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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 美国宪法应用200多年至今有效,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值得后来者深思。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缺乏的就是既坚持民主、自由又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各方利益,适时妥协、退让的政治大智慧。”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袁世凯是五大改革(教育改革,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最杰出的推动者和支柱之一。就实绩而言,他所领导的直隶在各省区中无出其右。辛亥革命打破了固有的平衡:财政体系崩溃了,出现巨大赤字。政治体系崩溃,与内地各省以反满为目的的“独立”不同,蒙古、西藏等分离势力在外国支持下,先后宣布“独立”。南北内战激烈,汉口、汉阳先后被袁世凯军队夺回。谁来收拾乱局?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没有这样的能力。[1]   国内外和朝野各方把目光投向袁世凯。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经验及社会威望而言,袁世凯确实是当时的不二人选。包括革命党人在内不少人期望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他不负众望,稳定了局势;出任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可说是众望所归。但是,只有一年多光景,他成了“二次革命”的讨伐对象。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任期未满,他走上帝制自为的罪恶道路,最终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看,谴责某个历史人物罪责,尽管需要,但不能为后人留下更多智慧。我们需要追寻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能顺利踏上宪政的轨道? 革命幼稚病的恶果   对孙文说来,南北议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南京临时政府财尽援绝,无法支撑下去了。革命军北伐,用武力统一中国,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美梦。和议达成,孙文和国民党是不是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执掌政权呢?   宪政的内在要求,一是约束权力,让它依法办事,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二是合理组织国家机关,使之互相制约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实现高效运行和社会稳定。成熟的政治家或政党,一定会审时度势,纵横比较,通盘考虑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出恰当的决策。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而依仗革命声威在中央和地方议会系统占有最多席位的国民党则执掌着立法——制定规则的权力。后者的动向,影响十分深远。   一个基本态势是国民党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冀图把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夺回来。这是理解民初政局的一把钥匙。   1912年8月,在孙文即将北上与袁世凯会谈的前夕,著名的澳大利亚记者、深深卷入了中国政治的端纳写信给另一活跃在中国政坛的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披露了他所了解的国民党内情:   “他们一开始就找袁世凯麻烦的战术,使任何进展都受到阻挠……正当孙中山向全世界表示他已经放弃政治,并把他的精力致力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时候,他也在试图说服北京,相信他正在照那样做。然而,他却在这里和一伙只配去干杂活的党徒,密谋当总统”。[2]   端纳参与了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南北议和;从组织临时政府开始,他就和孙文及其他革命党人有密切交往,甚至可以说是孙文的亲密顾问,据说临时政府的对外宣言是他起草的;[3]因此,这个史料值得重视。不过,这是孤证,不能就此肯定当时孙文本人已经有这样的计划。特别是指摘孙文当时“密谋当总统”,目前没有看到其他可以证实的史料。但是,就当时的言行看,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带领下,部分国民党人,主要是议员中的激进派,确实处心积虑从袁世凯手中夺权,另选其他人当大总统,以主张选举黎元洪为总统的居多[4]。宋案发生后,更是变本加厉:   “即国民党多数人,似已不主张举袁为总统。其中有拟举黎者,有拟举黄者。而因此遂有陈其美内阁之拟议。”[5]   “盖国民党中无论法律派与非法律派,其目的专在排袁,特其手段稍异。其先法律派之排袁,仅在政党内阁,至宋案发生后,则一律主张不举袁矣……于是,武力派主张以武力倒袁,法律派则主张以法律倒袁。”[6]   这些打算背后的心理不外两条:或是权欲熏心;或是认为只有自己是可靠的,他人都是共和的敌人。前者是政党政治的常态,不必深究。后一情况则是可笑的革命幼稚病。更大的可能是两种心态的混合。于是,他们无视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力量,不是从实际出发与他们共处,而是设定种种框框和采取措施,冀图限制和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   第一招是制定《临时约法》,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把总统虚位化。   从武昌起义成立军政权开始,革命力量方面就一再向袁世凯发出信息乃至正式函件:只要袁氏支持共和,保证选举他为大总统。1911年10月28日起被推举为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就曾发出这样的电报: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汪精卫)转杨度代达袁氏”。[7]   这不是黄兴个人的决定。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12月2日便通过决议重申:   “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8]   1911年12月29日,孙文当选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也立即致电袁世凯:   “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9]   不过,这帖安慰剂没有赢得袁世凯的欢心。本来,分别代表南北两方的伍廷芳和唐绍仪12月18日起在上海议和,双方已经达成协议,1912年1月8日召开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1911年12月25日孙文到达上海,革命派方面抢先在29日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甚为不满,致电伍廷芳:   “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议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任受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10]   袁世凯的弦外之音是:不是说好由我当总统吗,为什么忽然跳出一个孙文来?不过,这件事袁世凯本身也是有责任的。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协议后,袁氏不满意,指责唐绍仪越权,并于1月2日批准唐绍仪辞职。如果协议不算数,革命力量当然应该进一步联结,与清廷和袁世凯对抗。   但从另一方面看,从1895年组织香港兴中会与谢缵泰在领导人问题上僵持(谢力推杨衢云,而孙要自任);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附从孙先生”;1921年不顾众人反对,坚持要非常国会选举自己为大总统;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写上“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众多史料证明孙文有强烈的领袖欲,让出临时大总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章士钊的回忆文章(此文他曾请多位辛亥元老核对),证明了这个情况:   “当时最号激进如汪兆铭者,头脑较为清醒,彼能认为辛亥之成,出于南北形势之偶然,非革命党本身力能所致。于是总统一职,中山先生坚持不让时,兆铭公言:‘袁固多诈,孙亦无耻。’李小垣(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11年11月2日起,黄兴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任参谋长)谓曾见汪札,确如此说。”[11]   汪精卫是南北会谈时南方代表团的四位参赞之一,[12]深悉和谈过程的具体情况。   直至1912年2月3日,和议早已达成,只待宣统小儿下诏退位的时候,孙文仍然千方百计寻求日本的援助,巩固自己的政权和位置。在同日本人谈判中,他坦率地说:   “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 ,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13]   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确实是无可奈何之举。   尽管如此,1912年8月24日开始的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共识,明确表示尊重袁世凯执政。他当面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14]并一再公开表示,自己打算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不但现在要支持袁世凯当总统,下一任总统仍然应该由袁世凯出任。用他的话来说是:“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甚富,足以当次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15]但是与此同时,同盟会联合有关政党改组成立的国民党,在宋教仁实际领导下,却与孙中山的意愿背道而驰,表达了立即上台执政的强烈愿望,制宪和国会运作都在在体现了这个意图。要是说《临时约法》还有些模糊,《天坛宪法草案》一意推行内阁制,力求限制总统职权的意向就非常明确,甚至拟定一些非常过分的条文。这是袁世凯极力反抗的重要原因。   1912年1月,南北议和代表,达成建立共和政体,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协议。准备推让给袁氏的大总统是礼仪性的虚衔,还是实际执掌权力的行政首长?   1911年12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各方人士筹备成立临时政府,沿用各省代表会议(临时参议院)12月2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实行总统制。   在多次讨论中,宋教仁提出实行内阁制,历数总统制的弊端。孙文和同盟会的多数领导人及起义各省代表则反对内阁制,力主总统制。孙文说:“吾人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卫之之法度”,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坚决主张总统制。[16]孙文的解说,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并不令人信服,推举信任的政治家执掌权力,与在制度上让权力互相制约和严格监督是并行不悖的。但多数人仍然认同他的观点,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宋教仁甚至为主张内阁制,坚持修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虽然被提名为内务总长,却被临时参议院否决:   “正月三日(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莅代表会……即照规定提出国务员九人,求同意。