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_rzb

Connect with sy_rzb :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互联网对中国的四个伟大贡献

互联网对中国的四个伟大贡献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8 本站发布时间:2011-8-8 9:31:37 阅读量:145次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无论是从社会心理层面,还是现实政治层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事实说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公民表达个人观点、参与社会事务、讨论国家政治的重要平台,并在疏导社会矛盾、推动社会问题解决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速了社会透明化,推动了民主政治,引导了社会进步潮流,为中国走向成熟、文明的现代国家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互联网对中国作出了四个伟大贡献: 互联网推动了技术革命,为民众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丰富了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 。“触网”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据国新办主任王晨透露,截至2010年11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达4.5亿人,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的30%,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互联网既是虚拟世界,也是现实空间,其自身技术越来越成熟,也促进了相关技术和服务的发展。 人们在互联网开店、购物、阅读、休闲、娱乐、创作,既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又可以得到精神享受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为民众创造了多元知识、思想和思维方式,提供了广泛的个人选择机会。在全方位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民众从传统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寻求更加积极、丰富、现代和有趣的生活方式,提升了生活品质和质量。 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加快了社会开放和信息透明化,满足了民众知情权和社会参与权 。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区别于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体,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便捷性和快速性特点,发生在世界各处的信息可以瞬间传遍全球,虽然由于各种拦截技术和工具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民众从互联网获取信息,但却不可能绝对和全部拦截所有信息,相当数量的信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公众中间。 互联网真正实现了全球化 ,世界各地的网络是相互连通的,很难将一个国度的网络与别国的网络完全切割开来。正因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社会开放的进程,并且在突破传统媒体劣势、扩大民众知情权和社会参与权方面,互联网正在发挥独特的作用。 互联网激发了社会变革,催生了公民社会,活跃了民主政治的氛围 。互联网对中国最大的作用,是将一个个平民转变成了“公民”,公民意识随着互联网发展不断滋长,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政治的热情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公民社会也初具雏形。互联网上传播的公共事件,为公民创造了冶炼自己的精神和作为的广阔舞台,在参与它们的过程中,每个人发现了自身,发现了他们从未关注的自身权利问题,发现了宪法和法律维度的个人生存的意义。 中国人如同醍醐灌顶般,从臣民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宣教中觉醒过来,聆听生命本真的价值,并回归宪法精神,积极介入纷纭复杂的现实社会,热衷参与现实政治,追求公平、公正和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民主式社会的图景正在逐渐展现出其绚丽身姿。而这些,是在互联网的律动下潜移默化地成长的。 互联网唤醒了知识精英,构建了公共领域,为公共知识分子再次走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互联网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世界,一个与现实相距甚远、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世界,前者的意涵是,互联网世界所呈现的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与现实空间格格不入,现实中人们或许是保守的、谨慎的,乃至于是裹足不前的,但在互联网世界,人们表现得往往很大胆,直面现实问题,积极参与讨论,并推动现实社会解决这些问题。后者的意涵是,互联网上的每个话题与现实联系得如此紧密,攸关每个中国人的福祉和安全,人们参与解决他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过程。 而知识精英,在互联网世界表现得尤为活跃和灵动。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勃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正在分化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与中国现实生活久违的群体,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个群体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从中国销声匿迹,但互联网重新唤醒了知识精英的社会良知,促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自觉和深入地介入社会事务和公共话题。在他们的周边,逐步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公民们特别是知识精英们以互联网为媒介,围绕着现实社会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并推动凝聚社会共识和公众舆论,以此施加他们对现实的影响,促进具体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整体进步,促进每个人的权利和福祉。

