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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吴思、高超群 等:“新民主主义”的未来在哪里?

李盛平:上午的会开得太散,你讲了很多理论上争论的问题是永远也争不清楚的。但是这个会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收获的,第一,我知道杨帆不是乌有之乡那种呼吁“文化大革命”,让“四人帮”再回来的那种左派。另外听听木生讲新民主主义。我认为新民主主义,现在如果作为一种路径选择的考虑,从未来发展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设想。它和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初级阶段其实有内在的沟通,最起码是在战略的高度,在顶层设计上。这个问题是高层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能否走得通。我认为,从理论上有一个问题要考虑,要解决如何认识时代问题,怎么定义今天的这个时代,因为关于时代问题,我们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基本上就含含糊糊。 张木生:新民主主义能够帮助中国和美国打好剩下二十年的太极拳。 吴思:现在定义是和平与发展是主题。 李盛平:我们在十一大讲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小平同志后来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叶帅在三中全会也讲了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在十二大报告里,时代问题仍然没有明确提出。最先讲时代问题是和平与发展,是胡耀邦80年代初讲的,后来小平同志也讲,1984年讲战争问题不是不可避免。到了90年还是91年,陈云同志又提出帝国主义时代问题。子明还写过一个有关的文章。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无非是几个路,从很多思想界的朋友来说,可能最担心的是把我们引到“文化大革命”这条路,并且走向1933年的德国,这是大家最担忧的。跟这种道路的选择来比较的话,宪政民主是一条,另外一条是新民主主义,我认为也是值得讨论的。你对国有资产的那些设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性质怎么落到实处,实际上和陈志武的全民权益基金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为什么说今天来这儿想听听张木生对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想法,因为按道理来说,1949年以后,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也同意你说的,当时没有走下去当然有那个时代的很具体的问题,抗美援朝之后,国际上的封锁等等一系列因素。 大家之前争的问题,就是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等等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再讨论的话,还有没有意义? 张木生:这个问题的提法和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是一样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李盛平:杨帆所说的让朋友们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我觉得确实还是有必要性,从我个人来说,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对这个问题专门的论述。当然这里杨帆也提到了有些朋友对他的妖魔化,也不排除很多其他朋友对吴思观点的妖魔化,大家多沟通。所以我觉得关于新民主主义,这个问题的讨论还非常值得深入下去。上世纪80年代关于这个问题,从一开始提出胡乔木和邓力群就打压得非常厉害,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打击。十二大前后的争论,关于十二大报告,胡乔木邓力群讲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大厦,我们在搞共产主义等等。后来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就争到了十二届六中全会,就是精神文明决议。是搞共产主义精神文明还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决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当时我们全党对这些人类普适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是赞成的,我们当时的党中央接受了这个提法,六中全会决议非常明确地讲到这一条,当时小平同志唯一批评的就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张木生:2049年之后,我们可以搞竞选,这是小平说的。 李盛平: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当时,小平同志讲的,说可能我们还要搞几十代人,我算了算,三十代的话,恐怕要上千年了。要充分估计我们这个阶段的长期性。 所以我是觉得,就宪政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个能否充分地沟通,其实有些问题,它们之间的相同性或者说哪些地方是共通的,这是可以进行比较深刻的讨论的。听了木生对新民主主义的讨论和设想,也和很多朋友的想法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最起码不是要走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王小东:那个根本不可能。 高梁:文革和希特勒,都不可能。 张木生:陈平的悲观就是一没有任何增量可以革命的,二是除了军管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军管是文革没有办法的最后的一着。 王小东:刚才你说的两条道路,文革道路和纳粹道路真不是一条路,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中国走纳粹道路的可能性有一点,可是走文革的道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张木生: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大量研究和害怕的是美国走到纳粹的道路,可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一样。 王小东:比如说美国现在危机解决不了,非常严重,但是中国很多自由派不认,很多人说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美国其实现在问题非常严重,它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有可能走法西斯的路解决国内危机,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你对世界大势毫无认识,对中国大势还谈什么。 刘海波:美国民主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很有可能解决不了华尔街问题,就得靠纳粹问题,让犹太人遭受第二次劫难。 王小东:我们这个大国,其实国内的政治,力群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主要是国内政治的问题,是内部矛盾外部化,第一,中国内部矛盾有可能外部化,这个可能性存在,也未必不是一种选择。第二,外部的矛盾也可能会内部化,你对这个世界大势没有认识,对美国现在资本主义的情况没有客观的认识,包括一些年轻人讽刺,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美的国家叫做“外国”。 陈永苗:现在移民成为特别时尚的。 王小东:还有反向移民的。 陈永苗:可能情况比你描述得更加严重。 张木生:海归这几年回来的是67万,为什么?他在那儿活不了。 王小东:我说的不是海归,我说的是外国人往我们这儿移民的趋势也很厉害。 李盛平:即使海归回来或者说金发碧眼的到中国来,也并不说明我们不存在问题。 