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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儒家是宪政主义吗?

                  儒家是宪政主义吗? ——简评秋风的孔子论 袁伟时   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的重要现象。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应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选取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各适其适。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学者们要重新阐释某个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炮制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忽悠读者的泡沫。 近几年,秋风兄热衷捧孔子。把“自由”、“平等”、“宪政”和“自由学术”、教育乃至“社会”的“创造者”等等金箔往孔子脸上贴,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真孔子;“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些前无古人的新装,在下阅后疑窦丛生。 应该首先说明,这与“托古改制”无关。清季末年,兴起一股西学中源的思潮,把现代学术文化说成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乡校”是议会的起源,民本就是民主,墨学是现代科学的由来,“礼失求诸野”。这种牵强附会的东西,受到严复批评后,梁启超承认这不过是“为俗人说法”。当时的先驱者这样做,确实是“托古改制”,为国人尚未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开路;但客观效果不佳,已被他们摈弃。时移势易, 21 世纪的中国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国臣民的蒙昧,用儒学或“礼治”渗入宪政,在清晰的宪政原则中,一杠子插入“儒家绅士治理”,与 19 世纪先驱用心良苦的“托古改制”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这也与“六经注我”无关。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通常广泛利用前贤的思想资源,阐释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我们在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等人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锋芒。不同读者会从这些文字中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通常不会追究其历史真实性。 问题在于秋风兄一再表明,自己的有关文章和书籍才是真正还原了孔子和儒家。历史不是可以让厨师随意加工的面团。既然号称史学,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就有权按照史学的要求鉴别其真伪。 再次,不言自明,这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之争。为了证明秋风兄的造像虚假,笔者引用了好些与秋风兄论点相左却为历代儒门弟子津津乐道的史料;这不是笔者对孔子的全面论述,更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孔子。篇幅所限,无法求全。 以下特掇拾秋风兄高论,供有兴趣的读者把玩,并略加评点如下。   第一.必须回到儒家吗? “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中国当然要现代化,但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必须确保国民的主体性。这个具有主体性的国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 有意义》) 简评: “主体性”是新左派二十年来叫得 震 天价响的口号;其内涵之一是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人们活得安安稳稳。如此安邦妙计,焉能不荣宠有加! 秋风兄不是新左派;今日跟在马后摇旗呐喊,不失为新的文化奇景。 一个全称判断: “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霸气逼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中也比比皆是。“必须”云云,是法律强制,还是意识形态强制?秋风兄口口声声否定意识形态,又说这是不能丢弃的“灵魂”。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至于具体的文化取向各各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一个现代国家,要是有灵魂的话,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成为多数公民的共识并转化为不可侵犯的规则(制度)。把一个流派的文化,说成是国家的灵魂,冀图在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识形态强制(尽管秋风兄口头上反对意识形态),非常可怕。小民实在不懂“必须回到儒家”的指令,是不是在制造新的意识形态恐怖?假如一个公民拒绝儒家的“三纲六纪”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自己的灵魂,要不要挨批判乃至蹲大牢? 稍加考察,“只能是传统文化”这个前提,就值得斟酌。 1935 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高喊:“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威权统治造势的。 76 年过去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加论证,就确定这个前提,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即使是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逻辑跳跃,无视现实。须知知识阶层中历来有不少人迷醉老庄,禅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的风尚。 这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与“必须回到儒家”的文化专制体制的对决,我辈不敢等闲视之。   第二.此封建类同彼封建? “美国一位史学家汤普逊曾说:‘封建制度可能是人们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我同意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经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续八百年,为时最久。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格兰的宪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实现新生转换的结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 :西周封建制约在前 11 世纪至前 771 年;西方的封建制则从 8 世纪到 14 世纪。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 西方的封建制,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有法治传统,议会传统,城市自治的传统,贵族和自由民享有种种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 西周的封建制没有冲破血缘宗法羁绊,影响所及,后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君师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儒家的三纲六纪转化为代代相传的律例;家族吞噬个人,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全为宗法关系排除;除个别独立特行之士和个别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外,儒生整体上是最高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文学侍从。