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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 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新北京?

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新北京?   2011-6-23 东方早报       北京土地财政接近破产的边缘,中国以房地产为主要抵押品、为造城运动主要燃料的激进式经济发展模式将告一段落。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北京过度依赖银行土地储备贷款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总规模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目前每月还本付息在100亿元以上,而今年以来每月土地出让收入只有50亿元左右,还贷压力巨大。       解剖麻雀可以了解我国财政体制、货币体系的真实运行模式。通过分析北京土地财政与土地货币,我们可以说,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新北京;没有土地抵押,就没有庞大的地方贷款。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能缺少土地收入。根据北京市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1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北京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684.7亿元,增长56.5%,完成预算的314.6%,超额完成预算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超收较多。2010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557.7亿元,完成预算的460.5%。一般预算收支出现赤字,靠包含土地在内的政府性基金弥补。       中国的信贷体系与土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土地是地方政府银行信贷最重要的抵押物。2009年北京市完成土地储备投资1165亿元,2010年完成土地储备投资1300亿元。2011年1-5月份,新增土地储备开发投资约为300多亿元。上述资金中70%来源是银行贷款,30%来自政府财政注入资金。在此,政府与银行、开发商成为利益链上的共同体:大规模投入土地一级市场,将熟地纳入土地市场变现获得溢价,政府与银行皆大欢喜。开发商则向二级市场索取,只要市场能够承受,房价就能节节上涨。笔者至今记得某商业银行争取到政府大规模土地贷款份额时的欣喜若狂。       这是一条围绕土地的产业链条,当土地价格与成交量上升时,链条天衣无缝,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行,就会成为中国经济的脆弱棘冠。       没有市场支撑的虚拟经济迟早会被刺破,或被动或主动。根据北京市国土局公布数据,今年1到5月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住宅用地87.4公顷,不足年度计划供应量(1220公顷)的一成;截至5月24日,北京市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的总收入为250.61亿元,同比减少59.2%。250亿元用来还本付息都不够,更不必说获得土地高额溢价。以北京为首,土地成交量大幅下降的城市都存在财政破产风险。       在利益链条中最大的软肋是抵押物的价格,土地作为信贷抵押品表面看来非常安全,实际上不堪一击,原因在于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价格是多变的,而在中国土地市场风险也是不可对冲的。       当市场流动性过剩时,房地产作为抵押物价格不断攀升,因此在2010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高峰期以土地质押贷款,银行是怎么看怎么合适;一旦流动性下降,房地产价格低迷,银行炒地炒成地主、炒房炒成房东之后必然面对房地产价格的下挫,资产负债表急剧退化。让我们设想美国次贷泡沫高峰期,房地产价格似乎在通天塔见不到顶,房屋抵押贷款让房东过上了超前消费的好日子,银行也赚得不亦乐乎,次贷危机泡沫被针尖挑破,地狱瞬间打开了大门,不论是银行还是房东,全都变成了负翁。无独有偶,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房地产同样是重要的货币抵押物。       把土地作为最重要的抵押物发放货币,是世界上比较不靠谱的生意,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常见导火索。根据一项研究显示,我国90%以上信贷依靠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抵押,当抵押物下降,从地方财政、企业到银行,风险会在一夕之间暴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房地产泡沫有好泡沫与恶泡沫之分,当实体经济上升、资金流与人才流源源流入某经济体时,房地产价格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上升是好泡沫;当房地产脱离实体,只靠货币与预期支撑时,就是恶泡沫。以北京为首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显示出恶化的趋势,远远超过某些发达经济体的房地产均价。新的造城运动与银行古老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模式,成为房地产泡沫支柱。       大厦倾斜,支柱快倒,幸亏,补上其他的支柱还不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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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 可笑的地方债务无风险论

