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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透过柏林墙看两岸

50年前的今天(1961年8月13日)德国人建造柏林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會主義,一边是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为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域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国民黨希望尽早促成宪政,解散解放区和中共军队,而中共则希望组建国共联合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先后派遣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进行调停,国共双方虽然相继协商出双十协定、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但终因诸多问题而未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实现统一。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1949年4月,李宗仁与中國共產黨在北平开启和谈以期望“划江而治”。然而共產黨提出逮捕民国正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李宗仁见大势已去,赴香港后逃至美国,蒋中正则于西南继续领导国军持续作战,最终退往台湾。 台湾海峡把中國隔开, 一边是社會主義,一边是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战败,根据波茨坦会议中英、美、法、苏四国的协议,决定在德国战败后将其一分为四,分别由四个战胜国占领,并合组一个最高管理单位盟国管制理事会来治理德国事务。1949年5月23日,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正式成立。而东德方面也在同年10月7日宣布正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90年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两德重新走向统一,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存续单位,东德遂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 德国人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础支撑着一个牢固的构架,这个构架在德国就是“一个德国”,从普通老百姓到知识精英,从不同黨派到政治领袖,他们完全明白,冷战是苏美造成的,真正受害受苦的是德意志人民,所以德国人决心在同一代人中打破冷战结构。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保持獨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关系。阿登纳推动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约,并于1955年摆脱了西方战胜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獨立,同年他促成了苏联释放德国战俘回德国和苏联与西德的建交。 二战后,阿登纳和戴高乐(de Gaulle)是法德和解的代表人物,阿登纳从历史出发,认为德法之间的仇怨,“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非破除不可”。1963年1月,阿登纳三访巴黎,两国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勃兰特(Willy Brandt)1969年—1974年任西德总理,1970年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为此他在1971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战后德国两大黨的领袖,基民盟的阿登纳往西,社民黨的勃兰特往东,这些往西和解和东进政策,才是日后推倒柏林墙的关键基础。 只有柏林墙倒塌了,国家才能不破碎,这是全德国人都明白的道理。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先后判决:德国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志帝国,东西德是分裂“国家”,单独一方都不能代表整体德国。 往西和解和东进政策让两德储备力量,于1972年签署基础条约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项原则:1、统一是两个德国的历史使命;2、东西德彼此不是外国;3、基础条约是政治及历史行为,完成之后就要透过法律行为来完成。 柏林墙倒塌了,国家为什么没有破碎?因为德国有牢固的“一个德国”架构,还有全体德意志人民用血肉支撑着这个架构。 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整体德国人内存的那种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终于促使东德执政者思考,必须要做改变。 如果东西德人还是沉溺于无知,而不热衷于政治觉醒,德国不会重新统一。 张亚中的“一中三宪”,听起来很奇怪,也乏味,但的确用心良苦,他细节中的 “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其实就是借鉴两德的基础条约。 德国在同一代人中建造和推倒柏林墙,中國哲学“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人的“久”,到底有多久?一代人两代人,还是多少代人人? 国共的第三代第四代学宋朝,把台湾海峡当恒山,仗之守天下。“划岸而治”,只要不在我手下“变天下”,就行。