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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副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电影撞新闻》读后 正如没有人能说清全世界总共生产过多少部电影一样，大概同样也没有人确切知道电影中的一个小类——“描写记者、表现媒体的电影”——有多少吧？ 2004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专门开辟了一个“新闻前线”单元，放映了91部与新闻有关的电影。当时的公告是这样写的——“新闻业的历史两倍于电影的历史，它们却同样复杂，拥有权力与影响。在时空中更迭发展，新闻与电影一样承载着信息、意识形态、政治、真实和谎言。这一回顾在电影的历史之旅中洞察新闻业的各个层面：调查报道者、丑闻揭露者、写伤感文章的女记者、讨伐者、英雄、反派。这旅程探询并言说着我们的社会如何看待自身”。 遗憾地是，据说这91部电影中没有一部中国（大陆）产的片子。令人艳羡的是，有一位中国记者，却搜集了这91部“新闻片”中的大多数，甚至还不止。此人姓张名修智，曾任新华社《奥运2008特刊》总编辑，是我刚读完的《电影撞新闻》这本书的作者。 此书收录作者的相关影评35篇，也就是说介绍、评点了35部“新闻片”。悲哀的是，这些片子中，我完整欣赏过的只有一部，就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佳作《公民凯恩》。余下的，有的曾看过片段，有的曾看过介绍，有的读到过影评，还有的，甚至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也许看影评有个“正确方法”是先看电影再读影评，这样可以和自己的感受两相对照、印证。但我不是没看过这些片子嘛，所以看影评就多少有点看电影的意思了。这貌似比较尴尬。不过我想，看过影评再去补看电影的人也是有的吧。 这种“新闻片”种的主角大都是记者。那么，记者到底是做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联想。记者是如何工作的？不同的记者肯定有不同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但同时，他们又似乎总有一些相同之处。那么，在作者提到的这35部电影中，都有哪些类型的记者呢？ 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四类： 第一类：正面形象——秉持新闻理想和专业主义，锲而不舍为调查事实真相百折不挠的记者。比如他们—— 《总统班底》中因为揭露“水门事件”一战成名的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 《杀戮之地》中亲历红色高棉血腥清洗事件的的《纽约时报》驻柬埔寨记者尚伯格，以及他的翻译和助手、后来九死一生侥幸生还，同样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柬埔寨人潘迪； 《海外特派员》中，由希区柯克塑造的《纽约地球报》驻欧洲记者琼斯； 《哈里逊之花》中穿梭在前南斯拉夫内战的枪林弹雨中的战地摄影记者格里普们； 《铁人》中报道列宁造船厂工人大罢工，并充当政府“卧底”的波兰记者文卡尔，他通过采访发现了真相，即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其实是被官方抹黑的，最后时刻，他选择了辞职。话说这种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罢工工人当“正方”，把政府当“反方”来拍的影片，竟然出现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真是个奇迹。那时候距离团结工会瓦文萨上台还有差不多十年呢； 《毒家新闻》中不屈不挠，独立调查当地大毒枭，最终被杀害的爱尔兰女记者薇若妮； 《烽火赤焰万里情》中因采访写作《震惊世界的十天》闻名于世的的著名记者里德； 《投奔怒海》中的日本记者芥川汐见，好比斯诺在共产党执政后来到新中国、里德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访问苏联那样，在南北越南统一后旧地重游，并享受着外国友人的尊贵待遇。然而他自己的职业敏感，逐渐发现新政权红色表象之下的黑色现实，从此不仅为保持一个记者的独立客观判断而开始被“不受欢迎”，而且最后因无私救助他人逃离越南而殒命天涯； 《晚安，好运》中的美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上的开创者之一、新闻英雄默罗，在二战中的欧洲战场，在战后麦肯锡主义横行的美国大陆，在后来商业细菌侵蚀严肃新闻媒体的时代里，他都选择了战斗和不妥协，真正做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第二类：反面形象——毫无新闻职业道德，把做新闻当做发财出名的捷径，为此不择手段，弃起码的道德底线于不顾，或“残忍采访”新闻当事人，或以偷拍、添油加醋等不光彩手段炒作明星、奇闻，或从根本上闭门造车制造假新闻……反此种种，都是此类记者的脸谱和标签。比如他们—— 《曼哈顿二人行》中两名冷酷无情，“玩弄真相”的法国记者德尔马斯与莫罗； 《乔古尔德的秘密》中《纽约客》杂志记者米切尔，他因为轻信一位类似“李一”式的人物，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抹上了再也抹不去的黑。在对该片的影评里，本书作者也对自己刚入行时年轻幼稚，被点子大王何阳的“气场”所征服，为其大造舆论的经历做了检讨，事实上，经常写快餐文字，经常写稿件批评别人的记者，自己是一般是很少有“忏悔”的，所以这段文字我个人认为难能可贵；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化名辛奇，自办个人电台，假借公平正义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前后判若两人的秘鲁记者萨雷斯； 《追踪眼前人》中梁家辉饰演的典型的香港狗仔队员，一个以跟踪、偷拍明星为职业的“摄影记者”； 《甜蜜生活》中毫无底线，把做新闻当做摇钱树的娱记老油条马尔切洛； 《怀孕的男人》中那些轻信某专家的“现代荷尔蒙不均衡理论”，疯狂采访“怀孕的男人”驾校教练马克的各路记者； 《做大英雄》中不是记者的记者、好莱坞制片人、伪造阿尔巴尼亚内战影像资料的莫斯顿； 《丑闻》中的日本八卦杂志主编堀，得到手下偷拍的女歌星与男画家的邂逅照片后，开始添油加醋疯狂炒作……很显然，在导演黑泽明的眼里，他是个小丑一样的人物，而且也是某一类记者的象征符号； 《卢旺达酒店》中如匆匆过客一般，在当地种族大屠杀事件发生后，身处事发地却冷漠失职的西方驻当地记者们； 《死亡直播》中，在眼睛里暗藏摄影机的电视记者罗迪，丧失人性，骗取女主角信任后，偷拍并直播其死亡倒计时，为电视台盈利服务； 《萨尔瓦多》中酗酒吸毒四处告贷的“新闻浪子”波尔，把靠弄独家新闻挣大钱的希望，寄托在小国萨尔瓦多的采访之旅上，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连从异国带回的女人，也被移民局遣送回去； 《巨人与玩具》中甘心被大企业公关部收买玩弄的日本记者们； 《小镇疯情》中“导演新闻”，火上浇油，将一起偶然的绑架案最终“导”成命案的电视记者布莱克，以及那些在小镇上上演“撒旦之舞”的各路记者； 《欲盖弥彰》中著名的《新共和》杂志历史上的著名造假记者格拉斯； 《丧失荣誉的卡特琳娜》中被愤怒的采访对象击毙的的德国黄色小报《日报》记者托特格斯； 《霓裳风暴》中被两个报社派来采访时尚秀，结果却干柴烈火地搞到床上，自始至终没有去采访的一对男女记者。 