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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位置 (高行健)

(《作家的位置》是作者应台湾大学邀请作的一系列关于文学、戏剧、美学讲座的第一讲。第二讲《小说的艺术》,第三讲《戏剧的可能》,第四讲《艺术家的美学》。作者当时身体尚未康复,不便远行,用录影的方式作的这一系列演讲,现经作者本人修订整理成文,予以发表。)    作家的位置,也就是说文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以及作家和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这当然都是很大的题目?我的观点只是一种看法,纯然是个人的选择,而每个作家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也来自不同的文学观。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的选择,本无是非辩论。然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把这自由思想的园地也变成战场,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蔓延到东方,从欧美到第三世界,一直论战不息,没有一处能够幸免。    这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文学和作家经受的磨难不必细说,就我们面临的现时代而言,政治的泛滥并不见收敛,相反通过媒体铺天盖地蔓延到文化领域。政治的干预,别说是政府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就连一般的文化活动都很难不带上政治乃至党派的色彩。政治正确和身份认同近乎于作家的身份证,再加上二十世纪留下的意识形态这笔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在作家身上,所谓文学的倾向性,应该读作政治倾向,成了约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道紧箍咒。文学介入政治,其实是政治侵入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作家从政,把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鼓吹政治,或者说为政治服务,恰如一个铜币正反两面,从各个方面来看,政治入侵文学,或文学介入政治,乃是二十世纪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景观。    这之前,虽然也有作家同政治乃至权力有所牵挂,但并不把他们的文学创作用来宣讲政治。二十世纪伊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深深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作家当然也不例外。以人为对象的文学,把人的社会关系看作人的本质,而最能体现这些社会关系最突出的方式,就是政治。人人都卷入到政治中去,而且不能脱离政治,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成了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观,把文学艺术作为批评社会的工具,不仅是一般的社会批评,更确切说是讨伐资本主义,用来揭露资产阶级,宣扬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随同柏林围墙的倒塌而烟消云散,依然根深柢固持续到今天。以至于不久前,我去英国的时候,遇到—个报纸的记者,听我说文学是脱离政治的,独立于政治,在政治之外,居然觉得不可思议。这也反映这种思潮仍然相当普遍扎根于不少的知识分子之中。    二十世纪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极权的解体,中国的极权虽然无恙而市场经济全面开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可以说彻底破产了。对资本主义一个多世纪的讨伐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蔓延,相反,不可抑制的全球化宣告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这无须争辩的事实不是道德裁判或者是政治批判能抹杀或阻挡得了的。马克思主义鼓吹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不仅没能改造社会,却已先行成为历史的沉迹。    文学原本脱离功利。在极权专政下,政治凌驾于文学和作家之上,作家必须服从政治,不服从政权,不为其服务,就不可能写作,甚至无法生存,乃至于丧失性命。在民工制度的西方国家,作家的处境诚然好得多,大可以写他想写的书,从事他想做的文学,只要不靠此谋生,自由便掌握在自己手中。问题是拥有这样的条件的作家可说是寥寥无几,资本主义利润的法则同样施加于文学。作家如果不屈从市场的压力,持之以恒,不追随时尚,不取悦读者,也难以生存。全球化对这种严肃的文学创作的压力只有增无减。更何况,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同样也要干预文学。一个作家,如果既非左派,又非右派,他的声音要想在媒体上得到传播,恐怕是相当困难。在西方,作家虽然有言论和创作自由,但是这种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由发表的天地却依然有限。    共产党极权国家里想要从事自由的文学创作的作家,即使流亡到了西方,摆脱了专政的压迫,却立刻笼罩上另一种政治,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这也是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文学,文学丰富的内涵完全被另一种政治话语掩盖了。作家本人如果不去自觉摘除贴在身上的这种政治标签,相反以此兜售,刚逃脱一种政治却又掉进另一种政治,损害的还是自己的文学创作。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到公共传媒,政治都无孔不入,不仅给二十世纪的文学打上深深的烙印,也还在左右人们的思想。如今,那种激昂慷慨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文学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彻底摆脱政治对文学的牵制也还不那么容易。现时代的作家怎么能超越政治利害之上,又超越于市场,独守不移,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要讲的题目。    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作家要维护个人的独立不移,我以为首先要解除一些迷惑和虚妄。比如说,作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政治制造的幻象。人民这个历代君王用过的陈旧的词,到了二十世纪也已经用滥了。所有的政治权力都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乃至于从共产极权到法西斯,也都以人民的名义实施专政。那空洞的人民究竟在哪里?现实社会中有各自不同的切身需求,也包括追求思想自由的无数的活人,在人民这一抽象空洞的幌子下,都消失了。一个作家如果不想捆绑在政治权力上,又不依附政党去站台助选,也就不必标榜为人民代言而丧失个人真实的声音,迷失在这种政治话语中,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牺牲文学,把文学绑到政治的战车上。    