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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 从苏越的悲剧说自我认知的迷失

 (刊《南方都市报》)     著名音乐人苏越因巨额诈骗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为一个70后,苏越的歌曲《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可以说已经深深嵌入我的少年时光,我想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和我一样感觉到惋惜。 一个人不能因为他过去的成就而有法律豁免权,对案件本身我没有再多的评价。我认为苏越案给人最大的警醒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认清自己,明白自己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实在是不容易。记得有一年《南方都市报》在广州召开了一个时评作者会议,会上,许多时评作者说,成年累月就某些社会问题一次次重复发声,同类问题却一再出现,常有沮丧与疲惫之感。我记得当时梁文道对此问题的看法是:或许上天给我们的技能就是用文字来批评社会,承担一份读书人的责任。除此而外我想不起自己还能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价值。   文道兄的这番话我深有同感。有将要走向社会的年轻人问我,选什么样的职业最好。我总是回答:对某个人来说,世上没有最好的职业,只有最合适的职业。   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段话就包含自我认知和做出人生选择的一般规律。一个人少年时期开始学习知识,到了三十岁,对古代人来说已是半世,就应该找到自己职业或事业的奋斗方向了,到了四十岁,就该“不惑”了,看清楚自己在这个社会所处的位置,而不能再迷迷糊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读的往往是“干禄”之学,寻求如何富且贵。孔子、孟子等先圣并不讳言追求个人利益,但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他强调的是,富贵可以去求,但要合乎“义”,合于“道”。义和道的标准是什么,不同时代或有差异,但有起码的底线要求,就是不要违背所处时代的法律以及公序良俗。   今天距孔子所处的时代已有两千多年了,但中国社会对成功的衡量标准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富贵如何”,置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占有的权力和财富如何。而在中国这样的政治构架中,权力和财富之间有着隐秘的通道。而且,今天的社会比孔子的时代更加浮躁,人们对富贵的渴盼更为迫切与焦虑。以艺术圈为例,社会对一个文艺人士成就的评价,往往不是他的艺术作品价值如何———在权钱通吃一切的时代,艺术标准也常被扭曲———而是他如何经营自己的艺术才华,博取怎样的财富与权力。如果一个歌唱家出场费在全国排前几位,住别墅,开豪车,还有少将级别,再不济也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出入跟班如云,到地方能蒙封疆大吏的接见———这样的文艺从业者才算是有成就。   因此,作为知名音乐人,苏越下海经商,希望获得更多的财富来证明自己,亦无可厚非。但一个人有了名气,就容易在自我认知上犯糊涂,以为在某个行业干出了一番成就,声名远播,就一通百通,在别的行业也能风生水起,颇有斩获。不要轻易涉足自己不熟悉的行当是商界一条铁律。尽管苏越经商后从事的也是文化产业,和音乐关联性强。但一个人具有较强的艺术创作能力,不等于他就有经商能力,许多艺术天才往往是理财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白痴。经商和谋权一样,是“别有学问”,甚至和一个人的艺术才华、学术才华是反着来的。   中国社会向来权力控制一切,因此从古至今许多读书人想获取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考诸历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在文学艺术上极有天分和成就的人,往往仕途不顺。因为文学艺术的核心是个性,是真诚。而经营权力和财富,这二者恐怕是最大的弱点。李白自信“吾辈岂是蓬蒿人”,走终南捷径亲近皇帝,但不甘心做文学侍从,而想真正掌握权力来治国安民,结果呢?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性格怎么可能适应长安?只能被赐金归山,发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牢骚。李商隐、苏东坡莫不如此。   在今天,“拜金教”“拜权教”尤为盛行,大潮之下,文艺界亦难以幸免。一个人有了名气,往往想尽快地兑成金钱或权力,但碰得头破血流的大有人在。