可笑的地方债务无风险论   2011-6-29 每日经济新闻       地方债务有没有风险?一些官员说没有。       话音未落,就有响亮的耳光。地方债务不仅有风险,还很大。       《新世纪》杂志曝光,今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公路”)向债权银行发函,自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十几家银行有千亿元贷款余额。而银监会今年1月,公布中国境内商业银行2010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4293亿元人民币,此次滇公路坏帐一旦落实,约等于去年末四分之一产良贷款。       金融风险硬着陆。如果滇公路可以如此行事,那么,贵州、新疆等地是否可以如法炮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开发一道口子,就有后来者有样学样。如此一来,中国的债务风险瞬间曝光。       各地政府已经坐困愁城。地方债务链基本建立在土地作为抵押物的平台上,只要土地资金链条断裂,多米诺骨牌就会全盘倾覆。       哪有永远上涨从不下跌的土地市场?即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土地财富链条已有崩溃之忧。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从2009年至2011年5月,北京市土地储备贷款总规模已经超过2500亿元。从2011年初开始,大规模还本付息已经开始,每月需还本付息在100亿元以上,而今年1-5月,北京土地出让总收入不过250.6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难以支撑还债的险局已经出现。更遑论土地价格远非那么值钱的云南。去年昆明土地市场十分红火,共成交土地96宗,交易面积累计约5896.244亩,同比增长达69.82%,其中,住宅、商业用地出让金成交总额近209.13亿元,同比增加约248.55%。 今年土地出让收益必然回落到200亿元以下,以区区200亿之数,偿还千亿元本息,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不必说,还有几十家同样盯着土地收益、并且得到了地方信用背书的政府平台公司。       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让土地价格永远上升的疯狂成为现实,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银行、投融资平台皆大欢喜,反正一切由最终消费者买单。但疯狂的结局是让所有的经济成果灰飞烟灭,这是饮鸩止渴的自杀举措。脱离民众财富增长的现实,把土地作为财富之饵把民间财富间竭泽而渔,中国的未来经济前景必定比日本更惨。       该公司设想的解决办法是,加大二级融资平台的组建,力争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如果上市融资成功,市场又多了一个圈钱机器,A股市场本已千虱在身,现在已如僵尸市场,而发行债券,能否还本付息又是一个问题,所谓借旧还新,换句话说就是拖延问题,就是欲遮还羞粉饰太平。       高速公路公司的债券违约,此前已有端倪。5月31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作出了自其成立以来对其会员最严厉的惩罚,对“10川高速MTN1”、“10川高速MTN2”两单中期票据的发债主体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川高速”)处以警告和注销其剩余发债额度的处罚。原因在于,川高速在未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将所持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四川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2010年度四川高速年度审计报告,划转的成渝高速总资产占四川高速总资产9.29%,所有者权益占四川高速所有者权益19.98%,其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占四川高速经营性现金流量32.28%,资产划出后,川高速的现金流产生能力可能会下降三分之一。今年半年时间,就有“10广州建设债”的资产划出事件,之后有注入资产迟迟未过户的“10华靖债”,无论影响的资产是多是少,一些路桥公司现金流极度紧张,心中完全没有信用两字。       地方投融资平台上的债务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两点,第一,借债是否过于激进,超过了自身的偿还能力,现在从西南一些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而言,这一点可以确定无疑。第二,投资的项目是否具有起码的资产回报,如沪杭高速公路一样成为现金奶牛。这基本上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些上市的高速公路暴利超过房企,但多数公路门前冷落车马稀,根本无法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开辟高速公路的下场就是赔本,资产质量十分低劣。公益路或者由政府财政买单,或者由民间投资,以政府行政公司四处圈钱修路,早已注定了违约的下场。       滇公路违约事件,由地方政府出面撤回违约通告,暂告一段落。但此事了犹未了,地方政府出面平衡,但资产的质量,高速公路的赢利能力,都是实实在在摆在桌面上的难题。平衡得了一时,难道能够平衡得了负资产和高额负债吗?       笔者大胆揣测,以后类似这样的高负债区域,不仅原先的公路收费难以撤销,恐怕今后还要向天再借五十年的收费期。   注:终于回来。       下午见到一些新老朋友。     第三方支付,积极与内需概念挂钩。     内需还没启动,因为中国中产收入阶层太少。     但谁都知道要启动,应该启动,谁都在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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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 坚决反对由纳税人为地方债买单

