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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古巴逮捕大批反对派活动人士

“白衣女士”是古巴最著名的异见团体之一。 古巴政府在教皇本笃16世来访前一周在哈瓦那逮捕了大约60名反对派人士。 被捕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著名抗议团体“白衣女士”的成员。 其中的22人是上周六(3月17日)在首都哈瓦那举行每周的静默抗议活动时被警察带走的。 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被捕的22名成员中已有三人获释,其余的19人仍被关押。 她说,当局在周日(18日)又逮捕了36名白衣女士成员,其中包括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 白衣女士团体说,古巴共产党政权近来加紧了对她们的打压。 BBC驻哈瓦那记者雷斯福说,反对派人士似乎在教皇来访前加紧了抗议活动,而当局的镇压也随之愈加严厉。 白衣女士团体最初由政治犯的妻子组成,要求当局释放她们的丈夫,后来成为一个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权组织。 古巴政府指责白衣女士团体是接受美国薪金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雇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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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官员财产公开”的湖北样本:掇刀试路,路有多长

纷扰20余年的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今难产。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地方已在悄然试路。被湖北省视为“破冰之旅”的荆门市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迄今已运行一年半。与之前新疆阿勒泰的“阳光法案”、浙江慈溪的“廉情公示”不同的是,掇刀区的试点“申报更全面,公开更广泛”。但479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并未触及最核心问题——— 究竟有多少财产   掇刀区委书记王保举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王保举说,改革如果不把“一把手”包括进去,那么这种改革往往没有说服力。 479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并未触及最核心问题——— 究竟有多少财产 南都记者 占才强 纷扰20余年的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今难产。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地方已在悄然试路。 被湖北省视为“破冰之旅”的荆门市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迄今已运行一年半。与之前新疆阿勒泰的“阳光法案”、浙江慈溪的“廉情公示”不同的是,掇刀区的试点“申报更全面,公开更广泛”。 479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不仅其本人工资、奖金、住房、配车等,其配偶及子女的工作就学、名下房产、投资经商等信息也一应在网上公开。 然而已历时两个年头的掇刀试点,网上“晾晒”官员家底后却遭遇了几乎无人举报的“冷场”。“仍然没能触及改革的最核心部位”,当地有官员这么认为。 是一次勇吃螃蟹的改革试验,还是一场流于形式的官员秀?通往“阳光政府”的掇刀试路“未来的路还很长”。 低调 领导干部“晒家底”一年多鲜有报道 王保举,女,大学学历,年工资48328元,奖金福利8160元;有私家车一辆,二手富康,购车款7万,来源为个人收入。 配偶李新德,省电力公司京山疗养中心副主任,年工资315600元;子女李舟,现居美国洛杉矶,2010年8月由纽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转入加州大学,学费为自费。 现居143平方米商品房,购建金额375000元,资金来源自筹。另有住房(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两套,面积390平方米,购建房产总价值948000元。 本人配公车一辆,旧奥迪1.8T,购车金额41万。2007年因公出国到韩国、日本8天,由财政拨款;2009年本人父亲因病去世,没有大操大办;2011年上交礼金22000元、上交礼品及购物卡折价19000元。 …… 这是一则在地方政府网站上公开的个人信息,“报告人”王保举,是当地的“一把手”———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委书记。 登录掇刀政府网站,点击首页“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专栏,进去后便会发现,和区委书记一起“晒家底”的,不仅包括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大家领导班子,还涵盖了全区所有机关、街道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每个干部的公开内容,前后分两张表格。第一张表为“个人情况”、“配偶情况”、“子女情况”、“共同生活父母情况”,第二张表则为“工资收入”、“其它收入”、“经商办企业情况”、“私家车情况”、“房产情况”等。 