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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给“猪蹄厅长”一些掌声

不妨给“猪蹄厅长”一些掌声 作者:兮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 13:02:04 阅读量:1次   近日,甘肃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因为通过卫生厅官网推广“猪蹄食疗”可治尘肺病而引发争议。专家称此举可能误导公众,以为甘肃省卫生厅倡导这些药方。刘维忠则称这些方法确有疗效,在医疗卫生资源不丰富的甘肃省,应大力推广这类良方,以此扩大基础医疗覆盖面。许多网友称之为“猪蹄厅长”。(《中国青年报》10月28日)   厅长和猪蹄,二者本无关联,如今却成新闻。那么,卫生厅厅长在官网和微博上极力推广食疗药方,到底有没有错?如果有,错又在哪?我们不妨先来追根溯源,看看堂堂一厅长大人为何偏偏要打猪蹄的主意,到底是出于个人网络炒作,或者做政绩工程,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使?   先说个人炒作或政绩工程。厅长在微博上和官网上多次推崇猪蹄食疗法,但从内容上看也不止于此,还发表了一些结合甘肃工作情况的调研文章和医学方面的论文。一卫生厅长以猪蹄来炒作或做政绩工程的力度和效果实在有限,他大可以邀请大人物去检查工作,可以办健康知识讲座,或者万人健康操练之类的大动作,都比发几条微博有轰动效果。   那难道是为了经济利益?据报道,刘8月16日在微博上公开甘肃省中医刘宝录的手机号,并说“用中医治疗艾滋病效果很好,希望艾滋病患者找他治疗,免费”,如果是追逐经济利益的话,就不应该增加“免费”二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助推猪蹄提价,可能他家有亲戚是屠夫,或者在经营猪蹄连锁店之类。但要如此大费周折才能推动他亲戚猪蹄涨价或脱销,还不如直接动用他手中的权力资源搞定点采购之类,低调行事,还不用在网络上引人关注。   由此看来,一堂堂厅长要出名,要牟利,在一只猪蹄上大动歪脑筋的可能性比较小。先不说他的医学专业背景之类,但他的出发点很有可能是善意的,即使不是善意的,也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因为就算按照他说的猪蹄疗法食用了无数只猪蹄,也不至于产生大的危害。   对此,专家称“这是典型的公权力越权”,原因很简单,因为“电子政务平台不能成为‘一把手’发表文章的地方”,电子政务平台是向群众公开政府工作的地方,不是“一把手”的博客。   专家的高度就是不一样,直接上升到公权力的高度。尽管我国电子政务平台推行多年,许多重要的政务信息仍以纸质件出现,各类电子政务的规定也没有健全,如同微博一样。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条领导干部的规章制度写明领导干部不能这么做。在这种缺乏健全制度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出于善意的目的错用了这个平台,并且没有造成大的过错时,我想除了一味的批判和嘲笑,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毕竟,相比某些领导开口闭口就是“坚定地高举某某旗帜”、“加强某某建设”、实现多少GDP等苍白的数据和一成不变的“成绩”,这种介绍医学常识的微博更贴近百姓生活;相比那些滥用权力大搞贪污腐败的领导,他不过是错用了政府的电子政务平台。笔者觉得,不妨给“猪蹄厅长”多一点掌声,因为如果公众只有习惯性质疑,没有宽容失败或错误的氛围,就无所谓创新和改变,永远只有循规蹈矩或束手束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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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Worldcrunch:恐惧与机遇――站在俄中边境看中国

核心提示: 中俄边境沿线的敌意随处可见,   但是边境地区中俄居民的生活却又紧密相关。在俄罗斯城市赤塔,大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德语或者法语,但是他们更多的选择了汉语。 原文: FEAR AND OPPORTUNITY: A VIEW FROM CHITA, ON THE RUSSIAN-CHINESE BORDER 作者: Etienne Dubuis 发表: 2011 年 8 月 24 日 本文由 " 译者 " 志愿者 MZ 老道 翻译     双熊会:摄于俄罗斯边境上的中国城市 —— 满洲里。   (摄影: dobbs383 )   赤塔 —— 这 就是那些中国人,自从我们离开莫斯科,一路上我们谈论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他们。严重的人口 “ 失衡 ”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俄罗斯东部边境的安全。 我们 等 到了乌兰乌德( Ulan-Ude )市的汽车站才看到他们——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度的不知名的八名 “ 大使 ” 和我们一起上了汽车。他们的目的地是 700 英里外的家乡满洲里,我们的目的地则是俄罗斯边境城市赤塔。我们都上了同一辆小巴士,也许是因为对俄罗斯来说我们都是 “ 外国人 ” 吧。 旅途变得有趣起来。年轻的俄罗斯司机在他坐到驾驶座以后就冲着那些中国人大吼了几句以表示他的 “ 问候 ” 。第一个和我们说话的中国人告诉我们说乌兰乌德,也就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城市, “ 实在不咋地 ” 。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穿过了一片美丽的大草原。突然我们乘坐的汽车因为爆了一个轮胎而在路边抛锚了。驾驶员在那里快速更换轮胎,我们也(无聊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刚重新上路不久我们就又停了下来,这次是停在一个加油站。很快我们就有了第三次停驶,这次是为了在一家路边的餐厅吃上一顿热乎饭。在停车场,一个中国乘客爆发了: “ 怎么动不动就停啊! ” 他说得对。这个俄罗斯司机确实是开得太快了,休息的次数又太多了。