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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摇光>韩国人到底偷走了什么?

一个人,他是不是被人看不起,能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也许在初次见面毫无了解的情况下是取决于他的国籍,但是一旦双方有了一些了解,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这种判断的依据很快就从国籍变成了个人能力、个人魅力。如果我们身边的熟人都瞧不起我们,那问题八成不在人家,而在我们自己。  韩国人到底偷走了什么? 文/ 王粤北(同济大学) 借着各种机缘巧合,我在假期有机会参加赴韩国交流的暑期学校,成行前偶然在网上百度中国人对韩国人的印象,发现果然还是很差,两边的相互仇视的声音俯拾皆是。一开始我只是担心自己去了韩国会不会受到歧视,幸好事实很快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不过另一个问题却始终阴魂不散—我们为什么讨厌韩国人? 一提起韩国人的讨厌之处,我们中国人首先会想到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偷窃别国传统文化,无耻地宣称孔子、汉字、端午节都是他们的,而不明真相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天杀的站在了“狗棒子”一边。可是,事情真的是这样么?韩国人到底偷走了什?为了解答自己的问题,我也就这么磕磕绊绊稀里糊涂,踏上了追索偏见之路。 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我们都知道,关于各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项目,大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凡是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上都有名录和详细介绍。 http://www.unesco.org 网址在这里,UNESCO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缩写了,网站是英文的,当然我们可以使用中文版本的网页,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中文版本的UNESCO网站和英文、法文版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可以说成是没有什么内容的。在中文版本下,只有关于UNESCO的简介,以及一些会议通知,无法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不得而知。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栏中(不得不使用英文版),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申请列表,点开“中国”,样子如下:           以下列举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就是上图内容的翻译。 (注意红字)  2001年(1项)昆曲 2003年(1项)中国古琴艺术 2005年(2项):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阿塞拜疆也有同名为木卡姆的遗产申报) , 蒙古族长调民歌 (与蒙古国联合申报) 前几项视为08年之前。 2009年(22项):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 朝鲜族农乐舞 ,书法、篆刻,剪纸, 雕版印刷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端午节 ,妈祖信俗。 2010 京剧, 中医针灸 从以上名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医针灸,雕版印刷,端午节都明确归属于中国,它们很安全。引人注目的是朝鲜族农乐舞,我们可以在它的名字中很清楚的看到korean。我在查找韩国人对中国的不满及其无理要求时,好像大多集中在领土问题,并没有看到太多和农乐舞直接有关的申斥。 韩国媒体认为这是因为韩国端午祭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中国更加意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似乎没有把这视为一种抢夺,因为中国确实有大量的朝鲜族人居住,而他们的很多民俗习惯也确实已经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变化。   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下       可以看到,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是很少的,如果真有那么多我国遗产被抢注,也不会只有这么几项登记在册。在这其中,也找不到任何偷窃中国文化的痕迹,至少TAI JIN同学支支吾吾把这些东西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没有发现那种痕迹。(这里也没有发现北朝鲜的名录)而且”申遗”没有”抢注”的概念,文化遗产也没有”专利”概念,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也不是文化遗产”专利”认证机构,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是主张”鼓励多国联合申报,不占名额”的,例如阿塞拜疆有”木卡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中国的新疆也有”木卡姆”这个项目,两者并不矛盾。 这说明,韩国人并没有在联合国教科文面前偷走我们的东西,就算他们有这个心,至少联合国没有愚蠢到通过那种申请。 著名的端午节之争 实际上,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是完全不同的节日。韩国江陵的端午祭实际上是由舞蹈、萨满祭祀、民间艺术展示等内容构成,这与中国人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是两回事,惟一的相同点是时间框架,都是在中国的端午节期间举行,因此被称为端午祭。我的韩国同学再提起中国的特色美食的时候还不忘了提起蘸糖吃的饭团,过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粽子。 江陵端午祭的确是东亚“汉字文化圈”有趣的文化现象。以节日习俗而言,端午节虽然发源地在中国,但是在长期的流传和国际交流中,它被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所吸纳,所接受,并置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形成韩国民族独特的节日习俗。