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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将来培养新闻发言人就是一个产业 并且向发言人的推销保险也是一个产业

在必胜客喝下午茶,有感触。美国教育者担忧的是,两代人教育失败会让我们去医院手术室躺下后发现面对的是三名知识不足的孩子:患者您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手术。刀和麻醉面具向你脸上盖过来,你害怕?    今天我意识到,中国的教育失败不仅让我们面临美国人的恐惧而且还要承受官僚化的后果:患者您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手术。您已经签约,如有任何预料之外的后果,医院和医院主管部门以及国家卫生部......,总之,各级发言人将回答您和家属以及公众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和您一样不会再有说话的机会。刀和麻醉面具向你脸上盖过来,你害怕?还有什么感觉? 上一篇: 何谓新闻敏感性 ---丁丁新作转贴 请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同学阅读 同时研读奈特1942年的论文 下一篇: 市场,价格,理性控制的根本谬误 ---写给秋季选课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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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何谓新闻敏感性 —丁丁新作转贴 请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同学阅读 同时研读奈特1942年的论文

汪丁丁:何谓“新闻敏感性”  发布日期:2011-11-14 11:22:00 来源:本站          字体: 大   中   小       打印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哲学视角下,新闻不新。你报道了人咬狗,其实,那不过是另一次人咬狗。太阳底下,人常说,没有新鲜事,可是仍有“新闻”,以及对新闻的敏感性。   我们关注新闻,一定是关注具体的消息而不是具体消息所属的类。例如,记者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构成新闻要素的,是当选总统的那一具体人物及其公共政策涵义;奥巴马是民主党总统,但因他而生的公共政策涵义,很可能不同于前一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换句话说,新闻之新,在于它的个别性而不在于它的一般性。总之,专业新闻记者务求敏锐感受的,是报道对象包含的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新闻,显著地不同于理论,后者,是关于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陈述。   普利策曾经描述过,编辑部里每天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他应选择哪些?怎样节选?怎样核实?首先,新闻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二者之间常有冲突,故而必须权衡取舍。其次,视角的正确性和公正性,二者之间也常有冲突,也必须权衡取舍。   上述权衡取舍,正是一名优秀记者的职能。因为,关于任一事件的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的报道,总涉及无穷多的细节。在新闻报道的时间限制下,关于情境和人物的无数细节,必须被舍弃。虽然,报道必须有细节,因为报道对象必须呈现为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   正是在这里,我可以引入“新闻敏感性”这一术语。它首先是一种能力,一种足以将优秀记者与普通记者区分开来的能力。其次,它是一种判断力,即在给定的时间限制下,为了把握和呈现报道对象在无数可能的个别、特殊、具体当中最需要披露给公众的那些个别、特殊、具体,而权衡并决定细节的取舍。故而,第三,这种判断力的养成,要求一名记者对他所处的特定社会的演化过程的整体性质有足够深切的感悟。否则,他如何能够在特定事件发生时,立即知道“最需要披露给公众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里要引用我概括之后并在课堂上反复引用的怀特海命题: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并且,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   所以,术业有专攻。新闻记者有分工,不同的记者在同一领域内,对重要性的感受可有重大差异。   遵照分工和专业化原则,新闻竞争可以(但不必)将那些在任一特定领域内对重要性不很敏感的记者驱逐到其他领域并在那里谋求自己的竞争优势。新闻竞争不必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读者未必仅仅关注各领域内的重要性感受,他们或许愿意为诸如花边新闻和街谈巷议这类消息付费呢。在都市里,报社将严肃新闻与娱乐消息捆绑在一起销售,或许更具竞争优势。当然,也因此,记者也分若干档次。以我所见,主要因为新闻权利的严重缺失,许多地方报纸都已沦为“娱乐小报”,严肃新闻刊物和优秀新闻记者寥若晨星,这真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令人遗憾的事情之一。   在当代中国,就最近和未来几年而言,我们可以列出最重要的领域及其重要性:(1)经济领域——关于劳动、土地、住房、自然资源、货币、汇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本问题相关;(2)公共卫生领域——关于医保、医院、医疗等关键性服务的公共政策,与经济问题相关;(3)政治和法律——劳资谈判与劳工自由结社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新闻自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4)社会领域——生育、抚养、家庭问题、底层社会、文化遗产、绿色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权利;(5)国际关系——主要由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方面构成的博弈格局的变动,以及超越策略博弈,在人类前途与世界秩序等根本问题上的长期对外政策的具体化和清晰化。   