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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 美国救星不是奥巴马而是乔布斯

迷。尤其是面临着巨大银行坏账风险,结合流动性泛滥持续升级,再重复老路只会将中国经济拖向滞胀深渊。 回归实体已经时不我待。 而苹果是最好的老师。 当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等新兴产业尽管在技术上尚未成熟,但市场潜能无限,为整个中国完成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缺乏国际金融话语权、大宗商品定价权,用工成本上扬也在逼使靠代工、山寨起家的中国制造迈向原创时代。 相对于捉襟见肘的美国,祖国最大的优势是不差钱。与其继续持有让自己持续倒霉的美国国债,不如将这笔银子用于激励科技创新和实体升级。前提是进行深彻的体制变革——推动法治市场经济的进程,为民营经济赋予真正的国民待遇,对市场创新主体提供充分的政策资金支持。 美国正是具备这个基础,即使犯下一系列错误,还是诞生了辉煌的苹果。 (原文载中国经营报)     2008年11月6日,奥巴马在胜选演说中激情四溢地忽悠美国人民:YES,WE CAN.——是的,我们可以。 2008年11月6日,奥巴马在胜选演说中激情四溢地忽悠美国人民:YES,WE CAN.——是的,我们可以。 这句使全世界备受鼓舞的名言涉嫌抄袭中移动的广告——我能。 中移动有垄断罩着,至今仍在一路高歌猛进,从能走向更能,但奥巴马显然已经走到了CANT的末路穷途。 在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破产后,这个负债累累的世界第一强国上调了政府债务上限,终点回到起点——继续通过滥发美元绑架世界。 北京时间8月6日,标准普尔宣布史上首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旋即在全球引发股灾。作为老美最大债权国,祖国损失惨重,不仅持有的美债损失数千亿,A股市值在黑色星期一一天蒸发1万亿。 除非出现奇迹,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连任的可能微乎其微。 其实比坐收渔利的共和党人更适合担任下届总统的是苹果公司掌门人乔布斯——如果他身体状况允许并愿意的话。相对于靠一系列收效甚微的货币政策振兴美国的奥巴马,他领导的企业却在清晰地描绘出这个国家冲出低谷的靠谱路径,孤独而绚丽。 靠着iPad和iPhone创造的全球销售传奇,苹果公司市值目前已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而且截至2011年6月25日,苹果现金及有价证券达到762亿美元,而美国财政部截至7月27日的总运作现金余额仅为737.7亿美元。必须说明的是:前者是零负债,后者实际已经破产。 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多么强悍,要想保证经济健康快速行进,必须依赖实体经济的强力驱动,而不是靠政府投资、滥发钞票、欠债和打贸易战      这句使全世界备受鼓舞的名言涉嫌抄袭中移动的广告——我能。      中移动有垄断罩着,至今仍在一路高歌猛进,从能走向更能,但奥巴马显然已经走到了CAN'T的末路穷途。     在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破产后,这个负债累累的世界第一强国上调了政府债务上限,终点回到起点——继续通过滥发美元绑架世界。     北京时间8月6日,标准普尔宣布史上首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旋即在全球引发股灾。作为老美最大债权国,祖国损失惨重,不仅持有的美债损失数千亿,A股市值在黑色星期一一天蒸发1万亿。     除非出现奇迹,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连任的可能微乎其微。     其实比坐收渔利的共和党人更适合担任下届总统的是苹果公司掌门人乔布斯——如果他身体状况允许并愿意的话。相对于靠一系列收效甚微的货币政策振兴美国的奥巴马,他领导的企业却在清晰地描绘出这个国家冲出低谷的靠谱路径,孤独而绚丽。 。 奥巴马的个人成就目前有二:一是备受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二是击毙拉登——美国为此共花了2万亿美元。都与经济振兴无关。 所幸还有苹果为这个GDP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国家留住最后的颜面。 它其实是美国核心竞争力的象征:完美的创新文化、立足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领先,全球代工下的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伴随着移动互联的狂飙突进,立足全球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苹果靠一个个充满魔力的产品超越了所有资本投机的神话,引领着当代工业的潮流,为实体经济赢得了尊严。 相对于美国政府立足主权货币地位的制高点,无耻地滥发货币水漫金山,加剧全球通胀,崛起于市场的苹果更多地点燃起世界经济重振的希望。 但奥巴马已经将自己逼至墙角——货币刺激政策的错误航向已经使其无法为实体经济复注入真正动力,巨额债务只能迫使其放弃靠投资、消费、外贸拉动经济前行的正确路径,只能赖账,只能量化增发下去——所谓拆东墙补西墙。 因此,苹果其实对中国更有启迪价值。 目前,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的严峻挑战,但经济增长依旧全球瞩目。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6%。同时,中国依然是海外投资者看好的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热度不减。 在美国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再度扮演救世主充满期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投资主导了中国经济振兴,大量基本建设项目上马,短期效益明显,但也留下巨大隐患:重复建设严重,边际效益下降,国进民退加剧,垄断势力抬头,市场进程受阻,实体持续低    靠着iPad和iPhone创造的全球销售传奇,苹果公司市值目前已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而且截至2011年6月25日,苹果现金及有价证券达到762亿美元,而美国财政部截至7月27日的总运作现金余额仅为737.7亿美元。必须说明的是:前者是零负债,后者实际已经破产。    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多么强悍,要想保证经济健康快速行进,必须依赖实体经济的强力驱动,而不是靠政府投资、滥发钞票、欠债和打贸易战。    