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cnn_2010vip

Connect with sxcnn_2010vip :

加藤嘉一 | 中国和日本面临的是两种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      中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听得很熟悉了。这几年以来,包括今天,政治家、官员、媒体、学者、年轻人,大家经常谈历史认识问题,这简直成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代名词”了。这不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既然“历史认识”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存在着,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并且携手想出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我一贯主张,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需要中日双方共同的努力。原因简单明了,既然它已经成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就等于是双方的问题,既然是双方的问题,就需要双方一起努力解决,无论双方所持立场如何,只能面对现实,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脱离本质。    在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个主张,即从全面“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实际上面对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对华侵略史,——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日本人所说的“中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如何认识当年的历史,至今依然是个问题。另一个是两国公民如何认识二战后到今天的历史的问题。在这里,我不谈前者了,大家谈得很多。我就专门去谈后者,为的是从多样化的角度去“解释”历史。纵观世界发展史,在不同国家体制之间存在不同的立场再正常不过,只有在不断的认识讨论和价值碰撞中,有一天,才能走向历史的真实。     二战后,日本以《旧金山和约》为契机,从战败中走出来,回归了国际社会,恢复了世界政治成员的正常的地位。随后,日本本着对战前的反省,制定“和平宪法”(世界上只有日本和哥斯达黎加拥有和平宪法),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其战后发展的道路无疑是“和平”的。从日本战后复兴的走向不难看出它对和平的渴望和决心。日本战后一次也没有打仗,我们的自卫队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一个自卫队员也没被杀过,这是日本战后走向的真实。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个事实?战前,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这是无可怀疑,无法篡改的事实,日本人必须得承认和尊重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中国人了解日本战后一向贯彻的和平立场、走向也是重要的。中国人不应该拿出对战前的理解去认识今天的日本。从比较圆满解决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来说,日本人如何认识战前的历史相当关键,与此同时,中国人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历史,也相当关键,两者缺一不可。     2008年5月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第四条内容是:     “四、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    “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 这一段内容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中国承认日本战后60多年以来的发展是和平的,同时日本也承认,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和平,给中日关系的深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政府之间,和平性质的相互认知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民间人士是否也需要跟着政府达成的大框架同行?答案当然是“需要”。     作为日中关系的观察者,我很清楚,历史认识问题带来的影响多么地深远,解决这一问题多么地艰难。而且,到底什么是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至少我是搞不清楚的,两国国民也没搞清楚,所以,只好主张两国有关人士应该本着相互努力的前提下坚持沟通,尽量减少误解,增加互信。从具体的解决途径而言,无论其程度如何,日本人正确认识到战争中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中国人正确认识战后日本走的和平道路,在我看来,至少有利于双方和解,弥合两国公民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鸿沟。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本文刊登于《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2009年6月,东方出版社,加藤嘉一著)第251-253页

