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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华盛顿邮报》发表杨建利等署名文章 谴责特朗普赞扬六四屠杀的言论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美国深具影响力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发表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亲历者杨建利、方政、周锋锁的文章,文章谴责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参选人特朗普赞扬六四屠杀、袒护中共恶霸政权的言论。文章指出:特朗普所赞羡的没有道德标准的强权会给无辜受害者带来可怕的灾难。 早在1990年,特朗普曾接受《花花公子》杂志访问,发表他对中国89民运和六四屠杀的看法,他称学生“邪恶而恐怖”,赞扬中国政府镇压学运的“力量”。今年3月10日,在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参选人的辩论会上,主持人问特朗普对当年说过的话如何解释,特朗普坚持26年前的立场,并进一步称天安门学运是“暴动”,是“恐怖事件”。不过他表示这不等于他赞同中国政府的做法。杨建利、方政、周锋锁三人发表在3月19日《华盛顿邮报》的署名文章,对特朗普的言论予以强烈谴责和批驳。文章指出:89民运是全民参与的运动,历时50天, 北京秩序井然比平时还好,所以特朗普把它描述成“暴乱”是完全错误的。“特朗普的错误言论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警醒:他所赞羡的没有道德标准的强权会给无辜受 害者带来多么可怕的灾难”,文章还指出:“特朗普给世界上的独裁者们一个糟糕的信号,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他们也许会欢迎他加入他们的行列。果真如此,世 界各地的人权状况将会更加糟糕。”1989年,杨建利正在美国留学,毅然回国参加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目睹了六四屠杀。他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特朗普整个谈话表现了他对于强权政治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没有道德的基础,这是他对六四和89民 运评价中暴露的最大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普世价值立国的国家去竞选总统,他表现出来对于权力的无条件的崇拜,这的确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如果我们回顾历 史,说得更严重一些,当年希特勒也是这种观点,崇拜权力和力量,让德国再伟大起来。特朗普在竞选中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要让美国再伟大起来。他在竞选当中 没有讲过,我当总统,我要保卫、维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力。我们作为六四屠杀的经历人,我们听了是不能同意的。”杨 建利接着表示:“我们有些人加入美国籍了,我还没有加入美国籍,但是我们把美国看作第二家乡,我们关心美国未来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为了美国。如 果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道德考虑崇拜强权政治的人上台的话,我们感到很大的忧虑。所以我们应该发言,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文章的另两位署名者方政和周锋锁,都是89年参加学运的北京学生。方政在六四清晨撤离天安门广场走到六部口时,被从背后追赶上来的解放军坦克辗断了双腿。周锋锁则是六四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方 政说:“我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我对特朗普的言论肯定不能接受。我要向他提出抗议。倘若他的政治观点是认识上问题,也需要调整;倘若是因为他缺乏真 相对事件不了解,他更需要补上这一课。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向他提供我个人在六四的经历和六四真相,让他补上这一课。”在三人的文章发表之前,“公民力量”、“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等30多个中国民运和人权团体,联署发表公开信,指出:“特朗普的意见不仅迷失了道德取向,同时也无视1989年6月3日到4日间成百上千手无寸铁却被中共政府残酷屠杀的学生和市民的无辜生命。”(特约记者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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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国会应支持中国翻墙软件

美国一份主要报纸的一篇社论称,中国实行更加严格的网络控制是因为担心更大的网络开放有可能使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产生质疑。文章认为,美国国会应为翻墙软件的开发和传播提供更多支持。《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说,尽管数字革命和互联网带给人们最快捷和最广泛的信息分享方式,但是暴政国家仍旧不遗余力地试图控制数字信息,而不是让这些信息跨国界和跨时区地自由流动。社论说,中国在这方面几乎让其它所有国家望城莫及,建设了庞大的防火长城来审查和屏蔽网络信息,阻止许多中国民众使用谷歌、推特和YouTube。文章认为,中国当局以前对一小部分人通过虚拟专用网络(简称VPN)翻墙似乎有所容忍,但现在中国发明了一种新的网络控制方法,开始关闭大多数VPN,把更多的中国人阻隔在畅游外面世界的自由之门之外。被挡在自由之门之外的还有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它们通常使用VPN与境外的客户交流,或者获取科研数据。《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美国尽了一些微薄之力,为中国的翻墙软件提供资金和宣传。文章认为,“翻墙软件是个不错的想法,值得得到国会更多支持。”这篇社论说,中国采取新的网络控制措施的“目的是限制自由,同时也是恐惧使然,担心更大的开放性可能会让人们质疑共产党的领导和权力控制。不过《华邮》的社论认为,如果中国进一步将自己隔绝于数字革命这个大势之外,中国只会变得孤立。早些时候,《纽约时报》也曾发表社论说,中国要求外国科技公司提供源代码、关闭VPN、限制中国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等做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章说:”中国政府正以改善安全为借口对科技公司进行严格控制,并进一步限制公民获取未经共产党审查的信息。这些举措将损害中国经济,而且将在中国和世界之间造成巨大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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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华盛顿邮报:维吾尔学者的女儿为中国对其父亲的「荒谬」指控感到悲伤