Read More

张鸣 | 举国体制下的乞丐

是街头行乞,也许也不会有人关注。 我们的体育事业,为国家争得了很多金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是一个金牌大国了。但是,我们的金牌,却是靠举国体制得来的。以国家的力量,从全国找一些合适人选,集中力量培训强化,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这些项目冲上去。如果投入依旧,维持这些项目的优势,也不难。只要这些项目不属于市场化的,我们就一直有机会。可只要是市场化的项目,就我们只能向隅,无论怎么投入都没有用。更大的困局是,举国体制的体育,只是一小撮人的体育,为了金牌短促突击的体育。跟“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长远目标,没有多少关系。像中国跳水,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全民体育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为了突击金牌组成的专业队员,一旦青春已逝,不得不退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在本该受教育的年月,一直在体育场上,一点谋生之技也没有。冠军尚有活不下去的,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举国体制在引进                                                         举国体制下的乞丐                                                                     举国体制下的乞丐 张鸣 曾经得过大运会体操冠军的张尚武在北京行乞,这个消息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质疑。其实,类似的事情,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不是世界冠军在搓澡,就是世界冠军摆地摊。每次,都会在网上激起起一点不小的风波。主要是世界冠军光环,跟冠军后来的境遇有着太大的反差。 张尚武事件还在发酵,网络和媒体,又陆续挖出了有关他更多的猛料,有消息说,没有退役前的张尚武,已经劣迹斑斑,他的退役,也许跟伤病无关,而是违纪在先。这位退役后因盗窃罪蹲过监狱的世界冠军,其实是有前科的。但是,这样的猛料,也无法掩饰一个看起来很无情的事实。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退役,这个练了18年体操的年轻人,一旦退役之后,就身无长技,找不到维持自己脸面的合适工作。毕竟,张尚武还拿过大运会的世界冠军,那些没有得到如此荣誉的人更多,他们的付出,也不比冠亚军们少,他们退役之后,境遇会怎样呢?没有了冠军的头衔,就算 张鸣 曾经得过大运会体操冠军的张尚武在北京行乞,这个消息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质疑。其实,类似的事情,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不是世界冠军在搓澡,就是世界冠军摆地摊。每次,都会在网上激起起一点不小的风波。主要是世界冠军光环,跟冠军后来的境遇有着太大的反差。 是街头行乞,也许也不会有人关注。 我们的体育事业,为国家争得了很多金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是一个金牌大国了。但是,我们的金牌,却是靠举国体制得来的。以国家的力量,从全国找一些合适人选,集中力量培训强化,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这些项目冲上去。如果投入依旧,维持这些项目的优势,也不难。只要这些项目不属于市场化的,我们就一直有机会。可只要是市场化的项目,就我们只能向隅,无论怎么投入都没有用。更大的困局是,举国体制的体育,只是一小撮人的体育,为了金牌短促突击的体育。跟“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长远目标,没有多少关系。像中国跳水,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全民体育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为了突击金牌组成的专业队员,一旦青春已逝,不得不退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在本该受教育的年月,一直在体育场上,一点谋生之技也没有。冠军尚有活不下去的,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举国体制在引进 张尚武事件还在发酵,网络和媒体,又陆续挖出了有关他更多的猛料,有消息说,没有退役前的张尚武,已经劣迹斑斑,他的退役,也许跟伤病无关,而是违纪在先。这位退役后因盗窃罪蹲过监狱的世界冠军,其实是有前科的。但是,这样的猛料,也无法掩饰一个看起来很无情的事实。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退役,这个练了 18 年体操的年轻人,一旦退役之后,就身无长技,找不到维持自己脸面的合适工作。毕竟,张尚武还拿过大运会的世界冠军,那些没有得到如此荣誉的人更多,他们的付出,也不比冠亚军们少,他们退役之后,境遇会怎样呢?没有了冠军的头衔,就算是街头行乞,也许也不会有人关注。 我们的体育事业,为国家争得了很多金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是一个金牌大国了。但是,我们的金牌,却是靠举国体制得来的。以国家的力量,从全国找一些合适人选,集中力量培训强化,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这些项目冲上去。如果投入依旧,维持这些项目的优势,也不难。只要这些项目不属于市场化的,我们就一直有机会。可只要是市场化的项目,就我们只能向隅,无论怎么投入都没有用。更大的困局是,举国体制的体育,只是一小撮人的体育,为了金牌短促突击的体育。跟“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长远目标,没有多少关系。像中国跳水,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全民体育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为了突击金牌组成的专业队员,一旦青春已逝,不得不退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在本该受教育的年月,一直在体育场上,一点谋生之技也没有。冠军尚有活不下去的,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举国体制在引进一些运动项目上,的确有开山之功。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国力已经有相当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是到了谢幕的时候了。就像女子网球一样,到一定时候,就得放这些优秀运动员单飞,让她们飞向市场,飞向世界。体育,原本就该是人们的一种爱好,有自己职业的人的一种业余爱好。只有那些市场化的项目,才可以专业吃这碗饭。在大赛之前,国家固然可以临时组队练习一下,但长年的专业队,还是散了吧。否则,张尚武的悲剧,还会接着演。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r3c.html ) - 举国体制下的乞丐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Read More

