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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 蔡振华的眼光

4月29日下午5点,央视第五频道实况转播在英国举行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半决赛。丁俊晖刚刚在前一天八强赛展示强劲功力,以13比10 击败舆论看好的英国选手塞尔比,首次闯进四强,晋级世锦赛半决赛,创造了中国内地选手在世锦赛最好成绩。塞尔比颇有绅士风度,比赛结束后,他向丁俊晖表示祝贺,并对记者说:“丁俊晖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他有能力赢得更多。” 半决赛上,丁俊晖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特鲁姆普是参赛的最年轻选手,今年21岁。不久前,他刚刚获得中国公开赛冠军,信心满满。小伙长得帅气,发型后现代,打球也一如他的造型,不拘一格,勇猛过人,特别擅长难度很大的远台进攻。他的远台进攻精准度奇高,“竿竿见响”,使不少对手败于竿下,英国媒介称其为天才少年。     半决赛是33局17胜制。由于时间漫长,比赛分四阶段进行。在28日第一阶段比赛中,特鲁姆普以5比3暂时领先。北京时间29日下午5点开始第二阶段比赛。特鲁姆普仍然以远台进攻频频得手。当特鲁姆普以6比4领先时,担任解说嘉宾的蔡指导有点沉不住气了。蔡指导是我国斯诺克高手,曾获亚洲赛冠军,也是丁俊晖的入道教练。他说,希望丁俊晖采取有力防守措施,制止对手的“强盗式进攻”!“强盗”不是一个好词,当然是贬损特鲁姆普高强度远台进攻。老师盼望学生获胜无可厚非,但在斯诺克这样一项颇有绅士风格的运动中,使用“强盗”来评论别国选手,显然有失风度。换个方位看,如果丁俊晖擅长远台进攻并屡屡奏效,嘉宾的说辞又该如何呢?恐怕要赞不绝口了。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同台解说的央视主持人还是觉得不雅,笑着化解道:“蔡指导说的‘强盗’,是开玩笑”。 无独有偶。29日这一天,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鹿特丹世乒赛的日子。央视一位嘉宾说,中国队的目标,就是包揽全部冠军。     但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蔡振华不这样看。他在国家队出征之前接受记者采访说,不希望国乒队在鹿特丹包揽全部冠军,不希望国乒搞垄断。他说:“因为这对整个乒乓球运动来说,并不十分好。我们都希望升国旗奏国歌,但从世界乒乓球的发展来讲,希望其他代表队能有好成绩。希望更多的外国运动员能来挑战中国队。”如果乒乓球长期被中国队垄断,缺乏竞争,势必会降低乒乓球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参与人数减少,兴趣下降,最终会使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走向衰落。应该说,还是蔡振华头脑清楚,看得远。最近棋王聂卫平责怪央视体育频道转播乒乓球比赛太多,就是一个警讯。     或许有人对蔡振华不以为然,他们说,美国男篮长期雄踞世界,怎么没有降低美国篮球的吸引力呢?     问得好。这与美国男篮开放式态度有关。美国男篮张开双臂迎接各国篮球精英到美国一流球队打球。各国篮球精英干脆长住美国,参与美国篮球的训练、战略战术研究和各类比赛的全部流程,并且在美国拿到高收入,只是在重大国际比赛时才回国代表祖国出战。中国乒乓球队及各省强队能不能广泛吸收德国、韩国、朝鲜、日本等各国球员,让他们长期参与训练、开会、比赛的全部流程,并为他们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不怕他们打败自己?这样一比,问题就出来了。答案人人心中都有,这里不再细评。     我举上面这两个例子,想说什么呢?就是在体育比赛中要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力上升,国人虚骄之气大涨。韬光养晦好久不提了,睦邻友好的方针也被置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新面目”。一些人心里滋生的是很快超越美国的“豪气”,一些著作里鼓噪的是“强大的中国要给对手一点颜色看看”的豪言,一些歌曲里则唱出“天朝威猛,四方来仪”的期望。流风所被,影响之深,一举手一投足都透着“新兴老大”的劲头。     这一股急剧飙升的民族主义,在体育界也有所反映,并在世界上激起涟漪。比如前不久的广州亚运会,中国队所获金牌比第二名韩国队多出123枚。缺了对抗性,一家通吃,这样的比赛有什么看头?可还有人觉得金牌拿得不够。某电视台在转播一些我国选手未获金牌的比赛项目时,解说员恨恨地说:“别看今天中国运动员输了,下一届一定能战胜对手,拿到金牌!”新华社记者杨明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国人体质明显下降,但我们的金牌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应该从下届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者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这话立遭体育官员反唇相讥。江苏体育局一位负责官员接受采访说:“争金牌有什么错?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有什么矛盾?”     《印度快报》2010年11月17日评论广州亚运会说,应当把中国“划出亚洲”。理由是,中国得的金牌太多,而且还不满足,中国运动员“参与或赢得奖牌已难令他们满足,他们必须要得第一,必须要拿到金牌。”“中国在体育方面的优势并不让人欣赏。长久以来,公平竞赛和友谊第一都是国际体育竞赛的原则。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说:‘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是奋斗,而不是胜利;是努力拼搏,而不是成败得失。’对多数国家而言,这仍然是体育运动的指导原则,也是真正的体育精神。”“或许把中国划出亚洲,亚洲其他国家就能在同一水平线上比赛了。”     这些议论,是很好的提醒。     回头再说斯诺克世锦赛。丁俊晖和特鲁姆普打得出彩,让人透不过气。30日晚第四阶段比赛中,小丁稳扎稳打,给特鲁姆普造成巨大威胁,一度以15 比14领先。但特鲁姆普势如破竹连下三局,小丁最终以15 比17负于对手。特鲁姆普第二次参加世锦赛就打入决赛,最终获得亚军,无疑是一大突破,而小丁终于打进四强,对他来说也是破了纪录。 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也要输得起。有的网友说,稳健的丁俊晖犹如英国斯诺克高手希金斯,而特鲁姆普则是以犀利见长的英国宿将奥沙利文的接班人。丁俊晖今年24岁,与特鲁姆普年龄差别不大。今后二人将是长期强劲对手,台球爱好者大可一饱眼福了。     这样一种态度,就是看待比赛的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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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玉衡>恶灵退去,童年亡佚——纪《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

