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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不完满是人生的永恒——对话薛蛮子

2011年5月28日早晨,北京薛蛮子家中,他浏览过当日报纸后看儿子练钢琴,一旁的小狗“巧克力”不时伴着琴声“引亢高歌”(姜晓明) “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做自己,折腾点天使投资,率性而为,想折腾点打拐,搞点打拐;想折腾点食品安全,搞点食品安全;想增加大家对癌症的意识,那我们就说点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点名的人,敢当天说自个儿有得癌症的,这个我是头一个”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太多的时间被拿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骗子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 薛蛮子:第一,因为我以前学过两天不着边的历史,一直是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我觉得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蓬勃、富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悲剧。经过文化大革命,国民道德水平空前沦丧,每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已经超过了显规则。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系统化的腐败,任何一点小小的权力都能做成一个交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此种种,造成的一个最明显的恶果就是食品安全。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绝大部分人犯了罪,看不到内心的忏悔。只是抱怨我的运气真不好,我的智力太低了,我的爸爸不是李刚,我的关系不够硬。所有的丑行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了,我觉得这很悲哀。做记者的,出门需要拿着记者证;做警察的,需要拿着警察证;商人,出门不仅要拿名片,还需要拿着报纸,“你看这是关于我的报道”。我们太多的时间被拿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骗子。 所有崇高的人,所有高大的形象,稍微有点事,马上就变成臭狗屎,而大家都不奇怪,一个昨天非常聪明的人,到明天是臭狗屎,几分钟之间,事情就做完了。公众对于人的缺点、品质的期望值已经降到极低了。当官的,以前说贪了几千万,现在贪了10个亿、8个亿,公开宣判,说这个人情妇近百,这些都不奇怪了。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经济人文的发展,都面临道德上的提升和改造,和人境界的升华,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国家也面临着经济转型。以前全民皆兵,全国人民抓政治挂帅,全国人民搞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人民搞经济斗争,全国人民搞GDP。GDP这个事就是代价太大,我们现在迅速地把几十年积攒的人口红利用得差不多了。 第二,我们用中西部便宜的农民做世界工厂,现在这种模式面临挑战。第一是人工已经不便宜,第二是所有便宜的土地、电力、水,这二三十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想在世界制造业的生物链上做一个最简单的、低级的、山寨式的重复,用这个模式来长期维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因此逼着我们要改变,一定不能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 第三,其实有这么多人埋怨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是1953年生人,以前埋怨国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现在这么多。你看从开始有了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后来有新浪博客,现在出现了微博,全民论政,全民对每件事情能够说出它的看法。我还看到一些政府的高官,包括汪洋、张春贤,很多的省、部、公安局、宣传部都开了自己的官网,跟老百姓沟通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了。我认为今后上访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上访的目的就是要上达天听。微博是一个最伟大的事物。新浪现在要选一个年度人物,年度事件,其实在我心目中早有候选对象了。 我认为一个公民可以做很多事 记者:打拐?或是王功权私奔? 薛蛮子:都不是,今年最鼓舞人心的,我要把票投给江西新余的刘萍。我们所有读过书、读过报、以救天下为己任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如刘萍这样一个下岗的女工。