爱思想 | 贝淡宁: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1 次 更新时间: 2011-06-30 11:06:32 贝淡宁: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 标签: 儒家 民族主义 ● 贝淡宁 基于儒家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史上一直都是主流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事实,中国的改革者和批判型知识分子日益将之视为关键资源,用以在当代中国社会倡导社会责任,这种情形应该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却导致另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倡导这样一种传统社会伦理,它既意味着治疗过度的个人主义疾病,同时又不落入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具有政治头脑的儒家复兴人士把儒家视为国族身份的核心,而且区别于自由主义之类的“外来”传统,他们力辨以儒家作为核心意识形态。但“儒家民族主义”是否会变成某种心智封闭的、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呢?在印度,1980年成立的人民党经常倡导一种排斥性、进攻性的集体感情,似乎与现代印度宽容和民主的气氛相异。在美国,政治化的基督教倾向于被联系于共和党鹰派,偏好强有力的军事,并对对外援助、移民和社会福利抱有敌意。因此,儒家在中国的复兴也许不应该让那些看重宽容、关怀弱势群体和全球正义的人道的进步人士忧虑——尽管忧虑也有理由:在一个非民主的语境里,“儒家”易于被一党国家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鹰派成员滥用。不过,笔者认为,有理由持乐观态度。 一、儒家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2010年1月,电影《孔子》高调亮相,在片尾,孔子回到故乡鲁国。导演试图告诉我们:孔子真正在意的是对故里的爱国主义式依附。但在《论语》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思想。相反,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追求德性生活,至于在何处达成这样的生活,并不重要。孔子本人周游列国的经历,也说明他会服务于最能实现德治的政治共同体。 对于孔子政治思想的此类扭曲在中国很常见。儒家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绝大多数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人们往往把“天下”等同于“国家”,并认为这句话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贫民百姓应该服务和关心国家的福祉。但是,顾炎武的原本表述却有着颠覆性的含义: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不同,贫民百姓的义务指向天下,确保国家或王朝政体则是君王需要关切的。 如何来理解这样的扭曲?许多人据此论证儒家与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一些批评家试图论证,儒家伦理不相容于对一个有着领土边界的国家之特殊承诺,即使该承诺由精英持有,而关注地方事务的人民群众对“国家”毫无意识。一种观点是,儒家伦理捍卫的承诺,是指向家而不指向政治实体的,因此不相容于对国的特殊承诺。另一种观点则相反:儒家伦理捍卫的天下理想是没有领地边界的政治秩序,因此不相容于只向着确定的民族国家之内人民的承诺。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看法。 1.“家与国”或“从家到国” 相比对国或政治共同体之类的“抽象”实体的承诺,儒家更看重亲属关系的呵护和承诺。但是,无需把“国”视为一个流行于时空之上的超越本质。国是社会建构,它把处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的人相系在一起,并且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产物,这一事实并不让儒家感到忧虑。孔子本人承诺于某种超越的善——道,并以此评价历史。但他认为,除了努力改善日常生活这一途径,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让“道”在这个世界实现或使之彰显。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儒家的“家庭论”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缺乏对政治共同体的关怀。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抱怨中国社会“一片散沙”,梁启超则更为直接地指责儒家注重家庭而缺乏对国族的承诺。不过,把承诺于家与承诺于国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儒家伦理很明确地指出,人的充分发展要求那些超出家的承诺。按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实践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发展出把爱和关心延及家外的动机和能力,但对君子却有更高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信奉等差之爱,因此,随着从家庭延伸到国族,义务也就减弱,倘若家庭义务和国族义务之间冲突,前者优先。孔子本人就有“子为父隐”之说。但民族主义并不要求对国家的承诺超过其他义务。如果按照下述两点来定义民族主义:一,服务于一个有着领地边界的国家的志向;二,对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特殊承诺,那么,它就相容于儒家的优先承诺家庭的观点。当承诺于家和承诺于国之间有冲突时,儒家认为前者优先的看法并非就是错的。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也承认家庭的神圣性而不论公共之善的代价有多高:比如,不能强迫夫妻在法庭上相互对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支持和鼓励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关心他人,包括对政治共同体的承诺。