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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关于微博网络的推测 搜狗拼音苹果版 房价问题 北京大学排名第49—有点儿靠谱

“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者们是暴民吗?在“自由广场”采访时,好几位参与者说,我们需要“非暴力的行动”。随着参与者规模扩大,“占领”行动基本保持有序,“自由广场”拥挤而喧闹,但这些无领导的参与者形成了“民主自治”,志愿者组成了问讯处、媒体区、图书区、医疗紧急救助中心、厨房。   财新传媒驻纽约特派记者霍侃:…… 22岁的莱文(Daniel Levine)每天在问讯处工作16个小时,已经17天。他说,“我这样做是希望看到改变。”在“自由广场”采访的整个下午,不时看到一位长头发、高个子的男生在各个角落转悠,把地上的废纸、食品包装等垃圾扫进簸箕。快到晚上7点,厨房开始准备晚餐,一位女孩端着一大盘pizza在人群中问“需要吗?”   随着规模的扩大,“占领华尔街”行动参与者们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从最初的反对华尔街金融机构贪婪、要求提高富人税收,扩大到要求增加教育投入、抵制环境污染等各种不满。   有人担心“占领华尔街”行动没有具体、清晰的目标,没有一致的声音,可能会导致最终难以达成什么成果。   但更多人并不特别关注产生怎样的即刻效果,因为拥有表达不满的权利本身也很重要。表达不满的声音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带来实质性改变。   以民主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的不满,最终目的是恢复真正美国式的民主,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目前经济上贫富悬殊和政治上两党争斗的民主 苹果公布了史蒂夫·乔布斯逝世的爆炸新闻。   从那一刻起,悼词、颂歌和回忆就如疾风骤雨般涌现。他改变了多个行业,重新定义了商业模式,将科技与艺术融为一体。人们将他与托马斯·爱迪生、沃尔特·迪士尼、达芬达相提并论。人们认为,世界很久之后才能再次看到一个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物。2005年,乔布斯曾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透露了决定他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决策、每一项创造的秘密:“你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不要将他们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不要被教条束缚,那意味着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一起生活。不要被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勇气去听从你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微博或类似的社会交往网络技术,在未来十年可能做哪些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类网络技术可以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大致如“friendship circle”。在社会网络的许多可能拓扑结构中,晚近的研究报告似乎表明,如果你在大学生“友谊圈”结构里搜索信息,例如“找房”这样的信息,平均距离不会很长,接近“小世界”网络结构。这一特征,符合我目前(很粗浅)对微博的看法:消费主义时代的时间节约型技术。问题在于,单纯依靠微博社会网络,我能够找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质,与我在例如谷歌搜索引擎或Elsevier学术期刊服务器上找到的信息相比,可能差多少?也就是说,微博网络节约我的时间,但提供的是劣质信息,于是我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改善信息的质,这样就抵消了微博网络为我节约的时间。是这样吗?或许信息的类型完全不同?那么,就存在“自选择”机制:那些适合使用微博网络的人,与那些适合使用Elsevier的人,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我倾向于推测,这里有一个“质-量”互替公式。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声援“占领华尔街”                                    作者:段皎宇       文章发于:新华报业网        新华报业网讯  美国东部时间10月5日(北京时间10月6日)消息,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周二来到纽约示威者聚集的Zuccotti公园表示支持,他表示,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如果不摆脱鲁莽借贷和投机行为,美国不会恢复强劲复苏。      本周二,斯蒂格利茨来到纽约“占领华尔街”示威者聚集地,对示威者表示支持,称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扭曲状态。如果不摆脱鲁莽借贷和投机行为,恢复融资的能力,美国不会恢复强劲复苏。      他表示,“我们的金融市场承担重要的角色,他们应该分配资本和管理风险,但他们已经分配不当并产生风险,而我们却要承受其劣迹的成本。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够实现增长,不能让我们成功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      同时,斯蒂格利茨对银行业进行抨击,他表示“银行所作的事情之一是通过掠夺性贷款抢劫穷人。经济危机时纳税人帮助银行摆脱困境,他们理应随后恢复银行贷款,然而他们却恢复的是自己的奖金!”      