,现代极权专制政权钦定的“权力接班人”没一个是“忠臣”级别的,真正的“忠臣”根本不可能被选为“接班人”,诸葛亮若活在毛中国不是“老死隆中”寂寞一世就是被打为“现行反革命”枪决示众。这是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无法解开的结,也是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比封建皇权专制更恶劣的表现形式。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客只忠于“权力”不忠于“个人”,在决定政治前途的关键时刻只投靠权力较大的一方,只会判断失误“站错队”而不会“知恩图报”。失败或失势的权力人物在任时无论提拔栽培了多少“政治部下”,永远也不可能赢得皇权社会部分“门生故吏”那样的忠诚效应。昔日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的“自已人”都会投靠新的权力核心。如果新权力核心刚好是自己的政敌,那就只能品尝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的苦味。 你看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和“萨达姆敢死队”,在联军进入巴格达时居然官兵“集体蒸发”了?多数受萨达姆重用的军官在“恩主”危难之秋不是临阵脱逃就是出卖叛变。前几天利比亚独裁狂人卡扎菲的“总统卫队”表现更搞笑,在卡扎菲正需要他们保护时居然成建制投降且表现从容淡定? 所以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没有真正的“忠臣”! 本人家乡的那位已故的戎马将军是大众公认性格耿直的“大忠臣”?可我发现他最大的“忠诚”表现就是“见风使舵豪言壮语”。每逢高层“权力转换”的关键时刻,不但弃旧主投新主“转向”最快,而且在对新主表忠时慷慨激昂,失势的旧主无论对他如何恩重如山,也一样弃之如敝屣。他出身于一个地位绝望的小兵,张国涛不拘一格把他取之行伍委以重任,无疑对他有再造之恩。三十年代后期张国涛失势时,他立马转向“誓死保卫毛主席”,几十年如一日地高调重谈“谁胆敢对毛主席有二心我就枪毙谁!”之类的豪言壮语。等到毛主席升天新政权把毛的遗孀和毛家族唯一智商正常的男人逮捕投入大牢之时,手握重兵的他并没有“兴师犯阙”为恩主讨公道,而是站在新政权那一边“愤怒”谴责毛夫人是“害死毛的凶手”? 各位说说这位戎马将军是“大忠臣”吗? 他只是“忠诚”的口号喊得比同行更响亮而已?明知是谎言也能喊出个慷慨激昂。 故乡的父老乡亲都认定他是忠心耿耿的?好像没有人怀疑过他的“忠诚”? “重语言轻行动”的特色国民,是不是到了该醒醒的时候了?     二 0 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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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中国运动员对举国体制说“不”

核心提示:中国运动员,一度会为了国家的荣耀而付出自己的一生,他们习惯选择沉默。但这次,他们不愿再强颜欢笑,不再选择忍气吞声。 原文: Chinese Athletes Say No to the System 作者:DAN LEVIN 发表:2011年8月18日 本文由"东西网"的bigbitichong翻译, 链接 "译者"的志愿者对此文做了二次校对 【图:中国篮球协会曾暂停范斌的工作,并令其对其暴力行为进行反思;之后,在范斌保证会改变他的训练方式后恢复了他的工作。图片来源:Robertas Dackus/Euroleague Basketball, via Getty Images】 【图:一名队员用手机拍下的图片。中国国家青少年男子篮球队向国家篮球协会递交该联名信,要求更换主教练范斌。图: 来源《 广州日报》】 北京 ―― 也许这是最新的瘀伤,或是唾沫刚刚抹去后的赛场,亦或是最后愤怒的回声。不管是什么原因,今年4月国青男篮的队员决定为此事做个了断。所以他们联名"上书"中国篮球协会,要求更换主教练。在联名信上,不仅有他们每个人的亲笔签名,每个人还在签名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我们国青男篮全体队员,因无法忍受主教练范斌在这三年来屡次出现对大家人格上的侮辱与打骂从未改正。在此向中心领导提出抗议更换主教练。"媒体很快获知该联名信。 中国运动员,一度会为了国家的荣耀而付出自己的一生,他们习惯选择沉默。但这次,他们不愿再强颜欢笑,不再选择忍气吞声。最近,各大媒体都聚焦着这个极具争议的事件。人们都想知道年轻的运动员是如何对滥用职权说不的。他们正在挑战压迫,并且拒绝官方干预――这在中国是个十分冒险的举动。因为在中国,体育和政治从来都分不开。这次的冲突在当代中国仅是冰山一角,个人自由和政府独裁永远不可能和谐统一。 和部分中国人一样,运动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那就是网络和媒体。他们将冲突公开化,并且抱怨政府在这个时候还保持沉默。 "现在正在发生的是,年轻一代的运动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交涉。不论是通过微博还是社会网络,他们都希望站出来并大声的说出来,"《体育画报》的编辑总监姜轶说道。 