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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人权不是政治”“此乃朕之家事”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国家领导人应由民主程序推选或国民一人一票直选。这种方式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但在帝王专制时期,选谁做下一届皇帝的接班人,却被视为皇帝自己的家事,非但普通老百姓没资格参与,就连皇帝身边被宠信的大臣们也无插嘴的余地。 端木赐香在《岳飞的盲区》一文里讲了几个古人的例子:一是岳飞,受皇帝信任重用时,脑子发热,觉得自己成了皇帝的自家人,于是提醒主子:该考虑接班人问题了。就此惹恼了皇帝赵构,导致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二是包拯,好心劝仁宗早立太子,仁宗“卿想立谁?”的一句反问吓醒了老包,连忙洗清自己,是“为宗庙万世计谋”,自己年已七十,且无子无孙,并非为自己后辈求福,“陛下问想要立谁,这是怀疑臣下。”三是与包拯同朝的韩琦,也曾劝仁宗早立太子,仁宗还是那句话:“朕久已有意于此,谁人可为太子?”把韩琦给吓得连忙说:这可不是臣辈可以议论的事,应当出自圣上的裁定。第四个例子与前面三位相反,唐玄宗想废太子瑛,征求宰相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懂得规矩,回答道:“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第五个例子是方孝孺反对朱棣取建文而代之,朱棣硬邦邦地顶了回去:“此朕之家事尔,先生毋过劳苦。” 前面发这么一番议论,是因为看到下面一则消息,不知怎的,就做了联想。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12 月 2 日在日内瓦召开特别会议,以 37 票赞同, 4 票反对, 6 票弃权通过由欧盟提出的叙利亚人权形势决议草案,强烈谴责叙利亚大规模、有组织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呼吁采取适当行动阻止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 4 票反对来自中国、俄罗斯、 厄瓜多尔和古巴 。 据新华社日内瓦 12 月 2 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何亚非 2 日表示,中国反对将叙利亚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理由危害他国领土完整或主权独立的借口。 署名 @ 吴稼祥 的微博对此评论道 : 多么弱智的理由,人权问题是政治中的政治,是政治的灵魂,居然说,不把人权问题政治化。请问,人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神马问题?难道是娱乐问题? 我接着吴先生的话也评了一句:呵呵,根据中国特色理论,人权属于家庭内部问题。 难道不是么!“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这话让人听起来,如同又听到了“此乃朕之家事尔”,透着从坟墓中传出来的腐臭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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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 中国人的不想“由”只想“知”

2011年12月05日 11:02:26       孔夫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似乎也从反面说明,古人之“不想由”、“只想知”。特别是他一旦走出乡居,与外界开始往来之时。         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一书中,黄仁宇先生有不少涉及当年军旅生活的文字,此次读来,感受颇深,如所谓军人读训:“服从为负责之本”;“不能跟他们(士兵)说理由”。另一方面,“对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战后因以两个中国军官督率大批日军修复公路的亲身经验,发现“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唯恐不符合我们旨意”。相反,中国军士首先即无“服从之观念”。         所以,老话说“中国人难治”;对方却是“直肠子”,到处流传“日哄日本人”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中国人有“反行为”,用来对付皇上,对方官府,对付地主,对付集体……愈演愈烈,对付用来几乎一切。         不过,我却不能断言反行为是人们“与生俱来”、“从古就有”的,还是随历史演进慢慢“学会”的(这里并无任何褒贬之意)。不知诸君意下如何?   上一篇: 日本人没有反行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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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相对生死