(这和朝鲜族农乐舞是很相似的)如果追述韩国江陵端午祭的原型,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在韩国的许多典籍中都记载了对“端午”的解释,这种解释和中国人的观念是一样的。如韩国也称五月初五日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韩国特有的词是称“端午”为“上日”,意为神的日子。中国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如插艾蒿、菖蒲、吃粽子、饮雄黄酒、戴荷包、五毒兜兜,拴五彩缕,划龙舟、纪念屈原等习俗,在韩国的端午习俗中并不存在。但韩国江陵地区的端午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祭祀、演戏、游艺是其主要内容。其中的祭祀仪式保存了完整的形式和内容,可以说是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核心。这也是韩国江陵端午祭1967年被指定为韩国第13号无形文化财产的主要原因。 详情请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790700.htm 这里对两边的端午分别进行了介绍。 连汉字都揽下了? 针对国内有媒体再次爆料少数韩国学者企图把汉字标注为“韩国人发明”,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做法在中国读者和网民中引起一片哗然。广州一家报纸上星期连续3期在“热辣网事”版面刊登“中韩传统文化之争”的“汉字之争”、“端午之争”和“名人之争”。在“汉字之争”中,文章说汉字“申遗”在韩国已经热了一年多,去年10月10日的韩国《朝鲜日报》就报道说,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经过十年研究和考证后,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他还建议韩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篇报道很快引起韩国媒体的广泛关注。韩国联合通讯社13日报道称,首尔大学没有名叫朴正秀的教授,而且韩国国内也没有要求为汉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举动。事实上,经过《环球时报》记者调查,中国媒体的报道确有出入,少数韩国人确有主张“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但他们的主张在韩国并非主流,相反还被本国行家嘲笑。 至于“汉字之争”的来龙去脉, 在 http://news.sina.com.cn/c/2007-12-19/134114557466.shtml   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浑天仪确实上了韩币 社在消息中称:浑天仪是浑仪和浑象的总称,均为我国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所制。韩国拥有所谓独创的浑天表,韩国媒体表示,将浑天仪印在货币上,可能使人误解为浑天仪是能代表韩国的科学成果。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重亮(音)说:“浑天仪最早源于中国,因此不能出现在韩国货币上。”韩国网民也在银行网站留言,要求“更换设计图案并停止发行”。业内人士则认为银行方面在选择新版纸币图案时忽视了货币特有的科学性和历史内涵,这种做法显然不妥。外界质疑,韩国银行前发行局局长金斗经解释说:“浑天表的箱体型设计与货币图案显得格格不入,因此,我们退而求其次,选择浑天仪作为货币图案。” 银行还发表声明称“纸币图案中所用的浑天仪是浑天表的一部分,浑天仪虽由中国最先制造,但有多种形态,认为纸币上的浑天仪是中国制造的浑天仪是没有道理的。浑天表中的浑天仪中间有一个地球仪,这种设计是韩国独创的。” 韩国《朝鲜日报》分析,引起这次事件的另一主因,是银行的货币图案咨询委员会中没有科学及历史专家。 韩国报章批评,韩国银行只考虑图案设计,忽略了纸币图样应具有的科学及历史意义。韩国历史学家指出,韩国银行把中国发明的天文观测仪浑天仪印在韩国货币上并不恰当,可能会使人误以为浑天仪是韩国的科学成果。 详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51672.htm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韩国科学家蒋英实是朝鲜半岛上首个制作浑天仪的人,他是根据从中国和印度传过去的残破书籍自己做出了浑天仪,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者。 又见“ 风” 生“ 水” 起 笔者在之前的搜索中发现,在众多贴吧里曾经发起过给联合国写联名信抵制韩国将风水学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浩大行动,仅在WOW吧里就有40万人参加表示支持,见 http://tieba.baidu.com/p/623160064?pn=1329 。很多朋友甚至认为,是我们的联名抵制促使联合国驳回了韩国的申请。但是,在正规网站却完全找不到有关于韩国风水申遗的新闻,说韩国人计划风水申遗似乎成了一件空口无凭的事,消息来源也无从考证,搜来搜去倒是方舟子先生对此事的澄清文早早进入了视野。详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219/05/16239_907398.shtml 韩医也来凑热闹 早在06年,韩国准备将“中医”改称“韩医”,打包申遗的消息就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争论。从目前的情况看,韩国申请的,不是“中医”,不是“汉医”,甚至也不是“韩医”,而是一本医书《东医宝鉴》。2013年,韩国人将迎来《东医宝鉴》出版400周年纪念,因此韩国打算把这本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韩医学是朝鲜半岛的一种传统医学,主要是在传统中医和印度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治疗方法和技巧与中国传统医学相像。“大韩韩医师协会”这样的正式机构一般如此描述韩医史:高句丽平原王三年(陈文帝天嘉二年,公元561年),吴国的知聪带了包括《内外典》、《药书》等中国古籍图书赴日,途经高句丽而传授汉医。其后韩医在药材及处方上达成相当成果,但是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一直到《乡药集成方》与《东医宝鉴》写就之后,韩国的医学才有了自己的医学理论。而到了1900年完成的《东医寿世保元》,则又更进一步确立了韩国医学的自主性。在互联网上,则可以看到诸如“韩国的传统医学虽然和中国有点类似,然而是自然发生,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类的说法。