以上所列,完全没有包括诸如经济增长率和企业竞争力这样的议题。因为,新闻,尤其是严肃新闻,必须时刻把握住公共政策的基础问题,而不是在因果关系的最肤浅层次上观察和报道企业绩效或其他经济指标。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越是敏锐,就越要涉及广泛社会现象由以决定的因果链条或因果网络的深层结构。   新闻敏感性的另一涵义,是对于潜在于旧秩序之内或刚刚涌现出来的新秩序的敏感性。在这一方面,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堪称典范。   新的秩序从旧秩序之内涌现出来的过程,根据“复杂现象”理论,我们知道,充满着不确定性,可称为“机缘”,金岳霖先生所谓“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此,具有新闻敏感性的记者群体,有时足以促成社会演化多种力量的聚合。典型地,在关键时刻的敏感事件的新闻报道,足以引发“社会运动”。每一场社会运动的结局,或多或少改变着社会演化的路径。   也因此,一个人若要对涌现出来的新秩序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就要对通常压抑着新秩序的旧的秩序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或视角。旧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构成一个社会的主流。对主流社会恒持批判态度的人,我们称为“知识分子”。难怪,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里,严肃新闻记者群体往往就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子集。   如果我们承认卡尔·博兰尼的考证,那么,市场经济嵌入于它由之而生的那个特定社会,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特征。“大变形”发生,因为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反过来吞噬孕育市场的那个社会及其价值观,谓之“市场社会”——正在转型的和已进入稳态的。市场社会的类型学不能取代我们对每一具体的社会及其结构的理解。有许多不同的市场社会,恰如有许多不同的市场经济。   社会甲和社会乙之间,有何差异?在每一个人的感受中,首先是结构差异。例如,中国和美国,上层建筑的结构有重要差异,而且较之于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甚至更显著。结构,可以表达为一些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两个社会之间,要素是可以比较的,只要我们将每一社会的要素与其他社会的要素并为一个集合。物质生活方式、社会情感方式、核心价值与精神生活方式,可以是要素的若干类别。怎样发现一个社会的全部要素?依赖于社会成员关于特定社会里的各种重要性的感受,以及研究者关于社会成员的重要性感受的感受能力,从而,能否发现这些要素,还依赖于研究者的社会调查与感受能力。不论如何,有了要素的集合,根据要素之间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界定不同的社会结构。   其次,只要社会在不断地演化,则在每一个结构之内,必然有一些冲突,也就是难以被既有关系完全协调的一些要素。正是这些冲突,驱动着社会演化。阶级斗争学说,或许因偏激而远离真相;但社会内在的紧张关系推动社会的演化,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演化的假说相比,是一个更正确的假说。   新的秩序,往往借助于旧秩序的内在冲突而形成并获得发展的机缘。故而,对新秩序的敏感性,与对旧秩序内在冲突的敏感性密切相关或显著地正向关联。   浏览思想史,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现象,即生活于旧秩序核心位置的社会成员,反而比处于边缘的社会成员更敏锐地感受到旧秩序的内在冲突。虽然,边缘对核心始终保持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因此,社会变革的力量可能来自底层,更可能来自上层。变革能否生效,或许依赖于这两种力量交汇而成的博弈格局。新闻,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往往转化为激进的暴力革命,与教育和重要性感受的表达方式之不成熟密切相关。   这就将我的叙述引到了新闻敏感性的第三方面,即表达方式的敏感性。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仅对特定社会及特定情境的重要性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不仅对潜在于旧秩序的新秩序的要素有敏锐的感受能力,而且,或许这是最关键的品质,可以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将自己感受到的重要性呈现给大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至关重要。   文字不同于言语。我们,以及哺乳动物,能够借助言语表达的许多情感,无法借助文字表达。中国的文字,原本嵌入于情境之内。离开具体情境,文字的涵义便消失许多,如果不是消失殆尽的话。经典的例子,见于《庄子》描写的一个情境,颜回试图对孔子解释“坐忘”。现代读者若不能获得一些修身感悟,哪里可能懂得这段对话呢?西方文字,或许因为是拼音文字,原本并不嵌入于情境之内,因此,以西文可以表达更抽象的内容。上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文逐渐受西文的影响,语法日益严格,表达趋于抽象。这里所谓“抽象”,即文字离开言语所发生的具体情境越来越远,终于不能复归“个别”情境,从而获得了“一般性”。其实,这一抽象化的文字趋势,远自汉代已经开始。或许这是文字系统演化的趋势,自周至汉,许慎归类为“六书”的文字,多半已是形声和转注的结果,其数目极大地超过了指事和象形的原初字符。   可是,脱离了具体情境,文字如何表达心灵感受?