网页醒目位置,公布了两部专用举报电话,同时还公开了掇刀区“廉政专户”账号——— 按试行办法,报告人如有违纪违法所得,在报告前可以无记名方式上缴到廉政专户,缴款人可将上缴凭证留存备查。 而报告过程中,凡是能主动说明情况,并积极上缴违纪违规所得的,将视情节从轻或免予党纪政纪处分。 问责则是严厉的。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隐瞒不报或不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将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处理;经查证有违纪违规行为的,除依照相关规定从严从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从网上发文日期看,掇刀区的这一廉政举措并非“新鲜出炉”。从2009年12月区委、区政府首推“试行办法”,到2010年4月形成一整套“试点工作制度”,迄今已历时一年半有余。 然而一年多来,掇刀的这场试验却鲜有报道,并不为更多的外界所知。这与同在2009年岁首,由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破冰”,高调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相比,掇刀似乎选择了一条刻意低调的路径。 机缘 “先行试点是重大政治责任与发展机遇” 官员财产公示在国际上一直被视为“阳光法案”,甚至被称为“终极反腐制度”。但在中国,自1988年提出这项立法动议后,20多年来一直进展不大。 直到2009年1月1日,喊了大半年的新疆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制终于面世。 但事后为人诟病的是,阿勒泰的申报公示仅限于官员工资、奖金、福利费等,更为外界关注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包括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股票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7项内容,仍属秘密,仅供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部门掌握 而在该地区首批由5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填报的个人财产申报表中,除工资、奖金、福利费外,“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情况”一栏,则全部填报为“无”。 这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申报内容少得不能再少,信息含量几乎为零的个人财产申报表,被当时评论认为是“史上最山寨的财产申报制”。 阿勒泰纪委工作人员解释,之所以没有做到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主要是考虑保护领导干部的合法财产和人身安全,还有隐私权,所以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 不过,给以掌声的评论认为,阿勒泰毕竟开了历史先河。随后浙江慈溪、四川高县、湖南浏阳和湘乡、宁夏银川等地也相继效仿进行类似尝试,但步履同样寒酸。 “先行试点是掇刀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重大发展机遇。”在掇刀区被确定为湖北省惟一试点后,区委书记王保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当时面对的改革机缘。 “改革如果不把‘一把手’包括进去,那么这种改革往往没有说服力。作为区委书记,理应带头接受监督。”王保举说。 掇刀区,是湖北省荆门市所辖一个县级行政区,位于荆门市南郊。因三国名将关羽在此屯兵时,将刀掇于巨石而得名。 掇刀区还是湖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试验示范区,自2001年建区以来,在省市多次廉政建设考核中名列前茅。2009年,掇刀被确定为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的工作联系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掇刀肩负起了改革试点的历史重任。”掇刀区委组织部一名人士介绍当年的缘起。 阻力 “能不能完成试点,考验区委执政能力” 2009年9月,掇刀区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但设想并非一帆风顺,在掇刀区常委的“吹风会”上就遇到阻力。 据披露,在11名常委班子成员的“闭门会议”上,很多人针对这项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的担心:报告内容公开后会不会招致弱势群体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有的担心:个人隐私在网上公布后会给家庭带来安全隐患和负面影响。还有的担心:群众会不会认为我们在“作秀”,这一制度最终会不会半途而废?第一次酝酿在担心和困惑中结束。 行还是不行?这成了一个问题。“能不能完成试点工作任务,是对区委执政能力的考验。”王保举坦言,其实,当时她的压力也非常大。 在省、市纪委建议下,掇刀区委决定到外省考察后再做商议。2009年10月,区考察专班一行前往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 考察组发现,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公布的信息主要限于官员本人的工资等收入现状,至于财产以及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被列入秘密申报、内部掌握的范畴;而慈溪的“廉情公示”是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公开。