然而运动员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强大而可怕的对手:举国体制 ―― 一个由体育学校、培训团队和政府机构组成,选拔训练25万多名年轻人只为获得金牌的官僚体系。 这个体制为许多年轻人提供机制,通过比赛为家庭和国家争取荣耀。但是有些运动员发现,奥运五环其实就是一副枷锁。和政府签订的一纸契约成了他们多年的束缚。政府以国家荣耀的名义扣取他们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却往往忽视了他们的学校教育,无视他们的伤病。 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使得运动员一旦退役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因为他们根本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现实世界。据中国新闻媒体报道,有24万退役运动员承受着伤病、贫穷以及失业。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张尚武,28岁,前奥林匹克冠军,但是上月却被发现在北京街头乞讨。他5岁时便被河北省政府选中,2002年他在训练时左脚跟腱断裂,在此之前他一共赢得了2个金牌。受伤后,他被教练强制要求继续训练。他提出去体校进修,却被体育总局拒绝。最后,于2005年,他不得不带着3.8万元补偿金离开了训练队。"这些钱远远不够我吃穿。"他告诉《新京报》。因为伤病,又缺乏其他技能,他不可能去工作。于是,他以100元卖掉了他的金牌,之后又因为偷窃被抓。在他刑满释放后,他继续上街行乞。 张尚武的事情被广泛传开后引来了人们对举国体制的不满和对他的同情。后来,中国的一位亿万富翁聘请他担任私人教练(译注:这位富人是陈光标)。 这次的成功促使更多有能力的运动员站出来挑战这一制度。网球运动员李娜,29岁,在2008年时曾被迫在事业和国家中选择其一。那时,当体育总局拒绝放弃掌控她的人生时,她毅然离开了国家队。 "当我在国家队时,国家为我选择教练,并且决定我要去参加哪场比赛,"她在电话采访中说道。"现在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我可以自己做出决定。" 6月,李娜获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成为亚洲第一个赢得大满贯的人。为了奖励她,湖北省给了她6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并为她安排了一份政府工作,但是她拒绝了这份工作,她说她想全心专注于网球。 "单飞"的李娜只需交纳她奖金的12%作为政府的税收,这远远少于普通队员需交纳的65%。 只有一部分运动员有幸逃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他们看到职业体育明星名利双收时,他们提出了抗议,这引来政府审查员的打压。 就在李娜赢得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后一天,陈一冰――中国男子体操队队长以及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在其博客上表示了对职业运动员能享受的优势的"嫉妒"。 他写道:"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职业化!每年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比赛!目的也很明确!输了再提高自己!赢了有高额奖金!完全为了自己!不用背上什么!而我们呢 一年一个世锦赛 四年一个奥运会...可怜的我们连联赛也没有...一个运动员能有几个四年?成功了因为我们国家体制好?如果四年换来一个失败呢..我们的付出呢?"(译注:此为陈的微博原文,与英文原文略有出入。) 但是运动员不是那么容易被抑制的。当国青男篮队员们对其教练的抱怨得到公众的关注时,中国篮球协会为了尽快遏制丑闻,做出了调停教练并勒令其反省暴力行为的举动。一周后,在他承诺改变训练方式之后,他又再次平静地复职了。这次反抗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清华大学篮球队的一名曾经跟国青男篮交过手的队员说,在这次冲突之后,教练的行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肉体上的惩罚一直以来被中国教练和老师所推崇。但是这个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争议,体育官员对此也很沮丧。 "教练对待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而家长打孩子又是天经地义的,"国家篮球协会竞赛部部长白喜林在采访中说。 白喜林承认旧的方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年轻的运动员都成长自一个更加开放和繁荣的时代。但是他觉得运动员抱怨是因为他们被惯坏了。"这一代的孩子都不能吃苦,"他说。"他们想要得到好的结果却不愿吃苦。" 白喜林没有责怪教练的行为,而是批评运动员。他觉得,运动员借媒体提出抗议,而不是相信事情能够内部解决,这有违体育体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没有人愿意把家丑外扬。"他说。 