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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 上海处级女干部退休年龄延长再起争议

    媒体披露,从今年起,上海已经恢复执行中组部1992年发布的22号文件,凡是公务员中处级岗位的女干部,能坚持正常工作,且在本人自愿的情况下,其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 媒体披露,从今年起,上海已经恢复执行中组部1992年发布的22号文件,凡是公务员中处级岗位的女干部,能坚持正常工作,且在本人自愿的情况下,其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 此报道以市政府名义发布后,旋即引起广泛关注。 多数网友表示质疑和不满。原因很简单:延长退休年龄,为何又是干部先来? 在国家公务员队伍快速膨胀,行政职能转换相对滞后以及官民对立情绪推波助澜下,上述民意当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目前进行延长退休年龄试点的省级地区有二:上海和宁夏。 背景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六普”的数据表明,全国65岁及以上总人口为1.19亿人,占8.87%。已经远远突破国际标准7%的“红线”。另据估算,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未来寅吃卯粮现象还有加剧之趋势。 专家指出,为了实现全民老有所养,主要解决方案有三:一是增加在职人员的缴费,二是减少退休金领取者的收入水平,三是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缴费年限等。 显然前两个办法损害公众切身利益,势必引起强烈不满,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波及整个英国的大罢工便祸起削减员工福利,足以成为镜鉴。于是第三个方案便成为有关部门上选。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握有公权、工作稳定、福利完善的政府机关更易推动。而延长女干部退休年龄又有消弭职场性别之积极导向价值,便成     此报道以市政府名义发布后,旋即引起广泛关注。     多数网友表示质疑和不满。原因很简单:延长退休年龄,为何又是干部先来?     在国家公务员队伍快速膨胀,行政职能转换相对滞后以及官民对立情绪推波助澜下,上述民意当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目前进行延长退休年龄试点的省级地区有二:上海和宁夏。      背景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六普”的数据表明,全国65岁及以上总人口为1.19亿人,占8.87%。已经远远突破国际标准7%的“红线”。另据估算,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未来寅吃卯粮现象还有加剧之趋势。 为试点中的先锋。 事实上,此举严重值得推敲。以上海为例,女处长60岁退,但男处长却顺延至65岁,和过去一样差五年,何来男女平等?再说,从社会分工差异和关爱女性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福利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她们早日告别繁重的工作回家颐养天年是合乎人性和常识的。一个佐证是:即使是在社会保障亟待加强的背景下,被提前退休的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为84.44岁,男性仅为79.82岁。 另外,就业依旧是当前第一民生要义。延长退休年龄势必急剧这一困局,必须按照两害相权的原则进行科学审慎的利弊权衡。 再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干部的年轻化已是大势所趋,公务员队伍加快新陈代谢,实现年富力强方能适应转型社会日益复杂沉重的决策管理工作。延长干部退休年龄明显与之背道而驰。毕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件无比辛苦的差事,这么多人宁愿不退休也要继续服务简直感天动地——不过,很多人怀疑背后权力附着的各类好处在扮演幕后推手。 即使抛开这些,纯粹算经济账,有关部门也当立足沪宁试点,认真权衡:支付公务员提前退休所花的养老金带来的社会负担重,还是让其在位子上再留五年给纳税人造成的压力大? 专家认为,另一种选择是尽快在全社会启动弹性退休制。即使是弹性退休,也当秉承公平准则,在完善社保的基础上,更多依据市场准则,在尊重用人单位自主权的基础上,让员工自愿选择。而不能总将因     专家指出,为了实现全民老有所养,主要解决方案有三:一是增加在职人员的缴费,二是减少退休金领取者的收入水平,三是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缴费年限等。      显然前两个办法损害公众切身利益,势必引起强烈不满,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波及整个英国的大罢工便祸起削减员工福利,足以成为镜鉴。于是第三个方案便成为有关部门上选。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握有公权、工作稳定、福利完善的政府机关更易推动。而延长女干部退休年龄又有消弭职场性别之积极导向价值,便成为试点中的先锋。 为试点中的先锋。 事实上,此举严重值得推敲。以上海为例,女处长60岁退,但男处长却顺延至65岁,和过去一样差五年,何来男女平等?再说,从社会分工差异和关爱女性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福利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她们早日告别繁重的工作回家颐养天年是合乎人性和常识的。一个佐证是:即使是在社会保障亟待加强的背景下,被提前退休的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为84.44岁,男性仅为79.82岁。 另外,就业依旧是当前第一民生要义。延长退休年龄势必急剧这一困局,必须按照两害相权的原则进行科学审慎的利弊权衡。 再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干部的年轻化已是大势所趋,公务员队伍加快新陈代谢,实现年富力强方能适应转型社会日益复杂沉重的决策管理工作。延长干部退休年龄明显与之背道而驰。毕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件无比辛苦的差事,这么多人宁愿不退休也要继续服务简直感天动地——不过,很多人怀疑背后权力附着的各类好处在扮演幕后推手。 即使抛开这些,纯粹算经济账,有关部门也当立足沪宁试点,认真权衡:支付公务员提前退休所花的养老金带来的社会负担重,还是让其在位子上再留五年给纳税人造成的压力大? 专家认为,另一种选择是尽快在全社会启动弹性退休制。即使是弹性退休,也当秉承公平准则,在完善社保的基础上,更多依据市场准则,在尊重用人单位自主权的基础上,让员工自愿选择。而不能总将因      事实上,此举严重值得推敲。以上海为例,女处长60岁退,但男处长却顺延至65岁,和过去一样差五年,何来男女平等?再说,从社会分工差异和关爱女性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福利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她们早日告别繁重的工作回家颐养天年是合乎人性和常识的。一个佐证是:即使是在社会保障亟待加强的背景下,被提前退休的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为84.44岁,男性仅为79.82岁。     另外,就业依旧是当前第一民生要义。延长退休年龄势必急剧这一困局,必须按照两害相权的原则进行科学审慎的利弊权衡。     