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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珠三角最后“人民公社”或因卖地而解体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29日 - 07:33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在中山崖口,近100亩面积的晒谷场上,村民集体收稻谷的场面在珠三角其他地区已难得一见。 珠三角最后一个“ 人民公社 ”可能因卖地而解体。但当地村民都在疑惑:希望多拿到一些钱,但如果土地卖光,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作者:赵洪杰,选自:南方日报,原题:珠三角最后的” 人民公社 ”在消失 守护集体制度37年的中山崖口村支书陆汉满卸任,矛盾困惑崖口村民 当1978年前后,“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崖口村集体决定保留集体生产制度,并成功延续至今。 崖口“乌托邦”体制分为两部分,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学者称这是集体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巧妙方式。 随着政府布局经济发展“大棋子的扬起”,崖口村的未来有些迷失,或许珠三角最后的农耕文明不久后也将消失,“人间桃花源”景象将成为追忆? 被媒体称作珠三角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中山崖口村,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位37年一直维系该制度,且使其焕发出勃勃生命力的村支书陆汉满,在超龄12年后卸任,而中山“翠亨新区”的规划也让这个特殊村庄的未来制度充满变数。 这些年来,有在村里实地调研多年的学者说,崖口的集体制度是村民进入市场的特殊道路、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巧妙方式。也有农村问题专家说,崖口村通过集体进入市场,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村民中的鳏寡孤独者,体现了社会主义扶弱的特质。 无论前景几何,陆汉满在珠三角这个资本和市场非常活跃的城市群已经创造了“神话”。中山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说,崖口在集体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不断因应社会的变化,灵活地调整集体分配,在工业化引擎强劲的珠三角证明了远去的集体经济制度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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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朱枫在狱中吞金自杀未遂

朱枫在狱中吞金自杀未遂 作者: 来源:北京晚报 来源日期:2011-7-1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1:14:04 阅读量:20次 曾经轰动台湾而大陆人却鲜有人知的“台湾中共间谍第一案”,61年后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中被冠以“四要角之一”的朱枫烈士的传奇经历更引发人们的关注。 朱枫又名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镇海县,是一位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朱枫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宁波“竹洲女师”,原本是一位“憩园闺秀”,还是书法大家沙孟海的弟子,可谓品貌贤淑,安分守时。其间,虽然她曾历经自幼丧母、远嫁、孀居等人世沧桑,但是,她的人生轨迹倒也平稳。“七·七”事变后,原本在家抚孤奉亲,寄情于书画、女红的朱枫毅然投身救亡运动,并与后来的爱人朱晓光携眷离开家乡,投奔抗战中心武汉。在流亡途中,朱枫变卖家产“入股”进步的新知书店并援助李友邦创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她奉调到沦陷区上海进行地下工作,被捕入狱,经受住了日本宪兵的残酷拷问,获释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奉命到香港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香港的朱枫准备回沪与丈夫、女儿团聚。11月27日,突然接到中共华东局指示,遂奉命以看望前夫的女儿阿菊和外孙女为由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根据组织的要求,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个人,一个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化名“老郑”的蔡孝乾(台湾彰化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另一个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 朱枫在台两个月间,将吴石提供的诸如“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以及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等一批国民党绝密军事情报分批送回大陆,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总参作战部及北京最高决策者面前。 