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F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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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共高层发生变动

中共最具政治雄心的高官之一、此前角逐进入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已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这一事件是中国20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变局。 薄熙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也是一位手握重权的“太子党”(曾经的革命英雄的后代)。自上月初以来,他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起因是他一手提拔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投美国,并声称薄熙来试图杀害自己。 薄熙来遭免职一事在中国各地引发巨大反响,人们担心中国政坛派系分化日益严重,分歧加深,甚至会上升成一场波及更广的政治危机。 “薄熙来绝对是继1989年赵紫阳下台以来被罢黜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就影响而言,二者不相上下,”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 1989年时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因为拒绝宣布戒严令、拒绝派军队驱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以学生为首的庞大示威人群而遭免职。随后赵紫阳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薄熙来的个人魅力让他受到国外商界人士和外交官的喜爱。因其重视改善民生,薄熙来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 但是薄熙来遭到很多学者和党内高层官员,尤其是倡导实施政治改革的人士的攻击。他们称他为贪图权力、无情的“野心家”和“鼓惑者”。 中国中央政府宣布,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将取代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曾在朝鲜学习经济学。 据接近中国高层的人士透露,周三晚,一年一度为期10天的全国人大会议刚刚闭幕,中央就向党内高级官员宣布了免去薄熙来职务的决定。 除了免职,中国政府并未透露任何其他有关薄熙来命运的信息。不过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薄熙来几乎肯定处于某种软禁之中,以免他逃往国外。 目前还不知道薄熙来是否会失去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国权力仅次于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机构。 直到上个月,薄熙来还是今年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今年2月初,薄熙来属下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驻重庆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他在24个多小时以后离开美国领馆,随即被羁押起来接受调查。 薄熙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一位保守的铁腕人物。他的免职,被视为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更倡导自由的改革派取得的胜利。 薄熙来的批评者指责他在重庆推行的“文革式”政策——包括“唱红”以及对被指控为黑社会的商界人士的打击——是一种危险的倒退。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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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网 | 日本最高法院接到向中国法院递送起诉书委托

  【共同社3月16日电】日本那霸地方法院16日表示,关于在2010年日中撞船事件中因妨碍日方执行公务被强制起诉的中国船长詹其雄(42岁)的起诉书,已经办理了通过日本最高法院向中国法院进行递送的手续。   那霸地方法院当天将起诉书送往最高法院。由于詹其雄已获释回国,若起诉书未在两个月内即5月15日前送达,起诉即失效。   日中两国虽然签署了《日中刑事互助条约》,可不经由外交途经由司法机构交换证据及信息,但由于中方一贯主张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拥有主权,因此可能会依据条约中“在可能侵犯本国主权时可拒绝提供协助”的条款,拒绝接收起诉书。   起诉书中称,詹其雄2010年9月7日在尖阁诸岛久场岛附近日本领海内非法作业,驾船撞击石垣海上保安部巡逻船并致其受损,妨碍了海上保安官执行公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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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酒桌

