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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全耀 | 中共创建者沈玄庐一夫五妻:瞿秋白娶了他儿媳(图)

沈玄庐是浙江萧山衙前镇人,1883年10月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 他19岁中秀才,1903年任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在广通兴办教育,以爱民为箴言,因惩治贪官污吏而得罪上司,于1909年辞官回乡。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寓居沪上的沈玄庐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并与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共商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 五四运动爆发,沈玄庐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各界的声援活动。 为了进一步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沈玄庐与李汉俊、戴季陶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 《星期评论》社当时还有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俞秀松、丁宝林等人,在当时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 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创建共产党组织,住在渔阳里6号,后来这里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 3月间,共产国际派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的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来华了解情况,指导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沈玄庐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8月,沈玄庐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沈玄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 嗣后,沈玄庐和陈独秀等一起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还与俞秀松等在浙江创建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宣中华、刘大白等浙江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在杭州成立“悟社”,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1921年初,沈玄庐随陈独秀南下广州,与陈独秀、谭平山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沈任主编,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妇女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898年,沈玄庐16岁,按照中国人早结婚早生子的习俗,与坎山镇望族周家之女14岁的周锦潮结婚。第二年,生下儿子剑龙,又过了一年,生下女儿剑华。 以后,纳母亲的贴身丫头王秉芝为妾,后又将两名烟花女子韦云、绛云纳为小妾。1920年,沈玄庐与上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唯一女性丁宝林“热恋”,直到丁宝林 出家当尼姑方罢休。此时,尽管沈玄庐高喊“以天下解放为己任”,但在生活上却始终是封建地主式的,而且还不满足一妻三妾的腐朽生活,1924年初夏又迎娶 了比他小23岁的王华芝。沈玄庐一夫五妻,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共早期娶妻最多的党员。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沈玄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领 导衙前农民运动的声望,他仍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党的四大。但在会上,沈玄庐反对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声言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全面 服从国民党。他的错误主张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此后,沈玄庐与戴季陶沆瀣一气,发表了许多违背四大路线的反动言论,并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 全会上,公开支持戴季陶的“国民党最高的唯一的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反动主张。鉴于沈玄庐的背叛行径,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沈玄庐的 党籍。 1928年8月28日,沈定一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暗杀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家乡。到了40年后的“文革”时期,沈定一的坟墓又被当地的红卫兵用炸药炸得粉 碎;而到了处处开发、经济第一的2006年,残存于萧山凤凰山上的沈定一墓地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下被彻底铲平毁弃。直到今天,当地的政府官员仍然把握不住是 非分寸、依旧是模棱两可地对外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925年1月,沈定一出席有20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5月,他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公开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但亦有一种说法是,他本人因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 1978 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沈定一,“这个人很特别。杨之华原先就是他的儿媳。他是萧山县的大地主,但思想开明,曾主动搞减租减息,还办起第 一个农民协会,在当时全国算是最早的一个。他很早就信奉共产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写了封信,指责说,共产党搞得太滥,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连地痞流 氓、拆白党也拉进来了。还说什么拐走他儿媳的,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总之,他表示不干了,当然,这里也有误解和猜测。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当时曾受到党 内同志的批评。” 谁是历史上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地主?不是改革开放以后,而是早在建党之初,此人就是 沈定一。因此,本博秦全耀觉得工人日报作家韩三洲的文章值得一读。                                                                                                   2010 年,《文史参考》杂志刊发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的回忆文章《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文章揭露“文革”期间,瞿秋白遭受“四人帮”的迫害,一下子从 无产阶级革命家变为“贪生怕死的叛徒”,他的家属以及生前好友均遭株连,不仅瞿秋白本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坟墓被红卫兵挖掘毁掉,甚至暴骨扬灰,就连他家 乡父母的坟墓,也都统统被摧毁踏平了。文章透露,很多在盛世才的新疆监狱里都没有受过刑的人,在“文革”的时候却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杨之华,也是 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的。   国内媒体都称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其实,严 格说来,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继女,其母杨之华与生父沈剑龙仳离再嫁瞿秋白的时候,她年仅5岁,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瞿秋白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继父身边只生活 了短短的4年。