作家不是先知,不需要制造未来美好的神话,也不用对人民或选民许诺明天,更不必弄出个乌托邦幻影,蛊惑大众追随他去奋战打天下。再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这都屡见不鲜。    作家不是救世主,承担不了基督的使命,这个尼采式超人的角色也是二十世纪常见的形象。上帝既然已死,那么无限膨胀的自我就可能充当救世主。尼采的这种浪漫情怀,与其作为一种哲学不如当作文学作品来看更有意思,超人的夸张形象代替了传统的受难的基督,不能不说是一个独创。但这不是人的真实写照,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幻觉。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真实的地位,并不像尼采所宣告的那样,恰恰由另一个德语作家卡夫卡呈现出来。    卡夫卡生前的作品都未能发表,不声不响,却深刻把握了二十世纪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处境。现今一些流行的文学史往往把尼采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的发端,现代文学似乎始于尼釆。其实,把尼采看作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终结更为恰当,而真正宣告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应该是卡夫卡。卡夫卡把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处境做厂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种种社会关系中,乃至于家人之中,人不过如同一个虫子,这么渺小可怜,别说主宰世界,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莫名其妙,毫无缘由,却受到审判。卡夫卡清醒认识到那莫须有的乌托邦就像他小说中的城堡,是进不去的。    上个世纪之初,卡夫卡就预言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现时代,这同样处境中的人,只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丧失自主,人消失在各种各样的认同中。在庞大的社会机制里,面临铺天盖地的市场,文化也充分商品化,媒体并没有不受政治牵制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如果企图发出个人的声音,仅仅是个人的声音而不同某种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话,这声音是很难发得出来的。这种个人的声音只有在超越现实功利超越政治又不追随时尚也不依赖市场这种严肃的文学创作中,才有可能,才可能保持个人的独立不移。这种个人的声音当然非常微弱,然而却摆脱了炒作,是人真实的声音。    一个脆弱的个人,无党无派,不从政,不拥有权力或资本,在现代社会巨大的机制里的地位同自然界的虫子也差不多,而人不同于虫在于人能思想。但独立思考并非人与生俱来就有的禀赋,得出自日后逐渐醒觉的意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以理性的光辉穿透了中世纪的蒙昧和宗教的束缚,呼唤的那个体魄健全品格完美的人,经过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那个企图回归自然的人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竟然发现这理想中的人也只是个抽象的理念。    对天赋的人权的呼唤到了二十世纪,不变成革命的呐喊,便成了一番空洞的言辞。这自由而独立的人在政治权力和市场面前,却十分脆弱而卑微。所谓人权、人的尊严、思想和表述的自由,社会从来也不会免费赠予,人文主义那个理性的声音完全淹没在现实的商品交易和政治功利里。    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真实的人的声音?文学,只有文学才能说出政治不能说的或说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不充当救世主,不自认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为正义的化身,而正义何在?他们只陈述现实,没有预设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和裁决社会,或虚构一番理想的社会蓝图,恰恰是这样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作品提供了对人和社会的真实写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展示无遗,无论从认知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都经得起时间长久的考验。    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虽然也吸引了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最杰出的如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讴歌,随着革命的颓败,且不说那些作品早巳无人问津,连他们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用镰刀斧头打造的新社会比老旧的社会更不人道,更加贫困。而现今的中国和俄国,拜金的狂热取代了主义,历史就这样嘲弄人民。    作家不必是斗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文学的宗旨。诚然,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却不必把这种政见写入文学。如果作家能清醒认识到现时代作家所处的真实的地位,不如回到这脆弱的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解除了虚妄的个人真实的声音。且不说这声音是否能传达出去,但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有这种需要,倾听自己的声音。这种内心的需要也是人写作时最初的冲动,有感而发,出于一个活人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个人在社会中受到种种的限制,当然并非始于今日。个人在群体中,在社会条件的限定下,总受到制约。要不淹没在众多的混声合唱里,不淹没在权力的话语之中,还要发出个人的声音,当然不能不是个挑战。个人对他生存环境的挑战,从而确认自身的存在。这就是文学所需要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并非批判的武器,只是一番见证。作家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见证人。文学给人类留下的这番生动的见证,较之政治权力书写的历史更为真实。这也冈为历代的政权总也在不断剪裁和修改历史,以便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每个政权下官修的历史都得变一番脸。可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再也无法修改,他们对人类的承诺自然比那种同国家政权的现实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官方的历史可靠得多。    文学远离权力,也远离大众趣味。市场以大众趣味、以时尚为左右,以消费为原则。这种严肃的文学不企图取悦公众,不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当然也就很难传播。