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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卫报》 :如果不改变威权制度,中国将崩溃

核心提示:本次动车相撞事故和后来如雪崩般出现的评论说明,处于技术前沿的知识型经济系统无法与一党制国家兼容。 原文: China will implode if it doesn't change its authoritarian ways 作者:Will Hutton 发表:2011年7月3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如果没有人的安全,这样的速度我们要不要?我们能不能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楼房?能不能走一条不会塌陷的大陆?能不能坐一趟安全抵达的列车?是否在发生这样重大事故的时候,我们能不要匆忙掩埋列车?能不能给人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 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胆敢在有着堪称世界最高标准的审查和宣传制度的电视台上说出以上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深刻的变化已近在眉睫。(译注①:制作播出这段话的CCTV前制片人王青雷已被停职。)但这还不仅仅在评论上周末发生在温州郊区的那场动车相撞事故——这场由两辆高速列车相撞的灾难造成了39人死亡和约190人受伤,对此举国震惊;这更是对共产党又一次试图掩盖整个事件而激起的群情激愤的抗议。 来自中宣部的官方指令勒令记者不许“调查事故的起因”或“质疑”官方说法——这起事故是由雷电造成的。列车残骸被迅速掩埋从而避免任何调查。赔偿要求最开始被官方拒绝。毕竟,这个党的合法性来自它能够提供高速发展、工作和现代化,而高铁网络是这些宣称得以成立的支柱之一。这场撞车惨剧还是不能挑战任何这种精心编构的理论,这可是重中之重。 然而这项指令被忽略了。邱启明(音)在中央电视台说的这些话在中国的博客、社交网站、和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带着更多的愤怒被转述。这些微博从最初的撞车惨剧本身,和对[救援]乱象的抱怨开始,然后继续扩散。“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已把他们的欲望置于整个社会之上”,赵楚发的微博这么说,“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只有一个结局——猖獗的恐怖活动和血腥的街头暴力。” 另一则微博说:“整个铁道部应该被关闭,这是腐败的温床”在邹永华(音)的博客中写道,“难道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相信中国式的垃圾科学发展和高速铁路的研发是世界第一?没有一个正常人相信这个,悲哀的是党在自食其果。” 这只是自上周六灾难发生以后出现的雪崩一般的评论——多达1200万这样的发言,并且还在迅速增加——中的一小部分。虽然发言者基本上都小心翼翼的在直接彻底的批评党这条红线前止步——所有人都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人权活动家艾未未的入狱——任何敢于跨越这条红线的人都面临着事关自己职业和自由的巨大风险。但当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宣称中国不能再生产“带血”的GDP之后,雷池被跨过了。(译注②:原文是“渡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Lubikon。这是一句很流行的成语,意为“破釜沉舟”。这个习语源自于前49年,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格奈乌斯・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的典故。) 党的每一份子都知道,党的第一反应错了,并且随后知道现在其合法性取决于尽快展现出它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突然之间,赔偿要求被接受并被慷慨地支付。此时打击评论会变成错上加错,因为博主们抓住了这一次开放的机会,即使他们都知道有风险存在。他们甚至敢嘲笑总理“温爷爷”是中国最好的演员,他声称自己病了,所以不能像2008年迅速赶到震区那样赶到铁路灾难现场。撞车灾难发生24小时之后他以很好的健康状态会见日本经贸代表团的图片被翻了出来。互联网提供的是一种即使是中国威权政府也不能控制的工具。 一些在北京的律师曾经告诉我,让我记忆深刻:中国,是一个等待爆发的火山。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个国家的人而言很难理解:大规模腐败、资本浪费、难以置信的低效、无处不在的党以及对阶层社会的服从就是今天的中国。自邓小平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以来,中国的大众为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现在被广泛传播和日益被认同的观点是这个威权模型必须改变,每一次灾难都生动地加强了这一观点。 铁道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国中之国,制定自己的规则,通过自己打磨的腐败的层级体系来要求毋庸置喙的服从。铁道部负责到2020年要建成9,000公里的高铁网络,并声称研发出了比日本和欧洲更优秀的本土高铁技术。铁道部使用了所有为人熟知的杠杆来实现这一任务。巨量的来自国有银行的资金被贷给了这一部门,投入到这一项目,实际上是无息的。技术则是从国外盗窃而来。安全性排在产能和效率两大需求之后:要快速低建设高铁,创造足够的工作,并可以吹嘘中国的高铁技术比别家的更便宜。 为了赢得众多的合同,官员们需要意思意思。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是整个高铁计划的设计师,他在二月份被停职并接受腐败调查。同时也没有任何公开的系统来检测这项技术是否真正能够正常工作。它没有任何的系统故障备份,因为一旦出错,也没有任何关于问责和处罚的制度。直到现在这项系统已经交付使用,这是唯一的借口。然而日本的子弹头列车已经零伤亡运行近50年了。中国仅仅只有4年历史的高铁则已经背上了39条人命的代价。 它已建成的10,000公里高铁网络的创收要靠满员运行才能足够经济。但是没有人信任这项技术或者官员们运行这个系统的整体能力。政府承诺全面调查,也没有人对这样一种简单的弥补抱有任何信心。中国正在发现:一个处在技术前沿的复杂的知识经济体与一个专制的一党制国家不兼容。 我们被辩护者无数次告知,中国不一样。欧洲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宽容、有益的异议、法制、言论自由、多元化——这里都不需要。温州事件则是一次苦涩的提醒,人类的痛苦和对问责制的要求是普世性的。此外,这些也是运转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的重要基础。会出现“中国之春”的,而且会比任何人预期的来得更早。 相关阅读: “译者”的“ 动车相撞专题 ”正在筹备多角度的评论专版,并请读者投票,敬请期待。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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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7月19日发课公司涉税案最新进展

