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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The New York Times: Photo Turns U.S. Envoy Into a Lesson For Chinese

ZhaoHui Tang, via Associated Press Gary Locke, the new U.S. ambassador to China, buying coffee and carrying a backpack at a Starbucks cafe in the Seattle airport last week while en route to China with his family.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Vice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with his granddaughter, Naomi, arrived in Beijing on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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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刺头”戴煌

新华社八十年的历史,戴煌亲历了六十余年。从风头很劲的战地记者,到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右派,再回到新华社。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切片。 前新华社记者戴煌。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   记者_齐介仑 实习记者李宁 北京延庆报道 摄影 _邵欣 下午三点,阳光温暖,藤萝缠绕的凉亭,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 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 :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南都周刊: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 戴煌: 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1940年,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就是从这时,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之前,国民党的部队,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而八路军来了以后,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着《黄河大合唱》,劲头很足。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这才是人民的军队,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南都周刊: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 戴煌: 我讲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蒋介石五十大寿,当时我才八岁。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排着队,拿着小旗,在街上走,喊着“蒋委员长万岁”。结果到了冬天呢,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 可在扣起来之前,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我父亲说,蒋介石到了西安,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正洗着呢,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哎呀,洗澡池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大乌龟。后来这个人就说,蒋介石其实是大乌龟变的。 父亲讲完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为什么? 戴煌: 后来我长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啊,参加革命的时候,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信服。结果打下的天下呢?   “多数人在混饭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团期间,怎么成为记者的? 戴煌: 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打下淮阴了,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战士和群众》,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九一记者节的好稿”,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现在变成11月了,那时我17岁。 后来,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包括音乐组、美术组、戏剧组、写作组,我是写作组组长,那时候我18岁。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 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一起调了3名记者。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进新华社是1947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射阳县文工团,到苏北文工团,到新华社,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到新华社,我又先后去了越南、朝鲜等地采访报道。从国内到国外,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经历枪林弹雨啊。 南都周刊:1957年,你被打成了右派。 戴煌: 当时,因为我说的那句“反对神话和特权”,让我去北大荒劳改,回来后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不当记者了。