首先,这样的作品对出版社来说很难牟利,也就难以出版。无须讳言,畅销书离不开商业的炒作。大众文化消费当然也可以是文学作品,正像任何时代都有俗文化和严肃的文学之分。现今社会也差不多,只不过商业的炒作已经是如此大众化和国际化,现今丢出一本畅销书如同做一部电影,不只以本国的观众和读者为对象,通常都超越国界,多语种。这种庞大的文化产业经营的文学也无可厚非,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需求产生相应的作品。愤怒与谴责拯救不了文学。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作家还可以结社,自筹资金,自费出版,自负盈亏,靠写作尚且能聊以为生。现今,这差不多成了天方夜谭。作家如果不理会市场的行销,不追随时尚,置大众的口味于不顾,自然无法谋生。从事这种严肃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然而,这种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远离一切谎言,不去制造假象,呈现和揭示人真实的处境和面临的种种问题,当然让人困惑不安,却唤起思考。    一些知识分子现今竟然又在呼唤重建乌托邦,甚至于召唤马克思的幽灵。殊不知,没有理想没有乌托邦其实不坏,令人反倒更加清醒。面对现今的社会,以及人处境的荒诞,一个人一旦觉醒到要去赢得做人的尊严和独立,这种孤独感当然很难承受。现今这时代,政治与媒体越来越喧闹,而人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孤独,这也是现时代人的真实状态。孤独的个人意识到自身存在,处在种种社会困境之中却还要发出的这种微弱的声音,得有一种力量。这力量首先便来自作者的自信,得相信这种文学存在的必要,否则,不可能长年持续这种写作。    因此,这注定了是一种冷的文学,也因为作者并不以此来发泄一腔愤怒。作家先得摆脱一时的冲动和挫败感,才可能关注这个世界。从事这样的写作,需要一双清明的眼睛,或者说,一双冷眼,冷静关照这大千世界的众生相。    这样的作家自然不企图充当时代的风云人物,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也是这种写作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现代的隐者,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可能保持清醒,观察周围的世界,并且赢得精神的余裕,内观人自身的烦恼、焦虑和妄念。    极权制度下,这种选择是不允许的,往往得付出身家性命。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选择也并非容易,非左即右的党派政治并不给这种选择留下多少空间。作家能否超越现实的功利,不为所动而耐得住寂寞,是个关键。当政治风暴席卷整个社会,比如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引发的动乱和内战,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甚嚣尘上,当其时,个人如同风暴中的沙粒,是否还能独立思考,可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这新世纪人类并没有免除战争和暴力,人权和社会正义依然是一番漂亮的空话。民主只是人类不得已的选择,也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民主政体下的社会弊病靠每五年换一届政府来加以调节或缓解,社会公平不过是政党选战时争取选票的口号,从来也不见兑现。作家大可不必去承担这种连国家元首也无法完成的使命,跟随政党的领袖去摇旗呐喊。要求作家去充当社会的良心,只能扼杀文学。    作家孑然一身,以清醒的观察代替情绪的宣泄,也超越是非善恶道德的判断。换句话说,得有一双冷眼来观察社会,世界本如此这般,不是谁的意愿能改造的,在观察外在世界的同时,也审视人的内心。    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是地狱”,呼唤文学介入社会批判,却忘了对人自身的回顾。在他人眼里,这自我何尝不也是地狱。革命家和造反派在颠覆旧世界的时候,来不及再造人和自己,自我的无限膨胀造成的灾难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作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还得关照人自身,去认识人的本性,这恰恰是文学历来不变的宗旨,对世界的认知再回顾加深对人的认知。    文学不以批判代替认知。更何况,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既然连语言的意义也已经解构了,颠覆和批判往往只剩下个姿态,或者就为了作秀。    社会演变的法则和人的本性都无法再造。谁也未曾预料柏林围墙的倒塌,竟然结束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谁也没有料到冷战结束对西方国家的解脱,却立刻迎来了一场经济危机;随后的全球化的设想首先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没有人预料相反却促进了第三世界经济迅速发展,而欧洲却相对衰落而不见缓解;西方舆论一再预言中国的极权政治会垮台,结果相反,而中国经济的崛起也并非如西方的媒体所一再预言将导致政治的民主化。短短的二十年里,当今世界发生的这些重大的变化没有先知预料到。    对世界的认知只能不断提出疑问,对人的认知何尝不也如此?谁也不能穷尽对人的认知;而对人的本性的改造更从何谈起?谁能充当造物主把人再造一遍;二十世纪那些新人的神话同暴力革命再造的新世界同样可怕。如果人都不能把握自己,又怎么可能去把握世界?人也只能在世界历史的环节中去不断认知人自身的生存状况。    文学正是人的生存状态留下的一个见证。作家不必去作是非、伦理的判断。作家也不充当法官和道德的裁判。就见证这个层次来说,文学同史学一样,把人的经历与感受如此这般呈现出来,留下记载。我们今天对古希腊的政治历史所知寥寥,只有史学的专家去研究,但是了解古希腊文学的却大有人在。    每个朝代、政权、党派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写历史,以便确认自己的权力,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书写的历史随政治权力的更迭,不断修改,但有一种历史是修改不了的,那就是作家的作品。这种历史较之权力书写的官方的历史更为真实。即使是虚构的故事,只要这个故事触及到人生存的真实状况,提供的认知便永存不朽。古往今来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凸现出来,成了人类文化的结晶。    文学不同于史学之处,在于文学书写的是个人的历史和人的心灵史,记载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知,这种对人世的认识也可以称之为意识。人不能改造自己,再造人性,却可以认知并且记录下自身的感受,义学的写作以此作为起点。在这个领域里,应该说,作家拥有无限的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仅仅限于他的表述。如果作家把这自由交出去,奉送给权力去谋取别的利益,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或卖给市场,去投合大众趣味和行销的行情,这自由便即刻丧失了。    这种超功利的写作自然不受任何约束,天马行空,任想像驰骋,其价值只在于是否把握住人生的真实,真实才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判断。    现如今,伦理的判断早已被政治正确所取代。