世界上到底还有哪个地方会像中国这样。街边任何一家药房里都放了一排防止醉酒和事后解酒的药呢?我去的地方不多,不敢瞎对比,但我猜这大概不是一个普世皆同的现象。要吃防醉药,当然是怕喝酒喝到神智不清的地步。既然不想喝得那麽醉,为甚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少喝一点呢?要吃解酒药,自然是因为酒精过多头晕脑胀,肝肾俱伤。既然害怕自己的身体提前报废,怎就不能不喝? 如今的中国酒文明比诸从前还真是文明了不少,强搂着你逼你灌酒,不喝就要翻脸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了。像我这样每逢饮宴应酬一坐下来便说不的人,别人不会拿我怎麽样,(我猜)也不至于伤了谁的感情。有时候人家为表尊重,甚至还会自觉地集体少喝或者乾脆不喝。本来我是不该再有怨言的了,可是说真的,我仍然很厌倦那种菜上了不到五分钟就人人起座轮枱敬酒的风俗,他们是不会逼我喝酒,但我也得站起来以茶代酒呀。结果总是弄得我一边满嘴食物来不及吞,一边勉力地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多谢多谢,请!请!”,同时挂上荣幸之至的微笑。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一顿饭这麽吃下来,真是食而不知其味。 有一趟出差,我又遇到了这种场面,又要含着饭菜做那又站又坐的举杯运动,忙乱间发现我那一群娇滴滴的女同事竟然举起酒杯面不改容,不止迎战,而且主动进攻,频频向座上诸人敬酒,令我十分佩服。当地客户解释:“您这几位同事在我们这几个省已经喝出名堂来了,您不知道吗?”当天夜里,只剩下我们自己人吃饭,除了我就是这群女侠,大家推我点菜,我虽不饮,但为她们着想,恐怕还是得替她们叫酒的好。怎料她们立时劝止:“梁老师,其实我们不爱喝酒,今晚和你吃饭简直是松了一大口气。”搞了半天,原来她们也是为了业务需要才被迫成了酒桌女侠。那麽她们的酒量又是怎样来的呢?于是她们示范了一个隻合女性使用的诈术,那就是每饮一口,便拿起毛巾假装抹嘴,趁机把酒吐在毛巾上。这酒是中国白酒,毛巾是白色的湿毛巾,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人家只觉你是女子作态斯文。 然后她们还向我介绍了几种避免酒醉的法门。听着听着,我又想起那个老问题,为甚麽我们一定要这麽喝呢?明明男的女的都受不了,这是何苦? 这个千古谜团早有不少解答,我且贡献另一个心得,那就是醉酒能令人释放平常不敢释放的自大。不止一次,我看到一桌酒醉大汉高声谈笑,还要和我讨论严肃的思想问题,结果愈谈愈煳涂,你怎麽解释,他都听成相反的东西。当我放弃投降之后,他们自会顺着自己的路子说下去。说到最后,完全变成一群男人自吹自擂的游戏。某甲说:“你这算甚麽,我当年说要搞谁就搞谁,连 XXX都搞得定”。然后某乙桌子一拍:“你这就叫牛逼?算了吧,我如何如何……那才是真牛逼呢!”如此几个回合,到了最后,说不定有人就要发誓胡锦涛认过他做乾爹了。 这种事从来没有人当真,也不必当真,反正第二天没有人会记得前晚说了些甚麽,也不想记得。重点在于那一刻大家都爽了,都把自己捧到了平时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都说了想都不敢想的大话,都把自己心里最受压抑最想释放的自我放到了极大的程度。只不过,身为举座唯一一个不大喝酒的人,我为自己旁观者的身份感到特别尴尬,更为他们清醒之后意识到我没有共醉的难堪感到尴尬。世界如此荒唐,清醒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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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 中国多少军人死于抗日战争?

——纪念8·15《中国军队当年消灭了多少日军》之续文         战争是要死人的。这个常识不用争论吧?在当时的武器装备比较下,如果谁说我们消灭了多少多少敌人,而自己却没有什么伤亡,那他是孙悟空转世,跟咱没有共同语言。   1 ,国民政府军死亡 380 万人       8 年抗战,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 22 场大型会战、大型战斗 1117 次、小型战斗 38931 次。国民革命军陆军伤亡、失踪约 321 万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损失战机 2468 架,海军损失殆尽。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 国民革命军牺牲 380 万人 , 牺牲了包括张自忠在内的 11 名上将, 34 名中将, 50 名少将 。       现在的人们是很难想象,当时中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抗战的。普通国民革命军每个师装备: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 2 双,每师平均兵员 9600 人,步枪 2000 支,子弹每人 20 发,轻重机枪 60 挺,山炮 5 门,汽车 20 辆,坦克无,空中掩护无。士兵每日吃两顿,其中一顿稀饭……   2 ,共军死亡人数及总体人数变化       这个数字,居然连大陆的教科书都没有罗列,真是奇怪。那么重要的战争。       目前能找到的,是八路军后来的人数扩张。 国民革命军 500 万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日军消灭了所有的主力部队 ,而中共军队则能越打越多,这说明了我党高超的革命技巧。国民党方面水平太差。       八路军人数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       1937年改编为国军时:5.5万   1937年底:9.2万   1938年底:18.2万   1939年底:32万   1940年底:50万   1941年底:44万(减员)   1942年底:45.1万(增长缓慢)   1943年底:46.4万   1944年底:75.9万   1945年抗战胜利:127万       3 ,国军、共军的将军死亡情况       士兵的数字好伪造,将军的不好伪造,所以这个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在 8 年抗战中,国民革命军牺牲的师级以上将军,多达 70 人。     