清晨 5 点,他又一次在没有提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一个人跑出去找吃的了。一个中国小伙子拿出他的随身听和一对便携音箱放起了他们国家的歌曲。柔美的女声和车上播放的俄罗斯打击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等司机回来后,他没等启动发动机就把收音机的音量调高了,以盖过中国歌曲。 在晨雾中我们到达了赤塔。刚到站,司机就爬上了车顶把旅客的行李往下扔。这些中国人对此倒也没有大惊小怪,他们很快就组织起一条人龙接下行李并交给各自的主人。   语言:时代的印记 Lina Razumova 是赤塔大学外语学院的法语老师,她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带领我们四处转了转。因为暑假的原因,教学楼里黑乎乎的。(经她介绍我们才知道),英语、法语和德语教室都在一楼,二楼全部都是汉语教室。   “ 你们看, ”Lina 说, “ 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照片。 ” 她说她第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感到有些吃惊,但是现在她已经对此熟视无睹了。 “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这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未来在中国, ”Lina 说, “ 他们凭啥会花大价钱去学法语呢?那都是过去式了。 ” Lina 对中国了解很深,尤其是边境城市满洲里,她都已经去了好几次了。 “1990 年的时候,俄罗斯人在满洲里卖(给中国人)家用电器的同时(从中国人那里)买一些衣物。今天呢,他们没有东西可卖,却又什么都要从那里买,即便是电脑和电视也是如此。 ” 我们和 Lina 的一个同事 Oleg Terechin 聊的时候他也承认说他很害怕中国的扩张政策。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经过重新划定的边界现在已经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中国古称北海 —— 译注)包括了进去。有些地图甚至还显示出中国边境已扩到乌拉尔山脉。 “ 他们会不经宣战就直接来到我们的国土定居下来, ”Oleg 说, “ 他们会慢慢渗透进来的。他们可是有 10 多亿人呢,而且他们又那么聪明。 ” Lina 说她同事想的太多了,毕竟俄罗斯现在还很强大,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但是 Oleg 听不进去这些。临走时,他透露说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曾做过边防警察为国服役。那时候俄罗斯和中国因为黑龙江而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 那时候天天担心中国军队突然就出现在面前,就在这种担惊受怕中我度过了两年, ” 他回忆道, “ 所幸什么都没发生。 ”   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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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今天让我们想起朱镕基

按:转旧文一篇。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政治上又开始争论毫无意义的“左”和“右”,经济上“平衡理论”占了上风,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东欧巨变的阴霾还没从中国退去。人们惊惶地找出最后一个硬币,买米,买油、买盐,买任何一种可以过日子的日用品。物价指数高达 24% 。企业人心涣散,银行成了国企的提款机。行政机构不务正业经商,炒汇。贪污腐败成风。 西方政客喝着香槟,中国变成下一个波兰、俄罗斯似乎指日可待。忍无可忍的邓小平 1992 年初抱老弱之躯南巡,终于解决了长期困扰决策层的政治路线问题。政治路线可以短时期解决,但从计划经济时期累积的经济沉疴必须交给一个内行专家处理,邓小平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镕基。 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掀起了再一波的狂热,各地大上快上项目,银行随意贷款,海南、北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正当市场一路凯歌,地方诸侯头脑发热之时,朱镕基清醒敏锐的觉察到了危机,他不能容忍自己主管经济期间发生“一放就乱”的状况,他从银行信贷入手,严厉要求各商业银行行长限期收回违规贷款,使中国经济顺利实现 1980 年代难以想象的“软着陆”,这个事件让国人深刻领会朱镕基的济世之才和严厉作风。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事件,当一个经济体超出其供给能力时,必然发生过热,价格迅速上涨。如果对过热处理过迟或处理方式有差,必然对经济造成伤害。朱镕基不仅处理了过热,还稳定了物价,也使得 1980 年代的物价飞涨不再重现。价格是经济体最核心的变量,保持稳定的物价是一切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在朱镕基主管经济期间,物价一直稳定, 2000 年左右曾经有过轻微的通缩,但已彰显朱镕基卓越的经济才能。张五常曾高度赞扬朱镕基稳定价格的能力:“即使我在他的位置,也没有他做得好”。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央行行长不听话,不要当了,一边站着。 7 月 , 朱镕基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自凤阳小岗村点燃农村包产到户的星火之后,在国有企业也推行了承包制,承包制让企业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但是仍然难扭转更大面积的亏损。当企业向财政要不到钱之后,地方官员强令银行向银行贷款,维持企业艰难的生计,这种贷款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常青藤贷款”,就是说企业名义上借用银行资金,实际上是霸占银行资金,本来属于企业负债的银行贷款长期沉淀于企业账内。