而所谓政治正确不过是各种权力、势力和利益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达到的某种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随着权力的较量一旦打破,便今是而昨非,而顺应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学,时过境迁也就成了一堆废纸。    文学超越现实的利害关系。作家面对人生的真实,无须去制造其他的价值观。当哲学家企图对世界做出一个充分完备的解说,换句话,把世界建立在一个由概念和逻辑构成的思想体系中,作家却回到真实的人生,去把握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真切的感受。文学不做政治的附庸,也不是哲学的解说,相反得排除各种各样的主义的干扰,尽可能贴近真实是文学的最高的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文学在认知上的终极追求。    文学唤起的对社会和人生的种种思考,首先来自于作家从生活中取得的经验,又化解到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中去。然而,古往今来那些传世之作恰恰蕴藏了作家对人世透彻的领悟,这样的作家也同时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家。而作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作家表述的思想得变成作品中的人物的思考,在特定的处境下活生生的感受。亚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嘲弄今天看来并不过时,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揭示之深还没有哪个哲学家能与之相比。    文学像一条源流不尽的长河,作家则是一个个孤独的行者,总也在探求和摸索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内心世界的真相,尽可能充分呈现出来。这同样是一条无止尽的路,文学提供的对世界和人的认知也同样不可能终结。    二十世纪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不断宣告旧世界和同这旧世界相联系的文学的死亡,给文学贴上阶级的标签,冠之以进步与反动。所谓进步与反动也是唯物史观这种意识形态强加于历史的。历史这条无止境的长河无所谓进步与否。我们很难说当今的文学较古希腊进步了多少,或人的本性有多大的改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文学对人自身的认知和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就会无穷尽继续下去。    谁也无法妄言文学已死,对文学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把思想和意义变成语义分析的游戏,虽然时髦一时,颠覆的并非现实的社会,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智力的作秀,留不下经久可看的作品。    人类社会再怎样演变,现代或后现代,人在社会中的种种困境却并未消解,人对自身存在的认知的要求也不会改变。作家这孤独的行者踽踽而行,很难说进步与否,但路总是要继续走下去的,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毫无疑问会持续下去。文学作品的价值在时间的长河中日渐凸现出来。文学虽然也可以说是时代的见证,但是更多的是超越时代的人的生存的见证。    作家不仅仅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见证人,同时又是一个创造者,他的见证透过一个滤光镜,以审美的眼光进入写作。文学只诉诸审美判断,这种审美判断,由作家带进他的作品,代替是非善恶伦理和政治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审美超越现实的功利。作家以凌驾于自我之上的第三只眼,姑且可以把它叫做慧眼,换句话说也就是意识,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也是主观的,却有一个审美的滤镜。经过这番透视,显现出美与丑,崇高或是诗意,悲剧还是喜剧,滑稽或者怪诞,高尚或卑微,可笑与可憎,从而唤起悲悯与同情,感伤和喜悦,乃至于嘲笑与幽默种种情感。人类的生存条件在不同作家眼里,因人而异,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面貌,千变万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卡夫卡的现代寓言和贝克特的荒诞戏剧,也可以写成普鲁斯特的失乐园或艾略特的荒原。这主观的审美又体现为艺术的形式,则全然出于作家的创造,通过主观的滤镜使之得以升华。    文学创作在审美的过程中实现。审美感受因人而异,每个作家都带来他独特的色彩,这当然和作家的出身经历、生活经验、修养、个性与气质,乃至于创作时的心境有关系,凡此种种都倾注到作品中。    作家把这种主观的个人的感受转化为作品,后世的评论往往把它说成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或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然而,就作家和作品本身而言,有意味的恰恰不是这类时代的特征或民族的印记。每一个时代的作家留下的作品都是独特的,也是个人的,而且不可以重复。文学作品的产生有很大的偶然性,泛泛的说成是时代的民族文化的产物很不确切,只能说是某一民族某一个时代的一个偶然的特例。一个时代某一国家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多么幸运,恰恰是一个个孤独的行者,给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历代的政权一个接一个湮灭,而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暗淡,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却突显出来,照亮人类的良知。    人类文明有双重的历史,以国家政权更迭为轴心的历史和文化思想史。前者伴随不断的战争,以征服者的武功和统治为辉煌的业绩,秦始皇的陵墓和拿破仑的凯旋门都属于这种文明的遗址。另一种文化思想史则由个人来书写,当其时的作家和思想家并非都有幸能秉笔直书自由表述,稍不当心便得罪权贵,或隐遁,或逃亡,乃至于丧失性命。古往今来作家的命运没有多大的改变,从亚洲的屈原到欧洲的但丁,到现代的乔伊斯和贝克特,他们的祖国当其时尚不具备足够的社会条件认可和接受他们的作品。    作家不必去刻意认同民族国家。地域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总出于政治的需要,恰如政党的结集,为了把更多的民众拉进某种似乎是共同的利益中去,才制造出种种身份认同。人的地域和文化身份本与身俱来,用不着加以强调,尤其是现今这时代,交通和文化传播如此方便,没有一个知识人不曾接受多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作家更不必去充当国家或民族的代言人,不如自认为世界公民,用个人的声音说话,更为真实而实在。    作家留下的作品诚然也会带有某种民族文化传统的痕迹,然而,有意味的恰恰在于他的独特而新颖之处。一个作家如果说不出没人说过的话,表述不出新鲜的感受和思想,只一味认同某一文化传统,弄得像旅游广告,该多么乏味。    不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带来不同的经验,以不同的方式加深和丰富了对人的认知。