国军抗日战死将官名单(师级以上)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9军军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54师师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军少将(追授),空军驱逐机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国璋中将,172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1日 浙江湖州   吴国璋中将,75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追授),145师师长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广德(自杀)   肖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156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160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122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年4月22日 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173师副师长 1938年5月9日 山东蒙城   李必蕃中将,23师师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黄启东少将,23师参谋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114师师长 1938年6月 山东冯家场   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东   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阳   林英灿少将,152师副师长 1938年1月13日 广东清远   李巩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张谞行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王禹九少将,79军参谋处长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陈安保中将,29军军长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龙里   唐聚五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迁安   韩炳宸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东莱阳   马玉仁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197师师长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2军副军长 1940年2月3日 广西昆仑   钟毅中将,173师师长 1940年5月9日 湖北苍台(自杀)   张自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张敬少将,33集团军高参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新27师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梁希贤少将,新27师副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新27师参谋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将,3军军长 1941年5月12日 山西县山   寸性奇中将,12师师长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湾   金崇印少将,17军参谋长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将,70师师长 1941年9月6日 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190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实夫少将,新3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5日 甘肃   李翰卿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98军军长 1941年9月29日 山西东峪   朱士勤中将,暂30师师长 1942、5、4 山东潘庄   郭子斌少将,暂30师副师长 1942年5月4日 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200师师长 1942年5月26日 缅甸茅邦村   王凤山少将,暂45师师长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少将,96师副师长 1942年7月 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 1942年8月 山东唐王山   周复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张少舫少将,113师参谋长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1943年5月 