再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干部的年轻化已是大势所趋,公务员队伍加快新陈代谢,实现年富力强方能适应转型社会日益复杂沉重的决策管理工作。延长干部退休年龄明显与之背道而驰。毕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件无比辛苦的差事,这么多人宁愿不退休也要继续服务简直感天动地——不过,很多人怀疑背后权力附着的各类好处在扮演幕后推手。 为试点中的先锋。 事实上,此举严重值得推敲。以上海为例,女处长60岁退,但男处长却顺延至65岁,和过去一样差五年,何来男女平等?再说,从社会分工差异和关爱女性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福利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她们早日告别繁重的工作回家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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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谴责”和“声讨”不是说理

“谴责”和“声讨”不是说理 徐 贲   民声网首发了一篇《燕赵儿女怒烧汉奸报刊》的檄文,配有多张焚烧“南方”报刊的照片,一片杀气腾腾,犹如又回到了“文革”时“批毒草”、“破四旧”、焚烧“封、资、修”书籍的场面。 文章作者署名“朗朗乾坤”,大概是要表现除尽奸恶,扫除黑暗,实现朗朗乾坤的意思。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用笔名来明志的事情历史上有许多先例,美国独立后,在辩论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和国时,争论的双方都使用了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 例如,反联邦主义者中至少有三位使用了 “ 加图 ” 这个笔名,指的是罗马共和后期的参议员小加图。小加图在抵抗凯撒专制失败后,流亡北非 Utica 继续抗争,最后拒绝投降,自杀身亡。反联邦主义者中另有一位使用了 “ 小布鲁特斯 ” 的笔名。罗马共和晚期,在凯撒行专制的时候,布鲁特斯领导共和的其他拥护者一起刺杀凯撒,被称为 “ 最高贵的罗马人 ” 。还有一位使用了卡西乌斯的笔名,卡西乌斯是古罗马将军,是与布鲁特斯一起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 这些笔名要表明的是,反联邦主义者们强烈认同晚期罗马共和的那些共和捍卫者们。在他们看来,强大的联邦政府权力必定会最终毁掉一个人民的共和国家,他们坚持反联邦的政治立场,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共和,而他们的对手,联邦主义者们,则是 “ 反共和 ” 的。反联邦主义作者还使用一些具有其他共和政治含义的笔名,如阿格里帕(曾经在北非与加图一起抗击凯撒)、辛西那提(共和罗马将军,带领国家战胜敌人后自动解甲归田)、 Vox Populi (拉丁文 “ 人民之声 ” 为笔名的,暗示自己站在人民一边,不相信那些主张联邦政府的少数精英)。 联邦主义者也同样使用与罗马共和人物有关的笔名,例如,《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是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个人分别写的,但都统一署上“波里乌斯”的笔名。波里乌斯是公元前 509 年领导推翻君主制的 4 位贵族之一,成为罗马共和的执政官。 Publius 本身的意思是“公众”,波里乌斯有个绰号(当时罗马人有绰号,就象水浒传里的人物差不多)叫“人民之友”。汉密尔顿等三人用这个笔名,表明他们在为建立美国共和而努力,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表明自己在共和出现危机时捍卫共和,双方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在都坚持共和这一点上却又是相同的。双方的争论留给世人后代的便是充满了政治智慧和说理精神的《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 仅仅用笔名并不能让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具有说服力,说理必须通过说清“理由”,才能产生效果。“文革”时,那些用“全无敌”、“铁扫帚”、“清道夫”、“螺丝钉”为笔名的人们,他们使用的不是说理的语言,而是充满暴力的“谴责”、“声讨”和“讨伐”,他们留给今天这一代中国青年人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似乎在《怒烧汉奸报刊》中有了答案。文中充满了结论性的“谴责”和“声讨”,如“南方汉奸报系,向来以攻击中国共产党、篡改中国历史、恶毒攻击人民领袖、大肆贩卖普世价值而臭名昭著”。谴责性的结论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结论是以什么“理由”来支持的呢?“说理”与“不说理”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理由。说理不仅需要为观点提出理由,还要提出可靠的理由。 在“朗朗乾坤”那里,所有结论都是不需要理由的,既然如此,结论也就变成了可以随意罗织和强加的罪名,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罪名:“这些汉奸媒体在买办头子的授意下,在美帝反华势力的豢养下,……行倒党亡国之勾当,妖言惑众、造谣诽谤,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将中国引向肢解、殖民的境地”。这和当年“文革”中指责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一样的手法,就连表示激愤的用词都是一样的——“是可忍熟不可忍!” 不说理的“谴责”和“声讨”会使社会笼罩在暴戾、仇恨和恐惧的阴霾之下,谁都可能被别人随时安上可怕的罪名,成为被讨伐、迫害、诛杀的对象。为了不被讨伐,就必须成为讨伐者,为了不成为暴力目标,就必须成为施暴者。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让它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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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徐 贲   今天,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微博成为一种广为运用交际工具,微博发表意见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有人注意到, 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公共说理的言论。 文化传媒学家尼尔·波兹曼早就提出了“ 媒介即认识论 ”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新的传媒方式一旦被普遍采用,便有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是朝理性、逻辑说理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正好是背道而驰。