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的唐诗,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到歌德的《浮士德》乃至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的审美经验都不重复。出自个人的这些感受虽然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竟然超越国界和时代,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因为人性相通,只要受过起码的教育,人与人都会有互相沟通和感知的能力。作家把他的审美经验转移到他的作品之中,后世的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唤起共鸣,同时还会以自身的经验加以补充,引起联想和思考。于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人留下的作品,居然能传之于后世,既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也超越语种,这就是作家不朽的功绩。    作家一旦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困境和自身的局限,有所能,有所不能,做出取舍,独立不移,也就不难在他自己把握的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去赢得充分的自由。从二十世纪遗留的意识形态的迷雾里出来的作家,再也不必依附政治,而文学究其根本,乃是人的意识对自身存在的确认,本超越现实的功利,且历来如此。    二OO七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    (本文是作者在台湾大学所作的系列录影讲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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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都市报:顾彬 中国作家听到我的声音应该高兴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陈晓勤 摘要:德国汉学家顾彬6月24日上午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开了一场讲座,名为《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学活动》。讲座前,顾彬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6月24日顾彬在中大。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 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中文名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1974至1975年顾彬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到北京大学开始研究工作,1985年与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的张穗子结婚。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德国汉学家顾彬6月24日上午在中山大学中文堂开了一场讲座,名为《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学活动》。讲座前,顾彬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现年66岁的顾彬,头发花白,带着德国学者典型的严肃与忧郁的气质。难以想象,频频向中国当代文学“开炮”的,正是眼前这位儒雅学者。数年前他那句“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被媒体炒作而引起轩然大波,这位爱喝白酒的老外也成为中国公众视野中知名度最高的汉学家。此次讲座期间,顾彬不断澄清当时的表达:“我只是说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 顾彬说,多年来,他埋头于中国文学翻译与创作。但聊到中国小说家时他皱起眉头,说余华和莫言的作品“很无聊”。谈到中国诗歌眉头才松开:“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顾彬说在目前的德国汉学界,“没人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极低,像他这样热衷翻译、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是绝无仅有。   只有诗歌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 南方都市报:前几年媒体报道你的言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尽管你已经澄清这是断章取义,但听说你每次接受采访,记者都会让你解释这个问题? 顾彬:是的。其实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当时是指中国的棉棉、虹影等一批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如果这批女作家的作品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这样,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中国当代诗人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好的作品,但是大家不想听这个,因为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人家一般来说都不看诗歌,诗歌意味着在边缘,不在读者的眼中,诗歌不再代表文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代表文学的都是小说。 南都:其实你刚才所说的棉棉、虹影等女作家,不能代表中国的女作家。 顾彬:我同意。但是谁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不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结论都是小说家、特别是写长篇小说的小说家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这完全是一个错误。因为文学不光有长篇小说,还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但是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话剧。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人对中国当代的话剧感兴趣。如果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文学,话剧、散文、诗歌都不再能代表文学的话,那文学是什么呢?从这个角度说,这说明文学已经死了。 南都:在你眼里,中国有没有好作家? 顾彬:我说过,有不少诗人。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至于小说家,可能很有意思,但基本上大家不是从风格看他们的文学作品,而是从内容来看他们的作品,不评论小说家的“笔”好不好。 南都:那他们应该注重什么?比如莫言,他在中国文学圈也是很有影响力,但你以前说过,他的小说过于注重内容,过度重视故事性,缺乏思想性。 