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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满头银发的张思之律师仍站在第一线

2011年08月24日 17:19:58        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先生仍在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劳碌奔波、苦心焦虑,聂树斌案、重庆李庄案、成都冉案……许多重大案件都能看见他的身影。85岁高龄,满头银发,身体看上去却很硬朗,感谢上帝对中国律师界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张思之。他80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再贴上一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傅国涌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上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下一篇: 转帖《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 阅读数(1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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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是“生命的奇迹”也是铁路救援史的耻辱

24日22点45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布会在温州水心饭店召开。发布会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宣布“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35人,受伤192人。目前,仍有132人分布在温州11家医院住院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7月25日《人民网》) 笔者注意到,报道中两个问题让这位发言人陷入尴尬,一是王勇平无法回答动车为什么会追尾,没有及时刹车的原因。二是在官方已经宣布过车厢内已无生命迹象,要对车体进行拆解,但又有一名小孩被从车厢中搜救出来,王勇平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前一个问题确实让发言人难以回答,从网络搜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高速动车和高铁安全的担忧,媒体曾经多有报道,高铁权威人物的一句话最为经典“中國高铁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也很成功,能保证后面不追尾、前面不撞车。还有供电系统,也非常可靠”。然而铁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某些“权威人士”和“专家”的话是多么的不靠谱。 但是,最让人不能理解乃至愤怒的还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常说,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在以往的灾难事故中,人们总是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不抛弃,不放弃”。但到了这次铁路交通事故的救援中,仅仅过去了10多个小时,官方便宣布已无生命迹象,随后便着手对事故车厢进行拆解吊装,但就在这时候却突然听到一阵哭声,随后满身是血的小玮伊被发现。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体现现代科技的生命探测仪的功能强大,但是科技再先进也要看使用者的道德素质,仅仅是几节列车车厢,且不用先进的仪器,即使完全用人工搜索,不放过一颗螺丝钉,也不至于“漏掉”一条鲜活的生命,消防人员仅凭耳朵都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为何却被宣布“没有生命迹象”?其中也绝非仅是草率,要解释这一点其实并不难,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早一分钟畅通就意味着抢险的“胜利”,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尽快地恢复畅通,不仅可以彰显部门工作的“成绩”,或许还会成为将来总结“先进”的一个闪光点,为自己的政绩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坏事再次成为好事。 尊重生命体现在哪里?对事故中的伤员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抢救是尊重生命,但对事故中不到最后一刻都坚决不放弃、不抛弃则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至少在这次铁路部门的事故救援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对生命应有的耐心和敬畏。小女孩被救出,在让人欣慰的同时,也让人捏了一把汗,我们不知道在最后拆解吊动过程中发现的6具遗体,他们有没有遇到再次的伤害,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不是消防人员最后的发现,车厢被拆解、被吊装,幼小的生命恐怕真的就没有“迹象”了。 在电视不断滚动播出的新闻中,我们又能看到让人感动落泪的另一面,温州的市民彻夜排队献血,大批的志愿者赶到各家医院义务照顾受伤者,我们在为普通市民感动流泪的同时,似乎更看到了“铁老大”那不能容忍的对生命的漠视。生命可以创造奇迹,但不应该在事故救援中如此显现,这也许将永远是铁路部门事故救援史上的一个耻辱。 