Read More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张绪山: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

毛泽东喜爱鲁迅什么?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1957年夏天毛对“假如鲁迅还活着”提问的回答,不经意间流露出新环境下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事过境迁,毛对鲁迅已经形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心态。这种情形很类似于唐太宗击败突厥,踌躇得意之际,随口说出“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渊曾称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泽东内心的这个秘密并非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为其英雄主义的理想所激荡。他在年轻时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奋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志存高远,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决并不止此。他认为,“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伦理学原理批语》)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国藩树立了将“豪杰”(事功)与“圣贤”(文教)集于一身的榜样。及至壮年,他的“圣贤”理想更显突出。在他那气吞山河,雄视百代的“言志”诗中,明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言下之意,这些神武圣王都不过是武功差强人意而已,至于“文采”、“风骚”则不足道哉。“略输”、“稍逊”貌似谦恭,实则是高傲的自负。对于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识挽弓射大雕”,将这位功略盖天地的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人看到了一种气势如虹的雄心,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毛不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还要实现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摧毁旧政权的抱负,毛泽东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旧制度的攻击和破坏,是与自己的事业追求不谋而合、休戚相关的,所以他对鲁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觉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他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下了那段被后人广为传诵、视为定评的文字:“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的文字以几个“伟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赞美诗,对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鲁迅圣人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事业的一个阶段的完成。他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将扫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内的赫赫武功,明白无疑地摆在了世人面前。然而,这只是他事业的新起点,他要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完成他“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新功业。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与此相配合的是对大学的改造,将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这个创造独立思想的机关解散。毛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其意甚明。继此之后,1957年,以所谓“旧文人”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原来被共产党视为盟友的其他党派的知识人受到彻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如声称“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专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政”的罗隆基之辈大部被肃清;及至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的打击之下已经元气殆尽——或噤若寒蝉,或气息奄奄,于是矛头转向曾为其出力扫荡党外知识分子的党内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全被肃清之后,毛个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专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确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以“罗稷南设问”为标志,毛对知识分子——鲁迅不过是其典型代表——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么闭嘴,要么做囚徒,在他的“圣人”事业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须彻底清除,即使他从前推崇备至的鲁迅也不例外。