王小东:永远是存在问题的, 黄纪苏:历史就是共产党的前世今生,要说共产党的前世,我前段时间到重庆去了一趟,刘家老宅我看了一下,我记得头几年确实有一些瞎话,就是一个地下室,最后弄成说是水牢,的确水牢是有,是刘文彩的侄子家里有,刘文彩势力太大,我觉得中国革命得的好处太多了,中国革命,坦率来说,中国革命要做一次恶人,我们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比如这些钱被贪官拿走了,被那些明星拿走了,咱们又是弄文化宣传、道德感化,唱什么《同一首歌》、世界充满爱,都不管用,拿不回来,当时也是这样的情况,刘文彩他们家占了几十万亩地,共产党做一次恶人,把这些东西抢回来,等于社会重新格式化一遍,的确一个社会积累的那些矛盾,当比较畸形的有问题的制度和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造成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你通过无论是民主、宪政、改良、改革,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只能玩浑的。 张木生:所有的大文明都是由暴力来划分的。 黄纪苏:我们都希望不要来浑的,但是那些历史问题解决不了的,就要做恶人。国民党未必不想搞土地改革,但是搞改革的时候,革命军的军人或者叔叔、哥哥是地主,根本干不了这个事,为什么到台湾可以干,因为到了台湾,他只剩下革命军人这么一个身份,他再清零,都是清的是别人的。我们得看到,有时候这种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当然解放以后,共产党把这些东西都弄过来了,用张老师的话说,共产党还干了一些在今天看也可以理解而且也比较必要的,比如在苏联当了一次雇佣军,换了100多个项目,实现了中国初步工业化。这些我们要有历史的理解。当然解放军和共产党农民进城以后也开始抢,毛泽东搞文革,跟老百姓说这些人原来说的都分给大家,让你们过好日子,都平等一点,现在被这些人抢走了,现在大家再夺回来,大家挺高兴,搞文革又夺。夺来夺去,觉得大家自己也没落下多少,再跟全世界国家一比,一下就清醒了。75年的时候,四届人大的时候,人民群众又开始说了,甭搞那一套了,我们还要继续搞现代化,搞现代化等于76年就是一次否定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全民公投。 改革开放之后,刚才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都不用说,但是的确社会关系付出了沉重代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性前提是一样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都是说我要出人头地,社会主义说我还不愿意被人家出人头地,人性一样都是恶的,你凭什么拿了,我还想拿回来呢。我觉得今天中国无论是贪官还是富人阶级,你们得让一让,你们要不让,真有可能人家就抢了,或者有一些我们也可以说你是野心家也好,投机家也好,人家就出来率领民众就开始社会清理,重新开始社会格式化。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张木生老师提的新民主主义,我也特别感兴趣,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带有某种社会主义偏向的领导的资本主义,但是还是比较讲社会公平的,坦率来讲我觉得这样不错,吴思说的,如果有那些力量促成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是民主主义的,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你通过哪种更容易达到就是哪种。 王小东:而且还有就是结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关于讲飞机的事,还有一个哲理性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准备开始开放低空空域,让飞机大大发展。老百姓心里肯定又不舒服,这个确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征之一,因为资本主义要发展就是工业化,要技术进步,就得用这种浪费的方式,这种一开放,飞机工业就上去了,飞机工业肯定先做次的飞机,飞机等级不高,农民都可以做,在中国规模大大扩大,有了飞机制造业之后就有改进的空间,你就可以看到波音水平的了。军队也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美国空军的司令官基本都是13岁就拿到飞机驾照了,我们是18岁刚开始学习,在二战当中为什么后来在苦战当中日本节节败退,日本没有这样的基础,美国有,如果不想用这样浪费的方式来适应工业化,我觉得工业化是中国不可避免要走的道路,一下实现不了这种精准和完美,肯定要大量浪费,所有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也这么走。我们不想这么走,就走斯大林主义道路,现在也有其他的毛病,已经被否定了,那么这个道路就避免不了。 高梁:我们60年代完全是自己设计的,完全自己造的初教6,双座单引擎教练机,是军用的,但是卖到美国卖了1600多架,都是私人开。我们的飞行员到外国非常受欢迎,但是我们现在要搞私人飞机,引进外国的飞机,自己的不要。 王小东:我们引进也好,初教6也好,在美国口碑非常好,从大于来看这都不要紧,就是这种浪费的方式,放开私人飞机,让中国富人一飞,中国的航空业真的会腾飞,中国的优秀飞行员真的是大批涌现,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道路可走,全都有毛病,就是你的选择,你选择毛病轻一点的而已。 吴思:刚才盛平说到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木生还说到中国有争论,后来我们又谈过两次,一次是陈平张罗的,一次是南方周末张罗的,刚才那几次谈,木生提到的很多问题,我也问过木生了,我有一个简明的答复,把我得到的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表达一遍。木生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路子。木生说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现在的不同,首先是有工会,有农会,人民代表大会也要做实,不能是70%的官员,那不叫人民代表,是官员代表。我觉得木生说的很好。 李伟东:他说有限放开新闻监督。 吴思:那是文化。 李盛平:这和共同纲领有区别。 张木生:共同纲领有前提,是共产党领导,有工农兵为基础,然后是共同纲领,是不同阶层的大家的共同的纲领,人家拿一个共同纲领找我,说这里没有共产党领导,这是一个前提,不要有共产党领导。我说你看你这个东西就不历史,人家原来是讲完了,到这个共同纲领制定的时候,当时很热闹,叫做人民大宪章。 吴思: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但是跟现在不一样,除了领导之外,我们现在还有工会、农会、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更多的权利开放,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木生说到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国有企业或者官办企业要做实成人民的,要通过一个基金会,我也觉得特别好。但是耕者有其田,木生说没有。 张木生:已经有其田了,但是不能私有化。 吴思:另外对于民营企业,要比现在要宽松得多,不能老勒着它。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是不许争论,可争论,各讲各的道理,比现在宽松得多,这方面没有细展开谈,但是大意倾向是这样。不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我的想法就是,当时我和木生两次谈,尤其第二次陈平说的,我就明确说这些政策比现在好多了,我同意。这些政策能够推进我们走向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离那个目标更近,比现在近多了,我觉得很好。我跟木生有点不同的意见是尽管政策好,但是支持这套政策的理论本身说服力有问题,存在着问题,你得经得住人民问。我就说,比如说朱厚泽就有四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问,印象深的第一就是时代判断当时时代判断就有问题,时代判断是社会主义在兴起,资本主义在衰落?是吗,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至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崩溃,而资本主义不断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判断有问题。不正视世界历史这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就会禁不住一问。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凭什么有领导权,由它掌握领导权?