……内务总长宋教仁……宋教仁以主张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故,失代表会信任,多数反对之。”[17]   许多史料证明,孙文的行政能力很弱。他尚且不甘当位高权轻的国家元首,雄才大略又有辉煌政绩的袁世凯所期望的更不可能是一个荣誉职位。   和议达成,孙文要交差了,下一任大总统笃定是袁世凯。形势大变,革命派支配下的临时参议院立即从制度设计上着手,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   这个行动带来几个问题:   首先,制定这个宪法文件的机构有没有足够的公信力?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当时就受到指摘,认为其民意代表性不强:   1.由都督临时指派,其代表性不无疑问。   2.地区涵盖不全。   正在制定法令,改进参议员产生办法。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五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   政府组成后制定根本大法,本来应该慎重,瞻前顾后,务求通过后被各方尊重和信守。与稳定政治体制大变动的社会秩序的急迫需求比较,制定这样的宪法文件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完全可以等待更加完备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后再来制定。   深入一步看,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其次,制定过程在程序上有没有不当之处?   《临时约法》是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3月8日通过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文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审议开始后,袁世凯已是当选总统,却从未征求他的意见,也不由他签署公布,却授权已经被参议院批准辞职的卸任总统在3月11日签署公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极为奇特的现象。   再次,这个举措的后果怎样?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不过,这个文件制定非常匆忙,文件起草人学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最后通过的文本漏洞和失误不少。综合众多中国宪政史学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个:   第一,名不正。   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俨然实行总统制;签发这个文件的孙文1918年与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谈话,仍然认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18]。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而任何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有否决总统决定的权力。可是,作为内阁制去运行,它又没有建立相应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为日后政争埋下了祸根。   第二,没有确立公民自由的制度保障。   《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他们勇气可嘉而学养和从政经验都十分欠缺。(后来制定《天坛宪法草案》也未克服这个弱点。其主要执笔人张耀曾,190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不久就因病辍学,复学后辛亥革命爆发,再度辍学回国参政。)   这些20世纪初活跃在东亚最大国家的革命者,与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素质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关键作用,没有像美国先驱们那样在宪法上写上: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19]   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陆法系,在列举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权”之后,加上一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从而为执政者制定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法打开后门,让此后的中国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难和血泪。   与此同时,它没有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行政当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临时约法》一公布,留英归来的法律学者章士钊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建议应该仿效英国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强制有关机关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审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办案。   第三,国会与总统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   早就有学者指出:   “盖纯粹内阁制中有两权焉:一为不信任案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前者为国会借以监督行政之利器,后者为内阁抵抗国会诉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径。……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憾。”[20]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国会解散权,国会议员肆无忌惮,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一意反对。另一是自身的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以曹锟贿选的丑剧宣告自己的灭亡和国家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第四,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   袁世凯可以利用“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的规定,指挥一切。而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当总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沦为盖章总统。当黎氏心有不甘,冀图反抗的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之争的终于导致张勋复辟。黎氏之后,府院之争也史不绝书,成为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   第五,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可能原先的估计,正式宪法很快就要制定,没有考虑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及违反《临时约法》的争议如何解决。等于建好一座大厦,却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冀图设计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革命派要按照自己的意图造法,限制和剥夺袁世凯的权力,但匆忙赶工,造出一座粗陋、简易经不起翻腾的舞台。后果是弄巧反拙,不但革命党人继续掌权的愿望没有实现,国家却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这些失误,一直影响民初政局的发展,直到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为止,是各项纷争的制度原因。   第二招是制造一个国家两个临时大总统并行运作的体制。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13日,孙文向临时参议院辞职获准。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6日,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并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按照法理,从3月10日起,大总统的权力应该完全由袁世凯行使。孙文解职,已是一介平民,不应再干预政事。   可是,1912年,3月10日至4月1日,孙文继续签发了138件法令、指示和文告。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本来应由现任总统袁世凯签字公布,孙文却越俎代庖,造成不应有的混乱。《临时约法》是3月11日由他签字公布的。4月1日,他还签字公布《参议院法》。唯一根据是“前由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办法第六条,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21]而同一时间,已经上任的大总统袁世凯也不断签发政令,甚至类似的政令也是你发一个,我也签一个。当时,电报在中国已经运作多年,两地距离,完全不妨碍由现任大总统签发文件,何况检查孙文此时签发的文件,绝大多数都不是紧急政令,完全可以送到北京去让袁世凯签字。说到底是出于对袁世凯的戒备,不惜践踏法治常规,密织法网,让袁氏的手脚不能自由伸展。   第三招是参议院和国会处处限制、阻碍政府的正常运作。   议会应该立法和监督政府的运作。为了国家健康发展,朝野双方分权制约、批判与合作并举,这是现代政治的天经地义。民主政治起步阶段,一个占有多数议席的政党更不应该离开正轨,不分青红皂白事事作梗,轻则耽误国事,重则招致不应有的反弹。不幸,同盟会和国民党走入了这个偏门小径,而《临时约法》没有赋予议会制政府通常具有的议会解散权,只能眼睁睁看着议会为所欲为,却无法诉诸选民作最后的裁决。   突出的事例是1913年的25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当时财政混乱,赤字大量增加。不借外债,政府机关无法正常运作。由于低微的工资也无法正常发放,各地不断发生兵变。1912年4月,临时政府刚从南京搬到北京,宋教仁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就说:   “现在问题,以军队、财政为最急。整顿军队必先整理财政……民国将来不但本年须借债,从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22]   焦点是这次借款合不合法?1913年4月24、26日借款合同草签和正式签订后,国民党掀起风浪,说这次借款没有经过国会讨论,是非法的;此后几十年间,一些政治人物甚至史家也认同此说,甚至认为条件苛刻,是袁世凯政府“卖国”的罪证之一。也有一些史家,揭示历史真相,为袁世凯和当时经手的财政总长周学熙辩诬。[23]   其实,1913年5月2日,袁世凯发出咨文给众参两院,已经清楚说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上年九月间,曾经国务会议拟定借款大纲,于十六、十七两日赴参议院研究同意以为进行标准。唇焦舌敝,往复磋磨,直至岁杪,合同条件,大致就绪。当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参议院,先将特别条件逐条表决,正拟定期签字,该团忽以原议五厘利息……要求增加半厘,只得暂行停议……赓续磋商,尚幸稍有进步。利息一届,该银行团允仍照改五厘,其他条件亦悉如十二月二十七日通过参议院原议。事机万变,稍纵即逝……遂于二十四日与该银行团双方签订草合同,复以二十六日签订正合同……查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并载明议事录内,自系当然有效。”