山东    江春炎少将,114师参谋长 1943年7月4日 山东邹县   彭士量中将 (追授),暂5师师长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150师师长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预10师师长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卢广伟少将,骑8师副师长 1944年5月5日 安徽颖上   李家钰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陈绍堂少将,104师步兵指挥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8师副师长 1944年6月10日 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将,79军军长 1944年9月7日 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131师师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吕旃蒙少将(追授),31军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   齐学启中将,38师副师长 1945年5月13日 缅甸仰光   胡旭盱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丰   有历史学家认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新军第四军在整个抗战中,未有任何一团级以上军官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中共方面的历史学家,则坚称左权、彭雪枫死于战场。   4 ,关于不许抗日的谣言       以下资料来自西方反动派及其代言人,以及王明等人,我们要深入批判这些反动学说:       洛川会议,毛泽东赞成张闻天“学习列宁在一战时采取的战略”(期待着鹤蚌相争),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周恩来、林彪对此很不以为然,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跑去了山西,组织了个平型关大捷,损失了 1000 余人,毛泽东很生气,“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弄得后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为他写上这样一笔: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周恩来“一度有过不正确的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批评;对保卫武汉和发展华中游击队问题,与王明看法接近……”。       这些资料完全是造谣污蔑,我们一定要认清事实。         长眠于地下的抗日英列永垂不朽。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歪曲历史,就是强奸;贪天之功,要遭雷霹 。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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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 兩場革命(四)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俄國 , 思想 , 革命 , 四、新變體 但是「來臨」是一個恰當的用詞嗎?難道「回歸」不是更加確切嗎?畢竟,在多少個世紀裡,中國曾是地球上最富裕也是最先進的文明體:在過去的力量和如今的驚人成就之間,不是肯定會有某種關聯嗎?比起比較兩場現代革命這樣邊界相對清晰的領域,此類問題將我們帶向更為宏大但同時也更為昏暗的地帶。在這裡可以歸納出三個互相競逐的思想學派,三者之間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生過任何系統性的對撞。第一個學派,也是當下在歷史學家中最流行的,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速發展從根本上歸因於中華帝國的悠久遺產──基於密集型農業的商業活力;日益深化的勞動分工;日益繁榮的城市網絡和國內商貿的擴張;創紀錄的人口增長;一場「勤工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根據這種看法,中國經濟長久以來就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精細的,呈現了一個經典的亞當斯密型的發展路徑,本來就和西歐經濟一樣充分發達──如果不是比後者更發達的話──直到鴉片戰爭發生。在遭受外國侵略和內部混亂的打擊而偏離軌道長達一個多世紀之後,它現在正回歸到自己在世界上本來應有的位置。 對於第二種在經濟學家中更為盛行的學派而言,中華帝國的過去對理解其現代的當下幾乎提供不了什麼線索,因為──只要我們相信亞當‧斯密強調過的那些條件──缺乏對外貿易使得傳統經濟無力刺激競爭,不充分的財產權保護阻礙了企業家精神,將中國的發展局限在一個更接近於馬爾薩斯模式的範圍之內。根據這種解讀,當代的高速發展正是中國姍姍來遲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果,而歷史上這個經濟形成時,中國本來一直缺席。隨著中國向外資開放投資市場,並逐步加強保護財產權,生產要素最終被解放出來,形成了一種新的活力。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供給與充足的海外資本和技術相結合,建造出了在中國史無前例的出口機器。 