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的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分析出来的,这是一个分析的结果,事实上经得住历史检验了吗?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不是无产阶级,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搞的,无产阶级一定有自己的追求和政治力量,比如工会和社会主义,但是你凭什么说这些就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你这么说也行,事实呢?事实证据不足。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假定是人类最后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搞了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这样的社会主义还要再来一遍吗?这样的未来是值得争取的吗?这就是说了三个问题。我又补了两个问题,在朱厚泽老师的基础上,第一个问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有问题,中国怎么能说是封建主义社会呢?封建在秦汉以后,秦始皇费郡县就没了,不能君主变成官主这个事就完了,还得把官主变成民主才行。得建立一个对官家集团的权力制衡,才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都表现它内部有矛盾,理论自身的矛盾,就是既肯定民主,又肯定共产党的领导,既坚持民主又坚持党的领导,这两个都是主人,你怎么统一起来,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统一方式是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就不一致,毛泽东就凭着自己的意志把人民的意志抑制住,走向人民公社。我们只有正视这个不一致,承认理论内部的矛盾才能让这个理论有说服力,才能解释好。我就提出了这五个问题,之后我的想法是,解决方式可进可退,退一步就是把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减掉,变成民主主义。世界史上有得是这种经验和理论。第二个办法是加一个字,在新民主主义前再加一个“新”字,一旦加了一个新字,2.0版,首先要承认世界史的基本经验,20世纪的世界史的基本经验是社会主义没有兴起,资本主义没有衰亡,无产阶级没有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没有一贯错误,世界历史是各个社会集团、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共同创造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可以说我比你强,天生我就是上帝的选民,一概平等,所有公民一概平等,这样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是天生的领导阶级,你可以说是领导阶级,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主义论的方式说,谁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得用自己完成历史使命的这个功能和承诺来获得这种领导地位,不是天然的就可以赋予的。 另外再一个就是2.0版,得承认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就是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是有可能出现矛盾的,而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经常使得权力、使得党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需要解决一个一元化的问题,究竟在发生分歧的时候谁说了算,后来木生和另外一位朋友明确说人民至上,人民说了算。我觉得这好,这个新民主主义我赞成,只要有这个方向,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或者叫做新新民主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内部矛盾就解决了,要建立一个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要让人民真的能够当家作主。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去提升新民主主义也是一个可行的路,但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修改。 张木生:当时说这个的时候,吴思一说完,刘源就说你已经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需要完善的东西,只有一个是不同的,就是判断,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至于未来社会什么样,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其次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没闹清楚,一次讲就是说,2049年之前都是不够格,我们正在摸路,没有和你的那个冲突,只有一个冲突,现在共产党已经在领导,90年、60年、30年这么走过来的,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一个事实判断,已经存在了,咱们在这个存在上能不能让它进一步,你一讲说我要搞这个,甚至还没完全讲出来,马上吴邦国就说“八要五不搞”,还讨论什么。你说的民主主义也好,恰恰在于这种新民主主义之下。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民主主义无非是这么几个东西,民主是替民选主,这个主是华尔街,奥巴马都不是,自由是买卖人的自由,平等不是事实上的平等,法律下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只有共产主义者敢讲,至于博爱是西方的国际主义,冷战结束以后,这是打了第五个了,那就是人家的博爱,你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代表领导,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把阶级弄得很淡化了,是真正有的那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兴风作浪,中国在外面没有一兵一卒,它是六大战区,八十多个军事基地,新民主主义包括和美国要打好太极拳,和对美关系上,我是不当头,韬光养晦,你得给它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我特明白,西方的普适的东西,你千万不要直接地说我就反对。 朱厚泽一点都没研究,刘源就急在这儿,他什么时候参加制定新民主主义了,新民主主义是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我们老头子参加这个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能够制定出新民主主义,是因为有一个国际大环境,就是没有冷战,苏联和美国是盟国,所以马文登想将来我们有一个等距离外交,一上来就独立自主,最后发现不行,不一边倒站不住,是逼出来的,都是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你的资本主义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说它解决不了,只能说我们再看。 冷战结束的时候,整个蓝领的收入下降了8%,之所以活得不错,是因为有中国便宜的东西。 王小东:很多人说我们的技术命脉都攥在西方人手里,可是那么大生产能力攥在我们手里。 陈子明:刚才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中缺一块国际战略,刚才讲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政治和国际战略不是一回事,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当然不是一个东西了。 张木生:我们上来就讲,普照之光大格局决定下面的东西。怎么没有国际战略呢? 