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英国政府预期，英国银行业使伦敦金融城成为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之一的努力，今天将得到中国的支持。此举有望为两国的经济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正在准备今天在伦敦与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举行会谈。英国官员表示，中国会支持私营部门对于在伦敦发展人民币交易的兴趣。 此次访问前三个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访问伦敦，当时温家宝曾对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公开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做法表达了愤怒。 在最近这次访问前夕，中国官员们表示，中国对英国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他们重申，就事论事，英国在中国贸易伙伴名单上的排名日益下降，落后于德国和法国。然而，中国官员们表示，他们预料这次会谈将包括务实的讨论，他们希望推动中英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和金融合作关系。 据英国高级官员透露，奥斯本和王岐山今天将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对英国各银行和金融机构使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之一的强烈兴趣表示欢迎。 随着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的规则逐步放松，目前中国7%的国际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的。这一数字在12个月前还仅为1%。 英国财政部官员透露，英国各银行和金融机构越来越希望以人民币开展交易，它们将此视为外汇和债券发行领域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英中两国还将签署一份基础设施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能够提高中国投资英国项目的可能性。英国官员表示该份备忘录十分重要，因为它向中国监管机构说明，他们在未来可以放行此类投资。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董事长楼继伟将随同王岐山访英，这个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英国物色新的投资。 译者/王柯伦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颇有份量的调查报告——“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他曾在中部某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这种县级政治资源被几个家族垄断的现象，早在90年代就已相当严重。我在《现代化的陷阱》第四章里分析过史青峰案例。安徽省阜阳地区涡阳县史青峰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系统，“三亲家”都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仅史氏家族在当地任职科级以上干部的就有40多人，县级以上干部有近10人。正因为史青峰拥有如此丰厚的“人际关系资源”，才能在该县为所欲为（国内版P.123-124）今年1月27日《南方周末》登载的一篇“清远盐业‘领导干部之家’”，则记录了中国另一种资源家族垄断的现象，即大型的国有企业（行业）内，掌握资源的上层往往是一张具有裙带关系的社会网络。 如果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支撑系统从来就是一张以家族为节点的社会关系网络，只能说明这人是中国政治盲。在现代政治中，一国的政治资源被某些家族成员垄断，其实是该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纵观中共统治60余年的历史，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按“成就原则”选拔精英的短暂阳光之外，从未脱离按血缘选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对于中国近年回归“身份型社会”这一危险性，我在“从红色接班人到官二代”等文章里反复提醒。在这里我想简单梳理一下中国为何特别容易出现“家族政治”。 1、家族政治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殷周两朝，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权力按等级分配，世袭罔替。在中国本土，这种宗法制度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社会结构完全固化的门第阀阅制度。世家士族子弟由于 享有与身俱来之特权，缺乏历练，痴迷于奢华生活，不仅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隋唐两朝为了改变人才结构，实行开科取士，此后除了皇权与少数贵族的爵位可世袭之外，官职须经科举一途取得。这种半开放型的社会政治结构保证了中国一直具有一条人才向上流动的狭窄通道。但这只是保证了县级以上官吏选拔的的入口——按才能与成就。由于皇权不下县，在地方政治中，拥有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士绅家族与望族对本地政治具有举足轻重的干涉能力。对这一点，文学名著《红楼梦》第四回中葫芦庙应天府门子为贾雨村解说金陵的护官符，实际上就是中国地方政治生态。 2、中共执政时期从未真正建立过合理的精英选拔机制。我以前曾总结过，中共统治60年的中国，其精英选拔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时代，这一时期的精英选拔以血统原则为主。与以前的血统原则重视精英相比，毛则是逆向而行的“出身论”。在毛的所谓“红色接班人”的选拔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统原则。 第二阶段：1976年至21世纪之初。这段时期中 国的精英选拔机制突破了单一的血统原则，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起一定的作用。究其原因，当时由于高等教育还未产业化，不少才质平庸的官员子女无法进入大 学，即无法跃过精英选拔的第一道门槛，优秀的平民子女有机会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专业知识进入职场。 第三阶段：自高等教育产业化开始至今，社会呈现向身份型社会复归的迹象。