改变正在缓慢的发生。网球明星李娜说,在某种程度她感谢她的外国教练。"他们让运动员知道原来还有另一种的做事方式。" 前NBA助教,Bob Donewald Jr.,两年前开始训练上海鲨鱼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篮球队的宵禁和查床,要知道这一直以来都是举国体制的惯例。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运动员当人看,然后看他们是否也能做得有人样。"他说。 现在国家队的教练Donewald 被要求保持宵禁制度,但是他通过沟通而非恐吓赢得了运动员和官员的一致认可。 "我想,我已经向他们展示了我的训练方式。也许前一分钟我还在严格的训练他们,但是后一分钟我会用伸开双臂拥抱他们,"他说。"你不用时时刻刻严格要求他们。" 如果政府正在慢慢放松对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控制,那么他们更不愿放弃的是经济方面的控制。不论是职业运动员还是奥林匹克运动员都必须向体育总局交出他们的部分奖金,以回报国家多年来的训练。而姚明也被强制交出他在NBA收入的8%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不顾他与百事可乐签约,未经其同意就把他的肖像权卖给了可口可乐。 赞助费也就成为了中国政府想要最大化它的控制权的最好手段。即使那些没有经历过举国体制的人也会发现如果他们拒绝染指中国政府支持的品牌,那么他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去年四月,中国顶尖小轮车车手之一申剑在参加上海举办的亚洲极限运动锦标赛就碰到这种情况。 申剑,23岁,十几岁时自学车术并在去年横扫中国赛事。最近他签约代言了一家极具吸引力的公司万斯(Vans)。但是国家极限运动协会要求他穿着印有国家队官方赞助商标志的运动服出场,否则便取消其参赛资格。但那样做的话,会导致他与万斯的合约失效。为了进一步迫使申剑就范,即便比赛主办方ESPN允许他持"外卡"参赛,但最终还是被 国家极限运动协会 取消参赛资格。然而,他最终选择了拒绝合作,而不是牺牲自己。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并不为运动员提供培训或发放工资,而协会的副秘书长刘青认为无需感到抱歉,尽管他们的收入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他们想代表国家参赛,提高知名度,他们还是要找我们。"她说。"对于他们,被选中是一项荣誉,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他们是最优秀的。" 像申剑这样的运动员,没有受到政府的支持,靠赞助费为生,说政府的行为是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进行敲诈而已,尤其是因为协会取走大部分的赞助。"中国极限运动协会没有教我任何事情,"他说。"我不需要穿他们的衣服,不需要替他们赚钱。" 是独立精神驱使着这位中国自行车越野运动员这么做。他自力更生并且难以忍受政府插手管理他们,管理他们为之付出热情与技术的体育运动。"我们这些骑手创建了这个社区,而不是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他说。"协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党。"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李娜的胜利是否会刺激中国的体育制度改革? 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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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郭世佑:东莞孕妇的电话假号无异于心灵的暴徒

郭世佑:东莞孕妇的电话假号无异于心灵的暴徒 标签: 孕妇被抢事件 良心 品格 见义勇为 正义 ● 郭世佑 ( 进入专栏 ) 据《羊城晚报》报道,7月14日晚十点半左右,东莞市虎门人民中路一孕妇的金项链被抢,好心的市民阿彬听到呼救后,直追歹徒,胸部多处受伤。被抢孕妇的女子说“阿彬受伤与我们无关”,留下电话空号后,就与同伴匆匆消失在夜幕中。 便捷的网络将近世名臣林则徐销烟之地所发生的当代人情冷暖故事传遍千家万户,各色网友议论纷纷,昨今两日的新浪微博还将受助女性的表现推向讨论高潮。许多网友直言批评孕妇与同伴的过度自私和冷漠,哀叹道德的沦落,也有不少网友站在孕妇的利益立场,耐心辩解,论点可谓丰富。有的认为,道德同个人利益追求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不必指责“理性经济人”的趋利避害,应该批评国家的法治体系与国家福利制度不完善;有的则认为,抓歹徒是警察的事,阿彬的冒险就没必要,结果吃亏;另有网友说,金项链抢了就抢了,不比生命更要紧,孕妇并没有要阿彬去受伤,“阿彬受伤与我们无关”就是实话,无可非议,阿彬受伤那么重,她们自然治不起,消失就可以理解,她们毕竟也是弱者;有的还说,不敢留名的毕竟并非只有东莞孕妇一家,何需批评? 我不属于道德主义者,既没有资格也不赞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参与对东莞孕妇与同伴的舆论攻伐,但对许多为两位女性作辩解的论据与论点,我不敢苟同,只好搁下逾期的书稿,略呈浅见,不吐不快。