陈子明:吴思提的我不同意,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有一个前提,为什么说它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好像说的很多内容都是一致的,因为它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革命现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苏联为代表的,所以好像我们新的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有很多内容有一致性,但是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 张木生:新民主主义是世界革命不能爆发产生出来的,新民主主义是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 高梁:他是根据毛论,你是根据现实情况。 张木生:世界革命不能爆发。 陈子明:马克思有一个版本,包括这个版本一直延伸到列宁,以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为主要动力的世界革命,到了列宁的后期,薄弱环节突破,到一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版本的时代。毛泽东为什么要说第三个里程碑,因为他在1965年《借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林彪的文章,反映了他的思想,叫做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今日的世界革命。 张木生:这时候已经完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脱钩了。 陈子明:但是这个话语中都有世界革命。如果新民主主义要作为整个的东西,必须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个世界战略,还有对于这个世界形势的评价,还要说明你的政策。我们刚才也问,当年走不通这个路是逼的,今天走不通这个路可能还是逼的,但是这个逼的是什么含义还要说清楚。中共从十三大以后已经丢掉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念,我的一篇文章中把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关于斯大林的书都引用过来了,我看刘源文章中有这个意思,还说时代没有变,没有变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说清楚。如果这个说不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比原来的新就没有出处,你的“新新”,“新”都说不出来,还要说什么“新新”。 张木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非得说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谁说了?是你说的。 陈子明:陈云说了。 张木生:我没说。 李盛平:如果要搞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实践政策,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好。 张木生:这个世界的背景不能歪到那个地方去。 陈子明:我们不能藐视理论,比如冷战最终结束,有人讲阴谋论,有人讲经济力量怎么样,实际我们还要看到在60年代的时候,程序民主的理论包括市场经济的理论最终诞生了市场经济和阶级民主,5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一些很进步的知识分子还在自觉自愿地偷原子弹技术,从美国、英国偷回来给苏联,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就没有了,如果再有偷就是为钱偷的。理论的重要性非常大,人家的民主主义理论,说得得有理论,争取了知识分子包括西方知识分子的心,在60年代理论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生理,你看当代民主主义理论,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这是在60年代。经济上的竞争、军事上的竞争都有作用,但是也不要忽视了理论的作用。 张木生:没有人忽视理论作用。 陈子明:我们还是要开展理论讨论乃至理论竞争,就不能说“我们就看吧”,这就没话可说了,那还讨论什么。 王小东:最起码在这方面还要有有说服力的东西出来。 李盛平: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要有多少时间? 张木生:这个时间,就是西方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它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只能摸,能够对应这种环境下,你的生存方式是新民主主义,要不然找不着别的办法。如果它那儿问题解决了,西方的问题,这种投机赌博新经济,我就不信美国只剩下了一个耍钱玩弹,共产党能不能搞新民主主义姑且不论,美国的耍钱玩弹能够解决世界问题?我从来不相信。虚拟经济到了什么程度,11.7%的实体经济以军工为主,还有22万亿的虚拟经济在实际经济里。 王小东:理论是很重要,但是从某种程度讲还是看实践,苏联经济上很失败的情况之下,确实那套理论失败了。 张木生:恐怖主义就是它的终结。 陈子明:我们和木生讨论国内政策,重合性很大,现在缺乏重合性的就是对国际的看法,对国际的看法我说一点实践,王岐山干吗要给人送钱,我们对很多问题已经认识很清楚了,对帝国主义本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王岐山干吗一千亿、一千亿地送。 王小东: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大局有的东西不用说,有的时候送钱是为了不是你们考虑的那么大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我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人民币升值以后,钱就可以少供应一些,顺差可以缩小。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人民币一旦升值,沿海利益集团就保证不了,克鲁格曼说得很清楚,其实人民币升值对中美两国都有利,但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沿海利益集团不利,王岐山不是故意给美国人送钱,而是沿海利益集团问题摆平不了,还得继续送钱。 陈子明:我是有答案的,原来我也不理解,但是我恰恰跟沿海利益集团做了一些对话了解以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答案,当然我的答案不一定是真正的答案,只是我个人的答案。 我到深圳,因为很多年我在北京待着不能出去,后来我隔离到了外地,到深圳去,深圳的一些朋友,我很详细问他们做玩具、做裤子的,你们利益这么薄,为什么非得卖呢?你能不能在国内运转,卖到国内来,为什么不能搞内需?他们说,这个利再薄,有利,没利我肯定不干。再薄也有点利,这个钱一签合同我就拿到了。但是国内,现在的法治环境,三角债,理论上我有很高的利润,但是拿不到手。法制系统的腐败不光是影响到底层人的权利的问题,就是沿海利益集团的资本家保障不了他拿到的这块利,所以他宁肯到美国卖一分钱,也挣这一分钱。可是在国内,理论上能挣一块钱,他拿不到手。唯利是图就是在这儿,一分钱我也要,一块钱我也不要。因为现在的法院系统,对于连环债处理的行政能力和法院的法制能力是不可信的。我们为什么老谈政治体制改革,其实邓小平当年80年代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的话,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搞不下去的。经济发展也是搞不下去的,经济转型也是搞不下去的。 刘海波: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往哪个地方去改,你现在把新民主主义请回来,实际上还是毛泽东那些人搞的,把宋教仁请过来,你只会更臭而不会变好,你那一路上,你现在可能还能到北京,但是请了宋教仁,可能到了韶关就回来了。 高超群:我谈一点感受,从差不多十年前就参加杨帆老师组织的会议,十多年下来,我今天听下来,我的感觉是问题还是老问题,最尖锐的质疑还是那些最尖锐的质疑,由这个感受我就有两个希望,一个就是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请一些更年轻的人多参加,当然不是说老同志们的智慧不重要,根据我的了解,实际上这种分歧在年轻人当中并没有消除,可能更深刻,更丰富了,就我参加的讨论会来讲,我觉得年轻人提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的争论点也值得老同志们听一听。 