已完成任务的朱枫按上级指示准备取道香港回大陆。1950年1月14日,朱枫在台北发信给上海友人,称“凤将于月内返里”。2月2日,吴石派副官聂曦紧急通知她,台湾工委书记“老郑”被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抓获并已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是朱枫……” 由于前往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封锁,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不定期飞往舟山,那里离镇海很近。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2月4日傍晚,朱枫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离开台岛,飞赴舟山。 在保密局的持续审讯下,“老郑”最终供出了吴石,吴石将军被捕。保密局在吴家查到他亲自为朱枫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朱枫随即在舟山被捕。 在狱中,朱枫抱定必死决心,吞金自杀未遂。在多次诱降未果后,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杀,时年45岁。同时就义的还有吴石、陈宝仓两将军及聂曦中校。 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在其撰写的《吴石等叛乱案》中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上个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主办“吴石案”的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项下,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朱枫)的议论:“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以捕杀共产党人为己任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完成了杀人任务之后,竟对他们的死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表示钦佩,而且将此种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写进了“内部工作总结”,用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对部属的“训导”,可见这位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让杀害她的刽子手们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与朱枫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夫人去世后在世纪之交由其子女奉回大陆,葬于北京福田公墓。而朱枫的骨灰后来下落不明,“凤”从此不返。 1951年7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本报记者程功摄影报道本采访得到原南京作家协会秘书长、《朱枫传》作者冯亦同大力支持,相关史料由冯亦同、徐宗懋及烈士家属提供,特此一并表示感谢。 延伸阅读: * 朱枫 ,回家的路走了60年 -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潜伏台湾的“密使一号”-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潜伏特工骨灰运返大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潜伏者之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中共历史上的十位传奇女谍-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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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维佳:一位副省长的下乡日记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 次 更新时间: 2011-07-04 15:40:14 刘维佳:一位副省长的下乡日记 标签: 下乡 ● 刘维佳 编者按:做群众工作与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是,一段时期以来,这些优良传统有被一些领导干部生疏和遗忘之虞。从本期开始,本版将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系列“下乡住村日记”。通过这一日记,我们能看到,重拾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党的领导干部切实到农村等一线调研,是何等重要。