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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转贴周阳敏为教师节写的博客

我是神圣的老师,但我不是蜡烛   周阳敏  / 每次教师节,总有“大官”站出来,要祝福教师们教师节快乐,总有人给予声势浩大的、嘶声力竭地为教师们“呐喊”与“歌唱”。/ 刚才,中央电视台晚会更是空前热闹,感人的是,有一位38年教龄的老师,教的学生中祖孙三代,各年级在一个班,那教室摇摇欲坠,破烂不堪,没有国歌,没有国旗,没有一切。/ 然而,我想说的是,我国的教育经费究竟去了哪里?杭州女教师为什么宁愿做妓女也不做老师?中非工程为什么在非洲,而不在中国?不在那摇摇欲坠的偏远山村?为什么?/ 坦白说,当年我毕业的时候有很多选择,有很体面的选择,有很高薪的选择,而且我当然知道老师会很清贫,但还是选择做了老师,而不是其他职业,问题很简单,因为我认为,老师可以传递自己的思想,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周其仁老师的一言一行感动了我,让我觉得,如果将来我做老师,也一定要做成像周其仁老师这样的老师,因此,周其仁老师在浙大的课堂,我听了2遍,第一遍是学他的知识和思想,而第二遍则是学他的教学技巧和方法。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将来一定要做老师。/ 然而,遗憾的是,大学并非是我们想象那样,第一,你的岗位不一定是你最想教授的课程,有可能,是谁生病了,你上什么课?有可能是大家把课挑光了,剩下的就是你的课,因此,你不得不去挑战你根本不熟悉的领域,你甚至不感兴趣的领域。而你自己真正有思想,有见地,有感觉,有作为的领域和课程却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因为课程的选择是学校的重要垄断资源,必须垄断地配置给垄断权力。学校不愿,更不敢真正启动公平的竞争……/ 第二,学校的考核制度使得老师们都疲于应付,前几天回杭州开会,偶见了浙大我的老师,这位老师告诉我,现在的浙大简直一塌糊涂,一群傻子当道,而在校长中仅有的一个文科副校长也是我的恩师之一罗卫东教授,但他一个人无能为力改变现状,尽管他担任了副校长,还有好几个研究所所长,甚至担任了他根本不熟悉的学院的院长,那不是他想做的,但,浙大的考核制度使得大量的真正的优秀的大师级教授们都逃之夭夭,因为当前浙大的那些工科思维的傻子官僚们,根本就不懂得怎么 “管理”文科,很多老师都说,如果浙大这么搞,再过10年,浙大将重返单一的工科高校。/ 第三,回到本文的主题,我是老师,但我不是蜡烛,如果,一个老师把自己当成了蜡烛,那么,燃烧的尽管是他自己,同时,也燃烧了学生,因为他的知识在边际递减,不客气地说,如果老师真成了蜡烛,那不是老师的悲哀,而是学生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我认为,老师不仅不是蜡烛,而是运动领队。因此,我每每给学生上第一次课时,都要告诉他们我在篮球场上为什么被称为会飞的坦克。简单地说,我如果和一般人打篮球,我的水平也就一般;如果跟水平高一些的人打篮球,我的水平也比较高;如果和水平极高的人打篮球,我的水平也就极高了。因此,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我们课程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大家。因此,“运动领队”表明我们在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跑,很显然,如果你的学生很能跑,你自己当然也“必须”“能”跑,而这个队伍才可能越跑越快。因此,我的任何课堂都必须设置前沿理论和案例研究,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必须是学生自己在课后完成的,必须要分享给每位同学,而“领队”交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不仅是方法,也从与学生的“碰撞”中找到灵感。事实上,许多很好的想法很可能经过上课的“洗礼”而得到了加工和升华,很可能在讲课时得到了提高,因为学生的思维是发散的,尽管他们可能被禁锢了3甚至4年,但经过我们的课堂必须解放他们,让他们重新发散,这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作为领队必须要做的,不仅是为了学生,更是为了整个社会。/ 如果老师能够抛开“蜡烛”思想,而建立“领队”思想,就会觉得做科研,讲课都是享受,而不是“被动地”燃烧,只有这样,留给你的就不是灰烬,而是奔跑的灿烂旅程……/ 周阳敏作于2011年9月10日星期六教师节/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cenet.org.cn)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2178&ID=423082&page=1/     / 上一篇: 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第一讲的一个脚注 下一篇: 四年多前 我的一篇随感 一位学生整理出来 我觉得与今天这门课在北大的盛况相比 真令人感慨浙大之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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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第一讲的一个脚注