坚决反对由纳税人为地方债买单   2011-6-30 时代周报       10.7万亿的地方债是多是少暂且不论,由谁买单、如何买单将决定未来地方债券的发展方向。如果重走银行改革上市之路,由中央政府与纳税人买单,那么,中国的地方财政体制与债务体制不会有任何改进,依然由行政权力主导,由政府信用背书,由纳税人买单,债务危机解决了,形成债务危机的道德风险、信用机制没有任何改观。       在审计署最近公布的10.7万亿地方政府负债中,短期和中期债务占了一半,2011年至2013年到期偿还的债务分别占总额的24.49%、17.17%和11.37%,合计约占53%,对于地方偿债能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地方债务猛虎出笼,必须有所约束。为免后患,清理地方债务时,首先要厘清债权债务关系。       按理,债务谁借谁还,债权债务关系清清楚楚。最应该清楚的事恰恰最不清楚,中国所有的投融资平台,都像美国的两房债一样纠结:表面上有政府信用背书,实际上危机爆发时却成为悬挂于头顶的炸弹。       我国地方债债权债务关系非常模糊,这使地方债务腾挪大有空间。比如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只能通过中央政府背书每年发2000亿元,与地方债总额比,预算内的4000亿元地方债可谓九牛一毛。地方政府不能公开的大规模举债,于是有了上万家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如同地方政府的血管,酣畅淋漓地向银行、以及债券市场大规模举债。       地方投融资平台上的债务表面上是公司债,实际上仍然是地方债,但地方债务如果不进行信用背书,又会还原成公司债。债券信用如此变身,成为市场中最不可测的风险。以美国论,企业债与市政债,同样的B级评级,前者违约率为43%,后者则为11%,可谓天差地别。而国内情况更加糟糕,如果投融资平台的重要资产撤退到其他平台上,那么债权人将血本无归。      要解决地方债难题,必须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      既然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背书的债务,作为主导者的地方政府绝对不能面对债务风险独善其身,更不能以扩大道德风险的方式进行新一轮债务扩张,消除以往的债务。       在即将开始的地方债清理过程中,按照不同的债务品种将债务进行分类至关重要,所谓有公益的归公益,就是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如教育,如贫困地区的道路,发行地方债解决。债务归还来源就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与地方资产的出售,如果地方资产没有出售计划,或者地方税收增长乏力,就要减少甚至停止地方债的发行。       另一种地方债类似于以往发行的市政债,但比市政债更加具体。比如将发债资金投入的项目其工期、收益等全都公诸于众,日后由项目完成后的赢利归还本息。如此一来,那些大干快上、打着市场民义收取买路费却毫无车流量的高速公路,就绝对不会上马。       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的是公司债,公司本身的信用等级至关重要。目前地方投融资平台信用等级均在投资级以上,形同虚设,一旦出现逃废债,银行贷款迅速从正常转向不良,而公司债可能直接打入垃圾级。因此,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公司债,必须以公司的赢利能力、公司资产做后盾,此时,监管公司的信用、资产、赢利使用至关重要。       当上帝的还给上帝之后,最重要的是给新发行的债券按照分类重新划分等级,只要建立基础的信用评级基础之后,所谓向地方政府、向投融资平台公司放开债券市场才是可行的,所谓的债券解决,所谓的债券衍生品解决地方债务,在缺乏信用评级的前提下,都是抢钱的同义语。       无论哪种解决方案,由中央政府纳税人买单的方案,或者剥离到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间接由纳税人买单的方案,都是无耻的最不可选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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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 中海油漏油不尽责、不披露、不赔偿