这位女士居然参选新余县的区人民代表,而且还得到了选票。我觉得政府一没有抓她,二也没有迫害她,也没有在政治上怎么消灭她,这已经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我三年前专门搬回国内居住。中国日子一天天好下去,我也非常庆幸我回来了。以前我只是一个过客,现在是这的居住者,我切实地感到了中国的政治风气和生活环境,尽管有诸多的不习之处,但是中国的变化是远远好于以前,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 像我这一代人,快到60岁了,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绝对不主张任何激进的、非理性的,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改变社会。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付了足够的学费,不能再玩儿了。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和平、理性、公开、透明地,逐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时要提高我们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我觉得只要老百姓有足够的话语权,只要新闻媒体有了足够的监督权,这件事就一定会实现,国家就一定会逐步好起来。 没有信仰对我来说是个悲剧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薛蛮子:我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我没有选择,我生下来就被教育成无神论者,这是一个悲剧。我认为一个民族最好是有信仰,有信仰的一定比没有强。我属于老毛这个时代出来的人,大家都没信仰,甚至变成了很彻底的唯物论者,这很危险。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敬天、敬人、敬自然,都不敬,才会出现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混蛋,才有药家鑫这种补八刀的家伙。在旧社会,每个村都有土地庙,很简单,你做好事,上天堂;你做坏事,见阎王,阎王把魂收过去,煎炒烹炸。所以旧时的人,做了坏事,在土地庙那里,吓都能吓死。 我的两个小孩都信基督教,我太太也信基督教,他们也期盼我信基督教。最近因为得癌症,太太天天祈祷。我说如果我有朝一日,跟胡适、蒋介石一样,信了基督,不是因为我得了病,也不是病急乱投医,不是跟城下之盟一样,说老子怕死,快到地狱门口了,来救我一把。那是新教马丁路德金说的赎罪券,这事情是做不得的。 怎么说呐,这事跟我所受的教育、过往的历史、所有的背景是不相符的。我不会因为这事屈辱自己说,马上死到临头了,赶紧跪下来。活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辈子当做五辈子来活,你只要活到了,剩下的都是捞的。如果有来生,不是因为你不相信它就没有,它也还会给你。如果万一没有,这辈子多活几个,你就捞着了,就这意思,基本上咱就是实用主义的办法。 人物周刊:那你信什么? 薛蛮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理性、良知和道德,作为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我自然有;我有宗教情怀,就是人一定要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事。第二,人生是有是非的,并不因为人本身的处境很虚无,如果你都死了,你将来子子孙孙都要死去,人类终要消亡,地球也要没有了,一想起这个,就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了。人活在世上就要有社会的准则,既然你活在这社会上,就需要理性、良知、道德基本的准则,这个我觉得是信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成功是什么? 薛蛮子:成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第一是物质上的,吃的肉比别人多,钱比别人多,住的房比别人大,开的车比别人贵,不就是成功吗,这肯定是约定俗成的看法。第二,成功是种幸福感,我个人认为,我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因为任何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人的精力就这么多,在人生这块百分之百的蛋糕中,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你要想家庭生活成功,还要政治生活成功,还要宗教生活,还要发财,这是属于鱼与多种熊掌完全不可兼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不能说我有多了不起的成功,但是我比老百姓多挣了几个钱,我是随性的,我没有付出一些非人的代价。我没有说几年大禹治水,见不着爹,见不着妈,自个儿含辛茹苦,动不动说是到西北酒泉20年搞个原子弹。这算什么成功,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儿子干那个,我一屁股给他踢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干这个事情。 