后来又说我坚持反动思想,1964年又把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很多干部去五七干校,又把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劳改。 直到1978年,我被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但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没有赔偿。牢是白坐了。像我这样受苦,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国庆节过了后,我就重新跨进新华社的大门。 直到1990年最后一天退休,我在新华社干到将近63岁。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退休? 戴煌: 我告诉你吧,本来新华社是叫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以前有人延长到了70多岁才退休。62岁退休也无所谓,但是,按照中央的规定,在我退休以前,单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而且要问问我有意见没有。但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人写了个离休报告,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打到老干部局去了。 隔了几个月,老干部局打电话给我说,老戴呀,你已经离休了呀。我一愣。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着班呢。 南都周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戴煌: 我这个人比较刺头嘛。 对穆青,我就看不起。焦裕禄的报道本来是周原写的,他们后来补充采访,对周原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然后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我很看不惯。后来他还向北京日报女记者说这个文章是他穆青写的。 退休前,我有一个稿子,写的是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但他迟迟不表态。大概想在上面加他的名字吧。我很不客气地把稿子要回来了。 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他去过我家里几回。他劝我说,老戴呀,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我才不去呢。 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他们一个在这边儿,一个在那边儿,挨着。李普和我关系很好,我经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 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个脾气,看不惯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南都周刊:作为一名老记者,你评价下当下媒体? 戴煌: 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现在的媒体人啊,很复杂,有好的,有胆识,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新华社待了这么多年,你对这个机构有哪些自己的认识? 戴煌: 1949以前,新华社是很好的,它讲真话;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国庆十周年时,新华社居然还在那里宣传全国大丰收。 2010年5月,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了。新京报关于朱厚泽的历史和为人,登了一整版的内容。新华社呢,它只发了两三行字的小消息,连朱厚泽曾经当过中宣部部长这回事都不提。这是偶然的吗?   原文链接 © 艾绿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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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脑残是怎样炼成的

印度有个狼孩叫卡玛拉,出生后被狼叼走,与狼在一起生活了8年。后来她被从狼窝里救回送到附近一个孤儿院,由辛格牧师夫妇抚养。刚到孤儿院的头一年,卡玛拉只有狼的习性而没有人的心理。她不会说话,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用四肢行走,昼伏夜行,睡觉也是一副狼相。卡玛拉常年半夜起来再室内外游荡,寻找食物。想要逃跑时,向狼一样嚎叫,吃饭喝水都是在地上舔食。她愿意与猫,狗,羊等动物一起玩,不让别人给她穿衣服。不愿与小孩接近。尽管她每天与人生活在一起,但心理发展极慢,智力低下。 第二年,卡玛拉能用双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双手拿东西吃,对抚养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妈。经过三年多的训练她才逐步适应人的生活,能够自己站起,让人给她穿衣服,摇头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来,她能表示高兴。入院四年她才能摇摇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饭时能说饭这个词,这时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时,她能说出30个单词,与别人交往时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达到2岁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玛拉已基本上改变了狼的习性,能与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说出45个单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简单的意思,能够唱简单的歌。她开始注意穿着,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耻心。她能自觉地道鸡窝去捡鸡蛋,受到表扬就非常高兴。第九年,卡玛拉17岁因尿毒症死去时,智力只有3岁半的水平。 ——《普通心理学》 周树人是去日本学医的,看了一部新闻电影:一群中国人饶有兴味地围观一个中国人被执行死刑。周树人认为这些中国人不是身体残了,而是脑袋残了。因为脑残人的缘故,周树人就变成了鲁迅。 鲁迅如同麦田守望者,试图治好中国的那些脑残人。