所以本质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不是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而是负担了改革的成本。朱镕基掌权后立即收缩银根,停建一切楼堂馆所。声明银行不是政府和官商的提款机。 接着 , 朱镕基通过电话把下属各银行负责人都召到北京 , 经过一番党纪国法的严训后 , 命令 40 天内收回计划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 , 就要公布姓名 , 仍然收不回来 , 就要严惩不贷。”并从 7 月 7 日开始 , 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他所说的“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是给腐败分子的,一口是留给自己的”,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铁腕之下 , 货币龙头迅速关闭。到 7 月底 , 拆借的资金收回来 332 亿元 , 还增加了 405 亿元的储蓄。随着资金之手缩回 , 重复建设的项目戛然而止。身处热核的海南、广西北海 , 在大海般泡沫退后 , 留下一片片烂尾楼 , 直到今天仍痕迹斑斑 , 成为供凭吊的“过热症博物馆”、失去资金和项目的支撑 , 晕了头的中国股市也从高处的 1558.95 点猛跌到 325.89 点。被兜头浇了水的股民们怨声四起 : “现在不是牛市 , 也不是熊市 , 而是朱市。” 金融稳定之后,朱镕基又开始了他的又一板斧,那就是强行汇改。国家标价汇率为人民币对美元 5:1 ;而国际市场的汇率则为 8.3:1 ,自由市场上更是高达 10:1 ;汇率漏洞成了有办法的人们的生财之道。汇率并轨使大量利益集团断了财路。是朱镕基顶住巨大压力,要知道这些有办法的是都是些什么人啊。但外贸却由此慢慢走出了困境。当时美元对人民币官方汇率为 1 : 5.7 ,调剂市场价格高达 1 : 10 。 1994 年朱镕基毅然把两个汇率并轨调整为 1 : 8.7 ,不仅疏导了对外价格,还使得中国当年的外贸获得了顺差。调整汇率只是表象,深刻的原因是朱镕基重要的经济思想——外贸富国。中国的财富积累光是依靠内部的生产是不够的,必须装上一个新的引擎即对外贸易,通过中国廉价的人力资源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和机电加工业,获得大量的外汇收入之后,再把外汇收入投资于重化工业,最终实现工业强国的战略目标。朱镕基在其短暂的五年总理任内,顶住各方压力,力排众议,让中国加入 WTO ,一方面是其贸易富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考虑用世界经济的压力来倒逼国内的改革。 1997 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再次用强硬的手段向世界证明他的经济才能。当时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几近崩溃,朱镕基向世人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个承诺是有底气的,一是中国当时资本帐户不流动;二是中国有可观的外汇储备。危机时期竞争性的贬值是各个国家的惯用伎俩,而朱镕基没有采用人民币贬值,而是用人民币来稳定亚洲的经济秩序。在危机时期,朱镕基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界说他是“凯恩斯主义者”,他发国债来搞基建,国外说他是“赤字总理”,他回答说“我不是赤字总理,我为子孙留下了优良资产”。到今天,中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为内贸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交通基础,这也是令印度总理辛格最羡慕的地方。 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但有惊无险。朱镕基的货币政策让中国独善其身。并全力支持香港击退了大鳄索罗斯的进攻。想起来后怕,要是没有朱镕基的汇改,经济实现软着陆,提前补了中国经济的漏洞,那共和国的经济大厦在九七年轰然倒下也是极有可能的。是上苍让朱镕基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人民。西方的经济侵略军没有达到目的,恨恨地咒骂朱镕基为“经济沙皇”。中国人认为“甚好,甚好”。中国之幸,民族之幸。 可以说朱镕基一系列举措改变了中国人的懒惰性。没有朱镕基破釜沉舟的国企改革,就没有现在国企、民企效益第一,竞争第一的意识。让城里人放下面子,放下架子自力更生。中国人现在到西伯利亚种菜,那非洲打工,到全世界去劳动挣钱。 朱镕基的国企改革是争议最大的,因为之前的信贷改革和汇率改革触犯的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国企改革触犯的是普通工人的利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争论这个改革的对和错。朱镕基决心改革国企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即使宏观经济管理得再好,没有健康的微观企业主体,经济最终是没有前途的。第二,当时的国企已经耗用了财政和银行太多的资金,如果继续耗散下去,国家经济前景不堪设想。朱镕基采取的办法是对企业进行现代股份改造,让企业冗员失业。这场改革让朱镕基千夫所指,当他还没有看到企业改革的成果,他就因为年龄原因告别了中国经济决策者的岗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朱镕基即将告别政坛之时,他进行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行的坏账,这个改革当时屡受争议,现在看来就是因为布了这步棋,才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稳定的金融体系。 还记得朱镕基告别政坛时,当有记者问及朱镕基四年施政还有什么遗憾时,他感慨最大的遗憾是我们的农民还没有脱困。九八洪灾,朱镕基对某些长江干堤怒斥为豆腐渣工程。当香港报纸报道朱镕基常常拍桌子,瞪眼睛时。朱镕基毫不讳言:“桌子拍过,眼睛瞪过,但是对贪官污吏,我从不对老百姓拍桌子,瞪眼睛”。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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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璇>直到摆脱包办婚姻时,我才开始怀念原配的韵味