他表示,“经济危机泡沫破裂之后,银行在一定意义上继续不服从法律,他们把人们从自己的家园赶出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赶出去的人并不欠银行的钱。权利的平衡已经被扭曲。”      在讲话中,斯蒂格利茨指出华尔街正在利用政治权力压制社会反对声音,他表示,“我们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有些人试图制止他们,但他们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即华尔街利用其政治权力阻止了那些试图制止他们的人”。      斯蒂格利茨强调,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反竞争的做法、鲁莽的借贷和投机行为,除非我们恢复融资的能力,否则美国不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复苏。(段皎宇(微博)发自旧金山)   附文:   斯蒂格利茨: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内容提要: 本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在美国著名杂《VANITY FAIR》上发表的文章。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人一直看着别国民众抗议特权与贫富不均,并为之鼓与呼,然而在美国国内,1%的人群拿走了每年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种极端的不平等最终会令富人也觉得后悔,因为他们虽然享有最好的住房、最优质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命运却取决于另外99%的人生活得如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原文载于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    1%与9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对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用的。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对此有人表示,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了财富,并主张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这种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曾经嘲笑过的“老旧”、“僵化”的欧洲国家,这方面可与美国比肩的是存在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三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对于这种状况,一些人耸耸肩,一笑了之。这个人赚了,那个人亏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个大部分市民年复一年境况越来越糟糕的经济体——亦即美国这样的经济体——长期来说也不可能表现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实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现,那就是机遇的减少。无论何时,只要机遇的平等在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价值的资产——人;其次,很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当做法——比如鼓励垄断、偏向特殊利益集体的税收政策——都会降低经济效益。而新的不平等还导致新的错误,使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仅举一例: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受丰厚收入吸引进入金融行业,而不是进入更符合他们兴趣、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华、更能塑造健康经济的领域工作;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经济要求“集体行动”——它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政府资助的研究引领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公共健康等领域的飞速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匪浅。但长期以来,美国便饱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各级教育投资不足之苦(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吧),接下来这些领域的预算还要被大幅削减。     这些现象的发生丝毫不足为奇——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极为不平衡时,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于公共需要的财富数量就会越少。富人无须依靠政府建的公园,政府办的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机构,他们可以用钱买到这一切。在此过程中,他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对于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随之淡化。他们也不喜欢大政府——因为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调整这种不平衡,拿走他们部分财富,以投资于公共需求。