第三类：中立形象——即记者既不是道德圣人，也不是包打天下不平事的大侠，更不是神通广大的007……他们只是如普通人一样的普通人，首先要在政府或者资本家办的媒体里干活，最基本的目的是谋生，一般情况下，他们既有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底线，也有种种如你我一样的缺点弱点软肋。比如说—— 《情已逝》中的尴尬名记伯恩斯坦。没错，就是因报道水门事件成名的那个伯恩斯坦。再次出风头并被拍成电影，是因为私生活不检点，以及前妻的不依不饶之故，杯具啊； 《西雅图夜未眠》中应征美国电台版非诚勿扰嘉宾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女记者。有趣的是，该影评的题目是《被脱口秀改变的人生》，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主播向菲感化一个逃犯投案自首写起的，换句话说，此文关注的并非电影里的女记者，而是那个在电台里为父征婚的小男孩，因为他才是这场改变了一对男女命运的“脱口秀”主角； 《海外特派员》中的 “媒体庸人”史代斌，好像啥都看透了，对同事积极采访很不屑。话说这种人在咱们祖国蛮多的，是吧？不止记者圈，哪个圈里都有，大把大把的，“没辙”、“没戏”、“没劲”是他们的口头禅； 《喜剧之王》中因为绑架电视主持人，而最终如愿以偿当上新闻类脱口秀主持人（是白岩松现在的角色吗？）的帕金； 《沉静的美国人》中刻画的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派驻越南的战地记者们，大都有或天真幼稚或玩世不恭等“缺点”，惟有作笔下的主角，也就是那个英国记者有准确判断历史大趋势的敏锐眼光； 《特写》中报道“假冒导演诈骗案”的伊朗记者法拉兹曼德，他在片中演他自己。影片内外，真导演看到了假导演的穷困生活和对电影的疯狂热爱，记者只把该案当做一个耸人听闻的“法治新闻”来报道，当事人犯罪背后的故事和生活，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大概，这是记者中的大多数，也许是因为做“深度报道”的记者毕竟不多的缘故吧； 《喀布尔快递》中，准备“利用他人的苦难，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印度记者苏尔与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历险，教育了这俩菜鸟，让他们明白了，世界其实是灰的，并非黑白分明； 《官方说法》中没有出现记者，但是由记者组成的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事实上，官办媒体的记者当然就是“官方说法”的传播者，这和官方说法的真假无关，其身份注定了其传声筒和宣传工具的定位； 《在那边》中围绕在“超级沙发土豆”钱斯身边有很多记者，包括来自《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些严肃大报的新闻人，似乎都被钱斯的木讷和“出口成理”所吸引，所蒙蔽。而实际上，钱斯则只不过是被电视这个怪物所戕害的一个“呆瓜”。 第四类：非普通记者。主要是指两位出现在电影中的传媒大亨，一位影射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公民凯恩》的主角查尔斯凯恩，另一位是根据其本人自传改变的《人民反对拉里佛林特》中的色情杂志《风尘女郎》老板拉里佛林特。他们当然不是普通记者，而是记者的领导、老板。有趣的是，和一般人的判断相反，在影片中，前者似乎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而后者，靠色情杂志起家的传媒老板，在影片中却似乎是正义，至少是程序正义的化身。据说，今日得享大名的美国报业资本家普利策，当初也是靠贩卖耸人听闻的小报新闻起家的，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而改变。只是，不知道，将来如果有人拍默多克的传记片，会怎样来演绎这个娶了华人女子做媳妇的传媒大亨的故事？呵？谁适合扮演他那个模样一般心计过人的媳妇呢？章子怡吗？ 在书的序言《光与影的叩问》中，本书作者写到：“中国电影对新闻的拜访，在数量上少得可怜。中国现代史上拥有伟大的新闻传统，诞生了黄远生、林白水、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邓季惺、储安平等一批伟大的新闻人。期待经由中国电影人之手，在未来的的某一天，他们可能在光影中重生。” 我不知道，在当下，一个学新闻的大学生，或者一个新闻从业者，能否一口气说出以上这些老前辈在新闻史上的贡献来，我猜怕是够呛。比起对文学史上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屏蔽”来，新闻史更甚，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名记的名字和文字已经湮没半个多世纪了，有些人至今还是“敏感词”。如果要拍中国新闻人的电影，在目前的形势下，怕是还根本轮不到他们做主角，大概首先是穆青、邹韬奋、范长江，甚至是邓拓，甚至是艾丰，甚至是南方报业、湖南卫视的当家人…… 其实，仅就我个人的有限观影经历来看，国产片中也不乏记者的形象，比如在表现国共党争的片子里，通常都会安排几个能够采访国共高层的记者。其中总有至少一个记者，通常是女的，会在如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人的感召下，逐渐“觉悟、进步”，由同情革命到最后投身革命（虽然片子里未必这样交代，但那简直是一定的，大概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的）…… 可笑的是，在后来20世纪80年代的反映改革者、“弄潮儿”、企业家的国产文学和电影作品中，大都继承了如此处理记者角色的套路，一个类似《血，总是热的》里那样的国企改革派领导的身边，总是少不了一个为他们的勇气、人格所打动，积极为其鼓与呼，甚至在其落难时挺身相救的记者，通常也都是女的，开始或者始终与男主角保持着常常是故意没有点明的暧昧关系。 这一点，连离现在最近的《龙年档案》中也未能脱俗。