原文链接:The Washington Post | Uighur scholar’s daughter laments China’s ‘ridiculous’ charges against her father作者:Simon Denyer日期:2014年9月16日译者:Wong Sing Chi转自:译志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来自中国新疆地区,该地区的人口主要由穆斯林构成。2009年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他在与学生说话。摄影:伊丽莎白·达尔齐尔(Elizabeth Dalziel)/美联社北京——2013年2月,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按计划陪同她父亲去美国待一个月,帮助他安顿下来,因为他获得了一份作为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的新工作。但是正当他们准备离开中国时,他的父亲——著名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遭到拘留、殴打,并被禁止离开中国。菊尔打算不论如何都要去印第安纳,然后要留在美国,作为学生入学该校——她的父亲被期望在此教学。起初她感到很孤单,于是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每天她与父亲通过 Skype 交谈:直到这个时候——她离开后不到一年,她的父亲又一次被拘留了。她说,「起初待在这里很难、很难,就在我适应了这里时,他们拘留了我父亲,艰难的时期又一次开始了。」这一次很严重。2014年1月,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一大批警察从他北京的家中带走,带到了中国西部新疆乌鲁木齐的拘留所。据他的律师说,他被控分裂罪和煽动民族仇恨,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被扣着手铐,并在拘留期间遭到虐待。他的审判于周三开始,一项有罪的判决几乎无可避免,人权观察组织已谴责该审判是对司法公正的嘲弄。在4月份,菊尔就多年来她父亲及他们家庭面对频繁骚扰的问题在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前作证。她诉说有一天自己是如何回到空房子,发现了他的父亲、继母和两个年轻的兄弟已被当局送往了海南省,并诉说了她其中一个兄弟在2012年是如何在一所学校登记入学时遭到阻止,并被拒绝发放护照,还诉说了在2013年安全人员是如何冲撞他父亲的汽车,并威胁要杀害他们全家。她的继母长期被监视居住,而伊力哈木最大的儿子,现在已经8岁了,却变得孤僻内向,她证实道。「在目睹了我们父亲被带走后,他现在会做噩梦。」古再努尔(Guzulnur),被拘留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妻子,周一,她在北京机场乘坐前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前向朋友道别时哭了。摄影:吴汉关(Ng Guan Han)/美联社在周二自印第安纳的电话采访中,菊尔称对于她父亲的指控是「荒谬的」,完全不合适。当很多中国父母以打他们的孩子作为教育方式时,菊尔说,他父亲从来不打她,也不相信暴力能解决问题。「他怎么会宣扬暴力呢?他非常温和的,他试图帮助人们——他不希望人们去打斗。」他是一位严格而体贴的父亲,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和她唱歌画画。他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教师,大多数周末,他会邀请他的学生来家里就餐,她说道,然而他认为维吾尔学生面临歧视,他们在中国教育体制中也需要更多的机会。2014年4月8日,菊尔·伊力哈木在国会山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作证。 (Saul Loeb/法新社/盖帝图像)在去美国前,菊尔在他们家附近的一所高中就读,平日待在学校,只在周末返家,所以她能够专心学习而不受警察来他们家所造成的干扰。而且,大多数时间,她的父亲在经过她的学校时会去看看她。如果他真的想宣扬种族仇恨,她争辩道,「那他为什么还让我待在汉校里?在那里,我所有的同学、所有的朋友都是汉族。他本可以把我送回新疆的。」类似地,她说道,他不认为分裂主义对于新疆来说是个现实目标,相反他想让汉人和维吾尔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确实,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人,也有很多汉人谴责对他的逮捕,并试图提供帮助,这恰恰显示了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她说道。伊力哈木现年44岁,在他2岁时,父亲死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家庭对该运动仍然不甚清楚。讽刺的是,他的兄弟及其孩子都是新疆公安系统的官员,尽管他们都因为他的工作而受到压力,他在2011年的自传文章中写道。菊尔认为,她去年被允许赴美国,仅仅是由于警察的过失,如果她返回中国,就不再被允许离开。直到六月,他的父亲都不被允许接触其律师,其家庭被阻止前去看望,甚至不能送书和照片。然而,她说道,他们不会后悔的。「一方面我很担心他,然而我仍然为他感到骄傲。我仍然认为他在做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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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 人权: 《华盛顿邮报》声援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