结果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剥夺殆尽,中国社会转型举步维艰,转型时期之长,世所罕见! 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如指狗熊为猫熊!如此论证,夫复何言!   第三.孔子是自由平等的先驱?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他已经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 :孔子,您居然成为自由、平等的先驱!哈哈,多么伟大! 可惜,您的崇拜者举证能力太薄弱了! 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是您提出的仁,并引用《中庸》的话:“ 仁者人也”;且说“从而 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可是《中庸》那句话全文引下来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原意是仁也要按亲疏分等级,何来平等?至于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坚持等级,排斥平等的言行俯拾皆是,不再征引。   第四.孔子不主张“尊卑等级制”?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 :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手法。利用中国传统书简没有标点的弱点,固然可以逞口舌之快,但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查: 孔子不是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吗?既然如此,何必知之?他也说过“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让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等级制度。这才是关键所在。 再看看他的行动吧:《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坚决反对:“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法律不应该铸在鼎上明文公布,否则,老百姓就不会老老实实尊贵,严格遵守贵贱秩序。这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术,孔子可谓言行一致;而且顺手一巴掌,打了乱说他提倡平等的人一个大耳光。   第五 . 儒家就是宪政主义?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二种宪政主义指向的制度形态是董仲舒 - 汉武帝时代形成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这里至少存在三种共治制度:士人政府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简评: 确立三纲,是董仲舒对儒家的一大贡献。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 《春秋繁露·基义》 ) 又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 同上 ) 三纲的基本含义是卑下者对上的绝对服从,等级绝对不能逾越;董仲舒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因此,什么平等啦,共治啦,统统是废话!这下秋风兄可惨了,董子连一点脸面都不给啊! 更好玩的是秋风兄认定这是“宪政主义”!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789 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 19 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不留情面的主儿,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呵呵,宪政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呢?这样的“共治”值几分钱?   第六 . 礼治保障自由? “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 看看孔子执政时为人乐道的政绩,就知道礼治是什么一回事了。   “孔子摄相事,……(鲁公)会齐侯夹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演员表演了孔子不喜欢的节目,就要“手足异处。”孔子没错,因为他坚持的是礼治,不过与自由不搭界!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何况他早就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一个有言论,有行动,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何来“自由的保障”? 此事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文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其他史料中也言之凿凿。要想一笔抹杀,难!   第七.“皇权不下县”就是宪政结构吗? “ 汉武帝之后就出现了皇权不下县,在秦的时候可不是皇权不下县,皇权统治到每一个人,在汉武帝之后,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的体制,……叫做‘共治体制’,士大夫和皇权共治体系,这就是双元的权威,使宪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本身的宪制已经有了明显的宪政主义的色彩。”(秋风:《 在儒家传 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       简评: 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直至大清帝国,政权一般仅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宗族统治,与政权直接连结,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从宫阙到基层社会,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这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没有什么二元结构。谓予不信,请看著名的有典型意义的族规: 曲阜《孔氏族规》 :“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笞责三十……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 “禁止诉讼”。 宋代司马光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 “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 依靠儒家的三纲,宗族统治是专制政权的直接延伸,保护公民自由,只是秋风兄的相像。   第八 . 孔子创造了“会社”与民间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力量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有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 (秋风:《 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 简评 :时至二十一世纪,大约没有几个人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能秋风兄是个例外。