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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 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

还是大陆人厉害。     陈明说:“蒋庆和我以及上海的罗义俊等人都是通过阅读港台新儒家作品而从正面接近传统,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体会和思考的。”大陆新儒家虽然起步晚,一出手却高举高打,直指禁区。在大陆某些新儒家看来,海外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都是边缘人自说自话,不过是个自了汉而已。     略举几例,看看海外新儒家讲些什么。     唐君毅曾于1957年起草海外新儒家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所谓心性,乃是儒家的仁心。唐君毅终其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道德的完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绝对完满和至善”。唐君毅认为,无论是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以仁心主宰,否则,科学、经济、政治将会变异,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唐君毅说儒学具有极高宗教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本根。他说道德应该涵盖一切,“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但唐君毅也承认,要超越世俗,达到生命人格的至善,“步步艰,处处难”。到晚年,唐君毅时常感到新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慨叹“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他说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定义,可以涵盖中西各种自由观念。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公认的集大成者。他论证了儒家三期说,提出儒家三统说和自我坎陷论。他著述的重心也是道德问题。他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现代新儒学的任务是“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说,“仁”是道德的中心观念,是价值之源,理想之源。牟宗三称自己的儒学精神是“道德的形上学”。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杜维明是海外新儒家后起之秀。他也指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他认为儒家人士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精神,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指出,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杜维明的创新之处是他把儒学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结合起来,体现了海外新儒家对儒家传统实现现代化转化的探索与关注。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开辟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儒家与现代化并非直线因果关系,但儒家看重人际关系、道德责任和教育,看重政府的干预调节,这些因素对东亚实现经济现代化有一定助益。     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痛切指责。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先看第一条。     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他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蒋庆要求“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诗》、《书》、《礼》、《乐》、《周易》、《春秋》这六经,是中国文化总汇。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方能合法”,否则“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     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同时,蒋庆还提出儒教政权应具有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文化传承的三重合法性。     依儒家逻辑,蒋庆反对“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     再看第二条。 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     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蒋庆在这里强调了“等级制度”,以及每个等级的“行为准则”,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早期新儒家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论述了。     