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和其他“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 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 “ 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 ” 可是,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倚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来支持的合理“主张”,因此又被称作为“成熟的论证” (mature reasoning) 。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构成的:主张、理由和保证。“ 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而已。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主张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在说理陈述中省略掉的假设。假设可以从陈述中省略,但不可能在说理中省略。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偏面”)。 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说理是一种形成公共群体的力量,它形成的是一个人们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都认同理性话语伦理的公共群体。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纸、刊物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 微博不同,微博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 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 同声相求的效应。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 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派说理用处的。 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 感染 方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 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例如,有人这么说:“ 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 行 ”。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变得容易接受。然而,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但并无说理的价值,因为它们显而易见是以偏概全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话未必全在理,但由于言辞巧妙,说起来还是觉得很爽。这种话就是为图痛快,为写微博,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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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上)

2011年12月02日 10:08:42   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          各位下午好。今天的话题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故事性,而且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我会从60多年前一直说到现在,有可能说得不够全面,我讲完以后大家还可以继续交流。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在切入主题之前,我首先,想对党这个词做一点分析。我想我们这几十年来所理解的政党,和通常使用的党派概念略有不同。如果按照政治学解释,党派或者说是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主张、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经费来源,而且应有自己的代表性,就是说它代表了某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它要为这部分人说话,争取他们的权利。比照这个概念,以今天看来,现有的各民主党派就不具备这些明显特征。但是他们曾经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政党的一个初步观察。再说说这个党字,党字的繁体字是“尚+黑”,《论语》版本中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也就是互相帮助做坏事,而且是不公开地进行。所以在古汉语里党这个词,含有贬义,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党是那么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党字完全没有中性的意思。古人对党字也有很多解释,比如“君子群而不党”,就是说在一起结党的人,可能就不是君子,这里多少还有点贬义的意味。当然也有“乡党”这个词,这个词就比较中性,表示居住的比较近,现在陕西方言里可能还有乡党这个词的存在。如果单就汉语概念,贬义居多。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等等,这些都是对党字贬义的解释。     现在,再来分析中国近代的政党。中国近代的政党,在我看来有浓厚的会党成份,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追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结社。就是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反抗官府,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种组织往往成为农民暴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结社。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比如,东汉党人就是知识分子结社,组织形式比较松散,相互间有一定的共同政治主张,也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目标,试图推翻宦官政治的。唐代也有清流党,再往后像宋代也有所谓元祐党人,到了明代就更多了,如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都属于知识分子结社这种类型。明代的这种结社,在明亡之时,出现重新组合的趋势,就是说知识分子同农民民间会社的融合。这个融合是什么呢?那时的民族矛盾,是反清复明。知识分子不见得有那么多枪杆子,没有武装力量。像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这些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搞秘密结社,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会党,即三合会、洪门这些秘密团体的由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同民间反清势力的结合,从事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活动,这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原有的那种农民的秘密结社还继续存在,比如白莲教。