这是表达方式的现代困境。可能弥补的,是关于细节的描写,这些细节描写主要是情感的。换句话说,现代表达的困境,在于遗失了原初情境的现代文字试图寻找自己的故乡。   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与知识分子常属一类,对主流社会的病症有足够深切的洞悉。他又与一般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为他的职能,是面向大众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情境并务求避免偏见。惟其充分地警惕自己和他人的偏见,他才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能力。   综合上述,基于深层结构理解的重要性感受能力和基于大众心理与常识的文字表达能力,以捕捉到的细节来呈现重要性,就是所谓“新闻敏感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下一篇: 将来培养新闻发言人就是一个产业 并且向发言人的推销保险也是一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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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丁丁2007年的一篇文章—今天见到财新网发表—再次发表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阶段 2007年07月20日 12:53 本文来源于caijing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 | 注册财新网    建立由劳动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劳动工资政策、由消费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对相应的政府部门实行彻底的职能转换与改组     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口学家所谓“人口红利耗竭”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由附图最上方的第二条垂直线即“对劳动力的需求”显示出来。因为,对应于这一垂直(短期)需求的,是向上弯曲并迅速攀升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且如附图所示,第三条需求曲线不再是垂直的而是由开放程度与国际市场决定的向下倾斜的需求。     在正常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这样迅速的供求关系变化及其变化方向的转变,被称为“发展的转折期”。中国的问题在于:首先,尚未确立与发展转折点相适应的制度;其次,尚未达成经济学的理论共识,以适应和指导这一转折期的政治经济政策。       首先应达成理论的共识。这一共识或许可以下列基本事实为前提:     (1)在2003年以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致表现出教科书经济学所谓“正常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特征。如附图最下方的“正常发展阶段”维度所示,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策略通常被称为“进口替代型”(拉丁美洲模式)以及“出口导向型”(东亚模式);第二阶段的经济特征则可由“钱纳利-仙昆”统计分析与大国模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表达,内含于这一阶段的,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扩张的技术进口和国内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注意,附图同一维度内,正常的第三发展阶段以“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社会”为特征,伴随着(人口老化时期的)总量消费水平的攀升及真实物价的攀升;     (2)与正常发展阶段相适应或作为其核心驱动因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如附图“时间维度”所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公共财政支持下的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基础教育的普及;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在这一转折期内,由德鲁克和加尔布雷斯定义为“知识劳动者”或国内经济学家所谓的“高级蓝领”的收入水平,迅速攀升。注意,同一维度内,正常的第三发展阶段以福克斯定义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群;     (3)旨在为中国经济提供“人力资本”的两大部门——教育与医疗(或更广义的“公共卫生”),由于未能及时实施“体制转换”,因而无法提供或保养正常发展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所需的大批“知识劳动者”。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依存度仍在迅速攀升。     我认为,上述第(3)事实所列两方面的因素,诱发中国经济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可被称为“知识进口”的非正常发展阶段,否则我们将难以维持这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又由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因素,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应突然下降。于是,我们将不得不实行基于商品贸易顺差的“知识进口”策略。具体而言,就是进口国外知识密集型的劳务——高级管理服务、高级研发服务、高级医疗服务、高级教育服务、高级社会与其它咨询服务等等。