“舍岩五行针术学会”等机构则称,韩医早于汉医,《黄帝内经》及其记载的针灸术是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的。不过,后两种说法仍然是少数声音。详情可见 http://tech.sina.com.cn/d/2006-10-23/15571198400.shtml 关于更多“韩国起源论”的信息,可以参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5782.htm ,这些内容实在可以说是挑战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其实,当中大部分都包含了中日网民的误传。而且这些韩国起源论大多是少数言论,这些奇谈怪论在韩国虽然无法被官方禁止,但是大多数韩国人也不会去拿它们当真。 关于汉城的改名 韩国首都“首尔”的名字早在1945年南韩独立之后就开始使用了,在韩语中一直延续至今未曾有过变化,意思就是“京城”。只有其中文翻译写成汉城,而从汉城到首尔的名称变化也只发生在中文里。很多中国朋友认为韩国此举就是找中国麻烦,其实韩国本身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存在类似于台湾的去中国化问题。作为单一民族国家,韩国想要强调本国文化,弱化别国文化这也不难理解。虽然改名一事会造成很多麻烦,要付出很多成本,但是国家首都的译名还是有本国自己决定,韩国朋友如果坚持要改,我们客随主便就是。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111/08/53347_85641338.shtml 至于外语地名的一般译写原则、译写方法、本次改写经过,以及如何看待韩国首都译名更改、这种更改带来的利弊得失,在浦善新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有非常详尽的论述,这也是我找到的在韩国首都改名问题上写得最为精彩的一篇文章。 韩国人看不起我们? 除了偷窃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人讨厌韩国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韩国人普遍看不起中国人,牵强一点,也可以理解成韩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尊严”,“偷走了我们的面子”。 关于看不起的问题, http://news.50018.com/news/12/26732.html 可以给出一个值得参考的答案: “到韩国打工的中国人很多都生活在韩国社会的最底层,在韩国干最苦最累的活(在韩国打工的中国人有60多万人,朝鲜族40万,汉族20万),这些庞大的打工大军在韩国直接和韩国人接触,他们接触的也大多是韩国社会的底层,因为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完全不同的原因他们和韩国人之间矛盾较多,某些底层的韩国人认为是中国人在抢他们的饭碗,所以对中国人印象不好。” “在韩国汉城市生活生活着大约40多万中国人,走在汉城大街上和地铁里不时能够听到说汉语的中国人,在汉城有两个中国人的聚集区,九劳和安山,这里大部分居民是中国来的打工者,这里有中国人开的中国饭店、串店、超市、按摩房、手机店,这里的牌扁大部是汉字,随着中国人的不断增加,和韩国人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两个不同国度的人之间的世界观和生活习惯在这里产生了碰撞,来韩国打工的人员大部分是乡村地区出身,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带来了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最典型的是随地吐啖,大声喧哗,不守交通规则,打架斗殴等等,很多韩国人认识的中国人首先是从这些人开始的,所以对中国人的偏见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当然这是原作者的意见,我的观点则是:一个人,他是不是被人看不起,能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也许在初次见面毫无了解的情况下是取决于他的国籍,但是一旦双方有了一些了解,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这种判断的依据很快就从国籍变成了个人能力、个人魅力。如果我们身边的熟人都瞧不起我们,那问题八成不在人家,而在我们自己。当我在KAIST旅行的时候,看着两国的教授们坐在一起吃饭喝酒研讨课题,个个彬彬有礼,风趣幽默,我不会在乎他们谁是来自哪个国家,他们不说话我从相貌上也无法把他们区分开来。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很聪明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这和国籍无甚关联。我们作为短期交换的学生,很幸运,一路上都是宾至如归,从没有被冒犯过,倒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犯二,会说些让人家为难的话。有人说这采样特殊,也对,KAIST的学生算是韩国年轻人里素质相当高的,很多人都有海外经历,家境也很富有,从小到大一直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其实最有资格傲慢,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做,相反,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过,我们乘出租车的时候偶尔会被司机的态度吓着,韩国同学还安慰我们说不用较真,这些人素质有限。所以我得说,值得尊敬的人是不分国界的,当然,傻逼也不分国界。我们自己的尊严是靠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学养风度来维护的,它不会因为空喊口号而增加,也不会因为“他人偷窃”而减少。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辈还和我说过“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话自然无可非议,可是我是总是觉得,我有某种责任,去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来尝试着弥合人与人之间无穷无尽的误解和争斗,我觉得如果我对误解和偏见的存在视而不见,心里愧对那些耐心为我讲解文化常识的韩国朋友。有的朋友说,随着两国交流深入,误解和偏见会自己消除,无需特意写文章来伤害国人感情,我对此的回应是:工作总是由人来做的,我们有了好的制度可以“无为而治”,但是制度也终究要作用在人的身上,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期望问题自己消失。