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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华案主嫌赖昌星即将被遣返回国

加拿大联邦法院拒绝了赖昌星的暂缓遣返申请,预计赖昌星将在近日遭遣返回中国。   加拿大联邦法院于星期四(7月21日)拒绝了中国远华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暂缓遣返申请。由于整个法律程序已经走到尽头,这意味着在加拿大滞留12年的赖昌星,于近日会被遣返中国。 加拿大联邦法院举行的赖昌星遣返案聆讯,于渥太华当地时间21日上午11点半开始,历时3个多小时。在渥太华主持聆讯的法官是肖尔,加拿大移民部代表律师帕克在温哥华通过电话连线出席聆讯,赖昌星代表律师马塔斯则在德国柏林通过电话连线出席聆讯。赖昌星本人在菲沙惩教中心内。   开庭后,首先由赖昌星代表律师马塔斯陈述。他质疑加中两国外交协议的可信性,并指赖昌星如果遭遣返将不会获得公平审讯,甚至不会有自己选择的代表律师。马塔斯指中国政府的保证不可信,认为赖昌星一旦被遣返,将面对酷刑审问和死刑威胁。他举例表示,赖昌星大哥赖水强和当年远华公司的一名会计,都是在中国的监狱里无故死亡,且无验尸记录。赖昌星如果遭遣返,会有同样下场。   而加拿大移民部的代表律师则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赖昌星被遣返后会遭到虐待,并强调中国官方已经作出承诺,保证不会处决或虐待赖昌星,中方如果违背承诺,将会损害其国际声誉。 法庭聆讯没有当庭作出裁决,而是在加东时间星期四晚9点发出了拒绝赖昌星暂缓遣返申请的判决。   长期关注赖昌星案的加拿大资深媒体人顾明认为,加拿大政府一直希望尽快遣返赖昌星,但是加拿大的司法是独立的,此前政府也无能为力:“赖昌星的律师这一次争取的联邦法庭的听证,实际上就是要不要暂缓遣返,因为未来不会再有任何的风险评估了。加拿大政府实际上一直在等待这个风险评估的结论,一旦结论出来,说是没有风险,所以加拿大政府就立刻采取行动了。更何况中国又给了一些额外的承诺,让加拿大无法拒绝。” 顾明分析认为,赖昌星不是加拿大公民或移民,中国完全有理由拒绝加拿大提出的探监要求。但中国政府为了能够将赖昌星遣返回中国,居然作出重大让步,允许加拿大定期派官员到中国监狱探监:“这里面应该说中国政府的承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促使加拿大政府下了最后的决心。除了免死的保证,得到免死的保证可以说赖昌星不是第一个。但是其它的,例如允许公开审判,而且承诺让加拿大官员可以到监狱中去探望他,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在加拿大法院发出裁决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立即对加拿大联邦法院驳回赖昌星的申请表示欢迎。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从加拿大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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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书展开幕 大陆作家李承鹏调侃时政(图,视频)

第22届香港书展20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第一天就吸引大批读者前往,其中包括许多大陆人。而这个书展本身也年复一年在增加大陆元素,如邀请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来作嘉宾,发表演讲及回答问题。 图片: 内地作家李承鹏发表演讲。 (记者丁小拍摄)   近期因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批评倪萍得共和国脊梁奖等成为舆论焦点的成都作家李承鹏外号李大眼,带着他的近作《李可乐抗拆记》作为22 届香港书展嘉宾,周三下午举办了“即兴”演讲。   李大眼先调侃自己参选受压:“我最近还活着,选人大代表本来打算悄悄的,打枪都不要悄悄进村,不料惊动了鬼子,不...惊动了那谁,最近都在家里喝喝茶。其实我一直提的案不像倪萍大姐那样,我都比较低端,我其实像是维稳办的卧底,稳定老年人的想法、孩子的想法、菜市场的想法,但他们不信,还是认为我不应该被选上。”   他为香港被称“文化沙漠”鸣不平,并称这是个鸟都有安全感的城市:“如果是沙漠为啥我们的高考状元都过来读书了?香港的空气太清新了,肺活量很大,我都敢大声说话了,但因为我还想回去,不敢那么大声说话。”   李承鹏90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后被分配到体委机关报任体育记者,因为批评假球黑哨被停职;后进入《足球报》任专题部主任, 05年被取消采访资格;后成为知名的足球评论员,他“把足球当社会来写”,针砭时弊又为他赢得多家都市报上的评论专栏,曾出版过《左一刀右一刀》、《你是我的敌人》等畅销小说;近年不但在微博上成为风云人物,也曾被邀担任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评判。   回到李承鹏以余秋雨、于单等人划分了中国作家的几种典型,“自摸型”(自恋而艰涩难懂);“二奶型”(受官方‘勾引’为之说话);“东厂型”(邪恶的)。   而他认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作家要为老百姓写作,一本好书能给人安全感:“作家从来不是一个高尚的名称,也不代表正确,只代表你把所看所感、生活和爱过的表达出来,我不相信图书是要让人伟大光明正确。好的作家、作品是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可以让人找到同类,也许它不能改变现状,但令我们觉得并不孤单。好的图书就是一座好的城市,可以让鸟都有安全感,让警察、作家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一个好的社会就是每个人各司其所。”   讲座后的问答环节,有尖锐的提问也有妙答。   被问到如何掌握言论自由和不被封杀的度,李承鹏说:“我觉得我的言论一点不犀利,都是很常识,我觉得我这不叫犀利只是好玩,没有挑战常识和逻辑标准,最犀利的还是新闻联播。”   有人问到对艾未未被捕事件的看法:“我对艾未未的看法是他比较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瘦了,我想异地减肥这个还是值得保留的运动项目,我会向国家体委建议一下。”   甚至有听众问到刘晓波:“我是半个四川人,这个问题你回答了可能你明年就不能来香港了,你承不承认刘晓波是中国的良心?  ”   李承鹏说:“有的事情大家愿意说是良心,我愿意说它心凉。你也别坑哥,我能不能回去还是一码事,我还是特别想回去,我老婆还在成都,我10岁的儿子是优秀职业网球运动员,如果你必须逼迫我回答这个良心还是心凉的问题,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答案,令我们损失了一个世界冠军,损失的不是我,是他们少了一个听见大满贯颁奖礼上‘感谢党和国家’的机会。”   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除了各类书籍纷呈以飨读者,还提供数百项老少皆宜的文化活动,作家演讲便是重头戏之一。