考察让掇刀区委找到了信心,“要做就做到全员参与、全面申报、全程公开,彻底点。” 随后,围绕申报什么、公开什么、怎么公开,掇刀区委先后4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经过12次修改,最终《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行办法》出台。 官员“财不外露”的传统被“颠覆”,2009年12月8日这天,登录掇刀区政府门户网,全区479名副科级以上担任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以及后备和拟提拔干部(包括市管县处级干部和双管单位干部)个人报告内容一览无余。 在“晒家底”的副科级以上干部中,其中45人是单位“一把手”,县处级干部30人。 与新疆阿勒泰等地的公开相比,掇刀区除领导干部本人工资、奖金、住房、配车等情况外,其配偶及子女的工作单位、就学情况、名下房产、投资经商等一应在网上公开。另外还包括领导干部因公(私)出国(境),登记上交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以及家庭婚丧嫁娶操办等信息,共计7大项16小项多达上百个内容。 “在这次申报公示中,479名干部中有十几名干部开办实业,交易股票;107人拥有保障性住房外的第二套住房;77人拥有私家车。很多信息甚至连单位内部同事都不知道。”掇刀区纪委书记李克英这样介绍。 李的这种说法,区教育系统一名老师深感认同。和区教育局某位领导常打交道的他,“我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一直以为他只有那一套房子。公示后上网一查,原来他子女的名下还有一套房。所以我认为公开还是管用,便于群众监督。” 但对官员来讲,在网上露出“家底”,还是颇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适应”。 如实 史无前例的“诚信考验”和“压力测试” 张宇峰是区房管局拆迁办主任,他向记者坦言,刚通过网络公开时,还是“很有压力”,也经历了“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什么事情都低调,不愿公开。打个比方,(有的领导干部)好不容易借钱贷款买了辆车,一般是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但如实报告后,你的东西就曝光了。另外还怕外人产生猜想,会不会是通过非法手段啊?肯定就有压力。” 张宇峰说:“但后来就觉得很好,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应该公开嘛。你怕曝自己隐私,你就不当这个干部,不做这个公务员。而且跟国外比,我觉得我们还做得不够。” 而在掇刀区政府,一名宣传部官员就“(领导干部)孩子的情况适不适合公开”,与记者展开了辩论。这名官员表示,网上公开后,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家庭隐私”也被外人所知,至今仍有不少异议。 “有的领导干部的孩子在国外留学,这个公开说得过去;但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也要公开?他们的姓名、学校这些信息透露后,万一造成负面的事情发生(指被人报复、伤害等),责任又由谁来担?所以涉及孩子的情况,哪些可以公开,哪些不适合公开,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敏感。”这名宣传部官员说。 从有顾虑、有争议到制度性申报,从战战兢兢到必须去面对,掇刀区官员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诚信考验”和“压力测试”。 而如何确保领导干部的报告内容“如实”、没有“漏报”?按照试行办法,报告人在填完资料后,由所在单位党务公开栏公示一周,并经单位党组织审核,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然后再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又经审查组再次复核,才在掇刀区政府网上公示。 对此,掇刀区教育局党委书记田继芳说:“作为单位一把手,我需要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在确认其他人报告的真实性后在上面签字盖章。当时,有一名校领导因为担心家庭财产等隐私曝光不利,在报告中隐瞒了其配偶开美容院的情况。我提醒他,作为领导干部的配偶同样有义务申报个人财产。最终他及时补报了上去。这种情况往往在公示的第一关即单位公示栏公示时就会被同事发现。” 而对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隐瞒不报的,试行办法规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责令辞职、撤换或罢免等处理。这一硬规定,使得掇刀区领导干部申报率达100%,公示率100%。 那么掇刀区领导干部在网上公开的个人信息到底有无“水分”?有没有虚报、瞒报的情况存在呢?记者到部分报告人的单位作了走访。 公开 领导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 走访发现,这项在当地业已推行一年多的“阳光”举措,许多人仍未知晓。 在掇刀公安分局,记者随机分别向两名干警询问:知道你们局长的工资收入以及住房等情况吗?一个摇头,一个答:这是他自己私人的事,我们无权过问。 那知道局领导的个人信息在掇刀区政府网站上有公示吗?记者再问,回答则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反问记者:有这样的事吗? 同样的回答出现在掇刀区检察院,当记者向几名工作人员询问,是否知道检察长卢良恳有几套房?孩子在哪里上学?