要想真正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只有沉下心去深入考察,力戒那些漂浮作风,才能把握住群众具体的现实的眼前的利益,避免以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为借口抹杀这些真实的利益诉求。这些,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一)尽可能“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地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一个半小时后,汽车路过沁县县城,同车的省扶贫办刘昆明主任接到沁县扶贫办同志发来的一条信息:“昆明主任,我看到省扶贫办的车了,您来沁县了吗?”我提醒昆明,不能让县里知道我来下乡住村,否则会惊动不少人。昆明马上回复:“我在太原,车到沁源办事。”汽车顺利驶出县城,透过后车窗没有发现其他车跟随,这场巧遇没有影响我们的行程。 (二)温庄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翻过山就是沁源县的太岳林区。温庄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这里的村容村貌还算整洁,建设新农村的标语随处可见,但看到简陋的房屋就知道农户还较为贫困。下乡之前,省扶贫办提供了四五个村的情况,我选择收入偏下但又不是特别穷的温庄住村,就是为能了解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贫困状况。 (三)“三同”的难点在于同劳动 省委要求干部下乡住村实行“三同”,我觉得同吃、同住好办,同劳动可能会有点难。所以,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 60来岁,朴实厚道,只是听力较弱,我们说话要大声喊。“现在村里多数户都用农机种地了,你到地里也插不上手,还是别去了”。老霍对我的要求不以为然。明媚的阳光下,我望见远远山坡上有人用牲畜耕地,就说:“走,到那里帮老百姓种地。”老霍还是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四)帮助三位老人种玉米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 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五)农机作业涨价农民用牛耕田种地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耳聋老汉每喊一声,牛都能准确反应。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干农活时间过得快,播完种还要“耱”一遍,老汉站在牛拉的“耱”上把地压平整。这是个技术含量高的活,昆明和我俩人就成了“剩余劳力”。于是,我和68岁的老大娘坐在荒草半米高的田埂上聊起村里的事情。 (六)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 这位老大娘和另一位种地的老大娘是妯娌,村里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种地就成了老人的事情,今天她是来帮妯娌种地的。我问,“你家的地种完了吗?”老大娘说,“我家只有两亩多地,昨天就种完了”。说起土地来,她向我诉说起自己的苦恼,“家里4口人,女儿出嫁,儿子在外打工,丈夫是退休职工,10多年前村里把儿子和女儿的地收回去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两亩多地”。“为什么收?谁都说不清。”她用手抓起一把土抚摸着,“农村人没地种心里就不踏实呀!”说到这里,老大娘怕田埂荒草划破我的脸,伸手折断了我眼前的几根荆棘。土地承包各村都有些特殊情况,我给她讲解了国家的农村土地政策,老大娘似乎听懂了,表现得很是通情达理。这就是朴实的老区人民。 (七)“百亩喷灌”及“千女水库”的尴尬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 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一百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我觉得这不是个理由,“一块电表要不了多少钱,换上不就行了吗?”老霍答道,“现在也不急浇地。”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目睹这两项工程的命运我很自责。“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八)进村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 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院子里停着一部40马力的拖拉机,是2006年靠农机购置补贴买的,已经很破旧。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九)村会计的家境贫困 我在副支书家看到的主要是村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记录,并没有全村的档案材料。