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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德: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城市户籍的供需均衡与实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流动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将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趋于一致,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国城乡劳动力经过多年的流动,自由度和规模总体上逐年加大,然而,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形成,呈现出“(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市场扭曲现象。大量研究表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扭曲,是造成这一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根本原因。   我国于1958年开始确立的户籍制度是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该制度的“出炉”,既是建国之初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保障公共安全,也是在资源稀缺背景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户籍制度被视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堡垒”,无论是基于促进民权平等的理念,还是旨在改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以促进经济发展,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已成为共识。国家也先后采取了发放暂住证、改变“农转非”政策、小城镇的户口制度改革试点、“蓝印户口”的尝试、发放人才居住证等措施,逐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制度变迁,意味着相关主体的利益重新调整,在存在“户籍福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系列综合制度保障,户籍迁移过程中必然存在“搭便车”行为,以谋求制度变迁的“租金”。“搭便车”行为扭曲了户籍制度变迁的城乡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功能,违背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出人口迁移的无序和拥挤,甚至影响户籍制度的整体改革进程。   在中国,“户籍”并不只是一个符号或者称谓,除了人口登记功能外,它还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陆益龙,2003)。因此,仅仅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异或统一城镇户口,但如果没有一体化的公共资源供给,改革往往只是称谓替代,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变迁。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直接导致城乡公共资源供给能力存在很大差距,总体而言,大中城市优于小城镇,小城镇优于农村,因此,持“取消户籍论”的激进式变革必然会使得大量农村人口甚至小城镇人口涌入大中城市,在大中城市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和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盲目的城市化人口迁移容易导致拥挤、城市贫困等“城市病”。出于谨慎性考虑,有学者认为,深化户籍制度变迁的基本取向应当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福利(辜胜阻、成德宁,1998;王太元,2005;彭希哲、赵德余、郭秀云,2009),这种“脱钩论”或“剥离论”的核心观点是将公共资源供给的依据逐步由“户籍”转为“个人贡献”,淡化“户籍”的作用,但这种折中的做法貌似可以协调公共资源供求矛盾,减少因既得利益者反对带来的改革成本,但是当前像基础教育等公共资源的提供主体依然是地方政府,而且是以行政区分割为基本特征,因此,除非政府有强大的财政能力满足行政区内所有居民(无论是否拥有户籍)的需求,否则政府很难将其与户籍“脱钩”。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至少面临如下两方面困难:其一,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资源供给能力极不平衡;其二,大中城市公共资源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与户籍门槛降低后人们对大中城市公共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从静态角度看,这一困难与矛盾似乎难以调和;但如果从动态或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困难与矛盾是因半个世纪以来城乡差序发展战略导致的,是因长期忽视农村(包括小城镇)发展的历史欠债,因此,要扭转这一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有一个渐进性过程。就当前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而言,非歧视性分配政策和任由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应该是实行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叶建亮,2006)。为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长期目标,我们该如何设计城乡人口转移的阶段性推进战略?城市应该以什么样的进度扩大城市户籍供给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稳妥地实现宏观城乡一体化战略?   本文拟从城市户籍①的“供给—需求”视角,分析大中城市如何通过有效的户籍制度变迁路径,实现城市公共资源供给与满足更多人口对城市户籍的需求之间的平衡,稳步推进具有可持续性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城市户籍的“供给—需求”均衡及其实现   关于城乡人口转移的理论很多,其中“推—拉理论”最具有解释力(Bogue,1959),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迁移和流动,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流动就业改善生活条件,于是,流入地中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因素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在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向发达城市迁移,就是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种城乡人口迁移将是一个长期社会经济现象。[12]   以新古典理论为研究框架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过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完毕后,意味着一体化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这个时间点就是著名的“刘易斯转折点”,但该观点以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假定,忽视了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制度)的影响。“户籍”类似于公共产品,户籍的需求量表示希望成为该户籍居民的人数加上现有的户籍居民数,户籍的供给量表示在户籍范围内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最大限度内能承受的居民人数。