言论是一个市场,做过功课的人也有义务为大家提供另外一种声音,供大家做出自己的判断,毕竟这个市场,做过功课的人不去占领,没做功课的人就会去占领,明白人不去占领,糊涂人就会去占领。 至于韩国人对我们的偏见误解和仇恨,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可能同样十分严重,但语言不通的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向他们解释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没有能力化解远方的仇恨,所以,我和韩国同学说好了,我们大家各自行动。 这么一看,其实韩国人并没有偷走那么多东西,害我们一次次感情受伤的最大原因也不是韩国人的偷窃,而是我们自己的“傲慢与偏见”。 有关韩国旅行的其他几篇日志都在这里: 第一次与韩国人面对面 也说衣食住行(上) 也说衣食住行(下) (采编自投稿邮箱 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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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访谈No.3】中国的媒体控制和维基泄密(第一部分)

核心提示:最近,由于“动车事故”引发中国媒体集体突破新闻禁令,之后又被强力封杀。这短短一星期的“媒体之春”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新闻界被管制的事实。但是中宣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制的?这种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管理方式下又如何生长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它们是冲突的还是融合的?在今年2月12日,第三期的译者访谈邀请两位嘉宾长平和萧强来谈谈这方面的话题,本次访谈由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主持。以下是访谈全文。(第一部分) 译者访谈No.3 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第一部分) 嘉宾简介 嘉宾一 长平 资深媒体工作者、评论家,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由他执笔的评论有:《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著有《 抗议的重生》等书。自2010年底,长平被迫离开南方集团,现在为自由撰稿人。但是他的微博被封,国内媒体上很难看到他的评论《长平独报》,希望帮助他的读者可以向他的支付宝账户 捐款 : [email protected] 个人主页: 长平的博客 Twitter ID: @chang_ping 嘉宾二 萧强 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和信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数字时代”项目的创办者,主持柏克莱大学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的新闻审查和互联网控制、网络信息与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等,曾在《卫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和中国的新媒体和审查制度相关的文章。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 Twitter ID: @rockngo 访谈主持 资深媒体人、记者:闾丘露薇 生于上海,著名记者。她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一名华人女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曾出版《我已出发》、《行走中的玫瑰》等书,最新著作《不分东西》。 个人博客: 闾丘露薇的凤凰博客 新浪围脖: 闾丘露薇 Twitter: @roseluqiu 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 这里 下载收听(第一部分) 闾丘: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网络访谈。我是闾丘露薇,介绍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是萧强,大家从介绍上已经可以看到萧强是伯克利对互联网非常有研究的学者。萧强你好。 萧强:你好 闾丘:就在我们今天所这个访谈的时候,在埃及发生了大家期待看到的结果——穆巴拉克下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运动当中,有一个和媒体有关系的东西,其中一个示威者抗议的目标是国营电视台,其实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国家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示威者和反动派们经常会针对国营媒体,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公营媒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BBC那种完全编辑自主的模式;另外一种就像埃及的国营电视台这样需要成为喉舌,这一点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国营媒体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你可以用喉舌也好、宣传也好来形容,您怎么来看,就是说当媒体是国家拥有的时候,拿中国来说,这么多媒体背后的大老板都是国家、政府的时候,这样的媒体的新闻的自由度到底有多少,您怎么样来看? 萧强:好,说高兴的事情开始是埃及的变化,我昨天也在跟踪这些新闻。和很多很多人一样,对一个和平的结果、对民众的抗议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地结果,非常高兴。我曾经也去过埃及,很为这个国家骄傲。其实我今天刚从外边回来,所坐的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止不住的在跟我讲,我说你是怎么看?他说穆巴拉克已经做了三十年了,而且还让他的儿子再接着当总统,他以为他是谁呀?他以为他是国王吗?