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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 莫把外交当援交

   经济观察网 十年砍柴/文  中国政府援助马其顿23辆校车,这本是外交中很平常的一件事。中国驻马其顿使馆也将其当成例行的工作成绩写成新闻稿,刊登在外交部网站上。但因正逢甘肃省正宁县劣质“校车”发生车祸致使19名幼儿园孩子殒命的悲剧刚发生,对外捐赠校车的新闻一经各媒体转载,立刻引起舆论狂潮,甚至有人引用清朝时慈禧太后一句后来载入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语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解释说:中国早期也获得国际社会很多的帮忙,而随着中国的发展,现在也需要履行国际义务。马其顿在汶川地震发生时也有为中国提供支援。    这番颇有高屋建瓴味道的说辞,当然很有道理,政治上也正确。但私下里,恐怕外交部门高层也会责怪具体经办者对国内政治的敏感性不强,办这件事选错了时间点。    两件事摆在一起,实在对比过于强烈,足以搅动起网友的不满和愤怒。但因此说网友的表达过于情绪化,亦非持平之论。其实包括广大网友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大多具备传统中国人乐善好施的品德,并不吝于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发言人以马其顿在汶川地震援助中国为例进行说明,很容易让人理解对质疑校车援助的国人有“知恩不报”的指责。其实,仔细分析那些言论,大多数并不是认为马其顿不该援助,而是这次援助行为和甘肃校车惨案摆在一起,让更多的人在被深深刺激之余,会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思考:中国为什么要援外?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援外?政府的援外和广大民众有何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可以类比的。友善处世、急人所难是一个人的良好品德,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中国是个大国,特别是这些年经济发展较快,GDP已是全球第二,尽力履行国际义务理所当然。但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国与国之间亦然。在对外援助时,有必要问一声: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援外,我以为第一个理由是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邻居遭遇困难时,伸手帮助一把,是人之常情。对中国政府在国际救灾中发挥作用,或援助一些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以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我想多数国民是理解的。即使由于历史恩怨而对之感情相当复杂的日本,在其地震后许多中国人抱以同情并主张政府和民间对其援助,即便在中国船工死在泰国境内的湄公河的惨案刚被报道,对泰国发生的特大洪灾,也能表示同情,甚至不反对援助。------因为,将心比心,一个人在遭遇困难时多半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第二个理由当然出于“国家利益”,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过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常被用来形容国际交往。人生在世,不可能不追求利益;一国立于地球上,同样如此。援助也常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用来为本国谋取利益。在1949年以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的封锁和制裁,中国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固然是发扬所谓的“国际主义精神”,但不能说没有多交穷朋友、打破西方封锁与孤立的利益考量。比如非洲的穷朋友们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但“国家利益”过于宏大,仔细分析起来,可能有利于多数国人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少数人的“国家利益”;有基于长期战略考虑的“国家利益”,也有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家利益”。当然,这几类“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截然分开,往往会混杂在一起,但长期观察,彼此还是有较清晰区别的。如近两百年来,俄国经过沙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很大,在对外交往包括援外也因不同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有差别,但总体说来,这两百年来俄国不管谁当政,其在对外交往时包括援外,维护其本民族的利益这条外交主线一直没变。 而且国与国之间相交利字当头,固然不错。但纯粹谈“利”也是靠不住的,正如交朋友要看志趣相投,用钱买不来真朋友。国际上交往,若彼此理念相悖,花钱买来的“亲善”往往十分脆弱。 从根本上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什么样的内政决定着什么样的外交,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援外也得如此,充分尊重本国国情,考虑到内政的援外才是理性的。