人们对户籍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除了因“户籍身份幻觉”而对户籍身份的独特青睐外,更主要是源于对户籍背后附加的公共资源的垄断性利益需求,希望能享受只有户籍居民才有资格获得的排外性权利。地方政府提供的户籍供给量的约束,除了现有户籍居民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施加的“排外性”政治压力外,更主要集中在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户籍的价格是户籍“含金量”的体现,受户籍供给和需求的共同影响,可以用户籍的准入条件作为户籍的价格,像当前北京、上海以及一些省会城市等大中城市准入条件高,其户籍价格高,而西部农村或小城镇户籍准入条件低,其户籍价格低,总体上可以表述为:P[,大中城市]>P[,小城镇]>P[,农村]。   为了研究方便,现假设存在两个户籍,分别是城市户籍(H城市)和农村户籍(H农村),其中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公共资源供给能力强,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公共资源较为缺乏。由于两种户籍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不考虑观念、文化等因素的情况下,农村户籍居民将有向城市迁移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可以视为对城市户籍的需求;能提供多少城市户籍指标以吸纳农村户籍人口,即为城市户籍的供给,与普通产品不同,城市户籍的供给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直接受制于城市公共资源供给能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城市户籍准入条件的降低,愿意并且有能力转为城市户籍的人口将越多,与此同时,由于准入条件的降低,意味着城市人口的边际生产效率(或能力)下降,城市公共资源的边际供给将难以满足边际需求,这种供需力量的对比使城市户籍均衡成为可能。图1中的E*点就表示城市户籍的均衡状态,此时户籍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于一点;P*代表均衡价格,即城市户籍供给量等于需求量时的户籍准入条件;Q*代表均衡数量,即均衡价格的城市户籍数量。如果在城市户籍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将准入条件降低为P’,由于P’<P*,此时将导致对城市户籍存在超额需求,城市户籍资源将出现短缺,甚至导致无序和拥挤等现象发生,城市将面临提高户籍准入条件的压力,直到P*为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城市户籍需求曲线D不变的情况下,要降低城市户籍的价格P*(准入条件),实现更多农村人口的转移,就需要城市户籍的供给曲线S向右移动,增加城市户籍的供给。增加城市户籍供给的关键是增加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上讲,如果城市户籍具有提供无穷大公共资源的能力,意味着城市可以满足无限农村人口的转移需求,此时城市户籍的价格可以为零,即不设任何准入条件。在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约束条件下,城市户籍的价格如何设定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呢?这个问题其实等同于: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如何设定准入条件,才能保证城市公共资源供给最大化,进而最大化供给城市户籍以满足更多农村人口的迁移需要?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人口的迁入需要消费公共资源,但也能通过纳税、消费、服务等途径为城市发展带来效用,而且当新增一个户籍人口需要增加的公共资源数量与新增加一个户籍人口可以提供的效用相等时,城市公共资源供给和城市户籍供给量将实现最大化,此时城市户籍的准入条件(即价格)将在效率上达到最优。   在城市户籍供给曲线S不变的情况下,要降低城市户籍的价格P*(准入条件),就需要城市户籍需求曲线D向左移动,减少农村人口对城市户籍的需求。农村人口之所以向城市迁移,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决策,这种决策依据包括两方面:第一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是农村人口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Todaro,1969)。当前中国大量农村人口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除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自然推动外,最主要是源于城乡差距过大,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具有更好的就业和收入预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经济发展、公共资源供给等方面太落后了。因此,要改变城市户籍严重供不应求的困境,从根本上需要改善农村的经济环境和公共资源供给,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需求。   三、需求刚性情况下扩大城市户籍供给的制度创新与实践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势必引起大规模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周伟林、郝前进等,2009)。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我国的户籍制度变迁提出了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主要流入地的大中城市在这种刚性需求推动下,先后采取了发放暂住证、改变“农转非”政策、“蓝印户口”的尝试、发放居住证等措施,改革总体趋势是适应历史潮流,通过以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的路径,逐步扩大城市户籍的供给,以满足更多农村人口对城市户籍的需求。[14]   1.暂住证制度:从法律上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给予了认可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事实迁移突破了当时的户籍管理规定,为适应形势的变化,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启动了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尽管离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变迁还存在一定距离,但它是在大量流动人口涌现的形势下,在法律上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一种认可。暂住证制度的初衷是对流动人口实行人口登记和调查,便于流入地政府及时了解流动人口的数量、构成等人口资料,有利于有效地进行城市管理。随着对流动人口的法律认可,流入地政府在城市规划、提供公共服务时再也不能仅限于考虑户籍人口,还须将流动人口数据列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暂住证制度兼具有管理和服务功能,出发点是便于城市管理,但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建设,增加了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   2.大中城市征收城市增容费和实施蓝印户口政策:要求户籍迁入者补偿公共资源成本的“市场化”举措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流入地城市公共资源日趋紧张,城市化建设对资金的需求日益高涨,为此地方政府掀起了城市户口“商品化”改革实践。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天津、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向符合条件的新迁入户的外来人口征收城市增容费,②通过“市场化”方式要求户籍迁入者补偿公共资源成本,从而满足增加户籍供给对资金的需求。