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按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中国的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的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 梁先生说:“尊卑是个名份,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做主拿主意,但势必导致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做主,而不由个个人自主了。非指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得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本来那条路,拿主意的若非拿无限制的主意,听话的若非绝对的听话,就要走不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的: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辟述评,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威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祥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练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     怎么办呢?张祥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     张祥龙认为,划分出几个以家族为主干的儒家文化特区,不意味着国家整体生存方式全面转轨,“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行”,实行可能性比较大。 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2005年在新加坡出版《仁政》一书,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国,要比蒋庆、张祥龙开放。     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     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他的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康晓光断定,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     他说:“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康晓光认为“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决策咨询机制,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很大不同。     康晓光说:“有些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康晓光说,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但是,斗争并未结束。从21世纪初起,20年到50年,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中国进行。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康晓光对此略有悲观。他说:“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     就此,康晓光建议“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党校还是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仁政也就实现了”,而“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 在大陆新儒家中,陈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看来,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那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他的气魄很大,但也因此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另方面,在新儒家内部又被称为叛徒。 陈明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中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陈明走的是中间路线。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了“即用见体”说。意思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陈明解释说,“即用见体”中的“体”,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东西,而是“永远在活动中……实现新生活的建构”。本来,“体”和“用”在一般人眼中是对立的,而“即用见体”把两者融会打通了。“用”可以通向“体”,“体”也可以体现为“用”。这与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有异曲同功之妙了。他说,鲁迅的“拿来主义”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都是“即用见体”的案例。这就是说,西方的“用”,如果符合中国人的意志需求,也可以成为“体”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陈明说,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赞成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结合。在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上,“代议制、君主立宪都是可能选项”。     