不过,对于鲁迅,由于他已是不会说话的古人,不会对现政权再做批评,而且他的“斗争精神”还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毛没有必要对他展开形式上的讨伐;相反,只要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显现。毛将历经无数惊涛骇浪而炼就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谋略驾轻就熟地再运用了一次。 果然,这一目标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愿望顺利实现了。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亲自掌控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以《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为标题,写道:“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则在《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这两篇社论精神高度一致。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将鲁迅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鲁迅不再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觉者,不再是毛泽东的精神先驱,而成了热爱领袖,活学活用领袖著作的先进典型,成了毛泽东麾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刻听从领袖召唤,领袖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的文艺小卒。 这个格局的形成受到两个关键人物的推动。一是郭沫若。郭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展开论战,被鲁迅称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权建立后逐渐被捧为文化班头,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一个提交申请,一个批准申请,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位大才子笔下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然后,郭氏又以鲁迅生不逢时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时的幸运托出毛泽东的伟大:“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最后,郭氏以设想的形式巧妙地将鲁迅置于毛泽东麾下:“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文字高手,贬抑与吹捧之间做得不露声色,一气呵成,手法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对许广平来说,她在建国以后显然已从毛对以往思想文化权威的攻势中体会到一种趋势。早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对马克思发出了挑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对马克思:“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里的“我们”实际含义是“我”,即毛本人。在这样咄咄逼人的事态面前,许广平不可能不明白,保护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地、知趣地让曾经被毛誉为“圣人”的鲁迅甘拜下风,以免遭遇被贬黜的尴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中写到:“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浅显易懂的“文革”语言,表层上展现的是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恭敬与虔诚,而在本质上则是主动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鲁迅。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为俊杰”。许广平“贬抑”心爱的鲁迅当然是“识时务”之举。在当时大调子已经定下的环境氛围中,除了随着时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还有其他选择吗?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样?但在客观上,许广平以鲁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贬抑鲁迅,以烘托毛的权威,其效果是他人难以比拟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谋略,毛泽东为“圣人”理想所做的奋斗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出了丰硕成果。