与此同时,蓝印户口政策也在各大中城市开始推行,其初衷是解决在城市户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稳住外来人才的问题,承诺其转为正式户口的年限,为留住人才、活跃经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到1990年代,蓝印户口政策逐渐演变成了一项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引进投资为主要目的的举措,③而且申办蓝印户口的条件与城市的规模和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的规模越大,地位越高,取得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3.人才居住证制度:对户籍迁入者的“人力资本”选择   至20世纪末,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随着产业的发展变化,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也越来越高,但与大中城市引进人才的强烈需求对应的是城市户籍的供给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上海、深圳、北京等大中城市试图通过避开刚性的户籍障碍,实施“柔性”的人才居住证制度,保证持居住证的外来人才可享有多项“市民待遇”。人才居住证制度打破了原有的以户籍作为主要依据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它通过在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赋予居住证持有人较多的市民权利,在许多方面缩小了流动人口与户籍居民的“市民待遇”差距,因此备受用人单位和外来人才欢迎。因实施效果良好,人才居住证制度在上海、深圳、北京出现后,被不少大中城市借鉴和推广,进入21世纪之后,各大中城市先后纷纷掀起了实施人才居住证制度的高潮。   4.社会关系落户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人性化”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大中城市大多基于“成本—收益”和城市发展的考虑,采取了如投资入户、纳税入户、买房入户、人才入户等市场关系准入制度,而对于夫妻落户、子女投靠落户、老人投靠落户等社会关系落户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在中央决策的引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对民生问题日趋重视,④体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人性化取向,然而,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对社会关系落户仍设置了若干限制条件,导致其执行效果普遍存在偏差,譬如:关于老人投靠子女落户政策,北京、上海、深圳等大中城市提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方面,部分大城市提出,按“就小城市不就大城市”的原则办理老人投靠子女落户问题;另一方面,少数大城市提出了被投靠者须具备一定的住房、收入条件等。   5.郑州等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扩大户籍供给需要充分考虑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约束   郑州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大中城市中起步并不算最早,但其彻底性却引人注目。2001年11月1日,郑州市推行以“降低入户门槛、吸引高层次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规定从当天起,亲属投靠、新生儿入户、购房入户、投资纳税入户、工作入户、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入户、成建制迁入户等7种情况可以办理郑州市区户口。2003年8月22日开始,郑州市取消了实施多年的“农业户口”、“暂住户口”、“小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实行“一元制”户口管理模式,统称为“郑州居民户口”。同时规定了更加宽泛的入户政策,其中“凡与我市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交纳社会统筹金的人员,可办理迁郑户口”,将郑州市区户口门槛彻底打破。然而“户籍新政”实施不到一年,于2004年8月20日被迫叫停。郑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反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公共资源供给严重短缺是最主要的原因,据郑州市公安局统计,2003-2004年一年内办理入户手续人数达15万,这对郑州市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单兵突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难以持续。   四、结论与展望   户籍制度成为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墙”,为了实现民权平等,减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为了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户籍制度的稳妥变迁摆在了政府决策者面前。暂住证制度、蓝印户口政策、居住证制度等制度创新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市户籍供给,适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城乡人口转移形势。户籍制度变迁的核心在于城市户籍的稀缺与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愿望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因此,处理好城市户籍的供需关系成为户籍制度变迁的关键:一方面,需要通过增加城市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公共资源供给;另一方面,需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减少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1.加快大中城市和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圈建设,增加城市户籍供给   工业化、城市化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城市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迅猛,据《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将有5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将有75%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是必然趋势。在城市化进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在产业发展中的群集效应,又要避免大中城市人口密度过大带来的“城市病”,因此,需要以“泛城市化”理念为指导,大力发展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圈,譬如加快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圈构成的城市圈建设,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为中心,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发展,形成一个辐射带,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的空间、信息、服务等资源容量。   2.