他们所处的困境其实和李白差不多,当你作为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艺从业者,你的才华得到公众包括有权有钱者认可,由此也会获得相应的名气和酬劳,但如果你想捞过界,下海或进庙堂和那些原来欣赏你的人分享资源,那就情势大变了,轻则无功而返,重则折戟沉沙。央视名牌栏目“焦点访谈”原主持人方宏进,离开那个平台去做生意,最后有着和苏越相似的境遇。   网络上有人替苏越惋惜,一个重要理由是:由于版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现在真正的音乐创作者收入和付出太不成比例。与苏越的《血染的风采》齐名的另一首歌《十五的月亮》,当年词曲作者收到的报酬是16元,故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之说。《干杯朋友》、《月牙泉》的词曲作者、著名音乐人杨海潮去年一年收到各地使用其歌曲的版税共25000元,他说中国的音乐创作人员,一年如果版税收入上万,就能排进全国前50名了。因此许多音乐创作者要么混进官方的协会谋个职位,要么在广告、传媒行业谋生,业务写歌;要么就是彻底下海去做买卖。现实如此,苏越的下海,大家能理解。但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就是高估了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没有充分认清艺术创作和经商的巨大差别;二是如媒体报道那样,好面子,被盛名所累,在商场遇到几乎所有经商者都可能遇到的难题时,不能以平常心处之,而是利用以前的名气行骗,追求“不义而富且贵”。   其实,即使版权保护制度十分完善,艺术创作者的收入和大富商相比,也是不值一提的。中国一个排名全国前十位的畅销书作家,一年的收入可能比不上一个三线城市的一个中等房地产商。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如凡·高等人,作品炒到天价,多是其去世多年后的事,在世穷困潦倒是常态。但文艺从业者的价值不能用简单的权力和金钱去衡量。多数人知道柴可夫斯基,但有几人知道他在世时的沙皇是谁?多数人知道马克·吐温,同样很少人知道和他同时代的美国第一富豪是谁。   苏越创作的那些歌曲,虽然没有给他带来巨额财富,但他在今天中国至少能过着中上水平的生活,衣食无忧,比“奉旨填词”,死时身无长物靠妓女筹钱收殓的柳永好得多吧。如果他能有清醒的自我认知,知道富贵难求而“从吾所好”,也许他艺术上会有更大的成就,而非身陷囵圄。   富贵如浮云,总能蔽人眼;人贵能自知,守此殊不易。苏越的境遇,若能被更多文艺从业者引为殷鉴,也算是一种悲剧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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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 规范“三公”支出会陷入文字游戏?

 我少年时在老家听到一则笑话,我们村一户人家的老婆特节省,老公是个走村串户的木匠,十分心疼自家的孩子,但惧内。每次回家在集市上给孩子买肉回家,3元钱一斤,他总对老婆说,和猪肉摊的屠户多年交情,每次快收摊时把剩余的肉2元一斤贱卖给他。数年来老婆信以为真。后有一天老公出远门做手艺了,家中孩子想吃肉,做老婆的不得已去集市上买肉,才得知多年来被骗——他老公买肉,人家一分钱也不给便宜。     看到国务院出台规范“三公”支出法规的征求意见稿,我不由得想起这件故乡的往事。当然有人说,出台一个法规,开始规范“三公”支出,说明中央政府重视这件事,有一个规定总比没有好。但反过来一想,如果一部法规,在实施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甚至严重走样,可能还不如不出台,因为一纸空文会让公众更失望,对政府公信力损害尤大。     或许有人会反驳这一看法:法规还没正式出台,怎么就知道一定会走样,成为具文呢?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根据一般的政治学规律以及往常的经验就可得出。从古到今,凡是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一定会为恶,而在此情形下,不管掌握权力者的本身曾有过多么庄严的承诺,或者权力的高层也有何等真诚的努力,权力导致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靠自己监督自己,就如一个人想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不靠谱。     事实上,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对权力监督的法律法规相当的完备。既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浩繁的实施细则,又有各种反腐败的条款散见于各类法律中,在司法层面也有《行政诉讼法》规范民告官。甚至各级政府对公务接待、公车购买与使用、公费出国有过非常详尽近乎繁琐的规定。如改革开放之初就出台了公务接待不超过“四菜一汤”,马上下面就有对策,“一菜”乃是一个大盘子,里面套装几样菜,满汉全席也能打包在“四菜一汤”中推出,现在谁还提“四菜一汤”了?