我的关注焦点在于,当东莞孕妇把一个虚假的电话号码留给帮她们追赶歹徒而遭重刺的善者时,她们不仅扭曲了受救者的身份,也充当了心灵的暴徒,加重了对施恩者的伤害,玷污了未来母亲的形象,怎不令人扼腕。在一个造假成本很低而效益很高的国度里,当常理与人性均可践踏殆尽而毫不愧疚时,应该有更多的人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不,而不是振振有词为之辩解。我愿借用B.富兰克林的话表达我的立场:“我不能也不愿毁灭我的良心去迎合时尚。” 古贤孟子有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由于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猖獗,国人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不断地受到挤压,打击说真话,欺负真诚嘲笑理想已成时尚,还把行善当傻瓜,不以是非为中心,只以金钱为中心,以权与利为两个基本点,不是给好处,就是要好处,说来说去都是利。人文素养的危机已是蔓延全国的流行病,国人却见怪不怪,这是值得警惕的。 网络固然是一个想说就说的平台,充满娱乐,但也不乏认真表达的有心人。我想,既然是在讨论真问题,那就不妨先分清事实评判、价值评判与因果分析等层面,该就事论事的,还得就事论事,不要把话扯开,兜圈子。是非与利益之间究竟谁最重要,个人固然都有选择的权利,不可强求,但如果群体与社会都把利益高于是非与道德之上,那就是灾难,即便是理性经济人,也不应该是漠视经济伦理的丛林角色。东莞孕妇所言“阿彬受伤与我们无关”是否成立,她们该不该留下假电话,该不该如此冷酷,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的网友说,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是政府的应尽之责,见义勇为应由政府立法买单,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能建立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基础上。此类思考不无深刻之处,我的分歧在于,公序良俗的构建既需要法律的强制,也离不开道德与良知的软实力,二者缺一不可。即便是言必称欧美,国家法治体系与福利制度都并非必然地催化人性的善良与真诚,更不能取代,不必为自私自利者开脱道义的责任。即便是在世风日下的中国,也并非都在为金钱与利益而活着,东莞孕妇即使缺乏对弱者的同情,至少也应懂得感恩,明白做人的本分,尽量参与善行的互动,在构建与享受公序良俗中显露人性的光芒,而不是摧残它。正如英国作家S.勃特勒所说,道德是一个人所在国家的风俗习惯,只有在吃人的国家里,吃人才合乎道德。阿彬的善行属于比任何金项链都重要的社会财富,不要附和“阿彬受伤与我们无关”之类只认金钱关系不认善行因果的谬论与谎言。在我们国家,不留真名真电话的固然不止东莞孕妇一家,但怎能成为互相求证和冷待见义勇为者的借口?一个民族在哪里发生危机,就得赶快从哪里开始拯救。丛林规则大行其道之日,必将是社会溃败与人人自危之时。 还有网友认为,“如果社会保障机制比较完善健全,保险意识深入人心,出了天灾人祸有救济途径,药家鑫也不会那么傻一个,把交通事故演变成杀人案,就是因为对这样侵害事件的法律后果的不确定性认识,才导致类似孕妇不敢面对,怯于担责,逃之夭夭的不道德事情发生。”我不否认社会保障机制对于消解后顾之忧、稳定人心的重要性,但在我们国家,毕竟已经建成各级“见义勇为基金会”,阿彬的治疗就需要包括那位孕妇在内的当事人配合立项。更何况,“美德是勇敢的,善良从来无所畏惧。”(莎士比亚语)即使没有见义勇为基金会来分担善后所需费用,那位孕妇也不应该无视阿彬勇斗歹徒的行善之伤,突然扮演局外人的身份,躲得远远的。人类毕竟是有感情、有心理追求的动物。法律可以惩治坏人,却并非必然地造就好人。即便是在并不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之下,也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像东莞孕妇那样冷酷地留下假电话,都像药家鑫那样残忍地补刀杀人,在这里,请不要离开道德或道义来说话。“道德确实不是指导人们如何使自己幸福的教条,而是指导人们如何配享有幸福的学说。”(康德语)至于有的网友以个人经历为依据,强调在国外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抢劫事件,这肯定也不能成为替东莞妇女开脱道义责任的理由,发生抢劫的社会因素与被抢者的冷酷还是两回事。 行文即将结束,我谨带着对善良勇士阿彬的敬意,期待他的肉体受伤只是暂时的,他的心灵伤害也不应该是长久的。我想顺便对那位东莞孕妇心平气和地说,人是由生命、才能、风度与品格构成的,华丽的衣着增添不了多少美丽,顶多只能掩饰畸型与丑陋。作为未来妈妈,你将怎样培育和影响自己的孩子,这恐怕比金项链更重要,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我还想对部分竭力为东莞孕妇辩解的网友说一句,追求自身的利益未必都是自私,但忽视他人的利益,特别是忽视为保护自己而受伤者的利益,就肯定是自私,一个不能对见义勇为者怀抱敬意的国族是不堪一击的。 2011年7月19日于北京牡丹园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2011年7月21日,编辑部改题为《没有理由为冷酷孕妇开脱》 进入 郭世佑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38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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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段宇宏:西来东升的太阳——中共的诞生与历练