据今年已届90岁的瞿独伊说,“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值得注意的 是,瞿独伊生父沈剑龙的父亲沈定一(字玄庐,1883———1928),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中国农民运动的“最先发轫者”,在沈定一的身 上,生前死后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只不过现在研究中共党史,无论从官方角度的还是民间的立场,早就不提甚至是刻意回避沈定一这个毁誉参半的名字了。   《民 国人物大辞典》中,有一段关于他的传略:沈定一在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流亡日本,1916年回国任浙江省议长,1919年与戴季陶创 办《星期评论》,1920年与陈独秀等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后在家乡衙前兴办农村教育,领导农民运动。 1923年加入国民党任候补执委,1923年孙中山逝世后破坏国共合作,1927年“四·一二”后任浙江反省院院长,清党委员会党务委员。   可见,作为一个早期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革命者、大地主、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和国共两党的早期党员、被孙中山评介为“浙江最有天赋之人”,到今天仍未有最终的论定。   组建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 1921 年8月19日,沈定一在浙江萧山龛山东蓍草庵戏台上的讲演题目中,提出“谁是你底(的)朋友”。据记载者形容,“当时听者,拥挤不堪,大多数的农人工人, 听了他的话,感动到十二分,如见天日,这是因为他极力模仿那地方的土话,说出很明白的利害来,句句话都被农人工人听懂了。” 1921 年9月,由沈定一和刘大白、宣中华等组建的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而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组建的广州海陆丰总农会,成立时间是在次年 的6月,所以,衙前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运动,先后有十多万贫苦百姓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之中。 而 更早在1916年浙江省议会成立时,作为议长的沈定一曾将家里农田分送给佃户,实行“耕者有其田”,他自己也下田耕作,并要求其他地主为农户实行二五减 租。对此,地方官吏则加以威逼利诱,诬指农民运动是“过激主义运动”,为此,沈定一于1921年11月9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沈定一代农民问官吏》, 特向地方官吏提出三条质问,并限省长八日内予以答复。可以说,当年的沈定一,说话一言九鼎,在浙江地段,是横跨党政两界的显赫人物,浙人称其为名副其实的 “定一”。   1928年8月28日,沈定一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暗杀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家乡。到了40年后的“文革”时期,沈定 一的坟墓又被当地的红卫兵用炸药炸得粉碎;而到了处处开发、经济第一的2006年,残存于萧山凤凰山上的沈定一墓地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下被彻底铲平毁弃。直 到今天,当地的政府官员仍然把握不住是非分寸、依旧是模棱两可地对外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细查起来,沈 定一还有着很多连个人传记都未曾记载的个人历史。他的父亲是满清的名进士,官至巡抚;自己则是满清的末科秀才,在云南广通做过知县、武定做过知州。辛亥革 命后,身为知州的沈定一居然擅自剪去发辫,被上司发现后弃官逃走,第二次到日本留学。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时,曾先加入蔡元培的光复会,后又加入孙中山领导的 同盟会。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从主持报纸到组建党部、领导抗租斗争、主持省议会、实行解决农民的自治计划,沈定一都是在向权威挑战。   作 为地主,他不惜损害自身利益,动员工农群众起来造反,并领导了抗租运动;作为省议员,他敢于怒斥省督军;作为另立山头的西山会议派,他却呼吁不怕牺牲,赶 赴广州争夺权位;作为自立实践的创办者,他的这一切新思路和新观念可以说都是惊世骇俗的,让那些旧势力们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从参与建党到被开除出党   十月革命炮火传到中国后,沈定一转向笃信社会主义,他曾受孙中山委托,到俄国去考察。1920年5月,沈定一与戴季陶、陈望道、沈雁冰(茅盾)、刘大白、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依照国内党史专家丁弘的说法,这一天其实应该算作中共真正创建的日子。 同年8月,又与陈独秀、戴季陶、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七人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并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 9月,沈定一又在家乡衙前镇成立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由他起草的宣言与章程,刊载于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上,文章中大声疾呼:“无产阶级的人,大家起来呀!”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而作为浙江代表的沈玄庐却拒绝与会。同年9月,沈定一受孙中山先生委托,陪同蒋介石到莫斯科考察,曾与共产主义领袖列宁、托洛斯基会晤面谈。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国民党中枢即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共41名,其中的共产党人占10名,沈定一名列其中,其他9位共产党人包括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拥有近四分之一席次。 1925年1月,沈定一出席有20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5月,他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公开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但亦有一种说法是,他本人因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   这 年底,沈定一参加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从极左转向极右,并当上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有关资料,沈定一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 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党员被杀害,让原来生气勃勃的江南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能言善辩,力倡早期民歌诗 据 时人回忆,沈定一躯干修伟,双目有神,善饮酒而且学问广博,声音洪亮,能言善辩,演讲极富说服力和煽动性,青年人多为之倾倒,江浙优秀的共产党人如宣中 华、徐梅坤等均是他一手提拔培养的。除此之外,沈定一还写得一手好字,当年杭州大王巷王顺兴饭庄,曾悬有他一副擘窠大字的对联:“肚饥饭碗小,鱼美酒肠 宽”。 此 外,沈定一与刘半农、刘大白等,同是新文化运动早期民歌诗体的代表人物,强调新诗应向民歌民谣学习。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玄庐文存》(诗集、论 集),内中的诗歌揉入地方语言色彩,富于乡土气息,极具有童谣味。衙前农民协会被解散后,心情沉痛的沈定一曾赋诗一首: 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乡间作狮吼;/乡人眼小肚中饥,官仓老鼠大如斗。/减租也,民开口;/军队也,民束手;/委员也,民逃走;/铁索镣铐拦在前,布告封条出其后,/岂是州官恶作剧,大户人家不肯歇,/不肯歇,一亩田收一石租,/减租恶风开不得,入会人家断烟炊。   沈定一的新诗主张,直接影响到40年代的民歌诗体派诗人如李季、袁水拍等人。文存中十一首组诗《十五娘》,被朱自清认为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他本人的很多新诗,都琅琅上口,流布甚广,最有名的是作于1920年的《对策》:   镜中一个我,/镜外一个我/打破了这镜,/我不见了我。/破镜碎纷纷,/生出纷纷我。/我把我打破,/一切镜无我。/我把镜打破,/还有破的我。/破的我也破,/不知多少我。 这首诗今天读来,还颇有新意,大有佛家见心明性、开口破禅之意,大概能算上超现实主义的早 期朦胧诗吧。   另外,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的婚姻家事,与沈定一有关联。 瞿 秋白的结发夫人为王剑虹,可惜年仅20岁时便因肺病去世。1924年11月,瞿秋白与来自萧山的社会系学生杨之华结婚。杨之华原是沈定一的大儿子沈剑龙的 妻子。