对专车的配备级别和排气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有过规定,可是“专车”可以“工作用车”的名义出现,限制轿车排气量,可人家买更舒适和昂贵的越野车。渐渐地这些规定也就形同虚设了。     以这次征求意见稿为例,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预算定额和开支标准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应当将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其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     这些规定并不是什么大的制度突破,此类规定在以前那些类似的法规和文件中比比皆是。关键是谁能来监督落实,因为无论是人大,还是党政纪检监察部门,或是司法层面的检察机关,都是“三公”支出的受益者,他们又怎么监督自己,或者说严格地监督其他部门?    “三公”支出皆来源于税收或各种非税收入,都是民众创造的财富。权力部门怎样花钱,理应由民众来监督。民众监督“三公”支出,首先应该信息公开,让权力部门公布三公支出的账本,连中央政府都有部门以“保密”为理由拒绝公开“三公”支出的总数,遑论公布“三公”支出的明细了。权力部门自己公布“三公”支出还只是最起码的义务,民众如何判断公布的信息是真实的?如果信息虚假或违反“三公”支出的其他规定,如何追究责任?恐怕在现行的制度背景下,普通民众真没什么办法。当然有人会说,各级人大可以监督预决算,可以对“一府两院”提出咨询和弹劾。可是,人大代表的来源真的是民意的充分体现么?不经组织“钦点”而公民个人参选人大代表将会得到何种对待,近一年来已有答案。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公”信息的披露之真假,“预算”是否科学,执行是否严格;“三公”支出中是否有浪费和腐败现象;违法违规后相关责任如何得到追究……这些问题都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无非又多了一部法规而已。    如这一征求意见稿对“公务出国”作出规定:“政府各部门不得安排无实质内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训”。什么叫“无实质内容”和“一般性”?各级政府部门运用中国汉字的能力那是相当强的,什么样的公务出国不能装饰为“有实质内容”和“重要性”?——不从根上解决公民对权力的监督,只会让权力部门玩文字游戏的水平越来越高。   若不信,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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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 从乡村突围后,家园在何处?

——编校《神史》手记     作为《神史》的策划编辑,我在编校这部书稿的时候,总不能以职业的理性心态淡然处之,而是把自己放置到这部书的具体情节中,设想一下,如果我处在孙天主那个场景中,我又该如何?如此这般,一次次掩卷叹息,一部书稿校下来,几乎相当于伴随着一位兄长,重走了一遍我的来时路。 作者孙世祥年长我两岁,他在云南北部的大山中长大,而我在湖南西南部的山村长大,尽管两地千里迢迢,但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乃至方言、民俗是那样的相似,常让我将大红山误认成雪峰山,将法喇村想象成了田村。我和孙世祥的成长之路同样很相似,在条件极其简陋的乡村小学接受教育,性格倔强而有些孤僻,由父辈、祖父辈留下的宗族间的纠葛被我们带到了学校,曾经因自卑、孤独而萌生不切实际的万丈豪情,对传统的文化有种血液中带来的亲近而排斥学英语……千辛万苦走出乡村,却深深感觉到都市的冷漠和残酷竞争,而且我们俩都是在1995年左右通过国家机关向社会上招考公务员的考试,进入官府,不过他在昆明的一个衙门,我在北京的一个衙门。 如果说有差别,只是滇北山区比我的故乡生存环境更为恶劣,那个地方居民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更为残酷、野性,而我的家境和孙家比,要好一些,我所在的李氏家族在当地是大族而非书中受人欺凌的孙氏家族。更大的不同是,我的运气似乎要好一点点,比孙世祥更早地“觉悟”,知道向现实规则低头的重要性,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能顺利地分配到北京,走进一个和山乡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或者说,我比孙世祥更为自觉地适应都市。所以,孙世祥这位天才的作家,为这部百万字的《神史》,耗尽心血,十年前溘然而逝。而我在庸常的尘世中苟活,悠然到中年。 因为生存环境、成长道路的相似性,这部书稿触动了我,让我回首往事的同时,思考我们的乡村究竟是怎样的?它对于我或者说同龄的乡村孩子有何种意义?从故乡突围的乡村青年,他们的家园在何处?而丧失了最有活力的青年的乡村,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这些问题,关乎几亿离乡人的命运,也关乎中国将来百年的国运。