人这一生不完满是永恒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经验的意义是什么? 薛蛮子:我们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往往到最后,流传给后人90%的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我痛苦地发现,人的成长跟怀胎十月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多么急切想要一个儿子,怀胎十月是一定要的,你娶了10个媳妇,怀胎十月也是一定的,没招。因此,有了儿子,我希望他走路说话,但他不到一岁,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请刘翔、李宁给他做训练,也是不可能的。人生是有过程的,每一个人学走路,摔跟头,学骑自行车,摔得鼻青脸肿、掉两颗牙,这都是过程。 每一个国家,都一定是有一个成长、犯错误、摔跟头、逐渐成熟的过程,等到真正成熟的时候,这个文明就没了。文明烂熟了,它就完了。罗马帝国征服了欧洲、征服了北非,到那个时候,它的文明已经没戏了。中国的明朝,集权到一定的程度,马上满族就来了,来收拾你了。 我很早就想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不去强求,强求的事是没有用的。我给儿子说的话,只有等他真正长大才会明白。就像我爸爸跟我说的无数的话,只是在我得癌症以后,我才觉得我爸爸真有智慧。以前我认为我爸爸多傻啊,做了共产党,二十几年才做了副部长那么一个小官,那一个官算啥啊,历史上连列传都进不去,我说这些人太不行了。 我们大了,懂了一点人生的道理,事情也看透了,就是尽可能地想,做你喜欢做的事,跟你喜欢的人来往,折腾的事,凡是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就绝对不要去争取。只做容易争取,又能迅速产生幸福感的事,专做这个就完了。因为人生有限,要尽可能地冒泡,千万人吹不动的泡,咱不能去吹,三峡的水咱吹不动,只能让老毛来吹,“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咱吹不动那泡。 所以我对人生的看法,没有宗教情怀,是相对悲凉的。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文学作品到最后都是悲剧呢,因为人生最后不完满是永恒的,完满都是暂时的,一定如此。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不满足马上就萌生了,幸福只是在你没有意识到时是最大的幸福,你意识到了,这个幸福也就没了,它一定是摸不着的。我说失败是必然的,等你觉得自己是成功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就来了,对,它不可能让你满意的。 因此,我们人不管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不到100岁你就归西了,过了八九十岁你就没招了,肯定!你有多少的经验?到最后能留下的是很少很少的,到下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还是要摔跟头。每一个做生意的人,差别就是悟性高一点的,少犯点错误,悟性差点的,狠狠地犯错误而已。 人物周刊:你是个悟性高的人吗? 薛蛮子: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别人花100%的时间才能拿80分,我花20%的时间就能拿80分。我是个聪明的人,对一件事领会得很快,看一个人,一两分钟就能够形成一个经验主义的看法,这孙子靠谱不靠谱。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有了不起的大智慧的人。第一,这样的人极少。现代社会,乔布斯是个高人,比尔·盖茨曾经是高人,但才一二十年,这哥们儿就奥特曼了,眼看着Google来,眼看着推特来,眼看着Facebook来,束手无策;他还跟诺基亚去搞什么,那根本是没戏的事情。微软是肯定傻逼了。 对我来说,我采取的是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去模仿别人。我不是孔子,不是佛陀,也不是李白,我只是薛蛮子,我选择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做一点事情,能够体现出尽可能属于我的优点,藏住并保有我的缺点。有缺点是很幸福的事情,没有缺点是痛苦的。人不完美的时刻是很舒服的,要做完美的人有极为痛苦的过程,光是每日三省我身就把你搞死了。为什么曾国藩那么不可爱呢,就是曾国藩完全一点天性萌发的东西都没有,天天憋着自个儿,天天憋出了牛皮癣。我觉得我最好的就是做自己,折腾点天使投资,率性而为,想折腾点打拐,搞点打拐;想折腾点食品安全,搞点食品安全;想增加大家对癌症的意识,那我们就说点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点名的人,敢当天说自个儿有得癌症的,这个我是头一个。 商人就是配置自己的人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商人是什么人?商人的准则是什么? 薛蛮子:商人的准则就是利润,利润的最大化就是商人的准则。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较低,本质上是由于中国儒家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是抬不起头的。