[24]   与此同时,财政部就将全部合同和附件公布,并发出布告说明事情的原委:   “合同内容,上年九月间,先经国务会议决定借款大纲五条,于上年九月十六、十七两日出席参议院协商,取得同意,本此标准,迭与银团磋商,始终不越大纲范围之外。”   条件谈妥、合同拟好后,又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偕总理出席参议院报告全文……是合同全体均经通过,载明前《参议院议事录》第三册中。现在签字的合同悉与上年通过之条件相同”。[25]   事情经过清楚、确凿,善后大借款既有必要,又完全合法。执行上一届议会(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没有必要提交下届国会再讨论。   1913年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诬指1912年临时参议院正式决议的事项为不合法,显然是不足为训的党派斗争伎俩。   国民党恃自己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通过决议:   “众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大意说: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送本院查照办理,本院决不承认,应将合同咨还政府。”[26]   接着又火上加油,国民党议员邹鲁出面发起弹劾:   “在政府借口此案业经临时参议(院)表决,当然继续有效。不知契约之结,首重主体。参议院只认六国团借款,现为五国团,主体不同,则前案当然不能继续者一。六国团之借款,既公布谢绝,美国又经脱出六国团,则从前参议院所议政府与六国团借款权,既经中断,现又从新另与五国团借款,则前案更当然不能继续者二。”[27]   其实,这份弹劾书提出的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的。   首先,主体是银行团,作为成员之一的美国退出,不影响银行团的主体地位。   其二,1912年,原有合同签字前,银行团突然提出利息要由五厘提高至五厘半,袁世凯政府坚决拒绝。拖至1913年,银行团态度转变,同意按原定的五厘办理,经临时参议院同意的合同条款没有任何变更。显然,这是原有交易的继续,而不是新的交易。   善后大借款数额巨大,条件苛刻,新一届议员不明来龙去脉,在国会中就这个问题提出质询完全应该。但在政府作出合理解释后,仍然纠缠不休,并不明智。应该认真监督的是这些借款的用途(原来列支的项目大体是合理的)。   为什么要在大借款问题上大做文章?著名记者黄远庸一再撰文揭示问题的实质:   “今照此法律派之主张,先以大借款坐定袁氏违法一次,则内阁不能不改组。内阁改组一次,坐定袁氏违法一次,则袁之势力及信用失坠一次。”[28]   “逃过这一关,决不能逃过那关。然反面证明,即国党人亦暗中承认大借款之不违法也。”[29]   “现在最激烈者,仅一孙中山。孙以反对借款通电各国,而收效相反;且颇为泰晤士所揶揄,故颇有骑虎难下之势。”[30]   归根结蒂,是反对党极端不成熟,为反对而反对。   “弹劾案,一国政治之最大事件也……不料吾国乃视为寻常茶饭……皆动以此三字为拟议恫喝之词。政府已成朝夕打骂之顽童,议会等于三木不停之暴吏。”[31]   “时国会与政府,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冲突,子兴(陆徵祥)因与俄使磋商外蒙古事,议订条件六项,被国会否决,愤而辞职。那时国会有无上之权,不断与政府冲突,扰攘不已。” [32]   外蒙古一部分王公,趁辛亥革命全国动荡不安、无暇顾及边疆的机会宣布独立。通过中俄和蒙古三方谈判,达成尊重中国主权的协议,议会却拒绝批准。黄远庸说:   “今如吾国以议会之磋商为外交之标准,此实各国所未有。将来恐生外交莫大之障碍。”“议会中之议协约,多足令人喷饭。乃似大半不知外蒙古之独立者,人人皆有天朝气象,如争谓蒙古本系中国领土,何用俄人承认尊重!又为争约中非蒙古人不得殖民等语,谓应改为非中国人。此等皆稍有常识者所不出,而居然言出,而喝采之声震屋瓦!”[33]   无知加为反对而反对,恶果就接踵而至了。   第四招是制定宪法不从实际出发,冀图把剥夺大总统行政权固定化。   《临时约法》制定有那么大的缺陷,制定正式宪法理应十分慎重,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不幸,国民党人没有这样的认识。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7月12日,国会推举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成立大会;60位委员中,国民党员超过半数。同一天,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一些地方响应;一个多月后全部被扑灭。坚持法治还是用枪杆子决是非?政党、政治家、政客面临严峻的抉择。袁世凯在镇压的同时,希望在形式上维持民主政治的框架。朝野各方纷纷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制定什么样的宪法,成了舆论的焦点之一。   从8月到10月,袁世凯五次提出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意见,都遭到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拒绝。袁世凯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恢复总统制。10月31日,宪法草案在宪法委员会上三读通过,史称天坛宪法草案。11月4日,绝望的袁世凯在通电全国抨击这个草案,同时宣布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都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运作。民国第一次宪政尝试以失败告终。   快一百年了。回望前尘,袁世凯究竟想得到什么?1913年8月19日至11月4日袁世凯6次向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及向各省发出的关于宪法和约法文电,综合起来,他的意见有这么几条:   1. 法律公布权。10月4日,宪法会议通过《大总统选举法》后径行公布。10月18日,袁世凯发出咨文给国会,指出根据《临时约法》第23和30条,国会议决事项和法律的公布权属于临时大总统,你们违法了。“其蔑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根本之约法,影响实巨!”袁世凯尤其担心的是国会一意孤行,制定自己无法接受的宪法而使之生效。所以,他接着说:   “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总之民国议会,对于民国宪法案,只有起草权及议定权,实无所谓宣布权。此为国会组织法所规定,铁案如山,万难任意摇动。”[34]   就这项争议而言,违法的显然是国会。   2. 行政机构设置和文武官员任免权。   核心是要求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而不必经过国会的同意。他说:   “国会既有弹劾权于后,自可不必有同意权于先……而阁员进退,为一党势力所把持,未始非同意权阶之厉也。”[35]   “立宪精神,以分权为原则。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而宪法草案规定“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36]   内阁制的总理必须得到国会同意。阁员要不要国会同意,不同体制和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至于一年内三次更换国务总理的原因都归诸国会,并不符合实际。可是,有些确实与国会或国民党的运作不当有些关系。   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为什么辞职?   “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后,于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的咨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限一个月之内,召集临时大会,公选都督。同盟会方面希望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以另一人担任河南都督,也就是掏空袁世凯的地盘。3月17日,原直隶咨议局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要求袁世凯任命,但遭到袁的拒绝。”[37]   革命党人冀图玩弄政治小手腕就把袁世凯的地盘夺过来,显然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唐绍仪上当受骗;袁世凯虽然口头敷衍几句,行动上坚决挡了回去;唐氏下不了台,只好辞职。这是以狡诈对付狡诈的权力游戏,归罪于国会并不十分恰切。但上述咨文中揭露了制度设计中的缺失,却是值得正视的。也许在袁世凯看来,文武官员任免权都属于总统的话,这些摩擦就无由产生,因此也归罪于国会了。   3.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权。   他要求有宣战、媾和和缔结条约的全权。只有专制皇帝才有这样的权力。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行使这些权力,通常都要经过国会审查、批准。   4.防御灾祸的紧急处置权:可以发布有法律效力的“教令”,可以紧急处置财政经费。这些紧急处置,在国会开会十日内,均需请求国会追认。   5.要求取消国会不恰当的扩权。最为袁世凯抗拒的是,国会无限扩权,《天坛宪法草案》竟然规定在闭会期间,还要设立一个其他宪政国家没有的国会委员会,“由两院各以议员内选出二十名之委员组织之”,代表国会继续“行使各本条所定职权”![38]   袁世凯在通电中指出:“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39]   此外,1913年10月22日,“大总统对于民国宪法欲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遣派委员施愚等八人,前往代达。”宪法会议硬邦邦坚决回绝。按照有关规定,无关人员不得出席或列席制定宪法的会议,这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制定这样的根本大法应该兼听博采,即使普通公民的意见都应该仔细倾听。当时包括国民党、进步党提出的宪法草案在内,各方草拟的宪法草案不下15个;[40]国会不难找到适当的方式听取袁世凯代表的意见,他们却意气用事,生硬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宪法制定后要付诸实施。一个国家的宪法未有主要实力集团不认同而可以顺利实行的。国民党把自己的能耐估计得太高了,似乎自己支配下通过一纸决议就可以改变政治进程!结果事与愿违,民初政治平添不少风波;甚至可以说,民初宪政功败垂成,亦与此息息相关。   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革命幼稚病达到如斯境地,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袁世凯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要把民初政局推回到总统制的轨道上,其中有些要求不恰当,也不难在讨论中纠正。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或对未来的宪法提出建议,都表明他仍然寻求在民主、法治范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推行自己的政见。国会不容讨论的冷酷面孔,把袁世凯逼到墙角上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美国的建国先贤在制定宪法中的尊重不同意见的风度。从1787年5月14日开幕至9月17日39名代表(全部代表55人)在宪法文本上签字,制宪会议一直在联邦主义和反联邦主义的激烈争辩和不断妥协中进行。费城制宪会议的灵魂人物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说:   “将十三个不同的州以友好、联合的共同纽带联结一起的契约,必然是许多不同的利益与倾向互相让步的结果。”   “在一个问题上形成多数,在第二个问题上可能成为少数,而在第三点上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组合。因此有必要将组成文件整体的各项细节进行斟酌与安排以满足参加契约的各方”。[41]   他们坚持的是组成一个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而又能有效运行,保障联邦能抵御外来侵略、防止各州冲突和出现专制的强人,从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财产不好受侵犯。为此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退让和妥协。   