这对夫妻当年一起在上海大学上学,恰逢正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瞿秋白,其学识、口才、风度,引起杨之华的倾慕,二人接触后互生情愫。而沈剑龙也是 五四后的新派人物,于是便在1924年11月同一天的《民国日报》上刊出三则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声明仳离;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婚;三是瞿、沈 二人共同具名,结为好友,说“我们仍是亲爱同志”。这桩好合好散的现代婚姻,当时曾是舆论哗然、惊世骇俗一则新闻。   是非功过,盖棺难论定 沈定一的一生,可以说充满着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语言与行为,到今天都难以给一个中允的价值评判。 曹聚仁评介说,“沈定一先生,虽已为社会淡忘,他却是火一般热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杀为止,没有一天不活泼泼地生活着。” 原 先被称为十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之一的头子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介沈定一:“沈玄庐本身为官僚兼大地主,却刻意深入劳动者中生活,其率先对佃户李虎成实 行退佃退租,并参加衙前农民斗争,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我在沪杭甬铁路开会时,沈闻讯骑着自行车,头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赶到郊外数十里道棚参加开 会。沈在会上倾听大家讨论,并发言道‘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书记部和共产党人来人到工人区去,便像春雨后竹林一样,一夜工夫,毛竹就冒出苗头来了。’随后,沈 把革命道理用当地土语譬解,深入浅出,听者无不动容。在会完毕,沈手推脚踏车,步行随大家走回城站,边走边谈,好像完全忘了疲倦似的。” 1978 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沈定一,“这个人很特别。杨之华原先就是他的儿媳。他是萧山县的大地主,但思想开明,曾主动搞减租减息,还办起第 一个农民协会,在当时全国算是最早的一个。他很早就信奉共产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写了封信,指责说,共产党搞得太滥,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连地痞流 氓、拆白党也拉进来了。还说什么拐走他儿媳的,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等等。总之,他表示不干了,当然,这里也有误解和猜测。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当时曾受到党 内同志的批评。” 中 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的夫人、当年与瞿秋白、杨之华过从甚密的陈碧兰,在其回忆中也说到,1924年初,沈玄庐曾带着他的儿媳妇杨之华来上海并访问上海大学 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的瞿秋白,并要求瞿帮助杨之华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而平时不喜待人的瞿秋白却对沈十分热情。宾客宴请之后,杨之华还得以免考进校上 课,并在学校入团入党,这对杨之华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即从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里解放出来。但沈玄庐却因此向后退了,由于杨之华与瞿秋白结 合,沈玄庐大起反感,甚至骂瞿秋白为流氓,因此他愤而脱离了共产党。 清党过后,沈定一因国民党内部派别互相倾轧,辞职退出浙江省党部,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家乡,在当地组织农会,结纳农民,推行减租,试办农村地方自治。其被刺身死时,得年44岁。 这 个被农民兄弟亲切称为“三先生”的沈定一,角色可谓复杂多变,扑朔迷离,甚至连他的被暗杀都成了难解之谜。有研究者分析,沈定一的被暗杀极有可能是国民党 人所为,因为沈定一的最后一次远行,是去莫干山与国民党的要人戴季陶、朱家骅、李济深等人见面,会谈的过程不很愉快,结果在下山返回萧山的途中遇害,在那 样兵荒马乱的乱世,对凶手的追究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而据沈定一的学生徐梅坤《九旬忆旧》记载,沈定一之死,是因为这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他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这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所以“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玄庐。” 沈定一的死在今天看来,不但是一个谜,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表现在革命初始阶段时的思想纷乱性与动摇性。要知道,革命本身并不是按照程序预设的、恒定不变的和纯净无瑕的,革命过程本身有着它多种可能性与可变性,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亦难幸免。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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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张志新案

重新审视张志新案 根据国史学家苏铁山先生的考据重新审视张志新案 作者:杨晓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0 17:54:19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8460   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陈禹山所著的《一份血写的报告》,让国人熟知了一个美丽而圣洁的女性:张志新。她美丽、善良、勇敢、正义、多才多艺。她因反对江青、林彪;因非议“文化大革命”;因主张为彭德怀平反;因反对整老干部而在1975年被割喉处死,惨遭冤杀。   当年,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引起这社会巨大反响。人们震惊于这个口口声声说是代表人民的政府竟然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如此的残暴、如此的灭绝人性,比法西斯还不如。可是这篇文章读过后,总有一些难以释去的疑云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事隔三十年后,国史学家苏铁山先生的最新考据《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拔开云雾,让我们看清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因其真实更加震憾。   苏铁山先生,名门之后,系原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将军之子,曾任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听说在三十年前的旧社会曾入冤狱多年。依现在极左人士看来,苏先生属官二代,太子党,并有很多公安和安全部门的朋友,又是文革的受害者,无论从出身论、血统论、阶级论和因果论,他都是一个不拆不扣的大右派,是个需要千刀万剐的阶级敌人。但苏铁山先生却以一个活标本的恣态展示人性的复杂性,老人家鼓吹复辟旧社会,宣传文革无错。以一个铁杆左派人士的面目打破理论地存在着。如果他老人家的这种存在是合理的,那么出身论、血统论、阶级论和因果论这些曾经长期盘据在中国上空的阴霾就都是不合理的;如果那些理论都是合理的,那么他老人家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他老人家信仰着这种理论而以违背这种理论的形式矛盾地存在着,以一种不合逻辑的形式坚强地存在着。如一个满脸麻子却推销祛斑霜的屠夫,霸蛮地拦道强售其产品。恰恰因其对自身官阶级的背叛,更让人相信其对阶级论的忠实及其反攻复辟的决心。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苏先生的考据目的,决不会是基于维护张志新的圣女形象的,因而这些基于反面用意的考据就可以大胆地用之于正面了。   在三十年前的旧社会,人们习惯了单向思维下对英雄人物的宣传。现在,觉醒了的人们早不再相信那种夸张的煽情,以至于怀疑一切纯洁。这种近乎偏激的看问题方式也有正确的一面,这个世上怎么会有完人呢?无论西方传说上帝用土造人类的始祖,还是东方传说女娲用泥造人,都在说明人性的复杂,那些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是不可信的,也是不现实的。   经苏先生的考证,人死多年的张志新“是生活上的大流氓、政治上的娼妓。”这么多年来,我们见惯了这种用生活作风攻击人的手法,比如就有人用这种手法抹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先跟姚姓女子同居生华XX,后和自己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姚女士因其始乱终弃抑郁而亡。