他认为,孔子以前中国没有教育,没有学术,也没有社会。 老子是孔子谦恭请益的师长,一部《老子》,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许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秋风兄却满脸不屑,斥之为纵横家言,被踢出学术榜。 中国教育是不是孔子创造的? 《 左传 · 襄公三十一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 子产比孔子早生几十年。他执政的时候就有学校了,而且人们可以在其中议政,似乎有点公民社会的味道了。即使是民间教育,也很难说就是孔子创造的;与孔子同时的少正卯就是与孔子竞争的民间教育家。 顺便说说,秋风兄认为中国“ 在战国以后开始出现了政府”。(同上)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做大司寇,是不是政府?据《史记》记载,西周建立初期,康叔就做过司寇,那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 那么,孔子却是创造了足以成为“宪政主义力量”的“另外一个社会”吗? 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耿介之士,或是“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或是“从道不从君”,传承浩然正气,千祀不坠。不过,这些是高山仰止的奇士,并没有形成一股足以牵制皇权的强大力量,更不用说与之共治了。有时社会危机尖锐,有过反抗的群体;但往往事过境迁,就烟消云散了。个别朝代相权较大,但皇权绝对专制的基本格局未变,宰相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多数时候可以随时收回,大臣和宰相随便被杀戮的并不罕见。至于被秋风描绘为已组成民间会社——公民社会的士阶层,也是不给秋风争气的群体。在儒学熏陶下,他们恭顺成性,绝大多数心甘情愿俯伏在皇帝脚下,除了醇酒、美女为伴的雅集,闻党色变。“宪政主义力量”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   第九 . 董仲舒和康有为“最伟大”? “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 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 现在看来,这是最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国人也 曾在构建民主政体与保持固有传统之间努力保持平衡。”(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董仲舒和康有为是“ 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儒家。”(秋风:《自由的孔子》) 简评: 康有为“ 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 在康有为还不知新学为何物或刚刚开始接触新学的十九世纪 70 — 80 年代,已经有好些仁人志士在探索和提出建设现代国家的方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众所周知的事实。翻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吧,这是不是健全、完整的现代建国方案?“第一个”不是随便可以说的。“说有容易说无难。”这是认真做过历史研究的学者的经验总结。 秋风兄还称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以康有为来说,秋风兄可能不太了解有关的研究成果。 他推动戊戌变法有功;但由于他的莽撞,由于他的政治幼稚病,这次变法被断送了。 他的所谓公车上书,已经证明是造假,而且此公造假成性。 在他家长式的领导下,保皇会走到破产边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已经取代他成为这一流派的思想领袖。 他言行不一,早为包括不少他的信徒在内的众人诟病。 1909 年,著名教育家、广东士绅刘士骥因为“为国不党”,坚决不肯将自己募集的“振华公司”的股金交给他支配,居然被他派人暗杀,留下一笔没有偿还的血债! 说到“建国纲领”,《大同书》是康有为的最高纲领。他规定:大同之世“用器精,可以诇( xiong 刺探)察人之行事,令人难惰、难偷、难诡,令人惊犹鬼神之在左右,使人不敢为恶,则善行自进。”“大同之世,自发至须眉皆尽剃除,五阴之毛皆当剃落……故一毛尽抜,六根清净。”这样整天受监控,全身要剃光的生活,我辈无法消受,还是留给吹捧他“最伟大”、“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的人去享用吧。   第十 . 宪政与儒学到底是何关系? “台湾其实从来没有过什么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蒋氏父子执政期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是采取很强的保护措施的,可是实现了宪政。日本也是这样的,韩国也是这样的,都没有试图摧毁儒家再建立宪政制度。”(秋风:《 在儒家传统 中发掘宪政资源》 ) 简评: 台湾 的宪政是 两蒋父子整天把子曰、诗云挂在嘴边得来的吗?不知秋风兄有没有读过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人的传记和后期著作,有没有涉猎过台湾民主运动史?看过胡适的墓志铭吗?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亵渎这些把自由思想带到台湾的先驱和那里前仆后继的启蒙者。两蒋政权对思想犯——盗火者的镇压血泪斑斑,墨迹无法掩盖血迹!思想变革是社会转型的先导。蒋介石贬斥、阻挡新文化运动,“以民族思想为第一”(《中国之命运》),意在巩固自己的威权统治。值得秋风兄为之喝彩吗? 君知否:日本的宪政是 1945 年战败后才真正实现的; 1889 年后日本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导致中国平添 2000 余万冤魂。读过天皇和明治政府的《幼学纲要》、《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吗?灌输儒家道德,“忠孝为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是他们屠杀中国人的重要思想支柱! 老朽愚鲁,不当妄言。然兹事体大,不敢缄默。冒犯之处,敬请原谅!                             2011 年5 月23 日 星期一                       原载《南方周末》 2011-6-23 E31 — 3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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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2 23:34:41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标签: 文革 1971年 大串联 知识青年 ● 唐晓峰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一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本文责编: 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4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杂花生树:张伟然博客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武晓峰: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研究综述 相同主题阅读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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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越南网:是中国人的“乡愁”还是对U形线的诡辩?