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透过柏林墙看两岸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两岸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WTO、西雅图会议和海峡三通 (0) BBC马英九总统专访的观感 (20) 陈水扁的“一中各表”意涵 (0) 邀连战访大陆是一着妙棋 (0) 让台独走进大陆 (4) 警惕马英九 (13) 解放军攻台的“死亡预算” (2) 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新思维 (0) 血泪“二二八事件” (0) 考验马英九的“政治土石流” (1)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困境 (0) 白皮书和龙的眼睛 (0) 炮击金门决策的前前后后 (0) 海峡两岸是一对“国际凯子” (0) 泡沫中的台湾问题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抓住机遇促成两岸的和平谈判 (11) 我们统一台湾什么 (52) 建议国共两党分别跨海峡发展党组织并参政议政 (79) 应该重视对台湾开展“文化统战” (0) 寻找台湾海峡的支点 (0) 宋楚瑜票券事件的冲击 (0) 国民共两岸联席会议 (0) 国民党,你无须向选民鞠躬 (11) 台湾问题,通则不痛 (0) 台湾问题还会拖多久 (0) 台湾问题的日本因素 (0) 台湾问题何以至今? (0) 台湾问题与目前国内外局势 (0) 台湾的悲哀和可能的结局 (19) 台湾人眼中的中日战争 (0) 台湾人不想统一和社会制度无关 (6) 台“决战境外”叫嚣极具挑衅 (0) 从战略到战略——大陆对台战略新思考 (0) 从台湾民众的政治选择看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 (1) 从“开放探亲”到“两国论” (0) 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 (0) 为何胜选的马英九如此孤独? (1) 中国对台政策须有大动作 (0) 两岸关系最近外弛内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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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纽约时报》纪思道:嘲讽的威力

作者: 译者  |  评论(5)  | 标签: 时事观点 , 1510部落 核心提示:推翻独裁者只是嘲讽式草根运动的一种应用。在同贫困和诸如犯罪等社会病态的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潮流就是使用类似模式的青年运动,从下至上来改变各种文化规范。 原文:The Power of Mockery 作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发表:2011年4月16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中东起义背后最绘声绘色的故事,并非卡扎菲上校性感的乌克兰护士,也不是中情局成袋的现钞。由塞尔维亚学生和一位耄耋之年的美国学者所精心拟定的非暴力革命战略如何挑战埃及,突尼斯,巴林和许多其它国家的独裁者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传奇。 2000年推翻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组织Otpor(反抗!)绘制了这个“桶中起义”的蓝图。Otpor有这样一个观点,对抗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不是炸弹或激烈的言论,而是嘲讽。Otpor的成员曾把一个印有米洛舍维奇照片的油桶沿着街道滚动,并邀请人们用棒球棒来击打油桶。 Otpor的战略和一位满脸皱纹的波士顿学者吉恩・夏普的学说不谋而合。夏普在美国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他却让外国的独裁者不寒而栗。目前,他那推翻专制暴君的指南式著作已被翻译成34种语言,它的阿语版本去年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 在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Otpor开始为来自其它国家,包括很多来自中东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举办培训会。 几天前,埃及四六青年运动(这个运动领导推翻了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领导者之一的穆罕默德・阿德尔告诉我说,“我们大概有15个人从埃及去了塞尔维亚。我们当前在开罗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塞尔维亚学到的。” 他说,他在塞尔维亚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非暴力的威力:“如果有人正在殴打你,不要去攻击他。不要用任何暴力跟他们对抗。你只要拍下他们的照片,把他们放到互联网上。” 推翻独裁者只是这种草根运动的一种应用。在同贫困和其它诸如犯罪等社会病态的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潮流就是使用类似模式的青年运动,从下至上来改变各种文化规范。 蒂娜・罗森伯格是一名资深作家和记者,也是纽约时报网站观点(Opinion)栏目的撰稿人。在她的新书《加入俱乐部》(Join the Club)中,她提供了一个睿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为达到社会变革而发起的从下至上的倡议。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书中提到的青少年吸烟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起到劝阻青少年吸烟的作用。电视广告说,吸烟会把你们的牙齿变黄,会要了你们的命,但是青少年们却觉得自己刀枪不入。成年人联合反对青少年吸烟,还有什么比在他们吸烟的时候不停唠叨更容易让他们逆反的呢?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垂头丧气的反烟倡议者开始向青少年展示,烟草公司是如何操纵他们使他们上瘾的。从佛罗里达开始,青少年们设计出一系列搞笑又让人难堪的,以恶意电话为模式的电视广告。 其中一个广告表现了几个青年人给一家推销香烟的广告机构打电话的过程。孩子们说要给那家机构颁发杀害大量青少年的奖励,那里的员工吓得惊慌失措。 在一个于多个国家播放的广告中,一位年轻人给一家烟草公司打电话,说自己是一名遛狗者。他向烟草公司提供了一个商业建议:他想把狗尿卖给烟草公司。他在广告中这样解释,“狗尿富含尿素,而香烟里就含有尿素。” 罗森伯格指出,“好像在公共健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恶意电话发起媒体运动。”但是这个广告却成功了。 这场青年运动传播到了其它国家,它避免任何诸如“别吸烟啦”一类假惺惺的信息。它把孩子们从利用烟草进行反叛,引导到反抗烟草上。在二十年间,佛罗里达州有着全美最多的高中一年级辍学生和吸烟初中生。不到十年,该州高中生吸烟率下降了一半。 通过团队努力来改变文化的做法并不新鲜。它是戒酒无名会(Alcoholics Anonymous),体重看守者(Weight Watchers),小额信贷群体和众多消除贫困、犯罪和黑帮暴力的倡议模式的一部分。罗森伯格举了一个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名叫Benning Terrace的住房项目区的例子。该地区在两年中曾有53人死于帮派暴力。接着,一个由地方刑满释放者和前吸毒者组成的团体参与了进来,并开始同帮派分子一起干活。 刑满释放者拥有警察和社会工作者都没有的街头形象,他们同帮派年轻人一起干活,让他们觉得黑帮暴力并不“潇洒”。之后13年,那里再也没有一起跟黑帮有关的杀人案。 另一个例子,则是为提高黑人大学生的微积分成绩而做的超级成功的努力。这项活动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那里的黑人学生的微积分平均成绩只有D+。