图:毛泽东(1893-1976) 在中共历史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开创者”地位,官方评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事实上,中共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毛泽东未必起到重要作用;但中共由弱至强、转败为胜直至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他全方位确立了中共法统,包括战无不胜的中共组织学。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1920年7月,在苏维埃俄国举行的共产国际二大,很多东方国家代表受邀参加,印度代表罗易、印尼代表马林(荷兰人)的进言被列宁肯定:在东方落后国家同样可以组建共产主义组织。 “幽灵”即将飘移到东方,展开神奇的革命之旅。 送“幽灵”到东方 一些人背负着输送“幽灵”的使命,早就朝着东方出发,最重要的一位是俄共党员维经斯基—俄共西伯利亚局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工作人员。 维经斯基一行的任务是勘察中日朝的社会状况、宣传苏俄、物色合适人选,如果条件允许,筹建共产主义组织。那时,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略有所闻,对列宁几近不知。 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并不陌生,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西方已成强势思潮,中国自不例外,自诩进步之文人政客,争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流派支派成百上千,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皆有其市场,中国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东欧南欧一样,最强势的是无政府主义。 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沙俄在华攫取的特权。维经斯基来得巧,正值宣言传到中国被广为刊载,四处是中国激进知识界对苏俄的赞赏之声(注:后来苏俄正式发表宣言时,删掉了令大家激动的内容)。维基斯基先是结识李大钊,继而拜访陈独秀,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组党活动。 1920年代前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出现不止一家“中共”。四川有个“中国青年共产党”,法国有“中国少年共产党”,重庆一群教师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民初国会议员胡鄂公建了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同样与共产国际方面搭上了线,均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去过莫斯科参会。 当莫斯科把工作统一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由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负责,混乱局面结束。他们筹组的中、日、朝共产党自然成为正统。当时其他“中共”既无陈独秀这样名头响亮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未获莫斯科“正统认定”而乏经费资助,故消散于历史之中。 维经斯基1921年初回国后,中共因经费奇缺,组织和宣传陷入瘫痪。共产国际新代表马林1921年6月抵达中国,中共的组织活动才重新活跃起来。马林立刻在7月23日召集中共一大,50余人的小党正式诞生。然而,多数国人对俄式血腥革命持警惕态度,几经努力,组织也不过200来人。 莫斯科与马林急迫想寻找一“对俄友好”的实力派合作,并最终选中号称有20万党员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恰逢孙中山遭遇陈炯明叛变,处于低落期时,马林提出极优厚的合作条件,孙同意了。 莫斯科既要弱小的中共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主义,推动国民革命,又要它在当中壮大组织,夺取革命领导权,从而使其转向为苏维埃革命,从合作之初即深埋下矛盾种子,这种冲突孙中山在世时就激烈显现。 