核心提示:在中国的古书上“交趾洋”就是今天的南中国海,那么能证明这地方是归交趾(今天的越南)所有还是相反?如果地名里提到什么就归谁的话,估计大家都要忙着改名字了。 原文: Nostalgia and China’s casuistry for U-shape line 作者:Khac Jiang 时间:2011年6月1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越南网桥”报道——提到中国的诡辩论——“任何涉及到我名字的地方,那就代表了这片领土归我所有”,《经济学家》的一名读者针对此番言论讽刺性地评论道:“名字叫南中国海,这就说明一定属于中国了吗?那么,印度洋就一定是印度的领土了?如果这样的话,估计其他一些国家都要去改名字了……对中国来说,它可能想改名为‘太平’了。” 【图:在中国的古书《Vo Bi Chi》(译注:我们才疏学浅,不知这是什么书,请懂越南语的指教。)中,交趾即今天的越南,和交趾洋(即南中国海)。】 对东亚至欧洲的黄海领域,蒙古国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如果说从12世纪至13世纪,在蒙古帝国版图下的所有土地都属于当今的蒙古的话,成吉思汗的后人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声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东海)的主权声张明显是错误的,有“历史”为证。 东海(译注:此称呼直接翻译自越南名称,并非中国所称的“东海”。),也被中国称为南中国海,其实已经在中国的文化政治生活中消失很久了。在中国的文史记录上,我们通常能看见的名字是东洋,而位于中国南部的这片海域已经被忽略很久了。 根据研究员阮庭道(Nguyen Dinh Dau)的调查,从15世纪到20世纪早期,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地图把越南东部的海域称为交趾洋或者东洋、大东洋,就是说这些都是属于交趾(即越南)的海或(越南的)东洋。(译注:此处作者也有诡辩之嫌。根据郑和同伴下西洋的马欢在《瀛崖胜览》所称,对东、西洋分界点定在爪哇西北方的苏门答腊岛的最西北南渤里,按这一分法,交趾位于东洋,而不是东洋在交趾的东边。) 在《Vo Bi Chi》(一本描写中国人郑和在1405年-1433年从印度洋到非洲航海的书籍)的第11、12页中,越南(也称交趾国)被描述为与中国的钦州北部接壤,与占城南部接壤,与交趾海(交趾国或称越南的海域)的东部接壤。 在1842年,另一位中国作家魏源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海国图志》。书中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地图都描绘了下来,添上子午线加纬度。在这本书里,就有两幅越南地图。 在第一张地图里,越南被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越南靠海的地方,魏源把它称为大东洋。在第二张地图中,越南沿海的地域称作东洋。 中国所谓的U形线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又是如何对东海80%的海域主张主权呢? 2011年6月中旬,在华盛顿,由国际战略学术中心(CSIS)主办的就东海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中国的专家第一次官方上承认U形线的说法是从蒋介石时期延续下来的。 根据中国外交学院苏浩教授的说法,起源于1930年和1947年,蒋介石准许在全中国流通发行印有U形线的中国地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新政府同样把该版地图保留在学生的教科书中。 明确的历史证据? 中国称有明确历史佐证可以证明东海是属于中国的主权领土。第一,在2000年前,中国就有强大的海军实力从海南出发穿越东海,航行至印度尼西亚。 第二,中国渔民把东海认作他们传统的捕鱼地点,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证据,可以在这个争议的地方观察一下岛上的渔民,有许多都是中国人。 因此,虽然在过去的2000年中,没有一位中国皇帝宣称东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这片海域明显就是属于中国的。 不用在意这些遗迹的真假,因为中国即使凭上述的证据,也不足以让任何人信服中国就对这些领土水域拥有主权。如果这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在河内,Dong Da山历史遗迹处中国侵略者留下的残余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作为证据,于是可以进行主权声张了呢。 其实,中国海军以及贸易商在东海进行了航海旅行的论证还是模糊的。如果这些都是历史证据的话,英国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者,因为他们的船队穿越了世界的所有海洋,也包括中国的东海。 名字的诡辩 国际上把东海称为南中国海的由来是这样的,现代史上一个欧洲商人到中国进行商业交流,经过东海时,顺便起了这个名字,其实没有任何主权上的意义。 研究员阮庭道的最新文章中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交趾支那海会让欧洲人误认为是中国海的原因。 然而,许多中国人仍然错误的认为南中国海就是指属于中国东部的海域。《中国日报》(中国的主流英文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有时会把南中国海称为中国的南海。 这个错误带来了特别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激发了中国人的与世隔绝的民族主义心态,另一方面,它减弱了涉及东海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媒体上的说话分量。 在6月上旬,菲律宾声明这片有争议的海域不叫“南中国海”,而叫“西菲律宾海”。一些学者建议干脆把这片海域的国际官方名字改为东“南亚海”以辨视听。 