以前跟一个朋友谈起当年找工作时遭遇专业不对口的尴尬与艰辛,她很认真地问到:“你后悔当初进入历史系吗?”我很严肃地回答:“历史学本来就不是我的自愿选择,因此谈不上后悔与否……不过,倘若再有一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选择金融、管理学这种‘有用的’专业,而是选择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这些‘无用’的学科!   直到摆脱包办婚姻时,我才开始怀念原配的韵味   ——谨以此篇献给所有对历史学有偏见的人, 献给所有刚进入或即将进入历史系的弟弟妹妹   文/ 苏清涛(复旦大学)   从离开学校到现在,几乎每个刚认识我并了解我的教育背景的人都会以无比诧异的口气问道:“我想不通你当初怎么会报考历史系?!”也不知他的所谓“想不通”只是无话找话呢还是真的想不通?但有一点很明显,这些“想不通”的、没文化的外行们几乎总是对我这样一个不幸读了历史学的“倒霉蛋”充满了同情,他们嘴里的“想不通”三个字总是那么的居高临下。   尽管他们很“想不通”我为什么会“选择”历史系,但我却很理解他们为什么“想不通”了-无外乎是学历史工作难找,没钱途呗,倘若我选择了个能赚钱的专业譬如说金融学,那没有人会想不通的。     你想不想得通,那只是你智力水平的问题,而并非我选择的道路有了问题。我选择走什么路,没有必要事先考虑你能否想得通-譬如说我爱上了一个“平胸”的才女,你却要来说三道四认为我不该喜欢她,那我必然要对你灵魂的浅薄表示同情和蔑视了。   无论如何,是历史系的教育塑造了我这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我能具备“败絮其外,金玉其中”这种气质,真得感谢历史系的栽培。   不过,事实上,我当年根本就没有选择过历史系,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是金融学-不过我考分太低,与金融系门不当户不对,便被“发配到”冷门的历史系了。历史系的大部分同学都不是自己选择进来的,而是和我一样的“贼配军”。大一时,我是极端的没文化,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历史学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的第一志愿就是历史学,我常常偷偷地骂他们“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大一时,我和好多同学都认为进入历史系是一种耻辱,面对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那些“高分院系”的同学我总有一种自卑感,惟有面对哲学系这样比我们更加冷门的专业的同学,我才能稍微感觉到一丝丝的尊严。在校外,几乎每个人在得知我是复旦的“高材生”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但接着一问,“历史系的”,人家马上就摇头。   大一时,我班大部分同学的主要奋斗目标就是转专业,甚至有一位原本以第一志愿进入历史系的同学也转走了,理由竟是“为了避免被鄙视”!我们与历史系的关系就好比包办婚姻,转系的目标就好比离婚的愿望。但是,最终成功实现与历史系“离婚”目标的人毕竟是少数,像我这样没离掉的人呢,唯有去羡慕忌妒与祝福人家了。   与历史系“离婚”不成功的同学,又打起了另一主意-“外遇”,即兼修第二学位、第二专业……我连个外遇也没有搞到,但还是不死心,后来便跨专业考研。   大四上学期,也就是在复习备考法律硕士的那段时间里,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了历史学。“包办婚姻”曾经给我带来很多痛苦,终于快要摆脱它了,我却突然间意识到原来原配竟是那么有韵味。     以前跟一个朋友谈起当年找工作时遭遇专业不对口的尴尬与艰辛,她很认真地问到:“你后悔当初进入历史系吗?”我很严肃地回答:“历史学本来就不是我的自愿选择,因此谈不上后悔与否……不过,倘若再有一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选择金融、管理学这种‘有用的’专业,而是选择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这些‘无用’的学科!”她很是纳闷“这又是为什么?”我说:“有用的书-即帮助赚钱谋权的工具类书读起来总是枯燥无味,而‘无用的书’常常充满趣味。我喜欢读经济学,但并不是当做赚钱的工具来读,而是当作人文类书读。”   哲学、历史学这些专业当然无用,但是,这无用中有大用-历史学、哲学素养如何,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和灵魂的深浅。历史学的素养不能保证你过上富贵的生活,却能保证你过得富足;历史学的素养不能保证你活得有多“体面”,却能让你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旁人我不说,就说我自己吧,根本就不是赚钱的料,我穷得连电脑都买不起,但我用手机写的博文照样有很多人转载,那么多少女对我一个“落魄才子”(事实上,我只是穷困而已,却从来不曾潦倒)充满了仰慕之情……现在,终于有媒体约稿了,但我依然是用手机写。   有时候我会想,自己与哪个历史人物比较像,当然不是秦皇汉武了,而是苏格拉底和颜回,共同点就是清心寡欲安贫乐道,“可以居无竹,可以食无肉”。我很喜欢孔子评价颜回的话“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苏格拉底这种人,能从思想本身获得极大的快乐和满足,这正是我所羡慕的。我觉得,人活得快乐与否,与物质条件关系并不大,最重要的还是精神方面,关键是要有好的心态。我就对车丝毫不感兴趣,你把各种品牌的车放在一起,把Logo拿去,我肯定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相反,我很享受于在公交车上发呆的过程。当然,尽管我自己对车毫无兴趣,却还是得努力赚钱给老婆买车-你可以认为女人喜欢名车那是因为虚荣心,但一个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他就有义务为了满足这个女人的虚荣心而奋斗。   