第三個學派主要分布在(但不局限於)社會學界。對他們來說,與此相反,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是在中國革命。根據這一看法,正是毛澤東時代的成就為改革時代的繁榮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這筆遺產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次創造出了一個強大的主權國家,結束了半殖民統治的束縛;形成了一支有教育、有紀律的勞動力大軍,其識字率和平均壽命水平對於一個仍然落後的社會來說都相當高;同時,在一個容忍省級自主性、相對來說權力下放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了強有力的經濟控制機制──計劃體制、公有經濟、國外帳戶。只有在這些轉化的條件下,開放時代的成就也才成為可能 。 很明顯,這些解釋都不是絕對的。混合的例子像純粹的例子一樣多見。然而,一般來說共同缺少的,是評價不同解釋裡替代性變量的相對份量這樣一種努力。從分析上來說,必要的因果重要性排序並不會在一夜之間明澈成型。這裡僅需要指出檢驗不同假說的一個相關控制變量就已經足夠。這個控制變量可以表述如下:中國的高速發展是如何區別於,亦或相似於日本、韓國或者台灣的高速發展?這些區別或相似之處是以什麼方式,或者在什麼意義上表現出來的?如果中國經驗與這幾個案例高度近似,那麼,前近代或者晚期資本主義的解釋就會勝出;如果是與其他案例大相徑庭,那麼根據初步印象,有關革命的解釋就會顯得更加可信。而證據表明了什麼呢? 對數據的考察產生了一個悖論。雖然中國的發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並沒有比其東亞鄰國在其各自相應階段的發展速度快多少,雖然多持續了10年。中國經濟的基礎也沒有明顯與其不同:在所有這些案例裡,發展模式都是壓倒性的出口導向。在這兩個方面,同一家族的類似性非常強。然而在另外五個方面,差異卻是明顯的。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對出口的依賴遠超過日本、韓國或者台灣;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更低;對外資的依賴性大大高於別國;城鄉之間的收入以及投資差距都要大得多 。最後,同樣具有基本意義的是,從結構上說,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和角色一直、而且至今仍大得多。中國發展中的這些特徵使之與東亞鄰國相區別;這些特徵互相關聯,而且有一個共同的解釋。在日本、韓國和台灣,戰後出現的政權處於冷戰的前線,是美國占領或者保護下的產物。從戰略上來說,他們至今仍受到華盛頓的監護──或者有美軍基地駐紮,或者有美國軍艦環繞──並因而缺乏真正的外交或軍事自主性。一方面缺乏政治主權,另一方面需要國內正當性,他們的統治者──自民黨、朴正熙、國民黨──用經濟上自我發展的政策來補償,在拒絕並防止外國資本湧入的同時,扶植保護國內的大公司。同樣,有著中國革命的幽靈在眼前遊蕩,他們都恐懼農民的激進化,並推行了土地改革──這得到了美國的支持──而且在發展加速時,一直非常小心,不讓鄉村落後於城市太遠。 在中國出現的形態恰好相反。在那裡,後革命國家從一開始就在外部關係上具有完全主權──甚至有能力在朝鮮逼平美國──而且在國內也非常強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可以承受外國資金的大舉流入,而不用害怕會因此而聲名狼籍或被外資顛覆。作為一個完全獨立、緊緊控制著其領土的國家,它可以自信有能力用政治手段來控制外來資本的流動,就像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希望做的那樣;同時,繼續嚴守中國經濟中的──金融業與工業的──戰略高地,也自信有能力主導或操縱國內資本。依據同樣的邏輯,它也能夠壓制農村消費,迫使貧困的農民到城市裡去,成為農民工,而這對於東京、首爾、台北的政府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那裡的政權如果想要存活下來,農民就必須得到照顧。如果說中共做到了這一點而並沒有喪失對城市化的控制──像南亞或東南亞那樣,巨大規模的貧民窟四處蔓延──的話,那正是大躍進時期建立的、隔離城鄉的戶口制度使之成為可能。同樣的,在毛澤東治下,農民曾經是原始積累的犧牲品,而使城市受益。但是一旦鄉村中的公共衛生和教育在毛時代之後被摧毀,而且在江澤民時期投資從農村撤離,城鄉收入差距就急遽拉大。中國的高水平外來投資和低水平農村生活,二者有著共同的歷史前提──一個從革命中誕生的政權,處於一個總人口比日本、韓國、台灣三地人口總和的七倍還要多的國家,有能力在對付農民和外國人時,同樣粗暴嚴厲。對二者而言,欠帳到現在尚未付還。但其各自直接間接的帳單卻在明顯增長──那些尚未相互連接,但正在蔓延的鄉村騷亂;以及目前尚屬可控,但正日益陷溺於其中的美國國債。 1 領導中國這場轉變的政黨自身也因而發生轉變。元老們都已故去。但是作為第二推動者而非第一推動者的好處仍然沒有消失。鑑於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教訓,中共將領導層的更新制度化,引進任期限制,以及有規律的代際交替。現在掌權的和正待接班的領導人都沒有任何革命經歷的背景,他們受過更多的正式教育,而且──正如帝國時期統治者曾經使用士大夫那樣──通過許多智庫以及非正式的對專家或利益相關輿論的諮詢,得以吸收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廣泛的技術與知識資源。經濟發展和外交成功帶來了政治聲譽的恢復:今天,黨在大眾中享有的正當性比195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期都要高。黨所獲得的授權既強大又脆弱。強大是因為:國內繁榮和國際尊嚴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訴求。脆弱是因為:無視社會正義的經濟發展,國家的強硬和國際上的糾纏,這些都很難切合於黨所包攬的革命及其理想。消費者愛國主義是一種淺薄的意識型態建構,黨不可能完全依賴。