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当时阿总人口200万左右,阿成为那一阶段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 “三年困难” 时期,本国许多老百姓正处在极度饥饿之中,中国仍然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大量援助。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苛求“冷战”时期的外交,但以往援外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得到总结与重视。何谓“力所能及”,起码要本国国民的日子过得差不多。普通家庭对外交际也是这个道理,否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如此说,并不是说要等到本国国民都对自己生活满意才能援外,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最大的援外国美国,也有本国国民因不满于贫富差距过大而有“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活动。但起码援外要尊重多数民意。如何体现多数民意呢?是需要有公开的、法定的程序的。比如民意机构(议会或人大)对包括援外在内的外交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查,援外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当然要接受纳税人全面而有效的监督。 援助马其顿校车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原因正在此。政府花多少援外,援助哪些国家,为什么要援助。大多数国民并不了解------似乎有关部门也不想让国民了解。就在今年8月,各部纷纷公布“三公”支出时,外交部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布“三公”经费。此次各部位的晒“三公”还只是总账,不涉及到一笔笔的具体花费,对外交部而言已是“国家秘密”,那么公众要了解援外的详细信息,恐怕更难于上青天了。 如此,我想公众对在国内中国孩子命丧劣质校车而在国外向他国援助崭新的、合标准的校车,进行对比而表达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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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 行善累佳人,创慈出赢家

作者: 吴澧  |  评论(4)  | 标签: 慈善 , 章子怡 , 诈捐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已经基本实现。需要继续推行的,是这句话后面接着的“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有一种方式是民间慈善。不过,国人的传统慈善方式,以回馈乡里为主。赚钱了,发达了,就在本乡本土铺路造桥建学校。那个搞走私的赖昌星,实事求是地讲,这方面倒是很传统。铺路造桥建学校之外,他干脆把村里老人都养起来了。以至执法人员进村要去搜查赖家大院时,乡亲们自发地站出来护院阻挡。相信有很多富人不愿被赖昌星比下去,只是大部分富人毕竟出身于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并没有一个空间非常明确、资源也很有限的“乡里”可回馈。若行西方式慈善,则在我们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适应过程。 2008年汶川地震,一月之后,商务部曾公布名单,表明多家外国企业所承诺的捐款尚未全部到位,引出对这几家企业的大量抨击。其实,国外捐款,通常是先报个总数,然后分期分批到位。这样安排,有利资金流转。新闻报道说某人给母校捐了三亿美元,其实这笔钱或许二十年才会捐完。甚至彩票都是这样。某人中了三千万美元!神气吧?——其实要分三十年领,每年也就一百万。好莱坞豪宅开价六百万,中了个大奖照样付不出首期。而且捐款往往有条件。商务部说谷歌承诺的一千七百万元,只到了五百万。谷歌解释:这钱是给学生的,支付前先要慎重考察,比如援建学校时与谁合作。谷歌说他们追求质量,而不是放下钱就不管了。这帮美国人所讲的 computer nerd(技术很好却不通人情世故的电脑呆子),似乎那时候已经不肯信任中国红十字会。 大企业筹款还是比较方便,非要他马上付,把钱给你就是。比较可怜的是章子怡。所谓的“诈捐门”,去年3月里,她接受《中国日报》独家采访时,说是有四十五万美元,认捐者尚未兑现。本人不知道章子怡怎么管理她的财产,她似乎以为洋人当面答应了,一张支票就该马上寄过来(题头图:章子怡很不西方风俗地在戛纳募捐)。但在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和流动性是很不同的两码事。答应她的西方影视界人士,财产一定很多,却不等于现金很多。有房子,有股票,有债券,管理现金却像日本人管工厂,“零库存”——支票账号里只放平时够用的。若有突然大笔支出,他要花时间去“轧头寸”(这词的用法,参见茅盾的商场小说,如《子夜》;香港商场小说里或许也有)。可能还要筹备一次义卖活动,让他太太拍卖一些旧珠宝。最重要的是必须给他一个在税务局挂了号的机构,转给这个机构的捐款可以抵税。这些都需要时间,还得有人去联系。 国情与国际不接轨,大款就是捐个款,也会惹出种种麻烦。不过,真心想为人民服务,办法总是有的。比如,美国ABC电视网有个节目《鲨鱼缸》(Shark Tank,港台译作“创智赢家”),就是几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听取创业者的汇报,决定是否予以资助。这甚至不是慈善,倒是有点像风险投资,通常是创业者拿股份换成功人士的钱。这些成功人士,既然自认“鲨鱼”,就是要“吃人”的。创业者往往有很好的想法,但对从创意到市场的路线不甚了了。鲨鱼们批评创业者时毫不客气,指出计划中种种不切实际之处,甚至说“看你样子就不像做生意的”。但在鲨鱼们的挑剔下,创业者和观众都学到了宝贵商业经验。 