鲁迅的命运与鲧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惜他医治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制造的速度,脑残在中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中国最悠久最发达的文化是宫廷政治文化。五代时,有一个皇帝幸运地生了个“太子”,不幸发生宫廷政变被篡权——这没什么不对。新皇帝很仁慈,没有杀那个太子,而是将太子秘密囚禁在一间没门没窗户的屋子里。 太子从出生起就呆在那个房间,类似现代养鸡场的小鸡。每日从一个小洞会有食物送进来。太子学会了吃,学会了拉,但还是没学会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没有学会直立行走,但学会了爬。当然这都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从没有听到过人说话,所以他没有语言功能。除过墙壁,他没有见过任何植物动物器物衣物,当然也包括没见过人。太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了。 这时又发生宫廷政变,太子的旧臣消灭了篡权的皇帝,准备拥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体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问题出在脑子上,太子连站都不会,更何况语言、认知、思维、行动、品德等等。大臣们甚至对太子属不属于人类都产生怀疑。不准确的说,太子连行尸走肉都不达标,有点类似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动物,或者说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现代生物知识告诉我们,太子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大脑皮层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终形成了平滑状态。太子的大脑皮层如刚切开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决于大脑沟回褶皱的数量与深度。 我叔叔养鸡,每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鸡舍喂鸡,从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误闯进鸡舍,竟然吓死几百只鸡——不是我长得太“吓鸡”,而是囚禁在鸡舍的鸡,从未见过我叔叔之外的第二个人,心理素质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长期圈养的动物园老虎,却常常被一只鸡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过去接受的知识,这叫出身。这种出身如同软件,被安装进大脑后,形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翅膀,没有獠牙利爪,但人战胜了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超发达的大脑。 中国历史漫长而无趣的专制皇权社会反复循环,一直在扼杀新知识的传播和对人大脑的刺激,从而导致脑残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历史只掌握和垄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大脑因此更发达。他们钦定审查过的“历史”是弱智的“伪史”,对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环境得到彻底“净化”。 “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低版本的软件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对资讯发达版本高级的强权没有任何竞争力。从而沦为强权体制的一个小小电子版,或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脑残就是这么形成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脑残似乎从来都是无辜的。所以文革过后,没有一个脑残感到惭愧内疚,他们不过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中,积极“响应号召”而已。这些脑残基本已经成为终身脑残,跟终身干部似的,非牺牲在脑残岗位上不可。 人的大脑有自学习功能,也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厉害、也更可怕的天然优势。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脑残来说,大脑的这种功能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导致这个功能给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屈原,比如布鲁诺,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 中世纪的欧洲脑残遍地,没有人认为地球在转。文艺复兴是一场启蒙运动,脑残迅速完成自我修复,大脑发达起来,欧洲成为地球脑残动物圈的人类。 五四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幸半途而废,脑残在中国继续深化壮大。启蒙作为脑残的基本疗法,一直被封存起来。但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启蒙,已经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复,脑残才相对的凸显出来,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我们只开发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却几乎已经开发了它的全部。 在我们大多时期,对大脑的这种自学习和自修复功能的警惕与剔除,使脑残一直成为一种美德,带来安全、“幸福”和“荣誉”。如“渔父”般“难得糊涂”——真脑残和假脑残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脑残在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对新事物新知识等“非法文件”无法识别,不兼容,即作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软件的低版本导致复杂的文件无法运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钦定文件。这种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软式的独门软件,只接受微软出品的文件格式。