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现有政府颇有怨言,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挺喜欢它的:囿于条条框框无法实现再分配,各部门意见分歧,除了减税,什么事也做不成。 经济学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释美国出现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现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节省劳力的技术令很多蓝领、中产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全球化浪潮则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劳动力市场,迫使昂贵的美国非熟练工与廉价的海外非熟练工竞争。社会变化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工会的衰退,过去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会,现在只有大约12%。   但是,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收入不平等,一个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顶端的1%人群希望事情变成这样。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税收政策。富人们很大一部分财富来自资本收益,而降低资本收益税率让最富有的美国人几乎可以坐享其成。垄断和类垄断经营一直是大亨们的收入来源之一,从20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20世纪末的比尔•盖茨,莫不如此。而反托拉斯法规执行不力(特别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对金字塔顶端人群来说是天赐之福。今日之收入不平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系统的操纵,辅以监管规则的变化(均由金融业出资推动,这是他们最好的投资之一)。政府以近乎为零的利率,将钱借给金融机构,当他们失败时又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条款极为优厚。对于该行业的不透明和利益冲突,监管者则视而不见。   细看美国上层1%人群所控制的财富规模,简直可以说扩大收入差距乃现代美国一大成就——当初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可是现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看来,未来数年中,我们还将继续巩固这种“优势”,因为财富会带来权力,而权力则将带来更多财富。在不久前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影响选举结果的限制,为企业出钱收买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今日之美国,富豪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美国参议员,以及大部分众议员,以金字塔顶成员身份出任,靠金字塔顶的财富支持留任,在任时会卖力为这一人群服务,以便卸任后得到相应犒赏。行政部门贸易与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要决策者亦基本来自这一人群。他们通过立法,禁止最大药品采购方——政府——在采购药品时议价,相当于给制药公司奉上价值万亿美元的大礼。除非为富人大幅减税,否则对穷人有利的税法就无法出台,对此你也不要大跌眼镜。鉴于塔尖人群所拥有的能量,政府这样运作,我们一点也不该感到惊奇。   收入不平等正扭曲着社会。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费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滴入式经济”也许只是一种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渗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愿兵那点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钱人的儿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仅止于此。国家参战时,他们亦不会受到高税额的“勒索”:因为国家全用借来的钱支付这些费用。外交政策的定义本是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但掌权的1%人群因为从不付出任何代价,所谓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时和实际差得很远。于是美国经常冒不必要的风险,企业和合同商则跟着逐利。同样,经济全球化规则也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它们鼓励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这会导致对企业降税,减少健康和环保方面的投入,破坏过去被视为核心价值的劳工权利。假如这些规则鼓励国家之间的劳动力竞争,结果将会怎样?各国政府会争着保障经济环境稳定,降低对普通工薪阶层的征税,提供好的教育和清洁的环境,这些都是劳动者关心的,塔尖的1%人群才不在乎这些。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关心这些。塔尖1%人群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最大后果就是侵蚀了人们对美国公民身份感的认同,让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美国向来以社会高度公平为傲,宣扬人人都有机会,但统计学数据却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美国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远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小。