第二,我觉得十年下来大家都在这样争论,可能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解决不了思想的分歧,更严重的是这种分歧在今天和现实的分化也好,阶层差距也好,结合起来了,不是以前我们知识分子内部的那种思想争论,现在可能越来越进入到了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谁消灭谁、谁说服谁都是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差异,这样的思想的斗争,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处理,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尤其是作为执政者来讲,要创造一个新的能够涵盖左右翼的争论,当然叫左右翼已经不准确了,在新的现有的格局之下,接受这样一个思想分裂的现实,如果接受的话,我们怎么样把这种思想和现实的分歧能够缓慢地释放出来,在什么程度上释放到政治领域去,什么程度上释放到公共领域去,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事情,需要未来的政治领导人去斟酌。 刚才听了张木生老师讲的新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新出来的主张,从表述上讲,从理论上讲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如同面对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我们要考虑它的现实环境,它在理论表述上是这样,在现实当中实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对中国的社会有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它会和什么样的集团结合,这个主张在现实中变成什么样子,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说新民主主义更好,自由主义更好,马克思主义更好,儒家更好,就如刚才小东讲的问题,如果这样比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每一种主义,从这个乌托邦到那个乌托邦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 吴思老师讲的很受启发,我觉得对未来的改革,我们如果按照小平同志讲的三句话,好像有一个新的政治改革的共识,可能过于乐观了,一个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太一样。 高梁:经济可以试点,政治不可以试点。 王小东:经济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当时坦率来说是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犯的错误太大了,只要不干坏事就行了。所以只要放,这个情况就能变好,而且大家都得利,其实还是得利阶层为主,虽然后来又出了很多问题。现在政治方面能够做到这样吗? 李伟东:所以政治需要设计。 吴思: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在试。 李盛平:今天的政治状况和80年代的状况,你要认真描述,现在网上的东西很多是不负责任的。木生说提出的东西是从现状出发,这种选择,我还是那句话,要比国家社会主义、比“文化大革命”还是好的。 陈永苗:如果能做,肯定很好。 李盛平:80年代对政治体制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这是第一条,下面是政治民主。也就说到这里了,当时知识分子是接受了,改善党的领导。后来到了89年,一开枪,大家不能讨论了。当时还有什么更高的提法吗? 李伟东:吴思说新新民主主义,你接受了吗? 张木生:我没有,我是说把自己传统的曾经做出比较完整设计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共同纲领这一套东西,作为我们改革到今天这一步的初始点来做与时俱进的设计。 陈子明:我补充一句话,不管是木生代表个人还是代表体制内的一些人,提出这个是一个好事,表现出一种政治善意,讨论的意愿是一点。其次,在已经有了官方的版本和一些民间的几个版本以后,又提出一个版本,肯定有妥协在里面,一定有理论上的妥协和整合的意味在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李伟东:木生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听了几遍,我认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纲领,改革本身具有革命性的,比以往三十年的改革要深刻得多。我们三十年努力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从民主主义或者说民主自由的角度上认为这还不够,还应该再往下走,我们先不说,木生这一套如果能够实行,已经是革命性改革,而不是革命。现在社会已经提出了革命的某种呼声和需求,双方都有,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东西是带有某种紧迫性的东西。 杨帆:这个会开得很好,其实也有年轻人参加,比如陈永苗、刘海波,我和木生、伟东原来的设想,后面还有几个主题,今天这么大范围能够说到这么程度,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大的贡献了。下一次有一个主题就是系统地总结三十年来的思潮,80年代我认为用不着做重点了,因为共识比较大,确定几条,80年代的特点,该质疑的还要质疑,有几个特点,几个优点,几个缺点,就很快可以结束了。有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就行了,90年代,就是20年后这一段没有什么总结。我们这些人都亲历了后20年代,都可以谈自己的各种理论派系的发展,对后20年的思潮进行一个梳理,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梳理。这是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就是对现状的判断,对现状的判断差得很远,包括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第三个主题是对未来的看法,我们也可以准备请韩德强、张宏良。 王小东:请一个就行了,天则那儿的民主宪政也是一套,还有王小东昨天提供的东西,我已经传给大家了,这个东西20天以后我们再做,大家都可以提。你说我要谈什么事,你弄一个简单提纲过来,你还可以推荐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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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et Viewers to Propaganda Film ‘Beyond the Great Revival’ – NYTimes.com By XIYUN YANG   BEIJING — This month China’s great masses are being mobilized by their leaders for an unusual purpose. Employees at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joining students from grade school to universities as they leave their homes, head out into the heat and do their duty: ensure the financial success of the government’s latest propaganda film,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The movie, which opened on Wednesday on almost all of the country’s 6,200 screens, is part of a campaign to commemorat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xt Friday. It is also playing in 29 American theaters, including on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The movie, along with its sister film,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which was made for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is an attempt to update the state-sponsored propaganda movie to appeal to younger audiences, by adding screen stars, a subplot and modern production methods. The government has stacked the deck, so success is virtually guaranteed. Government offices and schools are buying tickets in bulk and organizing viewing trips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kday, and there are officially sanctioned movie review contests, presentations of paintings inspired by the film and group singing of classic Communist songs at cine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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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力:说说艾未未(之二) (2011.5)