不管中共的主要話語已經變得多麼去政治化,要從中完全剪除社會主義只會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這個繼承而來的另一種正當性主張,仍然銘刻在其名稱上,始終是一種必要的儲備。因為針對不公正的革命情緒,以及對平等的要求,仍未從公民們的心中消失。仍未消失的,還有忽略這些所帶來的風險。 解釋、歸類和評價是三件很不同的事情。從分類學上說,21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世界-歷史意義上的新變體:它結合了兩樣東西:經濟上,根據任何常見標準都應被認為是壓倒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上,根據任何常見標準都毫無疑問是共產黨國家——而在各自的類型中,都分別是迄今為止最具活力的 。從政治上說,二者之間矛盾所造成的效果,在它們相互融合與纏繞的社會裡到處都打上了烙印。從來沒有過這麼多人這麼迅速地脫離絕對貧困。從來沒有現代工業和超現代的基礎設施曾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而且在如此巨大的規模上創造出來;也沒有過一個欣欣向榮的中產階級與此相伴隨,以這麼快的速度興起。從來沒有大國等級秩序經歷過如此戲劇性的變動,並贏得這樣的非強迫的大眾自豪。也沒有過,在同樣的時間裡,不平等竟然會從那麼低的一個起點,飆昇到如此令人目眩的高度。沒有過這麼廣泛擴散的腐敗,出現在一個清廉曾經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國家。也沒有過直到昨天還是理論上的國家主人的工人,現在卻受到如此無情的隨意處置──他們的工作被摧毀、工資被拖欠、工傷被嘲笑、抗議被鎮壓 。革命的脊梁骨──農民,也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土地和生計遭到開發商和官員的掠奪,就像19世紀的蘇格蘭高地人那樣被趕出家園。中國網民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多;沒有恐怖統治;私人生活有相當多的自由;也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協調更有效的監控機器。對少數民族,優惠措施和文化政治壓迫相隨而行;富人能夠買到任何奢侈品和特權;而弱者和被剝奪者則只有麵包屑,甚至更少;對政治異議者,是塞口布或者監牢。處在形式上──甚至未必完全都是不真實的──與意識型態保持一致之中的,是巨大的社會能量和人的生命力。在過去,解放和壓制經常如影隨形;但卻從來沒有像在這個毛澤東曾參與締造又曾竭力防止出現的中國那樣,如此令人暈眩。 判斷這樣一個如此令人敬畏但又仍處於其早期階段的歷史進程,必然容易出錯。對那些親身經歷這個過程的人來說,已經足夠困難;要維持這全部經驗的穩定呈現並從中得出某種辯證得失的綜合,對於局外人來說,更是幾乎不可能。在西方,自從啓蒙運動以來,中國熱和恐華症週期性地交替出現,而在新一輪大眾與知識界的中國風之中,鐘擺如今又從後者擺向了前者,而且這次未必就比起初那次更加啓人蒙昧。在中國,與之相對應的是週期性出現的西化主義和大漢沙文主義。抵抗這些誘惑的唯一屏障,是一種在比較中不為所動的精神──雖然這很難達成。這對於未來也同樣適用。在中國公民那裡往往聽到一些以台灣和新加坡為鏡鑑的,或悲觀或樂觀的展望:或者是隨著生活水準和政治期望的提高,中國最終將會民主化,或者威權主義家長制在選舉的包裝下永久持續。這兩者都不是特別有說服力。台灣民主與其說是國民黨逐漸改變心意的產物,毋寧說是國民黨在美國取消對這個島嶼的正式承認之後,必須尋求新的國際正當性的結果。而新加坡的一黨政權則是建立在一個深謀遠慮的福利制度之上,這個福利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它是為了一個城市國家,而不是為了一個帝國規模的國家而建。北京並不需要第一個模式,也未必會去複製第二個。中國這艘大船將要駛往哪個方向,仍然難以估量,至少任何現有的星盤都無法解答。 譯者注 1. 在這裡,而且在這篇文章的全部英文原文中,作者都是在當代英文一般閱讀習慣的意義上使用“Communism”或“communism”,即,有確切組織的共產黨,或一個由共產黨所控制領導的政權。本文所使用的這個詞語,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一個未來可能實現的沒有階級、沒有國家、也沒有貨幣的理想社會。為避免歧義,中文譯文使用「共產黨」或「共產主義實踐」代替直譯的「共產主義」。 2. 即「豫湘桂會戰」,實際應為「豫湘黔桂會戰」,因為貴州也是日軍當時重要目標。 3. 米爾,沙俄時代的集體農莊。 4. 這應該是作者的誤解。因為人民公社的土地原則上是集體所有,所以,1980年代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農民獲得30年承包權的那些土地,屬於集體所有,不是國家所有。 佩里‧安德森,前《新左翼評論》主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著有《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性的起源》等著作,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和社會學系。 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北京大學西方古典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博士。 葉蕤,北京大學法學院2008級本科生,曾在《讀書》等雜誌上發表多篇論文。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2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中) / 2011-07-28 10:06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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