互替与互补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6期 出版日期2011年09月12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与其容忍一种恶,不如容忍互相竞争的两种恶。因为两恶相争,让我们享有更多自由 汪丁丁   两物相争,通常就有能容纳这类竞争的秩序。以人观之,任一秩序对任一人而言,有其特定价值。价值,小密尔定义为“感受到的重要性”(importance felt)。任一人,将他在此时此地的秩序之下感受到的全部重要性,依照他的感受予以排序,就得到一个价值序列,形如“向量”。在这一价值序列内,若某一分量甲的排序低于某一分量乙,则对此人此时此地而言甲的重要性在乙之下。   价值排序的各分量,可以有数量描述,也可以没有数量描述。某一分量甲的重要性,在上述那人的感受中,可以区分出重要性的“量”吗?哲学探究表明,这样的量的区分,必须以分量甲的“质”的不变性为前提,才是可能的。伯格森是一位心灵敏锐的哲学家,他告诉我们,常见的人类情感不能有量的区分。因为,情的量变几乎总是造成情的质变。例如,当我们说“爱得更多”的时候,那更多量的爱情,与那更少量的爱情,在感受中绝不是同质的。以色列心理学家本-杰夫在研究人类情感三十年之后,写了一部专著,书名是《情绪的微妙性》(the subtlety of emotions)。他描写过这样一幅场景:某画家的一名为他工作多年的裸体模特,突然感受到这位画家的目光有些异样,于是她和他的工作关系变得难以忍受,以致,她必须穿上衣服离开画家的工作室。这里的情,很难有同质的量变,哪怕只是一丝丝变化,被觉察之后,可导致质的突变。   如果价值有数量可言,在一个价值序列里,当乙的价值的增加导致了甲的价值的增加时,我们称乙对于甲是价值互补的,简称互补。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是:当乙对于甲是互补的时候,甲对于乙是否也是互补的呢?很容易举出反例。虽然,在经济学教科书里,互补性被定义为正的二阶交互偏导数关系,并且二阶交互偏导数在一定条件下,不依赖于偏导顺序的变换。例如,在学校生活中,当学生乙在学生甲的自习教室里逗留的时间有所增加时,甲的幸福感或许有显著增加,而乙则毫不知情,并且甲对于乙的幸福感的增加毫无贡献。这类情形的普遍存在,让我们不能赞成“互补关系必满足对称性”这样的命题。当乙的价值的增加导致了甲的价值的减少时,我们称乙对于甲是价值互替的,简称互替。因为有了上述的反例,我们也不会轻易赞成“互替关系必满足对称性”这样的命题。   假设价值完全没有数量可言,在一个价值序列里,是否可能定义互替性与互补性?依照上述的办法,或许仍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互替和互补。首先,若此一价值序列在有分量甲而无分量乙时,或有分量乙而无分量甲时,甲和乙之外的全体分量的排序完全不改变,则甲和乙之间具有互替性;确切而言,是甲和乙之间的无差别性,简称“无差异”(indifference)。   最初意识到事物之间有这一关系的,是莱布尼兹;比他更早的,是库萨的尼古拉。后来,詹姆士借助这一关系来判断任一观念是否多余。在给定的秩序内,一个人此时此地感受到的全部观念,它们的重要性当然也被排序在全体价值序列里面了,于是每一观念的重要性依赖于它的有或没有是否造成价值序列里其他分量的排序的任何差异。如果完全没有产生这样的差异,在詹姆士看来,这一观念就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   根据这样的论证方式,我们不妨相信,如果分量甲和分量乙在一个价值序列里互相替换的结果完全没有任何差异可言,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区分甲和乙。于是我们有完全的理由将甲和乙视为同一,也就是说,它们相互之间是完全可替代的。那么,当甲和乙之间不是完全可替代又不是完全不可替代的时候,怎样定义互替性呢?此外,怎样定义互补性呢?   若价值序列没有数量可言,若甲和乙之间有不完全的互替性,则甲和乙互替可能导致价值序列的分量的排序变动,这样的变动意味着甲和乙的价值有所不同。由于价值差异,甲和乙不再是无差异的分量,故而应被视为价值序列的两个不同分量。如果其他方面保持不变,我们将无从判断甲和乙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互替还是互补。如果其他方面有所变化并且引发了甲和乙在价值序列中排序的变化,那么,当甲的排序和乙的排序同向变动时,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当甲的排序和乙的排序反向变动时,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具有互替性。   以上的叙述,不要求任何数量关系。我相信,它提供了我所知最弱假设下互替性与互补性的定义。与上一篇文章讨论的“竞争与合作”有了本质性的差异,当我们讨论互替与互补时,隐含地或显明地,我们假设了价值判断。任何价值判断,都有主体。这一主体判断力的运用,结果之一,就是在给定秩序之内将主体感受到的各种重要性加以排序,于是有了价值序列。最初确立这一主体性原则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老门格尔。他在一段令人惊讶的短促的时间里,写完并于1871年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几乎独自完成了现代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可是,靠边际革命而成为现代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滥用数学工具的同时,偏离或完全忘记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从而越来越接近“中央计划经济学”。如果一个社会完全被某一中央计划者控制,那么,这位计划者的理性选择行为若表示为数学形式,恰好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价值序列的主体是谁呢?当然就是这位中央计划者。他的判断力取代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判断力,他独自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价值——也就是我们感受为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全部因素——根据他的感受(他为我们而感受)加以排序。