说老子是个商人,但说自己是商人的人,都要说自己是儒商,因为儒比商高,先说自己是儒,再说是商;所以现在的国学班在商人中大行其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卑,哥们是个商人,一定首先要儒。而在西方社会中,Business是个中性词,是个行业,修脚的、修表的都是,教授也一样,就是个行业;在中国,商人接近于贬义词,在中国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无商不奸,没有道德,蒙人的家伙。 我觉得我可以给商人下一个定义,商人其实就是配置自己,有的人提高自己配置的效益,有的人降低自己配置的效益,这叫奸商。但其实总体上,他还是提高自己的配置。你把新疆的哈密瓜都卖到北京来,就卖贵了,对不对。新疆哈密瓜长几万斤,就几十个人吃,那怎么行。北京满街的小孩冲上去买吧,那肯定是做了好事,要不然这东西卖不出去。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商人所谓“奸”的这个属性会越来越少,随着道德的提高和整体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就没有必要骗人了。中国的商人为什么多年来是一个被歧视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商人永远是政治的奴隶,永远是权力的奴隶,永远是为了赚钱,所以没有办法被人看得起。我们现在一些商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到当地的人大副委员长,当地的政协副主席,他觉得自己能够跟权力为伍,就是最高境界了。 相对来说,互联网和新媒体这一块挣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做搜索,做电子商务,当地的政协主席起的作用很小。我们做个小灵通,是可以自己做的,尽管要跟人家喝酒,偶尔跟人家卡拉OK,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像做房地产一样,天天去仰人家鼻息。我认识的这种做公关的中国人,一个本子,他要巴结这个官的爸爸妈妈,他们家阿姨的生日,每次到香港,到外国,带几十双不同号的鞋,都要送到,每一个生日都要顾到,还要帮助大官警卫员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要做到这种程度,他才能生存,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我干的活儿,他们绝对干不了。 商人在中国想要发展,一定要逐渐跟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自个儿独立。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坏人,他们是最大的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垄断的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博弈,你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我觉得中国的商人将来会越来越好,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 我是个跨界高手 人物周刊:有人说做生意需要狼性,狼性和人性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薛蛮子:你问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狼图腾》那本书。我认为那是一本非常荒唐的书,是傻逼书。这哥们儿准是既没做过生意,也没打过仗,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我在内蒙待过。那是一个无知、幼稚的一种神话,很荒唐,什么狼性?他是对人性的一种割裂,做成一种对立,然后呢,又用骇人听闻的方法,用阴谋论的方法,用一种非黑即白,写得人生所有的都是灰的,哪有这样的事?我认为的狼性,就是咄咄逼人,或者进取心强,或者比较激进的,做一件事就是做到极致,要不然就不做,要做就做得比别人好,这就是所谓的狼性。 我在美国,常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万里吃屎。道理就是,这个人是个怂包,你在中国是怂包,到了美国更是怂包。在中国,这么多人考研究生,你还考个第一,你还有你的过人之能,到那儿还是第一,那挡你的人就更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狼性的问题,而是你要有一个基本智力,还有一个超强的意志,就是坚持、努力,反正人和人智力都差不多。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到最后谁要拿100分,都得付出120%的力量。同样是100分,每回考100,他一定是花了大力量。 人物周刊:你做天使投资人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跟你的付出有关吗? 薛蛮子:我是个复合型的人,相当的跨界。跨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有3门80分,而别人一门100分,剩下是0的话,你的分永远最高,3门加起来100,平均33,老子都是80分,240,我就是最高的。你能跨得越多,胜算越大,这是个简单之极的道理。现代社会所有的成功,全是跨界,我懂点物理,懂点化学,再加点数学,如果再加点文科的心理学,路径越多,天地也就越多。一个人同时开4个窗,那天地得有多大啊。你一来就在里头死磕,都是99分的家伙,来来去去就只有这招。