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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 利出一孔导致的逆向淘汰——中国当代社会死结探因之二

1 先打一个比方。 你是一个市委书记,你面前站着三个人,都在等待你的裁夺,也就是根据你的标准决定他们在权力阶梯上的位置: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委副书记,所谓一二三把手。当然,这里有一个必备的条件,这就是你的权力本身是不受任何挑战的,唯一制约你的是你的权力来源,也就是更大的权力:省委书记。 这三个都想当县委书记的人是怎样的家伙呢?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百家姓前三个姓来命名他们。赵氏中正耿直,办事讲究原则,倔的就像驴一样,很多时候甚至让你很下不来台;钱氏平庸浅薄,胸无点墨,却精通为人之道,上下关系很好,将你奉若神明;孙氏獐头鼠目,属于鸡鸣狗盗之徒,并且心黑手辣,为私利敢把亲外甥按到水塘里淹死,然后平静地溜达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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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 | 送铁生远行

    今年的冬天很冷,临近岁末的几天更冷。在这年的最后一天,突然传来噩耗:史铁生走了。这离他满六十岁只还有四天,他是在 1951年1月4号的一个大雪天出生。但这个冬天虽然寒冷,到现在还没有下过雪,而只有时时怒号的朔风。 凝视着他在1996年送我的《务虚笔记》扉页上用钢笔写下的有力笔迹,我当年在旁边用铅笔注了几句话: “史铁生,死贴着生,死始终贴着他的生命。他是从死到生,从死中来,从死中生。死生之间,是一段铁,他的生命命定是铁,他的生命必须像铁。铁冰冷而坚硬,铁是生命的痛苦,也是生命的意志。”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他 “最狂妄的年龄犯了病”, 那是他的 21岁,是在1972年,也是中国最狂妄的年头。 他那时突然就病了,不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甚至好久不知道这病到底是什么病,但从此他就瘫痪了,两腿就不能行走了。他开始一直盼着身体好转,事实却是身体一直变坏。 后来,又不断添上一些别的病,好像什么凶险的疾病都要找他试练一下。他必须每周透析才能维持生命。和后来不断加剧的病痛折磨相比,已经过去的那些被病痛纠缠的日子可能还要算是“健康安逸”的日子。死神一直在窥伺着他,或者说伺候着他。 但他还是顽强地活着。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坚持写作,写下了健康人也难于完成的数量众多的作品,而远为重要的是其作品精神的质地、艺术的质地,是其中闪闪发光的对于美和信仰的渴望。 当有一种气氛使人们甚至羞于说爱、羞于行善,但倒是相当重视延年益寿的时候,他说:“靠爱去延缓死亡。”有一个印象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了:当一个爱读他的书的少年吴子尤想见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我们接铁生过来之后,自动退后,看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和病床上的子尤促膝交谈:一个是饱经沧桑的重病患者,一个是染上绝症的花季少年。他们的确比我们离死亡更近,但是谁敢说他们比我们就离生命更远呢? 我认为,史铁生的作品不仅是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收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收获之一。而后者是许多杰出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达到的。他也是最近这个世纪之交的一个精神象征。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极具艺术力的描述和思考,前面的许多血泪就可能是白白地流了。他提供了对刚过去的一个过渡时代的深刻认识,而他对新世纪、新世界、甚至新的技术手段也充满好奇,同时又深知它们的限度。 他 对历史动力和主角的探索涉及到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他有关 平等 自由的思考涉及到社会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不仅用心在思考,也每日在用身体体会的灵肉关系 问题 ,则是精神信仰的核心问题 。 他也许是至死不悔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主义是偏重于精神信仰的,而不只是执着于国家社会;而他的精神信仰也是不咄咄逼人或教训人的。他始终反对暴力,反对迫害与压制,始终希望我们满怀同情、细心和耐心地倾听尘世间怀有各种各样隐痛的诉说。他执着而又宽容,愿意倾听各种声音;但又温和而坚定,决不放弃自己的向善原则。 他并没有留下确定的信仰和教义,但却留下了一个精神探索者的永恒形象。 他以他的残躯,却努力助我们保持一个健康而坚强的道德和精神的格准。 他一直好像在同死神角力,现在死神似乎赢了。死神终于从我们手里夺走了这个铁汉子。 我过去就常常想,他的存在——现在就只是他的作品存在了——就意味着我们对人间总是怀有希望。他存在着,就意味着我们的精神不坠,他存在着,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想不灭。所以,在他走了之后,我们就更需要读他的作品了。没时间或者不易读懂《务虚笔记》等长篇, 那怕只读一两个短篇像《我与地坛》也行。只要我们阅读他,他就会永远地活着。就像一句老话所说: “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 是死了 ,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但这需要我们自己成为那能够让麦子变成种子、让逝者复活和生长的大地和土壤。无论如何, 我 个人还是深信,在现在这冰冷的死亡的事实之后,将还有一个未来的生命的事实。 我等着,等着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我的心里,这场初雪是属于铁生的,是他来看望我们。当大雪降临的时候,风不再怒吼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天空中只有大片大片的洁白。 那将也是我们的祭奠。       写于2010年的最后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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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丁东:胡耀邦关心蒯大富

丁东:胡耀邦关心蒯大富 标签: 蒯大富 胡耀邦 文革 ● 丁东 ( 进入专栏 ) 胡耀邦还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上的时候,蒯大富是一名共青团员,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3级学生。蒯大富知道胡耀邦,胡耀邦不知道蒯大富。 文革开始后,团中央负责人“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因为派工作组进驻首都中学,受到批判。此前蒯大富因为与校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有王光美参与,幕后有刘少奇支持,曾蒙受极大压力。这一个案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派周恩来亲自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一下子成为名人,进而成为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之一,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但好景不长。以他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卷入武斗,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了五大领袖,从此让他们退出政治舞台。接着,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在清查五一六过程运动,蒯大富开始受审查,1973年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83年3月10日,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1984年送往青海共和县塘格尔木劳改农场服刑。和他关在一起的有“五大领袖”之中的另一位韩爱晶,还有许世友的儿子徐青和魏京生。 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决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一个清华同学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但这只是一种私下议论,并没有影响到对蒯大富的审判。 1986年8月19日,胡耀邦到青海视察,听省委书记汇报工作,谈到蒯大富等人在青海服刑时,胡耀邦问蒯大富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他表现很好。胡耀邦说: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胡耀邦又问魏京生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魏京生有些急躁。胡耀邦说:年轻人嘛,还可以教育嘛。胡耀邦的话当时在监狱干部中作了传达。 胡耀邦为什么要过问蒯大富?蒯大富也不清楚。惟一可以查到的线索是魏京生给胡耀邦写了信,要求解决治病问题。所以胡耀邦在青海视察期间,专门听取了汇报,并指示对魏京生等人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应给与普通职工的医疗待遇,并且改善生活条件,达到普通居民的标准。 胡耀邦这次视察青海四个多月以后,就辞去了总书记职务。然而,他对蒯大富发出的善意,还在起作用。 