顾彬:是的,回答这个问前,关键是看我们(对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标准是美国,那可以说中国有好的小说家,比如说莫言、余华、格非等。但是如果我们从德国、欧洲来看的话则不一样。虽然一般笼统地说“西方”,但德国不能代表美国,美国也不能代表德国。如果我从德国当代小说来看中国当代小说的话,那么中国当代没有什么好的小说。但(中国小说家)是否会承认我们的标准,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标准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不一定在给我们讲什么好的故事,故事我们听够了,我们希望一个作家能集中在他的语言,他能够创造自己的语言,他通过他的语言介绍给我们一个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世界。但基本上,余华和莫言给我们介绍的,以德国人的阅读来看,是一个已经认识到的世界,我觉得很无聊。 南都:“一个已经认识到的世界”,该如何理解? 顾彬:从语言来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比如说余华的《兄弟》,是中国当代最无聊的长篇小说,读不下去。有不少小说是这样,看十页、二十页,就看不下去了。 德国汉学界轻视中国当代文学 南都:北岛欣赏一个叫阿乙的作家,他说“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你如何评价他的作品? 顾彬:昨天(6月23日)我跟北岛在香港见面,他应该告诉我,但他没有告诉我。我估计中国会有一批不错的作家,但我猜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此外,不能够仔细地问我当代作家的小说,因为中国当代的作家太多了,我需要有人给我介绍介绍,听说现在作协有40万个作家,百分之一是4000个作家,我一个人能研究、翻译4000个人的作品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此外,我的专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 南都:你一般会通过什么渠道去挖掘作家? 顾彬:我听中国作家给我介绍,也听从中国来的学生介绍,或者听中国学者介绍,比如说我老跟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喝酒,我也跟欧阳江河、西川在一起。每次我在中国,我问他们我应该注意谁、翻译谁、介绍谁的作品。我已经翻译、介绍过至少一百个作家,也可能几百个。我在德国已经发表了上百个译本,我也记不清楚,我每年出当代作家的作品,刚出版了欧阳江河、王家新的诗集,准备出北岛散文集,然后我要译杨炼的诗集。 南都:你刚才提到专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那你的专业是什么? 顾彬:我的爱好在古代。目前,我在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家,刚在德国翻译出版《孔子》、《老子》,现在我在翻译《孟子》。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北岛的散文的话,我看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我感到无聊。不光是我一个人,基本上所有的德国人都是这样。在德国,余华、格非和苏童的小说,属于通俗文学。实际上,无论他们在中国发表什么,在德国,好的报纸不会发表他们书的书评,基本上他们书在德国不是给学者、文人、作家看。 南都:那是给什么人群看的? 顾彬:基本上是汉学界以外的人、爱好者。非常不公平的是什么呢?连汉学界的人也不看我的翻译,根本不看,因为他们轻视当代作家,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开什么文学活动,介绍某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汉学界的人肯定不会来,来的都是汉学界外的人、对文学感兴趣的人。 南都:目前德国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情况是怎么样? 顾彬:德国每所大学会有几个汉学教授,其中三所大学,那里的教授应该专门介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但是他们基本不搞翻译,另外不一定介绍中国当代作家。比如,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汉学教授,他的任务是在某一个大学专门介绍现代当代文学,但他说过我不想跟中国当代作家见面,这是浪费时间,完全看不起当代作家;另外一个大学的教授,离波恩大学很近,有一次我给他介绍一位当代作家,说“我们在波恩给他开个朗诵会,你能够接待他吗?”他说“我不研究他,不想接待他”;还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他刚在德国发表了一本有关莫言的书,他重视莫言,但他从政治来看莫言,不是从文学来看他。 这三位教授,他们原来应该介绍现代当代文学,但他们对中国当代作家一来不欢迎,二来基本不接待,三是觉得不一定要写他们(指中国小说家)。如果问这三位教授,“你们觉得他们怎么样”的话,他们基本上会说不怎么样。中国作家们可能对我很陌生,觉得我不太友好,这样看的话,他们完全误解。虽然我对当代文学很有看法,但是还是跟作者谈一谈他们的作品,无论哪个作家来德国的话,就在波恩大学跟他见面,我期不期望他们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见面谈一谈,余华他们都来过波恩,我们都在那里给他们办朗诵会。 文学就是语言,内容很无聊 南都:说回诗歌的问题。你觉得中国当代诗人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为什么? 顾彬:他们的诗歌在德国卖得很好。卖得很好是什么意思呢?出版社发表以后,一百本或者一千本,很快就卖光了,读者也不少,给他们开朗诵会,来了不少人。比方说今年1月份给欧阳江河、3月份给王泽清在德国安排了好多场朗诵会,我们跑了好多的地方。除了一两个地方外,基本上都是几十个人来听,他们两个人在德国算是非常成功,包括奥地利,我们到了莱比锡书展。 南都:你刚说到目前翻译介绍欧阳江河的诗歌?他刚获了“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人奖。 顾彬:是的,他告诉过我,王泽清跟我说也想获得这个奖啊(笑)。我在奥地利出了欧阳江河的诗集,算是非常成功。从我们德国来看,文学应该是一种挑战,欧阳江河在这个方面很有代表性,他的诗歌非常非常难。如果有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说欧阳江河中文版或德文版的诗集,太复杂,看不懂,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很难理解,很难翻译。但因为是挑战,应该多看、多思考。但莫言他们这一批人,特别是所谓的美女作家,看一次什么都明白,不要看第二次,不是什么挑战。可能你看余华的《兄弟》是一个挑战,因为余华老给你介绍某一个人的屁股,但是如果对屁股不感兴趣,我无所谓。我考虑到的是他们的语言水平是什么?他们的风格是什么?他们掌握中文吗?他们基本上不掌握中文,是中文掌握他们。所以他们说的话,不是他们自己创造,而欧阳江河用的语言,是他自己创造的。 南都:你强调文学的语言? 顾彬:是的,文学是语言,语言是文学,一个作家唯一的对象是语言。内容是最无聊的一个东西,现在我要了解现实的话,我不一定要看文学,可以看新闻,看报纸。 南都:中国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顾彬:因为好的诗人会注意到语言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内容是次要的,语言是最重要的。诗人一般不会考虑到市场,他会考虑到艺术,所以他会为艺术而服务。