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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 日本人没有反行为

2011年12月03日 10:27:30       自1991年提出这个概念,我研究“反行为”差不多有二十年了。2010年访问法国高等研究院,就是讲这个问题(不是讲它的“事儿”,而是有关的“理儿”)。一位前辈学者毕仰高听人介绍后,大呼“过瘾”;法兰西院士巴斯蒂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研究中;更有朋友指出,“反行为”可以推广到世界各地。社会学家麦港说,为什么在法国高等研究院演讲,大家表示感动、震惊和佩服?就是因为法国到处都有“反行为”的。         我真的以为世界各国各地可能都有“反行为”了。         现在发现,其实不然:日本人恐怕就没有“反行为”!         我在下乡访谈中,常常听到各地老百姓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像日哄日本人那样!似乎已表示了这层意思,还有人说,日本人是“直肠子”(不记得是哪本书上说的了)!         刚刚从《北京晚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叫做《日本真是没法子》(作者:李长声,《北京晚报》,2011-04-17),其中说道:         日本人很爱说没法子,好似口头禅。譬如这次发生东日本大震灾,核电站爆炸,全世界震惊,菅总理成天穿防灾工作服出现在媒体上,一身戎装,他再三说想定外,意思是没想到,而底下的意思就是没法子。从电视上看,灾民们处于没法子状态,显得很无助,好像不指望什么,不怨天尤人。         同样没法子,中日各有巧妙不同,即在于说了没法子之后的后续行为。鲁迅的《运命》尖锐指出了中国特色:“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而日本一旦出事,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有意思的是一位叫首藤基澄的教授,却正是用中国的没法子来否定日本的没法子。他说:日本人说没法子往往就死了心,把自己交给自然(命运),停止思考。中国人的没法子并非对行动断念,不是没法子就放手了,而是好像说没法子所以要重来,指示行为的持续性。         日本人金子光晴在1937年12月旅行中国,在游记《没法子》中歌颂中国人的没法子,说:在中国,没有比没法子更强大的,强过税吏,强过始皇帝。         对于日本人挂在嘴上的没法子,欧美人不以为然,例如《不使人幸福的体制日本》一书便写道:“因为有这句话,日本人今天也活在政治牢笼中。没法子一语的力量使牢笼的格子越发坚固,紧紧关闭着大门。只要没法子这句话是家庭、职场,还有大学、机关的日常政治议论的结论,日本人就几乎没有活得更好的可能性。”         记得我曾经写道: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美国人何天爵说过,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倍。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         于是我想到:中国人的“反抗”,大约从来不是(或很少是)正面硬顶,而是先“顺从”、“答应”了,之后再在其“顺利执行”当中,去往回“找”的。         好像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不能忍,于是就“反”;或能忍,就一忍到底(一般人脑子里就是这样的吧)。另一种呢,是 很能忍,但那个忍的背后,却是有许多很难称为“忍”的举动。         中国人的想法,是不是满有奥妙?   上一篇: 理解反行为的一个契入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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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 截访的根源就在信访制度本身

作者: 杨支柱    2011-12-03 13:11 星期六 晴      杨支柱       北京的一个保安员从保安公司辞职后建立了一个黑监狱,“纠集了15名人员,以帮助地方政府维稳为名,与五个省市的政府签订协议,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获利”,还打死了一个不听话的保安员。8月11日北京警方出动警力解散了这个黑监狱,解救了被非法羁押的外地上访人员,抓获了致人死亡的凶手。北京市将开展为期六个月的“治理整顿保安服务市场专项行动”,届时实现保安服务公司零截访、零违规。(2011年12月1日北京晨报)    这个新闻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无疑是“与五个省市的政府签订协议”。人们不免要琢磨一个小小保安员如何想到这个赚钱的主意及其怎样才有实现这个想法的能量,同时也不免要联想到去年的“安元鼎黑监狱事件”、今年的湖南隆回的上访农民阳湘正被卖到河北的黑砖窑当奴工事件、河南洛阳计生干部赵志斐被误当上访人员打伤后抓回去扔大街上事件,对于北京警方能否实现自己的许诺充满疑虑。看来各地驻京办的主要职能就是“部钱进”和截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每当这种恶性截访事件发生,媒体几乎总是鼓吹上访有理,要让上访者说话,要把上访当作“一种联系群众的便捷渠道”、“一种群众监督的有效途径”。