其实，俺就在这个作品的男主角人物原型手下（当然其实是手下的手下的手下的手下……）做记者，并且此前在别的报纸工作时，也曾专门从省城赶赴他主政的地方去采访……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作品中那样一个冒风雪骑摩托的省报女记者，在现实中是子虚乌有的。倒是有来自各地和当地的其他种类的各色记者，曾活跃在这位改革家的身旁和手下，对他的施政和政治命运产生了各种影响。 最后说下这本书，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海上文库》中的一本，总共才10万字，却是装帧朴素低调中显现豪华的精装本，疑似柴静妹妹评价土摩托老师那本书的那种“某某某文集”才享有的奢侈。当然，这些影评的选材很特别，别有一种“新闻价值”在，我想可能这对该书的推广发行也起到了作用。起码就我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题材，我是不会买这本书的。 还有一个私人的理由。俺有一个朋友，在网上推心置腹五六年了，却从未谋面，虽然几次约会未遂，但这书作为见面礼相赠，我倒觉得是很合适的。因为，电影他所爱，比我更爱，新闻亦他所爱，无缘从业后还爱。前几日他告我，已决定春节结婚，然后和媳妇共赴香港发展——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准香港人”了——那就带上自己的爱好，带上这本小书吧！好兄弟，沾你的光，我已经把它看完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大副的最新更新： 对1510的几点意见 / 2010-09-19 17:00 / 评论数( 3 ) 做自己？还是超越自我？ / 2010-07-13 23:45 / 评论数( 1 ) 肖鹰教授也写过“大话作文”吧 / 2010-06-11 22:26 / 评论数( 0 ) 中国农民的现状 / 2010-06-01 10:09 / 评论数( 2 ) 《迷失》第六季还有人翻译吗? / 2010-02-05 11:28 / 评论数( 2 )

     马光远：靠逃税生存的民企何来幸福感 2010-10-15 南方都市报 《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文章，标题就真实反映了中国很多小企业的生存逻辑——— 一个小企业主的眼泪：不逃税公司就要垮，活得如履薄冰！ 但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杂志撰文指出，国外有些媒体将中国税收痛苦指数排名第二纯属恶搞，并且认为，由于各国税制的不同，简单地对税负水平进行比较并不客观，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并不高。而且，考虑到未来政府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逐渐加大，因此，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在企业看来，只有逃税才能生存，而在官员看来，目前的宏观税负并不高，还有上升的空间，这种认识上的扭曲导致目前很多企业的幸福指数很低，几个数字，似乎可以说明中国民企的真实生存环境： 其一，和发达国家企业一样的税负环境。2009年，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上升到了约30%，这个比例合理不合理，也就是说，在国民财富的蛋糕中，政府究竟占多少比例合适。1987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目前，按国家分类的收入水平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最优的宏观税收负担率变化不大。按照这个标准，就宏观税收负担率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中国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如果再考虑各种制度外的收费，这个比例还应该更高。 第二，可怜的利润。对于打造“中国制造”的企业而言，他们究竟在全球的产业链上得到了什么，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尴尬事实：以代工企业为例，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的代工企业处于利润最低端，分享到的利润只有10%左右，其余10%-15%为贸易中介佣金，50%-60%为零售商利润，甚至一度一些代工企业的利润被跨国公司压低至侮辱性的“5%”。 第三，低廉的人力成本。几组数字可以说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如何为中国制造的崛起和企业生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改革开放30年，GDP的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三是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 但是，这并非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对比一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两组数字：一、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下辖的中央企业全部利润近8000亿元，是民营企业500强全部利润总额的4倍之巨；二、以收入为例，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垄断行业的员工数量不到全国的8%，但是工资总额占全国职工总额的60%，而且旱涝保收。反观私营企业，以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调查报告为例，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的收入只有国企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民间资本开始从实业转向股市和楼市，要么寄希望于创业板圈钱，要么寄希望于楼市炒钱，做实业成了最没出息的选择，国家工商联的数字显示，在民企500强里，房地产行业从2008年的16家提升为26家。毫不讳言，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前所未有的恶劣：比如，目前民间资本在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中只占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只占7.5%，至于在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再比如，今年铁腕治理落后产能，而在很多领域，由于民间投资的规模所限，淘汰落后产能的“指标”只能靠关闭民营企业来完成。