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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玉衡>《窃听风云2》:你的命,锦哥操盘

身为地主会的老大,挑挑眉头就能引发金融海啸的同哥,会叫一个手下“锦哥”?在过往的香港电影里,你见过哪一个老大这么干过?导演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我们:这个锦哥不一般!当然,如果同哥管他叫“涛哥”的话你也许能品出点滋味来,但是,如此明显的暗示过不了审滴哟!     《窃听风云2》:你的命,锦哥操盘   文 / 朱睿(山东财经)     写此文仅仅是想告诉你,我有多喜欢扯淡。照例提醒一句:剧透,慎入。     俗话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牛B的《窃听风云2》一上档,N多人惊呼:真正的港片回来了balabala……看到这样的评论,我忍不住齿冷:你们啊!naïve!sometime too simple!球,不是这么踢~滴!电影,不是这么看~滴!且让我来告诉你们《窃听风云2》里藏着的惊天大秘!   锦哥,真正的老大 谁是《窃听风云2》里最大的反派BOSS?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同哥!如果你的答案也是同哥,那我遗憾地告诉你,这部电影你白看了。事实上,当曾江扮演的同哥说出“锦哥”二字来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看到这里有人要说了:泄特!锦哥不过是同哥的头号手下,什么时候成了老大了?关于这一点请参考《古惑仔之只手遮天》,山鸡重回洪兴,老大让他从小弟做起,跟着包皮混,包皮积威之下喊了声“鸡哥”,山鸡羞射地说:“这怎么好意思呢,你叫我小鸡好了!”——幸好那时还没流行卖萌,否则陈小春会自称“小鸡鸡”。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辈份是非常重要的!身为地主会的老大,挑挑眉头就能引发金融海啸的同哥,会叫一个手下“锦哥”?在过往的香港电影里,你见过哪一个老大这么干过?导演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我们:这个锦哥不一般!当然,如果同哥管他叫“涛哥”的话你也许能品出点滋味来,但是,如此明显的暗示过不了审滴哟! 所以,锦哥才是真正的幕后BOSS,这一点,知道的人没有几个。同哥是知道的,所以他一直叫他“锦哥”,而地主会的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这一点在地主会的大佬们带罗敏生去同哥的豪宅时说的那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这是阿锦,他的兄弟会送你老婆回家!”一个被老大称为X哥的人,你们这些小弟居然看不出来,还管人家叫阿X,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事实上,锦哥潜伏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发现他很眼熟吗?在《无间道》里,正是他把马上要关上的电梯门打开,黄Sir才没有逃出生天。那时他叫“丧标”,注意,这才是小弟应该有的称呼,然而,即使是他用了这么大众化的小弟名字,陈永仁还是不敢把他的名字写出来,最后只写了个“镖”字,想想看,名字能成为敏感词的,除了伏地魔和“吡——”,还能有谁? 值得注意的是,锦哥仅仅是个代称。跟在同哥身边的锦哥,不一定是锦哥,他也许只是锦哥的代言人。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刘青云主演的《暗花》,刘青云仅仅是个执行人。幕后的人,正是“十几年没有回过澳门的老头子”——洪先生,即红先生。   谁是同谋? 整部电影,就是一个局,当大反转的结局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司马念祖设的局,事实上,这是涛哥,不,对不起,锦哥设的局。 我知道你们不信。表面上看来,阿祖把窃听器植入体内这一点非常牛B,但事实上这是老梗了!记得《窃听风云2》的导演以前拍过什么吗?《无间道》啊!当年黄Sir就问陈永仁:“植入体内的你要不要?”你以为这真是笑话啊?《电锯惊魂4》里,竖锯大人都把录音机植入体内了,一个小小的窃听器,何足道哉?     而且,最要命的是,这恰恰是整部电影最大的BUG,按照导演给我们的信息,锦哥是个无所不能的手下,一个牛B的反窃听高手。几个人被阿祖胁迫录音以指证同哥,是他发现的;阿祖的行踪,也是他发现的……一个这么牛B的反窃听高手,会在不确定阿祖身上有没有窃听装置的前提下就带他去见同哥?拿机器稍微一扫瞄就发现阿祖植入体内的窃听器了有木有! 而且,阿祖被锦哥活捉也是一大疑点:阿祖跟何智强说:“千万别让我亲眼看到你逮捕我!”他早就料到自己一定会被同哥活捉,而且一定会死,会以尸体的方式出来在何智强面前。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同哥什么时候抓住自己,如果在自己没有布好局前就被抓了怎么办?如果他派出来的是草包永远抓不住自己怎么办?为什么就偏偏不早不晚,就在他想被抓住的时候,锦哥就出来在自己面前了呢? 此外,阿祖的经费又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军用窃听器及装置又是从哪里来的?尽管阿祖有从军经历,但这些东西,是随随便便的人可以拿得到的吗? 福尔摩斯告诉我们,当所有合理的答案都被排除之后,那个看上去最不合理的答案,就是最终的答案。所以,一切证据都指向同一个人:锦哥!他与阿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合理的合理与合理的不合理 行文至此,你会发现,我没有提到古天乐扮演的何智强,也没有提到刘青云扮演的罗敏生。你觉得他们是来打酱油的吗?错! 先看何智强。 何智强出现的时候,向罗敏生自报家门:“我是保安科反恐队的!”而黄奕扮演的郭丽萍一口道破真相:“就是97年前的政治部!”保安科这个名字,看过《无间道》的都不陌生,黎明扮演的杨锦荣就是保安科的,来头相当不小。其实,保安科只是个习惯性称呼,你要是去香港警务处的网站查询,你会发现现在根本没有保安科这东东,有的是保安部,。《无间道3》里,刘德华跑去黎明的办公室安摄像头,镜头里就出现了“保安部”字样,其职务是:负责多项与保安有关的事宜,包括保护显要人物、防范及对付恐怖活动,以及统筹保安工作。而在香港回归之前,政治部的职务内容是:搜集情报的工作,以及调查一些政治团体涉及的政治活动,外国在港进行政治活动的团体等。掌握这些团体或组织的人员名单、活动情况、经费来源等资料,以及负责跟踪、追踪,甚至做卧底的工作,亦负起保护来港重要人物(如各国政要、高级行政人员及外交人员等)的责任,还负责内部保安工作,包括防止和侦查颠覆和间谍活动等。当时的情况是,只是政治部插手的案子,别的警员一听就知道没自己什么事了。 顺便说一句,政治部的英文名是:Special Branch,所以,它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简称:SB! 通过保安科和政治部的对比,你就可以看出,这个部门相当难进,而且继承了政治部的神秘与玩政治。比如杨锦荣抓了台湾毒贩送给内地公安。用黄Sir的话说就是:“你们保安科秘密最多!”所以,何智强绝非等闲之辈,而他出现在此案中,也绝对不是反恐这么简单。 再说罗敏生。 这个角色由刘青云来演,完全就是冲着当年的《大时代》来的。玩股票的方展博二世。表面上来看,罗敏生是一个有点窝囊的角色,开始被地主会耍着玩,然后被阿祖耍着玩,无论在谁面前,他都抬不起头来。但事实上,玩经济不像玩警匪那么刀光剑影,罗敏生这个角色,古井无波的表面现象底下,是深不可测的内幕。     地主会是《窃2》最大的噱头,借胡枫扮演的司马祥之口,这个神秘的组织被揭开一角。司马祥说,1973年股灾,是他们兄弟五人力挽狂澜,拯救了整个香港股市,然后地主会急转直下,成为香港金融界的土匪。“表面上是捍卫香港经济,实际上是强抢豪夺,只准赢不准输!”民族英雄突然成了土匪?这合理吗?