中海油漏油不尽责、不披露、不赔偿   2011/7/6 东方早报       把丧事当喜事办,把污染事故当作意志体现的良机,央企此类悲喜剧层出不穷,从松花江到大连到今天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事故。       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有三宗罪。       首先,国家海洋局与地方政府、企业运作不透明,官僚色彩重。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从6月4日接到中海油合作伙伴康菲石油公司报告,称发现海底溢油点,在蓬莱19-3油田海面发现少量油膜带,随即命该公司开展自查。而后,6月17日上午,C平台发生小型井底事故。康菲石油当日停止所有平台作业。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的约见、通报、处理,均在体制内运作,公众知情权如同神话。       这并非第一次,据披露,去年5月,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南海一号”钻井平台就发生过溢油事故。在中海油和政府部门的官方新闻发布中,无从寻觅此次事故的踪迹。       其次,中海油不守法,不能尽到上市公众公司与重要国企的社会责任。       中海油是老资格的公众公司,在海内外资本市场有四家上市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于1999年8月在香港注册成立,并于2001年2月27日和28 日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1年7月,中海油股票入选恒生指数成份股。如此重要的一家国际性上市公司,居然没有学会一丁点的尊重投资者知情权,我们很难看出,这是一家私人企业还是一家公众公司。       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性国企,该公司有义务向社会披露自己的环保等状况,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而对于深受污染之害的当地居民,更有必要提供即时信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公众利益。甚至连专业人士都不知情,烟台海洋与渔业局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他们起初也不知情,听说此事后,随即向山东省方面求证,山东省方面陆续发过来几份国家海洋局的相关通报,但内容都很零碎。       对于海域污染事故,我国的《刑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有相关规定,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也有严格规定。但在尊重法律、尊重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这一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依然无法看到中海油的忏悔——也许大面积的污染、居民的损失与资源市场相比,什么也算不上。       第三,中海油不赔偿。       在此次漏油事故的责任认定上,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表示,相关法律规定,应由作业者承担所有责任。此次康菲公司被认定为责任者,因此海洋部门只追究该公司的责任。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长郭明克则表示,经过调查取证,目前该事故已经立案。根据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对康菲公司的索赔金额最高为20万元人民币。王斌同时表示,海洋局不排除将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由此金额可能将超过20万元。       对于公民利益的漠视是重大污染事故未能有大规模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因。今年中石油1月初的新闻显示,“7•16”大连爆炸事故的善后和追责行将落幕。根据中石油与大连市政府达成的意见,后续的赔偿工作将由大连市政府承担;中石油正式启动位于长兴岛的两千万吨炼油和百万吨乙烯项目。两家承包商可能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投资抵赔偿,一切尊严都在资金、投资的勾兑中消失无踪。       在如此巨大的事故冲击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网站依然体现出丧事当喜事办的特色,除了一条《蓬莱19-3油田原油泄漏已有效控制 海上油膜回收基本完成》的新闻,提醒大众此事件与美国墨西哥湾溢油不具可比性,“它并不是油井爆炸,而且发生在浅水,使得浮油回收及清理相对容易”,满网都是成绩与歌曲,仿佛事故只是大众的单独梦呓。       涉事的美国康菲石油也颇有中海油之风,对在中文网站上居然对事故不着一字,看来无法中企外企,只要没有严厉的约束,对于环境与民众利益的漠视就不可避免。       越来越多可怕的事故,背后是制度环境与自然环境劣质化,对利益永无止境的追求,没有受到公众利益、社会利益的严厉约束。当我们面对5倍以上的海洋养殖地扩张只能换来1倍多的收益时,应该听到公众利益的哭泣,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愤怒,应该对日后的社会运作高成本保持戒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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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 郭美美事件导致社会失信成本总爆发