提到中国的诡辩论“任何涉及到我名字的地方,那就代表了这片领土归我所有”,《经济学家》的读者针对此番言论讽刺性地评论道:“名字叫南中国海,这就说明一定属于中国了吗?同样的话,印度洋就一定是印度的领土了?如果这样的话,估计其他一些国家都要去改名字了……那中国可能要自称'太平洋'了。” 译注:更多关于”那片海到底叫什么“的信息,也可参考本篇《 金融时报:在中越冲突的第一线的渔民们 》 更多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背景信息,请关注译者的合作专栏:新浪微博  @越南声音  和新浪博客 " 越南声音 "。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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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 “光棍”和“不公”才是平民大革命的火药桶

“光棍”和“不公”才是平民大革命的火药桶 ——熊飞骏 特色中国正值社会大转型的前夜。 中国要想在平稳理性的环境中实现社会转型,走出以暴易暴血腥换代的恶性循环,就必须避免平民大革命。 中国是平民暴动最多的国家,但历次平民暴动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和主要矛盾:权力腐败和官民冲突。在暴力废墟上建立的新政权要么是被推翻腐败旧政权的翻版;要么连旧政权都不如。那些奋起反抗腐败和特权的革命英雄们一旦大权在握,霎时就把当初的革命精神丧失殆尽,成为新的腐败特权人士。 至于平民暴动发生的原因,多数国民以为“饥饿”是发生平民暴动的主因;认为只要多数平民生存没问题能吃饱肚子,国家就会“平安无事”? 这是一个危险的认识误区! 中国最恐怖的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饿死的农民比 2200 年皇权中国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 但大饥荒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威胁政权的平民暴动事件。 今年席卷中东的平民大革命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饥饿引起的;革命动作最大的两国,利比亚人均 GDP17000 多美元,相当于中国的五倍多;叙利亚则高达 20000 多美元,相当于中国的七倍!两国平民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平民高出很多。 可两国依旧爆发了威胁政权的平民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威胁政权的大规模平民暴动有十次: 秦末陈胜吴广暴动;西汉绿林赤眉暴动;东汉黄巾暴动;隋末瓦岗军暴动;唐末黄巢暴动;元末红巾军暴动;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暴动;清帝国白莲教暴动,太平天国暴动;民国红色暴动。 但 只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暴动主要由饥荒引起;其余九次平民大暴动的主因皆非饥荒。 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庶的王朝,国库和地方存粮够全国人民坐吃十五年! 可隋末却爆发了改朝换代的全国性平民大暴动。 就是因饥荒引起的明末平民大暴动,主要领导者李自成、李信、牛金星等人也不是因为吃不饱肚子才加入暴动队伍。 ………… 中国历史上威胁政权的平民大革命有两大诱发因素:一是“不公”;二是“光棍”! 灾难性社会“不公”诱发平民大革命国民容易理解,中外历史上的平民大革命多是“社会不公”引起的。 中国历史上那些打着“宗教标贴”的平民暴动,如黄巾暴动、红巾军暴动、白莲教暴动、太平天国暴动,也是宗教领袖利用社会“不公”来吸引信徒壮大革命队伍积蓄反叛力量。 “光棍”成为平民大革命的主要诱发因素则不是多数国民能够理解的。 隋末平民大起义就是典型的“光棍革命”。 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不是唐王朝,而是隋王朝。 隋文帝杨坚辞世的那一年,各地国库存粮和民间余粮够全国人民坐吃十五年! 隋炀帝杨广刚好在位十五年?一个绝妙的历史巧合!可以想象专制独裁集团一旦“折腾”起来会造成多么恐怖的社会灾难。 一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富庶帝国,为何也爆发平民大革命呢? 都是隋炀帝垄断“美色”惹的祸。 隋炀帝垄断“美色”的最大政绩就是创造了一支超越社会弹性调节力的“光棍大军”。 隋炀帝聪明绝顶文采出众,智商和情商绝对在帝国数一数二。因为过于怜香惜玉的缘故,杨广最不能容忍的“国事”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于是尽可能把全国看得上眼的美女、才女都弄到自己的宫庭“保护”起来,就算自己无法遍施雨露也绝不能让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拙夫莽汉去辣手摧花…… 在杨广的鼎盛岁月,洛阳皇宫和各地行宫居然收容了 15 万宫女!那时的中华帝国才四千多万人,年轻美女也就三十多万吧?被皇帝一人占了一半。 皇帝做出了表率和垂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臣武将七品芝麻官自然和最高领袖保持“高度一致”,纷纷扩大自己的 N 奶和歌妓阵营。大臣杨素包养的美女就数以百计,著名的 N 奶红拂居然和后来成为军事天才的小混混李靖私奔了? 在皇帝和官僚队伍的“美色垄断”下,至少有上百万年轻女子被权贵包养,不为人妻只为二奶 N 奶。 于是社会上多了一百多万青壮年“光棍”!饶幸“家有丑妻”者很多本来是应该拥有娇妻美妾的民间才俊,郁闷与不满和“光棍”不相上下。 更不幸的是:在丰衣足食的帝国里,一百多万青壮年光棍和丑妻才俊一个个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荷尔蒙按时按量分泌不打折扣。 对于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力量比一大群吃饱了肚子但娶不到媳妇的青壮年“光棍”更可怕的了! 