更令人可疑的是时间,如果地主会从1973年开始成为金融霸王,那么他们玩转香港长达近40年。但接下来司马祥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十年来,我做错了很多事。”意思是十年之前,他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良心的。请注意说话的时间背景,当时罗敏生被司马祥看中纳入地主会受其帮助大胜,黄奕扮演的郭丽萍有句台词:“几天后雷曼公司破产了。”众所周知,这是2008年,那么,上推十年,恰恰是1998年,香港回归之后。 于是一个大秘密揭开,97之后,地主会被同哥控制,成为敛财工具,司马祥迫于形势,不得不违心合作。而同哥背后站着的,恰恰是我们上文所说的锦哥。司马祥不甘心成为这一势力的敛财工具,出局之时保罗敏生入局。之后在狱中惨遭杀害。 至此,主角全齐,谁的命,谁操盘?   锦哥毒设相思局 三子正照风月鉴 所以我们不妨还原一下这个局的始末。97之后,锦哥与同哥一起控制地主会,以捍卫香港经济之名大发横财,钱财流向锦哥的利益集团,挡路的司马祥被他们联手做掉。然而,锦哥发现同哥已经渐渐失去控制,他甚至已经背着自己插手中东与车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锦哥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锦哥开始密谋除掉同哥。然而同哥与地主会根深蒂固,金融这东西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静悄悄做掉并不容易。 于是,锦哥找到了阿祖,告诉阿祖,同哥是害死他父亲的凶手,而从阿祖数次口吐鲜血可以知道,阿祖时日无多,即使不被同哥打死,也会病死,所以不如拼死设局,让同哥打死自己,然后将证据送给警方,从而正大光明为父报仇。 然而,阿祖不愧是司马祥的儿子,他早已洞悉锦哥的阴谋。但干掉同哥是多年夙愿,于是将计就计虚与委蛇。然而,他不甘心就这样被利用,便找到了父亲当年的盟友——罗敏生。锦哥不是想做掉同哥吗,那么他们可以从中让锦哥吐一点钱出来。所以,布局陷害同哥,这是锦哥所知道的,但他万万没有料到阿祖和罗敏生来这一手。这再次证明了锦哥所在的利益集团的致命弱点:玩政治玩人,是高手中的高手,但玩经济,永远是外行中的外行。捞钱可以,但搞建设,对不起,没这能力也没这心情。 当锦哥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他开始疯狂反扑,这时阿祖与罗敏生找到了又一个盟友——何智强。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局早就开始设了,因为何智强亲手把因炒股失败的妻子送进了监狱,这是一个苦肉计,首先可以借此与金融界划清界限甚至以敌视金融的面貌出现。其次,妻子出狱之后,故意以“去证券交易所取回自己应得的东西”之名,把自己当肉票送给阿祖,使得何智强“被逼为阿祖做事”显得名正言顺。 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利用这一事件,大量资金流向罗敏生控制的基金会,而何智强既帮助他们完成这一计划,又亲手拿到同哥的犯罪证据,同时,锦哥也失去了对地主会的控制,一石数鸟。 失去地主会的金融市场,将不再有横征暴敛之人,锦哥的集团大受损失。而以罗敏生为主的人,可以大打经济战,以已之上驷对彼之下驷,借机积蓄力量。但是,锦哥绝对不会甘心,一个地主会倒下去,他们会培养下一个地主会。同时,他们仍然拥有对整个香港的实际控制权。另一场布局,即将开始————     (采编:黄理罡;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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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刘军宁:为什么要以葬礼的态度对待战争?

天堂茶话第三十一章 不祥之器——凯旋门的政治学 孔子:最近国际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头号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在躲匿近十年后被美军抓捕并击毙。我对抓捕过程很感兴趣。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军竟然还给本·拉登举行葬礼,而且安葬仪式是按照本·拉登的宗教信仰来进行的。对比中国人的传统,一旦抓住仇敌,恨不得碎尸万段、食肉寝皮,就是对死敌也要掘坟鞭尸,这样的事甚至在“文革”期间还发生过。连我的坟在历史上都数次遭掘,难道我就这么招人恨吗?还是您有远见,骑牛西去,不知所终,幸免于身后受辱。再说回来,您看美方,不仅没有羞辱拉登的遗体,而且还加以清理,并裹之以白布葬于阿拉伯海。这让我想起您的一句基本被遗忘的箴言:战胜以丧礼处之。美国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大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受了您的道德经的启发,可是,您为什么如此有远见? 老子:这不是我的远见,是我从天道中悟到的,也是天道所告诉我们的,只是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认真倾听而已。即使是战胜者也应该以举办葬礼的态度去对待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论己方的、还是敌方的。在西方,从古希腊起就有伯利克里著名的葬礼言说,林肯的葛底斯堡言说更是彪炳千古。可以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强调以葬礼的态度对待战果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却没有给后代留下哪怕是一篇像样的葬礼言说,就是献给无名将士的葬礼言说。有的只是,如你所说的,无数起食肉寝皮,掘坟鞭尸。越是不能正确对待战争和战果的,越是饱受战争之害。中国有史以来的战祸和动武的贻害,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比。 孔子:还真是像您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被仇恨所左右的国度。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应该以葬礼的态度来对待战果呢? 老子: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军事武装和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二是每个人都是天道的造物,敌友与否,他们的遗体都不应受到侮辱。第三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以葬礼来对待双方的阵亡者有助于消弭而不是激化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第四个原因,是帮助将士乃至国民尽快从嗜杀的本能与冲动中恢复理性的、人道的状态。所以,像怒火万丈、同仇敌忾之类调动人的嗜杀本能的用词,我都是很反感的。 孔子:这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我能理解,而且十分赞成。请您再展开说说第一条。 老子:军武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建立军队和配备武装,其根本目的,不是打猎,不是伐木,而是去毁灭人的生命生活。毁灭的能力越强,这样的军武就越强大。一旦动用军武,发生战争,就会给双方造成惨痛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有一点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在战争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敌方阵亡,并兴高采烈。