对其他CN-N、B-BC之类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这种软件就会产生永远正确的辉煌业绩。 “脑残”这个词是2008年从长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开始流行的。长平先生的支持者将大喊“汉奸”的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脑残”。脑残其实不是贬义词,跟白内障没什么大的区别。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脑残绝对是无辜的、无罪的,只是有点令人同情罢了。 脑残是相对的。对人来说,鸡是脑残——只知道下蛋。对主人来说,狗是脑残——叫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对“赵本山”来说,“范伟”是脑残——最好“忽悠”。 脑残的这种相对性,往往使脑残者视大脑健康者为“疯子”。其实疯子不是脑残,只是脑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脑残都站在脑残的角度,自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代表健康。 许多废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错误,也是社会的错误。所以不能让罪犯一个人承担全部错误。在将罪犯监禁可以不让他犯错的前提下,剥夺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养罪犯则是社会为自己的错误应当承担的成本。 脑残的形成中,少数是取决于个人,多数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此脑残一般都是社会批量生产。脑残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样老脑残,将永远不可救药。除非先天自学习功能缺失,脑残只是封闭环境的产物。 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脑残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脱离这个制造脑残的环境,自我修复功能会马上自动运行,开始杀毒、医治脑残,当然医治过程有点痛苦。 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的大脑一般要比一只计算器复杂,可以安装多种程序,更可以进行系统升级杀毒。在过往的封闭环境中成长,我们被屏蔽掉许多信息,同时,被输入了许多伪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们不是一台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主机,而只是一台显示器而已。 对信息的控制者,他们“为民做主”,和谐的CCTV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内参”属于“少儿不宜”,是给他们自己看的。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不乏长平、王小波等这些自我修复成功的非脑残,但脑残是我们的基本状态,如同精神疾病,每个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轻重不同罢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是极其成功的,它们达到了一个“万众一心”的目的,制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的“血肉长城”。 霍金歪着脑袋瘫坐在轮椅上,貌似脑残,实际他的大脑健康得是天才;中国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玩起阳谋阴谋来,貌似“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实际是脑残得出奇,除过制造出无数个“太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是健康的。 所谓身残志不残,智残身不残。脑残的弱智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在一定阶段尿炕,过了那个阶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国太监类似,脑残的思想从来无法来自自己的大脑,而必须来自权威或“集体”。皇帝不急太监急,权威的大脑就是他的主机,谁脑袋大就听谁的。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苍蝇趴在书上,假装自己识字。 深度脑残的基本症状是不需要思想,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如同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不认为思想和反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根据用进废退原理,大脑的长期废弃必然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脑残将积重难返。 如果大脑不重要,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脑不仅是“吃饭的家伙”,人也就这个“家伙”还算个家当,怎能不把它当回事呢?那么就应当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脑、充实自己的大脑、锻炼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说明大脑开始健康运行了。 以后也得小心点,洗脑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很热情,一不留神让人给“洗”成白痴、“忽悠”成脑残了,那就成“买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大家都脑残,要是出个非脑残,大家就非给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还洗不了他一个“汉奸”不行?大家都脑残,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显得脑残,当然开门遇见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我们终归还是脑残。