严 力:说说艾未未(之二)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1年5月 http://goo.gl/JpvmT 近来网上查询到的各类采访中,艾未未表达了不少论点,但是我记得在纽约时期,他对艺术等方面的思考已落实在文字上。在1987年12月出版的《一行》第3期上,他发表了名为“十五段”的文字,全文如下: 1、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个语言可能是非美学的、非理性的、但却是艺术的。 2、对非理性的意思的表达和理解需要更成熟的感性和理性。 3、艺术是反自然的,是对真实的歪曲,是人的心理上的诚实。 4、任何对艺术的理解都是误解,误解至少和理解一样重要。 5、我们习惯于问“为什么?”,在艺术中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不?”,这是理性的挑战。 6、一部分人在做一切可能的努力,而另一部分人只作必要的努力,后者是有所选择的。 7、选择有两种方式----挑出你需要的,或排除你不需要的。 8、一个消极的行为必包含着积极的意义。 9、当我们评价一个有才能的人时,我们常说“他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这样来赞美一个有才能的人“他什么也不曾做”。 10、规律是——我们企图严肃时常常是可笑的,我们显得可笑时,可能是严肃的。 11、你可能是无聊的,但你的命运不是无聊的。 12、当一个人进入现代艺术馆而没羞耻之心时,这个人不是感觉器官功能不健全,就是没有道德。 13、现代艺术馆中充满了偏见、势利和虚荣。 14、以功利为目的的艺术不是艺术,妓女不是女人,妓女的行为是类似于女人的。 15、如果信上帝的话,我的上帝不是你的。 1987年11月于纽约 其中第12和13讲到对现代艺术馆的看法,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他已经是那里的常客了,但我认为这不矛盾。他的这种说法是对其中一些作品或者操作规则的看法。我的想法是,现代艺术馆就像一本杂志,每一期里面的内容不可能全是一流或者高质量的,他的这种看法确实很多人都会有。比如就有人对我所办的《一行》提出质疑:里面作者水平层次相差很大。但是,你如果评价某个人的作品有一个闪光点,为了鼓励他就刊登了这个作品。这种鼓励性质的刊登是一种冒险,如果那个人后来没有发展出来不就是白白鼓励了吗?但是编辑有这个冒险的权力。现代艺术馆的策展人或支持人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冒险,当然另外的暗箱操作全世界都有,人性的阴暗面会在所有的领域里呈现,何止艺术馆。艾未未的“十五段”发表在24年前,如果让他今天再来表达的话,我想他在措词上会有所不同,但是整体的思考倾向应该没有什么改变。而事实上,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现代艺术中的观念艺术确实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他在2005年前后就说过:对于艺术家“我无法知道艺术家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激动也许是他个性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他容易激动也不要紧,反正他也没有生杀大权,反正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也不是很多,只要看他们提供的作品是不是有意思就行了。如果没有艺术家的存在,即使社会再富强,也是一个无聊平庸的社会。文化问题就是美学问题,美学和建筑不可分割。所谓美学不是漂亮不漂亮,美学是它的效率、使用的可能性。至于为什么而做、是不是做得过分、是不是做得合理、怎么让一件事情得体,这实际上是伦理学,伦理学是包含着美学的。死亡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没有比死亡更大的困惑了。无论我们怎么谈论死亡都不过分。我们的终点就是死亡,生和死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哲学都是生和死的哲学,不能面对这个主题或者说是粉饰这个主题的哲学都不是好的哲学。”与他在“十五段”中的言说相比,这段文字显然是更宏观了。这就是言说者在时间过程中调整表达方式的过程,但主要的观念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在这里讲到了死亡,后来在被采访中也发表了如此的想法:如果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一行字,应该写“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者,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陷。” 纽约时期艾未未有过的一些故事在网上看到不少,因为他在近几年每天都要面对各种采访,这些发表出来的文字能让人了解很多情况了。 而我作为诗人,很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他有诗人那种反一切权威的骨气,所以他对那些以写诗成为权威并标榜权威的人很不屑,认为这不是真诗人的作为。他曾在某个采访中说:“当你过于强调一个现实——无论它是诗的现实,或者说文化的现实,或者是政治的诉求也好——如果太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他就是虚假的状态。比如说过于强调所谓的文学性或者诗性,实际上你是在崇尚某种价值,你认为这个价值别人是不具有的。你实际上是一种傲慢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崇拜,从这点来说,是虚伪的,这是没有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人只有我们今天的现实,阳光照到脸上了,影子投到稿纸上了,没有比这个更多的现实。所以我觉得玩弄文字,或者说想希望制造某种崇拜,甚至追求某种经典,都有很虚伪的成分。” 他对诗歌其实一直是关注并投入热忱的。大约在1992年初,他突然找我说有一个诗人的作品我应该看看,合适就选登。我一看作者是俞心焦,我不认识,有些诗确实很不错的,就选了几首分两期在《一行》上刊登了。 后来艾未未在1994年至1997年之间在北京主持编辑当代艺术《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的时候,也找我要过诗歌,并刊发了它们。显然诗歌也是他那个刊物的一个内容部分,是与当代艺术连在一起的。 从不少角度讲,诗歌与未未关系很多也很深。虽然我并不知道他对我的诗是什么看法,但是我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中,他很高兴地送我一套(10张)他作品的照片作为里面的配图——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刷子”上放一个蛋,这在上一篇中已经介绍过;现在我选另外三张,是他在1988至1990年创作的“鞋系列”。 照片说明: 1、鞋系列(之一)装置,艾未未1988-1990纽约 2、鞋系列(之二)装置,艾未未1988-1990纽约 3、鞋系列(之三)装置,艾未未1988-1990纽约 4、严力诗集封面 5、严力诗集内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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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害怕药家鑫不死