1987年9月21日,劳改农场派车让蒯大富和魏京生到青海湖鸟岛旅游。蒯大富有如下记录:“车沿着青海湖南岸长驱一百来公里,远望海心山、白石山,广袤无垠,水天一色,赏心悦目。适逢湖边重镇江西沟召开科普大会,联合国亦有官员参加,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可惜鸟群大部南徒,但尚有大批飞鸟在湖边觅食,我亲尝了一口青海湖水,咸度和高汤差不多。返程中车出故障,竟在无人的鸟岛留宿一夜,玩得尽兴,累得也够呛。”他还赋诗一首:“不见白骨无人收,牛羊遍布青海头。影影绰绰倒淌河,熙熙攘攘江西沟。湖光山色争妖娆,雁鸣鸥叫赛歌喉。我爱神州大地美,洗净烦恼忘却愁。”诗虽不工,蒯大富的心情却溢于言表。 一个多月以后,蒯大富徒刑期满。比他刑期短一年的韩爱晶已经留场就业,分在农场管教科工作。蒯大富不愿意终老于青海。他向青海省司法厅、劳改局写信,要求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或者回苏北老家农村种地。当年的另一位团中央书记胡启立,这时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批示,对蒯大富的要求,除了平反,别的都可以满足。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立忱也说:“关于蒯大富的事我们说不了什么,但在生活上可以尽量给予照顾。” 蒯大富返回青铜峡铝厂当了助理工程师。并和北京大学毕业生罗晓波结了婚,生了女儿。当时铝滞销,厂里请蒯大富出马推销。蒯大富带着妻子、女儿,在全国转了三个月,为厂里销售了600多吨铝。他说,各地厂长、处长都是他这个年龄段的。走到哪里,企业负责人都愿意见见他,所以销售很顺利。这也说明,胡耀邦宽厚对待蒯大富,和当时的社会心理是一致的。最近,韩爱晶编著了一本名叫《清华蒯大富》,记录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进入 丁东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71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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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海光:言论自由关系到党的兴衰

王海光:言论自由关系到党的兴衰 标签: 言论自由 建党九十年 ● 王海光 ( 进入专栏 ) 凡是具有现代政治观念的人都知道,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民主的平权体制代替了君主的集权体制,言论自由的价值被提升到人的基本权利的首位,从而使人类的创造力空前蓬勃的爆发。现代文明对言论自由的需要,如同需要阳光一样,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现代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要件。现代革命运动都把争取言论自由为首的各项人民权利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无一例外地都列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文。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产生的。青年马克思当年曾愤怒谴责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制度,他批驳普鲁士政府以防止坏人参与的借口限制出版自由,他严正指出:“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他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但是,马克思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却没有被后来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继承。前苏联政权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社会上压制任何不同声音,在党内残酷地镇压反对派,使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即当权者的声音。 自中共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向中外媒体公开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中国,将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中国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言论自由的条款写入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共同纲领》之中,并被《五四宪法》和以后的其他宪法所继承。可见,认真落实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不仅是捍卫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也是捍卫千百万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得来的最重要的革命成果。 从党的历史上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总是与错误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早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受到来自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在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捕风捉影,以言定罪,刑讯逼供,杀戮的干部战士据说有十万之众,而红军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万人。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党也犯了诸如“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分析这些错误发生的最初根源,也都能追究到限制言论自由的上面。 限制言论自由和政策错误有着不解之缘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人类的许多实践活动实际上是“试错”性的探索,而言论自由是形成政治“纠错”机制的必要条件。有了言论自由,小错不至于变大,危害不至于蔓延。丧失了言论自由,国家的政治活动也就丧失了“纠错”的能力。往往是错误政策形成了全局性灾难以后才能被发现和纠正。在纠错的过程中,当政者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开放言论的问题,曾有许多非常精彩的论述。如在总结“大跃进”失误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会后他还讲过:“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反右运动“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说:“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其实,对于言论自由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早就有古训可鉴。《国语·周语上》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防与堵的办法是囤积和激化社会矛盾的办法。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短期似乎是维护了稳定,长期则是在制造动乱。限制人民的言论,是消灭了社会的理性声音,制造了人民愤怒的怨气,以至于把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个别问题聚合成群体问题,具体问题上升为抽象问题,致使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造成了自己全面崩溃的条件。正如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历史,不断上演的就是这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现代民主政治的伟大之处,就是彻底摆脱了专制体制的政权狭隘性,把言论自由法定为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从而确立了民主法治的基石,保证了国家政治的稳定性。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无疑是旧时代的腐朽势力对历史进步的反动。而在当今的网络信息时代,限制言论自由,不仅是历史的反动,更是当政者力所不能及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代政党,维护人民言论自由不仅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而且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践行“三个代表”的基本前提。 从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看,言论自由为社会提供了创造力的源泉。近代以来所有的重大技术创新,几乎都出现在言论自由的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推广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是自己的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要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需要全面提升我们思想力和创造力。而这除了充分发扬言论自由外,别无他途。 