我所说的跨界,就是我专业知识不行,也不懂,岁数大了,也补不了。专业知识找别人,有专家,但我主要的看准了,把大的趋势捏住,包括对人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认同商场如战场的说法吗? 薛蛮子:商场如战场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所有的商人把自己渲染成为作壮烈状、作烈士状的一种说法,满脑子做土皇帝的这种思路。我认为,学问对政界、商界、学术界都是一致的,每一个人都要触类旁通,每一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竞争力,找一个团队弥补短板,要发现短板,解决问题。 邓小平就是看到了中国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大一统国家就完了,一定要解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明怎么跟世界文明接轨的问题,只要有一点动作,他一下子就是伟人。蒋经国就看到,蒋家王朝,二世、三世、四世,总有一天是做不了的,与其被人家彻底挫骨扬灰,埋葬蒋家王朝,不如自己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我是独裁者,我来结束独裁,我来两党制、民主制。这些人满足了一个深切的历史需求,这是政治家。 所以商场如战场,政治如战场。你要想成功就得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会有瓶颈。解决的问题越大,你的成就越大,问题小,你就解决小区平常送水的问题,你混碗饭吃没问题。我们家一千多口人,每天都得一个礼拜喝一大瓶水,你能把这个小区的人变成200个小区,那你就做一个中富。全北京解决了,你就IPO了。所以商场如战场这件事,是商人制造出来的一种神话。其实不仅战争也好,商业也好,学术也好,政界也好,任何人要想做点事情,都是要解决困难的,都是触类旁通的。 好玩不累 人物周刊:你的优缺点是什么? 薛蛮子:我的缺点,我认为是极端的率性、自由散漫和不守规矩;而且我的缺点就是全部承认,坚决不改。我的优点是,能够迅速看到事物的本质,迅速地使用常识,我富有常识,我有很多常识;我比较好地结合了自己对人文、历史、人生的感悟,对哲学的思考,加上对人性的判断,很迅速地达到“人靠谱和事靠谱”的结论。人靠谱是一方面,剩下的问题就是算术的问题,值不值,这就是价钱的问题了,很简单。这事好,现在有百度。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常识,但是我发现说到常识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好像把常识给忘了,这是个缺乏常识的年代。 薛蛮子:我们今天是人人都远离本质、远离常识的年代。基本上都是歪瓜斜道的,路子多。我们现在对人的态度,像食品方面的事情,这都是常识,你怎么敢把豆芽用化工品泡,让老百姓吃呢,你也得不了好啊,这就是没有常识的结果。就你一个坏人,就把全中国所有种豆芽的人全害死了;如果种好豆芽的人不这么干,他就被害死了,还捞不着钱,还不如发大了。 我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我很少扭曲,绝大多数人在成功的道路上都是克服这个。我只要找到了自己,照着我自己做,舒服,还不扭曲。我见的所有的成功人士一半以上都是扭曲的家伙,而且绝大多数是跟自己较劲。累,活得太累。 历史上的人也都是如此,比如曾国藩,这哥们儿扭曲,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心理上摆不平,上摆不平皇上,下摆不平妻妾,又摆不平部下,一天忧国忧民,他唯一的招就是忍。我要是他,我肯定联系李秀成,先把慈禧老太太先油煎了再说,打到北京,带着湘军,50万人,早就天下可定。对一个满人老太太,天天去叩头如捣蒜,荒唐。 因此,我觉得人要很迅速地找到一个点,克服自己的缺点是对的,改变自己本性是不对的,因为狗改不了吃屎,没有办法改掉本性的。这是我们的本性,是本质的问题。你一定要保有缺点、毛病,这都是正常的,你把它扭曲了,就没意思了,累啊,痛苦。不能太累,累了就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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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法《今日中国》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威胁?

核心提示:陈伟业讽刺道:"香港正在变成中国的香港!" 原文: A Hong Kong,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n péril? 作者:Maria Descamps 发表:2011年7月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上周日,香港数以万计的示威者被警方暴力驱散,一名记者被逮捕。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让人担心这块前英国殖民地的言论自由遭受进一步限制。 上周日共有15万港人(官方数字是5万1千)上街喊出他们的不满。规模震撼的人群让人想起了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那次游行最终促使当时的港府首脑董建华辞职。 1997年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七一就成了港岛居民传统的示威日。