展期为本月20到26日的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在阅读中发现自己”为主题,邀有大陆的于建嵘、李承鹏等以及旅居香港的诗人北岛、作家西西、黄碧云、台湾作家李敖、九把刀甚至影星林青霞,以及一众英语作家带出各种专题的讲座。   据香港贸易展览局估计,今年会有93万人入场,包括不少来自大陆的读者。本周南方都市报的专题称,香港书展的自由多元击中了一河之隔“过度组织”的深圳读书月要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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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野夫谈底层社会反抗 人民是否抗暴观点不一(图,视频)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与自由作家野夫就“中国底层社会的反抗”进行座谈,野夫认为人民有抗暴的权力,于建嵘表示社会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应动员所有的民众把权力套入笼子。 于建嵘野夫谈底层社会反抗 人民是否抗暴观点不一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与自由作家野夫就“中国底层社会的反抗”进行座谈,野夫认为人民有抗暴的权力,于建嵘表示社会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应动员所有的民众把权力套入笼子。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香港书展的演讲中提到刚性稳定,认为中国当前社会充满许多矛盾。他当天晚上接受Cochina「我在中国」论坛邀请,与中国自由作家野夫一起畅谈“中国底层社会的反抗”。野夫表示于建嵘是体制内,他是体制外,两人都在研究底层社会的问题。 野夫表示他调查的一个地方,五百个村民联名起诉省政府,必须到省高院起诉,省高院竟然立案,这在中国是非常少的,省政府作为被告,如果开庭一定输,于是省政府要求县委阻止起诉,他们先从公务员入手,让家人从签名中退出来,再透过各种手段,三四百人撤诉,但最后仍有十几个人,无论用怎样的方法,都不肯撤诉。于是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是悬在这个省的一把剑,如果开庭会输,要巨大的赔偿,不开庭,虽然有政法委的制约,但是不愿意闹到高院,于是似乎不得不开庭。   野夫对此表示:“现在中国社会有着无数的矛盾,它们一直积累到这样一个情况,也完全有可能一个县里面十几位农民的坚持就会导致全省相同案例地方的共鸣,集体起诉是民间反抗,是我看到的一种非常温和的一种方式,这个我一点都没有夸张。这是一种合法的方式。” 于建嵘表示中国的底层社会分成农民、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农民工,城市普通居民,一些退转军人。底层人民的诉求,都遭到公权侵害的问题。   于建嵘认为:“从今天中国民众的抗议,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认为这种抗议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这种解决的出路现在寻找起来越来越困难了。” 于建嵘也谈到了网络盛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他説今天的网络信息的问题解构了底层和高层共享的问题,威权国家统治国家,就是依靠信息封闭,权力强制。以往底层民众在信息层的底端,但是现在因为网络,被解构了,全部都是扁平化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信息,这是武器。 现场有网友问道,面对政府的暴力,百姓是否有权利用暴力?野夫认为,人民当然有抗暴的权利,但是要由此改变社会却不太可能。 于建嵘回应表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革命后的第三代,需要和解,中国到了可以选择道路的时候。民众有反抗暴力的权利,但是这个自由和权力,不意味着是走向民粹主义的理由,民众可以靠微博,靠围观,这就是博弈,最终为了依靠法律。 对于于建嵘的讲法,现场的网友黄先生向本台表示:“他的意识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中国暴力革命这条路行不通,只能要求当政者来遵守规范,遵守规则。但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逻辑上的问题,既然暴力革命行不通,当局也知道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要和你坐下来谈呢?你有什么本钱来要求它和你用游戏规则来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 现场有数十名人士参加座谈,于建嵘認為大家都需要改变一个观念,其实这个社会是存在一个合作的可能性的,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所有的民众,相信我们有办法把权力套入笼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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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杨奎松:六十年前“中国道路”夭折始末(重复)

1949年1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致开幕词 刘少奇提出“中国道路”引发非议 1949年11月16日,新中国刚刚宣告诞生一个半月,就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即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刘少奇以会议主席团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概念,并概括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公式:(一)统一战线;(二)共产党领导;(三)武装斗争。 刘少奇明白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刘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刘少奇告诫与会亚洲各国代表: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中共代表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除苏联代表团外,与会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经过合法的渠道,从各个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的。换言之,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工人组织,在本国都有着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固然抱着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成就的态度来到新中国开会,却完全没有到中国取经的想法。