来源:西安日报 作者:朱永华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是“生命的奇迹”也是铁路救援史的耻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高价废掉了高铁 (3) 铁道部,这次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8) 铁道部长应该引咎辞职 (10) 铁道部——请站直了,别趴下 (1) 通行费也成了老婆的内衣? (0) 赋予行人的交通权力 (0) 谁养肥了春运票贩子? (0) 要京连沪线,不要新干线 (2) 腐败的深圳“四号线” (7) 磁悬浮列车与协和客机 (0) 由燃油税改革看中国改革和社会现实 (1) 杭州飙车杀人的炒作 (1) 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双方上演口水仗推卸责任 (4) 春运,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子 (1) 春运,我们心中的痛 (0) 春运何时了 (5) 旅游大巴何时配上“救命带” (0) 外出携带小锤子出行的可行性研究 (0) 北京“廉价”公交能走多远 (1) 判胡斌无危害公共安全,天理不容! (8) 养路费取消,天津又发明城市通行费 (0) 公安机关为何不打击倒卖飞机票、汽车票的票贩子? (1) 交通(局)部门是公路费改税的最大障碍 (7) 乘客一丝不挂,飞行就绝对安全了吗 (7) 中国人,请挺直你的脊梁! (2) 不要把生命的斑马线交给老人维护 (0) “掩埋车头为抢险”的未竟之问 (0) “我爸是李刚”的法律思考 (0) “夺命春运”里被严重漠视的草根利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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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环球时报:高铁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

环球时报:高铁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网 来源日期:2011-7-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6 8:56:20 阅读量:94次 相关链接: 童大焕,中国哟,请你慢些走 铁道部昨日就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道歉。这起事故再次把铁路系统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铁路处在走向世界领先水平的特殊阶段,又同时成为中国舆论批判兴起的“试验靶标”。社会对它每一次事故的态度都很严厉,铁道部门除了接受这样的严厉,没有也不应幻想有别的选择。 温州动车( 专题 )事故的严重程度在世界铁路史上属于高级别的,尽管不能说它是最严重的。它给中国高速铁路筑路大潮带来的心理冲击同样是高级别的。中国交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高铁及动车(专题)使中国交通首次冲到世界领先位置,中国缺少这种领先的经验,社会疑虑重重。 这次追尾事故的原因尚无准确说法,但公众对“技术不成熟”、“管理混乱”的怀疑都有一定逻辑性。铁道部门面临严厉的质询和拷问,它必须勇敢、坦率地面对。这是对公众,也是对铁路部门自己负责任的态度。铁道部迅速解除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等人的职务,这可以看成铁道部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客观而言,中国社会的整体管理水平不如美欧及日本,中国各种交通工具的平均出事率都高于发达国家。这拉高了中国在全世界率先发展高速铁路的管理风险。铁路部门对此应警钟长鸣,不仅我们的技术要绝对可靠,规章制度要做到全面细致,运用和执行这些技术、规章的一丝不苟程度,也必须是世界一流的。而这一点恰是中国社会不放心,也很可能是中国铁道部门做起来会有些吃力的地方。 准确地说,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部门在一个基础有些松懈的社会里,向世界最高水平做的一项全面冲刺,它要求铁路部门把自己的小环境打造成一个“超发达国家水平”的组织,还要求整个中国社会以严厉、同时又很积极的态度对待铁路部门的大胆创举。高铁的创新,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自我折磨。 应严厉查处这次温州事故的所有责任人,但这次事故不应成为否定中国铁路提速运动的理由。从动车到高铁,铁路的快速进步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立下汗马之功,在今天中国铁路十分困难的时刻,中国公众应当能够做出严厉问责和鼓励前进之间的理性区分,中国人不应向在世界上第一次全面领先的中国人的团队,抡起将之“一棍子打死”的大棒。 中国已经到了在个别领域向世界最先进水平挑战的时候。而任何顶尖的位置都是有风险的,看看早年的轮船、火车、飞机、航天飞机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就清楚了。但中国的高铁决不能和旧时交通工具的发明做自我对比,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不会允许这样的安全不确定性。中国高铁不应仅是速度上的奇迹,它还必须是技术安全以及管理安全上的全面奇迹。 铁路部门要真诚对待公众的批评,做大事就得有大的担当。这次温州追尾事故应成为铁路全行业的血训,它应成为快速铁路更高安全性的起点。我们也想对公众说,对铁路的批判是重要并有益的,但舆论也要避免形成对铁路全行业职工过大的心理压力,因为过度的压力有可能干扰理智,它与加强铁路安全并非永远是正相关的。 中国社会需要度过温州事故的危机,它的结局应当是我们拥有更安全的高速铁路,而不是把铁路的速度降下来,回到绿皮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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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何不同?