白莲教从辽代到清代持续活动了很长时间,它们还带有一种民间的秘密宗教的色彩。清嘉庆年间的林清、李文成起义,实际上就是白莲教的支脉。还有像义和团,它也有白莲教的血统。源于明末清初的洪门,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太平天国虽然借助了西方宗教的形式,但在组织形式上,甚至同天地会(洪门各流派,对外均称天地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曾经论述过这些问题,他认为,白莲教演变成了义和团,天地会演变成了革命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反清革命,包括同盟会的组成,也是采用知识分子同民间秘密结社的融合方式。这种方式很有趣,你看结成同盟会的这几个团体,比如兴中会是湖南的,它的背景是洪门,还有哥老会也被同盟会的反清势力结合了。从这种组织形式来看,此后演变成近代政党的时候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会党色彩。会党色彩是指组织方式是家长制,它是有山门的,而且在这山门里另有山头,分成不同的各派。在它的内部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有帮规。如果违反帮规,就通过严格的措施处置内部叛徒。以这一套办法观察近代的政党,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承袭下来了。政党内部也有严密的组织,也有残酷斗争,存在着无情打击。对外又很团结,内部的事务按本帮的帮规处理,外人不得插手。     现在让我们反思这套组织形式。国民党成立的时候,又加入一个东西,就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同西方政党那种比较松散的结构不同。比如在美国,这一届登记选民,我登记共和党,下一届我觉得民主党好,就说我是民主党,它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用宣誓,组织很松散。但是国民党形成的时候不是这样,既承袭了原来中国传统会党的这套组织形式,又以俄为师,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套,对自己的政党进行规范。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都是列宁式政党。所以,我们观察国共两党,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这个话题扯的比较远了。再回过头来说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这种色彩相对淡点,比较接近西方政党。民主党派在主张上普遍采用西方的,推行民主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民主党派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形成的。在第一届国会召开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就延续下来。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注意的一个叫国社党(国家社会党),它的领导人是张君劢,后来改称民社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由国社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15日成立于上海,自称“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宗旨。他们在血脉上是相同的,都是由原来主张君主立宪发展来的。还有一些政党,像五四时期的所谓“少年中国学会”这些人,他们后来发展成青年党,但不是全部,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此后也走向分化。曾琦、左舜生、李璜曾经创办《醒狮周报》杂志,大体上就是这个系统的人,后来他们组成了青年党。再晚一些,又产生了我们看到的农工民主党,又叫第三党。第三党派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大革命接近失败、国共即将分裂的背景下,由部分脱离中共的人士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组合而成,政治主张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是为第三党。其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谭平山,谭平山是一个兼跨国共两党的人物,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但脱离了共产党。谭平山之后的主持者就是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其后的领导人是章伯钧。虽然这部分人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但他们还忠于一些在国共合作时期社会改造的理念,比较接近社会主义,与现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也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些政党因为非常多,我不能尽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政党就是致公党。它实际来源于洪门。在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华侨中串联闹革命的时候,他曾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所谓红棍,就是帮会执法者,职掌惩罚。孙中山本身是革命家,但有些著作认为孙先生也是黑社会人物,我们现在看很多革命家可能都是来自黑社会,都会搞恐怖活动,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这样。意大利的烧炭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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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下)

2011年12月02日 14:18:44   关于民主党派经费问题,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民主党派本属自筹经费,任何一个政党的资金来源于其成员缴纳的党费,有的还向社会争取募集。这是世界各国政党通行的惯例,但在我国从50年代开始就变成由国库支出。原民盟财务委员会主任周鲸文(此人于1956年跑到香港)。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在开始的头两年,我拿着单子到财政部去领,领取的是民盟全国系统的开支,再由我分发民盟在各地支部。以后,变成只领取民盟中央的份额,各地支部则到当地财政领取。在这样的经费管理体制之下,使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不复存在,逐渐沦为政权的附庸。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1956年做了一个工作报告,他说八个民主党派在省市级的组织,全国共有371个,干部有2516人,平均每个组织只有6个多人,他们要求调干部常常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地方干部生活待遇偏低,民主党派经费开支为数很少,八个民主党派总部的开支数1955年结算为73万多元,1956年预算为124万多元,有些地方民主党派的办公费不够开支,政治活动和业务活动的招待费不能报销。