该项目把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安排成一个个小团队,让他们提供同伴帮助,而通过某些手段,这些参与者现在的微积分成绩比白人和亚洲学生都要好。 有时候,改变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一群携手打拼、对(习惯、习俗)不当回事、喜欢说俏皮话的学生。 (欢迎访问的我博客:http://kristof.blogs.nytimes.com,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nicholaskristof。我的脸书:kristof,推号:@nickkristof)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译者的最新更新: 《纽约客》“寒”朝 / 2011-07-05 14:38 / 评论数( 5 ) 《洛杉矶时报》中国纠结于食品安全问题 / 2011-07-01 20:30 / 评论数( 10 ) 《 民族》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 2011-06-29 19:21 / 评论数( 10 ) 中国见红 从个人案例看中国人的精神健康 / 2011-06-28 21:12 / 评论数( 7 ) 德国之声 郭美美事件引发反贪腐行动 / 2011-06-28 21:02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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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秋风: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敬答袁伟时老师

经由对中国古典经、史之研究,我对中国历史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孔子以来,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是抗衡专制的宪政主义力量。透过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儒家构建了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宪政主义性质,并一直持续到清末。 这样的看法反乎百年来的历史常识,自然引来一些争议。尤其是我十分尊敬的袁伟时老师,对我多次耳提面命。近日并专门撰文,对我的看法系统提出批评。袁老师的批评促使我检讨自己的观点。本文拟以求真态度,回应袁老师的批评,这是对袁老师最大的尊重。 首先我想说明,谈论“中国古代”、“传统中国”如何,过于笼统。自尧、舜以降近五千年间,中国的治理秩序经历了几番巨大变化。其间至少形成了两个相反的传统:周制传统与秦制传统。两者的区别不仅体现于治理架构、社会结构,也体现于人的心智和宗教、伦理观念。秦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传统以不同比例搭配、组合的结果。总体上说,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儒家则在坚守这个传统。 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 士大夫一直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 (邝飙/图) 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只是在过去百年间,因西方历史理论之引入而陷入混乱。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学界已重归中国经、史常识,以“封建”来界定那两千年历史。袁老师也接受这一点。 尽管如此,受制于中西历史演进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见,很多学者以今释古,反复强调周代的“封建”在性质上不同于欧洲的Feudalism。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个人,因而根本没有宪政的元素。 看来,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时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国维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疏误。 然而,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因而,周人宗法之基本原理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举例来说,某周王驾崩,其三子中一子继嗣王位,另外两子必须与老王、新王切断亲属关系,此所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这两个儿子不得以新王之兄弟自居,因他们现在是新王之臣;他们也无权立父亲之庙,这是新王的特权。他们只能另立一宗,自“别”于原来的兄弟。 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别”,让君摆脱血亲关系之束缚,以公共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替代血缘意义上的叔侄、兄弟关系。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由此,周人才得以突破亲缘关系的局限性,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枢纽的理性的治理架构,从而大幅扩大了治理的地理范围。 这个意义上宗法制的实现,有赖于君臣关系的契约化。 1 此封建就是彼封建 “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 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 这段历史之封建性质,本系常识。只是在过去百年间,因西方历史理论之引入而陷入混乱。但最近一二十年,史学界已重归中国经、史常识,以“封建”来界定那两千年历史。袁老师也接受这一点。 尽管如此,受制于中西历史演进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见,很多学者以今释古,反复强调周代的“封建”在性质上不同于欧洲的Feudalism。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周的封建乃是“宗法封建”,家族吞噬了个人,因而根本没有宪政的元素。 看来,准确理解周代封建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宗法。自汉代以来,人们就经常犯一个错误,拿汉初开始出现的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今人更容易以明清时代的宗族、家族制度想象周代的宗法制度。王国维先生的名篇《殷周制度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疏误。 然而,周代宗法制极大地不同于后世的宗族制度。