批准过程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和妥协。为说服各州批准宪法,从1787年10月21日至1788年8月16日,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写下85篇文章,剖析这部宪法和申述自己的观点,旋即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按规定,必须至少有九个州批准,宪法才生效。   “在纽约召开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之前,虽然10个州已经批准,但纽约州仍很关键——如果纽约不批准新宪法,联邦就岌岌可危甚至最终破裂。《联邦党人文集》为保证纽约批准新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成为立宪主义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42]   “尽管第9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在1788年6月批准了宪法,达到了宪法生效所需的州数,正式确认了宪法的地位,但是如果纽约州和维吉尼亚州不批准宪法的话,那么宪法生效的意义并不大。对权利法案的承诺使得宪法在维吉尼亚州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纽约州,华盛顿说服了反联邦主义者领袖埃德蒙·伦道夫,再次保证将修订宪法,同时联邦主义者控制的纽约市威胁要独立,才使得宪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直到美国权利法案后才批准宪法。”[43]   美国宪法应用200多年至今有效,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值得后来者深思。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缺乏的就是既坚持民主、自由又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各方利益,适时妥协、退让的政治大智慧。   社会全面腐败与转型期政治运作   民初宪政受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而应对方式选择不当,扬汤止沸。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体制,但朝野政治运作,不是扬新抑旧,把新制度的巩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传统的黑暗面激活,竞相贪腐,以暴易暴。   袁世凯是收买、暗杀、分化,黑白两道交相为用。   “民国既立,而袁氏之心理自若,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故其最得意之策,在宠人以勋位,以上将、中将少将种种,其他或以顾问,或以赠与或以其他可以得钱者之种种……夫袁公之意在消纳反对。试问反对消纳之后,袁公之意,果欲何为?”[44]   袁世凯追求的是大权独揽。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这个机构听命于大总统,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典型是张振武案。1912年8月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袁世凯吩咐军政执法处把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方维捕杀了。[45]明代 “东厂”在这里复活。   要是说袁世凯本来是专制帝国的能臣,如此使用权力,驾轻就熟;令人震惊的是革命领导人,也见怪不怪,默许这样的违法罪行。孙中山竟然认为:   袁世凯处理“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黎元洪)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46]   收买和控制报刊也是袁世凯的惯技。1913年2月,国会召开和制定宪法前夕,已被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收买的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即稍后暗杀宋教仁的组织者),极力主张纠正《临时约法》的偏颇,宪法中应该规定大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本来是光明正大的政治主张,但为了“令选举最占优势的国民党报馆,鼓吹斯旨”,他竟用巨款收买《民强》报的王博谦、章佩乙。看看这两位文人给应夔臣的信吧:   “夔公伟鉴:昨日承赐款,感感。惟区区七百元,撒手即空……前晚所商之二百元,万乞惠下……书到后,即希宠锡三百元……”应夔臣的批语是:“上海民报已照拨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饬员照送。”   “夔公大鉴:前晚畅领大教,快何如之。所谈宪法上改革条件,晤洪君(洪述祖)商定,已遵命属笔于今日本报登出半篇矣……无论如何,终须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维持过去。公我党伟人,既有志于建设事业,区区言论机关,想无不鼎力维持也。”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应夔臣大笔一挥:“为国会事已照拨八百元。此批。”[47]   应夔臣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掷下要价的一半,乞求者就乖乖地任其驱使了。双方的灵魂都暴晒在纸上。   这两位老兄同时求助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应夔臣批复三天后,远在北京的洪述祖也有回音了:   “对于《民强》允月协五百元,先发四个月,顷已电博谦来取矣,免汇兑张扬也。”[48]   一场秘密交易,这家原属国民党的报纸臣服袁世凯了。   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暗杀也成了政治运作常用手段。   最耸人听闻的是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领导人宋教仁被刺案。   是谁杀了宋教仁?直接动手的是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和他用钱买来的杀手武士英。   应夔臣是什么人?他是青帮头子;辛亥革命前便与青帮大头目陈其美有紧密联系。1911年11月3日,上海军民起义;11月6日陈其美被拥戴为护军都督,应夔臣被任命为都督府谍报科长;在陈其美支持下联络1907年8月18日在东京成立的以会党为基础的共进会的残余势力,重组共进会,出任会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卫队保护孙文上任,随后因行为不捡改任临时政府庶务长,又因贪污伙食费被解职。民国初年,帮会分子扰乱社会一直是令执政者十分头痛的问题。1912年,应夔臣和共进会参与武汉反对黎元洪的南湖马队暴动,他被通缉。在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疏通和安排下,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袁世凯、赵秉钧先后接见他,冀图利用共进会安抚会党分子。为此,赵秉钧还给了他密电码和五万元经费;江苏民政长程德全则委任他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每月由中央政府补助两千元。宋教仁被暗杀后在他家里搜出53通信函和电报,证明他是此案的直接组织者。   要讨论的问题仅为谁是主使者?   被指主谋的三个嫌疑——赵秉钧,陈其美和黄兴,究竟谁是真犯?   说黄兴是主谋,是袁世凯提出的。据章士钊回忆:   “宋案发,遁初遗电到府,吾方与袁会食……语次,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执先一日同孚路黄寓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余大忿,不对而出。”[49]   章士钊的岳父吴长庆是提拔袁世凯的恩公。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常出入总统府,这个回忆是可靠的。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兴有当总理的雄心;从1903年11月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起,黄、宋两人亲密无间,被刺前在上海,宋教仁一直住在黄宅;同时,黄兴道德无亏,观其毕生言行亦无杀友求官的可能。   传统的说法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策划,指使帮派分子应夔丞执行。背后是袁世凯默许。缴获的主谋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来往信件和电报表明赵秉钧、洪述祖与应夔臣关系非同一般,连袁世凯在回复革命元老谭人凤的电报中也不能不承认:   “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50]   袁世凯说的三月十三日应夔臣致洪述祖函件,原文非常露骨: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第二天,应夔臣又发密电给洪述祖:   “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51]   四天后(18日)洪述祖答复应夔臣:   “寒(14日)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52]   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53]   双方联系紧密,配合默契,洪述祖是这一罪案的直接指使者,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案发后,洪述祖立即潜逃青岛,依靠租界特权逍遥法外,同时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   1. 自己一心为国。宋教仁“搅乱大局,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适应夔臣来书言及宋教仁前在日本犯有骗案,日廨出票拘提,拟设法购得此票,印行广布,为釜底抽薪之计。”[5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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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两德政治遗产柏林墙

柏林墙的建造 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围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该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會主義,一边是资本主义。 肯尼迪于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柏林人》,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柏林墙建立后,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1988年,我乘坐火车从东往西穿越柏林墙,亲眼目睹高墙的威严,东面的大墙干净洁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它;西面的大墙五花八门,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堵高墙,而是艺术画廊。写什么画什么的都有:骨肉同胞,我们时刻想念你!拥抱你,我东边的兄弟!…… 1989 年,我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倒塌,每一位东德公民进入西德,都立刻获得一笔100马克的寒暄费(Begrue?ungsgeld)。仅在1988年,西德政府就支付了2亿6千万马克的寒暄费。柏林墙倒塌之夜,东德人潮涌入西柏林,时任西柏林市长的Walter Momper 指示,所有银行和储蓄所连夜加班加点,为东德人发放寒暄费。 德国Forsa研究所曾在《明星周刊》(Stern)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的1002名德国人当中,有15%的人怀念东西德统一前的日子。根据该民调发现,许多西德人对于他们必须缴付重税,以重建前共產东德感到不满。 过去20年,德国已拨出1万2000亿欧元的国家资金展开重建工程。东德人对于自己的平均收入只是西德人的80%也大为不快。德国人口约8200万,不过,由于失业率上升,东德部分地区的人口已大幅度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人口共减少了约200万人。 