而我看到的是同胞和同类的阵亡。在无数次的内战中,那些双方阵亡的人表面上是敌人,实际却是同胞,是同乡,是同学、是亲戚,甚至是兄弟。越是无名将士,越可能是同胞,入伍前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任何战争,不论胜负,不论正义与否,都给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军武的目标是要毁灭生命,一切因此被毁掉生命的,都是受害者,因此都要以葬礼待之。 所以,军事武装,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一个悖论:军武越强大越好,动用的越少越轻越好。一个国家要有军武,但是尽量不去用,不仅不能用于敌人更不能用于民众。喜好用军武来解决问题的做法给自己国家和民众凶险的结果。战争代价总是巨大的,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祸,其回报总是微不足道的。 孔子:您要说,谁都厌恶兵武,似乎不真实。军人当然喜欢兵武,这是他们的职业。 老子:我说的是兵武之外。但是,即便是军事将领,也不应该好战。如果将领鼓吹打仗好战,必将给政治家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军事将领凭借手中的武力去迫使当政者打仗,那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二战中的日本)。所以,是否应该打仗开战,不是军事将领的发言权所应该包括的。 军队正如一个国家的政府一样,也是该国公民通过纳税所提供的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组织。因此,军队应该属于全体人民。进一步说,军队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组织:它是一种具有强大威力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暴力组织。军武是一个国家最有毁灭性的力量,因此要严加管控。尤其要防止它被私人所利用。否则,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所以,不祥之器,要公共、要中立。如果军队不幸落入了独裁专制者的手中,当独裁者命令军队去镇压人民时,军队应该勇敢地拒绝执行命令,坚决拒绝介入。正义的军人是值得尊敬的,军武作为一部政治机器是不值得赞扬的。因此我特别反对炫耀军事胜利,反对凯旋、反对阅兵。这一点我以前也提到过。 孔子:我记得您以前说的,您好像特别炫耀武力。 老子:耀武式的阅兵是要不得的。暴力只是一个必要的恶,没什么好炫耀的。喜爱阅兵就是尚武。尚武,在中国是个褒义词。尚武就是崇尚武力、崇尚暴力,以强权作为解决问题最有效和终极的手段。在我看来,炫耀武力,与其说是制造荣耀,不如说是向外界传递恐怖。飞机、坦克、大炮以及重重的皮靴踏地声,所渲染的不是骄傲而是杀气。其对外界所要传达的信息是,谁要来挑战我,这台杀器就是给你们的回答。这跟老虎龇牙没有什么差别。 孔子:我听说,西方国家如法国也有阅兵啊。 老子:你说得对。法国的确是一个另类。只是这种尚武传统,使得法国迟迟到1958年才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比英国和美国晚了百年。尚武精神在法国有两个遗产没有得到清理,一个是作为仪式的阅兵,一个是作为建筑的凯旋门。私下说,我对凯旋门这种的建筑也是很反感的,因为它是动用杀器的象征。凯旋门始建于古罗马时期,为当时统治者炫耀战争胜利而建。而作为巴黎四大建筑之一的凯旋门本身就是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产物。 孔子:打胜仗难道不要凯旋吗? 老子:即使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其战果也是“杀人众”的恶果。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而是一件丧事。有何凯旋可言?即使获胜了也不必炫耀,那毕竟是杀人的事。炫耀军事征服的胜利就更不应该了。所以,我希望中国永远不要有凯旋门这样的地标性建筑。 在天道之下,个体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个体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劳动果实的主人。保护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正是针对政府的强制权力。如果现在的人类及其后代,要想生活在一个免于压迫与强权的世界,个人就必须有主权去拒绝强权。我反对战争与我反对强权的逻辑是一致的。连干涉和有为我都反对,我当然更反对强权、暴政和战争。事实上一切生物都喜欢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战争给一切生物带来的都是灾难,所以以兵强天下者,违背众生之意志。在众人的愤怒声中一定是要灭亡的。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都是专制者和制造恐怖者发动的。用来回应这种战争的战争才是正义的。仅此而已! 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军武,是不祥的杀人之器, 因此有生命的必厌恶夺命的。 所以有道的执政者不崇拜武力! 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尊,战时以右边为尊。 非不得已不得用兵,切勿掠夺嗜杀。 有了胜果也不能赞美, 赞美杀器者,必乐于杀人。 乐于杀人者,天下必不以让他横行嚣张! 吉事以左为上,丧事以右为上。 偏将军位居左,上将军位居右。 应以丧礼的态度对待用兵。 有战争必伤亡重,要以悲痛哀伤的心情悼念。 就算是打了胜仗,也要以丧礼的仪式来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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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环球”凉热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徐梅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日期:2011-06-27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 《环球时报》办公楼(梁辰) 胡锡进(梁辰)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1 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 2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是《环球时报》最为关注的几大焦点。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曾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语境进行剖析: “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11条涉及台湾事务。”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在不同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下,《环球时报》的公众形象也是纠结的。 