奥巴马的个人成就目前有二:一是备受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二是击毙拉登——美国为此共花了2万亿美元。都与经济振兴无关。     所幸还有苹果为这个GDP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国家留住最后的颜面。     它其实是美国核心竞争力的象征:完美的创新文化、立足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领先,全球代工下的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伴随着移动互联的狂飙突进,立足全球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苹果靠一个个充满魔力的产品超越了所有资本投机的神话,引领着当代工业的潮流,为实体经济赢得了尊严。    相对于美国政府立足主权货币地位的制高点,无耻地滥发货币水漫金山,加剧全球通胀,崛起于市场的苹果更多地点燃起世界经济重振的希望。    但奥巴马已经将自己逼至墙角——货币刺激政策的错误航向已经使其无法为实体经济复注入真正动力,巨额债务只能迫使其放弃靠投资、消费、外贸拉动经济前行的正确路径,只能赖账,只能量化增发下去——所谓拆东墙补西墙。    因此,苹果其实对中国更有启迪价值。    目前,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的严峻挑战,但经济增长依旧全球瞩目。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6%。同时,中国依然是海外投资者看好的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热度不减。     在美国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再度扮演救世主充满期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投资主导了中国经济振兴,大量基本建设项目上马,短期效益明显,但也留下巨大隐患:重复建设严重,边际效益下降,国进民退加剧,垄断势力抬头,市场进程受阻,实体持续低迷。尤其是面临着巨大银行坏账风险,结合流动性泛滥持续升级,再重复老路只会将中国经济拖向滞胀深渊。     回归实体已经时不我待。     而苹果是最好的老师。    当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等新兴产业尽管在技术上尚未成熟,但市场潜能无限,为整个中国完成产业升级转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缺乏国际金融话语权、大宗商品定价权,用工成本上扬也在逼使靠代工、山寨起家的中国制造迈向原创时代。     相对于捉襟见肘的美国,祖国最大的优势是不差钱。与其继续持有让自己持续倒霉的美国国债,不如将这笔银子用于激励科技创新和实体升级。前提是进行深彻的体制变革——推动法治市场经济的进程,为民营经济赋予真正的国民待遇,对市场创新主体提供充分的政策资金支持。    美国正是具备这个基础,即使犯下一系列错误,还是诞生了辉煌的苹果。   (原文载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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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新华社来了!将在时代广场60英尺上空闪耀_

核心提示:纽约时报广场的最显眼的广告位置之一很快就要被中国新华社的标志占领了。 原文: Sign of Arrival, for Xinhua, Is 60 Feet Tall 作者:Stuart Elliott 时间:2011年7月25日 本文参考了《 参考消息 》和“ 东西网 ”上的同来源译文。“译者”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了比对和二次校对。 【图:当新华社的标志替代原来的汇丰银行后,纽约时报广场2号楼将会呈现此景。(效果图)】 纽约时报广场的最显眼的广告位置之一很快就要被中国品牌占领了。 新华社,这家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机构,将要租下位于时报广场2号楼的巨型广告屏。为新华社打造的高18米、宽12米得新液晶显示屏目前正在制作中,计划于下周一开始投入使用。 新华社最近频繁的出现在美国的商业视野中,它所购买的广告牌在过去十年里一直被汇丰银行租用。这意味着,新华社,即新华通讯社的广告牌的上方将是美国公司保诚,下方是三星(南韩)、可口可乐(美国)以及现代(南韩)。 此前也曾有中国品牌租用过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牌。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三九药业就曾在纽约第7大道和48街东南角的两栋建筑上竖起了喷绘广告。 今年1月,中国政府也在纽约时报广场上采用了6块超大屏幕来推广国家名人,像是篮球明星姚明和钢琴家朗朗。而这项由北京花大力气投入的活动与胡锦涛主席的访美同步。 无独有偶,中国的家电企业海尔也曾将百老汇大街1356号命名为海尔大厦。 新华社进驻时报广场可以称得上是一重大事件,因为该建筑位于一直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黄金位置。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和南韩的企业,像是富士、高士达、胜利、索尼、三星等都开始在曼哈顿中城的时报广场和周边投放广告,比如时报广场2号楼及其姊妹楼1号楼。这也被认为是它们进入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标志。 “许多中国企业品牌正在进入或者正准备进入这个国家,”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茨说道,同时也是该公司Sherwood Equities的主要拥有者。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它拥有的资产包括时代广场以及其子公司Sherwood Outdoor,负责监督管理这些建筑物上的那些醒目的广告排位。 今年5月,新华社北美总分社从皇后街的伍德赛德搬到了时报广场的百老汇大道1540号写字楼。去年,新华社还开启了一个24小时英文滚动播出的广播服务,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或称CNC力求在全世界获得5000万观众。 最近,新华社开始强势进入新闻网络服务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并将美联社、彭博咨询、路透社作为其竞争对手(路透社的大楼也位于时报广场,在第42号街和43号街中间的第七大街, 装饰着 巨大的广告屏幕)。 