去古不远的汉儒结集之《白虎通义》,对此说得非常清楚:“宗,尊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宗”和“族”的指向是正好相反的,“宗法”之要旨乃在于以君臣之义,切断血缘关系。 此即周公制礼的伟大意义所在。周人初为天下共主,武王之兄弟因不满周公摄政,策动殷遗民叛乱,是为“三监之乱”。周公心灵所受之冲击可想而知,故在平定叛乱之后,即制礼变法,推动“亲亲”向“尊尊”之转变。也即,将叔侄、兄弟等血亲关系予以“陌生化”,透过订立书面策命文书的方式,转化为上下尊卑之君臣关系。 因而,周人宗法之基本原理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举例来说,某周王驾崩,其三子中一子继嗣王位,另外两子必须与老王、新王切断亲属关系,此所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这两个儿子不得以新王之兄弟自居,因他们现在是新王之臣;他们也无权立父亲之庙,这是新王的特权。他们只能另立一宗,自“别”于原来的兄弟。 宗法制的要旨正在于“别”,让君摆脱血亲关系之束缚,以公共意义上的君臣关系替代血缘意义上的叔侄、兄弟关系。这是周人最为伟大的治理智慧,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巨大跃迁。由此,周人才得以突破亲缘关系的局限性,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枢纽的理性的治理架构,从而大幅扩大了治理的地理范围。 这个意义上宗法制的实现,有赖于君臣关系的契约化。 2 封建君臣关系的契约性 周代的“尊尊”也即君臣关系,完全不同于秦制下的君臣关系。假如君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损害了臣的权益,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我主张周的封建的君臣关系的契约性,当然引起更大争论。但是,若以社会科学的视野仔细阅读古典文献,尤其是“五经”中之《尚书》、《诗经》、《春秋》三传,以及《国语》,就可以发现,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周公实现了从“亲亲”向“尊尊”之转化,不过,周代的“尊尊”也即君臣关系,完全不同于秦制下的君臣关系。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订约,一般被称为“策名委质”,周王与诸侯建立关系的过程则被称为“策命”。订约过程的核心是在宗庙中宣读一份确立双方权利-义务的文书。《尚书》所收《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诰》,及后面几篇冠以“命”的文献,就是君臣订约的文书。《诗经》若干诗篇也记载了策命之辞。 这样的策名、策命仪式十分接近于欧洲封建时代的“臣服礼”。经由这一仪式,一个人获得臣的“名”或“分”,也即权利,比如,受封某个爵位、职位,伴之以某块土地、各种车服、礼器。同时,臣也被施加了某种“职”,也即义务。这份契约文书,对于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至关重要,所以,双方会认真保存这份文书。周人,起码是贵族,每人都手持着表明自己身份的契约文书。当时的“史”的主要功能,就是保存、解释这类文书。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决定了君臣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不错,君臣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尽管如此,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双方都享有一定权利,但享有权利的前提是履行对对方的义务。这就是“礼尚往来”的初始含义:“往”就是自己承担对对方的义务,“来”就是对方承担对自己的义务。 君臣关系的相互性也决定了一个基本伦理原则:“君臣以义而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一句谚语:“臣一主二”,晋儒杜预注:“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国”。也就是说,假如君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损害了臣的权益,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中,双方就不是绝对的上下尊卑关系,而具有伙伴、朋友的性质。《尚书》、《诗经》等文献表明,周王明确地将诸侯称为“友”、“朋”。每个君与他的臣组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就本共同体的重大事务进行共同决策,包括决定继嗣之君。君乃是透过“选建明德”的方式,从合乎继嗣资格的人中选择。通常,老君临死之前,会从几个儿子中提名一个为新君人选——未必为嫡长子。当时并不存在制度上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个人必须获得臣的多数同意。此中道理非常简单:诸臣如果不同意,不参加继嗣仪式,不与新君订立君臣契约,新君就不成其为君。 古典文献的记载也表明,在迁国、战争等重大事务上,“国人”都可参与决策。因此,封建的治理带有贵族共和的性质。 3 礼治的性质:礼是习惯法 礼保证臣可以对君主张自己的权利,包括解除君臣关系,使用个人拥有的武力予以回击,或者实施报复。比起秦制的“法制”,更接近于现代的法治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质也就决定了,封建的治理高度地依赖规则,这个规则体系就是“礼”。周的封建的治理秩序就是礼治秩序。 说到礼治,很多人马上想到“吃人的”礼教。这种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源于对礼的性质及礼、刑关系的无知。 就其性质而言,礼是习惯法,其来源有二: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习俗,以及历代先王针对具体问题,比如策命诸侯而零星制作的诰命——这样的诰命当然是在礼制的整体框架内制作的,它们构成具有普遍而永恒之约束力的“先例”。 这两类规则之自动与强制执行就形成封建的“礼治”。礼治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规则无所不在,人的一切活动都在礼的约束之下,不管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规则;第二,规则约束所有人,不论其处于何种位置。在君臣关系中,它同时约束君与臣,周王、诸侯等各个层级的君都在礼的约束之下。在礼治秩序中,君臣的权利-义务尽管不对等,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君如果违犯了君臣契约,礼保证臣可以对君主张自己的权利,包括解除君臣关系,使用个人拥有的武力予以回击,或者实施报复。 很多人对“刑不上大夫”望文生义,认为这句话表明封建贵族享有法律豁免权。但《左传》记载了作为臣的大夫,诉讼作为君的诸侯,而君被判决败诉的案件。至于大夫被诉,败诉而遭受刑罚的故事,所在多有。“刑不上大夫”的意思只是说,大夫违礼,其行刑地点比较隐秘而已。 凡此种种都表明,周代的礼,就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法(law)”。