家庭是最初、最重要的“育德学校”。孔子在《论语》第一章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反过来说,那些没有家庭纽带的人一般也发展不出关怀他者的伦理,并将因此缺乏公共精神(家庭四分五裂的社会常常犯罪率高、社会无序和公共精神缺乏)。在此意义上,梁启超和孙中山对于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的作用可能过于悲观。理论上,儒家对于家庭义务的关切并非不相容于对国族的关切,而在实践中,承诺家庭常常对培育民族主义有益。 2.“国与天下”或“从国到天下”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个著名说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标志着中国士人的身份认同转型,即从对文化观念的认同(文化论)转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华帝国本质上是依儒家来定义的文化认同。皇帝统治天下的天命预设了君临整个世界——天下。中国的疆界并不被视为是永久划定的。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儒家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文化优势信心被粉碎了,中国开始视自己为万邦中的一邦:在竞争性的国际世界,弱国需要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来增强。对国的关切也就取代了儒家的天下信仰。 早期儒家思想家细致区分了天下理想和承诺于特定领地之国的次佳现实。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为了领地优势而无情竞争,是根本不谈理想的政治世界,因此,早期儒者试图提供可实践的、具有道德用意的指引。“公羊三世说”有明确说法: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类型的君和国。在乱世,周围族裔难以德治,就有必要确保国家力量并在不同文化发展水平的人民之间明确区分和划定边界。孟子也明确认为,若受到大国威胁,小国君王可以正当地使用武力并保卫领土边界。 尽管在乱世,天下理想可以放松到容忍民族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认同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民族主义。我们还需要论证,儒家伦理留有承诺特定领地、特定人群的民族主义提供道德支持的余地。牟宗三认为,“仁”这样的儒家价值观必须在具体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得以实现,而且,若以为只用“天下”就能把人的生活和价值概念化,那将是错误的:“道德实践过程中,道德理性的实现,在可能扩展到天下之前,必须经由家、国的肯定。”像“天下”这样的较高层次的单元,只有当其在与家、国这样的较低层次单元的互动中出现时,才有意义,如果跳过民族国家而简单地在天下层面运作,在政治上或许是错误的。 事实上,儒家伦理致力于更强有力的主张,即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时,承诺于国应该具有优先性。《大学》开篇即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如我们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家庭之外,我们也同样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国外,只是关切程度会弱一点。所以,儒家不必把民族主义视为政治上必要的妥协,是偏离理想世界的次佳选择。同样地,民族主义也不仅仅是通往“天下”政治的必要机制。至少,对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特殊承诺是差等之爱的逻辑所要求的,当然,这一承诺也应该(以减弱的程度)扩展到外人。 概括而言,儒家伦理确实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向着生活在有领地边界之国的人民的承诺。这样的承诺不是统领性的,家庭建制是个跳板,尽管家在家国冲突下具有优先性。而承诺天下并不能把对国的承诺搁置一旁,若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承诺国具有优先性。就此而言,调和儒家与民族主义是可能的。那么,这种调和是不是可欲的呢? 二、论儒家民族主义之可欲性 民族主义吸引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似乎满足了人们对共同体归属的深层需要,而国家是满足这种归属感需要的关键机制。不过,存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有些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如20世纪30和40年代德国的纳粹主义。更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形式则试图在归属感的需要与自律、宽容这样的价值观之间作出调和。可以说,美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主流形式有着自由特色。儒家形式的民族主义——对儒家价值观的承诺和对体现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的志向——既不是基于种族的,也不是自由的,尽管它与自由的民族主义多有共同之处。 1.儒家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 早期儒家认识到,春秋战国时代存在各不相同的列国,但儒者基于文化发展水平来加以区分,这意味着,他们信奉的是儒家文化,而不是种族或地域。“中国”一词指的是受制于儒家文化的文化实体,原则上向任何人敞开,不分种族,只要他们分享儒家的规范。那些不分享儒家文化的人们则被视为“蛮夷”,但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被“文”所“化”。 在帝国创立后,把“仁”传播到整个世界的理想,受到更为严肃的对待。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准备服从官方钦定的儒教。为了克服不一定赞同的现实,即化外之民并不特别倾向于被同化或放弃自身的文化,朝贡体制才得以建立。在朝贡体制下,分封国君或其代表必须到中国向宗主国献贡,拜倒在皇帝面前,仪式性地承认帝王的宗主地位。中国则确保其安全,提供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又运用“道德力”来传播儒家规范,并允许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实践得以存续。毋庸置疑,这种做法常常偏离理想。比如,明朝对抗蒙古人的策略就是运用纯粹暴力来解决冲突,安全价值被置于较高地位。在元清两代,汉人对外部入侵者的妖魔化几乎难以遏制。