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 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 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十)一个农户种13块地 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 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户籍人口除了新生儿和嫁到本村的媳妇,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 10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十一)农民工的另一种境遇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 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待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 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倒插门”媳妇也找不到。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打工者某种不幸的缩影。反思过去“输出1人,富裕1家”的提法,看来有些幼稚和理想化。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 (十二)乡镇干部检查森林防火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我询问起森林防火,村里还是很当回事的。一位支委专门抓,上山的几个路口都有人把守检查,打火机不许带进山。这过程中,老霍接到一个电话,他支支吾吾说些什么,我没听清,看起来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是我不许他告诉你们的。”我还补充一句,“你们也千万不要告诉县里领导,他们工作很忙。”镇书记对工作很负责,忙不迭地向我汇报起全镇的情况。来山西 6个年头,我认识许多县乡干部,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层,责任很重,压力很大,但条件艰苦,手段有限,他们特别需要上级机关的理解。 十三)开在农家的座谈会 我今晚住处的房东也姓霍,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接父亲的班在镇兽医站工作,儿子在长治市打工,女儿在县城职业学校念书,媳妇在家种地。家里还有一位60多岁的叔叔同住,当年公社搞农田建设发生塌方事故受重伤,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享受“五保户”待遇。晚饭比午饭多了点“内容”,除了合子饭,还有烙饼,没人陪的农家饭吃什么都可口。 晚上 8点半,座谈会在我住的农户堂屋里召开,房东特意换了一个度数高的灯泡,照亮满满一屋子人,虽然劳累一天但大家兴致很高。小板凳上坐着的老人居多,没有妇女,还是沿袭着传统农村民主政治的习惯。村民们发言很热烈,有人主张养羊,有人说种核桃收入高,有人觉得还是种玉米谷子才保险。来山西的时间长了,我对村民们说的土话也大体能听得懂。说来说去,最难的是缺少启动资金,各家基本没什么积蓄。 我看了老霍的储蓄存折,当村支书一年的工资5000元到账后,当天就还了信用社2900元的贷款利息,其他就是卖谷子的收入。他说,2002年修通村公路时,资金缺口找农信社贷款,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贷,这些年本金是没法还了,只能偶尔还些利息。座谈会开到晚上10点多,时有争论,时有笑声,村民们形成了养羊、种核桃、育树苗增收的共识。我和昆明承诺,帮助村里协调信用社贷款和引山泉水,下一步抓落实的任务还挺重。 (十四)小山村的夜很寂静 散会了,我把乡亲们送出大门口。西北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小山村的夜晚宁静无声,满天星辰在闪烁,好久没有看到如此晶莹剔透的夜空了。房东的西屋,一张硬木板床,一张简易饭桌,没有椅子和其他家具,这是他在外打工儿子的住房。我坐在床边翻阅收集来的材料,整理一天的走访笔记,细细盘点着收获,感受非同寻常。了解的情况,受到的启发,思想的领悟,情感的陶冶,都是前所未有的。夜很深了,我躺在硬木床上难以入睡。小小的温庄,短短的一天,让老区人民富裕起来的责任感由此更为强烈。 (十五)早饭前与大学生村官一席谈 2011年4月27日,是一个大晴天。雄鸡报晓,东方黎明。早晨 4点多,村里就传来发动拖拉机的声音。房东的院子很大,院中间有一棵老梨树,飞来几只喜鹊落在树上嘎嘎叫,震落了片片梨花。在院子的自来水管前洗漱完毕,我抓紧记下乡住村的民情日记。 不到 7点钟,大学生村官来了。这位小伙子中北大学毕业,学的是安全管理专业,当村官已经两年多。他每月下村五六次,其余时间在镇里帮助工作。曾经3次考公务员,有1次入围。他告诉我,昨天散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村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增收,副支书和他聊到深夜12点多,想了不少增收的办法,尤其愿意育树苗和种核桃,信心足,有把握。一会儿,昆明和老霍过来,我们与房东一起吃早饭,小米稠饭烙饼加咸菜。饭后,我按规定交了两天的伙食费。 (十六)下乡住村可以既蹲点又跑面 农村经营体制变了,下乡住村的办法也得适当改变。因此,我这次下乡住村既蹲了点又跑了面,力求把点上的情况了解得细致一些,把面上的情况掌握得准确一些。早晨 8点多,我从温庄的小卖店出来,开始对沁县郭村镇几个贫困村进行跑面调研。先到的南沟村500口人,出去打工的有 250人,村级活动场所建得标准挺高,农民还有了健身小广场。后到的大沟村 360口人,在村常住的 160人,村级活动场所正在建设中,村里的几块牌子还立在村委会主任家院子的墙边。这两个村从去年开始搞设施蔬菜,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赚了钱的村民们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来到了池堡村。