该民调也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能取消征收“团结税” (Solidaritaetszuschlag,收入的5,5%,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东德人也缴纳团结税),这将有助于东西德融合;该“团结税”主要是为东德重建筹集资金(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该款现在主要用于应付经济危机)。此外,5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提高东德人的退休金,以缓解东西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墙把兄弟隔开,都是骨肉同胞,弟弟有困难,哥哥帮一把,没说的。而现在墙没了,大家都一样了,平起平坐,凭什么我要救助你?凭什么我要缴纳团结附加税?在东德的时候,小孩可以免费上幼儿园,可以免费读书,直至大学毕业,享受全民保健,如今,某些东德人反而觉得柏林墙在时更加温暖。 在柏林墙建造50周年之际,德国Forsa研究所在《柏林日报》公布一项民意调查,三分之一的柏林人认为,1961年建造柏林“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其中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完全正确”,但还是百分之六十二的柏林人认为“完全错误”。值得一提的是,被访的前东德共產黨员几乎认为“完全正确”。 柏林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不是施奈德(Schneider)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能够交待清楚,它毕竟是东德社會主義遗留下来的一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对它的留恋,对它的纪念,有甜酸苦辣。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刻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事件也称为“柏林墙倒塌”,虽然围墙不是自己结构倒塌,而是被人为拆除。当时的柏林人爬上柏林墙,并且在上面涂鸦,拆下建材当成纪念品。11个月后,两德终于统一,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最高潮。 冷战时期有一种宣传,说苏维埃是永远正确的,它会极大的增进和平与自由。1989年德国人呼吁:“戈尔巴乔夫總書記,如果你希望和平,如果你希望苏联和东欧变得繁荣,如果你希望解放,请到这个门前来。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撤掉这面墙!”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不仅德国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因为在那之前四个星期,也就是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有数千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软弱,走上街头高喊:我们是人民。 当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出人意料的力量,使德国人自我克制,同时这股力量也促使执政者思考,必须要发生一些改变。 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和平游行,人们克服了常年累积的恐惧,鼓起勇气,进行反抗,并重新定义自我,高喊“我们是人民”。当人们赋予自己权利时,柏林墙倒塌了,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 如果东德人还是沉溺于无知,而不热衷于政治觉醒,那当然值得担忧。 现在两德生活仍有差距,于是有很多人怀旧东德年代。战后,德国人也经历这样的情形:有人说,希特勒时代也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糟糕。但是,德国人反省,绝对不能说極權体制并不是那么糟糕。 大多数德国人还是认识到自由的好处,他们不把自由看作是人们可以失去的空间。但是,德国人没有像战后时期“去纳粹化”那样,实行“去共產主义化”,当时有200多万人被剥夺公职。 两德统一后设立了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收集的档案材料,根据该机构的前任负责人高克(Joachim Gauck)先生的文章,当时从公共事业部门中清除曾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员,也只去除了50%的国安部工作人员。在各州的内政部,比如警察局,有约50%的前情报人员在继续工作。现在再看一下,原来的共產黨员以及30%到50%前情报人员可以继续留任。 高克说:“和解是很简单的。如果做过错事的人说出真相,并且人们基于这个真相愿意立即直接和解,如果这真相中还含有认罪的成分,也许还有一点悔改之意,那么这本身就伴随着内在的团结与和解。但是只要左翼黨从人员组成以及政治理论方面同过去的獨裁还存在紧密的联系,那么许多人,也包括我,就是机会的民主主义者。”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1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两德政治遗产柏林墙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环球写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柏林封锁和空运 (0) 柏林墙始末 (0) 我们能向德国学什么 (0) 德国统一日,中国月圆时 (0) 德国的忏悔与日本的靖国神社参拜 (0) 德国的公民教育 (0) 德国宪法法院与人权保障 (0) 德国大选后新政府对华关系的可能影响 (0) 德国军售与中国抗战 (0) 德国共产党的演变 (0) 德国先政治后经济,两岸先经济后政治 (4) 德国人的森林情结 (0) 德国人不空想马克思 (2)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8) 冷战政治遗产柏林墙 (0) 伟大的德国精神 (2) 从德国看中国“三公”为何不公 (0) 从两则笑话看德国 (0) 中国人“阔”德国人“抠”美国人“穷” (0) 两个留德海归部长 (0) 下跪,有时真的很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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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郑永年:解释中国

清晨,广东顺德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宁静而优雅。落座后,随口谈及近期的社会问题,郑永年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说了很多,时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中国最可悲的是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很多年来,他一头扎进了中国问题研究,希望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亚洲,“我不一定能够建构起来,但至少要有这个意识。” 带着这个学术理想,郑永年奔忙于新加坡、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考察、撰文、著述、演讲。用他的话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中国”。 先问“中国从哪里来” 中国要向哪里去?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庞大命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挣扎。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81~1988年在北京大学本硕连读,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大多数60年代知识分子一样,他经历过70年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幻灭,走过80年代末理想主义的挫折,也见证了90年代经济变革的巨大成就,进入21世纪,面对一边急速上升的中国经济,另一边对立分化加剧的中国社会,却陷入了困惑。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满怀理想地要改造社会,30年后,却发现这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社会道德开始滑坡,信任感缺失,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渐趋对立,这些都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不理解,所以我要回答为什么。” 在各种主义对“中国向哪里去”开出种种药方,左右派因此陷入渐趋极端的争论时,郑永年却回过头,试图追问“中国从哪里来”。 郑永年引述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药方。” 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郑永年如此写道: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 看过中国跌宕和徘徊,经过苦苦思索和试验,郑永年找到了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 他认为,国家制度建设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中国未来的发展,则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 “别人有批评我的自由”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模式”争论升温,在众多媒体和学者的文章中,郑永年的观点被引述颇广。 因为批评过度集权和国有垄断,郑永年为左派所排斥;因为支持一定的中央集权和现存政党体系,他也不为右派所接纳。郑永年并不介意被排除在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更多地将之作为一个对象进行分析,“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这个群体中的两个边缘化次群体,则已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和‘右派原教旨主义’,而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 即使刻意地保持距离,作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郑永年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扯进了这场中国模式争议。 2011年5月30日,自由主义学者秋风在新浪微博发文称:“复旦的上海论坛闭幕式,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信息一出,马上引发媒体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大幅转载和讨论。从不上博客和微博的郑永年并不知道自己已置身争议中心。 代替郑永年在新浪微博回应的,是他的同事、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王江雨称,“微博不可靠处甚多。”据他对郑永年的了解,“一、郑永年有多篇文章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政府利益集团批判最力,不大可能鼓吹这种话;二、郑一直是中国公民,不是新加坡人。” 王江雨稍后致电正在上海虹桥机场的郑永年了解此事,再发微博说,“郑说他从未说过中国模式完美无缺,只是指出,现在左派认为中国模式最好,自由派则认为其一钱不值。这种大对立不利于建设性讨论,要看到中国与阿拉伯和西方世界均不同这个客观事实(比如中国领导人有任期制),在此基础上建设开放竞争的政体。” 随着发言稿的公布和当事人郑永年的不正面回应,看似不可避免的笔战没有打起来。两天后,谈及此事,郑永年丝毫没有动怒,也没有辩驳什么,“我有表达观点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我的观点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本质。” 