公开号召各国代表回国后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者,让这些代表听得胆战心惊。开幕式一结束,不少代表就纷纷找到苏联代表团,向团长索洛维约夫激烈地表示异议甚至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人本来只应礼貌性地致简短的祝词,怎么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大谈政治问题,甚至公开提出武装斗争和推翻政府这种激进的革命号召。他们强烈要求,绝不能把这样的发言登到报纸上去。 世界工会联合会固然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组织,但它历来都照顾到各国工会组织所处的环境和从事合法斗争的现实,从不兜售或推销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作法。尤其二战结束后,美苏日渐走入冷战状态,双方非常注意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挑起冲突。因此,苏联代表团也对刘少奇的发言深感不满。为此,索洛维约夫直截了当地向中共代表团反映了各国代表的意见。但中共代表不以为然,双方的交涉无果而终。 索洛维约夫马上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件事,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会的决议稿没有理会中共代表的要求,只字未提与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对此十分气愤,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后者明确告诉刘少奇等人: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见通过决议,“我们就得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这次会议虽然在新中国召开,中共代表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会议的决议却和以往一样,完全没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斯大林的认可与力推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问题上一向十分谨慎的斯大林,这次却一反常态地站在中共代表的一边。 斯大林得到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前往莫斯科进行公开访问。斯大林最初在与新中国结盟的问题上还多有犹豫,不久就彻底打消了顾忌,下决心将中苏两国结为友好互助同盟关系。据此,他复电索洛维约夫,批评后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斯大林声称:刘少奇的讲话不仅是正确的和及时的,而且应该公开发表,并应向各国代表团通报他的意见。为了表示苏联党对中国党这一立场的支持,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还在1950年1月4日把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译成俄文刊发出来。 此后,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动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学中共的榜样,走“中国道路”,即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1950年1月6日,莫斯科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它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共奉行的议会斗争政策,要求日共学中共,用武装斗争将美国占领者赶出日本。 一周之后,莫斯科又进一步发表文章,批评印共,同样要求印度共产党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 在日共、印共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在1月下旬得到了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再度提出的,希望苏联批准和支持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要求。在数月前还明确反对这样做的斯大林,这一次终于表示了同意,并很快通过各种方式为朝鲜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和援助。 也正是受到苏联方面这一态度的鼓舞,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尽最大努力援助正在进行反法武装斗争的越南党,包括为越方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训练场所,配备武器装备,派遣军事、政治顾问,等等。 由此不难看出,从1950年开始,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下和“中国道路”推广的作用下,中国周边亚洲各国的武装斗争都迅速扩展起来,其中尤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推进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中国以某种形式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斯大林去世,“中国道路”暂时停摆 以武装斗争为特色的“中国道路”的推广,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多方面的阻滞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产党人因对这一政策的看法不一,先后发生分裂。除个别原本因文化不同具有分裂倾向的地区外,在印度这个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学的国度中,暴力革命全无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相当发达且地域狭小的岛国,依照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建立庞大军队和根据地,从事大规模武装斗争,也全无可能。结果,少数模仿“中国道路”走入武装斗争者很快受到镇压,而整个党因政策转变,合法地位不复存在,国内民众原来较高的支持度,也骤然降到冰点。 在整个这一波走“中国道路”的热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中苏支持的朝鲜的军事作战行动。然而,自1950年6月25日战争打响后,这场名义上的国内战争就受到了美国的直接干预。