但苏共指导下的北伐却成就斐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外围通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帮国民党做好了群众基础工作——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外包”了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经过布尔什维克化改造的国民党北伐军,虽规模远逊于其对手,但组织上的效能和战斗力却远远超过对方。 苏区时代:组织精湛,手法稚嫩 北伐胜利,蒋介石翻脸,共产党人惨遭重大牺牲。之后莫斯科根据当年的经验,强令中共在中心城市发动一波又一波暴动,结果既没掀起“革命高潮”,也未获“产业工人”支持,却令组织遭遇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中心城市上海、广州等大多数工会都倒向国民党,协助其清党,令莫斯科的革命理论十分尴尬。 莫斯科在残酷现实面前醒悟,提出在条件不成熟地区,可进行游击式暴动和农村小面积割据。 图:1948年 上海 国民党在街头枪杀共产党员。 当时也出现一个大好条件,孙中山去世前未安排妥接班事宜,国民党需重新组织整合,南京政府内现党争,外要统战西南和北方旧军阀,同时还要忙于收回国权的外交运动,仅应付军国主义气焰日盛的日本就已非常头疼。 中共利用这些机会在湘鄂赣闽等农村建立零星根据地,在城市则通过学动和工动来扩充组织,党员数量从清党后急降到一万多,突又飚升到十几万。其原因是进入农村发展后,出于亲友之谊,一人入党,经常一家一村都入党,实则党员质量仍然不高。 这时的中共与之前不同的是,已有一定地盘(尽管流动性很大),有了武装力量。最大进步在于组织方式上学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髓—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是党对军队一元化领导的开始。 军队政委制则源于苏俄内战,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首创。布尔什维克在组织和宣传上比所有对手都有绝对优势,但专业军事人才奇缺,于是把禁闭起来的大量沙皇军官派到军队制订作战计划,出谋划策,但又委派政治可靠之党员对其监督,遂在解决作战专业性问题的同时,又保障了对军队的控制。 多次暴动失败后的中共军队一路溃散,到三湾改编时,起义初的5000余人仅剩700余人。但在将支部建在连上以解决军队忠诚度和稳定性方面,中共比“老大哥”做得还彻底(苏俄仅建到营团一级,后来为职业化而取消)。 武装力量绝对领导权确立之后,与强悍的组织和宣传力量配合,中共这才爆发出卓越的生命力。在苏区从事过“剿共战争”的颇多国军将领,如白祟禧等,无不赞赏中共的组织、宣传与资源动员能力,桂系在经营地盘时亦做出相应改善。蒋经国后来治理江西,在组织上之所以优于其他地方,不仅因其身份特殊,更因为他曾在苏联学习,当过共产党员。 苏区首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确立党对一切事务的领导;建立各层次党团组织和各种类型的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少先团、儿童团、工会、农协、妇联……无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全部被纳入党领导的组织系统中,全部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各有其任务,每个人都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党一声令下,政权可立即动员到农民炕头。 军事方面,工人农民和青少年一律编入赤卫军、少赤队的地方武装,为正规红军充当后备军,提供稳定兵源,形成梯队式发展结构。 面对军事压力,急需大量兵力补充,从1931年开始的“扩红运动”,曾喊出在“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如江西兴国县,人口共23万,在八成多青壮年都已参军的情况下,仍然可一个月“扩红”5千余人。长征前共出发8万多人,而在长征前5个月,就紧急“扩红”了8万。 蒋介石后来强烈意识到“剿灭赤匪”主要在政治,不在军事,因此解决各路诸侯造反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制订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围剿计划。军队所到之处,政治工作马上跟进,你有赤卫队,我组建“铲共队”,你有红色恐怖,我就白色恐怖,你办列宁小学,我办三民主义小学。 此时中共虽组织精湛,战术精悍,但战略稚嫩,根本原因仍在苏联瞎指挥:一方面斯大林还在消化和丰富列宁的革命艺术,另一方面,苏共高层斗争未结束,在指导各国共产党上政出多门,时左时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以后。 几年后,莫斯科及中共都深刻反省了这个阶段战略的“极左”错误—把大量的中间派甚至是同志,推到了敌人的阵营。在土改中,一些地方不但“杀光地主富农”,甚至连中农贫农皆遭殃。 