林彪给毛戴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顶桂冠,标志着“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对于这速成的“圣人”之业,毛的心中仍然萦绕、盘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1970年12月18日,他接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针对这四顶桂冠,心情复杂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虽然将四桂冠之一“导师”改成了“教员”,但对这“教员”桂冠的钟情是显然的,因为这Teacher与“圣人”的本质相同,那就是:抚育苍生,参天地之化育。当然,他所要教化的绝不是几十个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这次会见中,毛谈到“文革”和个人崇拜问题,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毛的这个问题,从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圣人与教主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对于斯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道理时,毛木然未有任何反应。(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文汇报》2007年8月18日) 不过,毛泽东即使已被捧为神,显然也隐约地感觉到,实现他的“圣人”理想,决非易事,绝没有他从事政治和军事斗争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从容,更没有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时所具有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读《鲁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11月20日对相关人员说:“我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这话说明,他此前确曾自视为“圣人”,但同时也说明,时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圣人”并没有做成,他的“圣人”梦想并没有圆满实现。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说,他内心深处却一刻也未放弃“圣人理想”;而只要毛的这个梦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颂扬孔子和鲁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称为“现代圣人”。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对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不愧为一代枭雄,对毛的了解显然高出他人一筹。后来林彪出事,孔夫子被无辜地与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对象,似乎向人们说明,在毛泽东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称“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鲁迅的“圣人”地位虽是毛泽东本人“封”的,但其现代“圣人”的称号只能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对鲁迅“圣人”地位的公开承认,构成对毛的威望的威胁。可为佐证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还不得不继续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说,从建国之始以至毛故去,鲁迅始终是领袖政治棋盘上的鲁迅,一个被现实政治作为棋子使用的鲁迅。    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 在中国几千年演化的历史上,每一个新生政权都面临巩固政权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的首要条件,自然是解决整个政权赖以存在下去的物质生产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权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质资料生产者在生活资料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持,至为关键。解决之道,千头万绪,要害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对新政权构成(显然的或潜在的)威胁的社会力量问题。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在处理“武”的力量方面,鉴于政权已经易手,原来敌对阵营的投降将领,即使心有不轨,在失去民心的处境中已不可能再兴风作浪,所以,即使对于他在理论上认为是一切反动势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仪,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列为“战犯”的傅作义、杜聿明等蒋介石集团的得力干将,也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相反,对于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声望的战友,却是处处设防,稍有不满,即行严惩,毫不留情。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毛当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尤其是20世纪初叶以来,经新文化运动对启蒙思想的传播,成为现代思想标志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虽然这一启蒙过程为外敌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断,但其影响仍不可小觑。