陈明多次称“我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说,儒家强调民意,因而“儒家有宪政主义思想”。宪政机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财产,这与儒家主张的“敬德保民”一致。对于中国的宪政改革,陈明的建议是,用宪政主义代替自由主义,首先明确宪法原则,其次落实到司法审查,以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进或扩大公私生活中公平正义的扩大和提升。”陈明认为,“儒家的传统对于中国宪政目标来说乃是一种积极的助缘”。中国政治改革需要妥协,应该兼顾多种需要,特别是要寻找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以减少震荡。他说:“为了应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系统。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又必须对公私生活领域作出严格划分,对国家权力严格约束。”     陈明指蒋庆的儒学虽有若干洞见,但却是原教旨主义。陈明说,蒋庆称颂儒家设计建立了汉代制度,其实汉代是“外儒内法”,“外戚宦官交替为害直至酿成党锢之祸”,糟糕得很。称颂汉代政治,会给孔子带来光荣还是耻辱?     陈明进一步质疑蒋庆说,否定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是不明智的。自由、民主、宪政等价值“难道不是每个人从日常经验中就可以感知到的内在需要?没有这一切的所谓民族复兴又会是什么?”     陈明也提倡儒教,他提倡的是“公民儒教”。人有生死,因而有神圣性问题,而国家也需要神圣性叙事以增加凝聚力,所以建立公民宗教势在必行。公民儒教可以和自由民主宪政相结合,可以满足道德、信仰方面的需求。陈明说,儒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至于仪式,“左宗庙、右社稷”的格局以及天地祭祀活动,应有尽有。 陈明说,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但他们的共同的心理基调是一种危机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民族如何自处?新儒家力图在当代生活中解决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     陈明说,不知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文化新儒家,说蒋庆是政治新儒家,康晓光是制度新儒家,梁治平是法治新儒家,盛洪是经济新儒家。陈明说自己的下一步目标,是建构一个可以叫做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学派。     新儒家下一步究竟怎样发展?思想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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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贪官外逃是“生命保险”

赖昌星案子的一些法律基础 中國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是什么?一般人的理解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具有普遍约束力;…… 当一个国家的强制力无法保证“法”的实施,怎么办?比如罪犯外逃,那么只能国与国之间签约(备忘录)引渡。引渡将逃犯的审判权合法地让渡给另一个州、国家或政府(Legal surrender of a fugitiv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nother state, country, or government for trial.)。 2011年7月22日,中國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國政府关于赖昌星回国依法接受审判的立场十分明确。马朝旭说,赖昌星是中國司法机关通缉的厦门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潜逃加拿大多年,我们对加拿大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 2010年中國和加拿大经谈判签订的“关于打击犯罪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已将其中的关于赃款分配协议纳进启动轨道。所谓赃款分配协议(agreement on the sharing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就是双方对未来在加拿大境内查到的中國逃犯,无论是贪官还是经济犯罪分子所得的金钱,缴还中國的比例而达成的协议,可有二八开,三七开,五五开之分。 2003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署生效。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公约确立了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宗旨,为各国开展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公约规定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它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公约要求所有愿意遵守该公约的国家在法律上采取协调措施,以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与腐败行为、打击洗钱等非法活动、简化引渡程序、扩大引渡范围。公约还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在法庭上提供对犯罪团伙不利的证据的证人,并向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财政等方面的援助。 