现实的牌局对他们不利。最近中东动荡,正是因为人们不满于体制不公,认为没有出头的希望,食品价格上涨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只是导火线。眼下美国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将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达到40%),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好处全部留在上层,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疏离感——上次大选中,二十多岁人群的参选率约在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在中东一些国家,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糟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些政权被推翻。该地区其他统治家族也正紧张地躲在空调房里,观望形势——下一个会是自己吗?他们的担心是对的。这些社会有一些共同点: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且财富是权力的决定性力量,种种腐败已成痼疾,渗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极力阻挠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实施。   看着别国街头的乱象,我们该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这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阐述过他眼中美国社会的主要优势,他称之为“适度的利己”。重点在于“适度”二字。每个人都有狭义上的利己思想,“适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认为关注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关注公共福利——是实现个人最终利益的先决条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想法有多么高贵。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美国实用主义的标志。精明的美国人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   塔尖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无数1%的人群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但往往为时已晚。   / 顺便提及,搜狗拼音苹果电脑的更新版1.1.1,字库当然超过苹果原有的简体字库,现在兼容及便利性也超过了苹果其它汉字输入法。祝贺搜狗!手机呢?似乎没有不越狱的版本,是否与苹果公司谈判有困难? / 为什么要谈房价问题?因为官方自认为是民众福利的代言人,至少在打压房价这件事上。经济学原理是一套逻辑,不论是民众还是官员,违背了这套逻辑,长期而言必受惩罚。如果打压房价的政府行为没有完全摧毁房地产市场,那么根据市场的本性(让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地感到尴尬)房价不可能“即将崩溃”,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太多的人相信房价会崩盘,所以它不崩盘,直到大多数人都相信它会疯狂上升时,它才会崩盘。这是假设市场没有被政府摧毁,如果市场被政府摧毁了呢?那么,长期而言,房价必定疯涨。理由?因为开发商纷纷破产嘛。试想想,如果房屋市场被摧毁到1956年的水平,但民众的住房需求不能回到那么低的水平,结果如何?可以推测,现在谁有存量房屋,谁将因此而暴富。当然,政府可以再实施一次消灭私人财产的社会革命,将一切房屋收归国有。不是不可能吧?我称之为“倒行逆施”。关键是,哪一位脑残国家领导人愿意背上“千古罪人”的名分?我不知道,也许有,也许没有。所以,房价是疯涨还是崩盘?你自己琢磨吧。我写这些文字,无非是不愿意中国几亿人民都穿上皇帝新衣,傻不傻?!磕碜!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10月6日公布2011-2012年度全球大学排行榜,北京大学位列第49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依据13项指标对全球大学排名,包括研究领域、教学、知识成果转换和国际化水平。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州理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帝国理工、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日本东京大学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大学,位列全球第30名。今年全球大学200强中,中国内地3所高校上榜,北京大学排名第49位,清华大学位列第71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列第192位。 下一篇: 中国还有企业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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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温州的投降 —从600亿元的乞求演变为国务院中小企业管理局