它不是出自于君王的意志,而是自发形成的,且约束所有人。以此类规则支持的礼治,比起秦制的“法制”,更接近于现代的法治。 4 封建的自由 周代的刚健的君子是中国人永远的典范,孔子就是这样的君子 君臣关系的契约性,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以及礼治下的平等,这几个制度足以让我们说,封建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 不用引太多例证,孔子本人的经历就已经清楚地证明封建的自由: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秘藏于故府的文献,可以自由地收徒办学,可以与君解除契约而另投新君,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是当时的国人们都享有的自由。 也正是这种封建的自由催生了春秋后期到战国的百家争鸣。很多人把战国时代的自由归因于集中的权威的解体。这是偏颇的。战国时代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是封建的自由。这种自由,从尧舜时代就存在,在西周时代也存在。战国时代,虽然封建制已崩溃,王权制已出现,但东方各国的封建传统十分深厚,而新兴的王权与官僚体系还没有掌握人身与思想控制术,所以,这段时期的东方各国,类似于欧洲十七八世纪的“开明专制”。 正是这种封建的自由状态,塑造了周代的“君子心智”,君子们形成了“君子人格”,也表现出“君子风度”——欧洲的骑士风度、英美的绅士风度,就是周代君子风度的对应物。 周代的刚健的君子是中国人永远的典范,孔子就是这样的君子。 5 孔子主张: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 封建的礼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 人们普遍承认,“礼”、“仁”两个字可概括孔子基本思想。但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含义? 孔子的核心政治主张是“复礼”,其用意是回归封建,而孔子心目中的封建制的核心原理,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趋向于尊卑森严的命令-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君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因而,君有权力,而臣无尊严和自由。孔子主张复礼,就是要回归君臣权利-义务之相互性,为臣民的自由和尊严张目。 在孔子那里,“仁”的含义很多,但最基础的含义是人们平等地相互对待。《中庸》之“仁者,人也”最简洁地概括了这一基础性含义。汉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向存问之言。”用现在的话说: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人来对待,而且当成和自己相同的人来对待。这就是平等,人格之平等。 袁老师说,这句话后面还有“亲亲为大”。诚然。但是,“大”的意思只是说,在亲属关系中,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体悟到仁,也可以在这种关系中训练仁的美德。尽管如此,经由孔子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出,仁决不限于血亲关系,它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由亲属、熟人推及于陌生人,最终实现“天下一家”。 当然,在孔子那里,仁为礼之本。由此,古典的礼获得了现代的生命。封建的礼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这样,经由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 袁老师引用孔子杀少正卯的故事来说明礼之不公正和孔子之不容异己。但很多学者通过对此一故事记述源流的文本分析已证明,它出自荀子的编造。 袁老师还引用了“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说明孔子具有思想专制倾向。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汉儒、宋儒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不外乎下面几种理解:第一种,攻伐、批评异端是对自己有害的,因为这会浪费宝贵的精力、时间。第二种,研究他技、小道而遗忘大道对自己有害。第三种,把“已”释为“终结”,意思是,对不同的看法进行研究、取舍,分歧之害也就不复存在了。总之,不管取哪种解释,都无讨伐异端之意。尤其重要的是,在古典语文中,“异端”一词没有后世所说“宗教异端”之义,这是欧洲基督教才具有的理念。 6 孔子开创了“公民”社会 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儒生天然反秦制 我还提出过一个看法:孔子创造了民间教育,据此创造了“社会”。袁老师对此提出批评。 我的回答是,首先,封建时代没有后世的“学”。袁老师举子产毁乡校之“乡校”,但子产后来就解释说:“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场所不是学校,而是某种公众集会之所,乡射礼、乡饮酒礼恐怕也都在这里进行,大约相当于欧洲古典时代的“广场”。封建时代的贵族子弟也确实接受教育,但按照古典文献的记载,此种教育通常由“瞽师”教以“乐”,所谓瞽师,是通过口耳相传记诵着诗、乐的盲人。 因此,我们所熟知的“学”乃是孔子创造的。孔子整理六经,用以教授子弟,这些子弟多为庶民。孔子与弟子组成的社团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的滥觞。 这听起来有点突兀。重要的是理解,封建时代,没有政府、社会之分。人们生活在紧密的共同体内,这个共同体的治理是混融的。即如欧洲封建时代,根本没有所谓公法、私法之别,由封建的法律体系演变而来的英美法律体系,至今依然有这个特征。 封建制崩溃之后,人们从这一混融的封建共同体中游离出来,才出现了政府与社会之分。而从时间上看,政府首先形成。这就是孔子时代已见雏形、战国时代成熟的王权制政府。社会的形成则要缓慢得多——并非有人就有社会,人们必得通过某种制度联结成为团体,才有社会。 孔子组织的师徒共同体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社团。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团。这群人不是官员,但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君子”的含义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封建时代,君子指贵族,现在则指不是贵族,但具有知识、德行,而又心系天下的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公”民。