华邮在标题为“中国的恐惧”社论中批评中共理应尊重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等人对经改、对抗贪腐和政改的付出,但许志永和多名维权人士却被送上法庭,中共不认为许志永对国家有建设性贡献,媒体和外交人士也无法在法庭上旁听。 社论指出,社会运动人士揭露中国高官资产真相为何如此令人畏惧?“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日前公布250万份解密资料显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现任及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家族成员在内,通过中国与香港地区在英属维京群岛等境外地区,持有高达2万2000多个帐户。 社论写到,开设这些帐户并非违法,但显示中国领导阶层意图掩饰持有大批资产的真相。 习近平上任初期宣示反贪是打老虎而非赶苍蝇,但审判许志永显示中方新领导层试图保护庞大贪污网络,担心腐败被揭露害怕起政治动荡,于是对维权人士、学者与记者严加控制。 华邮社论认为,压制人权是可鄙的,美国政府希望习近平解决中国在经济、环保与社会问题,但缺乏自由公民社会与报导贪腐支持改革的媒体,这些希望都无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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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客资讯|华盛顿邮报再遭黑客攻击

《华盛顿邮报》承认,它的服务器再次遭到黑客入侵,黑客访问了雇员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次入侵是安全公司Mandiant发现的,它随后通知了《华盛顿邮报》。该报表示,雇员的用户名和密码都加密了,但哈希加密的数据并不难破解,它已计划要求所有雇员修改密码。调查人员相信入侵最多持续了几天。没有证据显示订户的信用卡等数据被访问,没有迹象表明黑客访问了出版系统和雇员电子邮件数据库。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都透露他们遭到了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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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华盛顿邮报》载文谈与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作斗争的新策略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现在就要自由”组织发起人根赛日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关注中国人权的文章;文章说,美国应当公开地直面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 根赛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与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作斗争需要新策略”;其主要观点是; 中国在成为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的角色的同时,悍然拒绝尊重基本人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著名权益人士及其家属的迫害。文章举出著名维权律师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在中国遭受迫害、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软禁的例子。文章说,与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作斗争需要新策略:第一,必须公开地直面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悄悄的外交斡旋和私底下交涉的效果会适得其反。第二,美国政府官员应当会见中国异议人士和家属,表明美国将人权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第三,与中国高层的会见必须把人权问题作为实质性的讨论内容。看来,根赛这些新策略在一定意义上是向美国政界、舆论界领导人提的。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胡晓波教授说,事实上,美国就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交涉一直使用这些策略: “这些建议。其实是美国这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所一直采取的办法。”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表示,根赛提了很好的建议。她认为,美国近些年集中精力反恐,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减轻了: “之前那种对中国人权的外交方面的压力放轻了,因为他们(指美国)需要在反恐上跟中国合作。” 这位评论家希望美国领导人今后继续关注中国人权: “现在美国的反恐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可以考虑一下 战略的调整。” 这位《开放》杂志的编辑表示,访华的美国政要提出想会见某位异议人士,中方也许会不让见,但是提还是应该提的: “见不见得到是一回事,你要提出来。” 克莱姆森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胡晓波教授表示,外界有必要全面地、清楚地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 “非常清楚地了解它(指中国)哪些方面有进步,哪些方面还有不足的地方。” 根赛的文章批评白宫只是把中国人权当作一个需要管控– 而不是需要解决– 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策略已经失败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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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评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

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胡 泳   《经济观察报》编者按: 身为一家印刷类媒体,去面对并报道《华盛顿邮报》被贝索斯收购的新闻,难免会尴尬。当然,所谓“尴尬”也只是一种试图保全体面的表述。 实际上,你将很快在本期专题里看到一些更加“直率”的见解:“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胡泳)、“旧有的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再适应。在这种机制上,嫁接点儿互联网表皮式的产品,宛如在贫瘠的地上种庄稼,能有收获才见了鬼”(魏武挥)。两位当下中国最为活跃的新媒体观察者的结论似乎已经很明确,并因为直指痛点而令人难以接受。 问题是,面对那些不断减少的冰冷的数字,现在难道不应该冷静地虚下心来讨论一下报纸的未来吗?我们可以不屑于“新闻已死”这样武断的感叹,但抱守着“内容为王”这样虚妄的自信,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认清现实,是勇气,也是智慧,而绝不是简单争论输赢。