(网上公示卢有两套房,孩子在英国留学)有工作人员对记者的问题感到奇怪:领导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而对网上公示也均表示不知。 在掇刀国土资源分局,连续咨询的几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不知网上有公示,“也不关心那事”。对局党组书记、局长施以武在网上公示的“有一套住房”、“女儿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留学”等信息,记者找到了为局长开车的陈姓司机。他证实施以武确实只有一套房,而且是老房子,登记信息属实。 但对其女儿 ,司 机的说法却是“华(中)师(大)毕业的,还没工作”,并不知其留学一事。当得知实情后,司机猜测,“可能后来留的学,费用应是她男朋友出的,她男朋友是开公司的。我跟他(施局长)几年了,感觉还是蛮清廉的。” 掇刀石街道办事处一名干部,是受访者中为数不多的知道有网上公示的。记者就街道办几名主要领导网上公示内容向其一一求证,“这些申报信息,我感觉都是准确的。” 对报告人有可能虚报、隐瞒的猜测,他则认为“可能性不大”,“街办领导我不看就知道他的信息,他要弄虚作假,很容易被投诉。纪委每年也都要查的。至于说把房产什么的,找个亲戚、熟人安在他的名下,到时候他不给你了,他卖了怎么办?很容易引起经济纠纷。所以要想违纪,风险和成本会很高。” 在掇刀区财政局,两名受访的离退休老干部亦对网上公示表示不知,“没听说这事”,而在得知后两人看法却是“恐怕又是走过场的吧?” 据两名老干部向记者一一核对,该局副局长刘青松、张锐,区国资局副局长杨小华在网上公示的内容也大多属实。但二人另透露,刘青松、张锐今年分别购买了一辆私家车,但网上相应的“私家车情况”一项,两人都是空缺。“张锐买的是一辆雪铁龙轿车,花费约13万。两人都是最近半年才买的,也可能都还没来得及更新。” 在逐条看过网上公开事项后,两名老干部也提出疑问,“公开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是不是还有没公开的呢?谁来监督?” 而且在二人看来,“目前所公开的还不够彻底。” 缺憾 干部到底有多少资产,仍是模糊概念 这两名老干部认为,他们其实最关心的还是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有多少财产。“除了住房、车辆等看得见的,还有多少存款?这些财产是否超出合理收入?如果明显超出其来源是否合法?而这些并没有在公示中看到。” 而这,正是被国外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最核心部分。 国际上认为的,真正的财产申报,不仅要申报官员本人的财产,还有配偶和抚养子女的所有财产,以及这些财产所带来的收益。与之相随的,还有一套对虚报、谎报、漏报和拒不申报严厉的预防和惩罚措施。 “我觉得我们还做得不够。”掇刀区拆迁办主任张宇峰以自我申报中的体会认为,“还要把领导干部更多的所谓的隐私,更进一步地公开。比如平常开支啊,都有哪些开支?特别是私人的重大开支,还有公务活动中的重大开支,都要公开。你的公车,一年跑多少公里,花了多少钱,也应该公开透明。另外还有存款这一块,你看国外有的领导人有多少存款都是公开的,很清楚,我们也应该更加透明。” 显然,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虽然较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又迈进了一大步,但仍未触及官员财产公开最敏感、最核心的部位。“公开后,对区领导干部到底有多少资产,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透明度不够,叫群众监督什么?这样的公开有多少意义?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一场官员秀。”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不同声音。 一年多来,掇刀试点的“反腐”效果究竟如何?对此,掇刀区委有关部门先后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韩玉兰对记者的解释是,这是湖北省纪委的一个内部试点,还没达到完全成熟的条件,目前还不适合采访。 湖北省纪委党风室是具体负责掇刀试点的指导部门,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掇刀的“这个面不大,并不是所有(事项)都公开了,只公开了一部分”,而对记者提出的进一步采访,被省纪委办公厅一王姓人员以“要向上面汇报”为由婉言谢绝,记者留下电话一直没有回音。 掇刀政府网上公布的两部举报电话,一部设在区委组织部,另一部设在区纪委。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他所知,针对网上公示的举报电话“基本上没有”,“也没有听说哪个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被通报,批评,受到处分。” 而2010年发表于湖北省《党员生活》的一篇公开文章显示,掇刀区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工作以来,“尽管领导干部财产等重大事项‘晒’在网上已经4个月有余,截至目前,没有收到群众举报电话。” 文章说,对此,区纪委书记李克英认为:“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区委书记王保举的态度很坚决:“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我们绝不会让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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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石龙洪:动车事故后的国家与公民:对垒还是合作?