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看,言论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让各种思想、学说、流派能够自由地生长起来,在交锋、借鉴、比较、鉴别中,分辨真假,激扬美善,才能产生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文化。而仅靠政府权力和金钱投入,能够扩张教学大楼的规模,但营造不出大学的学术。限制了言论自由,只让人讲官方课本上的话,势必降低人们思想能力和智力水准。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我党的宗旨。而人民的利益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体利益组成的,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个体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表达。只有个体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人民的利益才有具体的内容。如果不让人讲话,人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伸张,最后只能把各种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当政者,不可避免地制造出社会动乱。最近,江西抚州市发生的连环汽车爆炸案,就是因为当事人因拆迁纠纷维权无果,最后绝望地采取以命相搏的极端报复行动。这类“黑色正义”行动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信号。说明依靠政府单向度的“维稳”,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信息时代,目前网民数量已达4.77亿人,微博、Twitter等先进的通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任何政权要想控制信息传播,不仅要付出极高的执政代价,最后还都会是徒劳无功的。也就是说,在汹汹而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对言论自由的“堵”是堵不住的,只能是顺势而为。我们党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要建立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公民社会,保护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正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与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是并行不悖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90年历史经验的政党。在对待言论自由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懂得:不让人民说话,必然是理性不彰,戾气上升,暴力张扬;让人民说话,权力就可能服从真理,正气就可能得到伸张,社会就可能在和谐中发展。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我们党进一步加强执政基础,率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国现代化。而要做到这一点,言论自由正是不二法门。 《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7期 进入 王海光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05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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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陈义名:一个“刽子手”的自白和忏悔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被活体取肾的钟海源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土小游。我和小游1977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 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x x场站的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 x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 x 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竞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转贴者按:这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无产阶级义愤”而制造的东西,实际情况见上次博文)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竞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监。刑期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对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象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屌?端起抢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定要快,要准,—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复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 “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 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设 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莲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象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吗?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象是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象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憾, 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象是什么在撕扯,又象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 “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屌用。—到关踺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下,可末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抢口提得高高的。他—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一边拉开枪机,黄锃锃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噍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 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象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p#分页标题#e#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声长叹:“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象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黄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象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奸犯,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抖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 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 ,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浙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进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x 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我的喉咙里象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又是一阵抽搐,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象撕扯什么,又象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抢决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作者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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