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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脑 | 张洁平:真相没死,只是你不再相信了

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干掉他?不。突然消失只会令他影响力更大。死亡引发的集体哀悼,常是言论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开始。对独裁者来说,一个异议者的处境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怎样重新掌控他们的心,才是重点。

怎样减弱、消除异议者对群众的影响力?隔离。竞争。抹黑。不消灭他,但限缩他发挥影响、及为自己辩驳的能力。派十个人与他竞争,分薄支持者注意力,并争夺粉丝。寻找弱点、痛脚,想办法抹黑他,破坏群众对他的信任。至此,异议者肉身仍在,甚至仍发声,但人们已听不见他,即使听见,也不再相信他。他就不再是威胁。

在极权国家,最具威胁力的异议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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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 张洁平:站在漩涡里记录、写作和行动——一个媒体人见证的中港台

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就从自己经历说。我会把自己尝试当成一个人物报道的对象去解剖。

做人物报道中,写人物写的最好看的地方,是提炼出私人生活中公共性的部分。所谓公共性是指,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被时代造就的,我们都活在每个时代或者历史的结构里面。

因为这15年经历了特别大的变化,尤其中港台三个地方相互间的翻转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陆的朋友很久都没有仔细讨论香港和台湾的话题。但我知道很多朋友是很关心的。我也邀请了很多大学室友、朋友,我们原本在想法上相同,但因为说不出口的时代议题,彼此交流都搁浅很多。

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就从自己经历说。我会把自己尝试当成一个人物报道的对象去解剖。

做人物报道中,写人物写的最好看的地方,是提炼出私人生活中公共性的部分。所谓公共性是指,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被时代造就的,我们都活在每个时代或者历史的结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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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张洁平:极权之下,我们的恐惧、抵抗与爱

坏的时代,没有一剂良药的解方。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首先要抵御捷径的诱惑。捷径往往是虚假的,是最远的道路,也是不归路,急着寻求简单解药,反而会往犬儒狂奔,也最容易掉入投机者的陷阱。我们或许都要学着接受,恐惧无法排解,内疚难以愈合。站在原地,目睹巨大的物是人非之后所带来的种种情绪,不会轻易消除。就像阿伦特点评茨威格写于二战时的《昨日的世界》时感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我们都迫不得已接受这一点。

与朋友开玩笑时,我说记得小时候在中国,是生活在一种已达熟成期的「不自由」极权体制里,所以我们常自嘲:我们还没长大就老了。成年后到了香港,虽然熟成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这自由之地,仿佛重返青春,遇见的人都单纯,规则都透明清楚,社会总相信有公义。

万万没想到,我们会在香港,见证一个社会从自由迅速坠入不自由的境地,会见到极权从零到一,原地生成。

那,直面、纠缠、抵抗,就视为时代给我们的挑战和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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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平:反制恐惧,首先就是要拿回自己的语言

政治的陷落,是从语言的陷落开始的。当你无法真实、诚实、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础就消失了,交流、辩论、思考的根基都在流失,组织的根基也在流失,共同体并没有办法无声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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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 张洁平:香港,一场不明不白的死亡

1997年出生的周同学死了。死在家门口的停车场。死在一场持续了五个多月仍未结束的抵抗运动中,许多人称之为香港的end game。但停车场并非战场。周同学是从4米高的矮墙坠地,重伤不治。

他出生於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呢。他人生的22年,也是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走过的22年。他的人生终结在一场剧烈的社会运动中,死在大时代一个偏僻的幽静角落,不明不白,无人目击,死无对证。死者不会说话。历史任人阐释。这是周同学的 End Game。在哀戚的人群中,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和许多人感受一样:他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可能就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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