2000年12月,联合国宣布成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Anti-Corruption Convention) 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有效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第5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國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代表中國政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字。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包括中國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在内,1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各国还谈判达成了《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Protocol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e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 Their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s)(简称:《枪支议定书》(Firearms Protocol))。其目的在于通过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等小武器的活动,加强国际社会在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合作。2002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签署了《枪支议定书》。 “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潜逃加拿大12年,终于在7月23日被加拿大政府遣返中國,在北京一下机即被中國有关方面逮捕。 1999年8月,赖昌星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与妻子和三个孩子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初逃至加拿大的赖昌星,有加拿大华文媒体对他的生活这样描述:赖昌星尽管亡命天涯,仍在温哥华西57街斥巨资130多万加元(近800万元人民币)购入一幢连花园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豪宅。 据说赖昌星多次出入温哥华唐人街和西区百老汇街的赌场豪赌,每次赢钱,必定奖赏赌场员工,尽显豪客本色。 国内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中國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怀有政治偏见的西方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不过,实事求是地讲,12年来,加拿大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什么变动,倒是中國的法律经历了一个趋向完备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讲,赖昌星的遣返,应是国内法制完备化的胜利。 赖昌星毕竟是国内出去的,他的出境程序,中國方面有解释的全权。内地说他的香港通行证不是合法颁发,香港方面因此吊销了赖昌星的居民身份。香港回归前是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也是,联邦成员的居民可以免签证相互走动。赖昌星凭着这一优惠进入加拿大。如果他的香港居民身份是“假”的,那么他去加拿大就是“非法入境”,加拿大政府可以将他遣返中國。 以上是7月23日赖昌星终于被遣返的法律基础。 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马国华认为,赖昌星一旦遭判无期徒刑,两年后就会转为有期徒刑,最高20年。 德国军火商施赖伯判八年 与赖昌星一样施赖伯也是外逃到加拿大,被引渡回国。不同的是,施赖伯具有加拿大国籍。施赖伯(Karlheinz Schreiber),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德国Petersdorf.2010年5月在德国被判8年有期徒刑。 施赖伯被引渡,完全是德国调查部门坚持的结果,这是德国国家检察院完成的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关于施赖伯案子的追诉年限,当时德国法学界也争论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派别的法学家对于追诉年限有不同的理解。奥格斯堡检察院院长赖恩哈特?内梅兹在本案开庭之后依然坚持将行贿罪名也列入起诉书中,尽管法院认为已经过了追诉年限。 施赖伯案子,法庭程序所关注的重点并非某笔生意的政治责任问题,而该案的核心是偷税漏税问题。施赖伯接受了资金,本应为此缴纳税款,但却并没有这样做。这是法庭关注的重点。 施赖伯是基民盟政治献金丑闻的关键人物。他的罪名是,通过银行的伪装账户,将军工企业提供的数百万筹金分给了德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工业界人士。但是,在德国,施赖伯只是因为偷税漏税等罪名被送上法庭。 施赖伯是德裔加拿大人,早年曾在西德的情报部门工作过,后来经商,主要从事国际军火生意。做这种生意,使他与德国和加拿大的政界人物都有密切往来。在德国和加拿大,施赖伯都为政黨的筹款出过大力,但后来他的名字却与政治丑闻紧密相连。在德国,1999年闹出“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献金丑闻”成为前总理科尔的一个污点,而施赖伯是这起丑闻的一个主角。 在加拿大,则有“空中客车事件”。施赖伯在德国受到多项指控,包括诈骗、行贿、逃税等。由于他已经获得加拿大护照,并坚决留在加拿大,因此德、加两国政府为他的引渡大费周折。德国方面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引渡要求。2004年,加拿大司法部长Irwin Cotler命令他向德国政府归案,但施赖伯为了能留在加拿大而不断上诉。