对于导师的态度,郑永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不意外,她说,“我们偶尔也向郑老师提起国内学者的不同意见,他总是笑笑就过了。” 对于别人的商榷和批评,郑永年从不回应。他说:“别人可以批评和挑战我的理论,我相信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开放的,都是可以被挑战的,这样知识界才能往前走。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回应。社会上有很多事情消耗你的时间,人还是要约束自己,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    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中国太浮躁了,没有理性思考的空间,但这个社会需要有人思考。”郑永年说。在近期的几次闲谈中,他都流露出停止撰写专栏,专心做学问的想法。 郑永年笑言,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一个专栏作家,但写专栏只是业余爱好,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就的。他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称作“解释中国三部曲”。 “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未来的最重要力量。”正在撰写的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会解释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第三部《作为非民族国家的中国(暂定)》,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过去和未来发展道路。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如同所有学者,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郑永年去了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开始建构他的学术世界。 “在国外最生气的是,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 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郑永年最大的痛惜正来自于此,“不仅中国,整个亚洲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被殖民’。”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抢政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发展,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够控制。如果中国知识界不跳出泛意识化的争论,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很难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郑永年自我定位为一名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做研究、写文章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公共知识分子更着重影响社会和政策,但“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批评很重要,如何批评也很重要。一个人生了病还是想治好的,知识分子要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要过于情绪化和政治化。知识就是知识,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果知识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那只是副产品。” 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呆在办公室做研究,每天至少抽出两个小时进行一个人的思考和写作。唯一保留的兴趣是跑步。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有时不得不面对一些繁琐的行政事务和不得不参加的会议。他偶尔会开思想小差,独立思考自己的问题,大部分的专栏文章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他每年都会到中国的基层和农村进行考察,并跟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打交道,“帮政府做研究或讲课的同时,我会抓紧机会去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有些东西不能写出来,但帮助我认识这个体制非常重要。” 郑永年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切为了学术”。实际上,与郑永年做人物访谈很不容易,每次不出3句话,他总能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回到学术上面。他坦言,为了实现学术理想,自己放弃了很多东西。 “我确实对这个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我从农村出来,亲身经受过中国底层社会最黑暗最丑恶的事情,我不希望这一切继续下去。年龄越大,这种责任感越重。” “郑永年是一个爱国者。”王江雨说,他与郑永年相识8年,两人可谓“学术之交”,“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是一种实证研究,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结果。对于好的,他会表扬,对于不好的,他的批评也很给力。” “对于中国大方向、大政策,他把握得比较到位、比较及时,并且善于运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西方都能接受的话语。但缺陷在于他对于国内情况虽然经常跟踪,却缺乏真实体验,对国内的人来说总感觉他说得不解渴。”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在博客中如此评论郑永年的学术观点。 郑永年并不关心外界的评论,他担心的,是东亚研究所已占据新加坡研究中国问题的垄断地位,“这很难进步,所以我必须每天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现阶段的中国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充满了变动和憧憬,也涌动着浮躁和不安。在郑永年看来,这种变化正是中国转型的良机。 “你看到的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改造得更好的社会。”接近知天命之年的郑永年非常认真地说,“我希望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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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75 次 更新时间: 2011-06-14 15:50:22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标签: 陈独秀 ● 林木 陈独秀(1879|1942)是反封建的闯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和北京大学渊源很深。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先生入长北大,旋即延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留美归来的胡适倡导新文化,应者群起,众声喧哗,冲击着封建文化。各种学说和主义纷呈,也长出了一株共产主义毒苗。激进的陈独秀很快就成了中共早期的教父,但是他没有料到,播下反封建龙种,长成的是一批封建跳蚤。 《新青年》月刊由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于上海,自任主编。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编辑部随他迁到北京。进入北大后该刊迅速为全国青年所追捧,很多年轻人看到《新青年》犹如荒漠中遇见甘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不少人则走上了马列歧途。 对《新青年》历史地位的评价 陈独秀一九一九年一月撰文《新青年》明确提出只有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显示他们跟旧事物的彻底决裂和对改革的坚定。《新青年》也强烈抨击封建伦理。留美即将返国的胡适,一九一七年发表《文学改良诌议》,大力倡导白话文,陈独秀也在一九一八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为呼应。 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带动了其它刊物的跟风,形成了使用白话文的潮流。一九一八年起,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钊、高一涵、鲁迅等人参与《新青年》工作,轮流主持编辑。 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次年刊出《庶民的胜利》。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有陈独秀的文章《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吹捧苏俄革命。一九一八年到中共成立,《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运的文章多达一百三十多篇,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认为,马列和苏俄,就是最先进的民主。 陈独秀文字言语锋芒逼人,有意无意得罪了很多人。一九一九年春传出陈独秀「嫖妓」的流言蜚语,同年六月陈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五个月。陈遂辞职离开北大返回上海。同年《新青年》复刊,由陈独秀主编。 一九二零年起,《新青年》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封面也改为亲苏图案。杂志每期增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胡适不满,指责《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苏维埃俄国)。胡适发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赞成在中国过度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多研究些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主张《新青年》「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遭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抵制。 《新青年》高举思想解放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进攻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文化基础。陈独秀是挂帅人物,但在俄国十月政变后,引领《新青年》走上了歧途。 《新青年》后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共的诞生作了思想和人员准备。虽然是把共产妖魔领进了中华大地,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多责怪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先贤,他们是在真诚地寻找民族复兴之路。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本质。而苏联两次发表声明,放弃沙皇侵占的中国利益,极大地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以致孙中山先生也要「以俄为师」,又怎么能责怪陈独秀、李大钊等年轻人呢。