之前日本和南韩的品牌进驻时报广场后,其品牌在美国的认知度都有所提高。现在,新华社强势进驻时报广场将其进军美国的野心显露无疑。事实上,目前很多美国人并不熟悉这个由国家掌控的新闻机构,甚至是将其认为是像塔斯社那样的苏联政府官方的新闻发布者。 新华社的执行官并没有对上星期的关于租用时报广场广告牌的邮件做出回应。 该广告牌的运营方Sherwood 户外广告总裁布莱恩・特纳(Brian Turner)表示,新华社签了长期租赁合同,“时间超过6年”。他和卡茨先生均表示,希望这能够成为其他中国品牌进军纽约时报广场的先兆。 对于这项租赁决议,各方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在这样大的一个广告牌上投放中国品牌的广告会使一些美国人感到不舒服,但是卡茨先生否决了这项提议。 “他们只是租用它,”卡茨先生对这种意见做出了回应,“并没有买下它。” “这对我们团队来说是很有益处的。”他补充道。 特纳又对卡茨的话进行了补充,指出可口可乐和保诚的广告将会继续出现在该广告位上。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品牌更加美国化了。”特纳说。 纽约时报广场北部的广告牌,在2009年进行最后一次更换,由韩国现代汽车的广告取代了美国通用汽车现已停产的庞迪克汽车品牌的广告。 特纳和卡茨拒绝透漏新华社的广告租金条款。不过,在时报广场黄金位置的广告牌月租金高达30万至40万美金。 新华社如此大举扩张部分原因是为了制衡中国共产党政府官员口中的西方媒体在对中国问题报道中普遍存在的片面性问题。中国领导人说这是为了树立国家的光辉形象,同时给予中国更大的话语权,以配合中国新建的经济实力。 然而,很多媒体分析家怀疑新华社在不久的将来能否成功打入像北美和欧洲这样的市场,因为那里的人都是经验丰富的的读者,对于政府——任何政府的通讯社发布的信息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不会盲从。而且,由于新华社跟中国政府的下属跟上司关系,在针对台湾和西藏这种政治话题上,新华社未必会做出客观的报道。 相关阅读: 《世界事务杂志》全力以赴:中国展现魅力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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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凌志军:陈永贵的大寨“红色恐怖”:让一岁婴儿恨刘少奇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99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1 10:09:39 凌志军:陈永贵的大寨“红色恐怖”:让一岁婴儿恨刘少奇 标签: 陈永贵 大寨 红色恐怖 ● 凌志军 然而陈永贵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政治的游戏,还是一个疑问。他和他的大寨这时候已经完全成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对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会否认他是一个耕作的行家里手。这样看来,他应当最能体会农业本是一个彻底务实的行业。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举行那些“天天读”的仪式?难道将书本上的话背得烂熟之后,就真能产生无往不胜的奇效?他本人自幼与文字无缘,文人理论和行政文牍的令人厌恶,他一定会比别人感受得更为强烈。比如一个年轻人一口气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背诵完毕,然后就向他邀功,而他却不以为然。他用一个一字不识的老人教训青年,此人名叫贾进财,一生开山采石,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为世人知晓。“不要看贾进财背条文背不过你们,”陈永贵对得意洋洋的小伙子说,“可是他每天一锤一锤打的都是石头。”这样的情节似乎更加符合一个农民的逻辑。但是,为什么陈永贵还要一味对政治抱以狂热的眷恋,并且煞费苦心营造他的政治形象?这原因又要到当日农村的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的国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来治理乡下农民,其经济上的失败已如前述。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之施政原则,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可侵犯而不在于物质利益的欣欣向荣,因为前者为政权的根本,后者只是一时的盈亏。用当时农村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则凌驾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是将实际问题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于乡下的自留田和包产到户,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办法可以令土地上结出更多的果实,可是经过意识形态的解释,决定其取舍的要点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实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倾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任何农民想要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进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场上,就必须以政治标准取代经济意识,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现得忠贞不贰。这一点当陈永贵在1964年刚刚崛起的时候,便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那一年的冬季,大寨大队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总理亲自追究,如能坐实,则陈永贵定然一蹶不振,中国农村的历史也当改写。但是陈永贵似乎是一个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泽东恰在这时将他请到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这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大约一个月后,山西省委的几位领导人亲赴大寨,名为“核实产量”,实则已有成见在先。