说明在埃及人民中之间,这样一个长期的专制的独裁者的位置是失去了人们心中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埃及发生的变化,不管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种种原因有多少,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穆巴拉克作为一个专制者失去了在民众心理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失去就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从这个再说到媒体,特别是闾丘你跟我说的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当然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威力强大的、有图像而且是广播式、覆盖全国甚至是更大区域的宣传媒介,所以呢,在任何国家,电视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媒体。国家至少分两种,一种是相对法制,和有保障的自由民主国家;一种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对于媒体舆论的控制就远远甚于自由民主国家,有宪法保障以后再看媒体的功能是什么。象埃及因为它一直是专制,所以它的国家电视台要起一个为专制者制造合法性、控制人们的舆论和社会共识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看看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对吧?它的作用就是这个。这正是为什么在所有的专制国家发生民众抗议,并且直接抗议到国家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么这些国家的电视台一定是核心的目标,因为他们要颠覆的合法性恰恰平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制造的。 闾丘:我看到长平已经在线上了,长平你好。 长平:闾丘你好。 闾丘:刚才萧强也谈到了国营媒体的功能,尤其是在专制国家里面。那很多时候这样一个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来说非常的熟悉。因为你有责任,或者说你的作用、目标、出发点也好,就是宣传、正面报道,要符合口径等等。但是我又觉得中国好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因为除了有国有电视台,我们又出现了很多市场化的媒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冲突。但是到冲突的最后又不是用市场的原则,而是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来限制媒体报道的空间,这样的话你怎么来看? 长平: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前面萧强在谈什么…… 闾丘+萧强:我们在谈埃及的穆巴拉克,因为在埃及事件里,抗议看到反对者经常把国营电台作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一系列的信息,包括对事件的描述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长平:在中国,那当然媒体是国家控制、宣传部门控制的,那么市场化呢?刚才闾丘已经讲得很好,最终的裁决是在哪里?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什么?这很重要,市场化如果和宣传目的冲突之后,最终是宣传部门出面解决。宣传部门甚至是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比如说它会用经济手段解决,来罚款,或者说让一些媒体合并,看起来不是政治手段,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借助了市场经济的手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它最终的裁决也就显示了它真正的特性。 闾丘:萧强,你对中国媒体一直是非常的关注,你们做的“ 中国数字时代 ”一直是在关注中国的媒体,你觉得中国的媒体是混杂了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商业的东西,又混杂了政治性的宣传功能在里面。所有我一直觉得如果谈中国的媒体的话,不是很好把它们进行区分。 萧强:这个我觉得就像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发展变化这么快,复杂性也非常高。一方面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人,比如说长平以前,或者说闾丘过去至少在香港,对中国的媒体有更加直接地感受。可是从更加外围的观察来说的话,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专制国家,即使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产生更多的变化的并且也有更多多元化的媒体出现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控制所有媒体的还是中宣部。而中宣部控制的方式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命令的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巨大利益的控制方式。所有的文化产业,包括广播电视也都属于中宣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比如上海,上海市中宣部就要收上海电视台50%的收入,这还是直接的经济关系。换句话来说,中宣部通过这些媒体来获得利益,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中宣部最后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稳定,就是所谓的为体制制造合法性。那么所有的,市场的变化也好,社会的发展也好,媒体人在下面的努力也好,在中宣部这样一个“如来佛”的手掌里面,其实是跳不过去的。这是这个国家的性质。 闾丘:那想请教一下长平,虽然从外围的方面来看其实很清晰,体制很清晰,这个架构也很清晰,但是作为在这里面工作的媒体人来说,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矛盾。我们简单地打个比方吧,对我自己来说,你是给老板打工的,那老板让你做什么,你拿着这份工资很多时候你就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来说,如果我们这么想,你拿的是政府的钱,因为你的媒体毕竟也是政府拥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它不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像听上去也是理所当然的。