尤其是,海禁开放以后,大批中国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回国后成为一股冲击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不过,正如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的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国之初面对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来追随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邓拓等,二是天下纷争过程中处于游离、超然状态的中间文人,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三是敌对阵营中倒戈的文人。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经由延安整风,对毛的谋略和手段早有领教,已成驯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数最多,这些人多数饱读中国典籍,同时又多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承载体。由于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与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为毛的思想改造事业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对较小。 毛对这三部分力量进行打击的次序有先后,但态度和策略则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称臣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种类型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郭沫若在建国不久的国庆庆典上,代表党外人士向毛献礼致辞中,已有“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永远跟您走”之类的称臣之语,后来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学生”之类的谦卑之词表示臣服。冯友兰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类型,一部分人选择可杀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邓拓等,一部分则选择沉默失语,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说家沈从文改行研究中国服装史,史学家陈寅恪三叹“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选择“颂红装”——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过,由于这些书生在政权易手之前已经成就大名,在读书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数人对毛的意志明确表示不服,也没有遭到杀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发生争论,遭到毛声色俱厉的痛骂,被毛骂作“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与蒋介石的用枪炮杀人相提并论,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后寿终正寝。由此看来,鲁迅如能活到当时,大概也不过如此。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其实,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在1928年发表的演讲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经将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的职业本能却使他对现状永远处于不满状态,总要批评社会,与政治不断冲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其最终结局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被杀头。对文学家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逃到国外去,逃不掉便被杀掉。鲁迅一生坚持与当权势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厉风格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虽遭当局压迫甚至通缉而不至陷于灭顶之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杂文》可以为证——为他提供了逃身之处。 更富有寓意的是,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的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是很久以来许多人信奉的原则之一,而“假如鲁迅还活着”却正是以不存在的“鲁迅还活着”的假设为历史推论的前提,因此,在许多人眼中,这似乎不应是一个史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命题。 其实不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原则只是指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不可改变性。