于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队的队部里面就出现了下面一段对话: “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七百九十六亩六分九厘……除了经济作物,1964年粮田面积是七百五十亩。” “永贵呀,现在七百五十亩,正合报上说的。粮食亩产还不到七百五十斤怎么办?” “山地和平地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 “粮田达不到七百五十亩吧……地亩也变,产量也变。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舍五入,粮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亩……我已经给总理说,大寨的产量还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亩中扣去四十五亩……” “给参观人员说,粮田七百零五亩,粮食总产五十六万八千斤,亩产八百零五斤。” 陈永贵就这样安然地渡过了他的第一个危机。可以肯定他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教训。经济问题一旦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无所谓眼前的公正,农民以至整个农村的追随政治也就成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劳动模范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大队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声望已经足以号令全县。他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主持了群众集会,他原来的上级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这些人现在统统成为“被告”,罪行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片愤怒的叫骂中纷纷表示认罪。然后陈永贵起身发表演说,号召他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向旧的权力机构“造反夺权”。台下群情激奋,聚众已逾万人,其声势的浩大,为本县史无先例。几个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真理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昔阳,整个晋中,整个山西,整个中国”。两天以后,全县32个农民造反组织一致推举陈永贵为领袖。这些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宣布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是为“二一一夺权”,陈永贵则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成为总指挥。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的指挥中心为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取代,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野心勃勃地说过“打倒皇帝做皇帝”,现在,仅仅两个月里,他便在这个内陆省份拥有了无上权威。 这整个事件犹如戏剧舞台上一个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陈永贵被称为“救世主”,“是统一千万群众意志的无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后的论者却以“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来贬损这位风云人物当日的气概,说这一事件其实只是“显示了陈永贵等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对于他的种种赞颂则属于“肉麻”和“狂妄”。所有这些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狭。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野心家和投机者如果敢于将自己的行径公之于世,在百姓们中间就会失去受仰慕的基础,甚至会引起万民的唾弃。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曾在陈永贵夺取权力的那些日子里见到。陈永贵的奋斗精神和率领一方赤贫自给自足的经历,虽为官方所张扬,但应当承认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农民,而非政治投机中的帮凶。人们认为他是农民当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乐园。这个乐园,那些官员们已经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了十几年,却始终只是水中之月。所以,当日对陈永贵的种种颂扬虽属阿谀不实,却不能不说乃是出于某种真诚。类似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陈永贵最后的失败,也并不在于他到目前为止的政治投机行径如何卑劣,而在于他在今后的岁月里,没有能够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甚至还使现实的发展距离农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遥远。农民在日后终于无法忍耐对他的厌恶,正如现在抑制不住对他的崇敬,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但是,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中国农村具有极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蛮的影响,则属无疑。这些东西不仅属于这个小小的村庄,也属于把它推向社会潮头的那个时代。这种背景充其量只是激发了一个农民传统精神世界里阴暗的一面,而不是凭空地造就出一个现代的阴谋家。 陈永贵在夺取权力之后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仍然不外乎生产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的生产问题乃是一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事,直到这时他也没有试图在这个领域里占有至尊无上的位置,而且还能承认要向其他地方学习新的耕作技术。