然后,他根据社会资源禀赋和技术结构,制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案。在他的数学模型里,这些方案是“最优的”。   最近20年,奥地利学派成为自由社会公共政策的理论源泉。而且,公众也开始觉悟,原来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维护自由社会的能力,甚至相反,它支持的,很可能是损害普遍自由的公共政策。例如,最近这场金融危机中披露的金融高管报酬问题,以及更早些时候发生的“安然丑闻”。在新古典经济学支持下,美国公共政策的这些弊端表明,普遍自由往往必须同时抗拒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其一,官僚政治的威胁;其二,垄断资本的威胁。   这两方面的威胁共享一个特征,即过分集中的权力。当我们面对一个过分集中的权力时,不论它来自政府、来自商业或来自传统社会和家族,总之,我们的自由将会消失。此时,如休谟最早告诫我们的那样,与其容忍一种恶,不如容忍互相竞争的两种恶。因为,两恶相争,让我们享有更多自由。   怎样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呢?更彻底而言,怎样抗拒权力?面对这一问题,福柯奋斗终生。我的见解接近休谟,与其寻求彻底免除权力的纠缠,不如引入更多相互竞争的权力。反正,福柯也承认,权力无处不在。   一个人的权力,根据政治学家达尔的教科书,可定义为他影响其他人的能力。不过,我更喜欢经济学家巴泽尔的定义,一个人的权力,就是他将成本转嫁给其他人的能力。例如,一个垄断性的政府,拥有转嫁成本给任何个人的能力。针对这一垄断,成熟的市场社会通常引入政治竞争机制,譬如两党轮流执政。于是,垄断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并且执政者必须谨慎运用转嫁成本的能力,否则就可能被未来的执政者惩罚。   怎样防止商业公司的垄断呢?成熟的市场社会通常引入两个或更多垄断性的商业公司,于是垄断者很难获得太高的市场权力。这样,一家商业公司更有希望获取市场权力的途径,就从“寻租”(也就是“官商勾结”)转向技术创新。因此,我们若想有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与防止商业权力的过分集中相比,防止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或许更重要。虽然,政治竞争很昂贵。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   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公民选择哪些要素,这是民主能否顺利落实的关键条件。每一个公民,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故而有包含民主诸要素在内的价值序列。这些价值通常没有数量可言,从而,上述互替性和互补性的定义有了很重要的政治学涵义。因为,价值序列之内各分量的互替性和互补性,为政治行动中的权衡与妥协提供了理由。   有了这样的铺叙,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些价值序列在什么样的社会过程中,可能集结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的序列。因为,任何政治目标的实现都必须借助“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就是追求社会价值序列之内排序最高的那些重要性。   政治,是理性选择。借助这一视角,关于政治过程的抽象讨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从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凸显出来,并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显学”。我们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可以不必借鉴这些抽象理论。因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往往敏感地依赖于理论前提与真实情境相符合的程度。在我们能够引入源自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境的抽象理论之前,我们应当解答的问题,首先是现代中国人通常可能有什么样的价值序列,其次是这些价值序列的演变趋势。只要涉及价值序列的演化,我们就必须研究与这些价值序列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诸要素。   作为上述原理的一项补充,我要指出,社会演化的路径,不是惟一的且不能预先决定,它依赖于“机缘”。可是,如果有许多机缘,难道它们之间没有互替性和互补性吗?据我所知,就社会演化的路径而言,机缘之间不能有互补性,因为在任何两条演化路径之间只能选择一条,也就是只能是互替的关系。社会演化面临着许多互替的路径,何去何从?取决于“社会选择”和社会所选择的社会选择的机制。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下一篇: 转贴周阳敏为教师节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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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怎样设计一个阻止恶棍官僚上升到高层的官吏制度