加拿大最高法院和安省上诉法庭先后做出判决,同意引渡。 中國贪官外逃仍然是“生命保险” 中國与德国国情不同,施赖伯只被判8年有期徒刑,赖昌星如果没有逃离中國,早就被枪毙了。最近,中國就处死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 根据我个人的法律知识判断,中國绝对不会判赖昌星死刑,不管是为了派系斗争还是司法的国际接轨,北京都会“安排”赖昌星继续“活着”。 贪污,如果出逃北美,即使抓回来,至少能保命。逃到国外后,弄不好还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赖昌星案有它的特殊性。特殊之一,赖昌星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不会讲英语。如果赖昌星有本事将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加拿大律师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他很可能在法庭上再次逃过去。因为没文化,他只能靠钱雇律师。当钱用完后,律师不肯再为他花时间—庭讯时律师都懒得出庭,居然在德国通过视频辩护,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新论据,只是老调重弹—赖昌星就完了。 特殊之二,赖昌星的妻子也是没文化的,因不习惯国外生活,早几年已经带着孩子回国。如果中國贪官跑去美国,老美比较宽容,办事要有结论至少十年八年,等要遣送回国,子孙可能己成了美籍华人,打官司又有另外理由。如果老婆孩子成了加拿大或美国的公民,打官司时就有家庭团聚的人道考虑,不遭遣返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我的总结:廉政治国是强盛的根本 中國共產黨建黨90年,治国60多年,如今,世情、国情、黨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有一条不会改变,那就是:廉政,是治国强盛的根本。 据有关资料显示,十多年来中國有148名高官因腐败落马。据权威人士估算:中國每年有上万亿被贪,还有上万亿被吃喝嫖赌。有关资料显示,每年国家流失最少1万亿地(资源)租,流入到利益集团或个人口袋。不少省均有数百人贪官携巨额赃款外逃。据南方某报透露:一个地级的副市长在澳门赌博一次就能输掉4000万;国企营业额的百分之二被贪官挥霍。贪官不仅存在于黨、政、工、青、妇、团、人大、政协、公检法、国企,而且早已严重的渗透到部队、学校,甚至省级纪委书记也成为阶下囚,范围之广层次之高令人发指。贪污受贿数千万甚至一二个亿,腐败案值触目惊心。 马英九日前在“治国周记”中表示, “廉政署”开始正式运作,这是台湾第一个专责肃贪、防贪、反贪的公务机关,它与其它犯罪调查机关最大的不同就是,“廉政署”不办任何其它的刑事案件,只办公务员的贪渎案件,“廉政署”的成立可以说是民众多年来的期待。 全世界给整治腐败开的药方无非就是:高薪养廉、新闻监督和司法獨立。 连苏联老大哥俄罗斯也通过了旨在高薪养廉措施的《反腐败纲要》,提醒公务员不能逾越那条红线,不需要因为待遇不足而去靠贪渎来赚外快,让他们养成清廉自持的习惯,以至于做到“不愿贪”。但是,最根本的是,必须有新闻监督,使得他们 “不敢贪”。第三,司法獨立,法令周延、没有漏洞,让想要贪渎的官员没有机会,而且透过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对于触犯贪污罪的公务员提起公诉,可以判刑,吓阻公务员贪污。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1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贪官外逃是“生命保险”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陈同海的权、钱、色 (2) 透视中国贪官的幽默 (0) 贪官腐败、外逃,中国国病、不治之症 (1) 贪官的八大特点 (1) 贪官是怎样“炼”成的 (0) 贪官与鹅肝 (0) 解读贪官信佛 (0) 荣誉的悲叹 (0) 老朽的体制,成为贪官的温床 (3) 省级贪官陈绍基与王华元 (0) 没有“表达权”就没有“官清政廉” (1) 文强死后狂喜的恐怕不单单是百姓 (0) 数字出官何时休 (0) 廉政誓言,多少钱一斤? (0) 广东实录:贪官难过美人关 (0) 就怕贪官有文化 (0) 宠养硕鼠 (5) 大陆贪官污吏对抗媒体的四“策略” (0) 吞了亿元,奈他不何 (0) 反贪更贪 (1) 反商业贿赂风暴逮着了谁? (0) 公款私存:“黑洞”有多深? (1) 以官为爹娘是国耻更是民耻 (9) 从青年楷模到头号贪官 (0) 从贪官的抱怨找出反腐对策 (0) 从卢武铉跳崖谈中国的“以德治官” (2) 为官之道——留德不留财 (1) 为什么无人举报胡长清 (1) 中国贪官论 (0) 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百分之一 (0) 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 (14) 中国为何千年无包公? (1) 中南海决定铁腕惩贪官的内情 (1) “被捕时才知道贪污是重罪”的共产党员是怎样炼成的? (17) “清查扁家洗钱”我们高兴个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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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当陈安之们谈论政治,他们在谈论什么

