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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2011年04月21日 23:11:46   城市新贫民问题之一      怎么还要剥夺     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 “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村 “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的第一号对象,在我国某些地方不仅“保障”无门,连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了金边“万谷湖”拆迁事件。万谷湖周围很多贫困新移民的“违章建筑”,如今柬方招入中资公司搞商品房开发,需要迁走他们。柬政府给的条件是凡能出具收据发票等居住一段时间的证据者,每间棚户(常常简陋之极,甚至就是废纸箱等搭成的小棚)赔偿8500美元(当时合5.7万元人民币,见图1),或者分给一处郊区安置房——当然条件不怎么样。由于贫民们认为赔偿标准不高,迁移到郊区后原有的谋生方式难以继续,他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虐待,群起抗争,要求提高赔偿、安置标准。一些同情他们的媒体还把矛头指向中资公司,认为中资欺负他们,是搞“殖民主义”。中资公司当然有理由觉得冤枉:我们只管盖房,政府负责拆迁,这怎么是欺负了你们?而柬政府要是看到我们深圳、三亚的做法就更会生气了:我们柬埔寨那么穷,政府不是还给了赔偿、安置吗?要是在深圳、三亚,只要“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看谁还敢讨价还价?     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我们周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对待类似群体也没有这样做的。人们的常识是:如果国家还保障不了他们,至少不要再剥夺他们。在印度,进城谋生的新移民(他们没有户口管制和“农民工”之说)盖起棚户,只要能出示住了一段时间(四五年)的证据,通常也就是收据发票什么的,你就有了不受驱逐的居住权。如果因为公益或商业开发要你搬走,那就要与你商量赔偿与安置条件。     再看看同属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他们的“都更”(都市更新,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旧城改造、城市发展)同样有对待贫民进城自建棚户 (他们也叫“违章建筑”)的问题。他们的做法是:除了强势者仗势欺人的“违章豪宅”拆了就拆了以外,对于弱势贫民存在一定时期的“违章建筑”,拆除时都要予以赔偿与安置。台湾安置“违章”棚户居民的公屋有个专称叫 “整建住宅”,笔者曾去看过几处,其标准低于政府为不“违章”的都市贫民老住户兴建的保障性廉租房即“国民住宅”,但也并不差多少。早期的“整建住宅”后来很多还进行了二次改造(见图2)。台北当年的“康乐里”拆迁和最近的溪州、三莺拆迁都是这样。在笔者看来,对“违章”的贫民给予如此程度的赔偿与安置简直不可想象,但那里的人们仍然认为不够,他们的维权运动 (号称“对抗政府推土机”)仍然继续推进,要争取进一步的改善,而且社会舆论总的来说都是同情他们的。      什么是“违章建筑”     而我们这种对穷人 “不赔偿不安置”的强行驱逐,在世界上恐怕也只有当年白人统治的南非对黑人干过。有关方面这样做,理由无非是这些贫民区属于“违章建筑”。     的确,城市要有规划,随意“私搭乱建”哪个国家都不允许。“违章建筑”的概念也不是不能使用。像南非那样把所有的黑人贫民棚户都限制在郊区的索韦托那样唯一的地方当然是很坏的“章”法(连那样的地方都要驱逐,就是更坏的“章”法),但民主国家自然也不是对贫民建房完全没有限制的。纽约的时报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地方总不可能让贫民棚户存在吧?所以为了都市的规划、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禁止“违章建筑”的规定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章”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曾指出如下三点:     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搞“土地财政”的官员和想赚钱的开发商)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的事,怎么能不立法、不依法?而且涉及这种事的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利益相关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被强拆的一方如所谓 “流动人口”的声音。只考虑“老市民”都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只考虑强势者了。     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回答:如果不违这个“章”,那些弱势者能在哪里安身?过去的做法实际上是想让那些年轻人单身进来打工,自己住工棚,家庭留在乡下。就像当年白人南非对黑人“流动劳工”的设想一样。南非当年的理论家说,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贫民窟,我们的官员讲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区别只在于南非以美国(因为那里的贫民窟多黑人)为“教训”,而我们的官员喜欢以印度等国为“教训”。但是“流动劳工”制肯定无法永久,进城安家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给提供廉租房,高价商品房买不起,简陋的棚户又“违章”,到底要人怎么办?     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前些年深圳大 “梳理”时就有论者指出:这些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20年,过去不拆,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这些贫民承受,这样合理吗?      “违章”居住者群体     实际上,我们不少大城市不仅户籍门槛很高,连办“暂住证”也有相当高的门槛,“有固定、合法的住处”就是其一。工厂提供的工棚或集体宿舍是“合法”的。但如果你要安家,不仅自建棚户不 “合法”,租房也有面积(人均不得低于多少平米)与形式(不得合租等等)规定,不达标也“违章”。“违章”就办不了暂住证——现在很多地方进步了,为减少歧视性,暂住证改叫“居住证”什么的,而且办证交钱少了或免了,这当然是好事(就连南非,当年黑人劳工办“暂住证”也是免费的),但是这门槛并没有降低。而“门槛”正是历来歧视政策的关键。例如上海,据调查在2004年该市的打工者有53.5%住集体宿舍和工棚,能够租房安家的不到一半,而就是这些租户中,因租房不达标故而也办不了暂住证的又占了一半。     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违章”居住者群体。我曾经说过: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而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但人们也发现,其实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并未被驱逐。管理当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照不宣的:只要这些住所分散、偏僻,不影响“形象”,平时可以给当地带来点收入(由于我国完全不允许他们成为“棚户主”,他们即便是自建棚户,也是租用当地农民的地皮,仍然属于“租户”,要交纳租金的),可以干户籍居民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等。