哈七里,历经万难的的哈利,一人单挑伏地魔。橙红色的火焰江河般喷薄而出,终于将那个被符号化的伏地魔,化成漫天白羽。然后镜头上抬,灰蒙蒙的云没有精神的铺在天空上,于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故事都将会结束,所有的神奇都将会封闭。这个充满奇幻异色的魔法世界,在离我们远去。恶灵退去,童年亡佚。     恶灵退去,童年亡佚 ——纪《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   文/ 徐定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来人往的国王十字火车站,陌生又熟悉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37岁的哈利送自己11岁的儿子到开往霍格沃兹的火车上,光阴荏苒。这个当年一副稚气的小正太,到了如今,也全然是一副大叔的模样。而当年同样稚气的我初识哈利时,断是想不到,那漫长看似没有尽头的哈利波特系列,居然,也被罗琳大婶写完了,甚至,还被一群导演拍完了。在最后的时刻,我拿下该死的3D眼镜,有点感伤的望着大屏幕打出哈七下的演员表,一种被时光调戏的感觉,荡漾开来。 一直很羡慕哈利。这个大难不死的男孩,11岁抢魔法石,12岁砍蛇怪,13岁单挑一百个摄魂怪,14岁参加三强争霸赛,15岁保护预言球,16岁跟邓布利多破坏魂器,17岁打败魔法界BUG般存在的人物——伏地魔。然后,成为整个魔法界的英雄。不能否认,每个男孩子的心底,其实都有个英雄梦,绚丽的夺目的但往往只能深藏在心里的英雄梦。     然而赤裸裸的现实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英雄,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巫师。没有会飞的扫帚,没有惊喜无穷的魔法糖,没有帅气的魔杖,没有小精灵,没有巨人,没有火龙,没有充满玄机的城堡。很抱歉诸位,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里真的没什么神奇的事情,所以凉宫春日才会感慨,世界真无聊。无聊到那年少的英雄梦,一点一点凋零。 所以哈利波特才那么受欢迎。罗琳大婶用奇幻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公,和年少时的我们,又何其相似。一样的稚嫩,一样的好奇。于是我们都情不自禁得将自己代换成哈利,随着那圆框眼镜下的深蓝色眼睛的好奇目光,神游霍格沃兹。跟着小说或电影,我们也一同抢过魔法石,砍过蛇怪,单挑过摄魂怪,参加过三强赛,保护过预言球,破坏了所有的魂器,然后干掉那个长得奇丑的伏地魔。终生欢呼:哈利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开心的不成样子。虽然第二天我们还要面对这个平淡无奇的世界,这个没有魔法也没有英雄的世界。 小说和电影,最美好的地方,就是架构一个有别于无聊现实的世界,给深受无聊之苦的我们,聊以慰藉。但再漫长的小说,也有结局的时候,再漫长的系列电影,也最终会完结。而这暗合着我们童年的哈利波特系列,到了今日,也走到了尽头。 哈七里,历经万难的的哈利,一人单挑伏地魔。橙红色的火焰江河般喷薄而出,终于将那个被符号化的伏地魔,化成漫天白羽。然后镜头上抬,灰蒙蒙的云没有精神的铺在天空上,于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故事都将会结束,所有的神奇都将会封闭。这个充满奇幻异色的魔法世界,在离我们远去。恶灵退去,童年亡佚。     但是我不想单单只写到这里。 童年亡佚,我们被岁月推到了成人的台阶。恶灵亡去,但那只是哈利的故事。 我知道在今天,在我感怀年少时光不复回的今天,一座城市的名字被列为禁忌,一座城市的人为了自己生的权力,在做艰苦的斗争。 我还知道,就在昨天,西南的一个省的名字被列为禁忌,那些群情激奋的面庞,那些不屈悲苦的故事,我们无权看到也无法听到。 我依然知道,就在前天,西南一个省将重工业的废料推进江河,然后很多同胞就这么亡去。打开电视,那些正儿八经的人说这个和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生活的世界,不是那么平淡。这个国家,远比我想象的要神奇。哈利的恶灵只是一个跌落在欲望里的汤姆·里德尔,而我们要面对的恶灵,却是一个体制,甚至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身上的劣根性。 而我们,不会魔法,没有天助,普普通通的好像可以随时掐死一般。 但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哈利亡命守候的是伙伴,是师长,是他的家园。而我们的伙伴,亲人,家园,也许哪天便会被恶灵缠身,一句阿瓦达索命咒,便带走全部。童年已然亡佚的我们,没有主角光环,没有罗琳大婶的偏爱,要以更弱小的力量,去抗衡更强大的恶灵。希望格兰芬多的勇气和胆识,能跨越漫长的地平线,保佑东方的我们。     (采编自投稿邮箱;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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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终获自由的南苏丹

非洲有个新国家: 南苏丹共和国 。 2011 年 1 月 9 日 南苏丹举行一次公投 ,决定是否依据2005年喀土穆中央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的全面和平协定中, 仍旧归属苏丹的领土。 在几近全票(99%)表决从北方独立后, 南苏丹于2011 年7 月 9 日正式宣布独立。 孩童们于南苏丹的庆祝活动. 照片源于马塔塔.萨菲。 安东尼 · 坎巴审视着挑战 南苏丹所要面对的: 无论如何, 政府将面临从个人到群众埋怨的挑战. 它必须要谨慎处理如此高涨的不满, 以确保许多人不会举起武器对抗自己的政府。 目前仍有群众领袖,如叛乱份子乔治.亚索, 阿卜杜勒.巴吉.艾伊,高喊批判政府的表现和结构. 贪污是另一项促使这些群体施用强硬手段达成目标的原因。总统基尔必须对贪腐迎头痛击。 一位地方首长阿巴哈拉. 普里莫,也将贪污列为他期盼政府打击的项目。 阿巴哈拉希望跟他一样的传统领袖能获得一席之地来参与他们国家的建设。 南苏丹共和国的新国旗。 乌干达博客罗斯贝尔.卡古麦尔 相信南苏丹生逢其时 : 不像六零年代期间,南苏丹诞生时非洲已在发展上取得重大进步。其人口不到我国乌干达的一半,南苏丹将需要已在各方领先的邻国协 助,相信诸国将是有利的的资产。苏丹女性占人口60%以上,然而其中80%是文盲。赋予南苏丹女性权力将是加速改善此国家悲观发展现象的关键。我记得有一 次去苏丹时,我见到一名女性,她说她们不想沦为“虽然协助抗争,不过一旦宣布独立后反而被排挤出体制,且被吩咐只能待在厨房内”的厄立垂亚妇女。 她反思 最近的 朱巴 (南苏丹首都)之行: 四月份我和朱巴基层妇女领导一同工作,朱巴是个大熔炉,这里是东非、中非与北非跟非洲之角的汇合处,是我所见过最多元化的非洲首都之一,我的脚踏车司机是位约20岁的小伙子,他出生于 托里特 , 在回到苏丹之前,他住过西乌干达的马辛蒂,还有肯亚。他会说约十种语言,语言对于民族融合非常重要,而多数苏丹人已在乌干达、肯亚及衣索比亚生活多年。这 些经历可以被用来为新共和国带来变化。南苏丹可以利用乌干达蓬勃发展的教育,许多毕业生在乌干达出社会多年却谋无半职。 “[南苏丹] 独立前63 年的等待绝对值得 ,” 莫埃齐阿里说 : 所以似乎南苏丹原本在63 年前可以轻易地获得独立,但部落差异在当时对该国会有恶劣影响,然而现在似乎有着团结的意识。南方人应以同为一个国家而骄傲,而非以部落区分。尽管令人感伤,但独立绝对值得 63 年的等待。 “当我们庆祝我们最新国家诞生之际,我们必须记住资源在塑造我们人性本质上起的作用,” 菲比复莱彻 说: 当我们庆祝我们最新国家诞生之际,我们必须记住资源在塑造我们人性本质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要继续仔细观察国家贸易的运作,必须 顾虑到那些受影响的人。冲突发生的风险甚高,加上分析家已指出南方基础设施发展不全,南科尔多凡也有新闻报导。高达1000万人受难且迅速扩张的东非粮食 危机也会波及苏丹。祝南苏丹生日快乐 : 我们祝你一切顺利. 苏丹乐观主义者 指出全民投票后南北公民所经历的哀伤的五个阶段: 随着南苏丹独立大日在即,北苏丹公民开始逐渐接受他们国家史上最大的改变。对许多人而言,支持独立是悲喜交加,或者沾染些许念念 不忘的惋惜。其他人对于独立毫无异议并乐见其成,虽然乐见其成可能有时对脱离是“可喜的摆脱”的态度所造成的。从北苏丹公民中,我观察到对于南苏丹独立不 同的情绪和反应,并基于著名的库伯勒-罗丝应对失落感模型之观察,即俗称的“哀伤的五个阶段”,得出下面的观察。因为我认为南苏丹人几近全体表决脱离,足 以证明他们不认为分离令人神伤,因此以下只是从北苏丹人的角度来观察。 南苏丹妇女庆祝新国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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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十年一梦赖昌星:远华案回顾 揭秘“红楼”