面对民营企业的竞争困境，国家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集政府、企业和工商联之力，培育和锻炼一大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民营跨国公司，可是，现在看来这真的很难。 这样，中国民企面临的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资本的成本，一些地方的企业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一些企业主呼吁废除最低工资，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二是逃税漏税，对于小企业而言，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在利润空间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从国家税收中逃一点，从员工那里压一点，用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而这样的生存逻辑，不要说崛起，不要说走出去竞争，即使一场汇率的“货币战争”，就可以让很多企业立即倒下。(作者系经济学博士)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茉莉女士，很高兴能就西藏话题向你请教。根据你在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从整体上看，现在欧美社会如何看待西藏问题？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在认知上有没有差异？相对而言，哪些阶层（或行业）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 茉莉（瑞典华人作家）：毕研韬先生，作为国内的学者，你敢于触及西藏问题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孜孜不倦地探询和研究，令人钦佩。我自1993年 定居北欧瑞典，从1996年起关注西藏问题。十几年来，我访问了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多次参加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和汉藏对话会议。以我的观察，当今欧美国家从 民众到领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这种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是一个来 自民间的草根运动。当然，认知的差异无处不在。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的，应当是西方的知识阶层。即使是西方普通民众，由于他们享有新闻自由、资讯多 元，所以他们对西藏的认知，也比资讯被封锁的中国人更为客观全面。我们知道，国际藏学的历史源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在中国解放大军兵临西藏修建公路之 前，从印度、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比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更容易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了解西藏。这一点，可以从西方浩如烟海的藏学著作 中找到根据。 毕研韬：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至于影响因数，我注意到，由于立场不同，不同的观察人士强调的因素不尽相同。事实上，在不同的时空 区间内，这些因数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侧面。你认为，在西藏议题上，欧美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 在影响公共认知方面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茉莉：你说得对，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识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原因一，中国人被官方统一强加的宣传所引导，大都被当局的一家之言洗了脑。而西方 人对西藏的了解，来自藏学家、媒体记者、历史作家，以及各种关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等等。总之，西方的认知系统更分散，更自发，更民间，更 多元。其原因二，中国人是从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由此看西藏问题，统一本身成为判断的标准。而西方社会则没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有色 眼镜，他们遵循的只是普世价值，因此更能就事论事。那么，西方人对西藏的公共认知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从80年代起，西藏 人的多次反抗（中共称之为“暴乱”），都被西方媒体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已经开放，中共已经不能再像50、60年代“平叛”一样，关门镇压少数民族而不被人 知晓。西方媒体自80年代起可以去西藏采访，他们传回来的报导和录影，引起西方大众的震惊。从此，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西方人不是傻瓜，人 家是有思考能力并享受言论自由的人。 毕研韬：2008年当有中国人站出来反对部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有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可中国人针锋相对地反击说：认为中国人被洗脑正说明你 们自己被洗脑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在当今时代已不会被轻易洗脑，正如西方人不会被轻易洗脑。