作者: 孟常  |  评论(1)  | 标签: 政治 , 成功学 , 理想主义 , 体制 , 改革 , 唱衰 , 中国 , 局势 , 价值观 有时候想想,成功学在这个国家的风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有贩卖虚假繁荣的政府,就有贩卖虚假希望的陈安之们。 什么?你还在捧着陈安之的《自己就是一座宝藏》如饥似渴的阅读?什么?你还对着显示屏红着眼睛沸腾着小心灵儿在听李阳的英语讲座?土鳖!知道吗?你已经Out了,现在有思想有追求的年青人都通过观看《新闻联播》并辅助阅读《环球日报》和政府工作报告来励志。他们目标远大,他们意志坚定,他们心怀祖国和人民,他们是这个国家未来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毫无疑问,政府已经成为了全球最牛逼的成功学供应商。陈安之们励一个个听众的志,而政府励13亿国民的志;陈安之通过书籍视频讲座来励志,手段低效原始,而政府则开动覆盖每一村每一户的现代化宣传流水生产线,通过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广告牌教科书,无孔不入水银泻地般的励志。从贩卖希望的能量级来看,跟政府相比陈安之们简直弱爆了。 陈安之站在讲台上告诉你“只要你努力,好好练篮球,1米7也能去打NBA”,政府在《环球时报》上骄傲的告诉你“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8%的GDP增速想降都降不下来,超越万恶的美帝指日可待”;陈安之在书里告诉你“不管现在怎样,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政府在《新闻联播》上声情并茂“我国的高铁技术是世界领先的,拥有多项专利技术,美国总统都肃然起敬”。 政府的成功学也有四大分支:一是唯我独尊:“我们是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国家之一,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举办了史无前例的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全世界都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二是欣欣向荣:“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量,是美国的头号债主,国库充足,政府收入逐年提高,GDP增速快得吓人想降都降不下来,全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有着光明的未来”;三是水深火热:“国外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枪击走私贩毒事件层出不穷,人心惶惶社会动荡,而且经济惨淡失业率高,经济发展增速连2%都保证不了,有些政府还破产关门了”;四是团结祥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对政府满意率在世界上排名高得吓人,都感谢有了政府和党的好政策才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发誓珍惜。老百姓跟军人、警察、城管、政府官员、医生的关系都和谐得让人热泪盈眶,军民鱼水情深,政府的公仆一去家里探望主人们就张灯结彩喜极而泣。” 如果说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盒盒虚假希望的春药,那中国政府几乎是世界上最令人感动的组织,常年免费提供春药给民众供其自嗨。 现在想起来,考虑到对方强大而体系化的虚假希望散播能力,唱衰派们所做的工作简直令人感动。他们一个个捅破政府吹出来的欺骗式希望的泡沫,然后告知民众以真相。他们补充了媒体记者们所做的工作,在给这个国家刮毒。 话说回来,政府贩卖的这些虚假希望,在基层就要靠一些有影响力的所谓砖家叫兽、明星偶像去推广。余秋雨是个业绩很好的推销员,他曾在汶川地震后含泪劝告灾民,呼吁同志们以大局为重,相信党和政府,相信我们的国家能够妥善处理。我曾以为余秋雨这样的“维稳专员”离自己很远,但通过这几天的各方反应来看,自己身边、甚至圈子里就为数众多。 总得来说,“希望派”贩卖的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他们说,只要我们从自身做起,做一个有责任、有抱负的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积极投身NGO和公益事业,怀着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价值观,揣着改变这个体制的良善和无私之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进入这个体制内,我们的改革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他们鼓吹明君政治,“体制内的好人”,强调“温总在体制内的努力和推动”,所谓“好人一定要从政”。 崔卫平说过一句话“有你,中国就不黑暗”。连岳也说过“我们就是体制”。这些话本身没什么问题。就如我的好友崔飘扬所说的那样,这句话在怀揣同样价值、认清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之间相互鼓气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拿去忽悠不明真相的普通人就太不厚道了。 展开来说,很多自称理想主义者的人,其实是伪理想主义,或者说幼稚主义者。幼稚主义者的浓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很多场合砸了理想主义者的牌匾。幼稚主义者的“理想化”建立在幼稚天真、想当然、对社会和形势真相的了解相当浅薄之上,因为不懂,所以才“理想”。这样的理想主义是相当脆弱的,在遭遇现实之后可以想见会溃不成军。 你可以对许志永说“有你,中国就不黑暗”,许志永是不是理想主义者?当然是。但他身涉过数不清的维权事件,看过了太多的冤屈和苦难,不公和暴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这才称得上是理想主义者。 但你对那些涉世不深、对社会的观察和理解相当浅薄的年轻人贩卖虚假的希望,鼓动他们进入体制,“改变这个体制”,就太不厚道了。换句话说,这是在害人,是在鼓励别人当炮灰。笔者上篇文章里已经详细论述过“改变这个体制”的困境与荒谬,在这里单述这些怀揣“虚假希望”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的未来可能性。 先说技术层面。从职业的内在要求来看,公务员职位的智力和技术门槛较低,是可替代性最高的工作,而“不可替代性”是一个人工作中最大的资本,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并无一技之长。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行政系统存在严重的冗员与低效,现有公务人员数量超过实际所需人员数量一倍之多——纳税人的钱养了一堆闲人(一个中直机关的公务员告诉我,他们办公室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打印文件,还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敲打Word和Excel表格,每天实际工作量不超过3个小时。)