温州动车事故已经过去快3天,但对事故的讨论、汹涌的民意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沉寂,反而公众的愤懑情绪变得更加剧烈。民意的焦点集中在对事故的遇难人数透明公开与否,事故对媒体报道开放与否、国家是否在积极处理好事故的后续工作、相关部门,甚至国家整体对事故是否彻底反思等问题。 显然就目前相关部门处理事故的表现难以让公众满意。在遇难人数上遮遮掩掩,多个版本的消息使得公众对政府非常不满意,质疑政府对事故处理的诸多“野蛮”的做法。比如过早的宣布救援结束,没有生命体征,但是在这一决定之后却还救出乘客,这一点难以让人不质疑相关部门的粗暴的作法。 同时过早的销毁残损的车厢,也被网友深刻质疑,到底是为什么在没有调查清楚事故原因之前就急于销毁,难道是为了销毁证据吗? 而铁道部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和发出诸多言论,比如:救援宣布结束之后被救出的生命是“救援奇迹”,以及众多官员住香格里拉酒店、享受美食、匆忙问责官员等行为也遭到网友揭发、批评。 而且在此次事故中,政府也力图限制记者行动,限制媒体报道,试图控制对事故的传播,限制媒体的力量,这种封闭的态度也遭到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因此,从此次事故政府的表现来看,难得民心,让诸多的人失望透顶。但从另一面,即公民的角度来看,在此次公民的行动更让人看到了人间的温暖、情义、力量,事故当天就有超过500个温州地区的人连夜去献血,微博上更是众多网友在传递信息,传递爱心,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给予遇难、受伤者帮助,在25号就有大量温州市民自发在温州世纪广场为723特大事故死难者默哀,并且公众也一直在努力挖掘真相,还遇难者一个公道,避免国家再发生类似悲剧,真正地推动国人对高铁的认识,促进国家渡过难关。 因此,从国家和公民在事故中表现来看,双方的行为似乎截然相反的,成为极具差异的两级,国家和公民似乎成为对垒的两方:有如此国家就没有公民,有公民就没有如此国家。 如果真的到达如此地步,不能不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莫大的悲哀。而在现代国家中,国家和公民需要形成良性的关系,国家既由公民组成,公民是国家的力量之源,但同时公民又有独立于国家的空间,能够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形成防止国家过分专权以致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力量,使得公民社会能够有能力反对国家。 因此,良性的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中,国家即爱护公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同时国家又能够得到公民的信任,能够得到公民的力量支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也会帮助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 所以,从此次动车事故来看,公民在国家发生灾难时踊跃得贡献自己的力量,献血、传递信息、爱心,组织活动为遇难者哀悼,挖掘事实真相以让国家从事故中吸取教训,避免下一次的灾难,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帮助国家成长,变得更好。 但是作为国家的一方,并没有显示对对遇难者的生命最高的尊重,并没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保证新闻自由,并没有深刻反思事故,并没有尊重公民社会的力量。 而公民要求有时候并不复杂,只是希望国家能够透明、公开,查明事故真相,给遇难者一个公道,避免下一次灾难。如果国家连这些公民“简单”的诉求都难以满足,那难以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积极的,那国家和公民在最危难的时刻也就不能形成最大的合力,发挥最大的力量去渡过难关。 因此,国家需要变得更好,需要处理好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理解公民、理解公民社会本身,还原公民社会本身的角色和力量;同时公民需要发挥自身更大的作用,不抛弃、不放弃,坚持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信念,贡献自己的力量。唯有如此,国家和公民精诚合作,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才能够缔结一个真正强大、幸福的国家,而这也是一次次的灾难对中国深刻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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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第一哲学: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在哪?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按:此文的分析鞭辟入里,主要观点我十分赞同——“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特推荐阅读。 本文由若干问答组成。每一条所涉及的论题都比较艰深,所以,其答案也是线条式的。不过,将这些线条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清楚了中国的真实模样。 1、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有什么问题? 在中国,真正自信地活着的人,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他人,很多时候甚至连起码的道德也不敢讲。稍有反省意识的人都生活在一种空虚、失落、恐慌和焦躁的情绪之中,并且绝大多数人只能用物质刺激来充当精神慰藉。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很多人即使有了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佛教徒等,一旦遭遇现实,心情也会变得格外沮丧。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认同西方文明,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差。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呢?其实原因再也简单不过!因为中国人的人格是空洞的。或者说,中国人没有人格。或者说,中国人没有“内在自我”。由于没有“人格担保”,所以,中国人害怕真实的世界,宁可将自己封闭在心灵的牢狱之内。或者,即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很难突破社会的包围圈。事实上,由于“无我”,中国人一旦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紧张关系的时候,神经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中国人即使移民海外,也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据说,中国人在海外还是要搞“窝里斗”的。因为在中国人那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无意识”。这就是刘小枫所说的:“有一条无形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至今不衰的传统律令: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中国的问题,其实永远都是那个老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中国人甚至想做奴隶都艰难,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在中国,你想“做人”,等于是向全社会发出挑衅。而心安理得地“做中国人”,则“好处”很多。最大的好处就是,“皇帝轮流当”。在中国,小孩子都知道做皇帝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包括农村家庭在内,中国人从小就得接受这种帝王崇拜的“洗礼”。儒家更是声张“内圣外王”的所谓理想人格。事实上,中国就有数不清的皇帝,李光耀说中国各省的诸侯是“小皇帝”。以此类推,中国的无数村长都是“皇帝”级别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权意识支配了整个的社会心理。有了特权,“做中国人”的“好处”就显得格外突出了,例如,可以无端制造罪恶,可以没完没了地折腾自己人;可以过一种不费力气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可以尽情地做坏事,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干大坏事;等等等等。 