求助鲨鱼的创业者,多是有点困难的人。9月2日(星期五)那期节目里,有一位求助者是失业后成了“家庭煮夫”,在清理孩子弄脏的地板时,发明了一把两用扫帚。但他没有资金正式投产。其实创业者也选择鲨鱼。碰上实在好的点子,鲨鱼之间也要竞争。每条鲨鱼都要摆老资格,对创业者说明:为什么我能最好地帮助你;我的团队和人际关系,可以帮你如何推销。鲨鱼间甚至会“斗富”,你出八万,我出十万。那把两用扫帚引起了鲨鱼们的兴趣。四条男鲨鱼分成两组,互相竞争。一条男鲨鱼甚至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站着陈述的创业者身边,说:让我给你妻子打个电话。他居然要动员“枕边风”。另一组的两条男鲨鱼摇头,说你过分了吧? 你看,只要富人显示才华,让观众觉得他的钱确实是凭本事赚来的,不靠冒牌搀假,不是官商勾结,富人不必特意作出温情脉脉的样子,大家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当然,来点慈善会更好。另一档节目里,男鲨鱼都退出了,觉得这生意无希望。唯一的女鲨鱼叹口气开支票:这位刚出校门的女孩,要在已经嫌太多的化妆品里杀出一个新牌子,你真像二十岁时的我啊。 (本文已刊于9月8日《南方周末》)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吴澧的最新更新: 叫声老同志,学点新知识 / 2011-11-20 09:31 / 评论数( 37 ) 气卑怨洋人,命硬认好土 / 2011-11-10 01:11 / 评论数( 45 ) 穷得坦荡荡,学到真好好 / 2011-10-30 10:37 / 评论数( 28 ) 欲占华尔街,先乱西雅图 / 2011-10-20 06:12 / 评论数( 9 ) 蒋总统赋诗,毛主席对句 / 2011-10-10 09:20 / 评论数(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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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宽带是一项基本人权

宽带是一项基本人权   胡泳   2010 年 3 月,英国广播公司( BBC )公布了一项对全球 26 个国家的 2.7 万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有五分之四的被调查者认为,使用互联网是一项基本权利。国际电信联盟( ITU )秘书长哈玛德 · 图雷( Hamadoun Toure )表示,“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参与的入口。”“人们的交流权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互联网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启蒙的潜在源泉。政府应该把互联网看作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就像道路、废物处理和水一样。” 由于互联网如此基本,已经有国家把使用互联网——特别是使用高速宽带——视为一项其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例如,芬兰和爱沙尼亚都立法规定,享有互联网接入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同样,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使用互联网是一项法定权利。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也在推动互联网的普遍接入。 就在几周前,联合国的一个关键的委员会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宣告,尽管这宣告似乎很多人还浑然无知。它表示,宽带接入是一项基本人权,同医疗、住房、食品一样必须予以保障。促使这项宣告产生的核心人物正是图雷,他进一步阐释说,如今,教育和医疗都离不开宽带。宽带也同政治上的自我做主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媒介就好比 500 年前的印刷机,没有宽带的人,就等于没有纸张和墨水。 欧盟负责信息社会及媒体的专员薇薇安·雷丁( Viviane Reding )是最早提出互联网接入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人士之一。在这位女士推动下,欧盟推出了许多促进欧盟各国宽带和互联网发展、降低电信资费的改革措施。她在企图推动欧洲议会对互联网接入权进行立法时说:“新的规则明确认定互联网接入就像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一样,是一项基本权利。因而,该规则规定,任何有关服务和应用的接入和使用的措施必须尊重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各国宪法里公民都享有通信的权利,宽带接入权是通信权利的一种延伸。 2010 年 7 月 1 日起,芬兰把宽带接入权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芬兰由此成为世界首个通过立法形式确认“宽带权”的国家。这项权利规定每个芬兰人,不管是住在大城市,还是身居深山,都能向网络服务商申请每秒 1 兆比特( 1 Mbps )的宽带上网服务。到 2015 年,这项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服务的速率将提高到 100 Mbps 。 此项立法意味着,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的电信服务商都必须为全体芬兰居民提供速率不低于 1 Mbps 的 宽带服务。这是从运营商普遍接入的义务而言,但衡量宽带服务的水准,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速率和费率。