到了想开发这块地皮赚钱的时候,又随时可以把这些连“暂住权”都没有的“违章”居住者赶走,既无需赔偿,也不用安置。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弱势棚户存在一定时间就形成事实权利的通例。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真是在城里无法谋生、或者生存状况还不如故乡的话,经过一个 “试错”期他们多会自行离开。继续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出自其理性选择,只要不是违法犯罪,人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当地容他们留下这么长时间也是有理由的。有人说贫民占据 “空地”居住就是在侵犯“产权”,仿佛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如我们注重保护“产权”,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听任穷人“侵犯产权”,那 “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又所为何来?事实上他们与我国一样,一般城市及其周边的土地并非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它们不是公有就是私有,很难说会有什么真正无主的“空地”,贫民能够“擅自”占据相当一段时间而不被赶走,往往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占据者支付了某种代价,或者他们的存在适应了当地的某种需要,或者(尤其在公地上)这种状况体现了政府的某种社会政策,或者就是基于一种人类社会的同情心。     外国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据报导,在三亚的那些棚户已经存在了十多年。深圳这次强拆的“紫金农场”贫民区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至今已近30年了。深圳虽然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地(紫金县)人”,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能“回乡”务农吗?今天对他们如此犁庭扫穴,到底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      城市新贫民     实际上,这些贫民的成因与性质与前述柬埔寨、台湾都市贫民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都市化、工业化时代由乡入城的人口迁徙大潮的体现。只不过别国没有我们这里那种户籍管制,所以没有“农民工”之称,而曾经建议改称他们为“流动工人”的姚洋先生如果知道当年南非“流动工人”制度在世界上的名声,大概也不会坚持这个称呼了吧。     其实按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通例,他们就是城市贫民。一般地讲,都市化、工业化时代城市新移民中富有的“投资移民”总是极少数,而穷人是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占有先机的老市民在这一进步潮流中“沦落到贫民窟”的几率也不高。这个时期的城市底层贫民、包括“贫民窟”的住户主要都是由这些贫困的新移民构成。从发达国家当年,新兴工业化地区曾经,到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如此。在进城潮持续一代人之后,今天中国这一亿多、有人说是二亿人就其主体而言已经很难逆转 “回乡”,称他们为 “农民工”、“外来打工者”或“流动工人”都会越来越不合时宜。我认为应该就称他们为城市贫民,由于我们过去习惯称的“城市贫民”、比方说“棚户区改造”的对象、廉租房的申请者和其他“困难户”都不包括他们,姑且称他们为“城市新贫民”吧。     有人说,称“贫民”就会导致歧视,或者会导致他们的地位 “固定化”,这真不知如何说起。我们“扶贫”、“脱贫”讲了多少年,没有“贫”,焉用“扶”?过去我们不这样称呼,但他们受的歧视还少吗?而今天我们的城市廉租房等扶贫民生政策一直不考虑他们。承认他们是城市新贫民,就是对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一种动力或压力。几年前我关于宽容贫民窟的主张引来激烈争论,一些人对此大为光火。其实过去我们一向对事实上存在的贫民窟使用几种区分“身份”的称呼:老市民的“棚户区”、户籍“农民”的“城中村”和“流动人口”的“违章建筑”。正是这后一个称呼使得对这些城市新贫民可以肆无忌惮地驱赶而“不能轻易放过”,可以“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还有什么样的歧视能甚于此?说“贫民窟”是歧视的那些衮衮诸公对此说过一个字吗?“棚户区”是政府有责任给其居民改善的,“城中村”则会被强制拆除但通常补偿还不少,“违章建筑”则犁庭扫穴不容分说,不给分文。这样不同身份、不同称呼对应于悬殊的不同待遇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去改变 (哪怕是逐步的)吗?     (发表于2011年4月6日《经济观察报》) 上一篇: 新济贫法与新富民观   下一篇: 应当承认“外来人口”的租户权 阅读数(3809) 评论数( 7 ) 7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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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平型关之战:朱德称歼敌五百 彭德怀称缴枪未过百

关于 1937 年 9 月 25 日 八路军 115 师平型关战斗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各种涉及中共战史的著作中几乎都会以相当的篇幅具体说明。因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与日军交手,并且是以师为单位对日作战的仅有的一次,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在当年极具宣传意义。所谓八路军 115 师一役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 10000 、 4000 、 3000 人等种种侧重于宣传的说法,曾经流行了很长时间。 1980 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对平型关战斗史实进行了某些讨论和考证,过去的一些说法得到了订正。如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 10000 、 4000 、 3000 人之类的说法已不再能够见到了,但已有的考证和研究明显地还存在许多问题。 被歼日军以非战斗部队为主 关于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 115 师作战的对象,过去抗战期间八路军宣传部门的说法,通常是泛指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 1980 年代,多数相关战史著作及相关回忆录已经改变了说法,肯定被歼日军中有辎重部队。如当年亲身参加了战斗指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中就明确讲,被伏击的部队是日军“辎重和后卫部队”。而当年谈及平型关战斗的一些大陆学者,在参考了相应的中日双方史料后也有新的说法,称其为“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不过,正规军史编撰机关并未完全接受上述修正。 被伏日军为两部,相向而行,被歼两处。 