中国农村问题,国民党和其他各派有共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只能进行减租减息,合作发展和渐进改革。正如中共后来反省时谈到,极左措施使得当地经济萧条,百业倒闭,变得更穷,不得不进行新一轮抓杀运动,形成恶性循环。 当一个组织极其高效时,一旦指导思想出错,则代价惨重。而当它用于自残,则酿成巨大悲剧:红三军“肃反”时,夏曦把党团干部基本杀光,最后杀得仅剩他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个党员;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肃反”后仅剩一半;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700多名干部被集体处决;赣西南苏区打“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 据萧克将军回忆,仅中央苏区“肃反”中就杀掉10万红军,这还不包括受牵连的群众。 图:1951年 青海 分得土地的农民高举土地证,欢呼土改胜利完成。 据毛泽东1933年12月在兴国县模范乡长冈调查,地方武装情况如下:24-45岁男子全乡共66个,除主席、文书两人及严重病残外,余46人全编入男赤卫队一个排;同上年龄段的妇共146人,除病残外,余120人一律编入女赤卫队一个连;16-23岁男女,仅有男21名,女84名,除病残15名外,余全编入少赤队。 曾在兴国县龙口乡任苏维埃主席的老红军刘守仁回忆,为“扩红”,天天开会,级级加码,很多壮丁被送到部队后逃回,连开三次小差要被枪毙,仍有人逃跑。长征前一年,兴国县已无青年男子,生产力完全瘫痪,以食盐为例,人们甚至扒坟地里的土熬硝盐来吃。 尽管中共组织如此严密,但由于生产力受破坏,“肃反”的推行,导致大量官兵和民众向白区逃亡。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中共,战略成熟仍需时间与代价。 延安时代:修炼出师 中共于长征中与莫斯科失去联系,然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从欧洲到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全球共产革命遭到沉重打击,陷入低潮,斯大林害怕苏联遭到德日两大强国东西夹击,开始对此前“极左”政策做出调整。 正驻莫斯科的王明和康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向共产国际做出严重夸大红军实力的报告。根据错误报告,斯大林指示王明写了《八一宣言》,宗旨还是联合一切反蒋的力量来建立统一战线,并派林育英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后回国传达精神。延安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络至1936年夏季才恢复,此前中共则一直忠实贯彻着上述精神,所以才有联合张学良、杨虎城筹建西北国防政府之事。 然而,至1936年夏双方恢复电台联络时,斯大林已坚信唯有中国牵制住日本,苏联才能避免两线作战,而只有蒋介石才有实力威望统率中国抗日,因此斯大林在西安事变中批评中共、痛斥张学良。正是莫斯科的方针从反蒋抗日变成拥蒋抗日,才令处于极度困境的中共生机重现。 西安事变圆满解决:中共向南京承诺,拥护三民主义,放弃土地革命,取消苏维埃和红军番号,拥蒋抗日。 几月后全面抗战暴发,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划拨陕甘宁二十余县为八路军补募区,成立陕甘宁边区,由行政院直辖。南京起初任命陕甘宁边区主席为丁惟汾,但丁从未上任。中共从此有了真正安稳的合法生存空间,可精练革命武艺,为将来逐鹿中原扎稳根基。 大力反思当年的“极左政策”后,中共在战略上日臻成熟,采用了不同此前的根据地经营方式。真正做到既有布尔什维克党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手段的灵活性。 边区本属贫困地区,才200万人,如何经营地盘是一大考验,同时也为后来的各根据地经略树立一个模范。 中共摒弃了打杀地主富农分田地的政策,采纳国民党的减租减息方式。财政方针最初走“争取外援”道路,每月有国民政府按同等编制国军拨付的60万元,还发放一些河防费、枪支弹药、服装药品、粮食的补贴,另有共产国际不定期的援助,同时发起“抗日捐助”,共占财政来源的七成,财政颇为充裕。 后来八路军外出发展,急速扩军,资金物资日益短缺,中共亦不再采用以前打浮财、查田的办法,而是发起生产自足、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筹集经费,同时建立财政税收体系,开辟各税种以补收支,发展公营企业同时亦不打击私营企业,做大财政来源。 中共到来之前,陕甘地区的政权建设粗糙,加之当地贫脊,不少县政府连一年4000余元的办公开销都拿不出来。中共治理边区,仅盐税一项,1937年至1940就征得近12万元,就算平摊到23个县,亦有5000余元。 政治和宣传方面,用张闻天的话说,“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足见政治策略之成熟与进步。当时中共紧扣抗日主题,高举抗日统战旗号,极力与中间阶级改善关系。在政权形式上创立“三三制”,吸纳左派人士和中立士绅参政议政。 最初边区各县仍有国民党的党政体系,有些地区也不在中共控制之下,如延安还有国民党的县长。