他在井岗山和贺子珍结了婚后,杨开慧却因他在狱中被杀。在延安,他和史沫特莱的女翻译搞到一起,气得贺子珍出走苏联,他就借机和江青搞到了一起。解放后,江又被他赶出住地,每次见他,需中央办公厅批准。他则和一些女秘书、女服务员搞到了一起,有的还是人妇,甚至还有妇女被他强奸了的传闻。真不知这些人在主席的生活作风问题上做文章是为了什么?就算是事实又怎么样?哪个伟人的快乐不是建筑在无数女人的血泪之上?这么说,可能会有些妇女朋友不同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一半男性国人拥护毛主席不就够了?当然,已经受到过启蒙教育的男性也可能不同意这种明显带有歧视的说法。那我们就换一种说法,毛主席的这种浪漫不正是他生命活力的表现嘛。再说了,毛主席的伟大是因为靠搞破鞋搞出来的吗?张志新被杀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杀的吗?不说张志新有缺点,真还以为太假了,假得让人对她的存在都难以信服。经一些人这么一说,才知道,她也只是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有缺点的英雄终还是英雄,再完美的蝇子也只是蝇子。民间有说法:好男占三女,好女占三男。这些年,一些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录经中央同意出版了很多,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毛主席也有腐败的一面,也有出尔反尔的时候,他也有乱搞的情况,但这能改变他伟人的一面吗?只能让人们看起来更亲切,更贴近我们大众。而反倒是那些鼓吹毛主席无错论的人才是别有用心,他们称毛主席是无错的神,实际上,等同于在骂毛主席不是人。伟人的伟大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不妨把毛主席的所有错误也罢、罪过也罢都拿出来,全国一起骂,每日在电台、电视台、电影、报纸、杂志,乃至学校的教科书里骂,组织全国老百姓忆思苦甜,骂得欢的当官发财,不骂不给饭吃,谁拐不过弯就枪毙。咱们就这样折腾十年,看到时,还有没有老百姓信毛主席?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有些人则不长脑袋,面对事实也无法判断对错,只是个草人,只可教之,不可与之论。   以前的报纸上看到的文学家笔下的张志新的形象圣洁但却无血无肉,由史学家苏铁山先生一考证,我们才倍感她的亲切。但若说她在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权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履行自己的权力与义务,通过组织反映自己的困惑,却因言获罪,这在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怕是怎么也难以相信。苏铁山先生在《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中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是可以有的。原文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时期和发动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和评价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顶峰论”等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适当“拔高”的说法,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不让读其它书的不适当做法。在当时,尽管自己(指苏铁山本人,以下同)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十分认真,但由于自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过分的“拔高”的说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间,自己广泛阅读的作法在部队受到了基层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不点名的批评和当面的劝说,基本意思均为应专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其它的书。尽管自己当时对毛主席很尊敬,但为了维护自己广泛读书的权利,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光辉的思想继承下来”;“毛主席很伟大,但也和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自己说:“顶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时,自己说:“唯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金钥匙,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时,自己则说:“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自己的问题很多,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上的关键的一个齿,这把金钥匙上的其它的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其它光辉思想构成的”……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论在1966年曾被由兵种、学院和基层部队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整理成“苏铁山反动言论的综合材料”,并据此将我定为“思想反动分子”,于1966年10月(20岁)关入陕西马兰监狱。在1966年处理我的前后,我从未认错,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完全不符合“认罪服法”、“认错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变化。1975年(29岁)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后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组织上重新修改了对我的平反结论,肯定了我1966年前后的那些言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丵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并说我当时年龄很轻,敢于提出并一直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   幸运的是苏老先生没有案发于左祸横行的辽宁省,否则他的命运怕也同张志新女士一样了,我们现在也就不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史学家苏老先生了。可我们在为苏老先生感到幸运的同时,却很难理解苏老先生为什么不能对张志新烈士同病相怜呢?在狱中失去十年韶华的苏老先生为什么容不得大家对张志新的尊重呢?难道人是可以与良心分离的吗?可失去良心的人还是人吗?   人们还有个问题,张志新真的是被割喉处死的吗?这简直超出人类的想象,如有的网友所言,国民党时,还有刑场上的婚礼,还有瞿秋白先生在龙华救义时从容吟唱《国际歌》,且在法西斯德国也没有这种先例呀?经苏先生考证这是可以有的:(经多方走访当事人证明)当时为防止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经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的决定,在宣判死刑大会前,由沈阳市公安局卫生所的医生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   同时,他在文中还引用了包话权威媒体《光明日报》在内的多个考据加以证明:1979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乐团张志勤《姐姐,我为你诉说》文,文中诉说:“1975年4月4日姐姐被秘密加处死刑……。凌晨,姐姐被秘密带到一个办公室,来了四条大汉,把姐姐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惨绝人寰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朱建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文,该文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写道:“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来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习革丵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该段文字的小标题为“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补充……。”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接着,就把张志新押解到四大队二楼一间办公室割她的气管……,但是,张志新站了起来,仍然昂首挺胸……”。   人们还有个问题,是林彪四人帮杀害了张志新还是红卫兵造反派干的?经苏老先生考证:不是红卫兵造反派,不是四人帮,不是林彪,甚至也不是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组织的集体决定,是依照法律来执行的,是典型的政府行政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苏老先生的考证真的让人瞠目结舌。