若就历史所具有的实用性的借鉴功能——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而论,“假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种“假设”正是人们借鉴经验、避免错误的必要条件。“鲁迅还活着”,当然属于“假设”,但由此虚拟的“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历史解答,却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历史要求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走向正确方向?后来走向错误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中国人民活该遭受那“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该要历经十年人为浩劫的苦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历史研究还有何意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需要考虑“假若鲁迅还活着”条件下,怎样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 不做囚徒的问题。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ad More

北斗 | 第十四期:还珠格格你好,哈利波特再见;高铁侠你好,小巨人再见;赖昌星你好,达芬奇再见

七星微语•一周状态撷萃   第十四期:还珠格格你好,哈利波特再见;高铁侠你好,小巨人再见;赖昌星你好,达芬奇再见   瓢虫君 :各位读者,小瓢虫这厢有礼了。七星微语第十二期来了!如果你也想在七星微语中看到你的微博,请在人人网 @瓢虫君 或新浪微博 @七星瓢虫君 ! 在此每条微博前标注的作者名仅仅表示瓢虫君能看到的转发的最源头,大多是该微博的原创作者, 但并不排除是其转发的可能呦。 链接点点更健康!   【说事】 ✿郭开全々锅盖ル : 转:本月摘要:红会已遭万人吐,达人芬奇惹众怒。电梯倒转死了Who,脊梁本是好媳妇。院士偷情把家顾,海藻嫁作商人妇。房屋质量遭投诉,志强不忿扒底裤。强奸杀人有活路,逃票一元监牢度。桥梁垮塌不怨路,飞机晚点高铁护。九十高龄遭天妒,寿比齐奥赛斯库。问责越问越糊涂,马拉戈壁实在酷 黄薄码Live : 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双方共同为法国空客对中国的销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Monologue# 冉然ψManUtd : 巴西一把搂过阿根廷的娇躯,深情的说:现在,让我来承担大家的辱骂吧。阿根廷含情脉脉的看着巴西坚定的眼神,用刚刚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小脸点了点头……南美双熊死于南美双龟,我又相信爱情了~ 刘权亮 : 走出球场的时候,阿根廷哭的一塌糊涂。球迷们都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么一队漂亮的男孩子们哭的梨花带雨。巴西不顾旁人的眼光,一把揽过阿根廷,凶狠狠的说,“再哭我就当众吻你。”阿根廷哭的更厉害了,“点球好难,我们不能一起踢决赛了啦。”“笨蛋,就知道你不会,后面的点球我都踢飞了。” 朱梦佳.exe : “这一次,我坚决支持皇后和容嬷嬷干掉漱芳斋的那一群二货……”       陈子竹 : 【国之高铁】国无高铁,有好事者自他国引入。民航见之,贴地飞行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他日,高铁一鸣,民航大骇,四折票价以对之;以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又四天三误于途,怨者甚众。民航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喊,安其心,提其价,乃去。(@股市天天向上) 张驰 AIR : 小时候,离愁是一个阿瓦达索命咒,哈利在这头,詹姆莉莉在那头;长大后,离愁是一帘黑色帷幕,哈利在外头,小天狼星在里头;后来啊,离愁是一方白色坟墓,哈利在外头,阿不思在里头;最后啊,离愁是一盆银白色记忆,哈利在外头,西弗勒斯在里头;而现在,离愁是一张渐暗的荧幕,哈利在里头,我们在外头 商华磊 : zz“这是我的第一次失败。”年迈的将军叹息到,黑暗中香烟的火光映红了他额头的刀疤。“红十会的危机远超预期,用高铁事故达芬奇家具转移舆论的注意本就难有胜算。”秘书答到。将军熄了烟头,起身打开密室的指纹锁,一卷印有绝密的母带出现在他颤抖的手上:“让电视台开始播《新还珠》吧。” 林柏墙 : RT @moe_nayuki: 看过“高铁侠”后相信我们很快会看到山贼王,水影忍者,名侦探柯西,轻音少男,七蛇珠,某科学的电磁枪,狗夜叉,扣篮高手,足球小子,金魂,蜡笔小旧,多啦H梦,肾斗士星矢,奥特萌,机动壮士矮达等经典国产动画。 黑暗狱王 : 赖昌星最快明天就要通过飞机被遣返回国了,此时某办公室圆桌会议。一号人物:朱总当年说了,不能杀他,现在不好反悔,咋办呢?许久,角落的发改委的同志站了起来:那不如今晚就调整一次油价? 张钊 : 听说赖大那个破落户要回来了,贾尚书大惊失色,吴太师却道:“贾尚书不必惊慌,当年事发之时,当今太上皇尚在位,朱丞相那么大阵势,还不是无功而返?况且如今事涉太上皇和储君殿下,便如当今圣上,又能如何?”贾尚书叹了口气:“莫非太师忘了黄尚书和陈总督之事?皇族内斗,终究要找个替罪羊的”。     【吐槽】 燮 ♫ 羽烈 : 美联社称,一直在独立监测北京空气质量的美国大使馆,把传统的形容词全部用尽了,19日居然称之为crazy bad。 网友:明显没有领会汉语的博大精深,在我国这个应该称为“良”。 谷 卿 : 安庆老乡中,陈独秀是意领,朱光潜是文昆,陈撄宁是神二代,章伯钧是草圈人士,邓稼先是苦逼工科男。 罗睿 : 独具中国特色的会议日程:上午交流会,主题: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中午宴会,主题:你灌醉我,我灌醉你;下午表彰会,主题:你吹捧我,我吹捧你;晚上舞会,主题:你抱紧我,我抱紧你;深夜约会,主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陈光霁♥ManUtd  : @汉化版脱口秀:过去的青年,一手握笔杆子,一手握枪杆子。