剥离附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福利,增加个人在优质公共资源供给中的成本分担,提高城市基本公共资源的覆盖总量   城市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是现行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来源之一,把户籍作为公共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是典型的“身份制”计划经济资源供给模式,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革户籍背后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具备“福利型”公共资源配置条件,因此,一方面需要剥离附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福利,将户籍制度真正定位为人口登记、服务等功能;另一方面,城市为全体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资源,而对于优质公共资源则需要增加个人的成本分担,譬如,城市提供基本的养老、医疗等服务,对于更高的养老、医疗服务则需要个人进行商业支付。   3.改变由政府供给城市公共资源的单一局面,减少进入壁垒,吸引民间资本,扩大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   城市公共资源供给不足是扩大城市户籍供给以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瓶颈,政府是城市公共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但仅凭政府是不够的。相对于市场而言,政府在供给效率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需要改变由政府供给城市公共资源的单一局面,减少进入壁垒,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扩大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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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百年来的中国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在国共两党都积极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当口,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际:一百年来中国的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思考这个问题越久,越纠结于一个词——革命。 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国内革命主要有三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倒蒋革命。三场革命对应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十年内战和1946-1949四年内战。 三场革命的背后站着两位总导演,分别是近代祸害中国最烈的日本和苏俄。考查这两位导演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们的依附关系,有助于解析开篇所提出的问题。 1、孙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导演 孙文一生领导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张勋复辟),统称民主革命。孙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派蒋率团访俄、创办黄埔军校等,属于国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称之为孙的半次革命,因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终成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 孙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其背后的总导演、支持者,甚至是起义军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孙的经费来源和武器供应,也有相当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组织。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举办,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的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内田良平及多名黑龙会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同盟会。 孙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换成了苏俄。因为列宁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苏联的成立,极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却毫无建树的孙中山,以俄为师成为孙当时的思想主导。 基于当年拿着德皇5000万金马克潜回俄国闹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着金卢布四下里寻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革命阵营以对抗列强。在南面这个最大的邻国,列宁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盘最大的吴佩孚,没成想这位“秀才大帅”根本瞧不上列宁那一套,将来人轰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仅有57名党员,难以担负列宁的重托。在此当口,广州的孙文却主动找上门来,双方很快便打得火热。从1923年年底开始,苏俄送钱送枪送顾问,帮助国民党办军校、扩队伍。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纵观孙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总导演主要是日本。 2、蒋介石·国民革命·苏俄导演 国民革命是一个边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起算点,而终止点并无定论。但有两点是史学家认同的,一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北伐战争,二是北伐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也是一个言必称革命的狂热份子。看他的演讲和日记,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以后,所有活动他都自称为革命,连其领导的八年抗战,蒋也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国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战争,并前伸到北伐前孙中山尚健在的准备时期,以说明国民革命实际是苏俄在幕后作总导演。 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依附于列强的各家军阀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是以苏俄为后援,集结部队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往南攻下北京。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要求苏俄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苏联政府电报同意了孙的请求。5月10日,孙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一是答谢,二是研究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访问事宜。8月16日,蒋率领由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登船,启程访俄。