美国除迅速出兵增援南半岛的韩国政府外,还通过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最后只是维持了战前的地理格局,但参战各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损失极大。 在这时中国周边所有按照中国革命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的国家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明显进展。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边境线外,援助越南党的地理优势明显,法国却远隔重洋,运输线长达几万公里,越、法之间的战争又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战争,越南民众的同情全在越南党一边,两者力量对比优劣明显。再加上战争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同时,唯一可能援助法国的美国分身乏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党的军事斗争才取得了较明显的成功。到1953年夏朝鲜战争结束时,越南党已经从最初的中越边界小块丛林地带,在越南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了武装根据地。 这一波推广“中国道路”的热潮,因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一方面,多数苏共领导人原本即不理解、不赞成斯大林的这一主张,斯大林一死,苏共中央马上停止了对各国武装斗争的支持,转而主张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希望促成国际缓和局面;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中国道路”的推行者,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国内建设工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继续深陷于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中,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不现实。权衡利弊的结果,中共中央接受了苏共中央的主张,并不顾越南党内的反对意见,硬性劝告越南党与法国方面以十七度线为界,实现了停战与分治。同样,中共也先后劝止了东南亚各国背靠中国展开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和分裂组织反对本国政府的暴力行动,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图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展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然而,改变输出革命的方针,并不等于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观点。实际上,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初步实现党内领袖地位之时,就曾明白地告诫过党内干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当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结束,全党完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之后,一些中共领导人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告: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指导世界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是适合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一条解放道路。 在1949年5月,即刘少奇上述讲话半年之前,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多前,毛泽东也针对这条道路的普遍意义表示过看法。他当时针对朝鲜问题有过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武装斗争是实现落后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哪怕中国可能会卷入其中,也是必要的。他告诉过朝鲜党的代表:朝鲜目前虽没有解放全朝鲜的实力,但这个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朝鲜党、军队和人民应做好思想准备,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在毛看来,一旦中国自身完成了统一的军事作战,美国人又离开了朝鲜半岛,比如1950年上半年,就可能出现有利时机。到时候,即使有国际干预,我们也能迅速派出精锐部队给予朝鲜党有力的支持。 由上可知,即使是在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道路”经验意义的看法,也是不会改变的。1954年,英国共产党为了能够把《毛泽东选集》翻译介绍给英国民众,同时又不致因毛泽东文章中对暴力革命和战争手段的强调引发反感,主张删除相关论断,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了强烈不满的态度,坚持对这一原则性观点绝对不能做任何删改。这件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坚定态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全面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治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对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逐渐溢于言表。他开始告诫党内干部:要警惕苏共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道路的倾向,暴力革命是共产党人手里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刀子”(武器),放弃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一革命手段,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一制胜的法宝。 对邻国的援助逐渐停止 1958年,越南党因看不到在自己主导下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再度恢复武装斗争,毛泽东表态支持。