    日本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简直不可思议。比如对死,中国人认为死意味着“万事都休了”,而日本人很多认为,死是开始了新的旅途。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日本人不怕死,我指的是在文化观念上。既然是新的旅途,就不能像中国人那样,稀哩哗啦,反正都完了,怎样都无所谓了,破罐子破摔。     日本人对死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比如武士,山本常朝教导说:身体的教养要好自为之,平时要化妆,不是为了生,而是为了死时死得漂亮,不能很邋遢的样子战死。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充满仪式感的日本人的死。太宰治自杀前,把自己和同殉情者、女友山崎富荣的照片摆着,供着香火;《失乐园》里的男女主人公,则端坐着对饮,俨然是为即将开始的旅程饯行,至于剖腹自杀的三岛,在日本自卫队东部方面总部的大楼向自卫队员们演讲,被狼狈地轰走,应该是够沮丧绝望的,他要赴死,可是完成剖腹自杀过程,仍然一步一板,好像是在演出着一台精心创作的舞台剧。那勿宁是向着“生”的,所以日本人有“相对死”一说。     当然,在中国,死囚临刑前,也会给予一餐好吃,我家乡将它叫做“吃尾餐”,但是死囚很少能坦然享用的,他只恐惧和绝望于“尾”:一切结束了!那勿宁只是人家为他准备的,跟他没有关系。像王小波的小说《寻找无双》里的死囚,能跟行刑者聊起家常来,只是异数。     中国人喜欢好,特别是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口号虽然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实际上是有着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的强烈支撑的。“生”肯定是好的,绝对要求“生”,“死”肯定是不好的,“死”了绝对是“死”了。乃至于发展到了把“3”作为吉利的数字,而忌讳“4”。有的楼房的层数,甚至没有四层楼,而写为三层半。即使送丧的车辆排序,4也是不能用的,要写做“3+1”。人都死了,还忌讳死?起初我不理解,后来才明白,那是针对生者的。死的就死了,当然不舍,但无可挽回。那么,就现实一点,把目光放在还活着的人身上。所以操办丧事,与其是为了死者,勿宁是为了生者。所以几乎一切丧仪的讲究,都着眼于生着的子孙的能否平安。甚至,死去的祖宗还被赋予保佑子孙的功能。小时候看老人拜这个,拜那个,有的是懂,因为拜的是神,神本来我就没见过,由不得你懂不懂;而有的则无论如何也不懂,就是拜祖宗。那个祖宗,原来我天天见面,跟我一个屋子里住着,一个桌子吃饭,后来老得风吹都会倒,后来真的不能站起来了,只能躺着,最后躺着不动弹了,死了。这么一个毫无力量可言的人,怎么一下子成了可以保佑我的人了?后来明白了,不把他说成能保佑我们,还能怎么办?与其放着无用,不如用一用。不管有用无用,说了也许就会信,也许还真有用。于是,还出现更不可思议的,把死者送走,回来,办酒席喝酒,司仪会领着众人叫“好啊!”死人了,好什么?那指的是活着的人已经脱离了晦气,从此好起来了。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好”当然是“好”,“不好”也要千方百计把它变成“好”,所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红楼梦》里的“好了歌”,道尽了中国所谓“好”的逻辑的悖谬,“好”(生)与“了”(死)的关系的吊诡。     所以,结婚也无论如何是好的,因为那是一种“生”,而离婚则绝对是坏事。所以“劝合不劝离”。哪怕家庭已经一塌糊涂,关系已经彻底崩溃,貌合神离,也要守着。日本人过去也是死活不思离婚的,据说日本是世界上离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前不久,还看到一些中国媒体将之作为榜样,规劝离婚率年年攀升的中国人,让我哑然失笑。日本那些婚姻很稳定家庭里的男人们,晚上泡在酒吧里喝酒,甚至在外面“不伦”(婚外恋),把妻子丢在家里,纯粹是当老妈子,地位跟孩子们无异。甚至妻子知道了丈夫有外遇,还得忍着。这算什么婚姻?中国人应该都很明白,不把人当人的稳定,不要也罢。所以90年代后,日本一些经济能够自立的女性,就索性不结婚了。她们要当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人格意识的觉醒,也是让自己“活在真实中”。     那么,如果是结婚了的,当然也完全不必凑合在一起,受委屈。其实,有毒的婚姻,不仅是女人受委屈,男人也不舒心。结束一段“死”的婚姻,或者将把人折磨“死”的婚姻,这时候的离婚,反而是一种“生”,给彼此生路。     真正的婚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基础上的,彼此都是独自活生生的人。离婚也应该这样,分手时,也应该是独立的。我觉得,失败的婚姻很多是因为没有彼此独立的人格造成的,有的是对方不给另一方独立人格,有的是自己也不要独立人格,所以导致婚姻失败。既然奔向新的生活,那么就要觉醒过来,让自己独立起来。不要觉得自己吃亏,是被对方骗了,于是要对方赔偿。我最看不上女的把自己当做附属品粘在男人身上,你娶了我,就得养我;你要了我,就得为我负责;我和你生活,你就得保护我,哪怕当“冤大头”;分手了,你得补偿我,要钱要房子,我见过不少男人被剥夺得一身赤贫。