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四十岁,胡适三十二岁、李大钊三十岁。 创立共产党,历任五届总书记 陈独秀先生,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生,十七岁时中秀才。工诗词书法,对中国文字学深有研究,新学造诣也深,懂日、英、法三国文字。一九零零年赴日留学,参与革命活动投身救国。陈独秀才思敏捷,笔锋犀利,但演说枯燥。他为人刚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但缺少亲和力,甚至难以容人。陈独秀缺乏政治家的灵活,厌恶玩弄权术,他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是关怀天下的传统书生,并非政治家,但历史却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临时中央书记。一九二一年七月陈独秀在广州,没有出席上海中共一大,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名称虽有不同,都是中共第一把手。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竟任命工人向忠发为第六任总书记。到第七届才轮到毛泽东。 一九二一年陈独秀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争执。马林要求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这些共产国际派来的年轻人,以思想和金钱的施恩者自居,颐指气使,指挥一切。陈独秀不能接受马列教条和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而获释。陈独秀从此改善与马林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共的所有经费,悉数来自共产国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喂养,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从此中共成了苏共的儿子党。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对国民党联络军阀等一些作法仍予批评外,总体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方针。既然如此,陈独秀认为中国只有走「二次革命」道路,第一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国民党领导;第二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共产党领导。 坚持原则不惜和斯大林翻脸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死后,斯大林掌权,主张中共党员打国民党的旗帜,夺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利于苏联控制中国。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时就露骨地说过: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 但是,国民党毕竟不是儿子党。共产党暗的一套,如分化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农会无法无天的极左行为,抄了好多北伐军将士的老家、杀了他们的老父,以及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等等,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公开表明,国民党内不能允许有小党派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等在上海组织暴动,结果失败,更加刺激了国民党。于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清党。七月五日,汪精卫迎合蒋介石,「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以共产党的失败宣告破产。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联共(布)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召开过一百二十二次会议、作出七百三十八个决定。事无巨细,都有具体规定,由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命令中共中央贯彻执行。斯大林的遥控指挥是中共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共五大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正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宣布斯大林作出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陈独秀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曰:「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猴儿牵着鼻子走了。」小猴儿(共产国际代表)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再催促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以图囚禁陈逼迫他当替罪羊。陈独秀洞悉其奸,拒绝前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共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出党,勇者独秀仍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承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中共领导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不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 组织托派,坚持抗日,拒不妥协 陈独秀出党后,不忘使命,组织「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曾任联共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在国民党反共清党后,指责斯大林出卖中国革命,二八年即被斯大林清洗、流放,二九年驱逐出国。《无产者》刊载很多托洛茨基的文章。一九三一年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 一九三二年在中日淞沪战争中,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提议联合反日。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后,发表声明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完全决裂。 从一九二七年出党后,陈独秀被中共戴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在南京审判陈独秀的法庭上,法官问「你主张要夺取政权吗?」,陈答:「当然的,政党不想夺取政权,还叫甚么政党。」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陈辩护,说了些减轻刑责的好听话,如陈一向主张议会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锋、认真实行三民主义、托派活动与国民党的反共目标一致之类。陈独秀听完后,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并将章说的「误信共产主义」纠正为「坚信共产主义」。 胡适和陈独秀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仍多次从北京来南京狱中,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陈独秀托胡适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受命而为。抗战伊始,胡适接受驻美大使职,临行时吁请释放陈独秀,蒋介石放陈,送了胡适一个人情。陈独秀出狱,陈果夫和陈立夫即予宴请,他们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独秀出任劳工部长,陈即席作答「......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很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一九三七年底陈独秀逃难到武汉。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陈写个书面检讨以回党工作,陈独秀严词拒绝,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回党工作是我所愿。但是,我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何必以后再搞得不欢而散呢。」于是陈独秀遭到了最恶毒的诬陷,中共说他是每月领取日本侦探机关三百大洋的汉奸。这也太离谱了,许多社会贤达包括国民党人签名声援,要共产党拿出证据来,陈也要求对簿公堂。周恩来单方面要求陈独秀克制,不要辩解。陈独秀感念旧情,照顾刚在陕北站住脚的中共,未再追究。 铁窗反思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中共给陈独秀戴的汉奸帽子却长期没有脱下来,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十三号档才一句带过:「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 毛泽东在公开文章中说过:「陈独秀曾经是我的老师」,「陈独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可见,中共给陈独秀戴的一堆帽子,除掉「反党」外都是无中生有。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应陈独秀后人要求讨论过恢复陈独秀党籍问题,但没有通过。 一九三二年起陈独秀铁窗五年,读书万卷,冷静思索后,彻底推翻了「我辈以前的见解」。晚年陈独秀回到了《新青年》的「民主与科学」之路,回归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写道:「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昝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独裁制度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从而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晚年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党组织体系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批判,超前地指出「共产党乃是法西斯之母」!他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他赞扬了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说二次大战「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所周知的民主。」 陈独秀在临终那年还着文说:「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晚景凄凉怀抱民主理想抑郁而终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重新解释北大传统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把「爱国」强加于前。我们来看看北大的先知陈独秀给我们留下的文字。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他说: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爱国大部份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竟全然不合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撤退到四川后,倦宿于重庆上游的江津。