紧接着,中苏围绕着要不要对美缓和发生争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态度中立,进一步加深了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 1960年4月,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公开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政论文章,阐明了坚持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原则立场。随即,针对印度当局纵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和蚕食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情况,毛泽东不仅下令越境打击印军,而且从此改变了对中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战态度,逐渐转向了“三斗一多”的方针,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坚决斗争,绝不缓和;对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必须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仁不让。 既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世界革命,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道路”又再度成为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了。国防部长林彪为此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国革命的地理状况相类比,认为帝国主义就相当于城市,落后国家和地区就相当于农村,世界革命理当按照“中国道路”,到处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星星之火而渐成燎原之势。 其实,说到底,所谓“中国道路”,核心就是一个“打”字。对此,毛泽东讲得很明白。“文革”开始后,他曾明确讲:各国革命的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正是依照这个“打”的部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把联络和援助的目标全面转向了各国激进的小组织,采取接进来、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国内地建立训练基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及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和战术,再援以金钱和武器,送他们回去开展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即把中国进一步树立成世界革命的样板,广泛传播毛泽东革命思想,并且向各国输出中国式革命的对外政治意图。尤其是对周边容易援助的各国党,这类道路的输出就更是驾轻就熟了。 以1954年后与中国关系最好的东南亚邻国缅甸为例。“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基于上述意图,批准并协助来华十余年的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当年对越南党一样,中国政府在1954年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时,曾停止了对它们武装斗争的支持,并把其中相当多数无法在缅甸合法生活的青年骨干分子,撤进中国来,分别安排在远离云南边境的四川和贵州农场中劳动生产,并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介绍了中国姑娘,帮他们在中国安了家。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因为相信只有重新推行“中国道路”,才可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大环境,故决心要在周边国家进行此种实验。缅甸被选为试验的重点国家。早年撤到中国来的缅甸武装斗争人员自然又被安排受训,然后送回国开展斗争。 为了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安全回缅,以及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建了训练营,组织后勤补给基地,成立了武装护送部队,甚至不惜化装成缅共游击队,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中国道路”的试验,其成功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 做过缅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杨美红介绍说:当时缅共所在之地全都挂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画像。不但挂像,每天还必读毛主席语录,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缅共人民军穿的衣服、用的枪、吃的粮食,都是中国的。缅共部队中都派有中国的军代表。军事训练营地最初是设在中国云南境内,后移至缅甸境内……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和当时特殊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若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厢情愿。其实,毛泽东自己反复讲过,中国革命的经验,首要就在于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曾经再三表示过反对照搬苏联的经验,然而,却又格外迷信自己的经验;对中国的事情不管对错都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办,对外国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经验和意志,来判断是非对错,甚至推而广之。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抱怨这些小党“不争气”,转而去和美国打起交道来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要对世界开放友好,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再度放弃支持缅共等小组织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 1979年底,中共中央召见了缅共领导人,宣布了中方的决定:给缅共5年的过渡期,从198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部中止对缅共的援助。随后,中国顾问团和参加缅共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全部撤回了中国。缅共内部顿时人心浮动。若是读过杨美红的回忆,读到那些曾立志要为实践“中国道路”而牺牲的人们,最后竟因失去援助而绝望自杀的情景,相信一定都深感震撼并扼腕不已。杨美红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慨:“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一切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杨奎松 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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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当年为何要在酷刑就义上大做文章