倘若我高考居然“不幸”多考了几分,如愿以偿进入金融系,那我就与历史学这一人文学科无缘了,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好心态了,也没有一个读者粉丝了。有时我会想象着自己从金融系毕业,进入证券公司或银行工作,尽管有很高的薪水,内在的精神生活却可能贫乏透顶,每天可能只知道哀叹炒股的亏损和房价太高,而灵魂的平庸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每每想到这些,我便为自己高考少考了几分而感到庆幸——这并不是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按照我的性格,酸葡萄,即便是我能吃到,它仍然是酸的……而只要葡萄是甜的,即使我吃不到,它仍然是甜的而不是酸的;即使大家都认为葡萄是酸的,但只要我认为它是甜的,那它的确就是甜的。   是的,短期来看,学历史对找工作确实没有多大作用。可是,难道大学就是个职业培训所吗?找个好工作就是上大学的唯一目标吗?大学教育、史学教育,带给我们的是一套思维方式,而不是直接有用的知识。   我认识的有些人在知道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后,显得很兴奋地说:“我就非常喜欢历史”,说得跟真的似的,但那话套近乎的色彩太明显,你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感兴趣的不过是历史剧,尤其是宫厅里的政治斗争和争凤吃醋,充其量是喜欢历史书籍里面的故事而已……历史是由一系列故事构成的,但历史又不仅仅是故事。大学历史系的专业课程设置,除了那些“讲故事”的课,有大量是非故事性课程,如《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史学原典导读》、《史学导论》等等。这些课程,更注重让学生认识到史学的价值,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怎样研究历史等等。外行的“历史爱好者”只读到了故事,而专业的历史学人则对故事做更深层次的解读,如果没有史学理论的支撑,那对故事本身的理解很难达到深度。   大学历史与中学历史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对文化艺术史、思想史的重视程度。我们读中学时,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思想状况那些章节,老师通常都略过去了,因为那不是高考的内容——我们的高考主要还是停留在考故事的阶段;而在大学的历史学习中,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性突然被拔高,故事只是骨架,而文化和思想则是灵魂,因此,大学里面好的历史老师都具备哲学家的气质。我自己也是这样,在历史系呆了多年,没有学到多少历史故事,却逐渐被熏陶出了哲学家的气质。   参加工作之后,我常常在周末抽空去光顾苏州图书馆、昆山图书馆,主要看3类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有次在苏州图书馆读到韩昇老师的《苍茫隋唐路》,既有历史和哲学的深度,又具备文学家的华丽文采,很激动地向一位大学室友推荐—斯人当时正跟着韩老师读研究生呢,然后我们又深入交流了一阵子。在大学期间,我没读过多少历史书,没有认真同同学交流过专业的问题,现在觉得非常遗憾。 现在已经失去那个环境了,却非常怀念它。   我常常想起吴景平老师在指导我们写学年论文的座谈会上提到他自己当年写博士论文(关于宋子文研究的)的时候居然在晚上梦见宋子文了,那场面是多么感人啊—— 钱文忠在百家讲坛上成名之后,不少校外的朋友常常问我有没有上过钱文忠的课,这些问题我简直不好意思回答,因为我不但没有听过钱文忠的课,而且根本就不知道钱文忠长什么样子,我是08年还是09年才在电视机荧幕上认识钱文忠的 (我是07年就从复旦历史系毕业的)——我在学校的时候,不但不认识钱文忠(其实钱文忠在复旦历史系并不算是特别牛的教授),而且也不认识历史系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朱维铮、周振鹤、樊树志等等——可见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是多么的差劲啊。   我时常想着,如果重新有一次读大学的机会,我将怎样做? 自然是潜伏在历史系的图书馆中了。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说:“如果有天堂,天堂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我非常同意这句话,我甚至在想,倘若有朝一日我有钱了,即便是不再工作也能保证家人衣食无忧,那我一定会通过行贿的方式在某个图书馆谋一份差事(哪怕我放弃的工作月薪50000而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只有1500),借机补一补我在历史系欠的债。     (采编:郑慧瑾 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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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0 8:38:55 阅读量:1406次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和多民族的文明国家。因此,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成为执政原则。比如最近房地产新政出台的限购令,也主要限于一线大城市。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模式:大邱庄模式、华西村模式、蛇口模式、苏南模式。直到现在被全国热议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 重庆和广东一个在中国的中西部,是最年青的直辖市,一个在改革开放的东部沿海前沿,是中国唯一举办过亚运会的地方城市,双方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广东由于持开放风气之风,经济迅猛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人均GDP超过七千美元),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正日益逼近韩国。