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就可以对中西方社会进行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式的比较分析了。 2、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完全相反的社会类型。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人性”。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马克思说中国是“木乃伊”,这些都是隐喻,指的是中国人尚未从混沌的人性中走出来。 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性更接近动物性,因此我们还不能从人类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中国人有人性。从动物性到人性再到神性,这是一个完满自洽的循环,它们是彼此观照的关系。因此,谈人性不能孤立地进行;就人性说人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像我们谈论现实,如果不能结合历史与未来,现实就仅仅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缺乏加工的材料。 很显然,中国人的人性是断裂了的。中国人接不上这个“动物性——人性——神性”的循环。所以,就连人性,中国人也无法将其彰显起来。以此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相较,前者的确很难算“社会人”,而只能看作“自然人”。这不是妄自菲薄,事实就是这样。否则,我们为什么经常说“要呼唤人性”?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人的人性尚未觉醒! 人性不能觉醒,是很危险的。它意味着,中国人只能走下坡路,社会只能趋向溃败。因为人性向下,就是动物性畸长,而神性荒芜。一个动物性发达的社会,只能适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事实上,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吃喝、消费。我们不难发现,外来物质文明灌输到中国越多,中国文化就越垃圾。当今的中国人,在胃口上越来越大,而在精神上越来越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今中国与世界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居“安”思危,我们才有拯救自己的决心。 3、理解中西社会差异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相反的。例如社会制度,中西的根本差异是:西方社会是自组织的,并且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来进行组织的,并且国家高于社会。因此,西方社会是契约型社会,也可以说是合作型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管制型社会,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型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社会”! 西方社会是权利至上(即个人至上),中国社会是权力至上(即国家至上)。权利与权力,哪个居于优先地位,决定了中西社会的体制性的差异。在西方,“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伯林)。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是个人权利,一切都在个人权利上展开。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利意识。当今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些权利意识,还是制度移植的后果,是晚近的事情。所以,权利意识是否发达,是理解中西差异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可能理解权利的。权利意识的核心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却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认识你自己”;同时,权利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如何主张权利,主张什么样的权利,都无法离开道德思考。 在西方,权利是神圣的,放弃个人权利等于不道德,等于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在中国,权力是神圣的,违背权力就等于大逆不道,等于与社会伦常作对。因此,在西方,个人权利就是人格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个人有无人格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中西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异。在西方,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他人不可取代;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没有独立价值,每个人都得依附于他人,尤其是依附于权力、特权或者国家。在表面上,中国人依附于家庭、宗法伦理,实际上,本质上是依附于权力,而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因此,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并且,这一点非常顽固。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权力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态。这是原始巫术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残留,也是孔教、儒学长期洗脑的产物。在中国,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既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上神权的最高代表。所以,很自然地,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也就具备了神圣性。而在西方社会,“人”才是目的,国家不过是手段,就像韦伯强调的那样,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 4、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差异? 用权利概念来考察中西方社会,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的相背性。例如:【在社会核心价值上】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权;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王权。弗里德里希在其所著的《超验正义》一书中写道:“整个西方宪政史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而全体中国人的导师孔子则认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授”,君主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因此,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一般都认为,个人才是目的,如果把最终的价值归属国家,那就是“偶像崇拜”。在西方,世俗权力必须接受信仰与理性的制约,即宗教与法律都有高于政治的地方。但在中国,世俗权力就是信仰本身。 【在政治权力来源上】中国人用的是“夺天下”的方式,天下一旦夺得——不管凭借什么方法——整个天下就是自己的了;而在西方,权力是公共的,而且公共权力不过是私人让渡个人权利的共同契约,更重要的是,公共权力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保护私人权利。权力来源上的不同,也导致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差异:中国是集权,西方是分权。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人身依附性;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契约性。同时,它还导致了社会治理的不同:西方是个人自治、公司自治、社会自治,中国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自治。 