    中国两千年历史的舞台,戴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眼镜,我只看到两种基本力量的长期厮杀,其一称为“市场经济”,其二称为“官僚政治”。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温州,成为市场力量的重要立足点之一。不过,最近的事变意味着,温州投降了。请参阅我9月29日写在这里的那篇日志,市场力量的投降,一定早已开始,例如,十年前就开始了。据凤凰卫视报道,国务院筹建“中小企业管理局”。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熟悉的名称。它无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二轻工业系统”,国务院的“二轻部”,地方政府的“二轻局”,以及,作为统购统销商业系统的必要补充,各地政府的“二商局”。当初,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力量,在城市里,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这个“第二轻工业系统”和“第二商业系统”,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系统。当初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斯大林式绝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突,也表现为中国允许了这样一个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第二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在苏联人看来,这是中国“小农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再长期一些吧,盐铁官营还是私营?广泛而言,盐铁茶丝,以及任何曾经盈利的行业,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都有过“官营”还是“私营”的论辩和厮杀。总而言之,凡有利可图之处,必有“官营-私营”之争。因为,“利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企业家创新的报酬。有利可图之处,就是激发潜在企业家才能的机会。利润(而不是亏损)的实现,常引来官僚争利,谓之“国家利益”,干预的形式当然可以千差万别。我仍想到的,是义乌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偏见”:女儿嫁给公务员?不好,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小人物随意的言谈,却令我感受到市场经济的伟大。“伟大”?当然,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迫使我们每一个人独立选择,也就是“自由选择”。哈耶克补充说明:“自由”绝不直接意味着“幸福”(请回忆“幸福感”的三种来源),因为你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奴隶,尤其是,当你失业或破产的时候,你仍然是自由的,温州人,请不要忘记,你仍然是自由的,只要你不向你的敌人求援。一个自由人,康德论证,与一个奴隶相比,他永远是伟大的。因为他有独立之人格。一个自由人,他应当预期会有人生的“高潮”和“低潮”,也会有“失业”和“破产”,这是“自由”这一概念意味着的“不确定性”的题中之义。恰恰因此,他才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如奴隶一般服从于物理世界的“必然律”。企业家能力,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潜质之一,被定义为“应付不确定性的能力”,奈特指出,正是这样的能力,引领着人类社会进步(通过创新而有进步)。这样的企业家能力,如果表现为一个地区的民众的“群体气质”,就称为“企业家精神”。温州人,曾几何时,以这样的精神为骄傲。今天,温州投降了。 下一篇: 关于微博网络的推测 搜狗拼音苹果版 房价问题 北京大学排名第49---有点儿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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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自由与自律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0期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17日      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自律,势必沦为经济的不自由 汪丁丁   /     上篇写了互替与互补,这篇转而写这样一个大题目,是否适当?是,所以,我首先讨论经济自由和经济自律。/   多数重要观念,都可以而且必须成对地讨论,否则就说不清楚。这一类道理,最初由老子说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自由与自律,构成了这样一对观念。只谈自由而不谈自律,则自由不成。另一方面,自由与不自由,当然也构成了一对观念。不自由,可以表述为“他律”,从而与“自律”构成需要澄清的一对观念。于是,我们有了三个相互联系的观念。/   视观念为“要素”——elements,从两个到三个,甚或多于三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由一些要素生出了一些“原理”——principles,“三生万物”之理。这篇文章,简单而言就是讨论自由或经济自由的原理。/   一个人的经济生活,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是完全静态从而有严格的逻辑意义的定义:将有限数目的手段配置于无限数目的目标,为了幸福感的最大化。在现实世界里,他的手段,在他某一时期经济生活的开端,也是他的资源禀赋。他在这一时期的开端拥有的全部手段和目标,依照他在这一开端处的价值标准可以排成一个价值序列。许多目标的排序或许要在许多手段之上,否则,若某一目标的价值低于许多手段的价值,要为落实这样的目标而牺牲排序更高的手段吗?这就是一个需要优先回答的问题了。尽管有这类问题,我们却不能将手段与目标完全混为一谈。因为,毕竟,存在一些事物,它们本身就是目标,而且它们一旦被当做实现其它目标的手段就丧失了它们作为目标的价值。