对于是否可能在司法程序没有结束前回国,赖昌星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一,远华案主要涉案的官员,比如庄杨等人的公审档案能否公开;其二,远华公司骨干们的案子能够重新审视,因为他是主犯,其他人责任轻微;其三,专案组能够“换些人”。 1999年,接到举报的调查组进驻福建厦门,听闻风声的赖昌星辗转逃到加拿大温哥华,一进一出间,远华特大走私案曝光,举世震惊。 十年倏忽而过,300多名受到法律追究的涉案人员,有的仍在服刑,有的病死狱中,有的已重获自由。无论在厦门还是晋江,涉事者都尽量回避对“远华”的回忆。不过,主要嫌犯赖昌星尚未归案,“远华案”远未尘埃落定。而十年来,由于遣返、引渡的悬疑未解,潜逃者赖昌星从未真正淡出过公众的视线。 十年或许也是一个转折的节点。2009年5月,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携女回国,似在暗示主要当事人的态度转变;而年底的加拿大总理破冰之访,也让外界期待政府层面对事件的可能推动。 在远华案发十年之际,我们再度聚焦赖氏家族和他们的栖身之地,除了关注这一焦点事件的最新走向,更希望以一个合适的距离和角度,审视中国史上最大走私家族的生成之因,生存之道。十年一梦,除了喧嚣尽处的幻灭感,应该有更多东西随远华案写进历史。 赖昌星回首十年逃亡路 他谨慎地应对媒体,又偶有直言不讳的情感表露。十年的异国逃亡生涯,让他逐渐改变着对人生、对过往、对未来的判断 本刊特约撰稿人/丁果(发自加拿大) 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加拿大逃亡之路,已经十年了,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赖昌星在加拿大可以为所欲为,吃喝玩乐,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仍然是个逃犯,是一个有案子在身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他首次在电视台演播室接受采访,面对我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自由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投石问路” 十年的官司几经起伏。现在,赖昌星的难民申请被拒,等待着第二次被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报告审查。看得出,他颇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消极心态。当然,按民间观点,凡事逢“十”常有变化,对赖昌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前妻曾明娜携带女儿赖真真,自愿回到中国,这是不是征兆? 曾明娜2009年5月初就悄然回国,此事一直没有被曝光,三个月后,笔者在专访加拿大移民部长肯尼的时候,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曾明娜、赖真真已经回国,她们是自愿回去的,加拿大无意也不会继续关注曾明娜的案件,那个案件“结束了”。随后,外界才知道曾明娜母女回国的消息。 肯尼也主动表示,如果赖昌星要循此模式回中国,移民部乐见其成,也“愿意提供所有需要的帮助”。肯尼的谈话播出后,被全球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随后是英文媒体纷纷跟进,赖昌星送妻女回去“投石问路”,类似的标题俯拾皆是,“赖昌星回国之日近了”的猜测也甚嚣尘上。一时间,赖昌星再次成了新闻的焦点。 不过,赖昌星却对媒体玩起了“捉迷藏”,手机关闭,人无踪影。除了偶然与一家媒体的记者撞见,闲聊几句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其律师的安排下接受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媒体《环球邮报》采访,但谈的还是老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消毒”,怕“赖昌星想回国”的媒体报道,影响他的法庭程序和法官的心理。 到了秋天,赖昌星终于出面,接受笔者专访,谈了他逃亡十年的心路历程,也谈了他是否可能自愿回国的事情。之后,我们又电话采访了一些内容,大致可以勾画出他的想法轮廓。 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潜伏在加拿大的前一年多时间,赖昌星经常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加拿大被抓捕的瞬间,赖昌星有万念俱灰的消沉,“如果被遣返回去,肯定没命了”,他承认相当害怕。直到后来开始申请难民,从看守所出来,心情才慢慢平复。 赖昌星记忆犹新的是,他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好像杀人的重犯”,那时候的每一步移动,都觉得漫长沉重,他说自己还是有“悔不当初”的感觉。 三年前的经历也让他难忘:可能被遣返回去的那一刻,移民部把机票都准备好了,在机场,赖昌星以头撞柱,血流如注,那种绝望,“很难说得清楚”。 赖昌星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简单而无修饰,但可以读到他“求生本能”的强烈,以及要活下去的简单目标。赖昌星是一个“惜命的人”,并非外界媒体描述的“亡命之徒”。 赖昌星曾经是福建首富,也是极尽奢华排场的人,甚至很嚣张。然而,十年的逃亡,显然消磨了他的锐气。他这样描述现在的想法:“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是福,风风雨雨太辛苦,像我这样的,代价太大。” 见过赖昌星的人,都说在加拿大逃亡十年了,赖昌星还是“很土”,不过,言谈之间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精明。赖昌星的法律意识很强,对媒体报道也很在意。 赖昌星承认,自己来加拿大十年,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有找上门来要求合伙做生意的人,甚至从香港、纽约来的都有,好像他真的无所不能,可以“点石成金”。另一方面,也有温哥华的人抱怨说,赖昌星“骗了不少钱”。对此,赖昌星当然抵赖: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大手笔做生意? 无论在哪里,以赖昌星的性格,都不缺朋友。但长期回不了家乡还是让他惆怅。赖昌星说,虽然常在外面吃饭,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煮的地瓜咸鱼粥。现在,赖昌星还会很频繁地给老家打电话;老家出来人,他在温哥华会接待。但是,“跟远华的时代,就不能比了”。 提前回去,“可能性是存在的” 赖昌星十年孜孜以求的,是保住性命。在远华案最轰动的阶段,他只有一个想法:如何利用加拿大的法律,避免被遣送回去。开始纠缠的是死刑问题,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加拿大也接受,认为中方不判处死刑的承诺是可靠的;接下来,赖昌星仍在设法逃避被遣返,几场官司下来,其辩护律师、加拿大最有名的所谓人权律师马塔斯也无法打赢,他只能利用不断上诉的程序,把案件往后拖;到了第二次的遣返前风险评估,焦点集中在遣返后是否会在狱中受到虐待。十年来,外界情况不断变化着,善于观察形势的赖昌星开始考虑,是否回到中国面对官司,才是结束十年动荡生涯的最佳捷径。 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赖昌星流露出想家的心态。他并不讳言,与北京沟通的渠道还是“畅通的”,直到这次曾明娜和赖真真自愿回国,外界开始看到,他心态转变并付诸实验。但用赖昌星的话说,“还是不大相信政府的承诺”,但事实是他相信了北京与曾明娜的协商,才会让母女踏上回国之途,他在这之后的低调,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巨大挣扎与矛盾。 在采访中,赖昌星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即两个儿子也步赖真真的后尘回国。笔者问赖昌星:“目前你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司法程序。你现在到底是希望走完司法程序,还是在消除一些障碍之后,司法程序没有结束前也有可能回去?”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得小心谨慎:“可能性是存在的。” 笔者接下来问,“需要哪些条件,你才能放手一赌?” 赖昌星对此显然想了很久,他提出了三条:其一,远华案主要涉案的官员,比如庄杨等人的公审档案能否公开,因为赖昌星一直咬定,巨额走私是当时体制漏洞的产物,他不是靠贿赂成事的;其二,他希望远华公司骨干们的案子能够重新审视,因为他是主犯,其他人责任轻微;其三,他希望专案组能够“换些人”。 赖昌星清楚知道,曾明娜先期回国,让他还有一丝与中国政府“协商”的空间。