应该说,这种说法是符合建立信访制度的初衷的。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堆积,上访者越来越多,上级或中央处理上访问题的能力毕竟有限(否则要下级政府干什么),对上级和中央不满的上访者也越来越多,信访制度监督下级和收获民心的功能相对于过去已大为削弱。    应当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用领导批示方法解决或督促地方解决信访问题本身就是相当矛盾的:批示少了,不足以监督下级和收获民心,并导致大量重复上访;批示多了,一方面中央领导会被地方琐事搞得疲惫不堪无暇处理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导致地方丧失干活的积极性,从而使信访案件越来越多。信访治国就像走钢丝,难度相当的大。所以在信访案件非常多的时候,如果地方政府能够能够“劝返”大部分上访者,大概也是符合中央的意图和利益的。所谓“信访一票否决制”,虽然表面上强调地方政府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从而减少信访案件,但对于这一做法客观上必定导致各地政府经常性截访中央也未必没有料到。正是信访制度的这一内在矛盾,一方面给访民一线希望鼓励着上访,另一方面又不能鼓励太多上访从而默许甚至逼迫着地方或下级和平截访。    所谓“劝返”本质上都不是劝返!被“劝返”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从乡下、县城已经到了目的地省城、北京但还没来得及上访的,这些人就被“劝返”显然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和单程盘缠,他们能愿意吗?所以这些人被“劝返”实际上也是被非法拘禁,只是拘禁地点在驻京办和车上,并且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另一种是已经完成上访行为准备回家等结果的,乐得被“劝返”节省住宿费和回家的车费,但这种人其实根本不用“劝”,而是假装被“劝返”。前一种人往往被“劝返”后又再次上访,并可能跟截访者产生暴力冲突;后一种则刺激着更多的人以上访方式来表达诉求——连截访本身也鼓励上访!    “劝返”上访者正在给地方财政造成越来越重的负担,导致维稳经费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一位在福建省委党校学习的镇干部说:“一个上访户到北京,只需花200多元买张火车票,如果我们把他从北京截回来,每人每次至少3万,两个保安1万元,每人5千,再加上食宿、交通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镇政府一年要花几十万,这样的维稳何时是个尽头!”(《党校一课》,经济观察报2011年11月26日)我不知道北京对付上访者的黑监狱与湖南农民被卖到黑砖窑做奴工事件是否与节省截访费用有关,但是可以肯定,随着截访费用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难以承受,就地非法关押和暴力殴打上访者的截访事件必然越来越多。    信访制度本身是人治的产物,截访不过是信访之树上结出的一个果子。信访诉求多由于官不对民负责,而截访动因则来自下级政府必须对上级政府负责。保留信访制度对中央的好处而实现零截访,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废止信访制度,建立官员对民众负责而非对上级负责的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问题。如果实现地方自治,地方的事务地方必须自己解决,中央领导不再批示,哪里还有什么信访问题呢?如果地方的主要官员真正由地方人民通过他们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来选举、监督、罢免,不再事实上由中央或上级决定,哪里还有什么截访问题呢?如果公安部门对和平示威不再审批而改采备案制,也可以将大量的群体性进京上访事件转变成其辖区范围内的和平示威活动。       新快报2011年12月3日,发表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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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弓 | 文武之道 各随其时

  文武之道,源自古贤君周文、武二王。其所涵盖主体为建国方略;亦泛指治国宽严相济的策略,现代的教化、法制,庶几近之。 文、武,古代谥号最常用字,《谥法》释义如经纬天地,道德博闻,慈惠爱民,刚强直理,克定祸乱等,均属褒义,唯“夸志多穷”,“武”得有些负面。考帝王政绩,不外文治武功,其谥号自然围绕文、武主题,从开初简单的“文帝”“武帝”到后来的“圣文神武皇帝”,占尽最高级赞词,直可与神仙比肩!皇家为大臣赐谥号,亦突出文、武主题,外加皇帝最喜爱的一个“忠”字,于是,文忠、武忠,代代相传。忠的理论标准是“文死谏,武死战”;而实际标准则是听官家的话——哪怕文恬武嬉也无妨。娱乐至死,源远流长。 文、武之道,各擅胜场,当因时制宜;开国者多欲一条“道”儿走到底,洵属“此路不通”。刘邦靠“枪杆子出政权”,坐稳帝位之后,就遭遇文、武之道转换的问题。儒生陆贾见刘邦迷信武力,轻视文化,就恳求皇帝注意诗、书教化,刘皇帝听烦了,拿出战争年代往儒冠里撒尿的流氓劲,呵斥道:“天下是老子骑马挎枪打出来的,诗、书那玩艺有个屌用!”