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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网络舆情搅局者

网络舆情搅局者(调查)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09日 第05版)   编者按:   做“加法”的网络水军,做“减法”的删帖公司,加上新兴的微博刷粉丝……不知道互联网多元化业态的土壤还会滋养出怎样丰富多彩的“奇花异草”?   或许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奇花异草”是不折不扣的网络舆论“搅局者”,与强调开放、平等、责任的互联网精神格格不入。虽然它们也参与分享与互动,也曾不间断地制造出一个个经典的网络舆论案例,但它们负面的作用远大于其正面建树。      A   暗访网络公关公司——   只要给钱,有帖必删!   本报记者  石 畅   为了联系到删帖公司,记者只是简单地以“删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就得到了一系列的主题网站,从这些网站的显著位置都能找到联系QQ和24小时在线的电话。还能看到一些危机公关的课程、案例,让你产生一种认知:如果此时你危机公关没做好,不请他们把负面信息压制住,最终会使得你遭受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   记者注册了一个临时QQ,以需要删除网上负面信息的客户的身份,同一家删帖公司进行了接触。   刀之刃(记者):能帮着删除一个新华网上的消息吗?今天必须把这事办了!钱不是问题!   www.weiji110.com:新华网不能处理,有单再说。   刀之刃:哪些网站上的你能处理呢?   www.weiji110.com:猫扑、凤凰、腾讯、天涯。   记者到凤凰网论坛找到一条负面小消息,佯装是事件的中心人物,要求该公司提供公关服务协助删帖。对方开出了1500元的价格。如果其他网站有相关消息的转载,让我自己打包把所有文章的链接附上。“删得地方多,可以开个优惠价”。   当记者深入询问他们是如何删帖的,对方显得异常谨慎,并没有正面回答,再继续没聊几句,对方似乎有些恼火,把我QQ号从好友中删除了。   为了调查清楚网络黑公关是如何运作的,记者又拿起电话,拨通了另一家网络公关公司的24小时热线,自称是一家酒店老板,要删除几个门户网站近日对自己的负面报道。   接电话的张小姐提出要先看看链接再报价,还说并不是每一个网站都有关系,并不是每一个网站上的新闻都能删掉,一般来讲一个新闻的删除需要提供2000元的辛苦费。进一步的交谈得知,该网络公关公司的老板是媒体从业人员,有一定的媒体圈的关系,而该网站的创立则是在他看到其中商机之后业余创办的,而他现在仍在媒体圈工作。记者试图套出来更多的信息,但一无所获。   张小姐还说,如果纸质媒体已经见报了,或者经过电视台、电台报道过的消息,因为有档可查,且吸引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又或者转载量极大,且不断在被转载,删除消息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记者通过数例调查后发现,网络公关公司能够删帖的媒体,因公司而异,删帖公司也基本都是通过人际关系手段暗箱操作地进行删帖,相应地,删帖公司给予相关媒体的涉事人员一定的经济报酬。   B   人气背后的秘密——   加V刷粉丝大行其道   本报记者  石 畅   中国的微博用户已经超过了3亿。然而其中多少是真实的网民,而又有多少是“僵尸粉”?微博网友“王铁源”感慨到:“每次发微博,最先回复的总是他俩,一个是加粉丝的,一个是做广告的!”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微博”,仅在网络推广下的分类中就有1734件“宝贝”,有部分“宝贝”提供的业务是给微博加粉,给客户增加观众数量,以显示其人气旺盛。1000粉丝要价从4元到10元不等。这些交易都是通过支付宝进行网上交易,也有要求直接打到对方卡里的。记者随意选取了一家网店进行调查,与店主通过QQ聊起来:   刀之刃:认证多少钱?粉丝怎么卖?   新浪微博粉丝:认证是700,粉丝1万30。   刀之刃:认证,把自己写成什么样子都能通过,是吗?   新浪微博粉丝:有的不行,看你要什么样的。   刀之刃:你是和新浪那边有联系还是怎么着?你怎么能不需要申请材料、手续就加V呢?   新浪微博粉丝:这就是我们需要给你操心的了,不然也不会收你钱。   刀之刃:那价格最低多少呢?   新浪微博粉丝:现在最低就700,没优惠,我们就赚点回扣。   加V认证、刷粉丝为何大行其道呢?经过记者的一番调查得知,拥有50万粉丝的账户,转发一条广告信息的价码是1000元;有100万粉丝,转一条广告给2000元。   需求和供给总是对应存在的。许多人便开始想着如何挣这笔钱。   按照卖家要求,记者给出临时新注册的一个微博地址。10分钟后,开始加粉了,记者亲眼见到自己的微博粉丝逐步地增加,一个小时过去了,粉丝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个。   卖家究竟如何进行加粉操作的呢?原理其实很简单,它首先需要注册大量的邮箱。有了这些邮箱之后,就利用它们开始注册微博。注册成功之后,僵尸粉之间开始两两关注,达到100个粉丝左右,就结束,这一过程很快。这家公司的高明之处是,让这些僵尸粉都有头像和博文。卖家说,“我们团队花了6个月搭建的平台,多少也得给点力啊。”   新浪微博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刷粉行为对于他们也造成了困扰,他们也是受害者。“刷粉肯定是不正当的行为,我们坚决反对。但是各种刷粉公司很多,技术越来越好,都使用动态IP,我们也很难控制。”针对于刷粉、认证公司给新浪付钱的事,他一口否定。“新浪微博的认证都是真实、免费的,任何收费认证,都是花冤枉钱。”   C   潜入水军群——   做加法的网络水军   本报记者 李志伟   “我手里有个任务,你要能做就接,不能做也没关系。”小黑如今常以这样的开场白跟网友在QQ群里“临时会话”,合意则继续聊,不中意再继续挑。小黑在几个水军群里待了多日,想找人去几个流量大的网站发帖,“推广”自己几家网站上的鞋帽、家纺等产品,他所寻找的,就是“网络水军”。   “网络水军”一词如今在公众眼里已不陌生,通常指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   小黑也曾找过某搜索引擎为他的网站“发帖”推广,但苦于费用太高而作罢,而水军则显得性价比更合适。如果觅得一个合适人选,他会把任务发给对方,并商定价格、完成时限等。如将其产品的广告发到“58同城”、“赶集网”这样的信息集散类网站,一个帖子3毛钱,一天的任务量是100个。   “我们要的就是网络点击率,其他的不管。”这样的任务看似轻松,实际上也面临一定的“风险”——“帖子要是被删了,就不计费的。”    此外,在网购平台为卖家刷好评或是在评选时刷票等,都是水军业务范围。   目前在广东一所大学读书的小韩,管理着好几个水军QQ群,其中之一的刷票群就有百来号人。她会不定期地在“群共享”里发布某软件投票使用教程、打包的刷票软件及一些任务要求等。   一般而言,打开软件后,填写好小韩所给的统一的“工号”,然后补充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支付宝账号等,就可以“开工”了。刷票任务一天只能做一次,一次0.4元,每次集中做完后,小韩就会立马结账,并将付款成功的明细表公布在群里。   除了刷票这样的固定任务外,还有一些不定时的如集中注册网站、打码等任务——这些业务大多是从她口中的“老板”处拿来的。据她说,如果把那些能比较固定地为她“发帖”、“刷票”的水军算作她的团队成员的话,那么她能“统领”的水军规模在1000人左右。还是学生的她,这项工作并不耗时,每月赚取千元左右的外快,“感觉还不错”。   当然,像水军头从水军身上吸取的不是4毛钱那么简单,更大的还有上面的网络公关公司等“老板”。于是形成一个“水军——头目——‘老板’”的利益链。处在利益链下端的,多是以兼职为主的普通水军,他们已渗透到互联网每个角落,如论坛、QQ群、微博等。   据报道,业内人士估计,至少有50万网民参与所谓的“网络公关公司”的有偿灌水,这条“黑色利益链”的年产值据不完全估算已超过2.38亿元。如果说“贾君鹏事件”还只是热闹一下的炒作事件,去年10月蒙牛高管与一家公关公司被曝用网络攻击对手伊利则具有了“网络黑社会”的性质。   上月底,一项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水军已经影响了互联网信息的质量。报告称,对于商家而言,网络水军可以控制他们要销售的商品的公众口碑。“如果一家公司聘请足够多的网络水军,则可以形成一种他们想要的热门趋势。”大量的水军虚假炒作等行为已引起政府的注意。今年6月,55家“网络水军”、“代理刷票”的“水军网站”和“刷票公司”,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核查后,被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关闭。不过,记者在百度中搜“水军”一词,仍弹出了许多是自称“网络营销”的网站。“水军十万”提供的仍是网络投票、论坛推广、注册账号等业务。其“响亮”的口号是:“世界万变,唯我不变。十万水军,供您调遣。”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12月09日 星期五 05版 焦点关注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1-12/09/content_9749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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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良心底线维系于希望之中

2011年12月12日 10:31:29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持何种政见、价值立场,有一点似乎可以成为共识。那就是,这是个道德沦陷、人心败坏的时代,所谓底线,早已在不断被突破中成为似有似无之物。     一段时间连续写过几篇文章,居然多是关于孩子:小悦悦被两次碾压,十余路人匆匆而过置伤者不顾,甚至随之而来关于其父母行为动机的阴暗猜测,都在现实和虚拟两个维度探测着非战争状态的日常生活下人心恶的限度。除此,血铅,奶粉,校车,扶老之惑,等等等等,老弱妇孺皆成受害者,其它问题,比比皆是已让人齿冷。坦率说,作为写作者,常常被一种无力感包裹。文字呼吁,激愤发声,似乎都不能阻挡加速之沦落。     不过今天,不想再谈这些话题,不妨分享个“光明”一些的故事。     不久前,某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实验”。这位习惯开豪车的富二代子弟,试图用美国式搭车的方式完成从天津到昆明的旅程,他的背包里放着一叠用过的打印纸,上面写着沿途目的地。在图片里能够看到他的样子:一个胖胖的少年郎,学生打扮,一手举纸牌,一手竖起拇,站在公路旁边……     如果之前的极端事件总是因为“极端”、“个别”而未能视为“本质真相”的话,这个旅行试验可以说真切描摹出这个时代的真面目,成为一种平常方式来测试时代平常生活的试金石。大学生一面遭遇了众多白眼,一面继续着自己的旅程。他搭上的第一辆车是货车,司机是一对孪生兄弟,看他是学生才敢拉他,因为现在“好人不多”,而一路上,吴大伟听的最多的是司机周老大抱怨过路费和汽油费太贵,跑长途挣不了钱。一肚子意见,“说着说着就很激动”。     旅行中唯一给他留下姓名的,是一位官员,这位体制内者对于当下的判断是:现今做好人太难,有时可能被反咬一口,“我总不能路上开着摄像机做好事吧”? 而在旅程最后的那一段,他搭上了辆破旧的面包车,车里是一家三口,恰是他父母要求要保持距离的的那些“西南地方人”。正是这些人给了大学生一段最美丽的旅行,用他在网络上写下的活:“最美的不是昆明,而是去昆明的路上。”     一段超越自己生活,挑战自己勇气的旅程让大学生感受到了和自己想象不同的生活现实,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遭遇的各种反应。他的行为,如同提问,让路上驶过的各种车辆,以及里面的车厢里面的各色人等给出答案。     