但今年,当局禁止展示标语、禁止游行时制造噪音,并用暴力手段驱散人群,这些措施再次激起了示威者的不满。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处理民众抗议的方式越来越像北京当局。 尽管有诸多限制,人们仍然选择了藐视官方,他们带了大量的鼓和喇叭给游行助威,他们的口号是:"政府下台!"房价的暴涨、政府用替补法否认五区补选的企图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都是这次几万名示威者的抗议内容。 香港立法会议员、反对党"人民力量"成员陈伟业讽刺道:"香港正在变成中国的香港!"上周日,陈伟业带领一千多人在政府总部门前游行,要求行政长官曾荫权辞职。警方封住他们游行的道路,暴力驱散了游行,冲突中有231名示威者被拘留。 "一个警员扼住我的脖子,在距我眼睛5厘米处打开了胡椒粉喷雾器",还在震惊中的陈伟业愤怒地说,"游行是和平的,没有任何理由使用暴力。十年以前这绝对不可能发生。" 给中国老大哥好脸色看 不止陈伟业议员一人把这次暴力镇压解读为港府讨好中国的表现。 香港记者协会为一名没有出示记者证的记者在示威中遭警方逮捕表示遗憾。记协认为北京当局对香港的介入越来越深,并担心这种限制的加剧会使香港的独立性受到威胁,使作为香港与中国大陆根本区别之一的媒体自由不复存在。 "我们离透明越来越远。"记协主席麦燕庭对卫报说,"警方对示威的管制越来越严格。记者和人权观察人员甚至被禁止参加一些游行。"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一直处于"一国两制"模式下的半自治状态。这种身份本应确保一些在中国大陆很少被尊重的自由。但现在,言论自由似乎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自我审查 除了对示威异常严格的管制和最近几名记者的拘留之外,香港记者协会还对另一个新现象表达了担忧,那就是众多媒体的自我审查。 "超过半数的香港媒体老板和领导人员都被中共政府收买了。"麦燕庭解释道,"这对它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有直接影响。" 2011年4月香港大学的一个民意调查表明:香港人是不容易上当的。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港岛居民认为当地媒体不愿批评中共,这一比例是1997年港岛回归中国后最高的。 "我看凤凰卫视的时候不会和十几年前一样喜欢它了。"一名北京的观众瑾瑾(音)评论道,"节目的内容变化少了,凤凰台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思想开放了。" 作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职责本应是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落实。他将于2012年结束任期。希望他的继任者能够确保自由和媒体独立。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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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香港舆论指艾未未案未获公义处理(5.21)

法广:香港舆论指艾未未案未获公义处理 发表日期 2011年 5月 21日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在被扣查一个半月后,中国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被指受其控制的公司避税和销毁会计凭证,但评论指,以经济犯罪来打压维权人士是中国的「方便」做法,而整个过程均违法,失去程序公义。 在艾未未被扣查后,这是当局第二次透过官方新华社发布有关他的消息,报道指,艾未未正被监视居住,公安机关「依法」保障了其会见共同居住人等权利。不过,艾未未的姐姐高阁却质疑合法的说法,因为当局从未向家人交代,而且新华社指逃避巨额税款的公司,法人代表是艾的妻子路青,艾未未连股东和工作人员也不是,亦不管公司帐务,但「不合法的开始,所以有不合法的结果!」慨叹当局必然会加罪于艾,既然如此,只要求当局尽快立案,好让他们延聘律师,家人亦会争取公开审讯。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官方处理艾未未一案未有按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处理,亦没有「依法」保障艾未未的权利,本身已失去程序公义,予人以经济犯罪为名,政治打压维权活动为实,以打压艾未未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的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指出,中国税制不健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逃税情况普遍,指控艾未未逃税是「最方便」的做法。他相信,当局仍未找获足够证据,故此以可以关半年的「监视居住」对付艾未未,以便可以继续罗织罪证。 中国维权律师刘晓原更指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只应在涉案者的家中进行,艾未未现时在被指定的住所监视居住是违规的。 香港传媒大多质疑当局的说法,甚至亲北京的《文汇报》也在内文第二段以「本报记者循网络检索发现」的方法指出,涉事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路青,而非艾未未;至于另一分亲北京报章《大公报》只简单转载了一百多字的新华社全文,更没有在标题表明艾的罪名。 关键词 中国 - 人权 - 艾未未 来源:http://goo.gl/sg9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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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在线:不孝有三,读博为大