好的作家应该在边缘,好的作家如果现在有人看的话,明天没有人看。 南都:在你眼中,好的作家都要经过一段寂寞? 顾彬:对。有的作家今天成功,明天不成功,很多当代作家骗自己,他们觉得自己的书在市场上卖得很好,他就是好作家,这是开玩笑,好的作家我们今天不一定都知道,可能他们死了以后我们才发现。 南都:你办了两份杂志,一本叫《袖珍汉学》,专门介绍民国文学;另一本是亚洲文化杂志《东方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推动汉语文学,做了哪些工作? 顾彬:其实两本杂志都介绍当代作家,不管我喜不喜欢中国作家,如果别人的文章写得好,写得有意思,我就发表。比方说,维也纳大学一批研究生写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他们会写莫言、余华等等,我都发表。有关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资料,我们的杂志发表了不少。 南都:除了翻译、办杂志外,你自身的创作情况怎么样? 顾彬:我每天写诗,还写散文,当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没办法写自己的作品,我老为中国当代的作家牺牲自己的创作,但当代作家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应该翻译他们的作品。 目前我准备第二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德国卖得不错,我的诗歌卖不出去,我第五、第六本诗集早就写完了,但很有发表的困难,我可以开诗歌朗诵会,这没问题,但人家不想买我的诗歌,他们想听我的诗歌,想听我的声音,不想看我的东西。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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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经济学人》按我说的投票

核心提示:对共产党而言,独立参选人这一自发之举已经走得太远了 原文: Vote as I say 发表:2011年6月16日 发自北京 | 打印版 “这是一场民主的实战演习”,一份较有活力的中国报纸这样欢呼近期由数十公民发起的行动——他们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在网络上为即将到来的地方人大选举给自己拉票。被阿拉伯革命和各省不时发生的骚动吓破了胆的共产党官员,就远没有这种欢腾劲儿了。长期由党精心安排的投票仪式突然面临着网上的新挑战。 中国多层次的人大中最底级的基层选举是唯一的一层,可以让直接投票选出他们的立法者。但是党不喜欢任何出风险的可能。理论上,公民得到十个选民的支持就能做候选人。实际上,党通常确保只有它支持的人才能登上最后的候选人名单。普通中国人常常把“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关的名称)形容为只是装点门面的“花瓶”。 所以这样的投票在网络上燃起的热情旋风吸引了相当多的注意,包括国有媒体在内(中国记者说这令宣传部的官员们不安)。位于北京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译注①)所长李凡认为,最近几周超过100人宣布他们将作为参选人参加即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全国开展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他们通过新浪微博(一种类似推特的极其流行的服务)这样的微博客工具汇聚支持。人大选举当中哪怕一点点自主性的迹象也会使党忐忑不安。1980年这种投票的首次试验引发了校园里的火热的竞选运动。官员们出手干预,妨碍敢言的独立参选人获得选票。六年之后,将地方选举的独立参选人排除在外的企图激起学生的抗议。1989年对天安门广场动乱的镇压终结了激进分子在投票上的努力,一直到2003年稍微自由的气氛鼓励来自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数十人参选。但是当选举举行的三年后,党阻止了媒体的报道。  尽管今年已经刮起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风暴,这包括逮捕了数十名活动家,党现在还是发现封口的难度越来越大了。在线社交网络的兴起使得市民们能够马上和大量有共同语言的人们联系。宣布参选的人当中也包括高调的网络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李承鹏,四川省的一位作家和时评人,他的新浪微博账号有超过300万粉丝(译注②)。李先生6月15号发布的一条微博写道,一个警察说他会投他一票,他身边很多警官同事也想投他的票(译注③)。 这些参选人的涌现和国内不同地方爆发的动乱同步发生,让准备在7月1号庆祝90岁生日的党更加急躁。在增城——广东省一个制造牛仔裤的城市,出现了由几千名警察才镇压下去的持续几天的暴动,起因是6月10号城管和外来街头小贩之间的争吵。就在它之前,发生了湖北省因地方立法机构的公安局看守所里一位反贪局长的死亡引起的利川暴动。五月下旬一个对江西省的抚州政府有怨言的男人,炸死了他自己和另外两个人,在网络上激发了同情的声浪。一位北京的自荐参选人徐春柳(译注④),在新浪微博上有1.2万以上的粉丝,说这类事件鼓励了一些人开始政治冒险。他说,在人大斗争比在街头斗争要好得多。 国营新闻机构新华社6月8日对匿名的某人大高官进行采访,暴露了政府对选举的紧张不安。这名官员说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根据”,并暗示未经批准开展的竞选活动不被允许。但这名官员并没有排除独立参选人参选的可能性。一份北京报纸《环球时报》上出现了一条措辞更强硬的评论。它说,通过网络来拉票,独立参选人“会破坏中国社会目前的运行规则”(译注⑤)。它规劝他们“从微博回归现实”。 五月中旬的江西省新余市的人大选举,突显了独立候选人可能会面临的困境。刘萍(见上图),一个有超过3.1万网络粉丝的退休职工试图参选,但显然因为她从事过劳工运动而丧失了资格。接着她家遭到了警察的突袭,她被拘留了几天。刘女士基于自身遭遇发表的微博激起了网友们的同情,为近期的独立参选风潮推波助澜(译注⑥)。 不过党并非铁板一块。一份由共产党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党校出版的报纸《学习时报》6月13号为独立候选人辩护。它说中国对 “被选举权”的强调不够充分(译注⑦)。这份报纸说“让你当代表你才能当代表”的想法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看起来党内也存在着一些它自己要解决的分歧。 译注: ①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②    李承鹏新浪微博 ③   该微博原文为:“昨天成都一位警官表示:一定投我的票,他身边很多警官也想投我的票。昨天于建嵘说:成都区武候区一法官来信表示愿意拿着法官证义务去帮我站台。公安、法官这时候敢实名站出来帮助我,表明一个道理:只有落后的社会,没有落后的公民。问那个叫“体制内”的怪物,你,还想装睡吗。“ ④   徐春柳新浪微博 ⑤   原文为“我们认为,某些独立参选人越是受到微博的关注,越应注意别刻意突出自己同现有体制的对立,仅仅用这种方式拉选票,会破坏中国社会目前的运行规则”——《 环球时报社评: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 ⑥    刘萍的新浪微博 :,被抄家被拘留事件参考于建嵘一条微博:“@于建嵘:寻找刘萍!!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的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刘萍196412已与我失去联系十个小时了。我十分担忧她的安全。