[6] 回复: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何不同? 对比香港和重庆,区别在: 1、香港民众可以上街游行,媒体可以公开揭露腐败; 2、香港有阳光法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3、香港制定一系列配套法规; 4、廉政公署严格依法办事,不受权力操控。 重庆凸显人治特色和香港有显著区别。这个区别是:法治面对所有人,包括总督在内,人治使领导者脱离了法律监控。正如文革中可以打倒任何人,但不准质疑毛泽东。特别是打黑之后唱红,更有“造神”之嫌。 用户: ztsr 发表于:2011-7-19 22:45:21 支持 (1) 反对 (0) [5] 回复: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何不同? 楼主的建议是很重要的,建议重庆当局深化一步,把反腐制度建设好。 用户: xc4950 发表于:2011-7-19 11:30:57 支持 (6) 反对 (0) [4] 回复: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何不同? "廉政公署“”廉政风暴“,他们没听说过吗?他们不知道吗?阳光法案的作用他们不清楚吗?他们比谁都明白!但正是太明白了所以才。。。 用户: myjrb 发表于:2011-7-19 10:50:18 支持 (12) 反对 (0) [3] 回复: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何不同? 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并且不折不扣的执行才是中国的希望.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彻底杜绝“潜规则”一切放到阳光下进行中国才有希望!而且娇枉不怕过正,严格决绝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国民,才有可能彻底杜绝“潜规则”,而“潜规则”正是滋生腐败和黑社会的温床! 用户: 天人合一 发表于:2011-7-19 9:36:34 支持 (8) 反对 (0) [2] 回复: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何不同? 没有一套完善制度建设只靠单纯的人治只会导致人存政举,人去政息。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 用户: 自由花 发表于:2011-7-19 9:15:14 支持 (14) 反对 (0) [1] 回复: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何不同? 从民间欢呼把功劳归于“打黑英雄”王立军可见一斑。 —————————— 实际上,连“民间欢呼”也是基本上是由于官方“人治”出来的。 而且官方的“人治”基本上是不择手段的,不惜拿律师做祭品。 用户: 有话要说 发表于:2011-7-19 8:16:46 支持 (18) 反对 (0) 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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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温铁军:四千年农夫——理解中国的小农

2011年时值辛亥百年,恰逢《四千年农夫》英文原版书出版百周年纪念。 自中国倡导“洋务运动”以来,这百年间食洋不化之辈甚多,而认真反思现代化历程中变迁成本的中国人甚少。由我的两位博士生翻译的《四千年农夫》的中文译本在此时出版,可谓是罕见的空谷清音! 在殖民者对美洲大陆进行开发的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美大草原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美国农耕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美国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使得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专家富兰克林·金萌生了探究东亚国家农耕方式的想法。 1909年春,金教授携家人远涉重洋游历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了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并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在人口稠密的东亚三国,农夫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在这次旅行中,金教授发现了东亚农业模式与美国的区别、两者的资源禀赋差异以及东亚模式的优越性。东亚传统小农经济从来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而且可持续发展。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甚至达到了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的就是劳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由于这种人口与资源配比的不平衡,导致2/3的中国人生存资源极度缺乏!何况,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干旱地带,若非太平洋季风带来季节性降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作物生长。 在资源匮乏、总体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若没有农民的辛劳和智慧,任凭什么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恐怕都无法让中国养活占世界20%的庞大人口。 正是短缺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中国农民极端节俭、克制欲望、任劳任怨的品性,以及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长期以来,无论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名义地租率都在50%左右变动,而精耕细作生产模式下的实际地租率则在一般情况下都低于50%。由此可见,尽管人口众多,劳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其要素回报率甚至长期高于土地。 由此可知:小农的“家庭理性”作用与农户人口增加存在着相关关系。如果增加了男性,即意味着在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稳定的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意味着她们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小农家庭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来考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不难理解小农家庭人口生产派生的过剩劳动力,愿意以极低的报酬进入农业之外的生产领域进行工作的原因。每当王权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则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很大程度地被农村内部的五行八作所吸纳,即使村社不能吸纳过剩劳动力,它也会被城市和集镇的民间三百六十行所吸纳。 当时局动荡、百业凋敝时,过剩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和农业部门,加剧小农家庭人口资源紧张关系的同时减轻了城市商品经济吸纳就业的压力。待外部制度调整到位、百业待兴之时,小农家庭过剩劳动力再次流出。但是,这一调整过程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不利气候因素长期大面积影响农业生产,或者王权未能及时控制吏治腐败、官僚豪强兼并土地之势,或者遭遇外部侵略之时,这些外部非经济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小农家庭不堪重负土崩瓦解,最终引起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 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 进一步深入分析“蓄水池”作用,我们则不难发现农业生产率构成了小农家庭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村社治理和宏观制度设计也对提高小农村社制的蓄水能力有所裨益。实际上,小农家庭人口生产与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人口相对其他资源更加丰富,因此东亚三国才可能衍化出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 这种小农与村社的内在“经济理性”,促进着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繁荣。 金 教授当年未必就有这些分析。