一旦自己真的遣返回去,手中再无任何“筹码”。 十年逃亡路,留给赖昌星颇多感慨。以前的采访中,他都认定自己的人生很精彩,大起大落,风光过了,折腾过了,赚回了本钱,能在加拿大留一天,就是赚一天。如今,他改换了口气: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他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赖昌星不愿承认是“赖在加拿大”,他的辩解是官司进程非他所能控制。但他知道,将近十年没有打赢的官司,把握已不是很大。所以他对自己在加拿大的未来憧憬是短期的——能打工的时候,希望可以打工做点事,明年争取交一点收入税。曾经走私达上千亿的赖昌星,如果真的交了税,还真有点讽刺的况味。 初冬的北京,迟延了4年的加拿大总理访华终于成行,哈珀的这次破冰之旅,给中加关系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此前中加关系不顺畅的原因中,赖昌星案件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与哈珀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仍然要求加方尽快遣返赖昌星,了结相关案件。针对中方的要求,加拿大总理首次在国际聚焦的场合,表明加拿大政府希望尽快遣返赖昌星。当然,政府无法插手司法程序,还要静待司法程序的完成。 中加关系的全面解冻,给中加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创造了相当乐观的前景。这些变化对赖昌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赖昌星知道,加拿大总理的表态极有可能加速案件的审理过程,让拖延达九年之久的赖案,走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 潜逃者赖昌星的“身后事” 潜逃十年间,赖昌星从未断过与国内的联系。直到现在,他还几乎每天都与弟弟赖昌图通话。不过,与当初他对这个庞大的家族“产业”的掌控不同,如今的赖昌星更多时候是一个倾听者和倾诉者,他无法对家族、家人的命运施以太多影响。而这命运,在十年间已有太多曲折 本刊记者/张鹭 陈晓舒 (发自福建晋江) 蔡秀勐放下电话,心神不宁地找人翻开那本封皮有些磨损的《荒漠甘泉》——19世纪末着名的美国基督徒考门夫人的日记体灵修随笔。翻到6月3日,一股恐惧感向她袭来。 这天的部分,第一句话是:“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可四章三十五节) 接到这个电话大概是在2006年,或者2007年的6月2日。电话是远在加拿大的长女曾明娜打来的。女儿在电话那头哭诉,加拿大方面要把她遣送回来,第二天(6月3日)上午10点的飞机,连机票都买好了。 蔡秀勐不识字,平时读经只能请教友念给她听。慌乱之际,又请教友念了6月2日的部分,当听到“不要怕,只要信”时,她像抓到救命稻草般地祈祷起来。 “人家说我们是,关关难过关关过。”2009年10月,回顾这些年经受的“重重考验”,蔡秀勐坐在客厅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 她人生中的一系列“考验”是从10年前开始的: 1999 年8月,前女婿赖昌星带着女儿和外孙、外孙女流亡加拿大;1年多以后,逃往菲律宾的儿子曾明育和曾明铁相继入狱,刑期分别是无期徒刑和10年;2000年底,她往加拿大汇款30万港币,想帮女儿女婿支付法律诉讼的费用,结果因“包庇罪”入狱1年半;2006年,丈夫曾传章被查出有肝癌、肝硬化,医生说只有 3个月时间了。 应对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蔡秀勐的方法一以贯之:祈祷。即便身陷囹圄时,每天坐在监狱的水泥通铺上也没有停止过祈祷。如今,她相信自己的虔诚起了作用—— 丈夫的肝癌,因为2006年手术的成功,近期复查,结果肝脏“未见异常”; 今年5月3日,女儿带着外孙女从加拿大回来了,每隔一两周便从厦门住处来看他们; 8月4日,大儿子曾明育被保释回家;加上两三年前被减刑回家的小儿子曾明铁,10年之后,一家人终于团圆。 很难说前妻和女儿的回国与家人团聚,是否对独居在温哥华海景公寓里的赖昌星有所触动。但去国整整10年后,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开始在赖昌星的内心悄悄蔓延——至少他开始在电话里催促住在老家的弟弟赖昌图,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寄过去。 出狱后的两难选择 赖昌图总对别人感慨自己只有初中学历,考上了高中但没去念。仿佛如果当年读了高中,他的人生会是另一条路。 另外那条可能的人生路径无从展开,从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他随着自己三哥赖昌星走上了一条大喜大悲的人生之旅:在远华集团鼎盛时,他作为集团董事主导利润最大的香烟和汽车“生意”,事发后逃亡澳大利亚,而后被落网的大哥赖水强力劝回国自首,免于死刑。去年10月,坐牢8年的他取保候审回到家里。 赖昌图出狱后一直住在晋江烧厝村老家的房子里。 1998年下半年,他的二哥赖昌标在一次酒后斗殴中被自己的保镖击中头部,成为植物人,瘫痪后的日子就在这里度过。 这是一个被围起来的院子,坐落在赖昌星捐建的村老友会旁。一层的平房里供着父母的遗像。边房是赖昌星当年的婚房,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依然挂着红幔帐。赖家人发达之后,就把这个屋子里的物品一如新婚之夜一样摆放整齐,十年之后,小屋的门锁早已锈迹斑斑。 赖昌图住进新搭起的阁楼。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村子里的老朋友挤满了赖家的厅堂。赖昌图和以前一样和声细气,但“变得有些低眉顺气”。村里的朋友说,“监狱里放出来的人都这样。” 狱中的日子,赖昌图喜欢看破案小说和《知音》杂志,杂志里描写的苦大仇深、生活无助,让他感同身受。那是因为他真正感受到绝望的滋味,“整个人精神风貌不好”。赖昌图说自己不仅穿得难看,也变老了许多,头发比以前少了。 平日的生活赖昌图作息规律,一般早上九点起床,喝早茶、会朋友,他会上网看看新闻,没事开车出去熘达。他由保姆照料生活,偶尔自己打扫屋子熬粥做饭。赖昌图厨艺不错,喜欢喝粥,擅长做福建风味的姜母鸭。妻子与女儿早就去了香港定居,他一两个月会去趟深圳与家人团聚。 他有很多想做的生意,晋江是个工业城市,农村里的村民更多已经放弃了农活,赖文建说:“村子里大部分人在办企业,主要是办印刷厂。”赖昌图也想办个印刷厂,找点事做,“不能老这么闲着。”这句话他每天早上起来见到朋友时都会念叨。 “想干就赶紧干。”常到家里做客的朋友劝说。“会怕的。”自从远华案发,赖氏家族生活像过山车一样往下滑,赖昌图就一直担惊受怕。 他思前想后,2009年6月12日,还是给中纪委“4·20”专案组寄了一封申请信:“本人赖昌图因远华集团案件,现已释放快一年??释放这一年来,本人遵纪守法,老实本分生活在家。因至今本人还没有身份证,生活十分不便。再者,本人现在家无事失业,经济生活困难,为度生计,本人屋边旧猪舍杂地400平方米,准本临时搭建铁皮屋,经营小加工厂,到时如政府规划需要动用此地,本人愿意无条件服从拆迁。以上事宜请求专案组领导转告晋江市政府领导给予支持方便,谢谢。” 赖昌图口述,朋友帮忙手写,写完后他在信尾签上名字,羡慕地说:“你们有文化就是好。”表情诚恳。给“4·20”专案组申请后,他依然不忘到晋江市各个主管领导处走动备案,然后在宅院后面搭起了铁皮屋。 既想做些事情,又不免畏首畏尾,出狱后的赖昌图就这样处于两难境地。 树欲静,风不止 赖昌图是同辈中最小的,在他心里,三哥赖昌星如同父亲,大哥二哥则更多体现母亲般的关爱。赖昌图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陈年旧事不愿提及,但跟他聊起赖家这些年的家长里短时,他会难得地放松下来。 赖昌星家乡最亲的人就是这个弟弟赖昌图,他在加拿大每天要给弟弟通电话。赖昌图告诉他,烧厝村里的村干部改选,堂亲赖文宾被选为村长。电话那端,赖昌星会很开心,说要打电话去祝贺。 赖昌图通过越洋电话缓解赖昌星对故乡和亲友的思念—— 房梁上长出草来,我一大早爬上去修剪了; 村门口开了一家“远华饭店”,仗着我们以前的名号,生意火得不行,来的车子都快把马路占满了; 印刷厂铁皮屋的工程又有进展; ??诸如此类,事无巨细。 2009年8月末的一天,赖昌星在加拿大独自醒来,凌晨5点,他突然非常想念弟弟,给赖昌图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赖昌图不像以往语气温和,而是着急上火。赖昌星忙问什么事。赖昌图跳脚说:“铁皮屋被拆了。” 此时的晋江已近傍晚,侄子赖文峰等人闻讯赶来。赖昌图出狱后小心翼翼办的第一件事竟然“黄”了,让赖家人灰心。 