如果考虑到人力成本等因素,难以想象政府是如何有效运转的,幸运的是,我们亲爱的政府并不需要考虑成本。^_^ 而如果未来中国有任何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和进步的话(按照那些人的理想),成本最低、可能性最大、风险最小的一步也就是对政府行政预算进行监督,公务开支透明吧?——管住政府的钱袋子怎么花。那么第二步,就是提高行政效率,精简机构及政府公务人员了吧?可以想见的是,会有大量底层或边缘部门的公务员失业,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在动物园里呆久的狮子捕食能力是退化的,同理,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公务员职位是毫无成长性可言的,甚至由于体制自身的僵化和身体同事的平均水平,公务员职位对人的潜能的激发和能力提升几乎全是负面作用,体制内呆久了,人的思维活跃度、视野、反应速度、做事能力、工作激情、抗压能力都会有大幅度的退化。这时候,重新回到“市场竞争”的人才市场,很多本身能力就一般的公务员很难找到有竞争力的职位。如我的朋友鑫爷所说,想想看,社会上大批量三四十岁、没有一技之长的前公务员,该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存在。 再说价值观层面。假设这些“希望派”的粉丝们足够优秀、幸运的话,他们在机构精简的浪潮中存活了下来。他们面临的下一个痛苦和困惑将是,发现自己对这个体制无能为力。莫说改变,自己不随波逐流都很难做到。该拍的马屁一定要拍,该送的礼一定要送,该处的人际关系该耍的政治手腕一定要做,否则自己就很难真正“存活”下来,存活得好。这时候,当初的民主与自由之抱负,当初的“风雨兼程”,当初的小清新和踌躇满志,都成了如今虚无的忧伤。于是失望了,于是犬儒了,于是他们顺从着被“体制化”了,于是他们成为了如今所反对的那些医生、官员、发言人、铁道部部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贩卖虚假希望者是体制的同谋和帮凶,他们在向体制一批批输送有生力量,正是这些年轻人构成了未来的体制。他们罔顾77级78级参加高考、如今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那批中年人对这个体制的无能为力,有意忽略了80年代末那代年轻人的无奈与苦难,“希望派”们历史教科书一定念得极好,他们借用我党历史教科书对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评价,“他们是革命性不强,软弱妥协性,理想不够坚定,现在看你们的了”。 这些,“希望派”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当然,正如幼稚主义者砸了理想主义者的招牌一样,贩卖虚假民主希望的小清新们也砸了改良主义者们的招牌。我们必须肯定真正的改良主义者们所持有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渐进的改革是有希望的,但注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和缓慢的过程,需要毕一两代人之功才可能完成。无论对未来的判断是改革还是革/命,两个阵营里最糟糕、最砸本家招牌的无疑都是“速成论”者。改革的速成论者鼓吹“只要我们努力,体制就会改变”,而革/命速成论者鼓吹“只要推翻重来,一切就会立即变好”。事实上,改革诚然已死去多年,而即使暴力不可避免,暴力所带来的也未必是一个光明的结局——通过教育,把大多数老百姓教育成具备现代意识的公民,也许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悲哀。死局。处处是死结。左也是死,右也是死,改也是死,不改也是死。 我曾把圈内某个写手的唱高调雄文发给丹青老师看,他看完后说,小常,你们还是太年轻。很多记者当年也是如你这般意气风发理想主义的,后来进入体制后,就慢慢被磨光了。我是比较悲观的。但你们不必听我说,我一向是比较灰暗的。他说的很客气,但我知道他看了那篇文章,觉得我们太天真太幼稚了。 最可怕的也许不是革 命,而是既不改革也不革 命,就这样一滩激不起半点涟漪的死水,一天天烂下去,臭下去。 动车事件发生后,反思的声音刚刚热闹起来,人们刚刚有些权利意识的觉醒,一些所谓的“改良主义者”就忙不迭的纷纷跳出来,开始帮政府维稳了,他们批驳暴戾倾向,呼吁大家要冷静,不要躁动,不要天真的以为时间到了,警告屁民们不要戾气过重,要“安静等待历史的盘口”。 这样的义务维稳专员,比五毛的杀伤力还要大。我常常疑惑,他们平日一副满腹经纶指点江山的豪气,为何在这件事上无法做到逻辑自洽呢?他们呼吁温和理性,反对暴戾,听起来靠谱得吓人。但仔细一想,不对啊,他们对待民众和政府怎么双重标准呢?他们反对民众的戾气,却在政府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呼吁温和冷静。原来,他们反对的是民众的暴戾,维护的是体制化暴力,表面上是呼吁冷静,其实是资深维稳员。 正如刘宇翔所说,“在贵国,作为一个理性派应该是这样的:看到城管打人,一笑而过,看到被打的小贩反击城管,就得跳起来大骂小贩——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要理性要温和!要相信党和政府能解决好这些问题的,你这是在煽动动乱!动乱是人头落地的,你再打城管,我就支持城管杀你全家了!!!” 政府一边捅你刀子,你还要淡定从容礼貌微笑,一边大出血一边温和冷静笑不露齿。反对戾气,是这样吗?拆迁队去拆你家的房子,你要客气的把家门打开烟酒伺候,稍微对拆迁赔偿金有些不满意就是“戾气过重”;城管去掀你的小摊,你要一边微笑着说“同志,有话好好说”一边趴在地上挨拳脚,他打你左脸你要把有脸也伸过去,谁让你是奴才呢,你觉得快被打断气了忍不住拔刀反抗,嘿,等着王法处置吧,还要被理性派扣上“暴民”的帽子。 没有人希望看到暴力的出现,那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但不出现暴力的前提在于——没有多数人因现行体制的继续运转和存在而遭受践踏和凌辱。但我们挡得住这种体制化暴力吗?我们能够保证没有人在这和谐的大幕下遭受暴力吗?除非你闭上眼睛,活在CCAV里,假装看不见那些屈辱和蹂躏,听不到那些哀嚎和惨叫。 换句话说,一边制止不住傲慢权力的暴力,一边冷嘲热讽警告屁民的暴戾,说好听点是绥靖,说直白点就是无耻的帮凶奴才。 正如陆遥遥所说,我们都是未亡人。每晚临睡前,你感谢党国的不杀之恩了吗? 