现在的青年,一手握鼠标,一手握枪杆子 仇程beta1.0 : RT @laoyang945 233 RT @cupidmac 用美剧学英语的最坑爹之处在于,当真的和一个美国人对话的时候,我会总看他肚脐这个地方,因为总感觉这个地方会有字幕。。。 陈光霁♥ManUtd  : “ 维多利亚的秘密”将为平胸的女性推出新系列的内衣,该系列命名为“维多利亚没有秘密”       陈菲菲 : 今夏最浪漫的事儿不是去武汉看海,不是去北京看海,而是去青岛看草原。。。 黄薄码Live : 北京就像女人一样,一生气就喜欢买东西。比如说飞机。 张津铭 : 知乎上有人问说,你为什么爱谷歌。得票最多的一个答案是这样的:因为Google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黄理罡 : 常常看着日本女子在对抗性运动里能够高强度地坚持90分钟有余,就知道她们的身体素质很不简单,拿个世界杯如探囊中出。 任渊 : 转:中国电影素有跟风传统,《钢的琴》之后应该还会有长的笛、吉的他、古的筝、Sex的风、二的胡……等一下,二的胡应该会通不过审查,理由是带有政治嘲讽色彩。   舒畅 : 所以说现在这些家长防网瘾的方法弱爆了 神马电击、拔网线的都不靠谱 要是哥的话 家里电脑全部装Linux 给丫个最低权限账户 随便丫去玩 要是这样还能上瘾 以后丫长大了就算不是黑客或者死程序员 至少也会帮妹子修电脑。。。 王胤Veteran : @瓢虫君 RT @gip0: 许多年来人们一直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猴子,使用足够多的打字机,完全有可能在无意中再生一个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 现在,多亏了人人网,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 改自 Robert Wilensky 叶浩 : 这人人网的应用动不动就叫什么小小战争、小小船长、小小宝贝、小小特警、小小便利店。。。 @徐小小 ,人人网是你家开的吗? 张逸之 : 政治控,男默女泪,校内红人商定要见一面。 政治控过了见面的时间才到,他说:对不起,我刚原创了一篇政治文章。 什么是政治?男默女泪问。 什么是原创?校内红人问。 秦周喆 : 还珠最大的bug在于大清文字狱最盛的乾隆皇帝竟然允许“大明湖”这么反清的地名存在… 佟晓天 : 姚明要去上交读书。。。各位去上交的孩子。。想象一下打着打着突然有个低沉的声音:能加一个吗? 李坦Loser : 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男子无德便是才。     【杂烩】   王宇晨 Tim : 闻:“我的梦想是做中国的下一代的互联网巨头,干掉那个Sina。对,我连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叫CosB。” 宁默心 : 老头道:当日华山论剑。先是他运起黯然销魂掌,破了我的七十二路空明拳;然后我改打降龙十八掌,却不防他伸开右手食指中指,竟是六脉神剑商阳剑和中冲剑并用,又胜我一筹。可见天下武功彼此克制,武学之道,玄之又玄! 少年听得心驰目眩,正要再问,老太太骂道:猜拳就猜拳,说得这般威风!     王晨星 : 老板O‘Brian是个老外,让我帮忙起个中文名。我告诉他:你的名字读快了是个很霸气的大英雄,被称为第一勇士,一个朝代的开国元勋、公爵、皇帝的辅政大臣,就像你们亚瑟王的兰斯洛特一样。他眼睛一亮:快把名字写给我看! 第二天全公司都收到他的信昭告天下起中文名了,落款是两个刚劲有力的楷字:鳌拜 严霜 : 刚出超市,看到一个警察在帮小摊贩收拾东西,一边还在叫:快点!快点!城管来了! 王箐丰 : @邱靖 对我说:“寂寞终究需要自己消化,等你比出租车司机还能等人 就什么都不怕了。”这话说得太好了。 潘德宸 : 某官员被举报强奸妇女,到警察局接受询问。警察:您带套了么?官员:没有。警察:手套呢?官员:没有。警察:事发时,床上有被套么?官员:没有。警察:枕套呢?官员:也没有。警察:……您炒股吗?官员:炒啊,用公款。警察:有股票被套吗?官员:有啊!警察松了口气:有套就不算强奸! 沈史怡Loli : @cosbeta: 2年前,和一个同学聊到所谓的政治,同学说,咱们别管,专心挣钱。如今,再次聊到这个话题,同学问我,你在有境外的银行卡不? 李嘉顺 Kajyuu、 : 对于武汉动物园大熊猫捕杀蓝孔雀的悲剧.我只想说两点。一:熊猫不是猫!是熊!二:任何色彩斑斓的生物都应该避免在熊猫面前逗留时间过长,你不懂黑白世界的悲伤。。。。 关而风 : 武汉动物园大熊猫捕杀了蓝孔雀。这个语境像不像中国官富二代奸杀某二线明星……         何慧虹 : 昨夜在医院急诊室见到一女人因喝太多被送来输液,一男人紧紧抱着她整整一瓶生理盐水时间,她睡着后他把呕吐物收拾干净、用热毛巾擦了她的脸和手脚,用湿巾擦干净她的鞋,趁朋友出去买烟时用手轻抚着女人的脸颊,注视她一炷香的时间,最后趁抽烟的时候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说晚上有事晚点回去。 暴雨哥 : 姚明退役后,由于身高太高,生活很不方便,四处寻医而不得解。一天偶遇一位高僧。高僧说,他有一副秘方,吃完可以将他身高降到一米8。姚明听后大喜,说,太好了,我打算给奥尼尔带一副过去,请问高僧,这药叫什么啊?高僧答曰:矮油!【转】 蔡一凡❤SHow : ……在北京的上海人……叫做……伏帝魔…… 袁丝莉 : 转自王琛: 一位愤怒的母亲:“你这死丫头,才16岁就搞对象,整天不回家,连你母亲32岁生日你也不来!!”     (责编 蔡英文)  

Read More

世界日报社论:艾未未恐惧病与敏感症

5/16/2011 艾未未的人身不见了,但艾未未的影子,却在香港出现,不时有人到处涂鸦;在香港以外浮现,游荡於各国的传媒,以至政府;毫不意外地,竟然在香港以北涌现,虽然只是幽幽地、默默地、偷偷地涌现,却潜伏於中国每个角落,社会的每个阶层,且在茉莉花香中生长,然后扩散,为何会如是? 艾未未到底是何方神圣?他是小小一名艺术工作者,若将工作细分,他亦只是区区一名行为艺术家,只在艺术的范畴内才有所作为。他并没有法轮信众的宗教祈求,亦没异见人士的政治诉求,更乏维权人士的索偿要求,从来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以至组织。他曾上街抗议,但跟随的都是乌合之众,他撑过赵连海,但事前事后全无准备;他办过河蟹宴,但吃过便算。他签署过○八宪章,不过他最后退出了。但他最后人身不见了,只有上面的政府,政府上面的党才可令他不见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不能要求有公开,但未必公平的审讯,就算连何时何以被捕,亦不能公开,为何会如此? 