二十年前身强力壮拳脚过硬的熊飞骏若是找不到媳妇,今天绝不会蜗在室内“动口不动手”,十之八九会成为黑社会老大;成为山寨化基层政权“害民工程”的冲锋队员和“坐地分赃”的“影子政府”。 聪明过人的隋炀帝也意识到了庞大“光棍大军”是帝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企图借外国人之手消灭这群吃饱了但睡不着的“光棍汉”。 “光棍大军”在出征高丽的途中开溜了,要么聚众为匪去抢女人,目标直指官老爷的二奶 N 奶;要么看上了皇宫千娇百媚的宫女,直接拿起武器和皇帝 PK 。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庶强大的王朝就这样被“光棍大军”打垮了!皇帝官老爷的二奶 N 奶们不但物归原主;还要奉上自家的漂亮妻女做“光棍”的战利品。 …………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红色革命,虽然革命先辈的宣传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但“光棍”也对革命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十年代初的湘鄂西、鄂豫皖、湘西等三大红色根据地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地肥水美地区,论贫穷远不如甘肃、贵州;论革命党影响远不如广东广西……之所以能成长为红色革命中心,“光棍”的作用不可忽视。 百年前的中国山区农村因为没有避孕措施,一对农村夫妻通常都要生养七八上十个孩子,少的也有四五个。 在生育非计划的年代,一个家庭生儿生女的概率与生活质量和母亲素质常常成反比。生活质量越低的家庭越容易生儿子;名门闺秀生女和难产的概率比干粗活的村妇高得多。 百年前的中国男女比例虽然总体平衡,但在湘鄂西、鄂豫皖、湘西等地的山区农村却出现了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男性青壮年远多于女性。 那时的中国交通闭塞信息落后,局部地区的性别比失调不容易借助外部异性资源来缓冲。 百年前的中国刚刚打破皇权专制,现代文明的“一夫一妻”制在广大基层还没来得及落实。富人、官员尤其是军官纳妾之风盛行,进一步扩大了山区农村的性别失调。 因为女青年相对较少的缘故,物以稀为贵,农村买卖婚姻得以大行其道。那些儿子多田产、房屋少的普通农家,倾全家财力也只能给长子至多再给次子娶一门媳妇,其余的成年儿子要么当“光棍”要么自谋出路。 于是山区农村出现了一批“光棍队伍”。因为光棍多为文盲且无一技之长,多渴望用暴力改变现状,改变自己的“光棍命运”。 当红色革命火种传播到那里时,“光棍”就成为主动响应革命鼓动的生力军。 我家在二十年代末全体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红色革命,率先主动走出去响应革命的就是以大伯爷首的几个青壮年“光棍”长辈,其余成员多是在后来被动卷入的。 大伯爷是老家最早成立的一支红军部队总指挥,那时称为“战斗团”,大伯爷任团长。 大伯爷领导的“战斗团”的早期队员多是“光棍”出身。 我爷爷参加红军时不到十五岁,是大伯爷带去的,因为年龄太小身子没长成,只能在红军里当号兵。 我爷爷说大伯爷当年一字不识,不懂什么是民主自由也不懂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更不懂他们高呼要誓死保卫的“苏联”究竟在中国哪一边?他参加红军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漂亮媳妇。 ………… 当今中国的“腐败不公”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男女比例失调一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且是全国性的“绝对比例失调”。男人比女人多出三千多万,并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不出几年,三千多万青壮年“光棍”将成长为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今中国权贵利用腐败收入包养二奶 N 奶恶习蔚然成风。一个庞大的“地下 N 奶”大军自然令“性别失调”雪上加霜。很多青年才俊在找对象时要么“拣剩的”;要么被官员暗中加了一顶正常男人无法容忍的绿帽子。 在空前“腐败不公”和庞大“青壮年光棍”的双重压力下,那些认为只要“人民不挨饿”就会“太平无事”的体制内权贵,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脑子灌了水。 当然那些把子女财产转移到万恶资本主义国家者没危机意识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对生我养我的文明古国拥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未想过要移民美、加、澳;也未想过要把亲人移过去,所以才对祖国的未来满怀忧虑。 有远见有责任心的良心政治家,必须对中国的现行体制及时作出大刀阔斧的变革,消除滋生“腐败不公”和“光棍大军”的制度弊端,用制度力量来化解威胁国家根本的“不稳定因素”,避免平民大革命的悲剧,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平稳转型。       二 0 一一年七月六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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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外来人口”退税行动