一方面,它被视为“把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体制内最具盈利能力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传媒学人聚焦、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环球时报》研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新闻院校的师生在各类新闻业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该报“办报智慧”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人称赞《环球时报》通过报道国际事件,达到塑造中国自身议程、中国政府执政形象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常年关注党报党刊,她在该校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本刊采访。在她看来,《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他们的办报理念提出质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平时并不大看《环球时报》,而所见的有限文章,“水平之低,令人吃惊”。《环球》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其中称“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者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中国和欧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穷人和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而欧洲长期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富人可以借助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篇文章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公债’、‘国债’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时,这个制度连同它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都将一起完蛋。” 对此,袁伟时一连指出几条错误:首先,公债的定义很荒唐。概念的界定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忘了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发公债(国债)呀。文革前,工薪阶层实际上人人都要按一定的限额买公债的。其次,缺乏历史常识。说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这已值得怀疑。他们忘了国民政府是常常向国民强迫“借债”的。例如,征收田赋,十多年后乃至几十年后的赋税已经“预征”了。这实际上是强迫“借债”。再次,说西方的国债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来还钱的,没有地方掠夺了,这个制度就要完蛋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消灭帝国主义太容易了!第四,说西方国家的公债是还不起的,说中国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这些中国穷人的血汗钱会被赖掉的。这简直对外汇储备毫无常识。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因为它的国债回报率比较稳定;而且这些国债是随时可以自由买卖的。 “散布这样的言论是与执政党的外交方针唱反调。三十年来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美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美国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错误的举措当然应该批判,但你作为《人民日报》集团下的报纸,对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惊人无知,对执政党的外交方针惊人无知,实在令人震惊。”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outspoken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知名评论员、原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环球时报》确实是个独特的个案,“是一个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媒体经营模式和新闻样态”。 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并没有被排除在“喉舌”范畴之外,同时这张报纸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商业新闻学”的强烈痕迹,是另一种“苹果化”的行销和包装。 “它侧重于国际新闻,侧重于当下国际或境外新闻热点,擅长于新闻标题的耸动,对于危机事件的新闻处理,也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意冲动。” 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解析《环球时报》时,指出它身上有着浓重的发展新闻学的特征。 “发展新闻学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中国打气、捍卫中国的面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发展为主调的理念,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也曾有过,《环球时报》的新闻立场不算独创。” 在他看来,《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 一位《环球时报》记者承认,他们经常遇到的评价就是“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少同行眼中,这是一个比狭隘民族主义更让人鄙视的词汇,后者无论对错,尚不失其信仰,而前者则纯粹是操弄意识形态当作赚取钞票的工具。 3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环球时报》所在那栋小楼并不起眼。“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的大标语挂在三楼的楼梯口,十分醒目。 “这是老总编何崇元先生当年挂上的,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挂在这里。”胡锡进站在这个灯箱旁边拍照,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他雄辩、自信,也是一位每日更新的“微博控”,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今年2月25日,他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看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胡锡进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颇具雅量地回帖给骂他的网友,提醒他们文明措辞,“我也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早就有人告诉我,上微博是要豁达一些的,否则别来。” 