自此,国民党与苏俄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从1923到1927年,苏俄向国民党援助了至少3000万金卢布、12万枝枪、500多名军事顾问。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是“卢布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这些援助,并借鉴苏俄党代表制度的组织形式,孙、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经过两年多北伐,打垮吴佩孚和孙传芳,逼降张学良,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组建起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在1927年4月,因“清党”而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蜜月期终结,但改变不了国民革命由苏俄导演的历史事实。 蒋早在1919年就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蒋介石日记》),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当左倾,认为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共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周恩来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察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今日之台湾,的确如此。既然蒋是左派革命家,那为什么后来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闹掰并血腥“清党”呢?犀利公认为这是“一推二逼三离间”的综合结果。 “推”。1925年9月,蒋派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蒋又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遭到了拒绝。这样就把蒋推出了国际革命大家庭。当然,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激进标准,蒋的确是“不够格”的。蒋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苏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访问,亲眼看到了高昂的红军士气与萧条的市况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印证了孙中山的论述:“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选集》之“民生主义”第1讲)。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即中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才能够推行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仅仅是“同情党”和朋友党,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开始,蒋一直赞成并支持“扶助农工”政策,北伐军打到哪里,中共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到哪里,但蒋不赞成激进的红色恐怖做法。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以及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学道德观的蒋介石难以认可。更糟糕的是,“痞子运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经济贸易、影响了北伐军的经费来源;还严重动摇了军心、打击了士气,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军官的亲人被农会拷打甚至杀害,连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游街示众。现实的危机逼迫蒋介石果断出手“清党”。 “离间”。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亲共左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面掌权,引起了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以王柏龄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两大国民党右派的忌恨。他们联手于1926年3月20日导演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详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Ⅰ)》之“中山舰事件之谜”)。尽管蒋介石怀疑这个“谋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卫所为,但也严重伤害了蒋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任。 3、毛泽东·倒蒋革命·苏联导演 大陆官修史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以示区别1919年以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革命”更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大东西,官方定义说它分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阶段。北伐和抗日是蒋领导的,功劳很难记到新宇他爷爷的头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导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这样。到了1936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彻底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统治地位,此时,所谓的土地革命已近尾声。毛主政时,党史专家说土地革命时期毛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指导思想是他的,这也牵强。即便如此,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两场事。 所谓的“新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和中共当时的言论与主张的确是民主自由(参见笑蜀《历史的先声》、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这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实行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复归两千年前的皇权专制,何“新”之有?反观孙、蒋的“旧”民主,尽管存在在军政时期孙文要求党员宣示效忠其个人的历史污点,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孙、蒋一路走下来,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见,孙蒋采用过专制手段,但行的结果确是民主;而毛共口号是民主,行的却完全是专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都是内战,在犀利公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所发动的历次倒蒋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力之争。为了区别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战争”,姑且称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为“倒蒋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蒋革命,名为共产国际领导,实为苏联领导,历史依据看中共党史就足够了。 