这是一篇2008年JEBO的论文,“政治科层与政治怠工”。从中译标题几乎看不出任何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政治”在汉语被严重污染,而且“怠工”并未传递这篇论文的主题——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官员“寻租行为”。不论如何,这是一篇晚近发表的论文,是“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第二讲的一个脚注: /  / 那么,这套制度的特征是什么?大致而言,我们可以将一切官吏划分为“天使”和“恶棍”两类。在官僚科层的较低层次时,天使官吏远比恶棍官吏廉洁。但若恶棍官吏预期可以通过保持廉洁而升至较高层次时,他们可以克制自己的寻租冲动直到升至较高层次。于是,制度设计的难题之一是怎样在较低层次就分辨出天使与恶棍,提供相容的行为激励,让天使们更多地升至高级岗位而让恶棍们停留在低级岗位。我未必同意这篇论文提出的建议,因为社会情形差异很大。在西方社会,公务员群体里,天使的主要动机是“政治抱负”(ambition),恶棍的主要动机是“私人利益”。所以,制度设计的一个考虑是,让恶棍在低级岗位就有更多的腐败机会,也就是提高他们“隐瞒本性”的机会成本,同时,让天使有更大的激励努力升迁。在这一考虑下,一个良序的政治制度可能允许低级官吏有较大的腐败空间,同时实施严厉的岗位任期淘汰制度(up-or-out),对高级岗位实施以“廉洁”为核心绩效的考核体系,并且,考核的严厉程度正比于岗位的高级程度。但是,官吏制度的设计参量,不能仅仅是区分天使与恶棍。不过,与中国对照着思考,很显然,目前官吏的GDP考核,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因为,低级官吏可以通过腐败和寻租活动推动GDP业绩。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大兴土木,这些开支都进入GDP统计,同时,政府招标的项目通常是最腐败的项目(这是我们的经验)。所以,GDP业绩越好的低级官吏,如果越有机会升至高级官吏,则整个官僚体制的品格,越久越差,也就是说,充斥着官吏的高层岗位的,长期而言,几乎都是恶棍。这一因素,可能也是中国历代王朝覆灭的主要因素。吏治,汉代以后,没有很出色的。 上一篇: 骆家辉的中国效应 下一篇: 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第一讲的一个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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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骆家辉的中国效应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上海的俭朴作风,虽可引发中国官员们的自惭(甚至内疚),但毕竟,以我们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我们不很在乎,因为她是日耳曼人。同理,首相布莱尔、总统克林顿和后来的小布什,各自都有“惊世骇俗”的行为。对国民而言,无非如“看杀头”一样,更何况现在是“消费主义”时代,祖辈的“人血馒头”和1950年代的“红歌”还算不上“后现代”消费呢。      大使骆家辉在中国的个人行为,称得上“社会事件”。因为,他是华人(心理距离很近),其次,他到北京的时候,这里的官僚及其生活方式正处于一个或许最兴旺也最腐朽的时期,也是事物辩证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第三,让这些在奢华别墅和夜总会里趾高气昂的官僚们最不舒服,与“80后”和“90后”一起成长和普及的微博及其它移动通信技术,正以不可遏制之势在中国最年轻也最有政治冲动的人群里迅速传播着的真相---其实仅仅是骆家辉的个人生活方式,它是这样一个真相,它足以使借助“宏观调控”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迅速掌控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几乎全部领域的官僚们深感不安。这就是“一个使人感觉不方便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包含着的力量。      民主,不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样的抽象理由可以搪塞的了,它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街头巷议,博客微博,随意流传:“你看看骆家辉,你再看看咱们X局长。”不错,民主,真的而不是文字的和抽象的,从来都体现在日常生活里。杜威描述过,民主首先是大众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否则就是假的。谁接收的月饼最贵?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常生活问题。      骆家辉,难道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或“反华十戒”的一部分?或耶稣会控制世界的隐秘计划在几百年里的一个环节?很可笑吧?我确实认识一些相信着这些阴谋论的可爱的朋友。      世界在变小,因为,你相信是阴谋家的,突然就在你对面,眼神不能骗人,他让你怀疑阴谋论是否时代遥远,他让你提醒自己真相其实就是这样简单。注意,人类虽然骗术高超,但脑科学文献表明,我们探测表情和眼神的技能同样高超,以致来自大脑皮质的计划(例如一项“阴谋”)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压制来自“杏仁核”的敏感性。眼神不能骗人,因为它不会。我们脑内的杏仁核系统,至少是在人类处于哺乳动物演化阶段的时候形成的,而我们的欺骗能力的超常发展则是“根块采集和狩猎”的演化阶段的事情。后者是几万年之内的事情,前者则是几百万年前的事情。所以,眼神不能骗人。所以,当iPhone让你和他面对面交谈时,你知道他不能继续骗你。