但是政治问题就大不一样,按照列宁的理论,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便需随时随处地进行,没有什么可以例外。这个目标使得“一地之经验号令全国”成为合乎逻辑的施政要则。具体说来,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动,把共产党“全面专政”的理论变得具有实行操作的可能。 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涵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极端顽固而又奸诈狡猾的东西,即使在大寨这样充满着革命精神的村庄,一不小心也会让这一危险东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场,它就会钻到山沟里开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会钻到村子里来化公为私。这是因为人之本性中的私欲冥顽不化,只要这充满私欲的混沌世界还没有获得完全净化,专政手段也就永远不能放松。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种关注的包罗万象和细致入微,在今人看来一定不可想象。劳动吃饭说话行路办事读报睡觉做梦自在其列,甚而嘴里一声叹息、脚上一双袜子、腕上一块手表,以及内心深处所埋藏的邻里恩怨儿女恋情之类隐私,也会进入他人视野之内。农民最隐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间的亲情似乎很难为外人离间。但是在大寨,对个人的关注可以势如破竹地进入家庭。比如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李田环和贾爱民,便因为担负起监视她们的富农父亲的责任,被誉为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钉子”。然而最具威慑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见之于无形,用陈永贵本人的话说,是“思想动向”。“动向”虽然不是现实,但却有可能发展成为现实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图隐瞒。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之思想动向公之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对策之需。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倘若属于自己阵营里的人,虽然决不姑息,但方式较为缓和。有些事无伤大雅,只需当场严加管束。比如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在地里劳作的时候没有脱去鞋袜,陈永贵由此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表现,于是强令其赤足,以致儿子的脚底在烈日下烫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会有一些事情相当严重,非一个命令可以根治。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办法就是连续不断地把会议开下去,不彻底解决问题不使会议停止。这样的会议开得最长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续三个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队”队员,差不多在同一天里提出了离开大寨的要求。因为她们各自的恋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里,她们想要去与他们结合。按照农村传统的习俗,婚后理应女到男家。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是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习大寨,大寨的这么一大批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便证实了他的判断,“大寨有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而问题居然牵涉到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这就更加严重。他决定以郭凤莲为首次攻击的对象。于是,支部委员们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的感情。年仅19岁的郭凤莲这时泪如雨下,凭着少女的纯真和任性拒绝支部干涉她的私事。双方相持三个夜晚之后,陈永贵忍无可忍地抛出致命一击:“如不答应,开除党籍。”这令少女终于屈服。据说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党旗下的誓言,那中间有一句是“不怕牺牲,为党献身”。这样,无产阶级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其余的“铁姑娘”们,也纷纷做出斩断情缘的决定,并且宣布“死了也不出大寨”。这是郭凤莲在她一生中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一次。她日后果真接替陈永贵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闻名全国,与陈永贵这一次对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牺牲不无关联。 但是,把亲生儿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个泪人,都不能说明“全面专政”的违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实上,“全面专政”残忍地剥夺人的思想、信念、尊严、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来还要不寒而栗。陈永贵虽然对于逐字背诵毛泽东的话不以为然,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却让他刻骨铭心:“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创造,其实就是这八个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认自己,“没有上过学,理论水平也很低”,主要的办法“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某些具有想象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员一起,编造出许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万好之源”、“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亡”、“斗得私字扫地出门,斗得修字挖根断苗”,云云。