/   不论如何,假如某甲知道某乙也有一些手段和目标的价值排序,而且在乙的价值序列里有一些手段或目标的排序比它们在甲的价值序列里低了许多,这意味着甲可以用一些价值较低的手段或目标从乙那里换取上述价值更高的手段或目标。这样的交易还只是潜在的机会,它有待于乙是否知道并愿意从甲愿意在上述交易中放弃的那些手段或目标当中挑选一些比乙在上述交易中放弃的那些手段或目标价值更高的手段或目标。这一类经济活动,首先基于双方自愿,其次增加双方的幸福感,这也就是“交易”的经济学定义。/   现在,假如存在交易机会于甲和乙之间,但受了其他方面的限制,这一潜在交易不能实现,我们就说,甲和乙的交易,或至少关于这一潜在交易,是不自由的。经济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交易的自由。/   妨碍经济自由的,有哪些因素?例如,关于上述的潜在交易,可能存在某丙,以暴力或法律威胁甲或乙,不准许他们从事这项交易。我们说,这时不能交易是因为“他律”。又或者,甲或乙的内心存在某种反对这项交易的行为规范,我们说,这时不能交易是因为“自律”。因为他律而不能自由交易,这是经济不自由的常见情形。/   潜在交易也可能因自律而不能实现。例如转基因食品,各国公众意见纷纭,至少有一些社区,坚决反对销售转基因食品。如果甲和乙的交易机会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那么,在这些社区,他们不能交易的概率就会很高,可能基于他律,也可能基于自律。类似的交易,如狗肉或鲸鱼肉的买卖,人体器官或血液的买卖,色情广告或卖淫,毒品和高利贷,在一些社区可引发强烈反感,从而相关的交易难以实现。在这些情形中,我们其实很难区分他律与自律。如果甲和乙在情感上特别尊重本地的法律,那么,本地社区立法反对甲和乙的某类潜在交易,这样的法,可能会内置为甲和乙的自律。/   上述交易机会之所以难以实现,归根结底是因为在甲和乙的交易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人;在他们的价值序列里,甲和乙的交易如果实现,将产生严重扰动,并且扰动的结果是相当程度地降低了许多人的幸福感。如果甲或乙充分知道这一情形,如果他们的自律较强,则交易不会实现。如果甲或乙不充分知道这一情形,或如果他们自律较弱,则交易可能实现,除非有足够强烈的他律。/   自由是整体的事情。我记得,爱因斯坦在一封私人信件里,表达过这一深刻见解。我的朋友朱苏力,曾讨论过“黄碟案件”——那位农民在自己家里看色情影碟,怎么就被邻居报“案”而且还被拘押了呢?经济自由,不能例外,也是整体的事情。因为上述价值序列的扰动及其后果,关键性地取决于在多数人的价值序列里,自由——自己的和他人的,被排序在什么位置上。/   自由有一种整体性质,还可以用下面的情形来描述:都市交通拥挤,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抢行的汽车互不相让。2011年3月14日《南方人物周刊》专访香港并发表封面文章“香港为什么”——为什么比内地有好得多的交通、住房、医疗和教育?其中,关于交通的报道和分析表明,每一名司机的自律性,是“港人出行自由”的重要前提。可见,自律与自由构成一对辩证统一范畴。/   “自律”和“他律”,我认为没有很好的英译。坚持查找,不妨接受“autonomy”和“heteronomy”,但它们的涵义不如它们在汉语的道德哲学传统里的涵义来得深切。其中,autonomy是“自由”的古代表达,通常译作“自为”。可是,“自为”与“自在”构成另一对重要范畴,它们分别对应着英文里涵义更复杂的单词或短语。由此也可见,自由这一观念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自主决策”(autonomy),其二是“自我节制”(还是autonomy)。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理解和阐释的自由。/   经济自由,按照上述的古典自由主义阐释,包含自主决策与自我节制这两方面的内涵。没有自我节制,经济“自由”的结果之一,是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有毒的食品、服装、住房装修和汽车尾气。然后,不假思索,在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为了补救“自由”市场的问题,我们又启用政府干预机制,广泛地干预市场经济。可是,面对这样众多的毫无自我节制的消费者和厂商,我们需要多么庞大的政府才可能有效地抑制“毒品”损害呢?根据中国最近几年的经验(教训),我推测,我们需要一个庞大到足以扼杀市场经济全部活力的政府。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情形十分荒唐,为了补救市场机制之弊端,我们重建政府机制并容忍它的弊端,当然,我们为庞大的政府支付了庞大的费用,以致,当我们最后估算得失的时候发现,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效益相互冲销,二者的总费用大大超过了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单独存在时的费用之和。这一图景,民众概括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关于市场或政府的有效性,制度学派早有定论。十多年前我在为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撰写的序言里,介绍过关于三种监督方式的产权理论。任何契约,在任何社会里,其有效性无非依赖于三种监督方式以及它们的组合成本是否最低。“第一方”监督就是自我监督(自律),“第二方”监督就是契约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监督(他律),“第三方”监督就是与契约利益无涉的外部人员或机构的监督(他律)。根据这一理论,巴泽尔构想了他的国家学说(钱勇译巴泽尔《国家理论》)。制度经济学的洞见在于,每一具体社会情境里,总存在这三种监督方式的某些组合,使得总的监督成本最小。/   在一个道德完全缺乏自律的社会情境里,第一方监督几乎消失。这时,为了有效地防止有毒产品的蔓延,必须借助于第二方和第三方监督。中国经验(教训)意味着,任一种监督方式存在某些阈值,当这种监督方式弱化到这一阈值之下时,其他两种监督必须支付极高代价,才可能替代这一监督方式。/   仍以都市的交通状况为例,关于北京和香港的马路和汽车的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如何,北京的交通不应比香港的更拥堵。