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2010 》称, 2008 年,中国上网接入速率约为 1.8 Mbps ,远远低于日本的 63 Mbps ,韩国的 40Mbps 以及中国香港的 20 Mbps 。 2008 年,中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 83.8 元。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 2008 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 6.9 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 124 倍。 中国在宽带接入方面与各国存在巨大差距。 2008 年,我国宽带家庭普及率为 20% ,不及国际经合组织( OECD ) 30 个国家家庭普及率( 51% )的一半 ; 2009 年,人口的宽带普及率仅为 OECD 国家的 30% 。 不仅如此,中国宽带水平发展不平衡,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目前东部地区固定宽带普及率为 13.3% ,比西部高出 9 个百分点。城市网民数量则是农村网民数量 2.6 倍。 实际上,模拟访问中国 20 家主流网站首页,得到下载数据,中国互联网平均下载速度为 100.9 Kbps 。尽管中国各地区互联网主流宽带已是 1M 、 2M 或 4M 的容量,但访问目标网站时,仅仅能达到 100.9Kbps 的速度。 OECD 主要国家互联网平均下行速率已经达到 32M ;作为宽带最发达的日本,下行速率甚至超过 90M ;而我国由于主要以 ADSL 为主,大多数下行速率都不超过 4M ,平均速率不超过 2M ;同时,由于是共享带宽,在高峰时段速率会更低。 综合比较中国与世界宽带特点可以发现,第一,中国宽带的特点是,用户数居全球首位,但普及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在国际社会数字鸿沟缩小的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宽带鸿沟却在加大。反映我国电信基础设施与国际形成反差的一个数字,是国内电信业务收入占GDP之比,下降到OECD国家十年前的水平。这说明,在国际普遍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带动作用,而加大对宽带投入力度的同时,我国对电信基础设施的投入却在相对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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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中国周刊检讨之致命的关系

2011年11月30日 14:23:44   中国周刊检讨之致命的关系        1,     致命的关系,是中国周刊2011年12月号的封面报道。     这是一组与医患关系有关的报道。     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此前我们内部也讨论过,放弃过。     但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决定上马。     在内部激烈的讨论中,大家对做这样一组报道心存疑虑。     甚至,后来在开始操作之后,我也产生过犹疑。     医患关系,相对于我们今年下半年以来偏于情绪性的泛化的社会话题,很具体,很行业。     具体而行业,比起泛社会情绪的话题,吸引力可能会打折扣。     这也是我在讨论过程乃至后期制作过程中,都强调封面大标题要跳出医患关系的具体表述,而用相对公共性的表述来概括内容和逻辑。     这种偏执的坚持,以至于本期责编徐一龙在讨论过程中质疑我:是不是找到能够跳出行业具体化的表述,不管逻辑是否新就要做?     我咬牙回应,是。     致命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偏执地坚持下才出现的。     与大多数封面报道一样,致命的关系的思路形成过程充满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集中到了医疗资源投入不足和配置不公,是导致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     我提出来,在这样的医疗资源投入配置格局中,除非是圣人,除非是纯粹的人,否则,相互救助的关系,必然演变为致命的关系。     这是使好人也会变成坏人的格局,这是让天使化为魔鬼的格局。     虽然,有关医患冲突与医疗投入和配置有关也是老话题旧逻辑,但把医患关系不仅仅定位于医生与患者的冲突,跳出医患双方,主攻制度格局造成的紧张与冲突,依然可以有作为。     感谢我的师妹邵梓捷给我提供了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的讲座信息,我安排一龙前去听讲座。     讲座对一龙还是很有启发。天平的砝码完全倾斜到了操作一边。     2,     咸鱼要翻生,晒干的鲤鱼能跳龙门,关键是发现新的逻辑,找到新的故事。     不过,对于一个炒烂了的老话题,新的逻辑的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在操作过程中我和一龙已经触碰到了,但我很遗憾疏忽了,后面还会谈到此教训),而呈现方式成为吸引人的本钱,于是新的故事成为救命的法宝。     新故事并不好找。我们开始操作的时候,三联已经还原了同仁医院的冲突。     不过,没有人会被尿憋死。     当逻辑集中到了医疗投入不足和配置不公,导致医患关系必然走向致命的关系上后,思路清晰了。一切只要围绕这根主线展开。     最初的设计包括超低手术费的秘密、大处方、走进八星级病房、一个医院院长的自述、护士的计步器、医疗投入之谜、乡村医生、中外医生培养比较、美国为何医患纠纷少等等。     医疗投入之谜最终成文为《推不动的医疗投入》,虽然没有采访到世卫官员,而有些内容最后也被删除了,但还是达到了要求。大家可以通过文章看到,国家规划是如何成为空话泡影的,甚至,我们在这些方面,连非洲国家都不如。     