这个下午,赖昌图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他私自搭建的铁皮屋被晋江市城管拆除。他接到村民电话赶回来时,300平米的厂房已经是一堆废铁。在福建晋江农村,许多村民在村里办厂子,私自搭建屡见不鲜。“私自搭建”让赖昌图一直惴惴不安,“大家都这么做”又让他觉得顺其自然。 “我出狱后,政府让我专心赚钱,现在搞得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就办个印刷厂吗,这样子会害怕的。”赖昌图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不断响起,要么是赖昌星从加拿大打来的,要么是妻子从香港打来,要么是赖昌星前妻曾明娜从厦门打来的。 这个时间段,正是曾明娜回国的第三个月,曾明育出狱,“4·20”专案组一直都在与赖昌星协商引渡回国的事宜。“阿星每天都在和专案组汇报,自从去加拿大就没断过。”赖家的好友说。 赖昌图一脸沮丧:“赔了十来万,这都是和朋友借的钱。” “阿星本来是要回来的,谈判进展都很顺利,今天已经放话说不回来了。”这个晚上,赖昌图家人来人往,赖家好友不断把赖昌星的最新态度传递出去。 曾家老辈的怨言 赖昌星的前岳母蔡秀勐不止一次拍着胸脯说:“曾家10年后能好起来,都是我们俩老的撑起来的。” 赖昌星拖着一家人逃亡加拿大的十年,曾家仍然守着晋江机场边上的三亩多地,这条莲屿街道本是晋江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过去有钱人才住这里。”“地瓜”说。他原是大哥赖水强的司机,远华案发后去了东南亚做打工,近两年又回到了晋江,靠着之前与赖家的交情,每天过来陪伴赖昌图。 10年后,在周边广场与商城的兴起下,这条本不宽敞的巷子也面临着拆迁。这是曾传章和蔡秀勐每天挂在嘴边的谈资。“我这空地有700多平方米,到时候房子给补贴,空地给补吗?”蔡秀勐嚷嚷,“不行我就去香港申请一个廉租房,从深圳坐火车也就三小时到厦门,早上去晚上回。” 76 岁的曾传章晚年生活不仅要算计着政府的拆迁,还得保住一家团圆。2008年的12月,曾传章给公安部寄去了一封信,“我们年纪大了,得有人养老送终,我写信和政府求情,看能不能放了阿育。”“阿育”是曾传章的大儿子曾明育,远华集团董事会五名成员之一,因厦门远华一案被判15年监禁。 为此,曾传章家里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四处托人求情,疏通各种关系。最后的回音是:只要作为远华董事会成员之一、赖昌星的前妻曾明娜能回国,将考虑给曾明育减刑保释。 曾明娜未满18岁嫁给赖昌星,踏入赖家家门,对晋江市西园街道烧厝村的村民来说,她是再熟悉不过的人,“变瘦了很多,也老了,和以前很不一样。”赖文建评价回国的曾明娜。 “一开始她哪里敢回来,吓都吓死了。我们告诉她,现在不自己回来,到时候被抓回来就更惨。”蔡秀勐说。“她非常想回国,在加拿大生活很不习惯,连吃的都不习惯,我们两个老人家去动员她,才动员成。”而曾明娜的回国也是在得到“宽大处理”的答复之后才做的试探。 “这等于阿好(曾明娜小名)来换阿育。”曾传章说。这是他晚年最骄傲的事情之一:“一家人还是亲人。”曾明娜愿意妥协来换取弟弟曾明育的自由。 2009年5月3日,曾明娜带着23的小女儿赖真真悄然回国。住在政府安排的房子内,出入自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朋友很多,都会去厦门做客。”蔡秀勐称。 曾明娜回国3个月后,曾明育出狱,不过“每周还要去派出所报到”。曾传章已知足,“一家人算团圆了”。弟弟出狱后,曾明娜才开始四处走动。此后的每个周末,曾明娜会带着女儿从厦门开车到晋江,先到大嫂家探望,吃完午饭,到赖昌图家闲聊,晚上再到娘家休息。 10 年之后,赖昌星的两个哥哥赖水强和赖昌标已经相继去世,后者的葬礼很萧条。这一年也是曾明娜和赖昌星离婚的第四年,当然,两家人依旧密不可分。蔡秀勐抱怨以前的赖昌星,“只照顾他们家那边,根本不照顾我们这边。我两次去香港,他就给我11万元,一次4万元,一次6万多元,他非常有钱,就给我这么一点。” 大女儿和大儿子也是她的抱怨对象:“曾明娜也是啥都不懂,要是真能干,今天怎么能到这地步。我要是识字,一定会被拉去做会计,现在死的就是我;我们阿育以前根本没做生意,天天跟着他们吃喝玩乐。我一直教育我们家阿育自己留点,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么贪。’他现在也不结婚,什么都不做,也不管我们死活。” 据蔡秀勐讲,当初并非没有人劝过滑向深渊的赖昌星,“但他谁的话都不听,他武断得很:‘我比你们还不会?’‘成功’的人,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要能听进去才行啊。”蔡秀勐总结,她至今耿耿于怀的是,赖昌星夫妇被香港移民局抓去时,“两个孩子哭天抢地,没得吃,他们的朋友兄弟攒钱,我寄了10万元过去,被抓去判了一年半。” 未泯灭的创业梦 兄弟俩在电话里提及最多的话题,是那些刑期将满或者已满的朋友:谁在狱中变化大,谁快出来了。赖昌星会在电话里吩咐弟弟去宽慰、拜访。 “我觉得很对不住他。帮我转告,如果方便我想和他通个话,只是很多年没见面很想念,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不方便我也理解。”赖昌星会在电话里交代弟弟。 这也一直是赖家兄弟与人交往的准则:绝不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在加拿大,赖昌星逢年过节会打电话来拜年,家里的事情他都会了解。赖家兄弟在烧厝村出了名的“会做人”。 以至于直到今天,赖氏五村的老人们还经常念叨起这个“肥星”。有陌生人进村询问赖家的住处,村民们也异常警觉,必问:“找他们什么事情?”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才会指路。 “他们几兄弟一直都对别人很真心,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们。”“地瓜”说,厦门远华最兴盛的时期,烧厝村以及边上其他赖姓村庄的年轻人都去了厦门吃赖家的饭,“来来往往的几百人肯定是有,这就是几百个家庭的生计。”赖文建说。 太多眼睛在窥视,使得赖家兄弟做任何事情都远比10年前要小心翼翼。 还在假释期的赖昌图没有身份证,出入不便。去年“两会”期间,赖昌图坐火车到北京游玩,住在“最高检”边上,晚上去天安门闲逛,遇见迎面而来的警察竟吓得不知进退。 赖昌图抱怨:“做点事情真的很难。”他想换个环境,去浙江做生意,他四处找人帮他介绍浙江的朋友。“就赖昌星弟弟这个名头拿出去,还是可以的。”赖家的好友说。 赖水强的两个儿子赖文峰、赖文曲出狱后在生意场上也如鱼得水。“以前的关系都还在,朋友也都还在。”接近赖家的人说。 在赖水强的大宅子边,停放着悍马和路虎,宅子有六层楼高,楼内有电梯直达,一层是台球室和车库,以上的每层都是套间,装修豪华。 对于47岁的赖昌图而言,过往更值得怀念,10年变幻,让他开始觉得“人都靠运气”。他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我觉得再提起(远华案)是很丢脸的事情,赖家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全国人的教材。” ★ (本刊记者张鹭对本文亦有贡献) 赖昌星前传 在成为一件惊天大案的嫌疑主犯之前,他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远华事件的喧嚣早已远去,是时候追问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了—— 远华案为什么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发生在赖氏家族?又为什么“成就”了赖昌星?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福建晋江、石狮) 晋江市烧厝村,烧厝南区106号。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个村里,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 “远华案”已经过去十年了,一方面,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透过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发现“远华案”背后的深层秘密。 