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认为,相比欧洲人的帝国主义,朝贡体系较少公然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再者,韩国、日本和越南最终都被“儒化”,部分原因是儒家规范的“道德力”,就连满族清朝的征服者本身也被儒家规范所同化。 到了19世纪后期,朝贡体制被打破,中国本身也被西方列强侵略,中央王国之幻象被粉碎,中国思想家终于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只不过是万邦中的一员,事实上比西方和日本都要弱。作为回应,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政治关切的单元。如今,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不再使用种族范畴。梅约翰观察到,“文化民族主义”——与国族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文化构成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儒家话语中获得不同取向的参与者的支持。但是,中国的(重新)儒家化——意味着以承诺于儒家价值观为中心的国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不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非中国人(不是汉族或不是中国公民)就不能是儒家信奉者。梅约翰还注意到,杜维明走得更远。杜维明认为,儒家在中国获得成功提倡之前,必须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扎根:“儒家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里是否具有活力,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通过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充分地返回中国。儒家必须面对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的挑战,并进而在这些文化中播撒种子和扎根”。蒋庆则认为,儒家价值观不能与核心西方价值观相容,但他也拒绝种族主义的和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被接纳入“儒家之国”的唯一相关准则是承诺儒家价值观。 总之,儒家民族主义——承诺于儒家价值观并立志建立一个表达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是与种族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尽管实践常常偏离理想,但可以把理想作为批判视界去考量实践。 2.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 自由民族主义是这样的观念:承诺于特殊的国族共同体可以与自由价值观相结合。归属于特定的国并感觉到与其他国民有着特殊联结,这无疑是好事,但是,政治共同体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选择政治领袖等平等权利。 儒家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即使不同,但也经常导致同样的政治意义,以至于承诺儒家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会更像承诺于自由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也许,最广泛引用的句子来自《论语》中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和”与“同”的对比源出《左传》,指的是这样的思想:君王应该以开放心胸面对其幕僚中的不同政治观点。(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本人为政治言论辩护的理由是,指出错误政策是必要的(“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孟子则更是认为,批评君王之错是卿之义务(“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建言的权利通过御史台或督察院而制度化,士大夫负有批评政府错误政策的重任。当代中国的社会批评家也援引“和”“同”之异来要求政府宽容不同观点,不希望看到一种主导性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所有民众。而某些政治儒学家虽说拒绝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也明确要求言论自由。 当代自由派也许会回应说,像言论自由这样的公民权利,不仅具有工具性效力,而且还表达了“个体”之道德地位的观念。相比之下,儒家的道德自律指向追求善——我没有从事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权利,比如不孝敬父母。不过,正如陈祖为所认为的,儒家关于不道德行为的观点并不导致这样的结论:不道德行为应该在法律上禁止:“儒家并不主张施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培育美德或防止人们沉溺于道德败坏的生活。孔子思考过,法律惩罚并不能改变人心或灵魂……美德之养成,乃是通过教育和礼仪”。换句话说,即便自由派和儒家为言论自由提供不同层面的辩护,但他们在实践意义上还是会达成一致。 另一个关键的自由价值是宗教宽容。可以证明,对此价值的不同辩护也不导致实质上不同的政治结论。认真的儒者试图引导由儒家价值观启发的人生,我们生来具有同等的道德潜能(据孟子),但符合儒家价值观生活的人就比其他人在道德上优越。也因此,儒家肯定了相比其他伦理和宗教传统的一种优越感,这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个问题。 但儒家也有使得它与其他传统相区别的自由特点。如前面已提及的,普世主义的儒家向所有种族敞开大门,这点类似于基督教和佛教。另外,儒家对其他形式的宗教相对宽容,并不要求儒家信奉者弃绝其他信仰。对一个华人或韩国人来说,像“儒—道—释”或“基督徒—儒者”这样的串联宗教身份并不少见。这并不否认,一旦有冲突,儒者会声张他们的文化优越性,但从历史上看,儒教对其他信仰一直是相对宽容的(这并不否认,历史上也有不宽容的低潮时期,比如,唐朝时对佛教的迫害,以及明朝对其他宗教的逼迫)。 概而言之,如果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观念得以实现,所导向的社会也许会更像自由民族主义者所喜欢的开放社会。除了这些共同点,也有一些关键差异,这些差异将影响到儒教国家的内外政策。 选举制民主明显的缺点就是,民主选举的政治领袖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民众:他们要服务的,是选民的共同体,而不是生活在该政治共同体之外的外国人。再者,那些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倾向于把焦点放在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外国人的利益。