标题是师弟的msn签名,其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我常常通过阅读老朋友的博客、微博或者msn签名,跟上时代的脚步,所谓“温故知新”。2010年的今天,我读到这个网络论语,让自己有躲过一颗时代的冷枪,幸免遇难的感觉。 因为,两年前,我毕业了。 当时父母到英国来看我,在毕业典礼那天,父母和我们一起合了一张影。现在悬放在家里的客厅,这么多年的长途电话、火车飞机的辗转、过年的见面,加上童年时五六点就准备的早点,最后就压薄成这样一张照片,他们似乎很满意,我也已经三十一了。 记得五年前,我来英国读书,父母担心我的导师会怎么样,父亲特地让我上网找来导师照片,让他看看面相如何,我不知道他还有这个本事,信基督教的我妈却一反常态地说,你爸能够看人的好坏。 到国外读博士,听起来是风光无限的事情,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这个滋味如何。白先勇先生写过很多在海外生活的小说,讲述很多在美国台湾青年人的苦闷,里面有富二代、官二代的无聊和消遣,也有类似我这样的准洋博士、洋博士的生活。类似的生活,使得我对人生的态度,找到了新的理解角度。我看到马克思在柏林读书的时候,写信给家里要钱,他母亲写信抱怨儿子开销太大。我看那些历史名人,在海外的坎坷,找到他们的钱从哪里,因为每个人领钱花钱的时刻,看似庸俗不堪,却常常日常生活的节点,好似人身上的经络穴道,压住了那个点,才能够理解内心里的那一阵子痛与爽。 我至今记得一篇小说,叫《芝加哥之死》,讲述一名文学博士住在地下室,顶着种种对于生活的幻象,轰隆隆的地铁声,折磨他的神经,他在一页又一页的论文之间,努力避免把PhD变成permanent head damage的下场。当时,这样的博士所处在的台湾与美国的关系,类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与这个世界,一边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一边是难以融入的美国社会,即使所谓博士,也只不过那股时代浪潮中,一枚在海船上有些生锈的钉子而已,动弹不得。 所有这些关注,都是落在经济与对未来的关注上面。作为当事人的另一方面,过去的家,常常被我们这些博士所忽略。这对做研究的人来说,显然搜集材料方面,出现了盲点。除了自己,还有家人那段的感受,也很重要。对我来说,现在父母那边,越来越多的是回忆了。 比如,二十一年的那个夏天,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第一次做海轮,坐飞机,离开温州,去上海,去北京,去看外面的世界。记得因为台风,我们一家四口,被困在温州借住的一间单元里,全家从来不知道打牌为何物,却居然一起打扑克,其乐融融。 我在上海第一次吃到了鱼香肉丝,不停地追着服务员问,这里面真的有鱼汤吗?在北京,我怀揣着家里给我的10块钱傍身,到处瞎逛。我的世界观,就是如此,仅仅是“好奇”两个字而已。在这点上,我觉得自己和曾笠,就是两兄弟,他喝完了牛奶,非要缠着爷爷奶奶,再打开那碗方便面,不管肚子饿不饿,还要尝尝里面的滋味。这么多年了,我觉得那身边的10块钱,真的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宿命,走得再远,钱还是家里的,而且还没有还。 刚刚开始读博,父亲曾经让我每个月给他100镑,当时的汇率是1比15,给他买小古董来消遣,结果我把这每月100镑,都变成了自己的酒钱,帮父亲在英国喝了不计其数的酒。 现在,我决定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把这笔钱给他补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师弟这句新时代的“论语”一样的格言,稍微补偿读博时候留下来的那笔遗憾。 全文在此 http://www.bbc.co.uk/ukchina/simp/uk_education/students_diary/100604_zengbiao_phd.s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2 个评论 英伦在线的最新更新: TalkTone调查问题一览 / 2010-06-06 21:01 / 评论数( 1 ) 75%被调查者认为天安号护卫舰被朝鲜鱼雷击沉 / 2010-06-06 19:20 / 评论数( 10 ) 英国入侵西藏意图不在中国 / 2010-06-04 22:45 / 评论数( 12 ) 东印度公司:公司,地方政府,还是打手? / 2010-06-03 00:31 / 评论数( 0 ) 鸦片战争不是中英政府之间冲突 / 2010-06-01 18:24 / 评论数(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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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评论:为什么罢工应当是一项权利?

