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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崔卫平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57 岁的她虽然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但仍活跃在中国的诸多公共领域。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评价说，“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AP） 本文原刊于 《人物》杂志六月号 ，原题为《疏异者崔卫平》，作者谢丁；文中小标题为奇闻录编辑所拟 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崔卫平女士不是个明星。走在大街上，没人能认出她的脸。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驶入北京南锣鼓巷胡同时，堵车了。司机说，前面在拍电影。“那让我下车吧。”她说，“我就是去拍那部电影的。” 她看起来也不像个演员。一头短发，没有化妆，大约50岁年纪，穿一件紫色的中式开襟。此前，崔卫平有过一次从影经历。她在《颐和园》里扮演她自己，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那部电影中，她和郝建、张献民坐在80年代末期的酒吧里，讨论捷克的知识分子。这3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思想行事都非主流，被戏称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三朵奇葩”。 在娄烨的电影《花》中，崔卫平扮演了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 那天下午，她要拍的电影，是娄烨的新片《花》。娄烨曾是崔卫平的学生。因为《颐和园》，他正处于5年禁拍期。《花》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在电影里，女主角要到北京采访几个知识分子。崔卫平再次扮演她自己。因为演员们不懂中文，娄烨问她，能否先自己写好台词？ 这和她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不同。那些文章散落在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其中有文学和电影批评，更多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接受娄烨的邀约后，崔卫平着重考虑的是，如何让一个外来记者迅速了解中国。在台词里，她首先解释了中国目前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然后她模拟外国记者的身份，对自己发问：“中国有反对派吗？”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思路、西方问题。”她写道，“但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问到的是令政府不放心的人们。” 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院子里，娄烨开始拍摄这段访谈。崔卫平身上别了两套无线麦克。一套是真的，电影录音用，另一套是扮演被采访的知识分子用，假的。在夏日的阳光下，画面是明亮的，头顶没有遮盖。两年后，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笑出声来。它似乎从头至尾透着一股秘密的快感。一个被禁的导演，一部题材不合适的电影，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一群令人不放心的人，凑在北京最热闹的胡同里展开严肃讨论。在不到一分钟的镜头里，崔卫平的“自问自答”像在发表一种宣言： “你是反对派吗？” “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只是从自己的生活观念出发，从良知出发。” 告别主流意识形态 在中国，崔卫平仍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独立思想者。她在报纸和杂志都开设专栏，也是一名微博活跃分子。她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可以展开公共讨论的机会。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2011年，55岁的崔卫平从电影学院退休。对学校来说，她也许是个令人棘手的包袱。 崔卫平回到北京顺义首都机场附近的家。每天上午，她固定在狭小而整洁的书房写作。宽敞的客厅用来看投影。她家有一套严格的观影仪式—不准吃零食、打电话，也不允许中途换片。我问她是否已看过自己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她哈哈大笑，说那更像是对娄烨的一种支持。 她的声音很尖，像个小女孩。“我的声音和我的思想是不匹配的。”她说，“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公开说话的原因。”但在郝建的印象中，崔卫平在公开场合总是谈风很劲。他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她说话很急，也很冲，快人快语。”他说，“你好像能看到她的思想不停地迸出火花。” 崔卫平曾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她思想的起源。那是一长串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但她却很少谈起早年的生活经历。“我比较回避这个话题。”她说，“但不代表我不去审视自己。” 她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地方干部家庭。父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母亲则是个“新潮女性”，从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老三。她说，自己的童年是浑浑噩噩的。“文革”将家庭生活粉碎。那些印刷厂围墙上的大字标语，游行、示威，以及一个同学妈妈的自杀，她不理解这些事情的含义，除了茫然便是茫然。她后来写道：“如果有所谓‘文革一代人’，那我们就是‘文革’的‘半代人’。生活是从一个巨大的断裂开始的，毫无思想准备，什么也不理解。” 1969年，崔卫平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每天早上，她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地里的蚕豆又肥又油，玉米地像青纱帐。到了晚上，她听着哥哥和姐姐轻声谈论村里的人和事，月光一步一步移向屋子的中央。她发现自己的感觉在大自然里完全打开了。16岁那年，崔卫平回到城里。农村的经历仿佛开启了她的智力，学习成绩猛然提高。高中毕业后，她原本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但她不喜欢进工厂，“光线不足的车间，单调重复的工作”。1974年，当她再次下放时，她带了一套鲁迅杂文集去农村。在鲁迅的世界里，崔卫平渐渐了解到有两种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启示的和理性的。前者就像“先知”，像《狂人日记》中的疯子，他们能够于黑暗中发现真理。“比较起来，理性的方式更适合我。”她写道，“它从一个平等的前提出发，诉诸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理性能力。” 1978年，崔卫平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说，“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除了阅读经典文学，她还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她有个好朋友是哲学系的，本科4年将图书馆的小说全部看完，而她却相反，想尽一切办法去听哲学系的课。在南大，她也成为许多话题的积极讨论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正掀起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那时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人道主义就像这些学科的替身。