于是,他在反思美国农业生产模式之后陷入了迷思,不知道美国农业生产模式该有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因农业从业人口过少、人工耕作技术落后而无法转向中国式的精耕细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西方殖民者通过掠夺带来空前宽松的土地资源,也促使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缺乏动力。 百年前的学者即已认识到中美两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的巨大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当前无论政策界、学术界,还是主流社会,坚持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转向美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大有人在,实在令人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泛滥感到惊愕,也不得不对农业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偏差而带来的“双重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损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令人扼腕。 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污染水资源的最大来源。中国大规模使用农业化学品不过短短的三四十年,就将以往能够消纳城市生活污染、长期创造正外部效应的农业,肆无忌惮地改造成为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日本作为金教授探访的东亚三国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因过度使用农业化学品和外部工业污染而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不得不彻底放弃以往以“数量安全”为主要导向的农业政策,转而提出兼顾“数量安全、农村发展、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多重目标的强调农业多功能化的三农政策——1992年发布“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开始致力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该政策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变成了“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层面,发展路线也由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转变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和促进。 2004年日本的农业环境、资源保全政策被作为农业政策基本问题进行讨论,2005年3月,新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提出了日本农业“全面向重视环境保全型方向转变”的方针。在此农业政策的引导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很快得到恢复,并因融入现代适用科技而得到加强。 此外,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农业政策转型得到了日本综合农协的有力支持。 综合农协是日本政府为保护小农家庭而进行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其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地位早在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确立——战争需要从农村社区大量抽取青壮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政府为了避免农村社区衰败而“赤化”,不得不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并且严禁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三农而占有收益。 这项综合农协政策的延续,保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并促进了农村近百年的可持续发展。直到近几年,日本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政府才不得不放开保护政策,允许农村社区之外的自然人投资农业,但外部企业法人仍然被禁止介入。除了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保护,综合农协还获准垄断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运作获取高额利润再返还给作为农协股东的全体农民。这些优惠政策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长期高于市民的平均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日本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和补贴。 只需稍微对世界农业发展的不同方向进行客观分析,则必然导向对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金 教授即是如此。 他洞察了当时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而当时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居世界最高。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却没有西方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城市人口的排泄物和污水完全依靠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每天清晨一桶一桶地将之运往农村,制作成为有机肥再施用到土壤里,最终完成城市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进一步估算可以发现,每天将一百万成年人的粪便施用于田间可以给土壤带来一吨多(大约2712磅)的磷和两吨多(大约4488磅)的钾。 金 教授从农业生产物质循环角度出发认识到,西方的城市利用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将人类粪便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其中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城市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既能在减少化肥等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培肥了土壤,又能利用土地无害化处理人类排泄物,避免废物直接排入外部水体导致污染和健康威胁,更创造了就业,完美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若当年的西方国家及时采纳 金 教授的建议——学习东方农业生产和城市规划中对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原则——则可能避免密集分布在老欧洲和北美沿海岸线的因水体富营养化作用导致的死海区域的形成。 作为美国着名的土壤学家,金教授从未受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不曾有过中国传统士大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但是他对东亚三国小农的赞美却是由衷的:“这群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够聪明,他们正在苏醒,他们有能力利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所有科学和发明;这群人长年以来深深地热爱和平,但一旦遭到压迫,他们一定会,也有能力为了自卫而战斗。”同理,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毕业回国的 晏阳初 博士虽然初期给中国农民下了“贫、愚、弱、私”的偏颇判断,但随后他在深入农村的实践中改造了自我,提出“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的主张,并积极开展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与乡村自治运动。 这两位均属西学功底深厚的学者,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审视小农,却得出了类似的认识,也使今人得以在先贤的认知基础之上去伪存真,拼凑出更加全面的小农脸谱。只有理解了小农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农业和多功能村社,才具备理解中国历史和预见未来发展的基础。 谨以此书献给至今仍被世人不完全理解的中国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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