【在社会属性上】西方是公民社会,中国是私民社会。私民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只有血缘和宗法关系,所以中国也不会有以契约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西方的公民社会是依据契约精神组建的社会,所以,西方是契约社会,公民就是处在双重契约中的人,一个是个人与神签下的约,一个是在人的平面内签下的约。对应于双重契约,公民社会突出两个平等,即,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关系上人人平等。 【在社会阶层划分上】西方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体,而且,每个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所以,西方人的生命形态丰富多彩。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社会身份,而且都是积极主动的。但中国的社会阶层自古以来就十分单调。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黑格尔说得更好一些,他认为,中国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跪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皇帝。 5、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有哪些?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社会有无理性与信仰的文化因子。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还表现为:有无公私分离,有无社会正义,有无公民社会,有无民主法治,有无个人产权,有无公共道德,等等等等。如果单从社会意识上分析,就是有无公共精神。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没有个人权利,就没有公共权力。所以,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公私分离,也因此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世纪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在呼吁“公共性”问题。金耀基说:“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出现了种种对中国积弱的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在众多诊断中,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私’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在众多的药方中,‘公’则被视为中国最缺少,而又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因素。” 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梁漱溟则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实际上,“无我”的中国人,就连“私”也是没有的。例如,中国人的不自由,与没有私有财产权也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最应该“私”的地方也无法真正“私”起来。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说过:“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6、到底谁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化? 阻碍中国社会进化的力量,可谓盘根错节。但从根本上说,是帝王崇拜和儒家伦理,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正如史华兹所言,中国社会有个“天花板”,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孔教思想则强化了这种权力哲学。 亨廷顿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 由于没有民主,所以,中国社会阶层板结、固化。正如林语堂看到的那样,中国只有两个社会阶级: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衙门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树。它们的根与根相交错,再交错,像扇子一样展开。而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流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化最大的阻碍力量是所谓的“读书人”——无论是否进入“体制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无法创造社会性的价值。中国的“读书人”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牛虻,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社会的吸血虫。中国社会的奇特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读书人”应该享有特权,而且,每个中国家庭都在砸锅卖铁地培养着这样的下一代。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等说教,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寄生虫群体。中国“读书人”的变态人格,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变态思想。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尤其是“读书人”自身,应该进行痛彻的悔悟。 中国文化的失败,就失败在“读书人”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没有人格追求。林语堂说道:“这些人(指所谓‘中国的学士们’)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我们再用森林作比。这些上流阶层是寄生虫,他们有办法毫不费力地爬到最高的树上去。中国所有的榕树都被这样的寄生虫包围着。换句话说,他们能爬到树上,悄悄地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顺便地把一张委任状塞进兜里。更有甚者,他们经常从树那里接受喝干大地乳汁的责任。”“大地的乳汁被用来滋养那些寄生虫。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会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一切,只不过是养肥了寄生虫们自己的家庭。” 中国当今的“社会精英”之所以没有社会变革的动机与动力,是因为中国当今的体制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在这种体制之内,他们享受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逍遥法外!这种“无法无天”的生活,是所有缺德的人的共同追求。实际上,中国的“仁政”、“德治”都是毁灭人性的说教。所以,治国必须依靠法治。法律应该高于政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老大难问题。 这一点,林语堂也说得非常明白:“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是:帝王崇拜、儒家伦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 那么,有无解救之道?当然是有的。中国人要争取的,还是做人的资格问题。即,中国要好起来,首要的事情是,中国人必须获得“人格”。关键词是“人格”。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格?又如何争取人格?这是一个本文没有交代完毕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任务。 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www.bokerb.com 载转请勿删除此信息 原文链接:http://wusanxing.bokerb.com/blog.php?do=blogevent=viewids=14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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