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有3种形式:最低级的是暴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次是财富,“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级的权力是知识、智慧或者信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垄断暴力和财富之后,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现代许多国家主要工作,因为国家想垄断一切权力,只会劳动的脑残是每个国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所以在现代社会,真相和常识将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和民众在争夺对真相和常识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媒体控制将是枪杆子垄断和钞票垄断之后政府最热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人。 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级,痛苦指数越高。动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级动物要比低级动物痛感强烈,其中人的痛感最为强烈。相对而言,没心没肺的脑残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脑残麻木一些,从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乐,不思蜀”。非脑残的痛苦指数从来都是人类中最高的。吊诡的是,人类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这大概是人的大脑发达成熟得过度、智力过剩的结果。 (作者:杜立君,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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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祖陶: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汤用彤学记》

杨祖陶: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汤用彤学记》 标签: 汤用彤 ● 杨祖陶 ( 进入专栏 ) 一 汤用彤(1893—1964)先师谢世以来,学术界对他的学术贡献、学术风范、道德力量的推崇、景仰、研究与缅怀经久不衰。至今已出版三本纪念文集、两本研究专著和200多篇专文,相关研究文献则不计其数,足见先师无可比拟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在此基础上精选结集是顺应学术界和广大学子要求的、一项艰苦细致的学术举措。现在汤一介先生和他的弟子赵建永博士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选集结、有关“汤用彤生平与学术”的《汤用彤学记》,这是一件令学界庆贺的事。 当我得到一介兄赠书时,不禁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细读起来,爱不释手。拿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亮点闪闪的学术精品的汇集,是一部研究汤用彤先生学行的力作。由于用彤先生绝少留下关于自己学术与生平的心路历程的文字记录,也很少谈及他的过去,对其学术行迹有的已模糊不清。“学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这本集结不是一本专著,而是由精选的对先生学行有深切认识的回忆和研究的34篇文章构成,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显示出对先生为人为学的评价的客观性与亲切感。这34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用彤先生的师友、门生及再传弟子。 在这里首先特别提及一下“诸家杂忆”中的一组文字 。白璧德:我所遇最通达中国哲学的中国人;胡适:最具权威之作;容媛:研究中国思想史必读之书;贺麟: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新指针;何兆武:人生的意义;萧萐父:学以美身的人师。接着有钱穆、张岱年、季羡林、韩镜清、冯契、任继愈、汪子嵩、王元化、邓艾民等学界影响巨大、耳熟能详的大学者献文,其中多为我仰慕的师长、学兄,他们有的也已作古,他们的文字更觉珍贵。有意思的是,所选文章按原作者年龄顺序出现,在34篇文章中,我的一篇写于2001年的“西哲东渐的宗师”也忝列其中,排在第18位。紧接之后有张岂之、吴学昭、镰田茂雄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其中汤一介与乐黛云的各两篇文章让人倍感亲切;诸多弟子如石峻等和再传弟子的文章显示了学术界薪火相传的景象。 二 读先师学记,感触良多,情不自禁,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最初拜见先生和尔后侍立在先生左右亲聆教诲和接受栽培、扶持的遥远岁月。 1945年夏,我有幸考取了西南联大哲学系,成为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我一到校,可以说还来不及放下行装,就迫不及待、风尘仆仆、鼓足勇气去拜见我仰慕的联大名教授,汤用彤先生是我第一位觐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学术大师。我还清清楚的记得,先生身着长衫,满头银发,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先生不苟言笑,只是默默地听我的自我介绍和自我陈情,绝少插问或插话。先生丝毫没有我想象中的教授和大师的令人不敢仰视的架子和威严,以致我这个刚入学的新生小子就一五一十地向先生讲起了自己在石室高中时曾涉猎《坛经》、《肇论》、《五灯会元》等书,由于对进一步了解历代高僧言行感兴趣,竟敢斗胆向先生提出了借《高僧传》的要求。先生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微微点点头,随即起身取出一部线装本《高僧传》交到我手里,也未作任何叮嘱。先生对素不相识的学生的这种热心扶持和真诚信任,令我内心激动和感激不已。 现在,我从钱穆先生《忆锡予》(用彤先生字锡予)一文中始知用彤先生与《高僧传》间的不解之缘,从而也更加感悟到先生那时将珍藏的一部《高僧传》借给我这样一个初次见面的后生不是“慷慨”二字所能表达的。钱穆先生告诉我们,当年用彤先生十分钦羡他收藏《竹书纪年》古今异本殆尽,曾立下“愿藏《高僧传》遇异本必购取”的宏愿,并且“日常随身亦必携带一本《高僧传》,累年如是。”(《汤用彤学记》,以下简称《学记》,第15页。)基于各种异本搜罗殆尽,用彤先生才得以在1962年着手校注《高僧传》的宏大工程。工程分为两步:1962年作充分的准备,即对史料的校勘与注解;1963年开始全面整理。惜乎工程未竟先生于1964年五一劳动节就谢世了。直到20年后的1983年用彤先生次子汤一玄小弟才接着进行整理完成了未竟工程,并于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的” 《高僧传》。