宏大而又实在,《神史》的价值之所在,就在乎它的丰富性,由一个人、一个村的命运,生发出对一族、一国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丛林法则和宗族秩序杂糅的乡村   比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路遥的陕北,《神史》呈现的中国乡村更有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中国乡村运行的主调从来不是田园牧歌,在“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样的诗歌后面,有着中国一代代乡下人多少辛酸、苦难和卑微的梦破灭后的忧伤。 《神史》笔下乡村的贫穷、居民生存的艰苦,超出今天多数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之想象。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法喇村的居民生存的全部意义几乎就是能活着,为了能活下去,不但异姓之间争夺异常激烈残酷,在同一家族内亦是如此。孙天主(即孙富贵、孙天俦)的爷爷孙江成不但和自己同族兄弟孙江荣、孙江华之间是如此,为了那点可怜的生存资源,最后和亲生儿子孙平玉都形同寇雠。邻里、亲戚之间,为了争生存资源不但处处有动物世界的凶恶,还更有人类的权谋与狡诈,为了一棵树,一间房,一块地,同族之内,异姓之间,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三十六计无师自通。人性的阴暗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 但人类毕竟不是动物世界,处在边鄙的法喇村,决不是只有简单的弱肉强食,数百年来有一种秩序来维系。这种秩序主要是靠宗族和姻亲维持一种平衡。孙氏家族内斗厉害,但依然能组成一个团队,去家族发源地大桥修复祖坟,维护本族的声誉。主人公母亲的娘家陈氏家族,总是在天主家遭遇空前困难时伸出援手。这种基于宗族、姻亲而培育的小共同体意识,我认为根源仍然是人为了生存和繁衍而采取的理性态度。家族内斗不止,一旦遭遇外侮往往能停下争执,一致对外,乃是多数人能认识到利益有大、小、长、远之分,因为个人或单户人家是弱小的,必须通过血缘、姻亲来整合资源,获得帮助。在现代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没多大作用的法喇村,宗族和姻族几乎是一个人生长于世能获得保护的靠山。 但毕竟法喇村不是几千年前的部落社会,而是有着漫长官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一个村庄。无论是家族之间,还是异姓之间的争夺,在初级阶段,凭借的是人多人少简单的力量对比,或者加上敢于拼命的勇气和算计人的智谋。但传统和现实使再没有文化的村民也明白,最大的力量源自官府。家族内部和不同家族之间,最终比拼的往往就是能从官府借来多大的助力,官府一出手,一根手指头就能抵得上合族人捆绑在一起的力量。所以孙、吴、陈、崔这几个法喇村的家族,喜欢计算彼此有多少人在“工作上”,即吃国家粮,具有官家人或准官家人的身份。而孙江成村支书这样一个小职位,为势单力薄的孙氏家族增加了相当的砝码,而当他卸任后,为争夺这个职位相关人各显神通。当孙天主展露出天资聪颖、学习优秀之后,父亲和祖父是那样的欣喜,而外族人又是那样的艳羡与嫉妒,重要原因乃是在法喇村这样的环境里,要成为官家人、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读书考学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后来,主人公走进了都市,大学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做过买卖、当过记者,也曾有过改变乡亲命运的雄伟志向,但处处碰壁,常有一种无力感。最终他考上公务员,这显然是所有职业中,离权力最近的。主人公这种选择在今天的中国实在太正常,不过也就是法喇村那些乡民最切身的体会而已。----无论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还是讲究尊卑长幼的宗族秩序,掌握最大的力量的,能对整个社会规则做出最终解释权,只能是官府。   丛林法则和宗族秩序的杂糅,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甚至不限于乡村的真实状态,因此可以说,《神史》也是一部很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文本。        乡村精英自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自觉 对这本书我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在不利环境中,一个人是否聪颖,是否有精英潜质,就看他自主意识觉醒的早晚与觉醒的程度,进而观察他是否有某种文化上的自觉。 主人公从小异于常人,即表现在此。当上面调来的李老师来到法喇村,在孙家的火塘前,看到十来岁的小孩孙富贵即后来的孙天主,能读《三国演义》,背毛主席诗词。