当年为何要在酷刑就义上大做文章 作者:李逊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3 9:17:51 阅读量:3次 从我有记忆起,就知道了国民党个个都是魔鬼,凶神凶煞,多少受难烈士牺牲前几乎都受尽了他们的酷刑折磨,这样残酷的阶级仇恨的教育至今又从唱红歌开始要死灰复燃了;然而又有人却把历史档案打开,原来我们的烈士并不都是个个如此壮烈牺牲的。 就从蔡和森的“惨烈就义”到方志敏“遭受酷刑”的档案解密去分析,让我们认识了当年如此造假的意图是很清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深阶级的仇恨,从而更加激发起人们对国民党深痛恶绝,有了憎恨、愤怒,从而会勇敢地和凶恶的敌人进行搏杀,这就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有了这个前提,那么什么假话、假事都可以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去塑造。 终于造假渐渐习惯了,于是什么假的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所谓历史的黑白就有可能被政治需要而颠倒,是非也就完全有混淆的可能,这样的世界还会有什么清明呢?谁也保证不了自己的生命,因政治需要,而会不明不白地被黑了,这样的“黑社会”难道是咱们共产党人所要追求的理想社会吗? 我无意去为当年国民党的酷刑去辩护什么,因为后来共产党也用同样方式来进行报复过,同样为了政治需要也赦免了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并不赦免所有的国民党军人,这能说明是出于仁慈和宽容吗?毕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枪毙了大量国民党人和阶级敌人,而所动用的刑罚也不会文明到那里。 就从文革中对那些不同思想者所施的酷刑与当年国民党使用的有何什么不同?怕有过之无不及吧。然而这些都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所干的罪恶勾当。 三十年过去了,从今天的审讯室里仍然传来了新的酷刑下的那些呻吟声,这一切无法让我这颗天真幼慈的心,不得不对今天的政治需耍同样产生莫名的恐惧感。恐怖主义其实真的离我们是那么地接近,稍不小心,恐怖就会降临到你我的头上。 无疑,天下主义与善良、人道、人性、仁慈统统无关,人为了私欲,可以不如禽兽和魔鬼,这是当我了解今天我们人世间还有如此种种黑暗之后,我再也不敢去信仰什么主义了,我要学马克思那样,去怀疑一切了。 荐文 蔡和森“惨烈就义”方志敏“遭受酷刑”? 作者:散木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最近看到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先生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蔡和森:湘才子惨烈就义》的文章,文中提及“1931年6月间,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带特务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并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他牺牲的日期已不知晓,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 关于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是如何牺牲的,迄今说法不一,而且大多是取自传闻,有人曾在中央档案馆查寻过,但遍寻无踪,而采访众多当事人或烈士亲属也无定论,于是,它竟成为一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悬而未解的历史之谜”(韩泰华《蔡和森的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辑)。那么,徐焰先生文章中所述的“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这一情节是如何得来的呢?如果说是有所根据的话,即烈士“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则可惜作者没有提供相应的细节。不过,关于蔡和森的“惨烈就义”,一直就有似乎是定论的许多版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所述,即敌人对烈士的种种酷刑,所谓“钉”、“剐”、“戳”等等,可谓残酷之至。无疑,在读了以上的介绍之后,人们无疑会对国民党的残暴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对壮烈牺牲的蔡和森烈士充满了钦佩之情,在这里,无论是传记撰写者的效果预期,或者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融合在一起。也是因此,蔡和森烈士牺牲的过程,其就义之从容、牺牲之壮烈,对读者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震撼,以此对应的则是国民党刽子手的极度残酷和血腥,应该说这也是过去许多相似的烈士题材的一种相似的描写模式。当然,历史上确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不过,如果考虑到历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将研究对象还原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去考察,也就是说要具体分析;而所谓具体,即马克思所曾说过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换言之,革命烈士的殉难固然是慷慨悲壮的,不过诉之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李大钊和蔡和森、方志敏和瞿秋白等等,都有不同的牺牲场景,这里应该有真实的“多样性”,如此历史才能丰富多彩,而且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诚然,局限于历史研究中历史文献等的翔实性考察,研究者往往要么会以其主观性来妨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即把客观历史事实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描写,要么是简单地或下意识地不作复杂和详尽的考察而轻易断言,也就是不对具体史实进行考察和研究,当然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治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这应该是不错的。