崔卫平迷上了这个话题。在研究生的食堂饭桌上，她经常一人舌战11个男生。她后来说，那可能是她离“主流思想”最近的时刻。 1983年秋天，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他是人道主义话题的重要参与者。崔卫平听说，她喜欢的某个哲学系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批评了王若水。她非常失望，也对这个话题掀起的讨论失去了兴趣。她察觉到一种无力感，认为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那场运动对于我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她说，“从内心里，我开始和主流意识形态告别。” 第二年年底，崔卫平毕业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办公室，系主任说，她可以在三个工作中任选一种。她说，“我怀孕5个月了”。她什么也没选，回家生了孩子并休息了一年。在北京，她立志要当一个“灰色人物”。 从时代最强音中的放逐 电影学院导演系八五届的学生，“是帮有点轻狂的老愤青”。但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比如娄烨。崔卫平是他们《艺术概论》课的老师。“那个女孩很年轻，站在讲台上，是一副干体力活的样子，很多学生都比她年长。”娄烨说，“她上课自由，可以随便发言，插嘴，质疑，她毫不在乎。” 娄烨每开拍一部新片，都会给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需要阅读的书目，崔卫平总会在必读目录里。“如果你想从一个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读崔卫平是个很好的选择。”他说，“因为她是从人的感受和状态开始的思考，而不是从主义和理论开始的。” 崔卫平说，她其实是和八五届学生共同成长的。他们正好赶上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人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情绪，表达和世界的疏异关系。“他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帮助我接近自己的生活。” 在课堂上，崔卫平给学生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在现实中，她似乎也成为一个“疏异”的人。她很少参加学校会议，不爱搭理人。多年后，电影学院一提起崔卫平，仍是那个“一到学校就怀孕”的女孩。学生们都说她很酷。她似乎在寻求一种“主动的被边缘”，而艺术院校也刚好提供了及时的供养——她看了大量的电影，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些内心或精神危机的信号。 在生活的另一面，因为丈夫唐晓渡的关系，崔卫平的家正成为80年代“新诗”的接头地点。诗人们常去她家聚会，喝酒、谈论诗歌。但崔卫平谨慎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诗人们似乎也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参与者。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更理性的人。“有歌颂英雄的诗人，也有被诗人歌颂的英雄。”她说，“但我发现那时很多诗人把自己变成了英雄。” 1988年秋天，崔卫平开始在课堂上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一种观点：那些标榜出身于乌托邦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会突然掉头去追求现实。她似乎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是如此，那些人时而振振有词，时而庸俗不堪。“那些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崔卫平后来写道，“结果是将我从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在她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 崔卫平此前积累的情绪似乎终于在《罪与罚》里找到了出口。在那些情绪中，她曾感到迷茫，太多东西不确定，似乎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知道，迷雾中一定有某种确定性。她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突然在这一年，她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一个生长点，并随之确定了思考的方向。 她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她甚至不能分辨出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面孔。“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深表怀疑。”她说，“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然后是1989年。 接下来那年，女儿生日的那天，突然问她，家里怎么没人了？一个冷清的时代即将来临。崔卫平的许多朋友下海了，但她对生意实在没兴趣。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领域中去，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1993年春季的某天，她无意中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红色封皮英文书，是个加拿大朋友读完后扔下的，哈维尔的《Open Letters》。 “我那时不知道哈维尔是谁。”她说，“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总统，我不会去翻看哪怕一页。” 从哈维尔到阿伦特 我第一次读到《哈维尔文集》，已是2003年的冬天。墨绿色的封皮上，是哈维尔的头像，封面左下方写着“崔卫平译”，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那年早春，学者李慎之先生去世。但他之前已为这本书写了文章。在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李慎之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崔卫平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文集 对崔卫平来说，阅读哈维尔首先给她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长远利益和做人的尊严都抛在脑后。她尤其看重哈维尔提倡的良心。“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她说，“我在他那里找到了道德的力量。” 1994年，因为肺结核在家休养，崔卫平开始翻译哈维尔。那时她正处于压抑中，不愿见人，不想出门，肺病也让她感到胸闷。她甚至找不到语言去描述这种生活的闷。但哈维尔却让她有深呼吸的感觉。她在阳台上搁了个小桌子，晒着太阳工作。“我的肺部难以喘息，但头脑却在大口大口地吸氧。” 翻译了大约八九万字后，崔卫平校对打印出60份，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人为她叫好。到了1990年代末，通过哈维尔的传播，崔卫平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朋友圈已逐渐从文学扩展到了学术领域。但她的个人生活也在此时陷入危机。1999年，她和唐晓渡离婚了。 “那时我对她有点担心。”作家徐晓说，“她似乎不是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人。我担心她性格里面那些偏执和感性的东西会强化。”徐晓记得第一次去崔卫平家时，听说她怕开窗，怕吹空调，感觉她是个比较柔弱的女性。她们在那段时间常通电话。 但崔卫平很快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到了力量。2000年，她得到一本《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译本。