祖屋与宗族 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2层小楼的居室里,内饰气派,但还远称不上豪华,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 路过村口“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点,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是村里的制高点。可以想象,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 两兄弟的宅子,不在一个量级,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对此,赖昌星的同班同学、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赖昌星一直想把他“事业”的重心放在厦门,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 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走半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庙以前,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两落五间张双护厝,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适合家族聚居。村干部赖文建回忆,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祖屋”的建筑,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间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 往上追溯,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在赖家族谱里,“昌”字辈是第24代。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从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个进士。这也是赖昌星之前,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直到今天,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 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 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非常挤”。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中间是厨房,赖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大跃进”时就是村支书,因为家里住不下,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搬到小卖部里住。 1995年,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发现昌标、昌星、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当时,昌标、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业务”独当一面的人物。看起来,即便是到“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 ——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分别是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曾明娜和曾明育。 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 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 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 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着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着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 滑向走私渊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发迹之后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略感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 (应采访对象要求,“赖文建”系化名) 揭秘赖昌星红楼 曾“俘虏”大批高官(图) 在福建厦门有一栋七层小楼是厦门远华集团的总部,因为它的外墙是红颜色的,所以当地人习惯的把它称作红楼,在红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大多是一些有头有脸的领导干部,那么这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办公楼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这么多的人对它流连忘返,趋之若鹜呢? 1996年,赖昌星投入上亿元资金修建了红楼,这栋外表普普通通的小楼,里面却富丽堂皇。 一楼是会客厅,在显眼处装裱着鸿运当头的四个大字的书法作品。 二楼是餐厅,赖昌星为了招待他的客人,不但四处搜罗好酒,还从香港高薪聘请了厨艺精湛的大师傅亲自掌勺。 三楼是桑拿浴房,酒足饭饱之后,客人可以到这里还放松休闲,赖昌星还从各地精心物色了数十名年轻美貌的小姐在这里提供服务。 四楼是歌舞厅,有三个KTV包间,每个包间内还有一个舞池,可供人兴歌起舞,尽情欢愉。 五楼是客房,那些意犹未尽的客人可在装修考究的客房里享受进一步的服务。 六楼是总统套房,装修的更加豪华,这是赖昌星为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将来用得着的人准备的。 七楼是赖昌星的办公室,赖昌星与很多人的权钱交易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了解红楼的人说,一个人如果经历了一到七楼,享受了红楼一条龙的服务,就不可避免的成为赖昌星的俘虏,反过来他就要为赖昌星的走私犯罪活动提供服务了,海关肩负着把守国门,打击走私的重任,厦门海关是海关总署树在福建的直属局级海关,赖昌星想高走私活动,挡在他面前的最重要的关口就是厦门海关,而一关之长当然是他要摆平的首要目标。 杨前线1995年走马上任厦门海关关长时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关长,早在1993年,杨前线就与赖昌星结识,在杨前线当上厦门海关关长之后,他理所当然成了赖昌星红楼里的贵宾。 记者:你觉得在那些爱去红楼的人眼里,红楼最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杨前线(厦门海关原关长):有的人喜欢吃饭,喝点好酒,那地方经常会有好酒,有的人如果说你喜欢洗桑拿,喜欢小姐,那地方也有,所以应该讲说个人口味不一样。 1995 年,在杨前线当上关长之后不久,一个名叫周兵的女人在赖昌星的精心安排下出现在了杨前线的生活里,为了方便杨前线和周兵纵情纵欲,赖昌星给他们提供了一栋价值130多万元的别墅,并出巨资进行了装修,在这里周兵还替杨前线生了一个儿子。随后赖昌星不仅把周兵安排在香港远华公司工作,而且发给周兵大量的钱款,有据可查的就有1400多万元人民币,赖昌星还送给杨前线凌志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63万元,华南虎皮一张,价值人民币77.7万元,安抚好杨前线之后,赖昌星更加有恃无恐。 随着走私活动的不断升级,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赖昌星开始筹划一个专门用于专门存放货物的海鑫堆场,海鑫堆场的建立使赖昌星的走私活动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变得更加便捷、隐秘。 