你在《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中说，“西 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我所关心的是，西方关于西藏的“民意基 础”是怎么形成的？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导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这些“民意基础”的可塑性究竟有多大？ 茉莉：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笨，而且很聪明。但请问，目前中国的书店能够出售达赖喇嘛的自传吗？如果中国人被禁止阅读西藏方面的一家之言，他们怎么 能够正确判断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即使我这样的汉人的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吗？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比官方要关注 得多。很多支持西藏的活动都是从民间发起的，西方政府倒是比较被动。比如说，美国设立一个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这看起来是政府行为，其实是民间推动的，是 支持西藏的民间人士推动国会议员提出来的。在民主国家，选民的要求使政客不能不有所行动。欧洲的人权活动人士也同样发出呼吁，要求欧盟设立西藏问题专员办 公室。你问这种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我认为，判断良性或者恶性，要看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对中国政府来说，西方的民意推动政府行为，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是好 事。至于说西方的媒体塑造民意，这就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和中国比较，西方的民意更自发，更自下而上，更不容易受操纵。形成西方民意的内在基础，是西方 人的道义感和同情心。他们不但广泛阅读，而且去西藏旅行，也去印度达兰萨拉旅行，进行实地参观和田园考察，并与藏族人交朋友。谁想要在当今西方“塑造”民 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研韬：我判断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导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标准是是否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我不倾向于从二元对 立的“你”和“我”、“官”与“民”的利益关系加以评判。中国国内的评论者一般认为，“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这是国际政治学的基 本常识，只是没有国家概念、不谙国际政治的人士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方面十分强调这一点，而境外有人完全否定“国际博弈说”。你认 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认知差异？ 茉莉：我认为，把西藏问题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只是中国国内亲官方评论者的看法，不可能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即使是国内的民间学者，也不都是持这种看法。 所谓西方同中国博弈的一张牌的说法，同西方有反华阴谋论一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打牌总要有目的，但至今没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利 用西藏问题同中国博弈什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对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上，并无统一的政策。导致这一认知差异的，是某些中国评论 者的无知，以及他们奉行的大中国国家主义观念。中国文化历来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没有目的，他们以己度 人，以为西方人要打什么牌玩什么花招。中共官方常常把西方民间的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误导了很多中国人。 这不是说，西方和中国就完全没有博弈。中国的专制制度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西方民主国家希望不民主的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过去在冷战中，西方国家也许有过地缘 政治或战略的考量。但就今天的西藏问题而言，由西方民间推动的国际支持运动，主要出于他们对弱小民族的同情。 毕研韬：据我了解，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能力远在中国政府之上。国际上支援西藏的组织分布广、基础牢，而且协作密切。如果单纯从公关作业角度考量，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 茉莉：我认为，西藏问题不是公关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真实和谎言的问题。流亡藏人虽然在公关方面做得不错，但他们的能力有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 完全不能和拥有巨大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相比。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老是被国际舆论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公关能力差，而是因为他们处理问题所使用的专制手 段，例如，武力镇压、遮掩真相、不说实话、不准记者自由采访。这些都使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感。现代公关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例如，前年西藏骚 乱后，中国当局派出由藏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欧洲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游说。