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内退的女工,为了行使法律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勇敢地站了出来,因此受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打击。我请求你们以转发微博的方式为她投上自己的一票,以表明我们坚定的态度。 原文转发(67830)|原文评论(16100)” ⑦  在原文中并未找到如此表述,稍微相近的是:但是以往我们的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对选举权介绍得多,对被选举权介绍得相对较少,以致一般公众对宪法所保障的“被选举权”究竟是什么内容缺少应有的了解,——《学习时报》2011-06-13第05版:民主法治《 切实保障选民的“被提名权” 》,署名作者莫纪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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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英国卫报6月17日: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新展以关注被羁押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Detained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新展以关注被羁押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 英国卫报 6月17日 周五 Detained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remembered with new Tate Modern display Mark Brown, arts correspondent guardian.co.uk, Friday 17 June 2011 内容提要: 10顿中国异议者的瓷瓜子堆积成锥形。 泰特现代美术馆已 在它的超现实主义画廊之一 安装了10 吨 艾未未的手工制作的瓷器葵花籽,表达对已经消失75天的艺术家艾未未的持续关注。 在泰特三层的这个展览重新聚焦艾未未的消失和中国政府对他无任何指控的羁押。 画廊的新总监 Chris Dercon 说 :“泰特一直深切关注艾未未被羁押事件。最近发生的事情使得葵花子成为”个人是社会微不足道的部分“的凄美注释。在艾未未无法为自己说话的时刻,通过他的艺术品传递他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 …… 原文请点击: http://goo.gl/yR4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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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光>理想是个奢侈品

说理想是个奢侈品,不仅在于理想需要环境,需要机会,还在于理想只能给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去实现。凡夫俗子,过好最基本的生活先最好。本来大学生已经从精英变成普通人了,其实就不用纠结什么“大学生理想的流失”这样的问题,理想不能也用不着赋予给每一个人。有的人有理想没能力;有的人有理想有能力,吃不饱饭;所以,不管有几斤几两,不妨先吃饱了饭再说。      理想是个奢侈品          文/ 刘项(香港城市大学)   新一期的中国周刊封面题目是《稳一族——年轻人的务实与保守》。这个十分符合我最近的思考,以及现在的社会现实,和身边的同龄人交流,前途,赚钱香港绿卡什么的已经是经常出现的关键词;一读新闻,年轻人纠结于攒钱买房,公务员考试报名的人越来越多。理想、追求被当作保护动物一样也不时的在媒体里面被呼唤。           中国周刊的专题报道,采访了努力靠进公务员行列的大学生,采访了走进国企的高材生,还回访了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的生活。乍一看,感觉现在的大学生,现实而求稳定,二十年前的大学生,有理想有激情。考公务员的学生不怕赚的钱较少,而是想过的“规律、稳定”;而报道中当年的大学生,一个大学毕业远赴边疆发展,一个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报道里现在的大学生还在平庸而稳定的活着,而当年的大学生,早就闯出了一番事业,现在要么功成名就要么位居高位。老大学生对现在大学生的观察也值得反思,有一位说“看到蜗居,我很不以为然,我当年三个板凳上面放个板子就是床”,对于现实问题又一位说“什么房子,汽车,我们都没考虑过,一心想着就是梦想,奋斗。” 不过,我肯定不会说年轻人们一代不如一代了,毕竟现实条件确实变了很多。八九十年代,大学生是真正意义的天之骄子,是不愁工作反而被单位争的枪手货,房子有分配,户口有着落,基本上现实生存出路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可能,只有在这方面真正完全放心了,一个人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梦想吧。                  当年的年轻人除了不用担心生存,他们的机会也更加的充足,改革开放的中国遍地都是机会,思想解放,文化热兴起,做什么专业的年轻人都能趁着那个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很多行业都趋于成熟,各种二代也加入了竞争行列,发挥的空间真是小了很多。比如挨踢行业吧,当年没什么IM,没什么搜索引擎,所以QQ,baidu逐渐发展壮大。现在有什么新创意,QQ马上会山寨你一个,百度问你收高额的排序费,一个只有技术创意的挨踢年轻人想成为下一个企业家确实是难了很多。     说理想是个奢侈品,不仅在于理想需要环境,需要机会,还在于理想只能给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去实现。凡夫俗子,过好最基本的生活先最好。本来大学生已经从精英变成普通人了,其实就不用纠结什么“大学生理想的流失”这样的问题,理想不能也用不着赋予给每一个人。有的人有理想没能力;有的人有理想有能力,吃不饱饭;所以,不管有几斤几两,不妨先吃饱了饭再说。   不过实现理想,也不只有一条道路。在电影 摇滚学校 school of rock 里面,杰克布莱克理想是成为一命摇滚巨星,不过玩摇滚到了三四十岁还是一个无业游民。有一天他顶替做代课老师的室友去某高级小学上课,他打算教小学生们摇滚乐,让这只学生乐队帮自己赢取摇滚大赛的冠军。电影最后,小摇滚乐队的表演大受欢迎,杰克成了专业的“儿童摇滚乐老师”。这句话我没记住几句对白,但就这句话影响特深刻 “You know, maybe we are just not that good”。 杰克真有可能不是那么优秀,怎么热爱音乐,怎么为之努力也成不了摇滚巨星,但是他的学生里面说不定会出个一代巨星,你看,这么曲线的实现理想,不也是件不错的事么。       抱怨完环境,也还是该反思下自己,其实中国周刊吧这两代大学生放在一起对比本身就有些不合适。当年才几所大学啊,人家是真正的挤独木桥过来的,咱们好多人都是扩招过来的,论学习能力,现在的大学生多一半比不上当年的前辈。大学生群体早就成精英群体蜕变成了大众群体了,拿当年的任意大学生和现在的清华北大学生比比还能有些说服力。而现在的很多大学生的处境及面临的问题应该更和当年比较爱学习的普通工人相像。从这个角度想,年轻人更没有堕落多少了,当年的年轻工人们想的问题,应该和现在很多大学生想的问题差不多吧,都是保住铁饭碗,弄栋房子住而已。              (采编:陈锴;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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