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权?什么样的法律?可这就是事实,血淋淋的事实。那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时代,在革命的旗帜下可以随意置人死地的时代。维系全国治安的只有六条禁令,其中单列一条,明确不许骂最高领袖,否则当作现行反革命行为,依法惩办。那是一个百老姓无恶无害却可以随意被整死,而领袖祸国殃民却不可一骂一骂的时代。   人们现在常说的林彪四人帮是文革后才由中央定罪判刑的,那么张丵志新怎么会那么早的时候,就知道林彪四人帮呢?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真理的女神,可她真的还有火眼金睛,透视远离百姓的中央内部?经苏先生考证,这个不是事实,事实上张丵志新女士的主要罪名:   1、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2、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3、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   4、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5、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原来张志新反对的是毛主席,而不是什么林彪四人帮。“四人帮”不是“四人邦”,是说毛主席有这四人帮他,他们是毛主席的四个主要帮手。如江青所说:我只是毛的走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不知我们的党中央基于什么样的考量,非要让林彪四人帮来担历史罪名呢,这不是远离事实的谎言吗?正如江青的秘书所言,林彪四人帮是担不起那个历史重担的。现在有很多人想为林彪四人帮翻案,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四人帮翻案,可以让人们看清历史的真象,找到总祸根。为林彪翻案,则让人们看到既使在最黑暗的世界里也是有火与光的。张志新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她追求真理,敢于说真话,她因言获罪,被割喉处死,她用她的生命之火,让人们看清独裁专制统治的反人类本质,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与正义。林家的小老虎则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他是昂扬的英雄主义者,他的那次兴兵直谏,虽没成功,却沉重打击了反动的最高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听说事后,毛主席好几个月下不了床,再也不说什么我就是秦始皇,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类的话了,他一病不起,原本被医生认定能活一百五十岁的他老人家,只活了八十多岁。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受的最大一击。这彰明了一个真理,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中华民族是觉悟的,任何独裁暴君无论他披怎样的外衣,制造何等的谎言,只要他行的是反人民,反人类的事,那么他同样也会受到遣责,既使躲在重重的保护下,同样也会有生命的危险。人呀,不管是谁,都不可为所欲为、作恶多端。   逝者长己矣,中华民族是善良温和的民族,是以和为贵的民族,是慎终追远的民族,是以死者为大的民族,可是一些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欺世瞒天祸乱人间,妄图反攻倒算,再置民族于水火之中,其狼子野心,不可不察。诗云:百年魔怪舞翩跹。当年张志新、林昭等人只是星星之火,而现在是星火燎原。这是一个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在较量的时代;这是一个进步与倒退,良知与丑恶决战的时代。   毛主席他老人家离我们远去了,他为我们留下了两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独裁专治的统治秩序和空前的伦理道德大沧丧。前一个独裁专治的统治秩序又化做三座大山,一个是独裁专治本身,一个是权贵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国外资本主义势力。而他以国家的力量系统对历史文物,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原有的道德伦理的破坏,造成今日社会道德大滑坡。世界上还从没有一个民族作到象他一样对本民族的文化清算得如此彻底干净,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在民族性格都发生了异化。当然,他的时代也创造过自有的文化,如样板戏,革丵命电影和红歌等。他也树立过如雷锋好榜样。可这些寒冬里的冰雕,在全球的暖流下,早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融化得了无痕迹了。一朝的破坏,几百年才能得以修复呀?   我们借着苏老先生的考据重温了那充满血和泪的历史,体味着至今没有打破的谎言。我们纪念张志新,她代表了良知与正义,她对真理的追求,她面对邪恶的勇气,永远激励我们的斗志,鼓舞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实现祖国的科学、民主、自由尽一份力、一份心。   缅怀先烈,向张志新和所有为求真理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不包括苏铁山)致敬!谨记。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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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新审视张志新案

重新审视张志新案 根据国史学家苏铁山先生的考据重新审视张志新案 作者:杨晓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0 17:54:19 阅读量:2939次 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陈禹山所著的《一份血写的报告》,让国人熟知了一个美丽而圣洁的女性:张志新。她美丽、善良、勇敢、正义、多才多艺。她因反对江青、林彪;因非议“文化大革命”;因主张为彭德怀平反;因反对整老干部而在1975年被割喉处死,惨遭冤杀。 当年,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引起这社会巨大反响。人们震惊于这个口口声声说是代表人民的政府竟然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如此的残暴、如此的灭绝人性,比法西斯还不如。可是这篇文章读过后,总有一些难以释去的疑云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事隔三十年后,国史学家苏铁山先生的最新考据《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拔开云雾,让我们看清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因其真实更加震憾。 苏铁山先生,名门之后,系原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将军之子,曾任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听说在三十年前的旧社会曾入冤狱多年。依现在极左人士看来,苏先生属官二代,太子党,并有很多公安和安全部门的朋友,又是文革的受害者,无论从出身论、血统论、阶级论和因果论,他都是一个不拆不扣的大右派,是个需要千刀万剐的阶级敌人。但苏铁山先生却以一个活标本的恣态展示人性的复杂性,老人家鼓吹复辟旧社会,宣传文革无错。以一个铁杆左派人士的面目打破理论地存在着。如果他老人家的这种存在是合理的,那么出身论、血统论、阶级论和因果论这些曾经长期盘据在中国上空的阴霾就都是不合理的;如果那些理论都是合理的,那么他老人家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他老人家信仰着这种理论而以违背这种理论的形式矛盾地存在着,以一种不合逻辑的形式坚强地存在着。如一个满脸麻子却推销祛斑霜的屠夫,霸蛮地拦道强售其产品。恰恰因其对自身官阶级的背叛,更让人相信其对阶级论的忠实及其反攻复辟的决心。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苏先生的考据目的,决不会是基于维护张志新的圣女形象的,因而这些基于反面用意的考据就可以大胆地用之于正面了。 在三十年前的旧社会,人们习惯了单向思维下对英雄人物的宣传。现在,觉醒了的人们早不再相信那种夸张的煽情,以至于怀疑一切纯洁。这种近乎偏激的看问题方式也有正确的一面,这个世上怎么会有完人呢?无论西方传说上帝用土造人类的始祖,还是东方传说女娲用泥造人,都在说明人性的复杂,那些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是不可信的,也是不现实的。 经苏先生的考证,人死多年的张志新“是生活上的大流氓、政治上的娼妓。”这么多年来,我们见惯了这种用生活作风攻击人的手法,比如就有人用这种手法抹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先跟姚姓女子同居生华XX,后和自己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姚女士因其始乱终弃抑郁而亡。