所以,哪怕是最肮脏的官僚,在面对他自己女儿天真却格外敏感的目光时,也会真诚地忏悔,或坦白以往的罪恶。因为,他的眼神不会欺骗她。或者,他的大脑充其量是在“掩耳盗铃”自我欺骗而已。       回到主题,我常常解释,什么是“好的制度”?就是让坏人变成好人的制度。什么是“坏的制度”?就是让好人变成坏人的制度。这是哈耶克的思想。现在,我们询问,如果坏官员层出不穷(占官员总数的比例远远超过三分之一),是制度坏?还是官员坏?当然是制度坏。仍是哈耶克的看法,坏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素质逆淘汰”,越高层级的官员,素质越差。       那么,怎样从目前的坏制度变为较好的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造我们的社会,常常不是想好了再做,而是边做边学。关键是“做”而不是“说”。       光绪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说,陈述“心贼”,第一项就是“伪善”,第二项是“守旧”。凡要做改造制度工作的人,一定要警惕光绪指出的这两项心贼。守旧之一,就是不希望真有民主。人人可监督可指责可提出撤换的官,怎么舒服?谁还愿意做官?正是如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不舒服,于是,如上一篇博客引述的文章所论,那些清廉为政且有政治抱负的人,更觉舒服并且更努力获得高层职位。然后,我们记住休谟的思想,与其容忍单独一恶不如容忍两恶相争。对于政治抱负,在更好的制度里,一定面对其它政治抱负的竞争。 上一篇: 中国还有企业家吗? 下一篇: 怎样设计一个阻止恶棍官僚上升到高层的官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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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中国还有企业家吗?

我不试图隐瞒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在将近十年的官僚政治与经济管制之后,已经没有像样的企业家了。下面的报道,让我想到要发表这一迟早要发表的见解。 2001年我初到杭州讲课,那时,有机会去访问义乌的企业家,印象深刻,不过仍写了三篇随笔,试图提醒义乌人未来的危机。毕竟,义乌是在危机里了。但令人担忧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在中国社会的官僚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消失了。移民只不过是这“消失”的形式之一,远比移民这一消失形式更令人担忧的,甚至不是有悠久历史的“官商勾结”,而是突然出现在温州这篇报道里的民营企业(或它们的代言人)对官僚政治的依赖性或可称为“父母官预期”。读者在这篇报道的结尾部分,可察觉我说的这种依赖性。并且,温州政府已经充当“父母官”,开始落实他们的“救市工程”了。这样的情绪,在我访问义乌的那一阶段,是没有的。那时,大约2003年以前,义乌的企业家嫁女儿都不愿嫁给公务员(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可见,伴随着“宏观调控”迅速扩张的官僚政治已经多么严重地侵蚀了浙江市场经济原本健康的肌体!最近,朋友之间流传的是关于官员们相互见面问候的新短句:“你的钱,几个点?”我询问了几位朋友,不假,官员放贷的收益,折合年息60%,或者更高。目前,很流行呢。发国难财,不过如此! 昨晚,我在杭州“支付宝”总部的“枫林晚”书店首讲报告五个命题的第二命题是:随着工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危机或崩溃,越来越符合阿玛蒂亚-森在诺贝尔演讲时报告的他关于饥荒研究的感受:现代社会的危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回答问题时,我告诉提问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妨改称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更科学一些,而且更可以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它的双重性在于,与一切中国当代现象类似,首先,它有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本性,其次,它还是中国本土的百年转型期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值此危机时刻,怎可消失了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温州或浙江或全国的民营企业纷纷转向官僚政府请求财务或其它类型的救助,这就意味着“通向奴役之路”在中国社会的重演。况且,即将到来的危机,恰与政府的“掠夺之手”密切相关,也远非政府目前的财力能够救助。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当你向你的死敌请求救助时,你的意思是,想必你知道你的死敌也知道,你将不再是你。     周德文:企业倒闭潮比预想严重 若失控后果严重   本文来源于 《财经网》  2011年09月28日 10:41 我要评论( 2 ) 打印 | 字号:   他警告说,中小企业的倒闭是非常不和谐的,当企业倒闭潮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大企业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财经》综合报道】 据金羊网9月28日报道,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表示,企业倒闭潮比预想严重,上半年就几乎天天都有企业倒闭了,只是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警告说,中小企业的倒闭是非常不和谐的,当企业倒闭潮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大企业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27日,周德文在一次采访中说:“其实我从上半年已经开始喊了,没人听。