一方面共产主义是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另一方面中共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痛苦异常。物质上也十分艰辛,家无宿粮,时常断炊。长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没有给予任何接济,近在咫尺也从未去探望过,却乘人之危要陈闭嘴。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贫交加,抑郁而死,终年六十三岁。期间,倒是国民党秘书长、他的北大学生朱家骅和罗家伦等人前往看望过,并带去五千大洋,说是学生对恩师的心意,但陈独秀分文未收,说:「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后,话就说不清楚了。」可见他心里仍很在乎共产主义事业,不愿接受国民党学生的馈赠。 除了政治品德,陈独秀和毛泽东的政见分歧主要有二条:陈独秀认为,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则只能是民粹主义空想,即使是无产阶级握有了政权,在社会经济上也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陈独秀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 这二种观点即使在当时谁对谁错,也昭然若揭;毛泽东死后的中国现实更准确地证明了陈独秀见解的深刻和高瞻远瞩。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40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2011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钓鱼岛!我的钓鱼岛! 相同主题阅读 林木:陈独秀:百折不屈的巨人 陈铁健: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 陈铁健:重读陈独秀 扩拓万古心胸 陈铁健:陈独秀与胡适奇特的友谊 陈铁健: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孙郁:狂士们 孙郁:陈独秀旧事 尤小立:傅斯年与陈独秀 尤小立:启蒙时代的隐性侧面——以陈独秀学术思想为中心 尤小立: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教的两难取向探析 尤小立: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 丁弘:陈独秀的最后十年 杨奎松:在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华生:陈独秀的希望与绝望 尤小立:一个人的学术史 张耀杰:陈独秀的专制与胡适的“悍”化 周有光:胡适和陈独秀的分道扬镳 高力克: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 王志龙:民主的先知先觉者——陈独秀二三事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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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峰:药家鑫案,惊忆8平方前的另一起车祸–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药家鑫故意杀人案23日中午一审结束,法官宣布本案在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看到这则 新闻报道 ,心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突然想起8平方前,也有一起当时看来影响很坏的车祸。 8平方的时候,俺正在北京上中学。我从2年纪开始看报纸,小学毕业前看完了全套的水浒、三国以及金庸的神雕系列4套全部。大家就不用怀疑我的理解能力了。 8平方有2件事情,我感觉很不可思议。 一是官倒两民愤最大的公子,赵公子和邓公子,等到群众真的上街散步的时候,赵公子的父亲,居然摇身一变,居然成为了带领中国人民奔向免煮湿疣光明未来的英明领袖。我不知道其他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的感想,是否也有人感觉到这其中的不可思议呢? 第2件事情,是一起车祸。具体日期忘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戒烟 令已下,但尚未采取正式行动。事情发生在下午6:00多钟,正是下班高峰时间,地点,印象中是在西长安街上。有一辆军队的面包车,司机也是军人,酒后驾车,冲向公交车站等车的人群,撞死4人,撞伤多人。 这之后谣言四起,说什么镇压开始了。然后又有谣言,有市民见到军装的就攻击。总之,如果之前事态还有好转的可能,这件事之后,事态终于恶化到没有任何回转的机会了。 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戒烟令之后,部队难道不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管一下?居然还可以让司机在上班的时候喝得醉熏熏的,然后开着单位的车子,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在中国政治最敏感的大街上,发生了一起民愤极大的车祸。 即使是偶然的车祸,结果还是毫无疑问被有心人利用了。那些快速传播的谣言,恶化了任何好转的机会。 回到药家鑫一案。 药家鑫家里应该不是特别有钱的人家。否则不会因为担心赔偿问题而杀人。我坐过富二代开的车,开得非常的猛。我提醒他要小心点别撞人了,人家满不在乎的说,以前撞死过人,赔了120多万。说这话的,不过是东南沿海非常普通的乡下财主。药家的财力,应该远远不如。并且根据新闻报道,药家仅仅赔偿死者家属5万元,根本就没有打算救儿子的样子。 从头到尾,都是CCAV主动在那里上窜下跳,又是大牌主持人白岩松和董倩,又是国家二级警督李玫瑾。对药家鑫的辩护之词,都是建立在胡编乱造的猜测之上。罔顾社会公正和正义,在案件判决之前,施加无形的压力。 作为CCAV,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分量?这样的节目不是不可以做,但不可以在判决之前做。CCAV在一审判决之前,匆忙播出这样一个明显偏袒药家鑫的节目,公安大学教授,国家二级警督,在节目上赤裸裸指导法院如何编造减刑的依据。如此明目张胆的操弄,CCAV难道不知道会严重干扰正常的案件审判? 一审判决4月23日结束。已经过去2个星期了,判决结果还是难产。而且CCAV面对全国一致的批评声,死不改正。 我猜测,西安的法官理解了CCAV的意图,但承担不起激怒民意的后果,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西安的法官没有人敢接手。 又到了一个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时代,在维稳任务严峻,沫利花都是敏感 词的今天,某些比CCAV更高的势力,利用药家鑫一案,制造民愤,故意恶化形势,激民众上街散步,制造颜色革命,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不提防。 写这个贴,肯定会被投草,肯定会被骂成妄想狂的五毛。我也很希望我是错的。这个帖子的目的,只不过是提醒一下某些不可不防的可能性而已。 - 有些事情要發生的話,你怎樣都阻止不了…. 這個世界有些事情不是很簡單的黑與白問題,有些人想要製造事端,會用盡任何手法,這個世界有許多的可能性。 那時候的車禍有可能是真,但被人放大,又或編了人數及過程,也有可能根本是假… 自己傳媒也有可能被人侵入或影響,他們接收的消息應該也很亂,又或是有人故意讓他們接收到錯誤的消息,又或者CCAV的人也被侵入或收買。八平方當日,那位女報導員穿了黑衣,講話又超慢,我想應該會被會罵。不過這個世界,她穿得華麗,應該也會被人講吧?… 當你看香港傳媒的報導,當你知道明明學生們自己同意撤,一個個都離開了,結果都可以在某些人及港台西方傳媒的渲染下變成我們所知道的版本,就知道這個世界有甚麼是不可能的了? 一個兩個無法代表整體。我們無法要求每個案件都解決得很好,每篇報導都沒有問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所有的人都是正直及有能力。其實大家都在各種環境中去學習及尸適應….. 我們自己都不是完美,甚至有做錯的時候…. 我知道樓主擔心些甚麼。在我覺得,不用擔心,如果這個問題都無法解決,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日後還要面對一次又一次,又或更多的考驗呢。隨著美元、美國經濟衰落,那些民主基會的費用將會越來越多,放在中國的焦點也會加強。 正如石首,拉薩事件,又或烏事件,這次也把他當成一次考驗吧。 那時候的考驗都通過了,我覺得現在是小兒科。 不知道你講的那宗是否這里提及的 419車禍 ? 無論是與否,一切事實已證明了當初到處是謠言及假象,有人刻意制造這樣的亂局,以便中國走向蘇聯、南斯拉夫、今日的利比亞… 的局面。 - 最受不了ccav那些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了。 一个个特拿自己当回事,屁股往哪一座,知道不知道的什么都敢喷,好像自己就是上帝先知一样,自己的话就代表着伟大,光荣,正确。俨然一副自己就是公正代言人的嘴脸,看着就恶心。用一个成语形容他们就是“沐猴而冠”。 - 这不就是八平方导火索的那起车祸么 二日午夜近十一时,在木墀地发生一辆武警部队的三菱吉普车行车途中,突然冲上人行道的重大车祸,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据说是CCTV借用的武警车辆,用来拍摄建国40周年宣传片的。 - CCAV领导是宣传部,CCAV的所为肯定受其指使。 CCAV现在缺少有正义感的主持人,也许稍微有的都走了。 现在是权力交替的敏感时期,任何热点问题都有可能被发酵,成为斗争的话题。难道高层不了解这个事件吗,就没有啥批示吗,不是让你去干涉什么司法公正,而是该采取点措施去避免司法不公正。我不相信CCAV敢自己主张给药等人如此明目张胆的偏袒。我也一直觉得中宣部的领导都是吃闲饭的,总给国家添乱,总给国家增加维稳的费用。以前看到一个江总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版本,江总说我们的宣传人员都是很Stupid,“刚才我的助理抗议你拿出这张照片,我很遣憾。他很蠢。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看不出这张照片的真实含意,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 其实何止对外宣传,主要是对内宣传,随便捏造点东西觉得国内的P民就会被糊弄了,于是乎也觉得老外也容易那么被愚弄了。不过既然江总都没办法管,你还能指望谁来管呢,你还能指望CCAV能做啥呢。 - 同感!CCAV在判决前扰乱视听,自李刚案就开始了,有干预 司法公正的嫌疑。 作为CCAV,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分量?这样的节目不是不可以做,但不可以在判决之前做。CCAV在一审判决之前,匆忙播出这样一个明显偏袒药家鑫的节目,公安大学教授,国家二级警督,在节目上赤裸裸指导法院如何编造减刑的依据。如此明目张胆的操弄,CCAV难道不知道会严重干扰正常的案件审判? - 我觉得这个案件内幕肯定有的。 CCTV请的专家提出:激情杀人。难道不知道中国人真正的普世价值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吗?这是中国人几千年信仰的普世价值核心。如果连这个核心都保不住了会有什么后果?何况药家鑫是毫无疑问的故意恶性杀人。 还有法院为什么请了较多西安音乐学院的人旁听,而较少请受害者的同村?为什么还要搞当庭搞所谓的调查问卷,参考旁听者意见?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搞陪审团制度了?还有为什么村长会说法院让他做工作叫村民别去旁听? 说真的。从李刚案到药家鑫的事件,CCTV一味偏袒所谓的体制内,丝毫没有给受害人(弱势群体)一点发言权。如果TG已经堕落到无法控制自己的喉舌的地步。任由喉舌发出各种胡言乱语。政权危矣。 作为一个一直坚定要海归的人。看这个案件我很心痛。希望结果千万不要让我失望。药家鑫必须要判死刑立即执行。我不希望国内动乱。但是如果再这样下去。社会还能河蟹多久很难说。 - 一审反正已经结束,慢慢看结果吧。判决结果虽然一时难产,但不可能永远不公布。到时候自然就知道是否简单了。 相关日志 2011/04/02 -- 药家鑫案:央视的采访报道能否助其免除一死? (0) 2011/04/08 -- 熊培云: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0) 2011/04/01 -- 李承鹏:药 (0) 2011/03/15 -- CCF:这次cctv的日本地震报道,太他妈恶心了。 (0) 2011/01/28 -- 新闻联播1.23新闻解放军航空兵演习盗用美国电影《壮志凌云》造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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