有的时候,他说自己会感到委屈,“现在很多人都立场化、简单化、口号化、价值观化,不去认真辩论和思考。说起什么事情马上就占据一个道德高地,以此居高临下。” 杜骏飞教授认为,胡锡进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的爱国语境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所说‘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今天的社会公众比较强调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国富民穷’,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抗议。” 在杜骏飞教授看来,“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加严重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爱政体’与‘爱国家’的差别。” “更不幸的是,胡锡进他们所强调的国家概念,其本质某些时候更接近于state,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而在公众心目中,爱国主义,通常只是爱country而非state。当有人打着country的旗号抒发对state的拥护时,政治学上所说的‘政治怨恨’就会因此爆发,这时,公众会把历史沉淀下来的政治怨恨发泄到任何为state说话的媒体或者机构身上去。” 4 5月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了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传媒人胡舒立是5名上榜的中国人之一,其他4位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长梁光烈、时尚出版人洪晃等。 在谈到自己对事业的理解时,胡舒立说在中国推进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需要“坚信自己所做的,聪明地去做,并且永不放弃”。 耐人寻味的是,被外界视为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格格不入的胡锡进也在微博中透露了自己的职业风险,“做媒体难,得担当,敢冒险,还得智慧有度。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环境。你要承受得起失手时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完全不知道你苦衷的网友的指责。”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写过很多检查,也接到过有关方面的电话,希望我们不要谈某些问题,经常有这种情况。” 他认为《环球时报》在中国传媒业的共同限制语境下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并坚信未来新闻史会给自己和《环球时报》一个正面的评价。 “这些年《环球时报》在国际报道领域突破的禁区,或许没有哪家媒体能和我们相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 在外媒眼中,《环球时报》是一张“商业民族主义”新闻纸。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成功方式“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刚刚结束的中德媒体论坛上,德国《世界报》记者这样形容胡锡进,“《环球时报》被认为特别爱国,但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一个干部型记者。他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可以进行批评,我们也想改进体制,但是我们不想要混乱。’他戴着鲜艳的领带,发型让欧洲人想起披头士乐队,说话富于激情,不带讲稿。” 胡锡进表示自己留意但并不在意外媒对自己的批评,“《环球时报》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外媒态度可以看出,《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主流报纸。外界在批评中国的时候,把《环球》一起批评。就像我们批评美国时,经常连《纽约时报》一起批评一样,这恰恰说明我们和中国命运连为一体。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这值得我们骄傲。” 来自微博的批评也同样不能动摇他的自信,“《环球时报》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杜骏飞认为,胡锡进可能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首先,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其次,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5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总监、早期互联网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曾经预测说,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他预测,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主义将不会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而在中国,这颗樟脑丸挥发的速度似乎要慢许多。 杨锦麟先生笑言,“在凤凰卫视,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所有栏目中,收视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栏目再出彩再优秀,一般都无法超过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究其原因,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崛起速度的递增,中国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水涨船高,“他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需要不断被调动日益高涨的大国情怀,甚至也需要在虚幻或现实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和平年代所无法获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国内也呈现出不少社会矛盾,在一种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民族主义——往往流于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氛围开始在中国社会升温,再经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举办奥运会等负向或正向事件的发酵,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势力,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立为当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 