重庆1997年设市,目前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23位(人均GDP越过四千美元)。如果说两地之间非要找到什么共同点的话,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就职广东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重庆模式的话,哪就是民生。重庆模式出台的几乎都是面对时弊、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红(信仰缺失)、吏治(官员下乡解决官民脱节)、户籍改革(城乡差别)、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房价高)、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食品卫生安全)、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贫富差距)、绿化重庆(环境污染)。所以,重庆模式一登场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网络上甚至自发的出现歌颂重庆模式首创者薄熙来的歌曲。重庆模式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多名常委均到重庆实地考察,并高调予以肯定。虽然重庆模式只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市的试验,但由于中国今天的份量,也同样引发世界的关注。从目前来看,也是赞声一片。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同样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则把重庆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 重庆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与经济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没有吓倒外资、外商,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整体而言,重庆模式到目前为止堪称完美。不过外界也有相当的质疑声,而且主要是来自由派学者。主要的结论是认为重庆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红是文革再现、干部下乡也是沿用了过去左的做法。 不过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话,这样的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二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普遍的贫困,三是公检法司被打倒,四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而重庆模式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特别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庄案,也是以检方撤诉做为结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声音可是响亮的很。请问,重庆模式有哪一点像文革呢?(不过自由派的质疑会产生一个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国人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社会了) 当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缺点是很正常的,如此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也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如果就以此来否定重庆模式,显然是难称客观,更难以服众。 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但总的来说,重庆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现问题的极富成效的回应,得到了上至决策者、下至百姓、国内外的支持和肯定。这也决定了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和未来光明的前景。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哪就是民主。今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可谓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发言中称: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 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幸福广东”。 在中国,无论左、中、右都是民主的支持者,但内涵不同:左派认为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右派认为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派认为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不能照搬西方,也不绝不搞三权分立。这又以倡导《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俞可平为代表。考虑到汪洋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他的民主理念应该属于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模式除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之外,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呢?