孔子创造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孔子以后,儒生组成的公民社团就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战国时代,各国混战不已,秦国最终胜出,并建立了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儒生所受教育以孔子整理之“五经”为本,“五经”所承载者恰为封建的制度与精神,因而儒生天然反秦制。 7 共治体制:宪政性质,但有重大缺陷 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暴虐 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抱持着复封建之理想的儒生反对秦制的历史。这种反抗不仅体现在气节之类的精神与王道、仁政等理念上,更体现在制度上,这就是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阐述了宋代儒者追求“共治”的努力。笔者将这一概念予以扩展,并认为,董仲舒所策动的汉武帝时代及以后的“复古更化”,就是一场宪政主义革命,其结果则是建立了“共治体制”。#p#分页标题#e# 董仲舒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万民确实应当服从君王,这是维持秩序之所必需。但是,君王决不是最高的,君王之上有天。秦始皇相信自己就是天。儒者则宣告,皇帝不是天,不过是“天之子”,他必须服从天。更为重要的是,天意只有儒者能够理解,也只有儒者有能力提出政策方案,对上天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回应。 由此,儒者就打通了进入治理架构的通道,从而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皇权退让,儒家士大夫进入治理架构内,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而转换成为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大体上,从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到晚清,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均为“共治体制”,尽管士大夫分享权威的程度不等,其间也发生过重大的波折、变化。 这一共治体制的哲学表达是道统、学统高于政统,而在治理架构上,共治至少体现为三个互相关联的面相: 第一,借助于独尊儒术的制度安排,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规模进入政府,逐渐改变了秦制以文法吏为主体的政府形态,而建立起钱穆先生所说的“士人政府”。儒家士大夫具有明确而强烈的道德和政治主体性意识,他们组成的士人政府与皇权间出现了微妙的分立。士大夫一直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 第二,借助于儒术的权威和进入政府获得的资源控制权,儒生共同体也在社会中开始树立治理的权威。儒生通过讲学等方式结成一个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国性的社团。同时,儒家士大夫构造了家族等社会自主治理组织。重要的是,皇权也承认儒家所代表的社会自主治理组织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利,由此才有了人们今天经常提及的“皇权不下县”。 第三,西汉中期以后,也出现了刑治与礼俗之治共同治理的格局。秦制是单纯的“刑治”,政府管理社会的唯一规则体系是刑律,执行刑律的主体是文法吏,这样的刑治体系类似于现代的警察国家体制。儒家深度进入社会治理架构后,封建的礼治部分恢复,演化为基层社会的“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生成者、执行者也主要是社会中的“儒家绅士”。这样的礼俗之治是社会自主治理之本,官府主导的刑治则退缩到较为狭小的范围中。 由此可以看出,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但儒生进入,形成了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皇权是霸道,儒家士大夫代表王道。儒家士大夫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暴虐。因此,相对于秦制的皇权绝对专制,共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过去两千年,中国文明之所以还保持了一定活力,就是因为,儒家对秦制有所抗衡与驯服。 当然,我绝不认为这个共治体制是完美的。它确实存在重大缺陷,因而也就难免“治乱循环”。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士大夫也清楚地知道此一制度的内在缺陷,并苦苦寻找解决方案而不得。十九世纪末,当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制度之后,相当欣喜,而对此采取积极学习态度,因为,儒家向来就具有限制绝对权力的意向和精神。 8 这才是中国传统、中国精神 中国人向来都在追求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与文明、理性的制度,并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样的中国传统构成今天中国人走向优良治理的出发点 儒家追求人自由与尊严的精神,及其所创造的制度,构成了真正的中国传统,一种值得今人珍惜、思考、发展的传统。 中国历史中也存在第二种典范,即法家的物质主义理念,及其所支持的秦之皇权专制。“霸、王道杂之”,这两种传统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因此,中国两千年历史也就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双面性:有时很混乱,有时很清明;有时很残酷,有时很理性;人民好像是自由的,转眼间他们又毫无尊严可言。这样的双面性可由共治体制得到完满解释。 一百多年前,震惊于西方的现代景象,焦虑而不免焦躁的人们为着论证变革的紧迫性,更多凸显中西之不同,为此而刻意凸显霸道之主导性,如谭嗣同所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主宰了此后百年国人的历史认知。袁老师对我的批评,自有百年知识传统支持。 但在我看来,这看法终究不是理性的、客观的,不可取。因为,这样的认知完全有可能取消变革的任何可能性: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对中国历史更客观的认知,有助于打破这一迷信。为此,我着意于发掘中国历史中儒家所代表的向上的传统。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传统至少表明,中国人向来都在追求尊严和自由的生活与文明、理性的制度,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因而也积累了自由生活的技艺和构建优良制度的技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其他族群没有区别,并且,因为历史漫长而多有曲折,显得更坚韧、执著。这正是最为可贵的中国精神。 这样的中国传统构成今天中国人走向优良治理的出发点。这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在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的东南沿海地区,社会自治相当发达。这就是优良治理的基础。透过这活生生的传统,可以深入理解西学的精髓;当然,透过西学,我们可以探究传统的限度及其“新生转进”之道。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原标题为《儒家宪政主义源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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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新闻周刊》北韩的冰毒出口