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杨学涛(右一)。  摄影_孙炯 在“外来人口”身份上附着的,表面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实质上则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人为身份鸿沟。 南都周刊记者_郑文 微博上自诩为“云南农民”的杨学涛,最近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等答复还是打官司。 “在上海纳了3年税,看病还要付全额医药费”,让这个昆明出生、北京求学、广州工作、上海定居的前媒体人觉得很不公平。两个月前,他以个人名义把一封集合了678人签名的建议书,快递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组,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两个月后,建议书尚未得到官方回应,却引来了北京律师程海的关注。 因为户口问题,程海曾与北京市公安局打过四次官司。从网上得知“云南农民”的遭遇后,他直接电话杨学涛,“有没有兴趣起诉上海市公安局?” “这下要搞大了……”挂掉电话,杨学涛笑了。 “无代表,不纳税” “如果你是‘外来人口’;如果你的居住城市收你税的时候一视同仁、收完税之后区别对待;如果你的居住城市在要求你尽义务的时候一视同仁、在你要求享受权利的时候区别对待,请转发此微博,让更多人加入到‘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队伍里来。”2010年12月15日,杨学涛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截至发稿日,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416次,含655条评论,显然触及不少同病相怜的“外来人口”的痛点。有人评论说,“没人让你做外来人口,你可以回家交税去呀”;也有网友调侃道:“作为一个拥有6本暂住证的北京暂住民,我不得不转”。 虽然自诩为“云南农民”,其实杨学涛现在的身份一点也不“农民”—盛大汽车传媒总裁。他的职业生涯有点复杂,先媒体后企业,先员工后领导。因为薪水的“诱惑”,他曾先后辗转过北京、广州工作生活,并在2007年年底定居上海。根据2010年上海人口普查结果,上海居民总数已达到2300万,而杨学涛所在的“外来人口”群体则超过900万,接近40%。 早在2002年,为了迎娶上海户口的太太,杨学涛就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当他在2007年将事业转移到上海后,就开始为上海的税收作贡献:平均每月交纳约5000元的保险和税金。不过虽然像上海户籍居民一样纳着同样的税种和险金,但当他到住处附近的闵行中心医院就诊时,仍需支付全额医药费;持有上海户口的太太则享受医疗保险,只需支付挂号费。 其实跟众多“外来人口”相比,杨学涛已经相当幸运。由于太太的上海户口,他顺利解决了儿子的落户问题—跟儿子他妈就行;也不用担心未来要给儿子缴纳不菲的幼儿园入园“赞助费”等问题,因为儿子一生下来就衔着上海户口。不过当了爸爸的杨学涛,还是遇到“外来人口”一样的难题,比如在上海当了一年多的“黑户”,每月仅能领取几十块的外来人口综合保险金;为了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他不得不专程飞回户口所在地—广州。 2009年,落户无望的他终于决定先把上海市居住证办下来—谁料一办就是8个月: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居住证不仅要求办理人提供在当地的纳税证明,还需把个人档案一并迁至居住地。杨学涛为此打了几十个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免遭遇各种细节上的差错,这次是入职时间不准确,下回又是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出了问题。 “在中国办这种事情太复杂了,所以好多人平时都懒得去办。用不着时,不觉得是事情,但真要办理时会发现,你要为此要付出大代价,包括巨大的时间、经济成本。” 折腾居住证这事,令杨学涛不禁愤慨起来:我在上海工作,还给你纳税,你都不让我居住在这里,更何况相关享受不到的权益了,“我他妈的凭什么还要给你纳税?”于是就有了后来2010年12月15日的那条微博。 其实早在2010年3月份,他就曾为此而总结道:“假如你没有居住证、户口,你跟所住城市的关系是:你必须履行纳税的完全义务,但你不享受纳税带来的任何权利。当需要你纳税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简化到无以复加,当你要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复杂到无以复加。” 杨学涛估摸着自己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提到“外来人口”纳税人不公平待遇的公民。2010年11月,郭光东在《南方周末》发表题为《无代表,不纳税》的评论文章,重提公民纳税义务与所享权利的不对等。作为一名户口在广州、纳税在上海的“外来人口”,杨学涛对这种不对等感受尤其深刻。“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微博发出后,他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我能把它提出来,就行了,让大家讨论去吧。” 但后来,恰是大家的讨论,把那个本该无疾而终的吐槽,演变成一场类似“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户籍问题是最为“外来人口”诟病的症结,也是杨学涛微博所引发的讨论的核心。“但你也知道,户籍问题在中国当下是无法解决的。”参考2010年国内多家媒体联合发文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事件,他担心自己要是搞上了政治,可能会出事,因此最安全的方式是“不谈政治,只谈经济诉求”。 受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无代表,不纳税”诉求的启发,在一位媒体朋友的建议下,杨学涛揭开了行为艺术表演的第一幕:微博征集签名,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三种情形之下,可减征个人所得税: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以及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 杨学涛建议增加区分户籍征税的条款:“纳税人因为户籍原因而在纳税地得不到与户籍纳税人同等的权利的,可以申请所得税的减征、免征和退还。” 