事实求是的讲,广东的现实在对对广东模式说不。 广东的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广东治安之差,曾出现过几个极端的个案:动用军队负责广州火车站治安、国民党元老后代在广州火车站现金(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身份证被偷盗一空, 竟然在广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在工作单位广州医学院的门口,被劫匪飞车抢夺手提电脑(当时他要参加好几个国际会议,电脑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学术资料,庆幸的是人没受伤。而且警方迅速破案----这说明警方能力是有,但何以就是无法确保广东的安全呢?);华人社会著名作家龙应台刚到广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写下名作《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在这篇名作中,她这样描述当地警方的表现: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 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龙应台广州被窃,曾成为轰动港澳台两岸四地的重大新闻,广州就这样令全世界的华人记住了它。 广东的治安这么差,以致游客谈起广州都脸色大变,经常有人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的。还有这样的评论:“每次看国际新闻,我都暗自庆幸,和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相比,广州是安全的,至少没有教派冲突,也没有满大街的汽车炸弹;和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相比,广州也是很安全的,至少没有以色列的空袭,也没有政治暗杀”。现在连在广州生活的老外都知道上街的时候背包要放在前面不然会被扒手光顾,构成了广州街头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广东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来打工人数众多有关,但实质还是政府的应对不力。有位负责治安的高官曾这样对媒体说: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此认知,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应对措施。要知道昔日的重庆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则是更为悠久的黑帮势力猖獗的因素,相对更难治理,但现在则成为治安良好的榜样。 除了治安差之外,广东屡屡令中国人(还有西方)关注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恶性群体事件。仅六月份十天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但过程均不见主要领导出面。这和重庆的薄熙来亲自与罢驶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对话形成鲜明对比(需要一提的是,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省市)。广东的这两场骚乱都是在当地打工的外来民工或者不满工资被拖欠、计债被打,或者不满平时对执法人员勒索。显示,广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远远不够。类似事件在此前也多有发生,如震惊世人的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的农民维权事件(其他还有英德市横石水镇农民群体性事件、广东湛江校园事件、中堂镇玩具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广东三江镇的警民冲突,仿佛美国动荡的六十年代的翻版),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传染、2010年震动全国的富士康系列自杀悲剧。另外2009年震惊世界的新疆七五事件,导火索也是在广东韶关市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的一起冲突。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广州,恐怕绝非偶然 。 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广东的吏治。广东有关政府部门表现之落伍于时代,堪称一个全国率先开放地区的耻辱。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讨薪也要治罪,真是闻所未闻。请问哪一个群体性讨薪不是被逼出来的?要不是有人拖欠工资,要不是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合法保障,怎么可能发生群体上访讨薪,甚至以生死要挟,看看重庆的特警都为民讨薪----自由派当然可以指责这些特警不务正业,不遵法纪)。同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其实《人民日报》在类似事件公开批评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虽然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对比对比重庆如何处理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令广东官员形象不佳的事件还有轰动全国的广东中石化“天价茅台酒”事件(一周购进数百万名酒,和当地民工的境遇可谓两重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省何以“地沟油”恶性泛滥(还有墨汁粉条)。 