于正中(海关调查人员):海关在一些大的货场设立海关监管点,本身是为了方便企业进出口货物,提高通关速度,但杨前线批准的厦门海鑫堆场是由赖昌星走私集团直接控制,所以这个监管点不是为了履行海关监管职能,完全是为了给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提供方便,使他们的走私违法活动更加隐蔽。 1999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反映赖昌星与厦门海关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疯狂走私,1999年6月,杨前线得到办案部门要对赖昌星的走私行动进行查处,四处打探消息,多次为赖昌星通风报信。 记者:你跟赖昌星打电话说了哪些内容? 杨前线:就说中纪委的人要来香港来,我说你看看香港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收拾收拾,你看帐目或什么东西这些你看有什么问题,完了以后你看搬走或者怎么样,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处理你自己要处理好。 杨前线的提醒使赖昌星毁掉了部分走私犯罪的证据,为以后的案件侦破工作设置了层层障碍,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被赖昌星拉拢腐蚀的党政领导干部,仅在厦门市就有市委副书记两人,市委常委一人,副市长三人,政法委副书记一人,但是野心勃勃的赖昌星并不满足,他早已在自己的关系网上无色了分量更重的人,就在公安机关准备缉拿赖昌星的关键时刻,赖昌星因为事先得到了消息而得以逃脱,究竟是什么人会铤而走险,不顾一切为他通风报信呢? 庄如顺(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公安局局长):我现在最痛心疾首的就是说,不仅我叫他走,而且我还给他说了走应该注意的一些事。 庄如顺,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1998年向赖昌星通风报信,使赖昌星成功逃过了公安部门的追捕。 庄如顺:我就把我自己得知的一些情况和我判断的一些情况,我也跟他说了。 庄如顺把公安机关抓捕赖昌星的有关情况告诉了赖昌星,指示赖昌星往境外脱逃,赖昌星逃到香港后,立即向庄如顺通报,庄如顺特地嘱咐,香港也不安全,要走得越远越好。 赖昌星拉拢腐蚀干部的手段之多可谓空前,被赖昌星腐蚀倒下的干部数量也可谓空前,在厦门远华案中,有一长串让人触目惊心涉案官员的名单,有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委原副书记詹少敏、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原副市长蓝甫等,厦门市政法委原副书记林金栋等人。 厦门特大走私案共涉及一大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以及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干部26人,县处级干部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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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陶东风:畸形的好生活理念与大众文化的价值误区

陶东风:畸形的好生活理念与大众文化的价值误区 ——从“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说开去 标签: 生活理念 大众文化 价值误区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价值观最集中地体现为我们对“好生活”的理解。好生活就是有价值的生活。裴多菲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诗体现的就是诗人对“好生活”的理解:爱情高于生命,自由高于爱情。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鲍尔柯察金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鲍尔看来,活着本身没有意义,关键是怎么活。碌碌无为的生命、虚度年华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什么样的生命才不是碌碌无为的?那就是献身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革命文学中这些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曾经激励过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但是在今天听起来却有恍如隔世之感。在今天,大众价值观的塑造者已不再是革命文化或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那么,大众文化灌输的“好生活”理想是什么样的呢? 江苏卫视的征婚节目《非诚勿扰》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大众文化节目。《非诚勿扰》第3期(2010年1月17日)据说有这样的情节: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的男嘉宾问女嘉宾马诺:“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更喜欢在宝马里哭。”此后,“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就成为一句口头禅,在全国广为流传,马诺也被称为“拜金女”一炮走红。 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流行语,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择偶标准,但我觉得这句话所代表的价值观其实已经超越婚恋范围,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整体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一个在宝马车里哭的人,一定不是因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地方住,也不会因为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作为高档名车,宝马是有钱人的标志、奢侈品的象征。她哭的原因一定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有关她的做人尊严的,比如用着男人的宝马车,只好对其寻花问柳、花天酒地听之任之,甚至做二奶这样的屈辱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同样,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一定是因为精神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物质的原因而笑(除非他是为了健身而骑车,但是在目前流行的这句话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自行车想当年还是“三大件”之一,是有钱人的身份标志。但在这句话中,它和宝马车对比,被作为贫穷的象征。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那么,这句话所涉及的问题就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物质和精神关系?对于“好生活”“幸福生活”而言,精神维度和物质维度哪个更加重要?如果一个男人很有钱,可以让你在物质上坐享其成、过现成的奢侈生活,但他也不爱你,至少是不尊重你;另一个男人很爱你,你也很爱他,但他却没有钱,没有宝马车,只有自行车。你选择哪个?哪个更符合“好生活”的标准?这句话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人格尊严、精神价值与奢侈生活、物质享受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宁可选择没有尊严的奢侈生活。 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好生活观念,其所折射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存在,其中最典型的是炫富广告。