他在课堂里问老师,为什么英国人能不远万里来中国占了香港,中国不能去英国割下一个小岛。----这里萌动的就是一种自主意识,包含着对个人生存的尊严,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族群生存的环境与尊严的考问。而与自主意识觉醒相伴的,往往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 这部书的第一章,一个很有隐喻意义的情节,是孙天主的曾祖父临终托家谱。孙氏家族在明代从南京附近播迁到滇地,和当地彝民杂居,文明程度已严重退化,几近野蛮人。但一种文化上的自尊和自觉若隐若现,始终未能断绝,那就是来自东南文化昌明之乡的骄傲,这种骄傲成为一种精神支柱,所以这些识字不多的乡下人,对中断了的族谱有一种近似宗教般的珍爱与依赖。这一点,在主人公孙天主身上尤其表现得明显。随着年岁增长、阅读量的增加,他不仅想弄清自己家族的历史,还费尽心力去追寻本村、本县的历史。到最后,自然就是要从本民族的历史中寻找精神上的资源。 有不少读者在网络上评价主人公孙天主是属于“愤青”一类,有着过于陈旧的民族主义倾向,比如说他质疑外语老师为什么要中国人学英语,如果中国征服了全世界,就让外国人都学汉语。----这种黄口小儿的狂言,决不能仅仅看成一个笑话。如果将我们放置到主人公生长的环境中,会有一种同情之理解。 过于自尊,往往是弱者生存的支撑点。孙家贫穷,孙天主又长得弱小,常受人欺负。因为天资聪颖和敏感,他表现出过于自尊自傲、眼高过人,是合乎逻辑的事。在那样的环境下,活下去都不容易。对一个有强烈精英意识的穷家小子来说,只有相信自己比平常人更伟大,相信自己有不同寻常人的未来,以一种过于宏大的人生目标充当兴奋剂来刺激自己,才有活下去并从困境中突围的勇气和冲劲。 在《三国演义》、领袖诗词、《二十四史》这种比较同质化的文化资源滋养下,孙天主对家国命运之认知,对个人、家族和本民族出路之寻找,摆脱不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限制,亦在情理之中的事。我曾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作者的很多想法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公民社会的时代,思想意识还停留在中古社会,认为权力或者力量就是一切,出人头地是最重要的追求。但与此同时,《神史》又是一本让人悲伤的书,作为读着《毛选》和《水浒传》长大并以此完成思想启蒙的一代人,孙世祥把自己的天才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写出了农村的真相和 现实,为人们留下了关于农村的真实文本,真实到让人悲哀。”我也曾开玩笑说:如果孙世祥不英年早逝,且仕途顺遂,他最好的结局可能就是当一个现在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那样的官员。相信靠自己的魄力、胆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替民做主,给老百姓带来福祉。至于如何让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让个人宏大志向屈从于并不高远甚至庸俗的民意,相信制度比个人道德与能力更重要,恐怕是另一种文化体系中的话语了。 从这个层面来说,《神史》也揭示了当下,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一种文化困境。              回不去乡村  走不进城市 《神史》的最后一幕,乃是在北京做了公务员的孙天主回乡探亲,过完春节后,和在外面打工、做买卖的同乡青年乘坐一辆大客车返城,客车翻在悬崖之下,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一个村的精英全部遇难。 这个结局简直是作者一种有预感的谶言。同样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隐喻,和本书一开始曾祖父临终托族谱一样。只不过托族谱,寓示着寻找文明源头的努力,而一个村青年精英全部消失在乡村故园与谋生的城市之间的路途中,或许寓示这一代人尴尬的处境:回不去乡村,走不进城市。 作者这一代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批生长在乡村,谋生在城市,最后终老在城市的人,恐怕有几亿人之多。在我们之前的上千年,包括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大多数人生长在乡村,也终老在乡村,只有少数人,多半是精英,做官或经商去他乡,但故乡永远是他们精神上的支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哪怕官做到宰相,生意做到富可敌国,也要在家乡买田起屋,作为告老还乡之所,即使客死异乡,也要人让子女护送灵柩归乡,葬进祖坟山。我们后面的子辈、孙辈,大多数人则是在城市里长大,没有乡村的生活经历,对乡村的情感自然淡薄。----因为今天中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算上户口在乡村而长期在城市打工子女在城市生长的人,比例恐怕更大。 