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在现有介绍和描写蔡和森烈士牺牲过程的许多书籍中,一些细节就是不同的。比如,有的说蔡和森自“八七会议”后奉命赴中共北方局指导工作,1931年又赴香港领导和恢复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在这一时期,蔡和森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追捕的重点对象之一,终于1931年6月“中统”特务发现了蔡和森的踪迹,陈立夫马上指使几名“中统”特务携叛徒顾顺章追到香港,勾结港英当局,秘密逮捕了蔡和森,并将他押回广州。在关押期间,“中统”特务对他施尽各种酷刑,蔡和森则拒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撬开蔡和森的嘴,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们把他强行拉到狱中的墙边,然后将几颗长铁钉摆在他的面前,对他进行恐吓。蔡和森宁死不屈,于是,没有人性的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竟将蔡和森的四肢钉在墙壁上,再用刺刀将他活活戳死!(《政治杀手陈立夫》,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有关传记中最多的一种说法,作为烈士亲属的刘昂在《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即说烈士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而“敌人的残暴能够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使和森同志更加坚定为推翻反动统治而献身的决心”,最终“敌人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令人发指的、灭绝人性的手段。他们将和森同志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还有一种说法:1931年,蔡和森在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期间,不幸在香港被捕,同年在广州监狱里受到国民党的严刑拷打,“最后他被敌人用铁钉将四肢钉在壁上,挖去双眼,割去耳鼻,胸部被刺刀戳得稀烂,再用刑刀刺死”。显然,由此说蔡和森烈士是“惨烈就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以上说法的“母本”呢?或者如徐焰先生文章中所说烈士“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那么又是谁“打探出来的”呢? 就笔者的考察,以上种种描写,几乎都取自1936年(或1935年)莫斯科共产国际一本刊物上署名为“李明”的文章《纪念蔡和森同志》,作者“李明”就是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李立三。后来《回忆蔡和森》一书也收有李立三的这篇文章,文中提及蔡和森“在1931年夏季,任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导广东工作,未及两月为英帝国主义所探悉而被拘捕,从此消息杳然,或谓为陈济棠刽子手所枪毙,或谓为英帝国主义所暗害”。文中还称“敌人将其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烂”。由于这是出自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文字,加之又是在烈士牺牲后短短数年内的文字,因而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此后它就当然地成为各种介绍和宣传蔡和森烈士牺牲过程的一个“母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怀疑。 不过一般来说,如果要对历史案件予以审读的话,所凭借的材料一是要从历史档案中发掘,再就是依据当事人的回忆或口述。关于蔡和森烈士的牺牲,其早年友人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说:“和森被害我不知详情。有云一九三一年由香港押回广州,一枪毕(毙)命。此乃萧子升告我的。又有云为乱刀砍死。”这一说是“一枪毙命”,消息来源是蔡和森的旧友萧子升(即萧瑜,湖南湘乡人,萧三的哥哥,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湖南一师”时的好友,而毛、蔡、萧,当年有所谓“湘江三友”之称,萧、蔡后赴法勤工俭学,萧晚年著有《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另一说“为乱刀砍死”,是沈宜甲晚年回忆从各种纪念文字中获知的。按说当年蔡和森的被捕和牺牲,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国民党当局从香港引渡蔡和森,以及在广州审问和处决蔡和森,都不可能对外声张,甚至进而去刻意宣传,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迄今也未见有烈士牺牲时的见证人的回忆,于是,“蔡和森烈士是如何牺牲的”这一问题就缺少了最接近历史现场的记录。显然,能够说明问题的,只有历史档案。后来终于有党史工作者发现了有关的敌档资料,即国民党广东当局1931年8月关于蔡和森案的“原呈”密报以及化名“胡世辉”的蔡和森的“供词”,这也就成了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一手材料了(韩泰华《蔡和森的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 在广东国民党当局1931年8月中旬签发的“原呈”密报中,有如下记述:“本年六月十日,梁(指特别侦缉队的梁子光——引者注)由该员等合同港警探,在港洛克道四百六十四号三楼,破获赤匪海委机关一起,拿获赤匪要犯赵普生、方世林、李庆全、林剑彩、胡世辉(即蔡和森——引者注)、李丙等六名,并搜获赤匪文件刊物,均留押在港政府。再经赴港交涉,旋由港政府通知,定于六月十二(日)晚,将赤匪首要胡世辉一名秘密递解出境,复经预派队员霍保、邓冠等,由港跟踪去东安港轮将其拘获。解办前来。当经(审)讯,据该犯胡世辉即蔡和生供称:年三十七岁,江西萍乡县人,直认前在萍乡县立中学校毕业,曾充小学校教员,又曾在北京大学肄业。民国十五年往南洋吉隆坡埠,曾在兢业两(高)等小学(任)教员。于民国十五年七月,由罗俊介绍我加入马来共产党。(民国)十六年八月,曾负责兢业学校支部书记。(民国)十八年春季,又改负责共党南洋临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直至今年(即1931年——引者注)四月,因共党广东省委各机关以及负责人多被破获,当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信寄去马来共产党中央,声明此事,请派三数干部同志来港。