这个村 570口人,有26户养鸡,养鸡户年收入最少 5万元。村委会主任原来自己搞个小施工队,前几年村里很乱,他回来改变了局面,办了不少好事。这个村还有一位很能干的乡镇女干部,是发展养鸡的带头人。我和昆明帮他们研究了发展规模养鸡,建立养殖合作社的事情。在考察养鸡基地途中,我看到一座建成不久的天主教堂,与新建的村级活动场所遥遥相对,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近些年来,宗教问题在农村愈加复杂化,基督教和天主教对农民的影响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值得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 (十七)上湾村烈士纪念亭 2011年4月27日下午,我来到上湾村。这个村计划今年也搞设施蔬菜,建大棚的土地都流转到位了,但打井需要的电源有些麻烦,还没有动工。上湾村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八路军的主要将领曾经在这里活动过。在村外看完设施蔬菜项目的选址后,支书想带我到村委会坐一坐。走进村庄,有座烈士纪念亭映入眼帘,我就说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吧。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近纪念碑,碑上撰刻着十几位革命烈士的名字,都是上湾村人。从烈士们的牺牲时间和地点可以知道,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60多年过去,如同弹指一挥间,带领老区人民富裕的担子落在了我们肩上,这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太阳快落山了,因为明天省政府有一个会议,我告别村里的乡亲们,离开沁县返回太原。这次下乡住村两天一夜,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触动颇深,感慨良多。再见温庄!再见沁县!过些日子我还会来,争取帮助温庄把农民增收规划落到实处。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1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习时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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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玉衡>极权主义相关电影漫谈

  法西斯并未离去,他随时就会出现在有抱怨的角落,他注定无法被根除,因为他的源泉就是人的内心。对富人的仇恨,对爱国主义的极端化,随时会将我们带入浪潮,不要高估我们的理性,进入浪潮的一瞬间我们并不会察觉到。     极权主义相关电影漫谈   文/孙晓辉(北京电影学院)   极权主义这四个字用来概括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未免显得太过抽象,我们需要一种媒介,来真正的感受这冰冷文字下的逻辑,以及这逻辑下一个个生命个体。电影给了我们那么一次机会,通过情景实验向我们解释这逻辑的源头,通过再现历史让我们回望过去。 模型与实验 1966年,捷克电影新浪潮开始露出眉目,被称为“可怕的孩子”的杨·内梅克(Jan Nemec)拍摄了一部极具政治危险性的电影《派对客人失踪事件》。受到卡夫卡影响的内梅克用一种荒诞与现实同在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政治寓言。电影开始七位朋友在森林中聚餐,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被突然出现的一群人带走,将他们架到一片空地中画地为牢。七个人完全不理解他们被带到这的原因,但是他们很快适应了这种环境,变得配合起来。七人中的一个人尝试反抗,但是这个自由派很快被用简单暴力手段制服。而这时候出现了所谓的宴会主人,他对于他的手下的粗暴方式严加呵斥,并且对待七个人非常客气,邀请他们参加一个盛大宴会。而这时候七个人包括那名反抗者在内完全顺从了这伙人。后来七人中的一人在宴会中中途跑掉,宴会主人非常生气,而剩下的六人同样气愤,决定帮助宴会主人找到并抓回跑掉的人。   在这个极权主义模型中,内梅克将矛头直指极权主义下的“顺民”,正是顺民维系了极权体制,而暴力机器只是辅助手段。这部电影被当时的捷克政府中的保守派大加指责,禁止放映。等到布拉格之春杜布切克执政后,电影才被允许放映,苏联入侵后再次被禁,内梅克逃往国外,直到捷克民主化后,才返回祖国。 如果说《派对客人失踪事件》的极权主义模型过于简陋的话,2008年上映的德国电影《浪潮》则完整地再现了极权主义必备的所有元素。《浪潮》描述了一个教师文格尔被迫教授独裁统治的课程。他利用为期一周的课程展开了实验,这一周内,文格尔将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学生们必须服从。而利用社会矛盾等问题制造了一个理念,学生们逐渐进入了文格尔营造的“浪潮”中。学生们越来越重视纪律和团结的重要性,而随着实验的进一步深入,整个组织已经完全极权化。法西斯并未离去,他随时就会出现在有抱怨的角落,他注定无法被根除,因为他的源泉就是人的内心。对富人的仇恨,对爱国主义的极端化,随时会将我们带入浪潮,不要高估我们的理性,进入浪潮的一瞬间我们并不会察觉到。     除去以上两部,《索多玛的120天》和《狗镇》则提供了不同的实验思路。 虚拟世界 “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未来。”