2002年又由一介兄增补了最初整理未收入的校注多条,恢复了用彤先生原订书名《校注高僧传》,作为《汤用彤全集》第五卷出版。至此,先生几十年来搜尽《高僧传》古今各种异本、对之进行全面考订和注释的宏愿圆满地完成了,对我国传统文化学术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仅此一例就可窥见先生为学之一丝不苟和刚毅坚卓的态度与精神了。 1945-1946学年末,由于送还所借《高僧传》我又去了用彤先生家一次,我向先生汇报了联大解散后我将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打算,先生依然是不动声色地听着,但我从先生的面部表情似乎觉得先生默默地首肯了我的选择。一介兄在《汤用彤学记》序中说:“我父亲汤用彤先生几乎一生都关注在他的教学和研究上,同时他也非常关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特别是对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北归‘复校’,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学记》序)读到这里,我对自己能在用彤先生担任复校后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实为校长)、文学院院长时期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倍感庆幸,对用彤先生呕心沥血开创的北大复校的教育事业深感崇敬。 两次到先生家都只见到先生,没有见到过师母和其他家人。此外,只有一次,我在联大南区远远地看见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的先生牵着幼子一玄在医务室外面好像是去注射预防针什么的。一介兄当时可能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吧,在联大校园里也许我们曾擦肩而过,但我不知是他! 三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度以里,我以极大的专注选修了用彤先生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关于先生讲课的风采,我曾在《西哲东渐的宗师》中作过这样的描述:“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样一直讲到响铃下课。”(《学记》,第79页)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既折服于先生讲授内容之博大精深和有根有据,又十分惊叹先生讲解之流畅和娴熟,私下以为这是由于先生对教学内容之了如指掌和多年反复讲授之积累,因而讲起来行云流水,举重若轻,是再也勿需讲前备课的了。实则大谬不然。一介兄(那时他和我们一起上这两门课)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中写道:“从二十年代起他教这两门课已经不知多少次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一讲授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 (《学记》第92页)用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随时都把学生听懂、掌握讲授内容和将学术应有的纯洁、尊严放在首位的大写的“人师”!试看今日高校有的名教授总是忙于他务,或已不复讲授,或即使上讲台也是从不备课、写讲授提纲,而是拿本书在堂上随便挑一两个名词术语,不着边际的东拉西扯一通,在他们的心目中那里还有一点学生和学术的位置啊! 在我日后多年教学实践中,总是不断加深对先生的教学理念与方法的认识,并认真追随。我认为先生讲授最主要的特点是,他从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即所谓“二手资料”)来讲,而是严格根据哲学家本人的原著,讲解中都要指出某书、某章、某节或某命题,讲授内容可视为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先生对原著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经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以明了其大体。他也从不对所讲的哲学学说作主观的判决或宣称它们有什么用,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理论分析对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一种客观的“质疑”,以启发和培养学生钻研问题的“理论兴趣。”通过对原著的客观分析来掌握一种哲学学说和以一种客观质疑的方法引导学生把西方哲学作为客观对象而对其作客观研究——先生的这种做法不仅有教学方面的意义,而且实际上也是研究西方哲学应有的、也许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我很庆幸自己是在这种做法的熏陶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使我在后来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受益无穷。 四 用彤先生上述认真严谨备课仅是他一生认真严谨为学的一种局部表现。钱穆先生曾这样生动地谈到他与用彤先生初次见面时对其为学精神的感受:“锡予告余,在北大任教主要为东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史’一课。此课在中大已任教有年,并撰有讲义,心感不满,需从头撰写。余心大感佩。余授讲有年,所撰讲义有不满,应可随不满处改定,何必尽弃旧稿,从头撰写。因知锡予为学,必重全体系、全组织,丝毫不苟,乃有此想。与余辈为学之仅如盲人摸象者不同。”(《学记》第14页)用彤先生所重视的“全体系”或“全组织”是得之不易、建立在客观证据之上的。胡适先生在读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称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而这种权威性则来之于可靠的证据。故胡适先生赞曰:“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据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学记》第4—5页)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盛赞用彤先生上述著作“材料的丰富,方法的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学记》第9页)”张岱年先生在细读用彤先生的上述著作后衷心敬佩地赞曰:“书中既有事实的考证,又有理论的剖析。