但事实是香港的交通状况比北京的更好,因为香港的司机们普遍比北京的司机们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节制。自由,从来就是整体的性质。/   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自律,势必沦为经济的不自由。为了我们自己和孩子们的基本安全,我们依靠越来越庞大的政府来干预越来越无自律的市场,结果是经济自由的完全消失。因为政府是一种第三方监督机制,它对第一方监督机制的替代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第一方监督弱化到某一阈值之下的时候,第三方监督替代第一方监督的成本可能趋于无穷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必须返回到中央计划时代。/   读者或许认为第二方监督成本较低?我承认这是一个好问题。前苏联解体之后,第三方监督几乎完全消失,只有第一方和第二方监督。我记忆里,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俄罗斯境内,最有效率的银行是黑帮的银行。这就是第二方监督的有效性,黑帮开设银行,你借钱能不还吗?有感于俄罗斯的经验,我当时写过一篇评论中国发展趋势的短文“中国社会的黑帮化”,颇引发了一些朋友的忧思。/   中国社会确实在黑帮化,东北和广东或许更典型,在任何城市,只要你相信警察不会在你呼救时出现,你最好顺带着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在黑帮化的社会里。中国社会黑帮化,不是因为政府缺失,恰好相反,是因为政府不仅存在而且太庞大;惟其太庞大,所以官僚化太严重,以致警察不愿意在办案之后填写那些随时可导致自己奖金扣除的复杂表格。与其让官僚机构的电脑决定扣除自己多少奖金,不如只出勤而不办案。那么,市民的安全呢?对不起,你最好不与任何人结仇,否则,你最好向黑帮求救。/   所以,当政府特别庞大时,你甚至常常要考虑采取暴力手段推翻它,如果你无法承受纳税之痛和迅速攀升的税收负担的话。官僚政治无一例外,希克斯指出,最终会导致自己财政来源的枯竭从而全面瓦解。/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 下一篇: 温州的投降 ---从600亿元的乞求演变为国务院中小企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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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教学感受 以及2011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的讲授提纲

终于,注册学生的课堂报告结束。金融危机以来,北大文凭迅速演变为毕业生求职可以利用的许多相互竞争的“信号”之一,为获得文凭而修的课程,只能占用相当于“文凭信号”对毕业生就业机会总量的“ 边际贡献”所值的时间。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学习成本最低的学生或有时间选修一些与未来求职关系最弱的课程。另一方面,教师的主要兴趣仍由学术文献引导,他们发表论文的冲动,越年轻的,越强烈。CCER的制度安排比较合理,最年轻的教师承担最少的课程。最缺乏发表欲望的,如我这样的教师,又可有两类问学方式,其一可称“为己之学”,其二可称“经世之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互补大于互替。当然,对即将毕业求职或出国“谋生”的学生而言,为己之学未免太奢侈,经世之学未免太宏伟。总之,在这样的知识市场里,教师愿意供给的,与学生只能需求的,似乎有严重分歧,希望这分歧不会导致市场崩溃。 现在我描述今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讲授思路:开端是“寻租”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官僚政治严重程度的表征。第一讲和第二讲,我讲解寻租理论与社会选择原理。第三、四、五讲,学生们的课堂报告十分出色。他们分别研读了21篇多数是晚近发表的论文,平均成绩是B,每位学生的报告和讨论时间大约25分钟。根据这些文献,来自世界各国和各时期的经验研究表明:(1)官商勾结(寻租活动)更可能拖累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在经济起飞的后期(大致就是中国目前的阶段);(2)这类活动产生的效率损失可以远大于“寻租竞赛”优胜者最终获取的租值,寻租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三十五之间,并且似乎有一条“U”形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监督机制太弱)和末期(官僚化严重),寻租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很高,在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团结一致求发展),这一比例较低。有了这条曲线,当然很糟糕,因为中间阶段不是均衡状态,于是人类社会迟早要陷入寻租的泥潭,也就是革命的前夜;(3)目前,寻租的实证研究受到理论研究不足的严重限制,因为,图洛克及其追随者在1950年代建立“寻租”概念时,不能将“租”概念纳入当时仍在发展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主要由于这一缺陷,所谓“租”,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很难与创新带来的“企业家利润”相区分,另一方面,很难判断寻租导致的(一般均衡)效率损失是否为“非生产性的”。 11月6日,我开始第六讲,主题是“企业家”理论。因为,与“官僚化”相对立的概念,是“企业家才能”。我们判断一套社会制度的好或坏,只能根据它怎样诱导企业家才能在价值创造活动与政治寻租活动之间的分配及其后果。我们不能消灭企业家才能,因为那是天生存蓄在任何人群之内的一种本能(人格心理学研究)。罗素曾预言,如果制度不能充分宣泄人类的这一本能,它可能被这一本能毁灭。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讲,接着这一思路,我介绍“公共选择理论”,并探讨“国家理论”,根据教室里我们的讨论,临时调整我们的思路。结束这学期的课程,通常我需要讲八次。 下一篇: 自由与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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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市场,价格,理性控制的根本谬误