因此,作者一代人的乡愁尤为特别。几乎无故乡可以回去,就算回到生养自己的那个村庄,不但人已非,连物也非了。乡村被大规模地破坏,乡村的精英几乎都逃离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孤岛一般的乡村里,乡村的经济几乎是城市经济的附庸,乡村的文化,则是在以电视村村通为标志,成为城市文化的山寨版。而在谋生的城市里,在乡村中曾经形成的固有价值、理念,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各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总有此处非吾乡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家园,究竟在何处?没有答案。漂泊如云的感觉,或许要伴随这代人中许多人的终身。 孙世祥已经离开我们十周年了,他在大红山上的墓,已芳草萋萋。他在《神史》中最后做了这个隐喻,正在逐步地被现实证实。----这,难道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必然经历的巨大阵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中国真正完成社会转型后,我相信《神史》这部书的价值,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谢谢各位参加这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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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 | 我与《英中时报》二三事

2011年11月29日 05:31:00 英中时报 英国华文媒体 最早知道《英中时报》是因为刚到英国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发现,欧美嘉机票代理常常被留英网民痛骂。第二是,我有时候去中国超市,看到门口躺着 一堆《英中时报》,作为对新闻有所要求的半个媒体人,我总是昂首阔步的迈过去,自己掏钱买几份过期的《星岛日报》回家看。后来,我慢慢知道了,这被骂的和仰躺着报纸背后,站着同一个人,而且是安徽人。     随着阅历增长,我对安徽人有一种难言的情感。在家,安徽人是我的领导;家之外,安徽人管理着我的国家,还会继续管下去。开头那两件事情,给我印象也极深。我不喜欢网络上抱怨机票贴,讨论多少公斤,骂骂东航电视屏幕。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条道理是很清楚的:一分钱一分货。拿了便宜的机票,自然要做好不便宜的准备。其次,是《英中时报》从躺在中国超市门口烧钱,到逐渐成为英国华文报纸的翘楚,据说广告和发行量逐渐对《星岛日报》构成威胁。     两件事,四个字,所谓“不怨不弃”。《英中时报》走到今天,这四个字可能是让我感受最深。我不敢说《英中时报》已经成功,但是根据我的估计,英国大概可以容纳的下最多两到三份华文报纸,《英中时报》已经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我给《英中时报》写过稿子,父母来英常常把赠送的报纸,从头读到尾,而我最大的收获却是认识了其中的编辑。前主编叶声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们在电话里交谈,叶主编不负其“声”,语调委婉,犹如港台小生;后来见到了,原来是光头大汉般的怪叔叔,还是个湖南人。说话直来直去,喜怒形于色,我问他周末干什么,他说在家画油画。这令我肃然起敬,今年年初,他回国之后,我特地买了一本水彩画手册,打算培养自己这方面爱好,以示怀念。     对于《英中时报》,我最爱看的是有一页对新闻的短评,出手就知道是资深媒体人。后来知道主笔的是另外一位主编章戈浩。章兄是英语科班出生,基因强大,两个子女先声夺人地长得象他。我与他之间有过一面之缘,热情,敬业,端着照相机,趴在别人脚底下就开始拍脸。我佩服这样的热情,尤其是来自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一个人的热情与才华,常常是不能够兼容的,章兄是个例外。这也许是《英中时报》过人之处。     编辑部还有很多编辑,我偶尔有过联系。人才多,流动性大,这是在英国的华文媒体中常态。在异国土地上,中国人的才华总是被诸多签证、生计这样的事情所束缚,但愿《英中时报》能够成为一座强固的基地,让中国人才华在这里能够积淀、巩固,最终能够形成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     2006年,我曾经为全英学联的杂志《英伦学人》做过一年主编,深知海外做中文媒体不易,一切试图跨阶段的发展,让一份报纸或者杂志横空出世,成为主流,都是不现实。这段经历让我对于英国媒体也慢慢有些了解。当时的《英中时报》在学联春晚摆摊,现在慢慢走入了英国华人社区。现在据说,这份报纸是海外华文报纸中,出版页数最厚的,这已经是一个成就。     在英国,有很多社区报纸,往往扎根于特定的族群社区,《英中时报》也不例外。媒体的竞争,我始终相信是内容为王,活下来就是影响力。