当然我也见到男人见势不妙,赶紧留一手的,以小人对付小人。不错,我是男人,而且我也愿意当负责任的男子汉,我愿意保护你,呵护你,甚至我愿意爱你时当“冤大头”,如果离婚,我可以把一切财产都给你。但是这不等于你可以讹诈我。如果你讹诈我,我可以拒绝一切。现代社会,绝大多数都是从恋爱发展到婚姻的,当初又不是买卖婚姻,不是把你骗来的拐来的,谈何谁赚谁亏?恋爱婚姻是两厢情愿的事,谁都要把自己的责任负起来。如果谁确实有原则性的过错,那么可以理性裁决。     理性的离婚,不是吵吵闹闹,要死要活,用坊间的说法,应该“好合好散”,甚至握手分别。当今日本,还有人举行离婚仪式的。这是由一个叫寺井广树的日本人设计的离婚仪式,墙壁上挂着一个红色的青蛙,写着“婚姻改变”。日语中“蛙”,跟“变”谐音。在一个小桌子前,被邀请来的双方的亲友登记签到,然后走到两侧,排成两列,陪着离婚的两个人走完婚姻最后的路程。仪式的最后一个程序是,离婚的两个人携手举起一个青蛙形状的锤子,将婚戒砸扁。然后大家道:“祝贺离婚!”在中国人听来,有点讽刺,只听祝贺结婚的,怎么有祝贺离婚的?理应祝贺“生”,怎能祝贺“死”?     婚姻这东西,从自然规律说,最终都要走到离婚的。但直面“死”,有时候还可能获得“生”。据说,在这样的的离婚仪式上,携手举起锤子砸婚戒时,不乏有翻然悔悟者,长期慵懒的感情被激活了。为了“了”,则“好”了,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吧。其实中国也有许多关于“生”“死”辩证法的论述,为什么总无法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呢?也许是因为“生”的愿望太强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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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 2011年,我的部分荐书

《彷徨之刃》 ,(日)东野圭吾著,刘佩瑄译,南海出版公司     最初识得“彷徨”这个词,是因为鲁迅的《彷徨》,至今看到“彷徨”,首先想到的还是它。“彷徨”这词在汉语写作中较少被使用,倒是日语相对有限的汉字中,居然有这个词的影子:彷徨う,用假名写是“さまよう”。我甚至怀疑鲁迅使用“彷徨”,是因为日语影响。汉语词语在日语中被使用,对长期使用汉语的中国人,常产生惊异的效果,特别是“彷徨”与“刃”摆在一起,这是怎样的“彷徨”呢?这“刃”,又是怎样的刃?父亲长峰等待着中学生的女儿回家,女儿是他唯一的亲人,但是女儿被拉进一辆黑夜中游荡的汽车,被奸污杀害了。警方一直无法找到凶手,这时父亲得到凶手的消息,这个温良的人决定自己复仇,这算一种“彷徨”吗?更精彩的是本来应该制止长峰个人复仇的刑警织部,也对他所倚仗的法律“彷徨”了。根据日本法律,未成年人犯罪不会经过媒体报道和公开审判,罪犯在关押一段时间后就会被放出,不会留下案底,更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那么,谁来关心长峰的心灵?如何重树他的生活?   《情色之花》,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著,段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束“情色”之花,“情色”不等于“色情”,这是许多人没有弄明白的。“情 色”是精神性的,“色情”是物质性的;“情色”是美,“色情”是俗。所以文学和艺术 跟“情色”怎么也逃不脱干系。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龙萨的玫瑰、普鲁斯特的卡特 莱兰、欧玛尔•海亚姆的郁金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莫奈的睡莲、马奈的紫罗兰…… 索莱尔斯呈现给我们的是那些长久盛开在文学艺术记忆中的“情色”花朵,是否因为因 为“情色”,才魂牵梦绕?作为“写作控”、“音乐控”、“绘画控”,我猜索莱尔斯写作这 本书时是很有快感的,阅读它也很有快感。索莱尔斯没有沉浸在植物学的研究中,信手 拈来,撷捆成束。这是索莱尔斯的作派,他曾经这样直接从传统文学过渡到“反文学”, 在人们惊魂甫定之时,又从“反文学”回归到传统文学,在法国文学界留下了惊艳的飞痕。   《男性统治》,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     严格说是重读,因为深圳的“杨武事件”,我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更加感同身受。皮埃尔•布尔迪厄通过分析男女间的基础对立,阐释了社会生活和“象征”生活的既定条件,展现了社会的“象征”资本与男女之间对立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让我感兴趣的是,布尔迪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女性是跟统治者合谋的,她参与了“象征暴力”的制造,使被统治成为一种信仰行为。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发自被统治者的信仰:丈夫就应该强大,妻子就应该被保护,即便到了当今这个煤气罐都不需要丈夫扛,面对体制,即便是大丈夫也搞不定的时代。