真正的改变将从这样的智慧开始。 ——编者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 《纽约客》的作者安迪·波罗维茨报道说,贝索斯自称购买《华盛顿邮报》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想我只是浏览他们的网站,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并没想买任何东西,尤其是《华盛顿邮报》,我根本不读这份报纸。”直到他隔天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上出现了 2.5 亿美元的巨额账单,贝索斯才意识到这笔钱被支付给《华盛顿邮报》了,“这是一桩完全的疯狂之举”。从那时起到现在贝索斯一直试图和《华盛顿邮报》的客服电话沟通,想要取消这笔错误的交易,但是那边的客服人员推来推去,“我不断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是怎么进入我的购物车的,但是他们看来不想让我退货。” 波罗维茨是个幽默作家,这篇报道当然只是他的调侃之作。然而 2.5 亿美元收购一家年亏损 5000 万美元的美国地方性报纸(没错,《华盛顿邮报》甚至都不是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当然更构不成全球性报纸),贝索斯的最终开价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有些发疯。大家也在猜测将来他会不会后悔,要求退货。收购宣布的当天晚上, Twitter 上充满了有关贝索斯的新冒险的俏皮话,大都集中在《华盛顿邮报》会不会耗尽他的盈利耐心上。 的确,现在的报业太需要耐心了。《华盛顿邮报》的明星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说,在某种意义上,贝索斯的收购或许是该报最后的生存机会。因为贝索斯不仅擅长创新,更重要的是,他还有金钱和耐心。这个要造万年钟的硅谷中年男人以秉持长期战略著称,而这恰恰是作为上市公司一部分、要向华尔街定期发放财报的《华盛顿邮报》无法坚守的。 2.5 亿美元的价格,让人不禁想起两年半以前, 美国在线以 3.15 亿美元收购号称“互联网第一大报”的《赫芬顿邮报》的情景。在目前报业一片哀鸿的形势下,这个价格或许是一家顶尖的传统媒体所能获取的最大溢价。看看最近两年的其他交易就知道了:《波士顿环球报》刚刚被《纽约时报》以 7000 万美元出售给当地一家橄榄球队的老板,这个价格只是 20 年前《纽约时报》购买价的很小一部分;曾经是《华盛顿邮报》子刊的《新闻周刊》更惨, 2010 年被以 1 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愿意承担 5000 万美元债务的音响业富豪西德尼·哈曼。对哈曼来说,这与其是一笔商业交易,不如说是一次慈善行为。 哈曼和另外一位媒体大亨巴里·迪勒定把《新闻周刊》和后者创办的每日野兽新闻网站合并,当时打的是交叉销售广告的如意算盘。 2011 年 4 月,哈曼去世,其家族决定停止投资,把合并的媒体完全甩给了迪勒的 IAC 公司。虽然名编蒂娜·布朗被迪勒挖来做新闻周刊 / 每日野兽公司的主编,依靠大胆的编辑为日趋衰败的《新闻周刊》赢得了不少眼球,然而却也不足以弥补每年 4000 万美元的印刷和发行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人员、场地和其他花费。 终于,在 2012 年 10 月 18 日,蒂娜·布朗同 CEO 巴伯·塞迪一起宣布,在纸质杂志持续出版 80 年后,《新闻周刊》将转向全数字方式。 12 月 31 日是纸版的最后一期。在一封题为《 翻过了这一页》的致读者的信中,两人写道:“根据判断,我们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可以以全数字的方式有效地到达我们的读者。就在两年前还不是这样。”新的产品叫做 Newsweek Global ,它将“被付费订阅所支持,可以通过网上和平板电子阅读器获取,其中一些精选内容会出现在每日野兽网站上”。 2012 年的圣诞节,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打开报箱,都看到一封灰色的“讣告”:在一张俯拍自空中的黑白照片上,一幢 Art Deco 风格的摩天大楼,从纽约曼哈顿的街区耸起,宛如一座墓碑。照片中央一行大字标题: #LAST PRINT ISSUE (最后一期印刷版)。这就是美国第二大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印刷版最后一期的封面。那墓碑般的大楼,是 2010 年和杂志本身一同被收购的前《新闻周刊》大厦。 由此,杂志业多年偶像之一的《新闻周刊》,已经变得不可以被称作杂志了。到 2012 年年底,它已转变成为一家网站,一个移动应用,一家会议公司,但却不再是印在纸上的一个图文集合。塞迪称,走向数字化最终“解放”了杂志,它原有的品牌被印刷版的“形式”和“经济学”所束缚了。这恰恰道出了印刷媒体今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报纸和杂志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 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 14% ,纸张 16% ,印刷 20% ,发行 9% ,广告开销 14% ,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 27% 。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当然,报纸步入黄昏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由于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 NPR 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甚至极而言之: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即使他们的年龄增长,也不会读。 另外,报纸的商业模式日暮途穷。平面广告不断下滑,虽说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口,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这正是格雷厄姆家族忍痛割弃他们已拥有四代的《华盛顿邮报》的原因。他们面对报业转型的惊涛骇浪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转型要求的不仅仅是止跌补损、保持盈利,还需要投资未来。对未来的投资也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报纸的社会意义问题。所以《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唐·格雷厄姆坦率承认,即使不出售,这份报纸也能生存一阵子,但是“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 80% 。