发课公司涉税案代理律师浦志强于2011年7月19日晚上发推称,税务局当天打电话通知说可以去派出所看账簿,发课公司认为程序不合法,拒绝接受此项安排,发课公司呼吁当局重新召开一次公开公平的听证: @puzhiqiang 七月十九日,发课公司接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局电话,称明天上午可到朝阳区十八里店派出所查看帐薄凭证。鉴于当局处理涉税事务告知了发课有权申请听证,所有凭证便应在听证会上公开出示,不宜会后再要行政相对人到其他机关核对,因而拒绝接受此项安排。(一)#aiww @puzhiqiang 发课认为:税务稽查机关拟作出的处罚,若建立在任何第三方提供的所谓凭证复印件的基础上,这本身就是违法的和不严肃的,它必将损害该机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一个无法定理由却未公开举行的“听证”,决定了该机关可能作出的任何处罚决定,都难以接受。(二)#aiww @puzhiqiang 早在二十天前,发课公司便已书面要求依法返还账簿,在本月十一日《异议书》中又重申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并善意提醒当局未在七月八日前返还账簿,已超出法定三个月内应“完整返还”的最后期限。但上述合法诉求如均石沉大海,发课对此深感遗憾。(三)#aiww @puzhiqiang 公安机关并非税务执法的适格主体,派出所无权持有公司的财务资料;听证程序中,公司既不宜前往税务机关之外的处所查阅财务资料,更无从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发课吁请当局协调涉案机关尽快“完整返还”账簿,并依法安排公开公平的听证,以彰显法治精神。(四)#aiww 以上来自 @puzhiqiang 推特 http://twitter.com/#!/puzhi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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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國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 呐喊 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 呐喊 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 ”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國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國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國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國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國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國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國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國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识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國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國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國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会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國处于转折关头,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國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國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國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國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國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國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國文化传统的專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國引上歧途——因为中國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黨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權平等、獨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專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國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國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權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國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國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國几千年專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國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冯崇义、 杨恒均  2009/5/4 五四   作者:冯崇义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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