听候广东省委分配工作。今年五月,由马来共党中央派我来港,并嘱我如到港时,通讯往湾仔洛克道四六四号三楼王世荣收,广东省委便有人找接头。我到港时依(嘱)迅(速)通讯,果有省委组织部长万俊找我接头谈话,并派我为负责省委宣传部干事。现又正由共党中央派我为负责广东省委委员。本指定李一秋为省委书记,因李一秋在沪未到,又由共党中央指定我为负责代理省委书记(即主席)。”在该“原呈”密报中,还有“并供开有在港澳各县之赤匪姓名、住址,以及赤匪活动等情形”,但“业经密饬职队派驻港澳密探等设法查拿,尚未查获”等记述。显然,这里所说的“尚未查获”的原因,是由于蔡和森所供出的人名、地名等都是不真实的。 这一份“原呈”的密报,最后特别强调道:“除将该匪胡世辉即蔡和生一名,当经于(1931年)八月四日执行枪决。并饬严缉供开赤匪归案究办,另据情分呈。”有论者谓:从上述摘引的“原呈”密报以及“胡世辉即蔡和生供(词)”等敌档资料中,可以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蔡和森是1931年6月10日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当局逮捕的。第二,同年6月12日晚,他由香港被秘密引渡到广州。第三,关于蔡和森最后被杀害的情况,并非像李立三文章中所说“敌人将其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烂”,而是1931年8月4日在广州被“执行枪决”的(也就是说,徐焰先生文中所说烈士“牺牲的日期已不知晓”其实是可知的)。第四,从“胡世辉即蔡和生供(词)”这份敌档资料看,它不是蔡和森的亲笔供述,而是审讯笔录,“可以看得出,当时蔡和森并没有主动向敌人供出什么真实情况”(韩泰华《蔡和森的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 这也不是孤证,2008年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永春编撰的《蔡和森年谱》,笔者因研习“年谱学”,曾拜读过此书,并且认为它确系“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结合认真的调查访问和反复的考证研究,并汲取了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蔡和森的生平、经历、思想和实践活动”,如烈士牺牲的具体经过,书中就径取了档案的证据。 关于蔡和森烈士的牺牲过程,如果有新的历史资料出现,当然还可以讨论。此外,以前传说中的“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结论现在也得到了纠正。据一位烈士家乡(江西省弋阳县)的党史工作人员考察(陈家鹦《关于方志敏生平介绍几个讹误的辨析澄清》,《文汇报》2010年2月28日),此系后人的误传,依据是:“首先,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写的)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关押他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其次,从当时在狱中供职人员凌凤梧、高家骏(即高易鹏)等,以及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看守所优待号并有密切交往后又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忆文字来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有受刑的情况。不少采访者就‘方志敏在狱中是否遭受敌人用刑’这一问题主动问及凌、高、胡等知情人,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没看见也没听说过。另外,从与方志敏同期被俘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红军将士幸存者乔信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反映方志敏在狱中受刑的情况。”那么,“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说法的“母本”何在呢?作者认为是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一篇署名“阳朴”的文章《革命先驱方志敏》以及另一篇署名“哈马丹”的《中国民族英雄方志敏》,“据考,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远在异国他乡中共个别领导人之手”,“他们通过多次辗转才获得方志敏被俘入狱的消息,以及方在敌人面前经受了威胁利诱的考验而决不屈服,最终遇害。至于烈士在狱中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他们仅凭烈士曾受到‘威胁逼迫’而揣度,烈士‘在狱中遭受酷刑’,可文中都没具体说明方烈士是在何种情况下受刑以及受敌人的何种刑法(诸如拷打、烙烫、绑吊、坐老虎凳等)”。因此,作者认为“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而且“方志敏的亲密战友邵式平1937年1月在延安为方志敏被俘二周年纪念而撰写的文章,只字未提烈士在狱中受刑之事。方志敏的堂弟并一直追随方志敏投身革命的方志纯,生前写过许多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都未称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 蔡和森、方志敏两位烈士的牺牲情状,原来都是由远方莫斯科个别中共领导人的主观臆想而来,——当然,这应该是由“政治正确性”而来的了。记得曾观看过冯小刚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其中有一个情节:某人为了过过“烈士”的瘾,花钱雇人将自己“严刑拷打”,为了一句“打死也不说”的暗号,吃尽苦头,最后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当不了烈士,并由此发自内心和中肯地称赞和敬仰历史上的烈士们。确实,烈士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敬仰的,他们忍受了肉体的极度痛苦,却让信仰和精神得以升华,每一个后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不过,虽然都是壮烈牺牲,饮弹和被乱刀砍死等等,换言之所谓“历史不重过程而重结果”,其实却有不同之处。笔者虽然至今还不解当年在莫斯科的李立三等人通过什么渠道获知蔡和森、方志敏牺牲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是否在传输时已有变形,以及是否出于某种需要,这种文字叙述实际上都暗含了某种“革命逻辑”和“革命语言”。它在声讨敌人、褒扬烈士之余,也有一些带有残酷性质的“意图伦理”的成分,只是这便说来话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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