办公地方既小又坏,交通工具得不到解决。”这是李维汉在他的报告中讲到的问题。     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间,民主党派发生了很多变化。它的成员增加了,但它的组织成分改变了,它的经费由独立自筹和党内捐助改由国库开支,变成了政权的附属机关。同时,党员的发展领域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更大的变化来自1954年宪法的颁布,政府格局重新做了调整。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被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取代了原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能,把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另一个就是,位置安排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党外人士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他们不再是副总理或副主席。1953年,刘少奇访问苏联,就将来中国怎么进行选举和制宪,请教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由一党负责,而应当由各党派共同负责。你们很难做到保密,如果通过人民选举,共产党员当选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各党派在选举中如落选了,你们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当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这是斯大林的指教,也就是说,他们在那时已经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一些变化。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政协的地位变了。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     民主党派有了这么多变化,对当时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没有影响,它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他们同中共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一边倒问题上,民主党派就与中共有不同想法。为此,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不只针对司徒雷登,而且针对民主党派和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东荪,他主张同美国和苏联都要保持关系,后来说他出卖情报给美国特务,就受到了整肃。同美苏保持同等距离的观点,在当时的民主党派中间很普遍。再比如,对出兵朝鲜这个问题,民主党派大都持有反对意见,对土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民主党派也时有批评。梁漱溟同毛泽东的那次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统购统销问题。统战部曾提出,希望民建组织改变上层分子成分,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的建议,遭到了章乃器的反对,章乃器认为以中小为基础,代表性不够。这个反对意见后来好像被统战部接受了。     历次的政治运动对民主党派成员大有冲击。李济深家就发生过这个事,他家来了两个客人,军警就把他家给包围了,并抓走了那两个客人。这件事发生在镇反时期,李济深很是愤怒,意思是打狗也得看主人,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不打招呼直接从我家抓走,他十分不满。民建很多成员在三反五反中受到冲击,据记载,上海经常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被称为空降部队。最著名的自杀人物有卢作孚、冼冠生,此二人的自杀在中共中央引起震动。一些民族资本家认为,三反五反之所以刹车,同他们自杀有很大的关系。     我大体上把1957年以前一些民主党派的变化讲述了一遍。下面我讲一下:为什么后来民主党派会变成了改造对象?这个问题源自于1956年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公私合营完成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他开始了下一步的规划,这个规划包含着对民主党派的进一步改造。1956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在国内,完成了对资改造,国内矛盾比较尖锐,各种事端增多,曾发生一万多人上街游行罢工的事情;在国外,由于对斯大林批判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匈事件。在这一年中,中国知识界对政府的批评增多,在下半年表现得更加突出。     据李维汉回忆录记载,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他们向中共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批评内容涉及党派关系等政治生活的方方方面。章伯钧提出,监督应该有宪法保障,民主党派可以在人大设议会党团,对政府部门应拥有质询权,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建议应当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考证了两院制提法的由来,两院制提法确实由章伯钧提出,但据章伯钧回忆,那是应刘少奇的要求而提的。后来,我查阅了当时中央统战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提交后,1956年12月中共中央下达指示,指示认为,政协确实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这说明关于两院制(政协作为上议院,人大作为下议院的体制)的讨论在那一年已经开始,也就是,上议院有监督权,立法权归人大,监督权归政协。时至今天,这个体制也还没有实现。此外,毛泽东在统战部的报告上写有批示,其大意是,在1957年夏季我们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此后,我们知道在1957年的夏季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党内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是反冒进。因此,毛泽东的权威在八大上受到了严峻挑战。八大建议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预设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他不任党主席而当名誉主席,后来他提出两个主席都不想当。隔了一些日子,他又说:“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他表示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总之就是中共主席他不再辞去。在此中间,他有几个反复。     刚才,我讲到的这些情况,就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民主党派变成改造对象的背景。