电影《一九八四》以这样一句煽动性极强的话题开场。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并不完美,视听的具象局限性决定了它无法完全呈现原著中读者的想象性荒诞场景。《一九八四》作为一本政治寓言不断的被神化,被解读,它成了一种圣经。 1985上映的英国电影《妙想天开》是一部被低估被埋没的电影。影片可是说是卡夫卡《城堡》的翻版。电影描述了一个靠资讯部维持的社会,整个社会体制强大得无孔不入。而人的逻辑则是唯体制,唯技术。妙想天开中的社会将人的自主性与个体独特性压制到最低程度,标准化,无差别化贯穿着所有事物。人们只信体制,不信人。《妙想天开》在展现对极权的鞭笞外,也表达了对于工业文明将人异化的恐惧。 备受国内网友推崇的《V字仇杀队》假想英格兰成为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度,有着领袖崇拜与对人性的压制。按照哈维尔的论述,电影中的英国更接近于后极权社会,思潮已经退去,体制依靠惯性和人们的恐惧存在。《V字仇杀队》展现了一种反抗的激情,而在看似正义的使命背后,这种激情其实也是一种“浪潮”。从影片一开始为炸弹狂徒福克斯翻案开始,就在用一套逻辑在为以暴制暴找借口。极权社会下没得选择,而后极权社会下革命和改良将是一个长久的争执。不拿刀的人未必不是英雄。   伤痕与回望  东欧脱离极权已经二十年,时间的沉淀让东欧电影人有了更冷静的视点回望那段岁月。 罗马尼亚是东欧剧变中唯一一个流血的国家,齐奥塞斯库的长期统治让这个国度的变革异常艰难。当暴力结束,这个国家的民主化以枪杀前领导人这样一种方式展开。而正是这种武断的方式导致时至今日罗马尼亚对于那种革命,对于齐奥塞斯库的看法都有着巨大的裂痕。2007年的戛纳电影节,罗马尼亚电影荣获了包括最高奖“金棕榈”在内的数个奖项,而这一系列电影几乎都是反思齐奥塞斯库时代的作品。 在这些电影中,《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对于革命的态度最为暧昧。圣诞节前夕,一个小镇的电视台负责人策划了一档节目,而节目的内容就是讨论1989年12月22日12点8分(齐奥塞斯库出逃的时间)以前,这个小镇是否曾经发生过革命。而小镇人民对这一本该事实明确的事件却各执一词。除去小镇是否发生过革命,电影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事实:曾经的秘密警察变成了富有商人,而穷人依旧是穷人,昏暗的街道依旧是昏暗的街道。影片对于革命没用改变这一观点迎合了不少罗马尼亚人的想法。而仔细想来,革命的意义关键在于你想得到什么。革命本身就是带有民粹性,穷人想打倒富人取而代之,革命对于他们的意义就是身份与财富的改变,他们永远会觉得自己通过革命得到的不够多。     而实际上,并非像《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描述的那样,革命没用带来改变。与之相反,罗马尼亚的民主化很大程度改变了齐奥塞斯库时代的荒诞政策。2007年荣获“金棕榈”的《四月三周两天》展现了一个罗马尼亚极权时代个体的悲剧。齐奥塞斯库为了让人口增加而禁止国民避孕与堕胎。女大学生意外怀孕 ,她和室友找到一个医生准备秘密堕胎。四月三周两天,正是Gabita从怀孕到堕胎的时间。极权体制下任何荒诞的逻辑都可能成为国家的法律。 《无主孤军》和《警察,形容词》则探讨了罗马尼亚极权体制下作为国家机器个体的困境。一方面,出于良心,具体到体制中个人他们有“把枪抬高一厘米的权利”。另一方面,在有着权利的时候人可能会陷入“路西法效应”,权利让人性之恶展现。我们该如何对待极权体制下的个体?他们是否应该被清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相对于这两部电影,《行刑者的下午》则把这一问题展开到极致。 在柏林墙倒塌许多年后的今天,东西德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当时的狂欢已经褪去,现在只剩现实的问题。《通往自由的通道》简化了整个问题的复杂性,而仅仅将问题归结为自由与不自由。电影上映时德国统一只过去十年,思考缺乏沉淀。其后的《再见列宁》则直面了东西德合并中狂欢背后的问题。克里斯蒂娜忠心支持者东德的社会主义,而在她重病不省人事期间,东西德合并,东德的社会主义不复存在。 克里斯蒂娜的儿子怕母亲受刺激而营造已经逝去的社会主义时代给他。衣服,食物,服装,儿子尽一切可能让母亲以为她仍然活在那个过往的时代。极权时代的逝去远不是富有/不富有,自由/不自由这么简单,事关尊严,思维,曾经一生的信念。同为德国电影的《窃听风暴》则展现了体制中个体的善,将恶的责任归结为体制,想象性的弥合了东德地区普通人与前体制官员的矛盾。   除去罗马尼亚和德国,有着长期工会斗争历史的波兰的变革则更加稳健。瓦伊达的《大理石人》展现了社会体制下的造神运动,一个体制将一个或许根本不存在的人营造为劳动模范(类似于雷锋)。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机遇之歌》在展现波兰变革的态度显得有些暧昧。故事讲述了80年代的波兰,一个年轻人急于赶上火车,当他到达车站时,火车已经开动,他奋力追赶。在追赶中,出现了他的三种命运。第一种命运他赶上了车,车上结识了一名党员,在党员的引荐下,他成为了政府的工作人员。第二种命运,他追赶中被警察拦下并且关入监狱,在监狱中他成为了一名反政府人士。第三种命运,他没追上车,既没成为党员,也没成为反对派,但是他在坐飞机的时候飞机爆炸而死。人无法逃脱体制,无论你的政见如何,或者没有政见。 身处后极权社会的瓷器国,也有着回望的资格,只是这种回望是不彻底的。《芙蓉镇》、《蓝风筝》、《颐和园》,回望之中总是欲言又止。我想知道,多年以后回望今日,又该是如何的影像。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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