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人代表受政府影响的子孙后代的利益,民主选举的政客首先要忠于选民。在新加坡那样的小国,我们没必要忧虑。但在中国、印度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政治领袖所作的决定常常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与其子孙后代,他们需要考虑被他们的政策所影响的那些人的利益。 一战后,梁启超就认为,政治统治者不应该只是强大和繁荣自己的国家;他们还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命运。梁启超明确批评西方民族主义过于狭隘,他认为西方应该学习传统中国的天下思想,把关切扩展到国家之外。当代儒家也已提出实现此理想的提案。对于确保当前一代国民的利益来说,民主机制或许是重要的,因此,儒家一般也支持某种形式的民主。但是,仅仅民主还不够。 为了实现受政府政策影响的非选民之代表的理想,儒家倡导政治上的任人唯贤的价值:在教育和行政上的机会平等,把政府职位分配给共同体中最有德性和最有资格的成员。人人皆能成圣贤,但在实际生活中,作出称职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而政治体制的重要任务是识别出那些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因此,一些儒家学者提出贤士院的提议:部分通过现代化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择贤士。贤士可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去商议并服务于一般被民主选举的议会所忽视的利益(外国人、子孙后代、古人和少数族群)。 儒家或许也准备考虑平等公民权的其他修正措施,只要这些修正更可能实现蕴含儒家理想的国家。一个观点是给年长者增加额外的选票:儒家假定,当人生历练老道,越老就越有智慧。因此,如果年长者继续努力于自我改善和保持人际网络,他们也许应该被赋予额外的政治权力。 按照儒家理想,其他有所区别的公民资格也可以得到辩护。从自由民主的视界来看,户口制度在功能上等同于种姓制度,标志出二等公民群体——仅仅因为他们不幸生为农民。这在根本上是不公正的。但该体制的捍卫者则认为,这一体制防止了棚户区和贫民窟的出现,这终究使得中国的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受益,因为这样更容易留住人才。另一个论点是,相对富裕城市稳定有序的发展,最终能够有利于对发展贫穷地区的再分配。有很多理由来质疑这种主张的经验基础,即使它们都是正确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也会要求取消户口制度,因为在当代自由理论中,平等公民权是所有价值之母。而如果它们事实上有助于消除贫困,儒家民族主义则会容忍这样的安排。 正如儒家民族主义者在有关国内的平等公民权的问题上不太固执一样,他们还愿意尝试有别于国际间平等主权这一自由理想的取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阎学通就援引先秦思想家(包括儒家但不限于儒家)来论证层级性国际体系,这既是更为现实的,在道德上也是更可欲的。他以此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出教训,“中国不应该采纳美国当前的行动方式,口头上说所有国家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上总是看到一个主导性国际地位”。相反,中国应该公开承认,在一个层级性世界,美国是个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还意味着,它有额外的责任。通过强调与弱国的互惠,中国应该尝试赢得这些弱国的支持,允许在他们的赞同下应用有区别的国际规范。例如,在东盟和中国的10+1合作上,“中国被要求在东盟国家实施农业贸易零关税规范之前先行实施该规范。这一不平等规范使得10+1经济合作比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发展得更快。日本提出的与东盟间平等关税的要求使得它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展放缓,落后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展”。从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视界来看,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只要受这类政策影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都获得益处。 总之,自由民族主义和儒家民族主义都捍卫确保基本人身自由的开放社会理想,但对公民间平等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间平等权利的重要性,两者存有差异。如果有区别的或层级性政治安排能更好地确保“天下”这样的儒家价值观,那么,在那些有志于表达儒家价值观的国家的儒者眼里,这类非民主的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3.儒家民族主义与法家民族主义 儒家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是可予以辩护的,但流行的民族主义形式则是更为思想封闭的和怨恨性的。从知识上说,与其把流行的民族主义归咎于儒家,不如把它归咎于中国式法家——一种准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强调思想和行动的统一,靠严厉惩罚来统治,国家权力的建立根本不顾道德。流行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乃是基于深植的受害感,源于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入侵。北京大学也有教授认为,现代历史上中国遭受羞辱的经历,已经成为数代中国人强国富国的力量源泉。可以认为,政治统治者相当程度上应该对这种怨恨性民族主义的成长负有责任,该种教育几乎太成功了,现在,精英的道德主义的儒家修辞和大众层面的狭隘民族主义之间已经呈现很大裂缝。《中国可以说“不”》的法家民族主义者,根本不顾道德上的岌岌可危,出版此类图书,销量高达数百万册。在中国,倡导“法家民族主义”的市场驱动型媒体在商业上最为成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外交政策上的儒家修辞,尽管享有广义的学术支撑,却依然只是精英话语,有待普罗大众认同。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能希望,儒家民族主义赢得中国人民的心灵。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80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化纵横》2011年6月刊,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贝淡宁: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 贝淡宁:中国走西式民主之路是危险的 贝淡宁:民主是最好的东西吗? 贝淡宁:纪念丹尼尔·贝尔 贝淡宁:中国不妨大胆推广政治价值 贝淡宁:论作为儒家:为什么儒家一定老迈、严肃和保守呢? 贝淡宁:关注儒家价值观的中国学术研究 贝淡宁:儒家五经典 贝淡宁:复兴中国传统,走向“左派儒学”? 贝淡宁:中国和西方的言论自由 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限制 贝淡宁:中国人正在获得政治自信 贝淡宁:奥巴马与中国 贝淡宁:儒家书院之行 贝淡宁:新的对外开放? 贝淡宁:中国学生的建设性民族主义 贝淡宁:儒学复兴 贝淡宁:孔子与奥运 贝淡宁:儒家视角下的雇主和保姆 贝淡宁:为强者喝彩 贝淡宁:儒学在中国东山再起:构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相同主题阅读 贝淡宁: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  