对美国的态度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引起广泛影响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这次调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参与此次调查设计的学者房宁评论,“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项类似调查中,日本取代美国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 随后,《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3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其中,《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卖了300万册,成为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但就是这本书,连作者本人都承认不够专业,有滥喊口号之嫌。“商业上的哗众取宠比较多。除了直接赚取人民币,还包括迎合意识形态,向上爬。”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则构成了报纸的一道风景。《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尖锐耸动的标题一度引来多方批评。 2004年7月30日,在时任总编辑何崇元的主持下,该报社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何崇元称之为“报社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会议”。会上,他要求采编人员转变思想,达成共识,“摒弃冷战心态,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 《环球时报》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关系,其中对日本“揭露”、“抨击”性的报道和言论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国民,其中,历史问题的纠葛构成了对日不信任的基调。对此,袁伟时教授说,“应该将历史真相告诉年轻人。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帮助过中国。20世纪初,中国在教育体制、司法体制上有过很大进步,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给过中国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日本渐渐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简单地鼓动对日本的仇恨。过去我们对日本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采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书的学校只占0.47%,承认战争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读卖新闻》特别组织了一个侵华战争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还出了一本书,用客观数据承认日本的侵华罪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杀,咱们说是30万,他们认为是5万。我跟日本记者说,不要说是5万,就是杀了5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些问题上应该毫不含糊。另外一个方面,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要看到世界发展趋势,中日合作是现在的大局,要促进中日的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自由贸易。以欧共体为榜样,走向区域联合,共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才是一个媒体应该采取的姿态。” 杜骏飞说自己也常被这些“闪亮的标题”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很分裂。”他认为互联网攻击《环球时报》的人中间,有不少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骂得那么准确,不会骂得那么熟练”。 “公众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报道时,中国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这些在《环球时报》中甚少涉及,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读者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认定: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性。” 记者随机在北京一家报摊采访几位《环球时报》的购买者,公务员徐先生表示自己经常看《环球时报》,“他们的军事报道很专业”,他也赞同胡锡进的报道理念,“西方的确没那么友善,个人的利益要想最大化,必须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 在读博士生小刘说这张报纸看得“很过瘾”,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时候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喜剧感,“总给人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 杜骏飞说,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 杜骏飞寄望《环球时报》通过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我们没必要对它作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报纸更不多,所以我真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杨锦麟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两胡(胡舒立与胡锡进)两极话语体系迥异,各自对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事件的取态也不尽相同,我倒也希望两极两端或能互补,但看来希望渺茫。” 对《环球时报》中文版内容日渐增多的批评,显示出中国民间思想日益独立与多元。“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不敢批判。谁敢批评中国的落后,就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不接触国家机密、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怎么去卖国?不要用政治帽子去压制人!”年过八旬的袁伟时言辞激昂。 6 战地采访的经历赋予胡锡进一种机动、实用的办报哲学,“死在阵地上的战地记者是最没用的,只有活着,才是战地记者的价值所在”。 