汤先生的考证有一个特点,即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结论不可动摇。这是史学考证的最高水平,令人叹服。”(《学记》第19页)用彤先生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和精神不仅表现在专著的撰述上,即便是写文章亦复如是,任继愈先生作为用彤先生的亲炙弟子和多年助手记述道:“汤先生写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下笔万言,一挥而就,而是反复斟酌,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他治学谨严,对原始材料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也认真考虑,从不轻于放过。”(《学记》第55页) 一介兄更其生动、感人至深地记述了用彤先生艰苦严谨为学的事迹:“一九五四年因批胡适运动,我父亲患脑溢血,一直在病中,可是只要身体许可,他就看书作研究。我记得他为写《论中国佛教史‘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这两篇文章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但他几乎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大藏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总计进来大约上千卷了。用彤先生在论证他的观点时不仅利用对他有利的材料,而且能对对那些与他不相合的材料一一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写到这里,一介兄不禁针对学界时弊慨然叹曰:“相比较说,现在我们也有些“学者”写文章,常常只抓住一两条对他的观点有利的材料,大加发挥,而对与他的相左的大量材料视而不见,不是全面的掌握和分析材料,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进,而且大大地败坏了学风。”(《学记》第92—93页)这些话真是掷地有声、说得多么好啊! 五 1950年秋,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兼管系办公室事务,用彤先生曾派我到沙滩附近的隆福寺街上的线装书店采购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家的集子,那时我私下以为先生是打算研究一番中国近代思想史,但先生为何这时要来研究,对此则未加思索。 建国初期,北京高校的哲学工作者成立了一个“新哲学研究会”,由汤用彤先生和胡绳先生领导,每周座谈一次。据张岱年先生的记忆:在一次座谈会上“汤先生建议在北大、清华等校开设‘近代思想史’课程,内容不分中西,既讲中国的,又讲西方的。”(《学记》第18页)原来用彤先生当年派我到隆福寺街买那些书是为开设《近代思想史》课程作准备。但是,那时先生为何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呢?我从《汤用彤学记》中似乎找到了答案:这是先生根据其文化学术观和对当前文化学术发展之现实需要的考虑提出来的。现试将我的认识简陈如下。 用彤先生主张,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变迁悉由渐进。新文化学术都在过去文化学术中有所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客观的变迁之迹,这是研究者必须弄清楚的。但另一方面变迁也有其根据和理由,这就是时代思潮的影响和治学的新眼光和新方法。这两者中尤以后者最为重要,否则就只有支离破碎的言论,而不能有织组完备的新时代文化学术。而新眼光和新方法之获得则主要由于外来文化学术的影响。本土文化学术与外来文化学术相接触,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本土文化学术因接受外来因素而有所变化;另方面外来文化学术则必须适应本地文化学术而有所改变,否则不能为本地接受而得以生存下去。 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要懂得和找出近代中国文化学术中延续而被吸取的优秀部分的渐进轨迹,为正确地接受当前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哲学)的影响以发展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学术作准备。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思想史则是要懂得和找出西方近代文化学术思想史中延续而被接受的优秀部分的渐进轨迹以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为西方近代文化学术思想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化学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即中国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换言之,先生正是从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接触双方都必然变化——中国文化学术因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接触中国文化学术而中国化——这样一点出发提出上述那个建议的。我以为,只有这样来领会用彤先生当年派我去采购中国近代思想家著作的深层原因才恰当。但我的这种想法是否真正符合用彤先生当时的意旨呢?遗憾的是,先生已不能从九泉复起为学生解此惑了。 六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被借调到直属学校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务是讲本科生的“马列主义基础”(实为“联共(布)党史”)大课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由全国高校选派来的教师组成的研究生班。工作十分忙碌,以致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去看望用彤先生了,特别是1954先生患上了脑溢血,一直在病中。直到1954年底一个晚上,我才抽出时间,抱着深深的歉意和自责,向中风后卧床养息的先生问安。先生虽然重病在身,被迫卧床,但仍是那样平静豁达,和颜悦色,没有丝毫愁容不展、忧心忡忡的影子。先生和往常一样,静静地听我讲话,有时也插上一两句。先生处病不惊的平常心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那一天,我在先生家——燕南园58号邂逅了乐黛云的好友、北京医学院女大学生肖静宁。这样,我到先生家的次数就日渐增多。我几乎目睹了先生在师母的搀扶下下床站站,慢慢移动一两步,后来走到走廊、后凉台、直到走进客厅,在那儿坐一坐、听晚辈后生们谈话……这样康复起来的全过程。