说我觉得对中国的媒体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真的是很尴尬。 长平:这是对很多中国的媒体人,貌似很困惑或者说搞得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探讨。首先市场化是一个因素,你刚才谈到就是拿老板的钱,也是我说的资本对媒体的压力,或者侵蚀;刚才萧强也谈到其实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这是两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政府的钱作为这样一个说词,其实等于把两个问题合并为了一个,这是中国媒体从坏的方面的确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和资本对媒体的侵蚀两个问题都很严重,而且当宣传部门把自己变成一个国有资本的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是把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同时压缩了新闻自由,压缩了言论空间。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是拿媒体的市场化来说,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媒体人都是从私人老板那里拿工资的。但是恰好又是在这些国家,才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和追求,简单地说,媒体是一个的企业,但是它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具有社会公器性质的企业。媒体的确不只是一个老板说了算的东西,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共识;那么政府拿钱,政府来当老板,这就是另外的性质了,更加严重的性质。所谓政府是老板到底指的是什么?政府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钱,我们说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老板,而媒体所做的事又是为纳税人服务,其实政府是老板,或者所谓拿政府的钱就怎么样,这是一个不成为理由的东西,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困惑,尤其是中国媒体。有人问我:“中国的媒体都是政府的,你在这儿工作,你怎么能不听话?好象还有意见?”第一我刚才说的,媒体是社会公器;第二,在中国严格地说没有一家私人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垄断性质的时候,那你说你不高兴就出局,这就象有的网友说,你不满意中国你就滚出去,你到外国去,那他就忽略了一个我在中国是我的一个自然的公民权利,那我在媒体工作这本来是我的言论权利和公民权利,如果说我不在体制内媒体工作,或者我不在中宣部控制的媒体工作,那我就不能在所有的中国媒体工作,那我的表达权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公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对于媒体都有侵蚀,但是在中国公权力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垄断了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媒体领域,所以这是一个不应该让自己这么糊涂的问题。 闾丘:萧强,刚才长平对这个问题谈了很清晰的看法,到底钱是从哪来,如果我们看清楚钱是从纳税人这边来,那对这个问题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清楚,也很简单了。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对于新闻自由的侵害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不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为什么最近对于很多媒体的收购案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哎,资本的决定能力就显得非常的大,那媒体的老板本身是什么样的政治取向,他是怎么看待自己手下的媒体,是把它看作是公器私用的东西,还是把它看作是我们期待的有新闻理想的东西,他会对媒体的新闻自由度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你怎么看? 萧强:你说的这个很好,如果我们说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才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标准,我们在博客里,和新闻研究生院主要教学生的就是怎么坚持这些标准,而不是怎么当作企业去赚钱,那是商学院关心的事情。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就象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有这个问题,“新闻专业主义”只有在和商业化的媒体的管理之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的时候,才可能成立的。因为媒体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你比如说,《纽约时报》如何去看它内部的管理标准的话,它的市场部门绝对不可以影响编辑部门,这是它人为制造的一个界限,这种界限使得媒体取得了某种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也是它的市场基础。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前提,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我们现在不说政治,说市场都可以做到,或者说做得比较好,实际上香港和台湾的很多媒体,即使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在“新闻专业主义”方面做的是很不够的,资本的影响会很大,那么如果在中国的情况下呢,把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层,而且比市场更大的力量,就是政治的控制。因为这个媒体说到底是一个专制国家控制的一个机器。