但共产党是“掺沙子”的高手,这些原本自诩为“孤胆英雄”的国民党“沙子”逐渐被筛了出去。中共不仅全面控制了边区,还扩大了地盘。 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特征是党政军民高度一体化,党是大脑,军政是手脚,宣传是耳喉目,群众(团体)是细胞,组织则是密布全身的神经,统一战线是战略武器,整套系统高效运作起来则取决于生命线——政治工作。 中共在战略上成熟的同时,组织的功夫绝未荒废,而且百倍强化。 根据与南京的协议,改编后要停止组织活动,取消军队政工。中共很快连发多个指令,不仅党的所有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运动,无论在苏区、游击区还是白区皆要实施这一原则,在其他群众团体和国民党军队中,也应尽力建立秘密组织。而方式方法更显成熟,强调在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去除“左倾”思维。 抗战甫一爆发,中共即强化军队政治工作,在师以下各级部队党委保留的情况下,师以上成立秘密的军政委员会,名单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决定;各级党支部也明确了职权,如连队党支部作为基层组织,赋予更多职责,这一制度直到抗战后全面恢复军队党委才取消。抗战三个月后,中央军委亦正式成立总政治部,其职责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 日军侵华是场奇怪战争,当时日本形成一个“集体不负责”的体制,军部少壮派架空政府,绑架皇权和国民,没有独裁中枢,没有核心领袖,自然就无任何战略决策。卢沟桥事变挑起中日全面战争,为解决中日战争,与美国开战;为解决日美战争,就与英法荷澳开战,去打东南亚、印度……日军侵华是打一步想一步,结果,这样就把日本拖进灾难的深渊。 中国地广,日军只能占据城镇和交通要道。北方在战争爆发前,主要为旧军阀统治,他们的组织水平比国民党尚不及,主力被歼或撤退后,留下虚弱的农村地带,形成权力真空。此时的中共,铁杵已磨成针,插进敌后农村,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共经营一块地区时,往往军队未到、政工先行;撤出该地区,军队先走,政工殿后或潜伏下来。 反观国民党,从情感上深深排斥政治工作。当年虽然出于功利,学了苏俄一鳞半爪,北伐成功清党后,便迫不急待将其抛弃。虽然曾鼓噪“党治”,但仅把党当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的工具,从未提升到战略高度来重视。 孙中山认为“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蒋介石后又不断强调:“有些党员错解了以党治国的意思,以为党权高于一切,我既是中国国民党员,便比旁人高一级,你们都要听我的,有这样的错误的人,是不配做党员的。” 蒋以军起家,重军事而轻党建,对政治工作向来轻视,即便谈起,也到不了什么高度。蒋长期钻研和鼓吹王阳明学说,并以之处理各种政治问题,训示部下。 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一体化程度非常低,军权高于政权,政权凌架党权,党除在中央层面有影响,越往下地位越卑贱。蒋和行政院多次发令,人事任用不以党籍为先,致使大量忠心热情的党员倍受打击,蒋更喜欢吸纳北洋政府那些老成持稳的事务官员,认为好多青年党员仅“空余激情”,只会坏事。 国民党的省党部主任如不在政府任职,只是一介平民。到县乡一级自不必说,形同松散的民间协会,顶多隔三岔五开个会,商讨搞点慈善活动。抗战时,陕西各县政府财政支出中常有军费,但完全没有党务拨款。蒋和行政院还三令五申各级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 上述情形致使国民党的党票不值钱,党委党员所掌握政治资源极少,党纪对党员的约束力和动员力大大削弱。基层党组织“空、穷、散、弱”现象十分严重,对资源的吸纳调动能力自然不可与中共相提并论。 抗战前国民党员的组成结构,知识分子最多,占30%,商人和工人各占15%,其余是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最少的是农民,只占4%。而农村恰恰是中共活动最主要地区。 蒋坚信军队“一首长制”优于中共的“双首长制”,最终国军政治部主任普遍沦为部队的文娱福利工作人员,造成部队主官轻视政工,甚至讥讽政工人员是部队的“姨太太”。军队政治工作无从抓起,何谈党务。抗战时,国民党抓了一下军队党建,让大量官兵入党,党员中士兵比例升至60%,可是无入党程序、无党证、也不用交党费,更无组织活动。 经中共强化后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使得即使某军官想谋叛,顶多能带着几个心腹溜走,而国军一旦高级将领生变,整支部队就被葬送。 国民党认识到组织青年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后,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却让团与党同级,互不隶属,本来就党内有派,这下还形成“党外有党”,两者展开恶性竞争,并未发挥出组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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