他在井岗山和贺子珍结了婚后,杨开慧却因他在狱中被杀。在延安,他和史沫特莱的女翻译搞到一起,气得贺子珍出走苏联,他就借机和江青搞到了一起。解放后,江又被他赶出住地,每次见他,需中央办公厅批准。他则和一些女秘书、女服务员搞到了一起,有的还是人妇,甚至还有妇女被他强奸了的传闻。真不知这些人在主席的生活作风问题上做文章是为了什么?就算是事实又怎么样?哪个伟人的快乐不是建筑在无数女人的血泪之上?这么说,可能会有些妇女朋友不同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一半男性国人拥护毛主席不就够了?当然,已经受到过启蒙教育的男性也可能不同意这种明显带有歧视的说法。那我们就换一种说法,毛主席的这种浪漫不正是他生命活力的表现嘛。再说了,毛主席的伟大是因为靠搞破鞋搞出来的吗?张志新被杀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杀的吗?不说张志新有缺点,真还以为太假了,假得让人对她的存在都难以信服。经一些人这么一说,才知道,她也只是个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有缺点的英雄终还是英雄,再完美的蝇子也只是蝇子。民间有说法:好男占三女,好女占三男。这些年,一些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录经中央同意出版了很多,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毛主席也有腐败的一面,也有出尔反尔的时候,他也有乱搞的情况,但这能改变他伟人的一面吗?只能让人们看起来更亲切,更贴近我们大众。而反倒是那些鼓吹毛主席无错论的人才是别有用心,他们称毛主席是无错的神,实际上,等同于在骂毛主席不是人。伟人的伟大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不妨把毛主席的所有错误也罢、罪过也罢都拿出来,全国一起骂,每日在电台、电视台、电影、报纸、杂志,乃至学校的教科书里骂,组织全国老百姓忆思苦甜,骂得欢的当官发财,不骂不给饭吃,谁拐不过弯就枪毙。咱们就这样折腾十年,看到时,还有没有老百姓信毛主席?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有些人则不长脑袋,面对事实也无法判断对错,只是个草人,只可教之,不可与之论。 以前的报纸上看到的文学家笔下的张志新的形象圣洁但却无血无肉,由史学家苏铁山先生一考证,我们才倍感她的亲切。但若说她在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权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履行自己的权力与义务,通过组织反映自己的困惑,却因言获罪,这在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怕是怎么也难以相信。苏铁山先生在《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中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是可以有的。原文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时期和发动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和评价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顶峰论”等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适当“拔高”的说法,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不让读其它书的不适当做法。在当时,尽管自己(指苏铁山本人,以下同)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十分认真,但由于自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过分的“拔高”的说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间,自己广泛阅读的作法在部队受到了基层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不点名的批评和当面的劝说,基本意思均为应专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其它的书。尽管自己当时对毛主席很尊敬,但为了维护自己广泛读书的权利,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光辉的思想继承下来”;“毛主席很伟大,但也和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自己说:“顶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时,自己说:“唯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金钥匙,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时,自己则说:“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自己的问题很多,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上的关键的一个齿,这把金钥匙上的其它的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其它光辉思想构成的”……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论在1966年曾被由兵种、学院和基层部队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整理成“苏铁山反动言论的综合材料”,并据此将我定为“思想反动分子”,于1966年10月(20岁)关入陕西马兰监狱。在1966年处理我的前后,我从未认错,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完全不符合“认罪服法”、“认错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变化。1975年(29岁)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后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组织上重新修改了对我的平反结论,肯定了我1966年前后的那些言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丵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并说我当时年龄很轻,敢于提出并一直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 幸运的是苏老先生没有案发于左祸横行的辽宁省,否则他的命运怕也同张志新女士一样了,我们现在也就不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史学家苏老先生了。可我们在为苏老先生感到幸运的同时,却很难理解苏老先生为什么不能对张志新烈士同病相怜呢?在狱中失去十年韶华的苏老先生为什么容不得大家对张志新的尊重呢?难道人是可以与良心分离的吗?可失去良心的人还是人吗? 人们还有个问题,张志新真的是被割喉处死的吗?这简直超出人类的想象,如有的网友所言,国民党时,还有刑场上的婚礼,还有瞿秋白先生在龙华救义时从容吟唱《国际歌》,且在法西斯德国也没有这种先例呀?经苏先生考证这是可以有的:(经多方走访当事人证明)当时为防止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经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的决定,在宣判死刑大会前,由沈阳市公安局卫生所的医生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 同时,他在文中还引用了包话权威媒体《光明日报》在内的多个考据加以证明:1979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乐团张志勤《姐姐,我为你诉说》文,文中诉说:“1975年4月4日姐姐被秘密加处死刑……。凌晨,姐姐被秘密带到一个办公室,来了四条大汉,把姐姐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惨绝人寰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朱建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文,该文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写道:“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来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习革丵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该段文字的小标题为“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补充……。”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接着,就把张志新押解到四大队二楼一间办公室割她的气管……,但是,张志新站了起来,仍然昂首挺胸……”。 人们还有个问题,是林彪四人帮杀害了张志新还是红卫兵造反派干的?