Read More

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2011/6/24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email protected]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纽约时报》 – 五月 35 日的精神 ——“也许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互联网政治描述为猫捉老鼠的游戏。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听到真相,但是不敢说出真相。” 外交事务委员会 – 中国在艾未未身上丢了面子 ——艾未未的获释让北京的镇压陷于难堪 路透社 – 艾未未不能接受采访,也不能使用 twitter 或旅行 ——“一个强大的法制政府是不能给自己的公民强加这样的限制的” 美联社 – 中国给被关押的记者增刑 8 年 ——山东记者齐崇淮被追加刑罚 《金融时报》 – 中国到 2017 年实现民主? ——西方一位银行家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按现在速度发展,到那时人均收入将超 1.5 万美元,而这个数字是民主分水岭。 《卫报》 – 毛主席还活着:中国如何让新、老共存 ——中共 90 年庆典正好可以用来美化过去的价值观 《洛杉矶时报》 – 中国靠政治动员推动《建党伟业》的成功 ——政治性的电影在很多国家都很难卖座,但《建党伟业》有自己的促销办法 《纽约时报》 – 《建党伟业》影评:中国历史,从头说起 ——这部电影说明中国主流电影跟西方电影没什么区别,都充斥着过度自恋的夸张 Penn Olson – 中国计划兴建“云计算”特区,不受防火长城限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特区将建在重庆 《纽约时报》 – 一个依旧受毛泽东思想统治的村庄 ——专访南街村支书王宏斌 路透社 – 中国的一位太子党摆脱了叛变的阴影 ——路透社介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终于从胞兄叛变的丑闻中脱颖而出,近期在媒体高调露面 《每日电讯报》 – 中国开设一系列间谍学校 ——上星期中国在湖南大学开设了一个情报学院,这是今年开设的第八所类似学院了 布鲁金斯研究所 – 台湾海峡两岸间的联络促进了更好的理解和关系的改善 ——过去两年间两岸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一些协议,使得双方在 60 年来首次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交流的正常化 国家利益 – 中国真的会容忍美国撑腰的台湾独立吗? ——美国军方有人持这种观点,但是作者对此并不同意 俄罗斯概况 – 上合组织中的秘密 ——由于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失去了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它正拼命想挽回局面 布鲁金斯研究所 – 上合组织的十年:失去的十年?美国的伙伴? ( 50 页 PDF )——美国智库对上合组织十年历史的分析报告 《福布斯》 –   作为中国近邻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从中国“盗用”日本高速火车技术看两国关系给日本带来的“思想变化” 外交学者 – 美国是否把中国逼得太厉害了? ——专家们分析中国突然最近在南海强调领土问题背后的原因 《商业周刊》 – 洪博培的麻烦在海外 ——每位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包袱,洪博培的包袱是“中国造” 《每日电讯报》 – 中英间谍战正酣 ——军情五处的处长称中国一直在对英国实施间谍活动 《大西洋》月刊 – 在津巴布韦,带有殖民主义味道的中国投资 ——到目前,中国在津巴布韦和其他地区的影响主要是为经济利益服务,但它在非洲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影响今后也会显露出来   【经贸动向】 商业内幕 – 为什么中国“熊”派错了 ——也许他们对中国的过去存在太多偏见,而忽视了当前经济的基本面 彭博新闻 – 账外贷款翻番,使中国银行无力偿债的风险增加 —— 98 至 05 年期间中国用 GDP 的 20% 挽救了银行系统。现在它又一次面临类似风险 中国听说 – 发改委、北京和汽车业的地盘争夺战 ——尽管北京人的通勤时间已是全国之冠,发改委依然要北京放松对汽车的限制   【社会百态】 南开罗博 – 当美国人,可以挣钱 ——一位在天津的白人讲述自己被雇来当美国人的经历 中国法律博客 – 关于中国的一些见闻和杂想 ——中国没有住房市场,中国有的是买房来投资的投机市场 中国见红 – 中国的精神健康问题:我的亲身经历 ——中国学生面临着巨大压力,他们需要精神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提供帮助 中国点滴 – 我作为一位农民工在上海地铁的见闻 ——美国华裔社会学学者记录自己在上海地铁里遇到的一段故事 Shanghaiist – 中国红十字会被 20 岁的炫耀女给搞得焦头烂额 ——郭美美演绎出来的红十字会风波  

Read More

<天枢>方滨兴的一厘米自主权