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 / 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具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刚刚去世的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 怀旧者大量存在。在得知《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的消息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将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也没人清楚当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有哪些报纸和杂志会存在。当然这也不只是报纸和杂志的故事,在网上到处流传的视频显然也已经极大影响了电视台,不过那是一个需要另外讲述的故事。 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卫报》已经走在关掉印刷机的路上。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 digital first )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   《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卫报》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 “ 开放 ” 新闻( “open” journalism )。《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用一连串排比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 32 个国家球队。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 …… 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 我特别关注弗里曼的这个说法:报业是偶然开始的。我们如此习惯于由大型报纸和电视网构成的“大众媒体”世界,以至于将其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会不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现象呢?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的李·汉弗莱通过对信件、日记和其他前数字时代的表达手段的研究发现,如果放眼一段更长的历史时期,单向的、广播式的“大众媒体”并不是标准现象,相反,人际的、多方向的沟通才是主流——就像现在的博客、 Twitter 和 Facebook 一样。媒体从来就是个人化的和社会性的。换言之,当我们以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沟通方式时,我们其实是在重返过去。 汤姆·斯丹达奇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媒体的本质的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和所谓的“网络化新闻”( networked journalism )的互联性映射了报纸被发明之前的媒体的运作方式,那时,地方的小酒馆和咖啡屋扮演着信息生态系统的中心角色。在他看来,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一个“插入语”。今天,在我们重返媒体未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利用媒体系统的网络化、社会化和小规模生态圈的特性而发展自身的新实体,比如已经拥有坚实基础的新媒体《赫芬顿邮报》,又如很多人寄望能华丽转身的《纽约时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对于硅谷新贵贝索斯究竟会把《华盛顿邮报》带向何方充满期待。因为只有创新的新实体,而不是旧媒体,才能决定新闻的未来,尽管新闻纸( newspaper )可能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在一种非常真切的语境下,新闻人的确既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卫报》的弗里曼的这样一段话: “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 …… 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而我的朋友、纽约的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在评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时和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很多人会欣喜若狂,因为贝索斯懂得如何卖东西。毫无疑问,他当然知道怎样打造付费墙。可我不认为那是他的关键价值。贝索斯的核心能力是打造关系。作为新闻业者,我们必须停止把自己视为一种叫做内容的大众化商品的生产者,而开始认识到,我们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809/1039931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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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6月17日,香港《苹果日报》再遭打压,五位高层被捕。很多香港市民从深夜等到18日凌晨,只为购得一份报纸。有别于平日约七八万份的印量,6月18日《苹果日报》加印至5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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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网站:中国政治犯关注
推荐理由:关注所有中国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其亲属的艰难生存境遇,为他们争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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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在微信上被审查删除的文章,其中很多都是那些让中国当局感到害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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