根据我的观察,大约2003年以来,“知识进口”已经发生了。     另一方面,基于足够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尽管中国人口学家早就警告过,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高峰必定发生于2010年至2025年期间,但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群体的、政府职能的、政治体制的以及社会历史的诸多因素,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至今难以遵循正常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获取劳动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仍被“制度性地”维持在“兰尼斯-费景汉”模型所刻画的“制度工资”水平,即附图最上方维度内的绿色水平直线。     与此同时,具有极高国际贸易依存度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上述正常发展第二阶段,并产生了对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力(高级蓝领)的巨大需求,从而教育和医疗的真实价格迅速攀升。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家庭迅速丧失了支付其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的能力,从而丧失了进入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的资格。     普通劳动者的上述状况,直接造成了国内市场若干年以来的所谓“消费不振”,及由李实等人定义的“选择性贫困”家庭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在城市地区的蔓延。另一方面,包含了外资企业代表、民营企业家、高级管理者、政府官员、腐败份子及其家属等等成份的“高收入阶层”,在过去十年内培育了对进口商品和奢侈品的引人注目的需求。     以上两方面因素,使得 中国经济的总体需求表现出显著的“断裂”, 我称之为“制度性断裂”,由附图最下方的维度的两条绿色水平线表示——对应于“人口老龄化与知识社会”的消费水平的绿色直线仅代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另一绿色直线则代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整体消费,这两条绿色直线表达的,是两类相互隔绝的消费品市场及其价格水平,其一由进口物品组成,另一则由国内物品或“出口转内销”物品组成。     如果我们可能对上述各项看法达成经济学理论的共识,那么,相应地,我们就应提出可由劳动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劳动工资政策——包括真正的劳工组织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积极和切实有效的参与,我们还应提出可由消费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包括取消所谓“公立”教育和“公立”医院对市场的垄断和特权,以及对相应的政府部门实行彻底的职能转换与改组,应将其改组为可最大限度地被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对应于这两类服务的“社会政策委员会”。■ 作者为杂志学术顾问 下一篇: 何谓新闻敏感性 ---丁丁新作转贴 请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同学阅读 同时研读奈特1942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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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转贴刘瑜 —banality of evil

当然,我更常翻译为“平庸之恶”,因为这是阿伦特的原意:这样的恶,源于“不思”,平庸的人不思,未必总是恶,有时候,例如纳粹时期,平庸之不思,是一种恶。还有一种平庸之恶的情形,参见我的博客左栏自写文本,那是我永远要思考的问题。阿伦特曾批评当时大部分犹太人配合纳粹迫害犹太人,平庸之恶,最初由此而来,为什么他们不反抗?这问题后来是,为什么他们不思考?最后,那个受审的德国人的名字,按照德国发音应是“艾赫曼”。顺便提及:这个周末的行为经济学,大约是最后一讲(周六和周日),我提供这学期课程的一种总结。 恶之平庸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5期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21日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 | 注册财新网    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 刘瑜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下一篇: 丁丁2007年的一篇文章---今天见到财新网发表---再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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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新政治经济学第十讲提纲

  2011年12月4日下午的新政治经济学第十讲,我们结合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要叙述,讨论奈特的“社会过程”理论(下面第一图),并以社会主义各国的实验体制来演示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下面第二图)。    下一篇: 转贴刘瑜 ---banality of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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