核心提示:从北韩偷运出口的冰毒因为地下交易,过境偷运、该地区普遍的贫困绝望等因素而泛滥成灾。 原文: North Korea's Meth Export 作者:Isaac Stone Fish 发表:2011年6月19日 【图:中国警察将缉获的毒品烧毁 来源: Fang Xinwu / ColorChinaPhoto-美联社 】 延吉是一个距中国与北韩的界河50英里远的荒凉城市。城中还矗立着斯大林式的建筑和以瓷砖为外墙的建筑,它可以是中国的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但仔细观察,这个城市里星罗棋布的朝鲜语的标志、朝鲜咖啡厅、朝鲜卡拉OK厅都是跨国影响力的标志。对难民、走私贩、妓女、投机商,还有在市场中失去灵魂的福音派基督徒来说,这儿就是他们的地盘。 在过去十五年中,甲基苯丙胺――因其外观是片状晶体,也俗称"冰毒"或"冰"――在延吉市还有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泛滥成灾,这是在地下交易、过境偷运、该地区普遍存在的贫困绝望的共同作用下造成的结果。 二十年前,延吉市只有44名有案底的吸毒者。去年,全市有案可查的吸毒人员已近2,100人,据201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透露,其中90%以上的吸毒者吸食的是冰毒或类似的合成毒品。当地官员承认,这一数据很有可能严重漏报,实际数字可能是官方数据的5―6倍。报告说"吉林省不仅是毒品从北韩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中转站,其本身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市场之一。" 中国当局最近进行了一次代号为"强风"的全省范围内的打击行动。但是由于执法能力有限,毒品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不像其他毒品,追查冰毒的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官员们、当地居民和专家认为,在中国贩卖的冰毒大多数产自北韩――这个毒品的长期出口国。布鲁金斯报告中称,"很显然,来自北韩的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在近几年中已经成为了对中国的威胁。" 延边大学法学院教授崔俊勇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定大量延吉的非法毒品是来自北韩。去年一支边境巡逻队就高调逮捕了6名北韩毒贩子,其中有一名毒贩名叫"金大姐",这可以算印证了他的观点。"虽然消息人士估计一克冰毒在北韩的成本大约是一公斤水稻价格的10倍――约15美元――但是它仍然比中国的便宜得多。" "贩卖冰毒是最简单的来钱方式,"申东赫说,他1982年出生在北韩集中营,2005年逃往韩国。他补充说,"每一个脱北者都知道冰。" 也许是因为中国政府和这个愚昧的邻国是盟友,中国在指责北韩方面特别地小心,有报道委婉地称吉林省的毒品是来自"某毗邻国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林省的禁毒单位的官员说:"我们不宣传"毒品是来自北韩因为这会触及"中朝之间的良好关系"。但是他补充说:"今年我们缴获的所有毒品中,大部分是冰毒,这是我们这里的主要毒品种类。" 无论是在化学成份,还是生产所需的空间方面,冰毒都相对容易生产。考虑到北韩的多种因素――多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散落着很多废弃工厂――它是制造毒品的最佳地点。韩国韩世大学的犯罪学家和助理教授尹珉宇将北韩鲜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进行了对比,在后两个国家,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 根据尹等人的分析,北韩的甲基苯丙胺生产集中在咸兴,这是二战时期日本人建的一个复杂的化学工厂群,这里聚集了很多化学家,据报道也是饥荒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冰毒在1893年被首次合成,目前是世界上被滥用最广的药物之一。使用者会在服用之后会表现出兴奋、注意力集中和思维活跃。用烟熏,直接注射或是鼻子吸入等方法摄入毒品可以长时间地抑制服用者对食物和睡眠的需要,一旦停用就会感觉十分疲惫、焦虑,还会产生间歇性的自杀意念。 观察家说,在北韩内部冰毒被用于替代那些价格昂贵且难以搞到的药物。"很多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都吸食冰毒直至成瘾,"一位来自南韩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么说,他不愿意透露姓名,以免有叛逃者干扰他的工作。"癌症患者会使用它。这种毒品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药物,"这位NGO的工作人员说,他在过去的三年中采访了数百名叛逃者。一位前自行车走私贩在2009年叛逃后向《新闻周刊》透露,他曾看见过一位医生用冰毒给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治病。"他服用之后就可以说话了,而且5分钟之后手也可以动了。因为这种疗效,很多老人真的把它当药了。" 《临津江》是一本朝鲜人民记录报道、内容也是关于朝鲜、但在日本发行出版的杂志。其创立者兼主编石丸谦二郎称他曾看见几个朝鲜人用冰毒来缓解压力和疲劳,包括他的北韩前商业伙伴。"他一开始服用的时候是把它当成药物,根本不是毒品。" 石丸说道。 毒品同样提供了一种无可替代的逃避之途。就像信说的那样:"朝鲜没有希望了――这就是为什么冰越来越受欢迎。朝鲜人民已经放弃了。" 鉴于国家的孤立,估计一部分朝鲜人是怀着投机心理才吸食毒品。谈及毒品的敏感性,还有因为非法贩运涉及到中国,这也有政治敏感性,让真相更像一团乱麻,尤其有一些脱北者即使叛逃了,也不想谈及象吸毒成瘾这样让国家蒙羞的事。 一名脱北者回忆道,她最近才发现她两年前去世的伯父就是贩毒的。"他也是当我们跑到中国来以后就卖掉了我们的房子的那个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也许他是需要用钱吧,"她说。还有一个男人,九年里都露宿北韩街头,承认曾因为尝试吸食海洛而不得不在垃圾场生活。"冰是那些有钱人吸的。"他说。 由国家出资进行走私这一方面,朝鲜的历史悠久,外交官走私宝石、香烟、100美元面值的假钞等违禁品已屡见不鲜。20世纪70年代末,北韩开始种植鸦片。人们所知的唯一一个从北韩集中营逃出来的战俘――信,说集中营的守卫分配囚犯来照料作物。"