在我看来,这位官员的见解可谓有代表性:当外面的世界被认为是不义之地,个体行善更为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妨问问,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预期,是什么让人们与禽兽相异的“几希“,被压制住,被消失?     实际上,在2011年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直在进行。给了我答案的是一部看起来和中国没有太多关系的电影:《伪钞制造者》。这部2007年制作完成的电影后来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似乎不温不火。     电影讲了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伪造钞票、证件,精通画艺,喜欢埃贡席勒的犹太江湖骗子萨利,被关进了犹太集中营。谋生的本能和江湖行走的强大能量,让这位萨利一次次改善了自己的境遇,一次次避免了被杀戮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几乎是必然的被挑选出来,参与到所谓的“伯纳德“行动当中。这个行动,说穿了就是大量制造伪钞,以扰乱盟国的经济秩序,延缓纳粹德国的败局。     在我看来,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发生在囚徒中间。当暂告别严酷的虐杀,毒气、非人道的条件,拥有了床褥、洗漱、马桶和稍微像样的食物以后,选择和冲突开始。和萨利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做博格的工匠,这两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萨利和大多数人,包括我,一样,认为“活着,这并不可耻”。博格可能是个共产党人,真正的共产党那种,一张口就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这样的口号,他是一个要用放弃自己生命的方式成全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就是总结这场罪恶的战争。于是,一场微妙的博弈开始了,这场博弈,不仅仅发生在囚徒和纳粹之间,甚至也不仅仅发生在囚徒与囚徒,乃至每个囚徒自己的心灵里。     如此尴尬的状况:受害者被绑架到犯罪者的战车上,为了自己能够多活一段时间,不断努力让罪恶战车尽可能长时间的碾过同样是无辜者的身躯。正义,良知,底线,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一下子变得暧昧多变。     当博格企图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他发现敌人不仅仅是那些纳粹,还有自己的难友。博格不断进行破坏伪钞底版的行为。当纳粹提出若不完成美钞的印制就将杀死自己的六个狱友时,依然不曾停手。这种行为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以及这个得来不易的天鹅绒监狱,于是,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告密,乃至用自己的手解决掉他。虽然大家都知道,手头的活将严重破坏盟军的金融秩序,延长战争,但是,自己的生命,或者,装备天鹅绒的监狱与那个过分遥远的正义道德良知等等,哪一个重要,不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吗?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我,身处此情景,该如何选择?我自然不是特殊材料做出的博格,贪生怕死,实属人之常情,如此,博格之善,在其时其地,已然成“恶”。     然而一天之间情况突变,德军消失了,牢房的门被打开,最底层的囚徒拿着枪冲,不,准确说是颤巍巍走了进来,枪口指向这些“衣冠楚楚”,营养充裕的特殊高等囚徒。伦理道德瞬间逆转,博格之前那些被囚徒们厌恶的,会陷其与死地的“革命“行为瞬间获得意义,并成为高等囚徒们反抗暴政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些,这些人会不会被当做纳粹帮凶,而被绞死在同胞们们欢庆胜利之时呢?     电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根据回忆录改编,作者就是当年那位革命博格。这个故事和当下中国似乎没太多关系,但是人性相同,而且关涉我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们做出合乎人之良心的行为,而又是什么让人们自动屏蔽掉自己的良心?     是预期。判断道德良知的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源于人的判断。人不行善,也来自自我的判断,而决定判断的,与常人而言,则是预期。而决定预期的,则是“希望”,当国家被裹挟作恶,让人们看不到希望,善和恶在那一瞬间,或者那一段时间必然是混淆的,而且那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很长很长。如果时间足够长,窒息住了人们追求正义的本能性希望,获得的,将只能是非正义的动物性选择。康德曾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实际上,博格那般由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能做的,只能是屏蔽自己的良心,小心翼翼隐藏着自己的正义感是非感荣辱感,坐看自己的社会沦为索多玛之域。     所以,那个开始探险的大学生,看到的是那些未尝泯灭的、其实常人皆有之善,而终于阻止他旅程的父母,则重复今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判断,正是这样的判断在制约着我们的行为。所以,为什么中国道德滑坡,底线被突破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为什么在今天,人们似乎难以看到善的希望?正义公平的希望?价值的希望?         