在柏林墙推倒后,有一个审判东德警察的案例。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即故意打不中的自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伦理道德底线。     方滨兴的一厘米自主权    文/徐超  (上海交通大学)     在武汉大学享受了布什总统级别的待遇之后,中国GFW之父,北邮校长方滨兴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不熟悉他的童鞋们可以先看下他的主要事迹: 方滨兴被一些媒体文章和不少网民认为是“GFW之父”,在GFW(防火长城)的建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官方的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也在文章中承认方滨兴“被誉为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因此引起公愤,在网上发起声势浩大的人肉搜索。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中,方滨兴多次出面为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等制度辩护。在2010年3月2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4的今日关注节目中,方滨兴声称谷歌本身建立了寒蝉效应组织(Chilling Effects)并通过其对搜索结果进行内容审查。但有网友指出,方滨兴对于Chilling Effects组织的描述与事实相悖。方滨兴的官方在线简历也显示,他主持建设了“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等多个相关系统,并“在公共互联网上的网络安全事件的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众多网友的一片声讨中,很多人也理性的站了出来,认为方滨兴是出于无奈,在那个位置上没有选择,我们应该理解他。这种换位思考很“人性化”,但是不是就能开脱方院士“历史罪人”的罪名呢?或者退一步说,他是不是应该受到“鄙视”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在柏林墙推倒后,有一个审判东德警察的案例。因为该警察曾奉命枪杀越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该警察的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东德政府的命令,警察无罪。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即故意打不中的自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伦理道德底线。” 这个案例在法理学上尚有争议,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毕竟“鄙视”他不是要判他几年监禁,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一个人。我们来分析一下方院士的“一厘米自主权”。 接到研发GFW这样的命令之后,他本可以“能力有限,无法胜任”来推脱;退一步讲,即使他迫于无奈,接下了这个课题,也可以不断拖延,最后宣告研发失败;再退一步,他迫于无奈,把防火墙做了出来,他本可以低调一些,不再推波助澜,不为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审查等制度辩护,不再为审查技术升级。 我们并没有要求他积极地起来反抗,我们只是希望他能消极的敷衍。 是的,消极敷衍会让他失去“锦绣前程”,可能将来在仕途上甚至学术上都不能再有什么大的发展。你可以说:他也只是个常人,只是不高尚而已。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上学期考完GRE,一口气将哈利波特系列前6部全部看完了。看多了个人英雄主义大片的我却不由生出这样一个疑问:哈里波特除了天生具有的那份能量,还有飞天扫把骑得比较好之外,其他方面貌似没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了,比赫敏差远了。但是后来我想通了:英雄只是碰巧处在关键位置上的普通人,是他在种种危机下所作出的个人选择,让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你说蒋经国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能力,算得上是顶尖的吗?只不过是因为投胎比较好,而处在了领袖的位置;而面对民主化浪潮,他站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一念之间,便成了伟人,与同时代另一位“伟人”有了天壤之别。 同理,罪人也是如此,你因为命运的安排,处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向左转,你可能会一生平庸下去,但也不会有性命之毓(我相信不是因为有人用枪指着他才这么干的);向右转,你客观上就的的确确成了历史的罪人。 概括起来,方院士就是选择了荣华富贵,而放弃了道德准则。你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那么你就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因为你的行为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福祉。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认为我这是“道德绑架”,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抗战中那么多投靠日本的汉奸,我们是不是很痛恨?如果按照换位思考的逻辑,我倒觉得他们相对而言倒没那么可恨了,他们可以选择的余地更小。很多人如果不投降,可能就要被“咔嚓”掉。你愿意原谅这些“卖国求生,顺便求荣”的人吗?如果连这些在生命危险下违背道德的人都不能原谅,方院士这种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的行径,你又怎么能容忍呢? 你可能会说,汉奸那是卖国,方院士只是做了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而已,严重程度上差很多。那么,我想问,是汉奸自己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吗?他们不也只是个“助纣为虐”的角色?而且汉奸所助的“纣”所为的“虐”与方院士的老板相比,孰轻孰重好像还不好说,这里就不翻历史帐了。   当然,如果方院士能像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那样虔诚地忏悔,我们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他,可是方院士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他说:我将网民对我的辱骂视为我对国家的一种牺牲。 我在这里就不老生常谈country跟state之间的区别了。方院士说出这句话,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真傻,真的被意识形态完全洗脑;二是他装傻,为自己“卖国求荣”诡辩。无论是“真傻”还是“装傻”,都不能作为开脱自己道德责任的借口。 的确,你可能会说,这是体制的恶果。没有方院士,还有李院士,王院士。可是,正是这一个个的方院士、李院士,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制。黑暗的年代中,沉默是一种罪,遑论助纣为虐。虚无缥缈的体制,不能为方校长开脱罪责。 当然有朝一日放到法庭上,是否应该定罪还有待商榷,毕竟法律的范畴要远远小于道德,但是他的行为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我们的唾弃。     (采编:安镜轩   责编:项栋梁)     

Read More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