原因是艾未未的艺术,竟然是一粒种子,它怎样生长,怎么散播,生长得怎样高,散播到怎么远,是无从预测,无法制止。虽然他没有政纲,亦没有政见,但艺术是无形的,仍可表现。表白他的人权思维,法源理念,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不难反映出他的基本期望,包括行政公平、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言论自由、艺术开放等等,而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竟然是一个伪民主、伪法治、伪和谐的中国社会,他只希望求真,并未打算求证。到此为止,但已经入肉三分,刻骨铭心,已经足够伤害现时的政府,甚至损害领导阶层的公信力与认受性。 更何况这种表达,是赤裸裸、笑阴阴、闹烘烘的,防不胜防无以防,法轮功信徒不能一窝而上,「余孽」只能在国外苟存;茉莉花信徒亦不能一呼而聚,「同志」只能在香港示威。但艾未未的行为艺术,却能一描而成,连到德国人亦加以表扬,你叫北京的领导人怎么办?办甚么?如是艾未未的行为艺术,变成细菌,侵入中共的体内,变成草木皆兵,一种艾未未恐惧病。 这种恐惧病,是心理多过生理,是虚拟超过实际,是意识重於认知,是主义盖过理想,因此不只落重药,还可能用重典,用的一刻,又必须「作法」,找出艾未未政治以外的罪状,用共党最经典的歪理、诡辩,写在令牌上面,再插在艾未未的头上,如是才可「依法」治罪。就此,看官又有没有发现,恐惧病又是否和妄想病挂钩?原来恐惧病的最终,又可能变成妄想病,6000多亿元的维稳费,就此烧掉了! 艾未未影子偷渡到香港,以涂鸦的方式,居然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出现乎。香港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因此绝不会引起恐惧,只是特区政府只是地方小政府,中央的恐惧,难免传达而非传染到特区政府,如是便引起恐慌,於是隆重其事,夸张处理,由主理重案的刑事侦缉组落重手,至於会否下重典,就不得而知,如此看来,岂非变成敏感症。 犹记香港涂鸦元祖的已故「九龙皇」曾灶财,数十年来,其墨宝遍及香港各处,此举明显是企图复辟,阴谋叛国,为何不判以反革命罪?反而多次为他举办个展,厚此薄彼,又是否敏锐不足呢? 来源: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1105/20110516122922.html

Read More

英纳:幸福指数•堕落指数•文明阴谋

二十又一年了。中國人被越來越怪獸化的GDP、越來越堕落的生活和越來越技巧化的宣傳糾纏着。除了孩子,國人的眼睛不再清朗。上至權力者下至P民,老到耄耋下到中學生,理想均已成泡影,未來隻能是迷惘。 最新的技巧性最強的宣傳,是有關國民幸福指數的。所謂幸福指數,原本是考察建立在thmh(請按五筆字形還原成詞,下同)基礎上人的生活質量的測評法,這本是一個好的測評法。我不知道最初引入這一指數者的初衷——在過去,這必然要在“和諧中心”和“fhgj部”的“指導”下,測出個世界前三的結果來。現如今,不同的聲音、相對的獨立還是存在的;又,即便在“指導”之下,測出的國人的指數未必就高;再又,測出了預設的結果,國人未必會認爲是自己的,因爲那可能是大權威國家統計局的。 但是,既然引入了,“和諧中心”、“fhgj部”一定是要引導的,一定是要利用的,一定是要逐步深入人心的。所以,我們中國人的指數就一定是高的,就象血壓血糖血脂一樣高而且會連年提高,三五年後,我們就是全球最幸福的國度了,連其中日子過得很不滋潤的你我,都會大大幸福過米國英國法國人。 可是,沒有thmh,或者說僅有N連跳的thmh,何談幸福? 上大學時,老師講授一句詩:他想睡,睡着了。這句詩是寫人力車夫的。老師說,這就是幸福,你最想做的事,馬上可以做,這就是幸福,這就是thmh(而我文章不斷被删以至一年中沒有料理博客,重新寫點文字仍然不得不用些字母來代替一些美好的詞,這叫痛苦,我的幸福指數因此很難看,或者象國家統計局那樣說。這叫負幸福?)。 讓某些意識形态,讓大量被曆史進程證僞的東西強行占領(日本右翼的說法是“進入”)人們的心腦血管,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是“宣傳”的豐功偉績,卻是文明社會的最大毒瘤;而從來,這隻是專•制社會獨•裁者慣常的卑劣陰謀。讓人民甘爲蟻P之民,讓人民在私欲膨脹斤斤逐利中成爲蠅民,讓人民喪失廉恥主動投靠權力,這是文明的敵人才會做的事情,封建帝王中非極度變态者所不爲者。而六十年來,我們就這麽做了,一直做下來,還想一直做下去,不爲全球風雲變幻所動,不爲民心輿情所動。 陰謀要“打造”成很陽光的樣子。因爲不說話不代表不知道,不讓說話不代表不想說話,所以要宣傳,要搞一些光明的東西,幸福指數之類經改頭換面後,隆重出場。不過幸福指數總還得讓人填表。我估計彙總時很麻煩,不過不要緊,再修正一下就是了,可以離題萬裏、直奔目标的。于是有意思得很,公務員的指數如同公務員的脂數一樣,當仁不讓成了最高。這很符合社會羨富又仇富之後恨官又考公成風的狀态,也貌似科學。 可我也是公務員,我知道我的脂數有點高,那是離開公務員崗位後在工地上吃鹵菜吃出來的;我知道我沒什麽幸福感,看到和聽到官員國字号老總及其家屬巧取豪奪者,與官家緊密結合暴發起來的土豪——他們才是最幸福的人,其中擄了錢财到國外摟了美女在國内容的裸體做官者又是幸福中無尚幸福者——我的些微的幸福感就象打水漂的石子,掠過幾朵浪花後,迅速墜入河底。 我墜落,我坦蕩;他們堕落,他們幸福。他們是陰謀的參與者,他們與和諧共存,與“fhgj部”——不是真理——共存。 我墜落,他們堕落,他們堕落并幸福着。于是我們知道,在中國之所謂幸福指數,等于堕落指數。 然而,繁華,這樣的繁華豈是常享之物? 還是測測thmh吧。 以此紀念昨天。 二〇一〇年六月五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英纳的最新更新: 读郑也夫《改革死了,一定要去维权》 / 2009-08-01 16:59 / 评论数( 4 ) 想起一个名字:1919 / 2009-06-03 23:41 / 评论数( 3 ) 想起北 岛 / 2009-05-30 22:03 / 评论数( 6 ) 文章千古事,奈何难生存 / 2009-05-28 09:01 / 评论数( 10 ) 比林黛玉还敏感?——春天,等待被 / 2009-05-22 11:13 / 评论数( 18 )

Read More
  • 1
  • 2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