《英中时报》与大陆媒体相比,更像是一个门户网站,为了扩充内容,站到了海外统一战线的队伍里,给大陆诸多媒体当展示板。从成本上来看,这是一个折中的战略选择;在商业网络上看,也是老板的名片,结交大陆甚至海外的诸多媒体资源,也许将来可以做成自己的内容。     最近看电视剧《新三国》,讲的就是一个安徽人,怎么样打败一个江苏人和一个四川人(或者河北人)的故事。出于对家里家外安徽人的敬意,我希望MK (Milton Keynes,《英中时报》的总部) 就是英国华文报纸的许昌。   上一篇: 留英的抑郁症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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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 从尘土里来的人

1 采访的时候很多人说,生活里黄西不好玩,只是很随和。 他不爱抖机灵,或者调侃什么,对谁都老实得有点谦恭。 接受群体采访的时候,有个男同志斜坐在对面桌上,俯视着黄西严厉地发出一连串问题:“你在美国买房产了么?什么房产?你现在回到北京打算投资买房么?……”其他一堆记者连个插进话的时间都没有。 黄西缩在羽绒服里,小小地一团,向上看着对方,认认真真地回答。 我边上有同学看不下去了,低声说,“这怎么欺负人呵,这要是换了谁谁谁……” 我抄着兜看着直乐,这就是黄西,在舞台之下,他不嘲笑人,也不对谁回击,用不着。别人只是从他身上映射出了自已。 小时候他也没为自己打过架。初中有一次,因为比他大的孩子欺负别人,他上了手,把人家脸划破了,对方父母找到家里,他爸左右道歉,但就是没修理他-----因为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先动手打人。 在街上,这个戴眼镜的大板牙小男孩拿着几根橡皮筋,两个铁环,和一小块猪皮做了一把弹弓,套在拇指和食指上,对着蛮壮小伙子射了几粒黄豆,小伙子转着圈大喊“谁干的?我弄死你” 他悠悠地走过去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2 黄西是朝鲜族,我一听,这个民族很牛嘛,出了个老罗,还出个黄西,不过,出差到延边的朋友说“嗐,这儿满地都是罗永浩” 是,映瞳去拍黄西父母的纪实,乐不可支:“他爸好玩儿多了”。 一家三口吃饭,黄西问“今天你俩都去哪儿玩了” 他爸很冷静:“哦,没找着你说的那个雀巢,只有一个鸟巢,不知道对不对?” 黄西说“这个……我可能说错了” 他爸说:“没事,美国人嘛,可以理解。分不清楚,麻雀其实也算鸟” 听他爸妈讲,我才知道他家三代前才移民来的。 我说从哪儿移来的。 老爷子犹豫了一下,说“韩国” 我笑了下,没再问。 他妈刚知道儿子放着好好的科学家不当干了这行时,晚上哭得睡不着觉,说“40多年,我难啊,汉语也才说到这个水平,他这刚学英语,从清朝起往美国移民那么多人,哪儿听过有人干脱口秀的啊” 老爷子慢慢悠悠说了一个成语“纯属以卵击石,纯属找死”。 但他俩的想法都没跟儿子说过,他妈说:“他爸老是说尊重他的选择。也是,我们这代人没什么选择,也是一辈子。让他干他喜欢干的吧” 他爸说:“人生永远有两条原则,第一个是不伤害他人,第二个是尊重他人的选择。他现在是成人了,已经18岁以上了。自己能够选择。” 3 采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黄西在美国最危机的状态曾经想指着什么东西说:“这就是我”。 一个人被忽略,丧失自我的感觉,莫过于是。 一个没出过国,没坐过飞机,没见过大海,没见过三明治,连自己名字用英文发音该怎么念都不知道的男青年,被扑通扔在美国,晚上睡不着,白天听不懂,他晚上坐在得克萨斯医学中心的楼底下,恶狠狠地想,这辈子我再也不接触什么新的文化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难受,他说有次去朋友家,因为不知道把马桶座垫放下来,对方妻子非常不快。他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几年后才明白。“我二十四岁前的生活经验跟他们差得太多。即使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没有自已观点。他们聊棒球比赛,周末去滑水什么的,我一点感受也没有。我觉得一个人自己对世界的一些看法,如果表达不出来,就是存在不存在都无所谓了。” 他在书里写,美国有5%的亚裔人口,进入管理层的比例只有0.3%,“很多最好学校毕业的 中国 学生只能在普通学校毕业的白人手下做事,而且容易随意被解雇,能发出声音的太少了。” 少数群体在一个社会中常常保持沉默,隐忍不公正与偏见。 所以,他选择一个几乎从没 中国 人干过的行当,原因是,“政治和娱乐是人能发出声音的两大渠道” 他要表达自己。 4 土摩托是从美国学生物的理科男转行当记者的,算是国内最早报道黄西的记者之一了,写了一篇特别硬的分析文章叫《黄西,用科研的劲头说相声!》。 用了各种数据来分析,兴致勃勃地说“他真好,也是个理科生”。 嗯,也。 黄老师确实有理科生的气质。 他没觉得口音是个问题“这在科学界很常见,各国科学家口音都有,也没有哪个单口相声演员象播音员的”,他在台上没什么肢体,没有音效,他为这个职业唯一主动改变的是大板牙,把牙弄白了,“美国人觉得牙不白代表家庭不重视孩子,我可不能让我爹妈背黑锅” 问他说相声什么最重要 ,他说“逻辑” 他觉得那种拿亚洲人的口音或者肢体来开玩笑很低劣,“也没挑战”。