有一首诗写道:“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诗,但却传播得更为广泛:“不怕‘犯上作乱’,不怕‘过分过激’,全面斗,及时斗,事事斗,处处斗,斗绝做绝,斗争不息,才能演好社会主义的新戏。”这些说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红色恐怖”。当然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们。但是,影响也毫无疑问地深入到所有农民心中。甚至老弱妇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这个孩子的表现被当时的报纸广为传播,作为大寨的斗争精神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明证。 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打击,一向都是一种统治的力量,是使人心惊胆战谨小慎微而又疯狂痴迷胆大妄为的根源。“中国人个个都是与人奋斗的天才”,一位记者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这样说。他这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泽东的半句名言,才显得格外尖刻。那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三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国人由此将自己的智慧应用于人事的算计与攻防。这种力量即使到今天也还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大多数中国人是在60年代中期诞生的“大学校”里学会这种本领的。大寨在这个大学校里成为第一个杰出的榜样。然后就是昔阳。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在1966—1978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县死于“全面专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计141条。伤者则不计其数。这是一连串恣意谩骂凌辱,甚至严刑相逼的直接后果,其中两人于乱棒滥鞭之下当场毙命,14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因为不堪忍受酷刑的惨烈自己了结生命,其自尽方式极为简单,再一次表明这是一群一无所有的穷光蛋:62人使用绞绳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还有两人一头栽进自家水瓮窒息而亡。这些事实在1980年8月公布出来,令闻者难以置信。 本文摘自:《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历史不再徘徊》,作者:凌志军,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09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凌志军:陈永贵的大寨“红色恐怖”:让一岁婴儿恨刘少奇 凌志军:转折:1992 相同主题阅读 凌志军:陈永贵的大寨“红色恐怖”:让一岁婴儿恨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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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精英出走当中看到好处

核心提示: 允许公民在其他国家自由旅行、移民,是中国变得更加开放的标志之一,人们对此应该表示欢迎。   来源:《亚洲时报》 原文链接: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ME05Ad01.html 译者: nomatter 校对:南山   尽管关于中国将一定成为世界强国的乐观主义情绪在不断滋长,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这引起中国对资本和人才的双重流失的担忧。 批评者甚至说,社会精英们对整个国家的未来用脚投下了不信任票。这种现象早在 1997 年 —— 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以前,就显而易见并被广泛讨论过。当时很多人对北京 “ 一国两制 ” 的承诺没有信心,仓促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近期移民外国的人数增多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日渐开放的经济和社会的一种象征。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合法的投资和移民,洗钱、非法移民不在本文叙述之列。 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人才的流动是开放经济的重要的一个方面。至于中国,外国资本的流入超过国内资本的流出(包括移民海外的中国人所带走的财富)。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工作、学习,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希望加入中国国籍。 很多中国人移民是通过投资移民计划。直到最近几年,中国人合法或非法离开这个国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逃离贫困。 据国务院下属的华侨事务办报道,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有四千五百万人。这其中不包括在香港、澳门的中国公民。但是这个数字没有更进一步地细分,也没有说明它是否包括了海外的中国工人和学生。有一点确信无疑,他们中大多数都是移民。根据商务部、教育部报道,现在共有一百万海外工人和一百五十万留学生。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吸引中国的移民,西方国家为最。加拿大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 从 1999 年到 2008 年,有超过 40 万中国人在加拿大安家 ” ,据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 Qi Lixin 所说。 