有一个叫“白居易”的房地产广告这样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白领尽开颜。”“白居易”的意思就是白领居住容易。此广告语化用了杜甫的名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但把“寒士”改为“白领”,不但是审美品格的改变、文化品味的改变,也是道德立场、价值观的改变:从同情贫贱、弱小者,变成了赞美、崇拜富贵者,赤裸裸地鼓吹我们就是为富人服务的。这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最最让我吃惊的还不是有这么多的人拜金,而是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可以在公共话语的领域畅通无阻,无往而不胜。说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才是最最可怕的,是价值观混乱的最惊心动魄的表征。历史上有很多时候都流行拜金主义,都存在嫌贫爱富现象,但是明目张胆地在公共话语空间嫌贫爱富,明目张胆地宣扬拜金主义,明目张胆地鼓吹我们就是为有钱人服务而不管穷人死活,明目张胆地蔑视底层草根阶层,这样的时代是极少见的,可惜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不仅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已经彻底颠倒,而且同情弱者的公共话语伦理的底线也不再存在。当公共话语领域也被拜金主义占领的时候,我们的公共空间就不是一个穷人可以说理的空间,一个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提供申诉机会的空间,而是一个强者对弱者进行话语施暴的空间,是强者羞辱弱者的空间。强者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对弱者施暴,而且在话语空间对弱者施暴。弱者不但在现实空间中蒙羞,而且在话语空间蒙羞。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 这种现象我称之为歪理的胜利。这几年流行的很多官员雷人语录就是歪理的胜利。郑州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成豪华别墅和楼中楼,面对记者的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这样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2009年11月初,媒体在采访郑州市养犬管理费去向时,郑州财政局城建处处长王冠旗反问记者:“你是不是党员?”问得记者一楞一楞的说不出话来。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经过北京的一个天桥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抢了金项链。过了几天,她又一次经过这个天桥时,又遇见了这两个男人。只见这两个男人气势汹汹地冲到她的面前,其中一个伸手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缺德?你以为我们抢你一次容易吗?我们要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要冒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你知道吗?你不戴项链也就罢了,还戴个假的。下次注意点啊!” 好人被坏人欺负以后还不敢讲理,还显得很无理;坏人做了坏事以后不但不怕,而且理直气壮;坏事不但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可以公开颂扬的。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这就是歪理的胜利。 歪理为什么会胜利?违背道德底线的言论为什么堂而皇之地在公共空间畅通无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歪理虽然不符合纸上的原则,但是却符合事实。比如官员的雷语,都有这样的特点:一是雷语明显违反了见诸官方文件、社论、主流媒体的公共政策和意识形态要求,因此是禁忌,是根本不能公开化的。一旦公开化,不但荒唐可笑,而且犯了忌。“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就因其把党和人民相对立而触犯了党章的原则。但雷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即雷语虽然明显触犯了主流话语禁忌,却又同样明显地道出了社会实情,它看似荒唐却又惊人地真实。这使得很多雷语都具有明显的反讽效果:有悖常理又完全可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一个党的干部怎么可能不知道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知道,那他们为什么还这么说?答案恐怕是:在有些官员的心目中,这句话不过是骗骗百姓的空头口号和官样文章,他们多年为官的心得是:忠于党就不可能同时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就不可能同时忠于党。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政治无意识,以至于说出来了都不觉得犯忌。 正是现实中的歪理走遍天下的事实,导致了公共话语领域歪理的畅通无阻,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马诺的那句话之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原因也在这里。马诺说了这句话后,网上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不少人维马诺辩护。有一个网友这样说:“什么啊,马诺说的只是直一点,把大家不敢说的都说了,总比装的好吧,那样才虚伪。马诺是个过早看清现实的女孩,只是告诉大家什么是现实,或许她坦率的说了一些话,让人乍听很不舒服,可是仔细想下吧,他说的都是事实不是吗?她用的是最真的一面去面对这个社会。她的言语或许有时太直接了,直接的有些伤害人,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她在认识到这个社会后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大家都要针对这样一个女孩,难道你们觉得一个说真话的孩子不该被肯定,而是被侮辱?而那些说的好听,什么精神上长篇大论的,实际却不行动的,你们却大加赞赏。难道这就是社会吗?” 这番话意味深长。在这个评论者看来,马诺固然是一个拜金女孩,但她是一个言语直言自己拜金的拜金女孩,她比那些行动上拜金、口头上批判拜金的人诚实得多。这就像一个做婊子并且直言自己喜欢做婊子的人比做婊子但是又想立牌坊的人强。至于拜金到底对不对这位评论者没有说。但她的隐含逻辑很清楚:即使拜金不好,但现实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存在就是合理。 这使得我想起最近的一个新闻:一个中学生的作文起了一个标题“金钱是我的最爱”。文章全部是为拜金辩护。校长不但没有批评,还给这篇作文评了“一等”,理由是“真实,不虚伪”。孩子讲真话,当然比说假话的人来得真诚。然而,真话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话。拜金主义的盛行固然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现实是值得肯定的。说一个诚实的拜金主义者比一个虚伪的拜金主义者好,因此我们应该同情前者。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比坏逻辑。我们的社会现在就盛行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逻辑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文学与文化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9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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