令我暗中惊异的是,先生罹病时毫无忧色,在逐渐康复中也未见喜色,总是那样从容、淡定,一如常态。当时我只是将此归结为哲人大师的涵养和风范而已矣。 现在,从《汤用彤学记》中我才进一步领悟到先生这种非同寻常的“常态”是来之于先生对人生意义的定位。何兆武先生忆及在联大求学期间曾请教先生人生的意义是否在于追求“光荣”的问题:“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学记》第11页)我体会,在这里“心安理得”既是人生追求的一种心灵境界,也是一种行为的准则或规范。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和做到“心安理得”呢?我以为,在用彤先生看来,作为一个“学者”,那就是要追求真理,因为正如先生所主张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邓艾民先生告诉我们:1945年在西南联大他们年级毕业时,汤先生“语重心长地一再勉励我们毕业以后,要坚持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不要追逐名利,‘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学记》第74页)显然,在用彤先生心目中,要追求真理,首先就是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其次就是要淡泊名利,自甘寂寞,安于默默无闻地做别人看不见、甚至看不起的所谓“第二等的工作” (《学记》第55页),实即探究真理的工作。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坚持为真理献身才能淡泊名利,反之淡泊名利才能坚持为真理献身。只有将这两方面高度统一起来永不停息地追求真理的人才能达到和做到用彤先生所说的“心安理得”。 关于这一点,不妨看一看乐黛云先生的一段感人的记述:“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学记》,第158页) 可见,贯穿先生一生的那种非凡的“常态”正是源自于这样的“心安理得”,或者(借用黑格尔的话语)说正是这样的“心安理得”的“外在化”或“形体化”。 1957年1月25日肖静宁从燕南园58号汤家出嫁给我,用彤先生和师母深情地为我俩祝福,汤一介乐黛云伉俪为我俩操办了盛大而简朴的茶话婚礼,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光。从那以后不久接踵而来的大鸣大放、反右斗争、下放劳动、要我去武汉大学应急讲我从来未讲过一堂的外国哲学史课程的调令……,我到燕南园58号去看用彤先生及其全家的机会也就变得很稀罕了。 1959年秋的一天,在我即将告别未名湖奔赴珞珈山的时候,我满怀深情专程去燕南园58号向用彤先生及其全家辞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这时主动地把他珍藏而我每次都“爱不释手”的Erich Adicks 校注本《康德 》(1891年 柏林 Mayer & Müller 出版社出版)夹上一张亲笔写的“此书借给杨祖陶”的纸条交到我手里。先生当时慈祥和蔼的面容和对后学寄予殷切希望和鼓励的眼神,至今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底。但是,令我万分悲痛的是,想不到与先生的辞别竟成了永诀。我以而立之年初到珞珈山经过艰苦奋斗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领域刚好站稳脚跟,还来不及向先生汇报,先生就于1964年五一劳动节与世长辞了,我心头的悲痛难以言表。 从1945年我一进联大第一次谒见用彤先生,先生应我之请借给我《高僧传》珍藏本,到1959年我离开北京大学时先生善解我意主动借给我德文版《康德 》珍藏本,透过这两件“小事”,回顾14年来先生的言传身教的历程,我深深地感受到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培育、扶持和期望。这是我一生最最有幸承受到的刻骨铭心、没齿不忘、重于泰山的师情和师恩! (2011-06-12)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38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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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埃及今天举行修宪公民投票

埃及今天举行修宪公民投票 一位反对宪法公投的埃及女性 2011年3月18日 路透社/Amr Abdallah Dalsh 作者 法广 以和平抗议方式结束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埃及今天举行修宪公民投票活动,为组织立法和总统选举、完成军事政权向民事政权过渡做准备。尽管一些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团体,以及一些政治党派都呼吁民众反对军政权的修宪方案,但从目前情况看,埃及民众参与投票十分踊跃。 周六上午,埃及各地许多投票站门前都排起了长龙。尼罗河三角洲某地区一个投票站负责人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高的民众参选率。 应该说,这是穆巴拉克下台后的首次投票活动,更是多少年来埃及人面对的首次自由的投票。一名投票站负责人向法新社表示,人们感觉这是一次干净的选举,他们当然会积极参加。的确,穆巴拉克时代虽然也组织选举,但舞弊司空见惯,使得投票活动已经失去民心选择的意义,而完全是支持政府的全民表决,因此选民参选率很低。 这次修宪法案由军队任命的法律委员会制定。主要涉及总统任期限制和候选人条件。目前,埃及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对连任没有限制。修宪方案将总统任期缩短为每任四年,并规定只可能连任两届。方案同时也将放松对候选人条件的限制。 不过,这次投票活动虽然象征着埃及民主过渡进程的开始,但是,提交民众表决的修宪方案遭到不少政治力量的反对。不久前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团体、数名准备参加总统竞选的准候选人,以及一些政治党派都认为修宪措施步伐太小,变化有限,并没有回应民众的期待。他们希望选民投票反对。但伊斯兰激进势力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则积极呼吁选民投票支持这项法案,以便国家能尽快恢复稳定。 投票活动应当于周六傍晚结束,相关结果预计周日即可揭晓。倘若法案获得通过,军队承诺尽快也就是在未来六个月内组织选举,还政于民。但倘若法案被否决,军方此前曾表示将发表一份有限宪法声明,以便组织权利过渡,但是军方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 关键词 埃及 国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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