在大陆的各种回忆录及战史著作中,对被伏日军的描述,不论是否同意用“辎重部队”的提法,对其中的一点史实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的,即肯定这支被伏部队主要是由灵丘出发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向平型关挺进的。仔细对照和研究中日双方的各种史料,却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 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较早,或可引为参考。他们在文章中说明: 25 日当天,“驻灵邱 [ 丘 ] 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 70 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 [ 丘 ] 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 15 人、特务兵 70 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 10 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米高的山崖隘道,续向 3 公里 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 176 人乘日产卡车 50 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 30 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 6 人、士兵 15 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 81 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 [ 丘 ] 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 [ 丘 ] 的汽车队,均于 25 日 10 时以后,进入第 115 师的埋伏陷阱。” 台湾学者的上述说法依据的是日方的战史著作。尽管,日方战史著作依据的仅仅是日军一方的史料,内中有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有关被伏部队前进方向的这种记述还是准确的。对此,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指挥作战的八路军 115 师 686 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中得到某些佐证。他至少曾经提到,被伏击的日军并非只是从灵丘西来的部队,也有从平型关方向东来的车队,至少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他曾看到有“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时八路军参战部队的电报与战报。据 115 师 685 团战斗结束后的报告称:“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 ( 十九联队二十联队 ) 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另据 9 月 25 日 当天下午,担任 115 师师长的林彪的报告,当时该师面对的还有另外一部敌人,以汽车队为主。电称:我部上午 9 时开始“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于 12 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 分析这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在 115 师看来,当天的战斗是于上午 9 时前后同时在两个地方打响的。一处是东北段的蔡家峪,另一处则是在伏击线南段的小寨村,这两处实际相距不足五里地。据报,开战仅三个小时后,小寨村的战斗就基本告一段落,林彪判断该部之敌为日军兵站守备队,相当于步兵一营,其特点是拥有大批汽车。由此可知,在小寨村被伏日军应当是由平型关东去灵丘方向的日军汽车队,而蔡家峪附近的则是由灵丘西来平型关的日军辎重队。只是蔡家峪附近的战斗在林彪报告时尚未结束,故林彪当时未具体报告蔡家峪的战斗情况。次日,朱德、彭德怀在向南京蒋介石进一步报告战果时,才提到:除前报歼敌小寨村兵站守备队外,“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 这里所说的“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显然不是指头一天报告的位于小寨村附近的那支日军汽车队,而是指位于蔡家峪附近的拥有大量马匹和大车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即来自灵丘的那支行李大队。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确是有两支相向而行的日军部队同时中伏。再联系到 686 团团长李天佑特别强调,最激烈的伏击战实际上发生在小寨村往南近八里路的老爷庙一带,可以进一步确定,当天伏击战的主要作战地点至少是从蔡家峪一直延伸到老爷庙及其东南一带,即辎重队被伏的蔡家峪,汽车队被伏的小寨村和中午以后持续发生激烈战斗的老爷庙一带。只是,老爷庙的战斗因为部署不当,被日军占领了制高点,因此李天佑才会强调那里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此不难看出,今天我们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图示和解说,在作战地点上明显存在着错误。这是因为,将蔡家峪划在伏击作战地点之外,而将韩家湾划成另一歼敌之处,标注日军从团城口前逃走等等,都并非事实。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基本上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另一部分是日军二十一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 115 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此后, 115 师又向西南在老爷庙、关沟一带与前来救援的第二十一旅团第三大队日军进行了数小时的战斗,战斗虽然曾一度使日军动摇,并推进到辛庄、东跑池一带,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对峙。鉴于战斗僵持,平型关正面国民党守军也没有按计划大举出动,故 115 师于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战斗。 歼灭日军人数问题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 1000 余人的说法。歼敌 1000 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 115 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 1937 年 9 月 26 日 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 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 4000 人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 1000 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 那么,究竟是 1000 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二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 7 人,陆上运输兵 15 人,矢岛中队 176 人,合计 198 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 1 个小队”,部分回运的伤兵。