当然,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率先富起来的省,在户籍改革(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2007年)、取消暂住证(2008年)也走在了中国前列。但相对于其经济发展上的出色贡献,其他方面的表现却远远落后于世人的期待。客观来讲,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一直引领改革时代潮流的广东蜕变了。它带给国人的不再是自豪、仰慕,而是恐惧(非典)、愤怒(孙志刚事件)、失望(承办大运会的方式)和焦虑(群体性事件),甚至耻辱(龙应台、国民党元老后代广州失窃)。 支持广东模式的学者理由有二:一是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但不知大运会期间相关部门的做法算不算是治理体系的创新?二是注重市场机制。但是农民工、农民的暴力性群体事件算不算市场机制运行的恶果?事实上,广东模式的问题恰在于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市场既有失灵的地方,也有不适合介入的地方。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并不能自动和有效的调节和修复。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在教育、住房和医疗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以后,造成了“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的举国民怨。纵观全球,再发达的市场国家,在这些领域也都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而不是诉诸市场机制----这也同样是重庆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这种把问题当优点的学者也算是中国自由派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点令人奇怪的是,面对广东突出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大都沉默无语,绝无贺卫方炮打重庆模式之举(贺卫方还对广州禁止当地律师参与李庄案的辩护之举保持沉默)。相反还一个个撰文肯定广东模式。如此无视事实,岂不是自丧公信力吗?反过来讲,。假设重庆出现一个广东式的问题:如孙志刚、群体性事件,恐怕重庆模式还不知道怎样被他们口诛笔伐呢。 当然也有自由派人士看到了广东模式的问题,但却无视重庆模式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性,反而把解决广东模式的办法归于推行普世价值(难道不知道印度、俄罗斯、拉美、非洲、印尼这等实现了普世价值的国家都是何等状态吗),真是匪夷所思 哪么重庆和广东哪个模式更具全国推广的可行性?相对而言还是重庆。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按人均GDP衡量)在全国是中位(14 位),从经济条件上来讲,许多省市如果效仿,经济实力不会是障碍(如建设公租房、户籍改革、补贴贫困学生)。同时重庆模式是从中共传统资源中寻找智慧和解决之道,在政治上不会有多大阻力。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重庆模式极强的针对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深圳2008年就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试点区,但到今天表现如何? 重庆模式全国推广的阻力主要在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效仿。这就需要中央出手了。比如公租房建设,除重庆外,许多省市表现并不理想(奇怪的是主要是东部地区开工率低,广东仅28.5%、江苏30%、浙江33%。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如重庆41%、河北69.7%、辽宁84%----数据引自房价网),于是中央出面施加压力(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6月11日指出今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大力建设公租房,是一项硬任务)。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一旦和政绩钩,许多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如果说重庆模式的软肋是否在于能够超越个人因素而制度化,同时与时俱进增添时代因素以进一步完善,哪么广东模式则在于如何把民主落实为民生,得到百姓的支持和认可。至少到目前,重庆模式的民生已经遥遥领先于广东的民主了。 曾有人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上升到中国的未来道路之争,这未免太言过其实。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还是学者萧功秦先生的观点更为中肯:自由派“有心态上的浪漫主义,想把西方现行的制度直接搬到中国来,但自由主义民主选择只会导致中国无序化,导致民粹主义恶性氾滥无法控制,顏色革命就是由此而产生,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制造成的社会分裂的后果就是前车之鉴。”“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完全脱离现 实与时代发展”。在现有框架下,“中国只有走理性、渐进的发展道路,当然,当政者决不能抱残守缺。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而统治者的固步自封只会是激进主义的温床。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歷史所多次证明的。”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的执政者仍然在与时俱进地、积极的探索更加适合中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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