1945-1949年的倒蒋革命,苏联的配合与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先是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大批装备交给中共,迅速武装起近百万的林彪军团;后又将占中国80%工业份额的东北工厂全部交给中共。另据统计,1945-1949年间,中共依靠苏援组建了200多个步兵师,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师不到50个。这是毛敢于在1948年说“原来以为需要五六年现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夺取全国胜利”的底气之所在。在争夺东北的战役中,苏军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加入林彪的部队作战。 事实上,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日起,斯大林就彻底抛弃了国民党,专心扶持起苏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附于日俄这两大恶邻。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说,孙的民主革命是携日变华,蒋的国民革命是携俄统华(八年抗战是携美救华),毛的倒蒋革命是携苏乱华。 这些不幸的革命为何会降临到中国大地?为何没有降临到印度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庞大愚民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不仅拥有两大恶邻,而且拥有擅长借恶邻之力谋求一党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诸多革命家,而印度却没有。 4、引狼入室的代价——革命家的卖国史 清廷垮台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利益的丢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亲手所奉。革命家卖国成为国共两党都极力掩饰的史实。有学者统计,孙文的卖国事实有3件,毛有8件,蒋有0.5件。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几件对中国危害较大的事实。 (1)1931年:满洲 满洲泛指东三省。这是一块曾经脱离中国控制的土地。脱离时间有两种算法:从1905年5月日俄战争日方胜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主导权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解体为止,长达4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出卖满洲是孙中山从不避讳的事,因为他认为那是“鞑虏”之地,不是中国的。1915年,正当日本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老袁又极力周旋的当口,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因为他是党的好儿子;钱村长不得不死,因为他擅自为民请命。 (3)自私的党权保护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头禅。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一党永霸政权、独享利益。只要能保住党的权位,送山送岛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其《章程》犹如项目投资广告:“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对利益的诉求可谓赤裸裸。 对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胁莫过于邻居,所以,安抚好邻国就成为执政党的首要选择。为了防止美帝通过邻国搞渗透搞颠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国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让步。“固边”的目的就是要将邻国变成中美之间的隔离圈。周边国家个个都摸准了中国政府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状:只要承诺不干涉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内政”),就能够得到中国的利益让步;只要与美国表示一下亲热,立马就可以让中国神经紧张。南海周边五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甚至连朝鲜都常常拿与美国单独约会来吓唬中国,以敲诈更多的援助。 可见,只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卖国并不罕见,但像革命家这样没有底线却是罕见的。越革命越卖国,这是我们通览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与偏执的孙中山和老辣的毛泽东相比,推崇理学、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诸多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随着美、苏、日等国档案的解禁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历史渐渐显露出真面孔。戴在蒋头上的卖国帽子在一顶顶地被掀去,而戴在孙和毛项上的爱国花环却在一圈圈地被扯下。从蒋在大陆所处理的诸多国家重大事件来看,他没有因革命而卖国。如果说孙、蒋、毛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就是。 有两位近代“反革命”军阀的行为,似乎更颠覆了官版教科书的标准结论。 曹锟,布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隶督军,实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过向议员发出573张银元支票而贿选为民国第五任总统。1921年7月,苏联红军出兵帮助外蒙独立,曹督军大骂,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汉奸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当头,曹断然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国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贞不屈,追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吴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国最强者”(BiggestmaninChina)的声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成为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吴拒绝苏俄邀请其为中国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开宣称“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做督军”,人称“四不将军”。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多次引诱吴出面组织伪政权,吴严词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门请吴“出面工作”,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日本特务川本、军医石田及护兵若干进入吴宅,切破吴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殉国。”吴的长孙吴运乾当时10岁,亲眼目睹了罪恶的经过。 6、帖后语 (1)本帖无意为讨回“革命家已经出卖的领土”提供支持。在人权与主权同等重要的文明时代,不讲人权却热衷于高谈主权,无异于帮贩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唠叨几件领土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没少折腾。 (2)本帖无意下“近代的中国革命都有罪”的结论,仅是指出借恶邻之力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孙、毛结交的日俄两国,贪得无厌,勒索无度,每一次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银也是其他列强的十倍甚至百倍,让中国背上难以翻身的沉重债务。 北边的壮熊贪婪成性恶习不改,而南边的肥羊却好大喜功毫无记性,这是一百多年来中俄双方形成人喜我悲的关系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鲜半岛的危机时期,不少“智囊”建议中国重建“中俄朝联盟”以对抗美国,犹如绵羊因为对大象产生无来由的恐惧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顶!在未来某个关键时点,如果中国再次在俄国人面前丢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会觉得意外。 正是由于孙在国土意识上的模糊并以日为友,才导致以攫取“满蒙西(西伯利亚)”为目标的日本大小间谍,打着“帮助中华,驱逐鞑虏”的旗号,蜂拥入华,遍布于中国的军政商各界。满清时期他们是贼,满清之后他们是友,成为各地讲武堂和各家军阀的座上宾。他们拥有正义之名、合法之身,公开搜集中国的情报,大力培植亲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战期间,日军的地图比国军的精,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国民政府要准,组织起汉奸政权和汉奸队伍来得心应手。 (3)本帖也无意下“联外反内就是卖国”的结论。华盛顿接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军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国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国),就没有卖国。华盛顿也直接借助外国军队的帮助。1777年6月,20岁的法国陆军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领他自费购买的一条军舰和士兵,登陆美国,参加两年前爆发的独立战争,两个月后被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少将军衔,这是美军当时的最高军衔。总司令华盛顿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晋升中将。拉法耶特参加了宾西法尼亚战役、巴伦山战役、远征罗德岛等多场战役,并在白兰地酒战役中腿部负伤。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国招募一支援军,重返美国,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粮饷,参加1781年的约克镇会战,迫使英军投降,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当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两次出任法军总司令。美国人感谢拉法耶特的无私援助,分别于1824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其后代也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仅有6人。华盛顿与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谊。1787年主持制宪时,华盛顿征询拉法耶特的意见,他指出了宪法存在的漏洞——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力。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0条“权利法案”,这就是成为美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报酬地帮其闹革命,而且还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的革命家邀请的外援,不仅割我土地、抢我矿藏、淫我女人、烧我城池、毁我文明,而且崇尚专制与压迫。乔治·华盛顿的“美式革命”带给世人很多有益的启迪,这不是本帖的话题,以后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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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近卫军

再偏激的言论,主要责任也不在青年网友,而在完全无视公众,又拥有 话语权 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身上。)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类似“行为艺术”,已经快相当于摧毁“自由主义”阵营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了。 网络时代与“ 知识分子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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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回眸2010:中国学界十大网事

他的法制理论和实践与国家发展趋势相契合,因此公众敬重他,赞誉他作为 公共知识分子 的良知。 幸有江平、蔡定剑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与我国法治建设同行共进。虎年岁末,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十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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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终于跟我爸说:我要参军保卫国家,如果美帝胆敢入侵……

“啪”我爸一个耳光扇过来。“家人还保卫不了,保卫国家?你都跟我说说,美国人要抢你啥了?国家啥东西需要你保卫了?” 我:保卫我们中华文化…… 爸:美国让朝鲜人抹掉他们的历史了没?抹了也不会跟我们争长白山了!美国拆了靖国神社没?就是供奉杀了几十万美军的东条英机那个!美国逼阿富汗、 伊拉克人改信基督了没?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99%都是回教徒! 我:没…… 爸:那你觉得美国人会咋样灭了我们的文化?焚书坑儒?还是破四旧? 我:我要保卫我们的自由…… 爸:你想要啥自由?你想游行还是静坐?想看外国电视还是上外国网站?想发帖不被审?整天正事不干,就想“自由”,找死啊? 我:我要保卫咱的土地…… 爸:嘿嘿,你先跟我说说,你哪来的土地了?连几十平的套间都买不起,还土地?等你有了土地再去保护吧! 我:美国想吞并我们…… 爸:你不是想出国吗?你的同学不是一大堆想出国吗?吞并了把出国也省了 我:那不一样,出国是为了将来回来建设家乡,如果我们5000年的中国没了,变成美国了,呜呜…… 爸:谁说中国有5000年的?咱以前最风光的时候叫汉、唐,“中国”也就叫了100 年,两千年来最穷的100年改了多少回名了:汉、唐、宋、明、清……再改一回又何妨? 我:被美国吞并了,都是白人说了算,华人都成二等公民 爸:听说美国选总统都是一人一票。要合并了咱中国,十三亿华人对他两亿白人,最后选出来总统还不是咱华人! 我:美国人来了,会颠覆我们人民政府。我要保卫人民政府! 爸:“啪”(又一个耳光)你究竟想保卫谁?税局?财政部?证监委?城管?保监局?教育部?卫生部?药监局?劳动保障局?公路局?房管局?规划局? 法官?计生办?还是足协?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我说不过我爸,可我真的很想参军保卫国家,请各位大虾教教我,怎样才能说服我爸。 还有这些: 2010年05月22日 -- 每次我那个傻逼美国室友跟我争美国人聪明还是中国人聪明的时候 我就放这个给他看 2010年04月20日 -- 美国人民为什么不推翻他们的政府? 2010年04月16日 -- 天朝人民与美国人民是高度保持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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