搜狐网“平凡的良心”评论 上一篇: 校车之殇呼唤中国式顶层纠错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9)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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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互联网应跨越“丛林时代”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1-12/09/content_974954.htm 胡泳 : 互联网应跨越 “ 丛林时代 ” (专访) 本报记者 石 畅 张意轩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 年 12 月 09 日第 05 版)     记者:近日,记者调研了网络公关删帖的一些人,您怎样看删帖这件事?   胡泳: “ 网络删帖 ” 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进入公共视野,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网络水军、网络公关、网络信用的话题浮出水面,它的发生、发展跟中国互联网大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因为整个互联网在向 “ 丛林时代 ” 移动,所以必然会出现现实中的删帖公司,它们都是这个土壤之上长出的 “ 恶之花 ” 。   从这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现在正在变成各种有目的的群体进行操作、摆弄的舆论博弈场,这个舆论场因其重要而成为各方利益的必争之地,所以这些利益方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宣扬和维护自己。   记者:都是哪些势力在其幕后助推呢?   胡泳: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删帖的幕后推手。比如,三聚氰胺事件中的三鹿公司;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一些深陷舆论漩涡的问题官员。   记者:这些势力是不是想利用网络水军的力量来挟持舆论呢?   胡泳:是的,网络水军和网络删帖的实质都是操纵舆论。一般来说,操纵舆论不是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事情,它是见不得阳光的。中国的互联网有一个怪象,就是各种利益在对新闻和舆论进行操纵的时候,已经达到不仅不太遮掩、有时甚至还会得意宣扬、大声叫卖的地步,丝毫不觉得这是毫无廉耻之举。另一方面,这些被操纵的信息接受者,好像对这类事情也见怪不怪,觉得无可奈何。操纵者不以为耻,接受者不以为怪,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荒诞局面。   记者:如今互联网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胡泳:网络删帖现象的存在,既有商业压力,也有行政原因。因商业而删帖的情况更常见,因行政而删帖的影响更久远。网络信任危机也就此产生。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我们无法证实信息的真伪。尤其是网络发布的信息,基本上很难找到当事人或者公正的第三方证实,即使部分得到证实,这个证实的效果也要取决很多因素,也不见得是一种真的能够获得真相的证实。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互联网成为一个 “ 江湖 ” ,甚至是比现实世界更为无序的 “ 江湖 ” 。   记者:这种 “ 信任危机 ” 的局面,对经营性网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胡泳:这样的话,互联网会逐渐由网站主导变成网友主导。当主导权越来越多转到网友手里的时候,你如果很随意地删帖,很随意地封 IP 等等,实际上都是对网站自身资产的损害。而且,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如果用户有更好的选择,用户一定会离开你。   记者:互联网处于 “ 丛林时代 ” 的判断,令人悲观,那么如何使其进入 “ 秩序时代 ” 呢?   胡泳:对于互联网丛林现象,有些政府部门觉得管理棘手,主要是因为用传统思维管理多变网络。随着网络爆炸式的成长和新一波技术的兴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出版商、报社、电台、电视台,国家如继续沿用管理传统媒体的思维来管理网络,就会出现很多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良方无他,还是要努力推进一种健康的民意表达机制。如果民意表达能够比较通畅,不仅对政府的监督会加强,对于那些不良企业也能以有力的方式来制约,那么那些所谓的 “ 网络公关公司 ” 活动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   我们承认互联网上有博弈,但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利益博弈机制,必须通过合法的正常的渠道来博弈,而不是通过目前这样一种恶劣的手段。如此,互联网必须有规范,才能进入秩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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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现实威胁