罢工成为一种思潮突然在中国内地出现,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经济学者薛兆丰认为,罢工是集体违约,集体敲竹杠。乍听似乎有道理,劳动合同明确规定了工作时间和工资待遇,这是双方自愿的,你工人单方提出要求提高工资,这不违反契约了吗?你不愿意干就走人,谁也没拦着你,那么多人还得等着就业呢,凭什么要组织起来罢工,甚至还组织纠察队阻挡一些自愿上班的工人?法律还要确认什么罢工权,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律?   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罢工是工人的法定权利,我国1975年和1978年宪法曾规定了罢工权利,但1982年宪法取消了。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25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意见,帮助企业和工人双方做好工作,有学者认为这是默认的罢工权,但实际上,该条并没有明确罢工是法定权利。根据大部分国家法律,罢工作为法律上的权利意味着:罢工行动中组织者有权设置纠察线,成立纠察队防止不利因素的干扰,甚至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当然不得采取暴力行为;意味着罢工造成的损失,比如2002年9月27日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造成每天经济损失高达2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不会被追究赔偿责任,更不会被追究破坏生产罪或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意味着罢工结束后罢工者有权要求恢复原职或优先取得空缺职位。   罢工作为法定权利,自有一套法律逻辑。而这套逻辑也符合经济规律。如果工人没有工会和罢工权,劳动力是分散的原子,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而企业由于专业分工和复杂的管理等因素必然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资方必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垄断,结果是,资方可以任意挑选工人,压低工资标准,这对工人当然不利。表面上看对资方有利,但是,如果工人过快流动,资方不得不增加培训成本,而且得不到有归属感的工人进而增加管理成本,甚至当资方过分压榨工人表面上会得到更多利润,但会带来额外成本,比如富士康工人自杀就让它付出额外成本。富士康之所以敢这么剥削工人,主要是它是代工企业,帮别人加工,它基本上不要品牌,不需要归属感很强的工人。结果是,当资方试图不把工人当人看,而是当成会说话的工具,一定会有报应,这个企业最终不会好到哪里去。有了合理的罢工权,虽然表面上看工人和资方对立,但事实上工人把企业当成自己家的了,通过谈判,工人工资提升了,休息时间增多了,双方更加和谐相处。   罢工作为法定权利,虽然符合经济规律,但并不是市场经济法则的必然结果,而是法律本身正义法则的逻辑结果。法律的目的是要保护弱者,这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很多表面平等但实际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需要法律特别干预,比如消费者和商家之间,表面上看买卖双方平等,但实际上,消费者在价格商品信息等很多方面是弱者,劳动关系也一样,表面上劳动合同自愿签署,但现实中资方显然是强势,中国的资方以官方为背景更是不一般的强势。因此,需要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都是为了保护弱者。   法律的干预是必要的。彻底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劳动力市场,甚至社会保障都不需要政府来管,他们认为资本家是有善心的,善心可以自动调节社会财富均衡。的确,每个人都有善心,就终极意义而言,否极泰来,人间自有大道。但是,人的生命有限,认识也有限,人们是否愿意并且能够等到靠自然调节达到和谐那一天很有疑问。契约自由不是万能的,人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巨大差异,而弱者如果没有法律照顾,他们可能会选择“超限战”,强者最终也没有好结果。另外,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尤其是每一个人的后代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因此,法律通过保护弱者也就保护了每一个人。   当然,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工人有了罢工权就可以天天要挟资方涨工资,罢工权作为一种权利必然需要很多限制。比如,罢工权的实施,必须是在雇主已经侵害了劳动者一方的利益或劳动者的利益将要被侵害,并且已经无法通过集体谈判的途径解决的,必须要经过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意并进行一致的集体行动;罢工只能由代表全体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进行,少数工人自发罢工在很多国家被认定非法,当然,我们国家没有独立的工会,部分工人罢工的合法性需要慎重考虑。比如,罢工只能针对经济利益,而不能针对自身经济利益之外的公共政策,如果工人可以通过罢工影响国家决策,那工人阶级真的太有力量了,别人只能上街游行,而某些产业工人可以让地铁停运飞机停飞,并且让雇主蒙受巨大损失,这不公平。再比如,为了维持正常社会秩序,警察等特殊行业不能罢工。   一种权利,既然有其合理性,就要疏导,而不是因为其有负面性就堵塞。富士康的悲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说明,我们国家需要立法明确罢工权。     2010-6-2   相关博文链接: 我们的2009 捐助计划的改变 大概要成为专职人民公仆   在这世上    这个时代让我感动 无望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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