实际上,男权也是一个陷阱,“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   《中国文学场》, 曾念长著,上海三联书店     这本书中,曾念长对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及文化界的二百多位知名人物,进行了“知识考古”式的社会学考察。他认为中国社会正沦陷于以货币为胶合剂的商品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基础因而发生了巨变和错位,中国文学场同样未能幸免,这是一个“商业专制时代”。关于文学,我们读过太多就文学谈文学的研究,好像只要作家有天分、努力,作品写得好,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声誉,好像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学思潮,都是基于深刻的原因,这只能让研究隔靴搔痒。固然,所有重大的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根植于深刻的根源,但这个根源很可能不能在文学内部寻找,明白地说,它根植于权力和利益。不仅中国文学如此,其他国别的文学也是如此;不仅现在如此,历来如此。所以我更关注“生成”,我上的课程就是关于文学的生成。不客气地说,“文学场”一样是“权力场”、“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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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说选择

2011年12月04日 20:00:20        人生在世,总是要面临选择。买菜,买这家的韭菜,还是那家的,就是选择,选好了,就意味着丧失了再选择的机会,经济学上叫做机会成本。除非吃错了药,为了显摆,买一份扔一份。各种各样的选择,都要付成本,选择对了,利润大于成本,选择不对,利润小于成本。只不过人生不是纯然的经济活动,得失无法精确计算。有时候明知是亏本的买卖,但还是会心甘情愿地投入。在外人看就是傻,但自己的感觉很爽。       现在的人对于成功很在意,只要成功,似乎就意味着一切。当然这样看问题相当肤浅,因为何为成功,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有着不同的标准,此处的成功,也许就是彼处的失败。而且现在我们所谓的成功,似乎只有一个尺度,就是能不能挣到钱,即使做了大官,当了大学者,如果最后钱没多少,似乎也不算是成功。     其实,就是单就多金而言,成功也跟选择有关,选一条合适你发展的道路,是成功的前提。做生意的,就是要选择一种适合你的行业。初入行的人,总是不知道怎样选择?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山望着那山高,老是觉得别人的选择更好。也许,资金很充裕的商人,可以在多个行业之间游走,照样可以捞得满坑满谷。但是,初入行的人,如果总是这行做做,那行瞧瞧,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选择,多半是不能做出点名堂的。道理很简单,彼此的条件不同,初学者没有本钱。     世界上三百六十行,每行的大道理,都是一样的,但行内技术性的小道理,却各个不同。一个业内人士,只能明白了这里面的小道理,才有可能挣到钱,否则,说的再好,也是外行看热闹。说起来头头是道,实际操作百无一能。行内的小道理,不仅有行内的技术和经验,而且包含人脉和资源。这些东西,都是做好这一行的所必备的条件。但是,这些东西,却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拥有的。很多人干了一行,连皮毛都没摸到,就觉得别人的行业好,别人挣到钱了。而别人论智商,似乎还不如他,于是转身扑向别人的行业。的确,别人可能是不如你的智商高,但人家的成功,个中的道理,你却没有明白。转行之后,多半依旧不成功。还有的人,已经在某个行业做了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积累,但是也经不起诱惑,总是觉得别的行业更好,挣钱更轻松,于是放弃本行,弃暗投明。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新行没有做好,旧行也丢了,有如邯郸学步。     一般来讲,频繁地选择行业,对于一般人,非大富豪而言,绝非好事。这个世界,智商高有时并非好事。因为智商不高的人,往往不会频繁地选择,只知道把住一个机会,老实做事,即使钻牛角尖,钻时间长了,也能钻出名堂。但智商高的人则自视甚高,眼高手低,不肯踏实做好一件事,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失败。     选择是选择机会,但把握机会,还是要靠最朴实的东西,经验和技术再加上人脉和资源。没有积累,对于多数命不是特别好的人而言,单凭撞大运,命运之神是不会垂青你的。机会,说到底,是在踏实的工作,认真的琢磨中出现的。           上一篇: 被绑票的“国标”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7)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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