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一个社会,同时在中国的社会中,包括在媒体人中,中国又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又有许许多多的力量和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今天闾丘和长平,还有很多很多你们的朋友同事都在这个社会中推进新闻理想,推进中国更大的新闻自由度,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种复杂的,也是非常丰富和生动的局面。即使是在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管理的范围之内,也仍然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声音,有的是属于抗争的内容,有的是属于社会发展本身制造的空间,还包括,我们可能会谈到,互联网的媒体,一起制造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看政治的力量、资本的力量、社会公器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以及更加普遍的大众对信息的需要,在这儿是互相作用的。 闾丘: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做新闻的话,它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对很多的底线是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敏感的话题呢,它每次的标准不太一样。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其实市场是有一些机会,长平你的体会是很深的,包括我自己所在媒体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遭遇,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过来说的话,也可以看到它反而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就是说,它需要你有很准的判断的经验,以及要跑得比较快,长平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长平:我有点没有听清楚,可以再说一遍吗? 其实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我们也会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都是在你报道了之后,或者这个新闻事件已经发酵了至少有一点点,至少已经是浮出水面之后,它可能才来。那这里面其实也对中国做新闻的媒体人来说,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中国的新闻题材实在太多了,所以其实有一定的空间,决定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就是说你速度跑得够不够快。 长平: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抗新闻管制的一种方式。在新闻管制到来之前,记者就出发把新闻报道出来,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还有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上海大火,为什么报了,是利用宣传部门和市委书记说法的不一致,来抢新闻。过去比如说我在南方周末负责新闻部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管你禁令不禁令,我派记者去采访,采访而不发表,留在以后再发表。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宣传部门现在也明白了,过去下禁令经常是不准报道,现在下禁令则是“不准派记者前往……”这样所以才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我在你禁令发出之前就跑过去,这是一种反抗的策略,因为中国的确是新闻比较丰富,所以看起来报纸,只要记者跑得快,好像总有事情可以做,总有事情可以报导。而且长期的读者培养的兴趣好像是更重要的新闻你没有报道我没有意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可能在另外一些国家你的版面很丰富,但是今天埃及的事情你没报道,这个读者会有意见。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可能觉得今天你让我知道的是这些。埃及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媒体其实出现的也是受限制的,甚至一天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综合性报纸也可以存在。这不是说读者变得愚蠢了,而是说长期的管制培养了这样的市场。 (未完,下接 第二部分 和 第三部分 ) 相关音频: 收听 往期 的译者Podcast,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点击 这里 。下载需翻墙。译者Podcast由“译者访谈”、“每日译文精选”、“编辑对话”等子栏目组成,是“译者”的自有版权音频节目,转载请附带“译者”的链接。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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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一宿舍全考上研究生

lot 写道 "据长江商报讯, 湖北医药学院2006级第三临床医学院诞生了一个考研最牛宿舍: 住在宿舍里的8位女生不谈恋爱, 不买电脑, 不玩游戏, 个个都是党员, 人人都拿奖学金, 无一例外都考上了研究生.但对于她们的努力, 76.67%的读者持同情态度, 有部分网友对她们的未来感到担忧, 亦有励志脱口秀主持认为不能简单以成绩去区分一个人是否成功.根据《研究生入学考试招生简章》的相关规定, 研究生需要考核思想政治理论, 外国语,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各科分数必须达到教育部指定的底线, 如果任何一科不及格, 即使其他再高也不能通过考试. 其他成绩线及平衡措施由报考学校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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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卡扎菲完了,应以反人类罪起诉!