在集中营内部,总有人在我周围或者靠近我的地方栽罂粟。这就是一个农场。这些种子就种在蔬菜地边上。" 一位前平安北道的校长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在1984-1991年间,在政府的命令下,他经常带领学生种鸦片。"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分配了种植鸦片的地块。政府所有的东西则被他们偷偷地运往国外。"一位老师说,在收获的季节,学生还会偷一部分成熟的作物去卖。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支撑北韩经济的数十亿美元的苏联援助烟消云散了,结果导致了一场毁灭性的饥荒,死亡人数超过百万,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被迫跨过边境,逃到象延吉这样的[中国]边境城市。北韩走私问题专家希娜・切斯特纳特(Sheena Chestnut)说,一些难民将他们随身携带的毒品出售或者换取食物,滋长了毒品贸易势头。(据《韩国先驱报》报道称,至今仍有超过三分之一在南方被监禁关押的北韩叛逃者因被控吸毒而在狱中服刑。) 2008年,一份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显示"存在着某些强烈迹象……北韩政权中已经涉入毒品的生产与走私。"报告中还引用了在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50起记录在案的贩毒事件,"许多都涉及到了被逮捕或拘留的朝鲜外交官们。" 然而,两年之后,今年的一份向国会提交的国际毒品管制战略报告发现,"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大规模的毒品走私"涉及北韩政府。有专家认为,毒品贸易已经转向更小规模的、私下里的过河毒品走私。北韩政府似乎力图减少毒品的使用。去年,当地官员宣布开展一项禁毒运动,首尔的一家报纸,《每日朝鲜》的报道称"所有携带、吸食和使用毒品的人员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新闻周刊》的几个消息人士都说,禁毒海报已张贴在了北韩首都平壤,这是罕见地承认这个国家存在这一问题。但是,一名叛逃者对政府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她的哥哥就在北韩吸食冰毒成瘾。"他们不给我们大米或口粮," 她说,"你觉得他们会在禁毒上有所作为?" 合作完成此报道。本报道部分由普利策危机中心的资助。 相关阅读 译者合集:中国与北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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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德国之声:英国雕塑家取消北京展览; 美国谴责中国黑客攻击请愿网站

英国雕塑家取消北京展览 抗议艾未未被关押 德国之声 2011年6月15日 英国著名雕塑家卡普尔(Anish Kapoor)宣布取消他原定的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的计划,以此抗议北京关押以敢言著称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美国也于周二发布信件声称,将关注中国黑客攻击请愿释放艾未未的美国民主网站一事。 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著名雕塑家卡普尔参加将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文化艺术展,该展览将成为明年"现代英国节"中的一个环节。而卡普尔的发言人周二(6月14日)证实说,卡普尔因抗议中国政府关押艾未未一事已决定取消在北京的参展计划。 此前,卡普尔就于5月12日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将自己新完成的巨型雕塑"巨兽"(Leviathan)献给在狱中的中国同行艾未未,以此表示对他的声援。他还曾经抨击北京当局逮捕艾未未的行为是"野蛮行径",而这也引发外界质疑他是否会在北京展出作品。 卡普尔将自己的新作“巨兽”献给艾未未 尽管卡普尔拒绝作品参展,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戴维森(Martin Davidson)仍希望继续推进在北京的文化艺术展览计划。他表示:"通过文化交流,可以最好的展示艺术自由的魅力,加强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美国谴责中国黑客攻击民主维权网站 周二(6月14日)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件显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黑客攻击民权网站改变网(change.org)一事。该网站曾经发起要求释放艾未未的请愿活动。 改变网是美国的一个在线艺术家网站,自今年四月开始,因发起一份由14万人联名签署的要求释放艾未未的请愿书而不断遭到黑客攻击。日前,改变网创始人表示,黑客攻击来自中国。 艾未未 在一封写给康乃狄克州民主党议员迪劳若(Rosa DeLauro)的信中,美国国务院表示,其民主办公室主任贝尔(Dan Baer)早在四月底,与中国外交部长讨论关于人权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提及该网站受黑客攻击一事。信中说:"美国国务院会继续向中国施压,告知其开放网禁的重要性。" 该请愿活动最初由美国的古根海姆(Guggenheim)博物馆发起,要求释放艾未未,并表示中国政府未能实现其培植创造力和给予自由思考空间,作为实现"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根本途径的承诺,人们对此感到十分失望。 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于4月3日在北京国际机场准备乘机前往香港时被拘捕。事后中国当局声称,艾未未因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调查。长时间以来,艾未未的行动和作品直言不讳针对中国社会的负面现象,此次被捕显然是与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镇压异见人士的浪潮有关。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以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的一亿颗形态各异的陶瓷葵花籽而被人们所熟知。此外,他还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馆"鸟巢"的设计工作。并深入调查四川大地震中因豆腐渣建筑工程致死的学生人数以及于去年11月导致58人丧生的上海重大火灾事故。而他于2009年在慕尼黑为悼念四川大地震中遇难学生,以9000个学生背包为主题的展出更是震撼力极强,引起国际上的巨大反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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