  药家鑫在落网那一刻,已经死了。   如此残忍,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活下去的可能。   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直活着,尽管他由于恐惧死亡而不堪一击,但他的家庭背景表现出强悍的姿态:我们有能力让自己的后代活下去。   “药家鑫”,这个名字含义明晰:他是家里的贵人,药家命脉所在,他将继承无尽的财富,光耀祖宗。药家人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香火,就这样断在太平盛世里?   在我的感觉上,似乎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他还活着。七年前,连杀四人的大学生马加爵,从被捕到赴死也就三个来月。马加爵决绝,主流舆论也很决绝。我知道药家鑫不想死,他就是想死,家人也不会让他去死。而死者张妙女士已经不可能复活了,她是多么愿意再活过来,照顾丈夫和年仅两岁的儿子。在好多语境里,她不再是一个生命,只是一枚讨价还价的筹码罢了。   在某些热心媒体眼里,她的家人和药家人只是两个可用的道具,他们要齐心协力完成和谐这出大戏。这些机敏的媒体于此轻车熟路,他们知道怎样揭开受害者的伤口赚眼球,又怎样抚顺施害者的心绪,以此赢得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知道怎样把一出没有悬念的事情,演绎成精妙的连续剧,从而获得持续的关注,并巧妙变现。他们揣摩出一套抹平仇恨和痛苦的万能秘方,通过皮条客式的老练经营,使当事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宣泄,讨价还价,握手言欢。   说穿了,让双方笑的就是钱。施害者多数几张印有毛澤東头像的钞票,做几个尽量诚恳的道歉仪式——苦肉计是常用手段,受害人即可放弃责任追究,在极难实现的正义与伸手可及的利益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   忍气吞声的受害者,见利忘义的受害者,辜负了“网络正义”的受害者。   围观者或许不知道,作为受害者没有别的选择。在被告知不能实现他们所要的正义之后,他们只能选择侮辱性的“积极补偿”——明知是诱饵,也只能张嘴去含。这是一出规定情节,你不配合,将什么也得不到。   人民币在飞扬,那是扇向他们的坚硬的耳光。   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比原先的演出更精彩。   这次的导演已经从冯小刚式的煽情大片里获得了应有的启发。   他们预先已经预备了纸巾,不是让你为受害者落泪,而是让你为杀人者而伤悲。   先把被抓改为“自首”,顺便安排一场药家鑫母亲的真情专访,将不屑与受害者家属打交道的药家,魔术般塑造为心怀愧疚的积极筹款者。请注意,男主人一直蒙面隐身,不时释放出一丝含糊而低调的信息,但我们知道他绝非等闲之辈。   药家“家境一般”,“尽力而赔”,张家便显得得理不饶人,既要钱又要命。这种转换不经意间便完成了。   然后才是审判大戏开锣。   出示各种证明药家鑫是好孩子的证据:十三张奖状,同学及邻居的褒奖陈述。总之,药家鑫是一个比正常人还要优秀的好青年,前途无量,他仅仅是意外撞了受害者,恰恰受害者又要记车号,他由于害怕农民受害者纠缠起来没完没了,才用弹钢琴的手,强迫性地连续刺杀,捅死了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女人。   法院破天荒地进行现场问卷测试,在凶手母校——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占绝对优势的旁听人群中咨询民意,结果还用问吗?   与此同时,央视在自己王牌节目中把药家鑫推向前台,他口述自己上进的过去,特意穿插一段父母强迫弹钢琴的讲述,被心理学专家李玫瑾锐利地发现:这孩子原来是教育不当,心里委屈,把人当钢琴一样刺杀了。   “这孩子——”“唉,这孩子!”   女专家和女主持人的母性大放光辉。观众在媒体充溢的人性之河面前,绝望地呻吟。   在这样的煽情面前,死者一家背负沉重的道德包袱:你能忍心让这么一个心理受害者,因教育和社会失职而犯错误的孩子去死吗?   舆论又杀死了一次张妙。这次是在道德上——你的死让刺死你的人难堪。   媒体和法院对同情心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一方面诱导人们忘记死者的苦难,尽快把生命和精神损失转化为看得见的人民币;另一方面,苦心引导大众同情行凶者,忘记他是一个残忍的罪犯,要把他作为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加以体谅。“错误”“孩子”,一个二十三岁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了无辜的弱者。   当下的心理学分析,已经成为和谐社会的得力助手,由于它的频繁参与,人们迷糊了,不知道该同情罪犯,还是该同情可怜的死者。“有种感觉,所有的犯罪,沾了心理学,就都是有道理的了。”网友“着急的妈咪”说,“关键是,这个很少被弱势群体用,却更多的为强势群体服务。”   这些霹雳手段本来是有效果的。自“杭州七十码”以降,人们已经原谅了多少暴虐的凶手。但这一次,大家不想再滥用同情心了,并非是因为有药家鑫同窗女生李颖为之辩护的无耻之词:“我要是他,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而是大家从心底感到恐惧,觉得那把匕首就将捅向自己,强势人群一旦觉你不顺眼,刺死你时,更加没有顾忌,还有那更加可怕的黑手,越过法律的挡箭牌,直接把“特立独行”的你弄走。   他们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了法律的庇护。他们是良民,在还不想或不敢做暴民的时候,难以自保。   不能退了!这已经成为不是底线的底线。药家鑫不死,法律、正义全死。   所以,那些主张宽容的学者,惊愕于自己的碰壁:我们是不主张以暴易暴的啊!废除死刑促进社会和谐。   人们斩钉截铁地回答:即使废除死刑,也不应自药家鑫始!   药家鑫在法庭上痛苦流涕,一副怕死求生的可怜样。对此,我只有鄙夷,并不愿使用我所剩无多的怜悯心。在你连续刺向张妙时,你怀着一丝侥幸,正是那丝侥幸,促使你无视受害人求生的恳求:别杀我,我有孩子!在那一刻,你已经不可饶恕。上帝已经判了你死刑。   你背后的势力再大,也大不过民心。这一次,法院将被迫站在正义一边,那是他们本应履行的神圣职责。   唯一的出路是,做一次好汉,承受你该承受的命运:别人能死,你也死得。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920   作者:老愚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我们为什么害怕药家鑫不死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道德约束不能替代法律准绳 (0) 道德管治可以休矣 (2) 质疑“《劳动合同法》为何与期望产生距离” (0) 读张五常十篇关于劳动合同法文章 (8) 论法院、法官定位的误区及矫正 (0) 论张五常的两篇关于新劳动法的文章 (17)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0) 论“两规”措施的违宪性和刑事违法性 (1) 让法理念融入民情 (0) 警惕“恶法” (0) 规则为谁而定之——农民的困惑与法律的矛盾 (0) 行政垄断再次羞辱了法律尊严 (0) 艾未未面对的法律 (0) 舆论应止于一般事实和价值反思——对杭州飙车案的评论 (3) 聚众淫乱法批判 (2) 美国的“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直指国会权力说明什么 (1) 经济决策的机制失误 (5) 立法·立信·执法 (0) 福州警匪勾结杀人案回放,刑警百发子弹谋杀平民 (4) 瞄准“新《婚法》”三大误区 (0) 略谈美国法律的弊端——胡露案例分析 (0)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0) 法规和政府的红头文件不是法律 (0) 法律首先制约政府 (0) 法律的尊荣与无奈 (0) 法律是否应该惩罚婚外情 (0)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0) 法律到哪里止步?——关于“撞了白撞”的法理思考 (2) 法律公正与法律信仰 (0) 法律何时给动物不受虐待的权利 (0) 民愤不能突破成文法 (0) 民情比法律更重要 (0) 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 (0) 最富有想象力的判决书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把工人养懒吗? (6) 新劳动法的困扰 (0) 新劳动法的初步效应 (11) 新劳动法生效后的思考 (0) 收容的法律问题 (0) 操!因“操”获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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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谁能告诉我?