原文地址: 卡扎菲完了,应以反人类罪起诉! 作者: 雷律师2     昨天晚上开始(北京时间)法国、英国、美国等对利比亚暴君卡扎菲政权展开空袭,并发射导弹,卡扎菲集团武装遭受重创,反对派武装与起义人民将顺势反攻,暴君的倒台,将不可避免,正义的人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绞刑架。     卡扎菲用飞机、重炮、机关枪屠杀和平示威的民众,犯下了反人类罪的严重罪行,世界各国都有追究其罪行的义务。如今法英美等文明国家伸张正义,终于可将这恶魔送上国际法庭了!     国内一些对暴君惺惺相惜的独裁者及其走狗,对此愤怒不已,大叫西方国家是侵略,造成了平民伤亡,但这些五毛们,就不敢面对真相:卡扎菲雇佣外国兵屠杀自己的同胞,是不是侵略(班加西就俘虏有至少两百外国雇佣兵),前几天抓获的一个飞行员就是外国人,事实上,卡扎菲利用外国兵屠杀本国人,早已构成卖国,而这些雇佣兵构成对利比亚的侵略!说到平民的伤亡,卡扎菲政权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轰炸、屠杀,就没见到这些走狗进行过谴责,没见其关心利比亚百姓的命运,现在英法干预,造成了平民伤亡,走狗们就大肆渲染,突然关心起利比亚平民来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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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HeQinglian ):寻找Twitter只是一种精神出走

在专制国家,Twitter、Facebook等让人们有了新的合作工具,成为抗议和组织动员的“引擎”,为重构社会秩序创造了活动平台。 中国新疆7·5事件过程中,“饭否”这一微博也曾使事件的传播功能突然放大。伊朗大选经验更是勾起了中国政府无限忧愁。有此内外“经验”,中国政府对这些社交网站在非民主国家的新用途倍加警惕,并将其与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阴谋”联系起来。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白宫奇怪指示:社交网站帮伊朗反对派搞串联”一文,认为伊朗成为美国“新颠覆手段试验场”,Twitter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在他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新工具。而Twitter这一被西方社会视为社交工具的网络产品,被一些不甘被防火墙圈堵的中国人用来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这一现象,以及它曾在伊朗大选中起过的作用,使部分观察者赋予它在西方世界并不具有的政治功能,Twitter Politics、twitter revolution等词成为英文世界的新词汇。 中国政府担心推特革命缘于网络恐惧症 Twitter成为部分中国网友的栖息之地,完全是中国政府日益严苛的政治审查导致的精神出走。西方世界有关twitter revolution之说,是因为他们以为网上的言论压力在中国能够轻易地转化为现实压力, 而中国政府的担忧则是缘于其近年来患上的网络恐惧症。 我这一看法是基于以下事实: 1、中国网民尽管达到3.84亿人,上网普及率达到28.9%,但其中对政治话题感兴趣的可能最多不超过5%,能够突破GFW到境外上网的人数就更少。这样一来至少形成了两种区隔:一是上网人群与非上网人群在信息上的区隔;二是国内网民与突破GFW人群的信息区隔。这种区隔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判断。 2、web1.0与web2.0的信息区隔。在web1.0时代,新浪新闻、新华网、人民网以及其他新闻门户类的网站多通过人工编辑,从大量信息中挑选出符合中国政府尺度的新闻置于首页或子栏目首页中。网民们阅读的新闻,实际上是过滤后的新闻,网民接受的信息是受网站控制的。只要控制了一个人接受的信息,也就很容易控制他的思想及其判断。现在进入web2.0时代,特点是由用户贡献内容(User Gives Content),即网站的全部信息不是由编辑提供的,而是由用户提供的。目前,已经熟悉如何在web1.0掌控互联网的中国政府已将控制重点转移至web2.0。 3、网络对不同观点人群产生分化作用。这点在web1.0时代已初露征兆,如人民网强国论坛、乌有之乡这类人群聚合有很强的同质性,几乎对任何不同意见都持极端排斥态度。web2.0在用户提供内容的基础上,其用户偏好聚合的服务更加强了这种趋势。一般来说,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的粘性。而在一个异质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不容易了解,在处理社会问题上很难达到共识。 4、网友对事物的辨析能力与生活经验的相关性。通过twitter讨论,我发现一个现象:由于中国信息源受到控制,网友对自己能够体验的事物具有较强是非判断力,比如邓玉娇事件与官员贪腐等。但一谈到离他们生活较远的事务,如美国的政治经济、美中关系等,中共多年的宣传就成了不少人认知的出发点。以美国与波多黎各的关系而言,过去20年来的各项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已从维持“国协地位”转向为争取成为美国第51州。该地2008年6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7成的人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州,支持独立的不到2成。但直到2009年8月,中国还有人发表“波多黎各不当美国第51州”,向国内读者传达了完全错误的信息。 在一个禁止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国度里,每个人的思想形塑不是依靠教育,而是依靠个人化色彩相当浓的阅读经验及个人经验。因此中国人对于自己生活经验之外的事物尤其是有关民主自由的价值判断很难形成共识。互联网虽然能够成为交流工具,但通过这种交流改变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毒化教育的人群几十年形成的思想惯性,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渴望信息自由与渴望政治自由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这距离是需要依靠启蒙来完成的。中国目前缺乏的正是上世纪80年代那种启蒙。 我的结论是:现阶段,中国网民作为虚拟世界的“压力集团”,虽然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但并非政治组织,不会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所谓核心利益(即执政地位)产生颠覆性影响。Twitter等微博的兴盛,只是极少部分希望逃离GFW监控的中国人,在寻找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言论平台。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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