郭美美事件导致社会失信成本总爆发   2011/7/8 南方人物周刊       一个炫富的年轻女性,扯出幕后一大串公司和人物,掀起了社会狂澜——这一切缘于公众对社会公益机构薄如蝉翼、岌岌可危的信任度。       一个失信的社会,高昂的成本体现在所有的地方。比如,由于信用不彰,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得不主要依靠房地产抵押贷款,把银行与房地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由于失信普遍,当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时,人们往往抱以怀疑的态度,这使得决定市场定价的主要因素彻底混淆;由于社会信用不彰,导致稳定社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当披露的证据让人无法信服时,多数时间得靠拳头来说服。       信用有溢价,失信必然折价。       中国乳业标准之争就是如此。当内部的乳业标准之争浮出水面时,人们看到了大企业在标准制订方面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权以尊重事实为名,裹挟着奶农与奶牛,向食品安全的底线发起了冲击。结果非常恶劣,中国乳业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普遍怀疑,中国牛奶成为劣质品的别名,国内所有的乳业企业包括诚信的乳业企业惨遭池鱼之殃。当消费者无法分清优质与劣质牛奶时,惟一的办法是给所有的国产奶折价,而让所有的国外牛奶获得溢价。这到底是尊重中国奶农利益,还是从根基上摧毁中国乳业前途呢?       郭美美事件是又一个典型标志,红十字会所有的澄清、声明都没有能够说服公众,让我们感谢伟大的信息社会,通过公众的调查与有关方面的推进,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全部真相,但庆幸的是,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       如果让公众自行探究出真相,而不是由机构在监管下让企业、组织主动公开真相,公开真相的过程就是机构支付成本的过程,有些成本永远是沉没成本,因为这些失信的组织不可能得到收益。整个社会将陷入互相勘查的无序状态。        因为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的信用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红十字会等机构表面上为民间组织,实际上按照行政运作管理的官僚体制,并且与官僚体制一样缺乏透明度。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此类质疑将层出不穷,并最终导致信用的彻底丧失,只有透明的信息与严谨的体制才能挽救危局,而不是一次又一次似是而非的辩解。       在质疑过程中,慈善者同样会有损耗,因为不能信任公益机构,善心人士不得不自己与被救助者对接,既失去了专业性又搭上了高成本。最终,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高到不可承受。       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从未中断,或者说,觊觎公益搭台、商业唱戏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觊觎红十字会的人大概不少。红十字会很不愿意承认商业的存在,但根据《财经》等杂志的报道,早在2000年,中国商业联合会(下称中商联)策划了在大中型零售企业安装“顾客紧急救护系统”项目,为实施该项目,同年11月15日,中商联向红总会递交《关于申请成立中国商业行业红十字会的报告》(中商会字[2000]24号):“愿意遵守《红十字会法》和总会章程,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商业行业红十字会”。是年12月8日,红总会下发“红二字[2000]129号”文件,同意中商联的报告,批准正式成立“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而此后商业红十字会的一系列操作,充满了市场气息,这绝非红总会有关人士一句“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我们是一种指导性的关系,不管钱、不管人,它的主管部门是中国商业联合会,我们主要是在业务上对它进行指导”就能推托责任。       失信与不透明必然与利益集团相挂钩,红十字总会所失去的信用溢价,转化成商业收益,进入某些人的私囊。红十字会遭遇巨大信用损失,必然对今后的劝募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某些人却会因此获得小利,这就是红十字会的公地悲剧,与个人喜剧之间的讽刺性结合。但郭美美炫富时,人们怀疑,她也是公共利益与公共财产的践踏者之一。       对郭美美事件的追究已经深入到了其男友,涉嫌骗取经济适用房,打着红十字名义的车体广告等一系列方面,但对于此事的深层追究并未终结:为什么慈善成本如此之高?为什么可怕的炫富能够肆无忌惮地挑战所有公众的常识和良知底线?为什么最宝贵的公益安全,会陷入公地悲剧中无法自拔?       目前需要的不仅是红十字会定期、详尽向募捐者公开帐目,同时需要让真正的专业、爱心人士成为慈善信用的培育者与主导者。       失信到食品安全危机,到神圣的公益组织遭到绑架,人们的愤怒可想而知。只有善良才能回报善良,才有公开才能回应质疑,只有机制才能杜绝腐败。   注:红十字会一连串表决心的虚话,以及承诺财务公开,都未能挽回公信力。     7月6日晚,红十字会在其官方微博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再次真诚感谢广大公众和媒体对红十字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将以谨慎务实的态度和作风,继续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把每一份爱心,每一笔善款,传递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网友统计,此微博一出,短短1小时20分钟受到63000多次评论,11.5万次转发,并称其恶评占99.9%还要多,“呸”字被用过数万次!被冠予新浪微博有史以来“最呸的微博”称号。     信任危机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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