我和遥遥不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屁股决定脑袋论靠谱的话,他们很多人的党员身份在现存体制下是有优势的,而一旦屁民不堪忍受凌辱,戾气渐起,体制受到威胁,他们那些可见的“优势”和利益也就受到威胁了。 《新闻联播》里那个团结、活力、和谐、温暖的社会现状,政治陈安之们贩卖的那个理性、克制、冷静、温和的中国,你相信了吗?反正我是信了。 微博:@孟常 Twitter:@changmeng 相关文章:《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孟常的最新更新: 把妹江湖 / 2011-07-27 12:13 / 评论数( 2 ) 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 2011-07-27 12:13 / 评论数( 5 ) 时光里都是爱 / 2011-05-12 11:24 / 评论数( 1 ) 拔掉那根刺 / 2011-03-07 23:45 / 评论数( 2 ) 罗纳尔多:告别美好的让人心碎 / 2011-02-15 12:20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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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摇光>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写给悲观朋友们的一封信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 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 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写给悲观朋友们的一封信   徐超 (上海交通大学)   “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王虎兄在《 熊猫彩照不能 》一文中如是说。 的确,在“体制绑架文化,文化反哺体制”的现状下,新华字典中那句“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看起来就像痴人说梦。娱乐至死加1984,就像顾姗姗所说的,除了坐等天上掉下个李登辉,体制内出个戈尔巴乔夫,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我自己也悲观地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是等不到GFW被推倒那一天的。 我同悲观的朋友们一样,都不认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观点,所谓“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如同宿命论一样,并非什么真理。所以,我不认为 这片土地最终一定能迎接自由的曙光,李大钊所说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或许会像恐怖片中的贞子一样,从电视机里爬到现实中来。 但我认同秦晖老师的观点:历史是无法预言的。在结果到来之前,所有的乐观估计与悲观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薛定谔的猫,在测量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到底是活着,还是已死去。 我之所以依然抱有希望,只是因为,预言是会自我实现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时,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放弃努力,于是中国可能就真的失去改变的动力了,而诅咒的预言也就一语成谶。 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就像当人们认为通胀即将来临的时候,通胀就会被制造出来。而要减缓通胀的脚步,就必须重建人们的信心。所以,我想劝告那些持 悲观态度的朋友们,结果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你每一次鼓吹“支那无解”,每一次成功地让又一个公民心灰意冷的时候,你们就又让这片土地往深渊中迈了一 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你们,在诅咒这片土地——虽然,我100%相信你们的动机不是那样的。 你们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无解论”,并不能经得起推敲。就像中世纪漫漫长夜中的欧洲人民,可能在梦里都无法想象文艺复兴的光辉吧;就像《柏林墙》的作者弗雷 德里克·泰勒,小时候也觉得这堵墙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可能会一直矗立在那里。是的,我也无法证明,GFW最终一定会被推倒,你也无法证明一定不会。只要不是 100%的必死无疑,希望就一直存在。   现实的黑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解释。社会的演进历程,可能就像这条逻辑斯蒂曲线,我们正处在红点所在的位置。在现在看来,社会演进的速度太 慢,以至于我们觉察不到。每当有改良派提出“日拱一卒”的时候,悲观党们便投来鄙夷的目光,似乎他们手握真理“改良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但在我看来,你 努力去改良,便推动着社会往右发展;你要是悲观放弃,社会只能往左倒退。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这不是乐观者的过度自信,只是我们认为,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并不能成功,我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将中国推入深渊。我不会诅咒自己的祖国。 最后,引用崔卫平老师的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采编:安镜轩;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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