最近,网络热传一份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一共1100个城市,国内城市中,杭州位列1002名。杭州是著名旅游城市,以西湖山水闻名天下,结果空气质量排名如此靠后,实在让人意外。 12月7日,杭州市环保局召开媒体座谈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从中可知,上述排名确实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涉及32个中国城市,杭州在其中排在第15位。这个名次虽落后于上海,却比北京、南京等地靠前。不用说,上述城市在这次排名中也属于垫背的。联系近日北京等地出现雾霾天气,淘宝口罩热销,估计许多人都已真切感受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记得前年,旅居美国的某友说准备回国一趟,但特别担忧国内空气质量。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这家伙身子骨怎么如此娇贵。可不是,虽然身处空气质量排名第1002名的杭州,本人并没觉得空气坏到哪里去。经常还跟来玩的朋友说,杭州这地方真养人。你瞧,开个车不用十来分钟,马上可以进入有山有水的景区,换一种活法。能够在节奏紧张的工作模式和悠然自得的休闲模式之间快速切换,这种城市确实不常见。 可如今看来,环境污染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有些空气危害并不那么容易看得到、闻得到。从天气预报看,许多城市几乎每天空气质量都达到优良指标。但这并不意外着人们可以高枕无忧。这次空气质量排名的主要指标为PM10,可要知道,PM10指的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这玩意儿谁能天天感受到?换句话说,如果人体能够感到明显不适,那空气质量肯定已经很糟糕了。更不用说,这还不是监测PM2.5,要不然大多人恐怕只有苦笑的份。 无论如何,这个事实表明,空气质量、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威胁,咱们再不能装鸵鸟了。以前听到节能减排、低碳社会、转型升级,有时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甚至把这当作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可再看看,别提将来,环境问题不引起高度关注,眼下就得“活受罪”。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寂静的春天》,被视作西方环保运动的先声。想想不过才半个世纪,转眼就轮到咱们面对这个现实了。治理环境污染、缓解空气质量危机,真的不能再等了。 至于该怎么做,确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想,至少首先应正视现实,而不要害怕暴露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就拿近来讨论热烈的该不该监测、公布PM2.5的问题来说,其实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成本等方面,而在于相关部门的责任问题。说白了,没必要把这个问题“泛政治化”。告诉人们真相,只会对解决问题有利无弊。最起码,公布PM2.5指标,能让公众在空气质量较差的日子里,戴个口罩出行,减少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这也能让公众进一步了解,改善环境不仅是政府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环境、产业结构以及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记得奥运会期间,北京封存公车、限行私家车,对工业生产进行限制,空气质量马上就与国际接轨了。可见,上述因素正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而如果说改变产业结构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机动车尾气排放却和开车的人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肇事者”。 所以,在批评现状的同时,不妨也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如果现在就从源头抓起,从每个人做起,何愁看不到蓝天白云。 201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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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自由时间的力量

自由时间的力量   胡泳   克莱·舍基很高产, 2008 年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仅隔两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认知盈余:互联时代的创造与慷慨》。 《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未来是湿的》一书的续篇。《未来是湿的》关注的是社会性媒介的影响;而《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用舍基自己的话来说:“ 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待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 该书进而分析了这些崭新的文化生产形式背后的路径和动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人类的表达相关。 舍基对传统媒体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他认为,哪怕是网上最愚蠢和疯狂的创造和分享的举措(例如汇集数千张 “大笑猫”的图片)也比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消费数以千亿计小时的节目强。