他们以事实和数字来“讲真相”，驳斥达赖喇嘛和西方人的“谎言”。但不幸的 是，德国《金融时报》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记者不能自由前往西藏报导？大赦国际刚刚提出的被逮捕的1000名藏人下落如何？”振振有词的中国 公关游说客，立刻就哑巴了。可见，公关手段不是万能的金手指，它不能化石为金，无法掩盖一切罪恶与谎言。一个政府的恶劣形象无法由公关手段来改善，只有重 视人权的国家才会被世人尊重。 毕研韬：达赖喇嘛每年都会访问很多西方国家，持续吸引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你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的个人努力对凸显（highlight）“西藏问题”的作用？在“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应该如何填补这个空白？ 茉莉：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具有相当的作用，他的国际感召力甚至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政府以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一 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为他们忽视了海外流亡藏人民主建设的努力。几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坚持非暴力，不搞恐怖活动，坚持走民主的道路，这些都令西方人刮目 相看，因为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具有暴力性质，西方人认同的是和平、民主的普世价值。由此看来，即使在达赖喇嘛身后，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所树立的正 面形象，他们所具有的软实力，流亡藏人仍然将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毕研韬：西方媒体在报导西藏话题时，常常会提到，“1951年中国军队侵入了西藏。”它们使用invade（侵略）这个词。你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认知、塑造“集体记忆”？这反映了西方新闻人的什么心态？ 茉莉：英文invade是个常用词，比如英美主流媒体都用invade来形容美英军队进入伊拉克。现在美军正在撤出伊拉克，人们仍然称当初的进入 是invade。在他们看来，外来军队进入一个未曾进入过的领土，就是invade。西方人一直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事实。在西方有关西藏的论着 中，使用invade这个词是很自然的。在这个词的后面，有他们系统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根据。许多西方人认为“图博”（Tibet ）在50年代之前是一个 独立国家，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记忆是由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描述形成的。据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红军 长征到藏区时，藏人曾热心给红军提供了食宿方便，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既然毛泽东可以把西藏视为“外国”，西方人称中国解放军进入西方是 “侵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毕研韬：在西方学者中，公开表态支援达赖喇嘛的似乎多于支持北京政府的。你认为其中原因何在？你认为这些支持流亡藏人的学者真正了解西藏吗？他们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 茉莉：西方知识份子对西藏了解得越多，就越加同情西藏。2008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集体站出来，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 来发言，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武力压制。他们说：“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 议。”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有研究和调查的自由，他们的研究不受政治约束，只以追求真相为学术宗旨。记得高尔泰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他50年 代在劳改营时，遇见一个精通藏文的中国学者，这位被打成右派的学者私下告诉高尔泰：中共如此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可见，如果给中国学者同样的 学术自由，他们也能得出与官方宣传很不相同的结论来。要判断西方学者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我们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兼听则明。西方学者具有兼听则明的条件， 同时，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独立的，不像中国学者大都在政府控制的机构里工作，没有独立研究的自由。当然，目前西方也出现了一些逢迎中国政府的西方学者， 他们大都和中国政府有利益关系。 毕研韬：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你强调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整体上看，恻隐 之心，人皆有之。但从国家层面考察，很多国家会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而且细致考量，对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人士来说，人道主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