利用新浪微博平台,“转发视为签名”,至2010年1月4日,该微博发出的两周内,杨学涛共征集到678个签名(转发),其中包括学者张鸣、律师张培鸿等知名人士。 1月11日,杨学涛将建议书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他特意选择发送EMS快递的方式,以追踪其签收记录;还为快递单拍了一张照,并上传到微博。 第二天,杨学涛登录EMS网站查询后得知,该快递已被签收。不过两个月过去,这封公民公开信至今还未收到官方的回复。 其实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人倡议过退税的事情。当时“两会”前夕的一个媒体人饭局上,有人突然提到,谁知道选民证长啥样么?所有人都傻了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年满18周岁、不是罪犯、不是精神病患者,人人都该有一张选民证。 时任《凤凰周刊》编辑的贾葭,跑到自己所居住的羊坊店街道,讨要选民证。街道说,这事得找人大,贾葭又到人大工作委员会,结果说这事归社区管。于是皮球又被踢回。跑前跑后反复咨询,仍得不到选民证,贾葭便要求退税。街道的反应是:退税?没听说过,你去问税务局吧。 折腾了一个多月后,贾葭已懒得再搞。贾葭觉得现在杨学涛的动作才是“闹真的”,尽管杨学涛不时调侃自己:“我这是以荒谬对抗荒谬。” 人民网强国社区设立了一个叫做“E政广场”的子论坛,是网民向官方递交建议、表达民意的网络平台。2月17日,杨学涛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也贴了上去,被编为“9786”号。 以荒谬对抗荒谬? 杨学涛的逻辑是,“如果我纳了税,都没有人代表我的权益,那我为什么要纳税?”在律师程海看来,这前提就是错误的。 2008年,程海也曾发起过类似杨学涛式的公民签名,要求北京市政府在户口问题上依法行政。他认为外来人口在纳税权利与义务之间遭遇的不公,根源不在于个人所得税法的疏漏,也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弊端,而在于地方政府、公安部等未能依法行政。 他所谓的“法”,指的是1958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但到1977年时,国务院又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该规定确定了限制由农村转城市户口,其他市转北京、上海、天津户口的原则。 用法律视角阐释,也即国务院、公安部和各地政府自此以来执行的都是“与上位法户口登记条例相抵触的下位规范性文件”。 因此,程海曾于2007年4月到2008年年初,在北京、老家合肥两地,分别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拒绝办理户口迁入,以及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不履行户口迁出法职责案。对此,北京昌平区法院行政裁定不予受理,而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又以“错列被告”为由,驳回起诉。 当程海跟杨学涛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杨学涛跟程海的许多法律界同行一样,对该法毫不知情。他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人民自由迁移的可能,只知道自己人在上海,却不曾拿到世博大礼包;户口在广州,也不曾拿到亚运大礼包。 老婆、儿子都是上海人,拥有上海户口,而杨学涛,“最后发现,你哪儿的人都不是,去哪儿都是外地人。我本来想我说着昆明话,在昆明买个房吧,结果里头有个政策:首付比例比本地人高;涉及贷款,利息是1.1倍。” 他也不清楚自己向人大递交的建议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对方又是否有必须答复的义务。EMS寄出后,他每天都会在微博上转发原帖,记录天数,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十天,一直没有回音。 “我对我行动的每一步,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心中有数。”网友反响热烈,在他预料之中;评论相对理性,令事情具备了推动的空间;参与的有钱人太少,知识分子也相对保守,政府层面的回应始终缺乏……这些则令他略显失望。 其实在行动之初,杨学涛便默认人大肯定不会解决自己递交的问题。他原本还打算在“两会”前夕,在微博上再搞一次签名征集活动,但新浪微博总是将相关帖子删除,令他“意外”。 哥们、网友、律师、媒体……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出谋划策,有位《华商晨报》的记者朋友,还打算在全国“两会”期间,帮杨学涛把签名建议书递交给有关人大代表,托其作为议案递向“两会”。 杨学涛感觉自己是被“广大的民意基础”推着走到了现在。包括律师程海,虽然直接否定了杨学涛这场行为艺术的前提,但他认为“还是要肯定公民追求平等权利的合法诉求”。因此他向杨学涛提议,愿做杨的代理律师,再打一场维护法律的户口官司。 就在程海发出邀请的5天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杨学涛把退税的建议发到了交流短信平台,仍然心中有数,知道这一诉求必定又是“石沉大海”。 杨学涛在微博发起签名征集活动后,曾在《南方周末》任职、现为律师的章敬平,在MSN上跟他说:“哥们,你搞那事真有意思,哈哈。”杨学涛会心一笑,他明白章敬平话里的意味。 但当下,面对程海的提议—起诉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对方依法行政,保障公民自由迁移—杨学涛并未一口回绝。但他说,这事还得考虑考虑。 原始链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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