雄辩的陆贾最终说服了刘邦,使他认识到治天下不能搞“马上”那一套,国家长治久安要靠文道。 “马上得天下”的帝王多多,李世民也许要算最成功的范儿了。他十八起兵,荡平群雄;又喋血玄武门,灭了兄和弟,武力逼迫老爹让位。然而具有光荣战斗履历的李皇帝,却并不迷信武力,倒是清醒地说出了“文武之道,各随其时”的名言。 那是贞观元年正月初三,皇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曲。太宗即景作重要讲话:当年我戎马征战,遂有此战歌,岂料今日跻身雅乐。正是那种发扬蹈厉精神,致有今日。所以演出,表示不忘本嘛。此场合最用得上网语“无跟帖,不新闻”。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在第一时间口头跟帖说:陛下以圣武戡难,立极安民。那武功超迈古今,文治哪能与之相比呀!太宗对封爱卿扬武抑文说辞大不以为然:“朕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你轻视文治,一味夸大武力作用,太过分了! 后来,李世民亲制破陈乐舞图。复令魏征、虞世南等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意在突出偃武修文。皇帝领衔创作、又是赞颂皇帝武装斗争道路的主旋律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皇家文工团正式公演,效果奇佳,现场观看的武臣烈将竞相高呼“万岁!”向李皇帝表示祝贺。 那个众口一词的颂圣效果,自在意料之中。而最吸引眼球的其实是演出现场的一条“花边新闻”:《破阵乐》,颂武功;《庆善乐》,赞文治。直臣标兵魏征丝毫不掩饰他对两种乐曲的好恶: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而不厌。对颂武道的歌舞竟懒得抬头瞅一眼!这条消息的看点有:其一,魏征厌武喜文,即使当着皇帝面也不隐瞒自己的艺术欣赏情趣,更不会随声附和喊“万岁”。其二,魏征特立独行,竟不怕皇帝怪罪!看来李世民的文艺政策真的很宽松,允许大臣不喜欢主旋律的红色歌舞之类;更重要的是他确实遵循“文武之道,各随其时”的理念,践行文治方略。 《破阵乐》作为歌颂大唐建国伟业的一档黄金保留节目,其本身的经历演变也颇发人深思。当时的惯例是,“以揖逊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原先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停奏之。后来李治采纳建言,复令跳战斗舞蹈,唱传统歌曲,观赏后大发感慨:“红歌天天唱,武功不可忘!”群臣本能地欢呼“万岁”,算是政治表态。可惜后来武则天破四旧,毁唐太庙,还革了大唐文艺的命,致《七德》、《九功》之舞皆亡,空有其名,实际表演的是隋朝的文舞、武舞而已。“红舞”异化为旧朝文艺,历史真的被开了倒车。《破阵乐》歌词主旨不外歌皇风、颂帝泽、唱太平。及至宋代,柳永们所吟唱的《破阵乐》,就异变为软绵绵的精神按摩小调,浑与金戈铁马无关,全然娱乐化了。 立国治国,无外文武两道;大小官吏,亦不外文武两班。理想中的高官是出将入相,文武双全,像上古的大器晚成的姜尚,中古的智慧化身诸葛亮,可称偶像,备受讴歌。 文臣武将,亦可随时势及个人兴趣而转换。投笔从戎者,历代皆有。汉代前有傅介子浩叹:“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当驰骋疆场,立功绝域,怎么能长久地沉溺在笔砚之间呢?” 后有班超投笔慨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北齐高昂不喜欢读书,并常说:“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这几位知青老前辈明显重武轻文,力挺以武立身,博取功名富贵。若论乱世争权,枪杆子肯定比笔杆子好使;武人立功也比文人成功要来得快,再转成公务员,封侯,食邑,利好多多。文人笔砚耕耘,孜孜矻矻,成名甚难,稍有不慎,即沦为大批判对象,被改造直至被“坑”,那就惨了。 武将不会以“大老粗”为荣。吴下阿蒙一读书,便立获“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之效。自然也有弃武从文的。张仕敬,清康熙武举,以战功授都司佥书。张氏耻以武功显,选择了文而化之,遂谢绝官禄,闭门苦读以至忘寝食,晚精于易,恍然有得。放在今世,张仕敬可称易经大师,笃定捧回“学习型干部”奖杯。 “打天下,坐江山”,在封建时代是理所当然,那时没有比此先进的政治文明。即使现代,迷信武力可以摆平一切,在亚非拉也曾通行,频繁的军事政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屡见不鲜。当然随着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打天下,坐江山”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即使隐蔽些的靠阴谋权术,非程序、非制度,任由政治强人一个人说了算,也是不正常和不允许的。强人政治缺乏纠错机制,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难以避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穆巴拉克当权的埃及,卡扎菲独裁的利比亚,皆是显例。用民主选举实现权力更替,这种政治文明已然成为普世价值。这也叫: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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