经苏老先生考证:不是红卫兵造反派,不是四人帮,不是林彪,甚至也不是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组织的集体决定,是依照法律来执行的,是典型的政府行政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苏老先生的考证真的让人瞠目结舌。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权?什么样的法律?可这就是事实,血淋淋的事实。那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时代,在革命的旗帜下可以随意置人死地的时代。维系全国治安的只有六条禁令,其中单列一条,明确不许骂最高领袖,否则当作现行反革命行为,依法惩办。那是一个百老姓无恶无害却可以随意被整死,而领袖祸国殃民却不可一骂一骂的时代。 人们现在常说的林彪四人帮是文革后才由中央定罪判刑的,那么张丵志新怎么会那么早的时候,就知道林彪四人帮呢?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真理的女神,可她真的还有火眼金睛,透视远离百姓的中央内部?经苏先生考证,这个不是事实,事实上张丵志新女士的主要罪名: 1、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2、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3、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 4、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5、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原来张志新反对的是毛主席,而不是什么林彪四人帮。“四人帮”不是“四人邦”,是说毛主席有这四人帮他,他们是毛主席的四个主要帮手。如江青所说:我只是毛的走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不知我们的党中央基于什么样的考量,非要让林彪四人帮来担历史罪名呢,这不是远离事实的谎言吗?正如江青的秘书所言,林彪四人帮是担不起那个历史重担的。现在有很多人想为林彪四人帮翻案,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为四人帮翻案,可以让人们看清历史的真象,找到总祸根。为林彪翻案,则让人们看到既使在最黑暗的世界里也是有火与光的。张志新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她追求真理,敢于说真话,她因言获罪,被割喉处死,她用她的生命之火,让人们看清独裁专制统治的反人类本质,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与正义。林家的小老虎则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他是昂扬的英雄主义者,他的那次兴兵直谏,虽没成功,却沉重打击了反动的最高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听说事后,毛主席好几个月下不了床,再也不说什么我就是秦始皇,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类的话了,他一病不起,原本被医生认定能活一百五十岁的他老人家,只活了八十多岁。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受的最大一击。这彰明了一个真理,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中华民族是觉悟的,任何独裁暴君无论他披怎样的外衣,制造何等的谎言,只要他行的是反人民,反人类的事,那么他同样也会受到遣责,既使躲在重重的保护下,同样也会有生命的危险。人呀,不管是谁,都不可为所欲为、作恶多端。 逝者长己矣,中华民族是善良温和的民族,是以和为贵的民族,是慎终追远的民族,是以死者为大的民族,可是一些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欺世瞒天祸乱人间,妄图反攻倒算,再置民族于水火之中,其狼子野心,不可不察。诗云:百年魔怪舞翩跹。当年张志新、林昭等人只是星星之火,而现在是星火燎原。这是一个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在较量的时代;这是一个进步与倒退,良知与丑恶决战的时代。 毛主席他老人家离我们远去了,他为我们留下了两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独裁专治的统治秩序和空前的伦理道德大沧丧。前一个独裁专治的统治秩序又化做三座大山,一个是独裁专治本身,一个是权贵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国外资本主义势力。而他以国家的力量系统对历史文物,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原有的道德伦理的破坏,造成今日社会道德大滑坡。世界上还从没有一个民族作到象他一样对本民族的文化清算得如此彻底干净,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在民族性格都发生了异化。当然,他的时代也创造过自有的文化,如样板戏,革丵命电影和红歌等。他也树立过如雷锋好榜样。可这些寒冬里的冰雕,在全球的暖流下,早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融化得了无痕迹了。一朝的破坏,几百年才能得以修复呀? 我们借着苏老先生的考据重温了那充满血和泪的历史,体味着至今没有打破的谎言。我们纪念张志新,她代表了良知与正义,她对真理的追求,她面对邪恶的勇气,永远激励我们的斗志,鼓舞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实现祖国的科学、民主、自由尽一份力、一份心。 缅怀先烈,向张志新和所有为求真理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不包括苏铁山)致敬!谨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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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经典语录集锦”

1.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而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到头来真理还是在多数人手里,人云亦云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第一个人说一番话,被第二个人听见,和他一起说,此时第三个人反对,而第四个人一看,一边有两个人而一边只有一个人,便跟着那两个人一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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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中共:不许党员 对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

中共:不许党员 对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 (2011-05-26) 早报导读 “薪金检讨委员会”任重道远 李光耀战略思维及国际观点仍十分受看重 年轻人对议员有什么期望? 黄心来: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联合早报网招聘 Freelance网络新闻编辑 ● 于泽远 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昨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中共不允许其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任何党员,不论其在党内的威望和职务有多高,只要是违反了中共的政治纪律都应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纪依法予以严肃惩处,决不姑息迁就。   这篇署名“中纪闻”的文章强调,政治纪律是中共最重要的纪律,是中共全部纪律的基础。官方近年来严肃查处了一批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对参与民族分裂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参加非法组织、编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传播和散布反动言论的党员、干部依纪依法进行严肃查处,有力地维护了中共的团结统一。   但文章也承认,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仍时有发生: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知情人士介绍,“中纪闻”的含义就是“中纪委文章”。   文章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充分认识严格执行中共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增强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确保政令畅通。 六个“决不允许”   文章强调,维护中共政治纪律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政治纪律是高压线,中共党员必须自觉接受政治纪律的约束,“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北京有关学者对本报说,在中国,各类小道消息、政治传言从来都有,而今明两年政坛上的各种传言或谣言更会有增无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各级党政权力机关今明两年将先后进入换届期。   