一个医院院长的自述讲的是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院如何想方设法自我成长。当一个医院的院长只能挖空心思去套钱的时候,很多东西自然随之变形了。     因为采访的问题,最初设计的超低手术费和大处方,因为采访的原因,一开始被压缩到了一篇文章中。为此,我也严厉地批评了一龙,即便这样,他也不完全认同我提出的意见,不过,到最后,一定程度上他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     这两篇文章其实指向的是原本治病救人的医生,如何被迫成为牟利的商人,成为共谋,而这一链条,是如何将医院每一个人的利益捆绑,以至于至今无法改变。这也是医患冲突的重要成因。     走进8星级病房,几经波折之后,成了走进干部病房一文。其中毛主席批卫生部的一段文字最后删掉,殊为可惜。文章实则指向的是原本有限的医疗资源是如何被少数特殊群体占有的。     至于乡村医生,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我很是犹豫,一龙说服了,他说就是因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溃败,才让更多的病人甚至不很严重的病人,挤到了大城市。佳蔚在这篇文章,也一如我们期待的表现。     比较遗憾的是护士的计步器,最初承担的功能是通过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来呈现持续高压下正常人也容易变形的逻辑。不过原来的主角辞职了,找不见了,设计只得临时更改,换成了治病需要录音,而这篇文章,可能更适合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部分功能,也由其他稿子承担了。     一个中国医生掉队,指向了中国医生的培养制度,医疗水平高低,也是导致医患冲突的重要成因。     在操作过程中,我临时提出补加了一条稿子,英国看病记。这是我一个朋友给我讲的,我简单地把他的话整理了一下,交由本人审订之后,作为组稿中的一条。某种意义上,这条稿子放在这组稿件中,别有味道。     一龙临时提出了补加医生防暴指南出台记,我觉得挺好,同意加进去了。     整组报道比较齐整,但在评刊会上,同事们意见集中地是呈现过程的顺序需可以商榷。     3,     在操作过程中,我和一龙都有了一个新发现,这个新发现,以前的有关医患冲突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到。     在我梳理那些案例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医患冲突某种意义上跟那些刀砍无辜者的情况一下,问题不只是出现在具体的医疗冲突上,而是社会出了问题,医患冲突承担的,不仅仅是医疗纠纷的后果,也是社会失败政府失败行政失败的后果!     医患冲突实际上是社会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而不仅仅是医疗失败的泄愤口!     这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新逻辑。     当时我和一龙讨论,这个逻辑,由我写的卷首语来承担。我在卷首语中,确实明确了这一观点。     并且,在封面上,我这样做了表达:“从救命到致命,医患冲突指向的,不仅是医疗投入不足和配置不均,某种意义上,它也成了全社会愤怒情绪的出口。”     杂志封面上网之后,有医生认为这个判断非常“精当”。     不过,拿到杂志后,我反省,应该在医患冲突中选一个案例,用报道的方式来呈现医患关系紧张是全社会愤怒情绪的出口这样一个新判断。     我在评刊会上承认了自己的失误。我们应该从最近的医患冲突中中寻找那些特别的当事人,去挖掘他们的日常生活,去探寻他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公,是否在医患冲突中转移了。。。     这是这组报道中我最大的遗憾。     4,     在写作卷首语前,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一闪而过,还是卡夫卡。     医患关系从救命到致命,是一种变形啊。     我跟晨明聊起,我说如果上一期不是写的卡夫卡的鼹鼠,这一期我倒想写卡夫卡的甲虫。     晨明认为挺好,强烈鼓励我继续卡夫卡。     一龙则告诉我,医患冲突与甲虫有巧合,因为深圳的医院曾让医护人员戴上盔甲上班!     果然是变形记!     于是有了卡夫卡的甲虫一文。     本组封面报道所有图片,均有著名画家方力钧授权中国周刊使用他的作品《病》系列。画作让报道增色不少。     感谢方力钧老师,感谢李贞的发现。     感谢肖锋兄双武兄,我在落笔之前曾向他们讨教,他们也给了我智慧支持。     在操作过程中,我曾和一龙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也许一龙当时迫于我的威权而调整了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在评刊会上,重申了两个操作原则:     一是要有主线条,大逻辑,但这不是封面报道唯一呈现的,作为传播产品,我们不能过于沉溺于理性,只顾说理,我们同样也需要逻辑之外的枝枝蔓蔓,与普通人的情感产生勾连。     二是继续个案叙事为主体的风格,这既写得好看,打动人,在呈现逻辑时又安全。     争论是提升我们水平的一个法宝。感谢所有与我吵架的兄弟姐妹们。 上一篇: 丫头的权利课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0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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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峰 | 如此猥琐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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