他在微博里写过:“抽象数学和逻辑能在科学和音乐中起到作用,同样在喜剧中也能起到作用。”用逻辑把现实推到极致,就可以呈现偏见“人生和社会现象有很多不完美的东西,如果用逻辑的方式来分析的时候那种荒诞性很容易能看出来。” 这也是喜剧的本质,东东枪引用过一本书里的内容,说“喜剧向一切提出疑问,没有什么可以神圣到避免被批评---教皇,总统,上帝,旗帜”。 5 黄西对有这么多 中国 人对他感兴趣很意外。 在美国听脱口秀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亚裔,只有一次,在波斯顿附近有一个镇。那个镇里面50%的人都是华人。那个镇的镇长想竞选,就找一个 中国 人单口相声演员给选民表演一次,“当时在大饭店里面全部都是 中国 人。我讲了半个小时,一点反映都没有,当时特别难受,那场。讲完以后下了台以后,有的人站起来问我,你会说广东话吗。后来那片都是广东人,根本不说英语。” 美国人对他不感兴趣,自己文化里的人对这个也不太感冒。他说他有些同学非常看不起在公司里面表达自己的人,就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用说话,然后就回家。他的视频,国内的青年人喜欢得不得了,意见最大的是海外的一些二代移民。留言里也有他们的声音,觉得黄用表现移民的弱点和受歧视感,去取悦他人。 他说:”歧视和客观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是说我提到以后他们才想,如果你通过笑话的形式,来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就想我可能不应该这么讲。而且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人用这种手段来引起社会对偏见的注意,像黑人有很多搞单口相声的,用这个来讨论种族歧视的问题,暴力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我问 “可能会触到痛楚的时候,大家会记住的。” 他最喜欢的 中国 相声是《虎口遐想》,一个人面对死亡和悲惨现实的自嘲.“我是比较喜欢自嘲的,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拿自己开玩笑的话我也不会跟他成为朋友的。如果你不拿自己的缺点开玩笑的话,或者说总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取悦自己,我就觉得不太喜欢这种人。" 我原来觉得自嘲是一种能力。他的话更准确:“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人品。” 他说,从更高的层面上说,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同样应该有自己的幽默。否则,其他国家也很可能拿你开涮。 但他有自己的禁忌。“对我来说,就是不想讨论一些残疾人的东西,对妇女暴力的东西。这个话题我绝对不会谈。主要是不想贬低弱势人群,这是一个标准。” “但你知道有时传统的曲艺会有这个特点?” “如果你不尊重其他少数群体的话,对每个人都不会好。” 6 黄西是那种比较敏感的孩子,小时候很老实,但是不爱上课,在底下画画。初中时,教室有个窗框没玻璃,上着上着课他就从那个窗户跳出去了,出去也不干嘛,就“玩玻璃球,拿着刀片在地下扎” 成绩不好的人,总是沉默寡言。一个人在长长的坝上走“我总想让任何人都不要注意我”。 到现在我看着他,一个能站在白宫舞台上调侃总统的人了,但还是觉得他仍然有这一部分。” 在清华上台演讲前,时间紧,他没吃上晚饭,在车里从包中拿了几片饼干吃,说不然不行。 我原来以为他是饿,不是,他是要通过吃缓解紧张。 他窝在座位上,扒拉着塑料纸,小口小口没声音地嚼着那种最普通的圆饼干,没有水,咽的时候一下一下的,有点吃力。过一会儿好象有点惶恐,拿着剩下的两只要递给车里的人,“要不要吃?”别人还没回答,我觉得不捧场有点难堪,就伸出手去,但这时他觉得不好意思手已经又缩回去了。这真象我和我当年的中学同桌。 我看这期节目的时候,最别扭的是----这女同志怎么脸上表情那么多?以至于观众在博客留言说:“柴老师,去年老罗演讲,您坐底下就引爆点过早,这次又是。” 是呢,黄西说一句话,不见得多可笑,我也一副沉不住气的样子,实在是可憎。多多少少,也是有点象当年我和我同桌的关系吧,我们俩都是班上的弱势群体,他也常被人挤兑,从不反击,只是看在眼里,偶尔吭吭哧哧对我讲几句关于那些人的笑话,我就暴笑以报。 我们组有个策划叫小余,刚来北京的年青男孩,他在帮我整理资料的时候,摘录了一段黄西的书,写他十年后回到故乡白山,在尘土飞扬的老家遛达到一个庙里,“在一面墙上,看到一句话,‘人生就象泥土一样,如果你被践踏和唾弃的话,还是要为此而高兴’,这句话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因为我还是白山的儿子,我就是在尘土里长大的。” 小余很少在整理资料时说什么话,这次他在这几句话底下划了线,说他非常喜欢这句话。 是,从尘土里来的人,能理解开怀大笑背后的酸楚,也知道幽默是面对不完美人生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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