这主要是因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家放宽了投资移民的限制,以吸引外国资本,创造工作机会。这给中国人带来了机遇。 例如,根据美国移民局统计,从 2008 年十月到 2009 年五月,大概有 1,795 家庭申请到了 EB-5 投资移民签证,其数目超过其他国家。加拿大魁北克在 2009 年处理了 5,108 份投资移民的申请,其中有 70% 来自中国。 美国要求,一个家庭必须至少拥有 50 万美元才有资格申请 EB-5 签证,加拿大的要求是 40 万加元(合 419,156 美元)。中国的申请者还不得不给移民中介机构相当数目的费用。总而言之,一个拥有资格的申请者手头上必须有数百万元人民币现金。而如今很多中国人都负担得起这个数目。 据居住在中国、编制 “ 中国内地富豪榜 ” 的英国人胡润( Rupert Hoogewerf )所说,到 2010 年年底中国的百万富翁有 96 万人,其中超亿元(合美元 15,390,000 )的富翁有 6 万。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39 岁,而年轻一代更愿意居住在国外,这也就解释了投资移民浪潮。 移民人数的飙升,招致了对富人的谴责, “ 在中国赚了钱,现在却逃离这个国家 ” 。更多严肃认真的评论者在探讨为什么这些人想要离开中国。 这些讨论可能不会有结果,因为移民是个人的决定。他们中有人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有人想享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余的大概是追求更大自由、得到更多商业机遇。总之,是为了寻求在中国所不能得到的。 从这些讨论中,得到重要一点是,一些中国的富翁因为缺乏法律保护、贪污而感到不安全,因此应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和私人投资不受侵犯。 实际上,允许公民在其他国家自由旅行、移民,是中国变得更加开放的标志之一,人们对此应该表示欢迎。从这一点来说,北京以开明态度对待移民是件好事。去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就此评论,说中国政府“第一,尊重公民的选择,自由迁徙是个人权利的重要部分;第二,保护海外中国移民的合法权益;第三,引导新的中国移民遵守当地法律、融入当地社会。” 这种态度应该得到赞许。如果中国持续变为一个更加繁荣开放的社会、更健全的法制,或许某一天移民会带着他们的资本回到中国,如同香港的 ” 回民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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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寄语: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此文是胡适1932年6月27日写就寄语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至今读来仍是那么发聩。这份寄语不仅适合现今的大学生,也适合现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寄语中胡适为我们开了三个良方。via: 良心良品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 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 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 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 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 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 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的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一一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 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 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节衣节食去巴结她。没 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 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 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 (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 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 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 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 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 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 (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 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 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 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 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 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 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 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 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年),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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