他认为,中共明年秋天将举行领导层换代的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习近平和李克强外,其余七名政治局常委可能都将退休。省市以下地方领导层换届也于今年启动,预计到明年春季全部完成。尽管中共一再强调在换届中要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严禁跑官要官,正确对待个人职务的“进退留转”,但在“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体制下,很多在换届中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官员当然会牢骚满腹,一些官员自然也会“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发泄不满。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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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党员决不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5日 – 18:53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中国共产党党旗 作者:中纪闻,选自:人民日报 党的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政治立场的行为规则,是党最重要的纪律,是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多次强调党的政治纪律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六个决不允许”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了一批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对参与民族分裂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参加非法组织、编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传播和散布反动言论的党员、干部依纪依法进行严肃查处,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也必须看到,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仍时有发生: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刚刚开局,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作保障。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充分认识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增强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确保政令畅通,为顺利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纪律意识。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遵守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定政治立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纳入各级党员、干部教育的整体规划,作为党课教育、党校培训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意识。要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个别谈话等方式不定期地督促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进行查摆剖析,有针对性地纠正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问题。 要坚决维护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党的政治纪律是高压线,任何党员,不论其在党内的威望和职务有多高,只要是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都应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纪依法予以严肃惩处,决不姑息迁就。 要切实履行维护政治纪律的职责。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责任,切实加强对职责范围内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的领导,从总体上了解把握本地区本部门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情况,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情况列为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巡视的重要内容,将维护政治纪律各项工作任务分解到各职能部门,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各级纪检机关要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开展工作;要建立健全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纪律保障机制,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作好表率,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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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正秀-被遗忘的“文革受难者”

马正秀遗照 今年3月以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40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比54岁的王佩英还小了16岁。 屠岸自述中说,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岸写道,1932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年,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 附录: 《迟到的悼歌》 —-作者:屠岸 哲学家脚下柴堆的火焰有一天 把宗教裁判所的殿堂化为灰烬; 女干部喉管里插进的岁月有一天 剖示出现代迷信的暴虐与血腥! 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 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 罪名是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 为保卫常识,她死得年轻而从容。 她毕业于幼师,天生就喜欢孩子; 做自然博物馆讲解员,热爱大自然; 她更爱真理,心中的真理是常识—— 她清醒,当举国陷入荒诞与疯癫。 她凝视墙上五个大字的标语, 想了想,镇静地拿起刷子和颜料, 把标语开头的“打倒”二字抹去, 在后面加上“万岁”和一个惊叹号! “只要认了错,就可以免除死刑。” 她摇头:认错怎能叫常识改变? 她被吞噬在世纪最黑暗的时辰, 大地上升起了一脉亮丽的青峦—— 祭献给魔鬼的牺牲化为高山, 过客们有几个见到人格的峰巅? 它矗立在天际,风风雨雨三十年, 俯视名利场,披一身静穆的烟岚。 我有过一张朴素而秀丽的相片, 它给过我友谊的温暖和力量。 它已毁灭于红卫兵狂暴的凶焰, 却至今牢牢地深印在我的心房。 曾是你生前的朋友,我心潮奔涌: 面对历史的审视,我长久缄默—— 我探索又探索:在你镇定的胸中 流着什么血?跳动着怎样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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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文/蒋方舟(清华大学)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蒋方舟 2010年3月20日   发表于《看历史》2011年4月1日出刊     (采编:陈锴   责编:陈锴)     标签: 《盛世》 , 主流价值观 , 既得利益者 , 清华 , 百年校庆 , 精英 , 蒋方舟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生活在反智的思潮中 (7) 精英你妹 (4) 智识阶层切不可有道德优越 (8) 劝君慎谈“自由平等” (11) 你们这些精英都在说什么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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