由于时间的关系,1957年整风我就不谈了。     1958年7月18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印发了改造民主党派五年工作纲要。纲要指出,民主党派“对我党和政府说来基本上是半反对派”。这是在反右后对民主党派所下的定义。“但是除了右派分子以外,这种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他们在这一方面对我党的辅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增强了”。纲要还制订了具体的组织整顿的步骤方法,以实现“壮大左派,团结中间,孤立右派”的目标。在此前说争取右派,而在1958年就变成了孤立右派,政策变化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此后,党外民主被消灭,1959年庐山会议使党内民主也趋于消失。虽然后来发生了一次七千人大会,但很快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发动了一场文革运动。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活动停止,十年间,民主党派被冷藏起来。到了邓小平时代,民主党派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但已饱尽沧桑。历经多年改造坎坷,部分老迈的民主党派人士还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的,主要是民主党派人士和党外的专家。在89政治风波,我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好像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理性处理学潮问题。随后,又有十几个人大常委联名写信提出对学潮问题,要理性处理的建议。民主党派在此时试图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学潮很快过去,他们就前往部队慰问。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份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     再说说民主党派的现状。目前,我认为存在八个方面的问题。在1949年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宣布以共同纲领取代本党政治纲领,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执政党已经宣称自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却认为自己没有特殊利益,这是当今民主党派的最大特点;新党员入党动机比较功利,对本党的历史传统缺乏认识;在社会看来,如果不打算要实权的职务,只图个名声,那么加入民主党派谋取名誉性职务是条捷径;民主党派现有65万党员,在组织发展上当然同7千万党员没法相比,但它的发展领域依然不能超出限定的范围;在提拔干部之时,按照副职晋升规律,就是说我是一个副处长,不会被提升为正处长,但可能被提升为副局长的跳跃提升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他们在就任后,不知怎样同中共副职相处的问题较为普遍;交叉党员(既有共产党员身份又有民主党派的身份)较多;干部培训制度存在缺陷,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后才能安排到新的岗位。这点同中共党校相似,缺乏特殊性。     现在谈一下交叉党员的问题。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像民盟的丁石荪、台盟原主席张克辉、现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都是中共党员,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既是民建成员,也是中共党员。像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他是1979年加入中共的。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荣毅仁,他于1985年加入中共。在民进网站上有一个反映民进内部有4.8%交叉党员的帖子,后来这个内容被删除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事机关化。民主党派现在被纳入公务员系列,人员经费由国库支出。各民主党派基本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可以创收赚利润。     我们可以看到,从利益的角度,民主党派同执政党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它的监督作用不到位的问题非常突出。我感觉有时还不如媒体监督作用,更不如互联网的监督作用。造成监督作用不到位的深层次原因也在于利益的高度一致,利益的高度一致,可以做到长期共存、荣辱与共,但由于执政地位不同,所以在互相监督、肝胆相照上,比较难以到位。当然我们观察到,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他对民主党派的身段同其前任不太一样,确实多次提到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姿态是提升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看到今年有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总的说,现在的政治生活似乎变得更加需要民主党派这个角色。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曾几何,它积极谏言,提反对意见,但这些在我们现实政治生活中已是看不到的景象,现在基本做的是搞调研、写提案。在监督方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太多的表现。早期的民主党派人士高举反对一党专政、推行民主宪政大旗,励精图治,孜孜以求,努力实现开启民智、富民强国的理想,但现在的民主党派离他们先驱的政治理想已经非常遥远。我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同以农民会党为色彩的党派结成的同盟,其结果必然是前者被后者所改造。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剥夺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可能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提升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这一切是否来得及,还是一个未知数。     交流提问部分     提问1:请您分析一下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     章立凡:我也一直在研究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毛泽东发动反右的动机。从文字记载角度,一种是李维汉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是因为原来就想整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才临时转为反右;一种是李慎之的说法,就是早有预谋,引蛇出洞。我觉得应该从党内和党外两个层面作一说明和论证,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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