他把《环球时报》生存发展的总钥匙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他认定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一直在讲真话”,“我们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讲一些过去大家讲不出来的实话,过去不敢讲、不会讲、没讲过的真话——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做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判断。把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告诉国人。过去我们印象中,国外报道中国好,表扬中国,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批评在《环球时报》都能听到。” 针对“《环球时报》是否会误导青年”的说法,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是杞人之忧,“《环球时报》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中国年轻人惟一的阅读对象,他们会阅读很多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包括网上的信息。” “你说我报道的不对可以,要说我误导了中国民众、误导了中国年轻人,这是天大的笑话,我觉得你太不相信中国年轻人,太不相信中国民众了,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被误导了?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两份报纸的总编辑,胡锡进把它们的风格进行了无缝对接。当他发出类似“中国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不是地下国家。但我们的沉默和谨慎,仍像是地下党,不敢出声”、“清华大学应该就‘真维斯楼’给一个大方的道歉。这样道歉不丢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更像小心翼翼的官僚机构”,“我们总被坏消息包围。光毒食品就够受的,我们的身体都成化学试验仓了。另外要还房货,应付办公室政治。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等等“正见”时,网友会跟帖说,“哎呦,胡总今天人品大爆发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认为给他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是个误会,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卧底”。 “我不是卧底,我不想骗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说,“我是个挺矛盾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挺复杂挺矛盾的。我觉着这样挺真实,一点也不矛盾的人往往是装的。” 被贴上“愤青大本营”标签的《环球时报》编辑部同样显示出不能被一张小小标签覆盖的复杂性。细心的读者发现他们所刊发的《中国人是不是变刻薄了》、《中国人是不是太勤奋了》、《中国人真的很开放吗》等文章看起来也“不那么《环球时报》”。 还有一些更激愤的读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针对他们刊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社评,有读者愤怒声讨执笔者,“我要打烂你的嘴!” 在这个标签年代,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耐心去关注每张标签背后的复杂多姿。《环球时报》带着属于自己的那张标签被编进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 (实习记者孙佳宁、吴鸣、易洁、李在磊亦有贡献)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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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最后十小时全记录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0日 - 16:08 | 0 次阅读 | 发表评论(已有 0 条评论) 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 本文是作者经过对大量第一手采访材料的研究,首次披露了 林彪 专机飞行员等人在专机起飞前的活动和细节,为解读“九·一三事件”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和可靠的证据。 作者:舒云,选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9期 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 林彪 的三叉戟专机突然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一事件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最大的政治谜案。如今40年过去了,“九·一三事件”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本文作者舒云曾参加撰写《聂荣臻传》,从1987年开始采访近百位当事人和目击者,对“九·一三事件”和林彪的研究有许多新的成果。本文是作者经过对大量第一手采访材料的研究,首次披露了林彪专机飞行员等人在专机起飞前的活动和细节,为解读“九·一三事件”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和可靠的证据。 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 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的三叉戟专机突然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一事件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最大的政治谜案。如今40年过去了,“九·一三事件”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本文作者舒云曾参加撰写《聂荣臻传》,从1987年开始采访近百位当事人和目击者,对“九·一三事件”和林彪的研究有许多新的成果。本文是作者经过对大量第一手采访材料的研究,首次披露了林彪专机飞行员等人在专机起飞前的活动和细节,为解读“九·一三事件”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和可靠的证据。 对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来说,直到他驾机平安降落山海关机场,在飞行后的会议上安排第二天早上6时起床,6时半吃饭??一切还都是正常状态。可是为什么机组睡下以后全变了,潘景寅只叫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机组其他人?致使256三叉戟再次起飞时机组不全,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三个机械师就上了天。本文试图还原潘景寅最后十小时的行踪,以此回答种种疑问。为搞清整个事件的过程,要往前追溯一段。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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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王二卖粮和外汇储备缩水(旧文)