高等教育产业化降低大学入学门槛，使不少才质平庸的官员子女都能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因此拥有一张进入精英选拔赛的 门票。由于公务员考试极不透明，便于掌权者上下其手，从此后，党政事业机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这表明中国精英阶层的素质严重退化。 3、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其实关于官员任职回避制度，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有，但王朝政治时期反而执行得相对严格一些。中共当局自1993年10月起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言之凿凿地花了第12章整整一章的篇幅规定了“回避”，如第6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检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亦有同样规定。但由于所谓法律从来是被中共当局视为治民的工具，而不是约束权力的基本规范，权力高于法律是中共政治特质，因此这种回避徒具虚文。 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最根本的腐败是人才选拔机制的腐败。中国媒体上经常曝光的“官二代”劣行，说明中国的政治精英根本不具有一个社会应有的精英禀赋。由这样的“政治家族”垄断中国的政治资源，从短期看，只是增加了大量蛀虫，毁坏现有政治根基；从长期看，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次大倒退。

今年是911事件十周年。回过头来看当年全球左派的预言——911事件是美国这个“新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开始，可以说他们高兴得过早了。这十年美国确实经历了“二战”以来少有的艰难，但终于赢得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来说，这不只是美国的胜利，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普世价值的胜利。 这一胜利如同我在“‘文明的冲突’今后将如何发生？”一文中所说，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今年“阿拉伯之春”的主要动力。由于权利意识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这表明所谓“文明的冲突”将由反恐战争转化为独裁专制国家的内在冲突，即人民要求权利与统治者固守权力的斗争。 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911这一天，让我最高兴的消息地是看到一些中国人在网上发言，为自己当年对911事件幸灾乐祸的行为感到羞愧，向美国人民道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屠夫吴淦等人。吴淦说，感谢互联网 让其终于走出了中共的洗脑宣传。他表示对9/11事件看法的改变源自他对美国价值观和普世价值的了解，而这正是他在中国各地维权行动中要争取的目标。我在国内微博上发表了这条消息后，回应转发的有数百条，有不少人的看法与吴淦相同。 道歉者以这一特殊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尊重与向往，表明他们的权利意识在觉醒。由于这种觉醒来自于他们多年来生活于暴政之下的思考，因此弥足珍贵。 我本人于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被迫辞国赴美，亲眼见到了美国人民如何面对这场灾难。911事件发生之后，有关事件起因，以及由此而生发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国家叙事与媒体叙事很多，从无统一意见。在本国左派与昔日一些盟国的消极反对，以及另一些国家的幸灾乐祸中，以小布什总统为首的美国政治家认为这是一场邪恶对文明的挑战，坚定地推进了反恐战争。我认识的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其实在美国为数不少）一时间对伊战也颇多诟病，并对美国的前景表示悲观，甚至有人放言伊战将使美国发生严重分裂，走向衰落。但我这个外来者却有外来者的敏锐，我相信这个伟大的国家有它内在的强大凝聚力。 大概是911事件发生后一年多之后，我在普林斯顿镇的小火车站等车前往纽约。为了躲避站台上那凛洌的寒风冷雨，我到车站旁的一个小超市暂避风雨。无意中看到墙上一面巨大的星条旗，上面密密麻麻书写了很多人的名字，仔细一看，才发现是911死难者名单，上面录有来自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好几十位华人的名字（三地的拼音有差别）。当时，我的心有如被重物撞击了一下，数千死难者的名字，是通过怎样的艰苦搜寻才找到的？由此我想起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寻找二战时死亡于异国他乡的军人遗赅的故事，如果不是对国民生命的高度尊重，如果这种尊重不是根植于文化深处，这种花费无数人力物力的艰苦寻找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深深爱护自己国民的国家，必定内有韧劲，外有刚性，无坚不摧，无论经过多少艰难，都会在这场对付恐怖主义的战争中获胜。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奠基于对人的自由与人权的尊重这一基础之上。在漠视人的生命权利，习惯于将各种因天灾人祸死亡的生命当作数字处理、并将救灾当作表现当局关心子民的舞台的中国，大多数人并不太理解这一点。但一些事件逐渐让中国人感到美国社会对人的重视，比如911事件后，美国各界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寻找死难者遗体并整理出他们的名单。在看到那面载有死难者名单的星条旗之后，我去搜寻资料，才了解到这一事实：仅仅是清理废墟寻找死难者遗体就花了将近9个月。有的家属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还能看到亲人的遗体。不仅如此，清理出来的废墟再运送到特定地点做二次搜寻，目的只是希望找到一丁点死者的遗物以安慰痛失亲人的生者。中国人近年来历经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舟曲之覆与2011年7•23动车之恸，但要找到一张死亡者的完整名名单都很困难，四川谭作人因想弄清楚死亡者名单及豆腐渣工程真相而被构陷入狱。只要不刻意闭目塞听，稍加对比就能鉴别出两种文化孰优孰劣。 这十年，美国因为应付战争导致财政赤字剧烈上升。目前随着反恐战争的结束，金融危机带来的震荡也正日益远去，我相信美国正在摆脱911以后的困顿。同样，我也坚信历史会对911事件相关的一切、包括布什总统个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评价。因为在其任期内，布什总统坚定地领导了这场反恐，使美国赢得了这场世纪之战，并捍卫了人类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