在阿伦特身上，她看到了很多和哈维尔相似的东西。他们都以很深厚的个人经验，进入公共领域对抗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崔卫平对此深感认同，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不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她说，即使你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而汉娜·阿伦特对此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 徐晓敏锐地看到了崔卫平身上的变化。有一次，崔卫平对她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得妩媚一点。没多久，徐晓就去了美国。她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当她回到北京时，发现崔卫平快要结婚了，爱人比她小9岁。从那时起，她发现崔卫平在个人上变得柔软起来，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在公共讨论中到处看到崔卫平的身影，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尖锐。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生态。2001年，在“世纪沙龙”论坛，有场关于“福柯是不是诗人”的辩论。一个昵称“snoopy”的网友在争辩中突显出来。“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沙龙的女主人。”学者王晓渔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她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他后来得知，snoopy就是崔卫平。 那年临近暑假，崔卫平突然贴出一张邀请函，请一群陌生的网友到北京参加一场“夏令营”。在一篇《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里，她写下4条规定。比如：“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就像一次小型的公共生活实践。网友们住在崔卫平家，书房被改造成营房，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23岁的王晓渔参加了那次夏令营。“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他在文章里写道，“后来读《汉娜·阿伦特传》，总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 2012年7月12日，在《今天》诗刊编辑徐晓老师家，徐晓、崔卫平与立人大学学员包饺子、读诗歌。 到了2004年，崔卫平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开始在知识分子圈流传。作者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和哈维尔一样，他也被视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缔造人之一。与此同时，崔卫平开始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社会批评，提出看法。她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她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微博上，崔卫平有11万粉丝。她给自己填写的身份是学者和作家。“她的文章特别真实，都是以她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很容易打动人。”学者徐友渔说，“但这也可能成为她写作的缺点，因为对整个社会来说，个体经验仍是特殊的。” 徐友渔和崔卫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还一起去捷克见过哈维尔。他对崔卫平的那次布拉格之行印象深刻，因为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迈出那一步。他说，崔卫平有一种道德上的直觉和天生的良知，那驱使她不得不去。 崔卫平当然清楚，公共发言可能带来麻烦。这些麻烦不仅来自暗处，也有部分来自知识分子群体。除了道德上的指责，还有人质疑她的学术能力，认为她“浅”——从专业上看，她也不是政治理论的专家。但崔卫平认为，这可能和她在公共领域中给自己任命的角色有关。 “我写作是为了把隐蔽的东西带到亮光之下。”她说，就像哈维尔那样，“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 有一次，崔卫平组织了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去娄烨家看《颐和园》。放映之后，大家坐一起聊天。有人很喜欢，也有人完全不能够接受。讨论中，崔卫平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那次放映会结束后，崔卫平给娄烨写了封邮件。她提到一个词，叫“自由主义主义者”，用来指那些把自由当成理论来处理的人。她说：“对那些人来说，自由主义只是书本上崇高、美妙的东西，自由主义个人也只能是光滑、单纯的，那些晦涩的幽暗的个人及其经验就不算啦。” 娄烨后来对我说，那才是崔卫平思想中最具魅力的东西，也很清晰地使她与她的那些同志拉开了距离。而这需要一种敢于身体力行的意识和精神的冒险，那并不像提出一种政见那样简单和目的明确。 “就像一次通向自己灵魂深处的旅行，而是否能够穿越灵魂深处的‘荒野’，安全到达那片平静的‘林中空地’，我们没有人能预先知道。”娄烨说，“但旅行早已经开始，这是崔卫平的勇气。”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核心概念，“林中空地”就是开放性真理的终极之境，为人类无蔽的心灵而存在。 “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 2012年中秋，崔卫平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游玩。那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她对连日来的街头暴力很忧虑，也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感到不满。她认为，也许是时候回应大江健三郎在日本发起的联署了。几个朋友讨论出一份文本。 几天后，崔卫平通过邮件和网络发起了公开信《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她说：“我们的社会不乏理性的考虑，但是需要将它们大声说出来，让人们能够看见和听见。” 公开信一共10条。她认为其中有两条同样重要：一、不希望目前的争执影响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二、反对战争和街头暴力。她希望发出一种“理性中国”的声音。签名联署的人，似乎五花八门。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也有农民工和个体户司机。有持异议者，也有毛左派。 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一些自由派的朋友认为她靠官方太近。而更多网民和社会批评，则认为她对日本太温和，像是汉奸言论。 在一篇名为《在今天如何理解爱国》的回应文章中，崔卫平写道：“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她认为，担心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她在给朋友的邮件里写的那样：“让我们通过行使对于主权领土的发言，把主权换到自己手中。”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崔卫平看到一条网友转给她的微博，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你我怎样，国家就怎样。”那位网友好奇地说，这不是崔卫平说过的话吗？ 她转了这条微博，但只打上了一张笑脸。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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