1966年,国际奥委会一项决议出台:国际奥委会委员年满75岁时必须退休!不了解这决议出台的内幕,30年后却从新闻中知道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人动议修宪,要将委员退休年龄延长到80岁。    人人清楚这动议的目的,已经75岁的萨马兰奇雄心不已,谋求连任,想一直干到2001年。此举一出,国际奥委会执委加拿大的理查德·庞德便带头发难,反对将这一动议提交国际奥委会进行表决。然而萨马兰奇“修宪”提案还是大模大样地上了会议桌,国际奥委会委员以62票对27票同意讨论这一提案。    可笑的是,最卖力支持这一提议的是世界足坛巨头阿维兰热。已经79岁的阿维兰热本人是在有关退休的规定出台前进入奥委会的,所以他不受退休年龄限制,可终身担国际奥委会委员之职,享受终身制待遇。也就是说本来“事不关己”,然而阿维兰热却和拉美委员一道征集了70名委员的签名,要求推迟退休年龄。6月1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奥委会104次会议接近尾声时,萨氏要求全体委员对新提议进行表决,结果仅有10人投反对票,2人弃权,74人同意,最终通过了这一动议,如果说萨氏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未能通过关于彻底取消年龄限制的提议,因为投赞成票的人比国际奥委会通过提议所需的三分之二少了两票。     据报道,萨马兰奇本人并没正式表示有意谋求连任,但他的支持者透露,他希望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召开时还在位。他在104次会议结束后表示,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决定是否谋求连任,并称如果再次竞选,他会给挑战者7-8个月的准备时间。    在记者招待会上萨马兰奇还说:“现在我有了在1997年再次竞选的条件,但我知道年岁不饶人,我将在明年年底决定是否参加1997年的竞选。”     他又说:“老实说,我非常喜爱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国际奥委会执委、加拿大的庞德一直反对取消或推迟委员的退休年龄的限制,他曾在许多场合表示有意取代萨氏,他与其他9名委员一道,对将退休年龄推迟到80岁的提议投了反对票,反对者大多是北美和欧洲委员,庞德说:“这并不是世界末日,我们还要活下去。”这位掌管国际奥委会财权的重臣还说:“我认为,当然这是少数人的观点,75岁是非常合适的退休年龄。”     老实说,笔者看不懂这场一边倒的“修宪”事件的机窍。看不懂的原因之一是,国际奥委会主席显然是个众人垂涎的位置,因此众委员同意放宽年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讲,就等于为变相的终身制开了方便之门;二是,既然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要通过民主竞选产生,萨马兰奇有何资格说:要会给对手7-8个月的准备时间?三是为何反对萨马兰奇连任的恰是北美和欧洲委员?四是从语焉不详的新闻报道中,实在看不明白加拿大委员庞德为何居然悲观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要活下去。”     这使我想起一首歌中的歌词:“谁能告诉我?”     值得着重提一笔的是国际足联那位一言九鼎的大哥大--阿维兰热,此公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前,为泄私愤而把球王贝利摒于世界杯抽签仪式之外,舆论为之大哗,对其种种独裁专断行为一片指责之声,然其仍安之若素,何故也?此番“修宪”,阿维兰热为萨氏连任铺平道路而鼎力相助,不知是否有“黄忠”“严颜”老相惜也的味道?     《奥林匹克宪章》确是通过“民主表决”后修改的,然而修宪过程如此容易,实在令人狐疑这“民主”的意义了。     难怪有人曾说:反民主之心不可有,防民主之心不可无。     对于奥林泼斯神山上的众神,笔者不了解谁更适合扮演宙斯的角色,也无意于就此说三道四。只不过是觉得原本充满“神性”奥林匹克神殿如今更像个世俗化的活报剧舞台。比如撰写了《五环下的贵族》的那两名英国记者被“奥林匹克法庭”判了五天徒刑,而被判者欣然“入狱”,并表示不上诉。     还有,悉尼奥运会申办者搞的那套两本预算账目的把戏如今又沸沸扬扬了。那些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大员们面对今日情形不知作何感想?   这些是悲剧?喜剧?闹剧?   谁能告诉我? (1600字)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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