延伸阅读,和上一篇放在一起读。这是我去年7月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上的,我恐怕非常有先见之明的猜到了有人会说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外储缩水这件事情。 王二是个种粮大户。每年夏秋两季,王二家里的粮仓都是远近最满的。除去留下足够的口粮,王二的粮食一直都是卖给公家。早年间,公家收购粮食的价格定得很低,一斤稻才一毛来钱。王二一年卖给公家几万斤的粮食,拿到手不过千把块钱。王二这个里外闻名的种粮好手,这么多年也没靠卖粮就一下子殷实起来。不过王二也是个省吃俭用的人,除了一年拿出四分之一的收入孝敬老爷子,还有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投入到地里,王二自己是能省则省,不会多花一分钱。所以这些年下来,还是攒下了一点钱,存折上大概已经有接近2万5千块。王二心里合计:2万5千块,一毛多一斤稻,那可是20万斤稻的价钱,顶我七八年的收成,不是一笔小数了。 后来有一天,公家也意识到粮食收购价太低,阻碍了种粮人的收入增长,于是宣布粮食收购价提价,由原来的一毛多一斤,一下涨到三毛一斤。新的价钱也不算高,但好歹比原来的价格涨了一倍多。村里的人把这个消息告诉王二,以为王二会很高兴,却发现王二有点愁眉苦脸。别人就问王二:这不是好事吗?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 王二的道理是这样的。王二的存折上有2万5千块,粮价没提之前,这笔钱能买20万斤稻。现在粮价一下翻了一倍多,这笔钱只能买8万多斤稻。王二心想,这么多年的辛苦和省吃俭用积累下的这点积蓄,一夜之间就被公家抹掉了一半还多,这怎么能不让人心里发愁? 王二说的看似不无道理,但这道理似乎又全然扭着,要是顺着王二的思路,那难道不是说粮价定得越低越好?要是粮食价格一分钱一斤,王二可不是要发了。可是哪有种粮的人希望粮价低的道理呢? 村里的人就劝王二:你存折上的钱一分也没少啊。除了粮食,你想买别的东西,从化肥种子到衣服袜子,还不是跟原来一样买?你一个种粮食卖粮食的人,从来都是你卖粮给别人,而不是从别人那里买粮,粮价调高对你当然是好事。从今以后,你一年挣的能顶过去两年还多,干嘛愁眉苦脸的。 王二听了,心里好受了不少,但还是觉得有点疑惑,因为换算成粮食,王二存折上的钱确实就是不值钱了,王二的道理也没错阿。不过,很快王二自己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过去粮价定得是太低了,原本三毛一斤的粮食硬是给公家定在一毛多一斤,每卖一斤粮食给公家,等于王二给公家贴一毛多钱。要是没有这些贴公家的钱,王二的存折上就不应该是2万5千块了,而至少应该是6万块才对。粮价没涨之前,这些贴给公家的钱都是隐性的,至少王二自己没仔细想过这件事情。现在粮价涨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了,看起来是王二的存折换算成粮食会缩水,但实际上只是把那2万5千块和6万块的差距变成了显性而已。王二在这些年里,因为粮价定得过低,光在储蓄这一项上,就补贴了公家3万5钱块。这件事情,不管公家调不调粮价都已经发生了,和粮价调不调没有关系。没调粮价之前,王二懵懵懂懂,不明其事。调了粮价之后,这些年的损失才如此明显的显现出来。王二确实应该觉得有点不高兴,但最终还是村里人说的对,对一个卖粮的人而言,粮价上调应该是好事,不是坏事。 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的升值导致用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的缩水,与王二卖粮的事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现在有2万5千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8人民币/1美元,这些外汇储备合人民币就是17万亿,基本上相当于2009年中国全年GDP的一半。假想一下,并不是说真的会发生,如果人民币升值到4人民币/1美元,那中国的外汇储备折合为人民币就会“缩水”到10万亿,一下“蒸发”掉7万亿。因此,人民币的升值直接对应的就是会计意义上用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减少。这被一些人当作是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理由,甚至被有些人当作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个策略,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赖掉对中国的债务。 问题是,和王二的情形一样,粮价上调不会减少存折上的钱,人民币升值也不会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升值前是2万5千亿美元,升值后还是2万5千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不是用来换成人民币,人民币是中国自己印的,用不着花外汇储备来换自己能印的东西。中国的外汇储备最终是要用来进口东西的,从原材料,到制成品,到各种技术,人民币升值本身丝毫不会减少中国手上外汇储备对这些东西的购买力。升值前,这些储备能买一万架波音747飞机或者360亿桶原油;升值后,虽然折合人民币变少了,但这些储备还是能买一万架波音747飞机或者360亿桶原油。当然,原油和飞机的美元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但这和人民币升值不升值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可是,如果真的帐面消失了7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这难道不是损失吗?没错,和王二的情形一样,这些也是损失,但是这些是已经发生过的损失了,只是由隐性变为显性而已。如果人民币真的被低估了,如果人民银行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民币的汇率低估,那这些“损失”就是过去这些年中国补贴国外消费者的一个度量。不少到过美国的朋友都有感觉,一样中国制造,一样的质量和品牌,美国的中国货比在中国的还便宜。这种价格差异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税收,配送网络的效率等等),但中国对出口以致于最终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不升值,这些补贴都是隐性的,一升值这些补贴就直接显示为人民银行的帐面损失。至于人民银行最终怎么消化这些由于汇率升值引起的帐面损失,则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笔者前段时间在这个栏目写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背后的金融压抑 ”一文)。 总之,对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很多正常合理的担心,非常自然也十分必要。但升值引发外汇储备缩水这件事情,不能算是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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