(根据舍基的统计,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两千亿个小时。) 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判若鸿沟的人通常也强调代际的变化。旧媒体对新媒体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缘于上一代的人对年轻人所拥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的人对于已进入年轻人文化核心的新媒体感到不安。从过去媒体恐慌症的历史(如漫画、摇滚乐、电子游戏机、电视等等)来看,大人对网络内容的任何恐惧,不过是来自于对孩子自主与自行界定媒体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昔日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 舍基这样的新媒体鼓吹者一般坚信,历史站在自己的一边。他观察到,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这个区别实际上是参与同围观的区别: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对参与社区的人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舍基把媒介消费的这种转变称为净的“认知盈余”。 导致媒介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要用来创造一些事物,而不是单纯地看电视。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最终可能导致庞大的集体行为。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为巨大的结果。 而一旦改变了认知盈余的使用方法,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界定“媒介”( media )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在过去意味着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爱讲的故事是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轶事。他在公开演讲中提过这个故事,在本书中它也出现了,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寻找鼠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看 DVD 。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背后去。他的这位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后。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 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对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寄予的厚望:年轻人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对其文化的前身却知之甚少,所以完全不必受过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关掉电视的人干什么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手机和其他联网设备取代电视。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人们现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舍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协同行动的例子,像维基百科的编纂属于他最爱引证的证据之一,还有些例子听上去颇有些匪夷所思:在韩国民众持续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事件当中,一群某个韩国男孩乐队组合的少女粉丝通过在网上的松散联系,竟然几乎迫使政府下台。 对旧媒体、旧机构做事方式的憎厌,对新技术的拥抱以及对下一代年轻人的期许,所有这些混合起来,导致舍基倾向于讲述从电视中解放的社会革命的故事的一半:在《认知盈余》中,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来是湿的》里面,舍基笔下的几乎所有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使用互联网令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样的论证方式,那些反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也会乐于举出成打的例子,证明数字科技在生活品质的创造上,其摧毁能力大于贡献能力。 舍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费的价值。在网络上创造愚蠢的东西的价值,果真高于比如说阅读一本复杂的侦探小说?是不是只要是创造就拥有了某种神圣性,而只要是消费就显示了低级智慧?舍基低估了创造性生产的质量问题——平庸是创造性生产的供应增加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消费一些伟大的文化产品,要胜于创造另一只“大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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