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三个汽车小队,一个修理班,一个行李班和一个自卫队,共 176 人, 50 辆汽车。中西中队随行车辆 30 辆,官兵 55 人。 再加指挥官新庄淳中佐率本部官兵共 22 人,以及增援的步兵一个小队大约 50 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 300 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 200 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 70 辆辎重车辆、 15 名辎重兵、 228 名特务兵,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共 52 名担当护卫小队,合计人数应为 297 人。综上两部五六百人,若能基本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丘之汽车队未遭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击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 41 人战死,约 50 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可知上述说法似不全面。 首先,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 11 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四个中队(内缺四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 28 日才得以进入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 100 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 20 米 ,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 8l 辆,逃出来的只有五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 其次,不能忽略的是,当天乘车返回灵丘的,还有 23 日至 24 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 80 人,亡 22 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 25 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 25 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当天第九中队 6 死 2l 伤,第十中队 4 死 5 伤,第十一中队 3 死 3l 伤,第十二中队 25 死 3 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的死伤人数约为 98 人。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一个小队的护卫部队,应为 294 人( 3 人重伤)。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 150 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伤亡的人数恐怕应在三四百人甚或四五百人之间。 分析当时 115 师的战报,也可看出大概。 当天上午 115 师首先袭击的是东去的日军汽车队,时间据中日双方记载应在 9 点前后这段时间。林彪报告所说“ 12 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 80 余辆”,和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战报称“小寨村有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都是指此。但是,这里虽说“全部歼灭”日军约步兵一营,事实上战斗并未完全结束。从当晚 9 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可知,小寨村仍有小部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进行中。电报说:“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 1884 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从这一电报看,当日围歼东来之敌的作战已经大体上结束,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但对于西来之敌的作战,即对小寨村以西之敌的作战,却成胶着状态。次日凌晨,鉴于朱德、彭德怀已有避免与敌相峙的指示,林彪迅速指挥部队撤出了战斗。 结果, 115 师虽然已成功地将小寨村以西至平型关外东跑池以东之敌分割成数块,除了对蔡家峪和小寨村两段部分残敌有可能迅速消灭外,与敌西来之主力因形成对峙,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可是,为什么第二天,林彪的战报却又宣称:“昨日与敌廿一连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呢?这里的原因也许不难了解。毕竟 115 师不仅歼灭了由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而且对准备返回灵丘接运部队之小寨村一带的日军汽车队的伏击也基本上取得成功,按照当时下面部队的报告,一部“约步兵一营”,另一部也为“四五百人”,合计已近千人之数。再加上无法确知被阻击之日方援军死伤数字,相信激战一天也已给予较大的杀伤,估计“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当不足怪。但可以肯定,由于小寨村以西战场始终处于战斗中,无法打扫清点,包括对汽车队的歼敌数字多半也只是估计得来的,未必十分准确。关于这种情况,林彪及中共中央事后其实也未必完全不了解。 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了此次战斗只歼敌四五百人的说法。他在 1937 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在具体听取了汇报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根据战斗后 115 师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可知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死伤在 400 人左右。以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之落后和日军之顽强程度,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中,敌我双方死伤比例接近甚至略微超过 1 : 1 ,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八路军与日军之间历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比例都远高于此。 依据以上叙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 1000 余人,或说只歼灭了不足 200 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容易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 1000 余人,也不是约 200 人。 本文摘自《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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