请网络编辑帮助我统一字号并分出段落,感谢。 讲课和读年轻朋友的文章,感受到强烈的反市场倾向。宏观调控以来中国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似乎还不足以说服这些朋友反思我们和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狂妄理性的致命弱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要让公众(我从不预期那些被官僚政治弱化为“脑残”的政策制定者)懂得“复杂现象”的一般原理,多么艰难。其实,每一个人的脑,包含数百亿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结成的网络,是典型的复杂系统。我们完全可以将脑内的网络类比于工商社会的复杂网络,从而获得一些关于复杂现象的常识。例如,你失眠吗?那么你试图入睡?你努力要让自己入睡却根本不可能。因为,复杂系统犹如大国,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我们祖先早已熟悉的复杂系统第一原理。根据这些常识,……多年来,我借助许多游戏或仿真游戏或脑科学阅读来获取这样的常识。根据这些常识,再设想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得到的那些后果,例如,可接受的自由程度,可接受的物质生活条件,可接受的社会正义与情感生活,诸如此类的可想象的人生。你只要列出这些你想象中希望有的生活,然后,你列出各种可能的社会制度,试试看,你可否离开市场价格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保持现在你享有的生活的百分之一。因为太复杂,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理性调控(还是“烹小鲜”更有效)。我们目睹这些狂妄的政策制定者,自认为代表公众利益,结果却是极大伤害了公众利益(例如通胀与失业);自认为不必借助新闻自由和民主监督而治理官僚政治的普遍腐败,结果却是极大伤害了共和国的根基以致我们全体前途莫测。复杂社会的原理之二:可能有数百万种小概率事件诱发足令系统崩溃的后果,而且根据上一项原理,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这些小概率事件何时发生或以何种形态发生。于是才有了普遍的焦虑感,而这就引出复杂社会的原理之三:虽然无法预测,公众却能感受到危机时刻可能降临,因为弥漫在公众情绪里的普遍的焦虑感。为什么有这样频繁和严重的群体冲突和极端事件?因为,公众感受到普遍的焦虑感。据说,复杂社会还有第四项原理:只要放弃理性控制,来自一切可能方向的“黑天鹅”事件可以相互抵消从而社会得以延续。遗憾的是,我们狂妄的政策制定者们,或许早已知道这一原理,但仍继续丧失理性地试图理性控制我们的社会,直到……。因为(这是中国官僚政治趋于腐败的征兆)每一部门都只要扩张自己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竞争导致各部门的预算扩张冲动。扩张了的预算导致官僚部门在更大范围内控制社会生活(于是我们从放权的过程返回到中央集权的过程),然后产生预算进一步扩张的理由,……。谁能阻止这场疯狂的自杀?谁有能力裁撤80%的官僚机构?并且在这之后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顺便提及,我读了韦森转述的格雷对哈耶克思想的批评,我认为如此的“格雷”简直可等价于“肤浅”。 The establishments of men, like those of every animal, are suggested by nature. . . . [They] arose from successive improvements that were made, without any sense of their general effect; and they bring human affairs to a state of complication, which the greatest reach of capacity with which human nature was ever adorned, could not have projected。这段文字写于1767年,格雷的肤浅批判当然也能应用于佛格森的这一常识判断。可是,哈耶克与佛格森,只不过揭示了被社会主义者忘记的常识。对于复杂现象的基于常识的判断,格雷的批判压根放错了位置。哈耶克1955年在“开罗演讲”里这样感叹: I want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a silent revolution, which during the past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has proceeded in the sanctuaries of the law largely unobserv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revolution has gradually whittled away most of the guarantees of individual liberty for which at one time those people had been willing to fight。感谢邹光昨天送到我信箱里的2011年Caldwell定版《自由宪章》的英文本,我从那里引用了上面的英文段落。这里,哈耶克提醒我们的是什么现象?正是战后在资本主义各国迅速扩展的官僚化过程,当然,这也是目前成为我们社会最大痼疾的“官僚政治”。     下一篇: 教学感受 以及2011年秋季“新政治经济学”的讲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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