现在的情况,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如果这局面再不控制的话, 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果! ”   一个接一个“落跑老板” 的新闻出现,把温州再度推上了风口浪尖。据媒体报道,中秋前后“落跑” 的老板都非同一般:眼镜行业龙头浙江信泰的董事长胡福林失踪,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等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仅9月25日一天,温州就有九个老板“跑路”。   “小企业老早就开始倒了,只是没有人关注而已,”周德文说,“我们粗略统计过,上半年企业停工加倒闭的足足有20%, 几乎每天都有企业在倒闭。”直到最近“倒闭潮”蔓延到中型企业, “落跑老板” 一事才引起多方关注。   “其实无论是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它们面临的问题都一样的:银根紧缩、用工成本高、原材料价格高涨、限电节能等等, 只是中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比小企业要强,它们也只能顶到现在。”周德文分析指出:“以胡福林为例,作为眼镜大王,他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眼镜生产企业。”   他说,“这么好的企业都出问题了,可以这么说,我们早就应该关注民间借贷问题了。”   周德文表示:“中小企业的倒闭是非常不和谐的,而大企业也就是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而已。当企业倒闭潮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之后,大企业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倒闭潮”中,最为人诟病的便是民间借贷。“说白了就是资金链断裂,”周德文表示,“这么多年来,政府始终对民间资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银行在这里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收得太紧,即使对方已经按时还款。”   其实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周德文提交的议案,建议便是喊这些热钱“回家”:《政府引导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建议》。“从去年就开始担心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有职责去引导这些热钱。但民间借贷这种情况在温州并不是第一天出现,政府不好管,也无法可依。”在周德文看来,民间资本不愿意继续投资实业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一再强调:“实业是社会的基础,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这个社会就会病得不轻,前景堪忧。”周德文尖锐地指出:   “出现这样的情况,大背景来自国家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又压不下来。我们需要反思,不能一味地采取货币从紧手段。在温州,大概有80%-90%的中小企业无法从正常渠道借贷,只好选择民间资本。”   周德文表示:“即便是大企业,如果一年贷款20亿元,每个月要偿还2500万元的利息,谁受得了? ”   “融资难已成为压倒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周德文坦言,“我预言,在接下来的10-12月,最迟元旦,中央一定会出台大动作来挽救中小企业的倒闭潮。”   “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周德文说。   针对至少已有20 个民企老板资金链断裂逃亡事件,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9 月25 日对外表示,“面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我们一定要清醒、坚定、有作为。政府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据悉, “温州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座谈会上要求,温州将在市、县两级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和专项工作小组,在企业帮扶、民企融资协调、风险防范、打击黑恶势力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出台政策措施。 【作者: 《财经》综合报道   】 (责任编辑:李正伦)    上一篇: 关于微博网络的推测 搜狗拼音苹果版 房价问题 北京大学排名第49---有点儿靠谱 下一篇: 骆家辉的中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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