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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廖家安:高瑜的六四情结

在记者高瑜的传奇人生中,六四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此前,高瑜曾是红二代,又是被称为“中共第二神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更是中共喉舌中国新闻社风云一时的记者;此后,她不是关在中共的黑狱中,就是正走在通往黑狱的路上,3次入狱,6次大奖。作为新闻记者,却常常不幸成为新闻;一个记录历史的人,却总被历史记录。这是悲剧,还是幸运?不同的人心中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答案。在高瑜被重判7年之后,重申高瑜的六四情结,呼吁人们继续关注高瑜案,并以此作为笔者对六四26周年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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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胡耀邦逝世,引燃了“八九民运”之火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纪念日。《解放军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罕见刊发纪念文章和回顾胡耀邦逝世之际治丧全过程,学生在当时的悼念活动成为“八九民运”的前奏。 (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4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新闻周刊》转发了2008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关于胡耀邦追悼会及官媒讣告发布的全过程,文章披露这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一波三折的内幕。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多家中国官媒转发此文。 该文也无法回避由胡耀邦逝世点燃的”八九民运”之火,文章表示:”在即将起灵时……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学生坐满了广场,四周人来人往,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等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不可避免了!” 文章还提及多位”八九民运”代表人物如王丹、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指他们是”想制造事端、搞动乱的极少数”;但该文未正面提及”八九民运”和”六四”等。文章沿袭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对该运动的定性基调,指胡耀邦逝世后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作文章;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 另外《解放军报》也发表了《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及上海社会学学会会长邓伟志对胡耀邦的纪念文章。周瑞金表示”胡耀邦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正直无私、坦荡胸怀、光明磊落的人”;邓伟志在文章中也给予胡耀邦为政为人的盛赞:”有的人在位子上时备受尊敬;一旦下来就没人尊敬。胡耀邦同志是在位、不在位都受尊敬,甚至是不在位比在位更受人尊敬。” 尽管胡耀邦一词在中国各大网络上依然是”敏感词”,但早在2010年温家宝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胡耀邦文章;2012年4月3日,中新网也曾发表《胡耀邦墓前清明祭》,公开凭吊这位中共前总书记,并指胡耀邦为”民族脊梁”;文章历数胡耀邦逝世的20多年间,陵园先后接待过8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前来祭奠,暗指胡耀邦在中共党内受到一部分人士的推崇和拥戴。 “胡耀邦心中的国家不应该只听一个人讲话” 胡耀邦生前曾言:”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我在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不管官方或媒体对胡耀邦近年解禁动向如何,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功过都交由历史去评定。 胡德华也向德国之声回顾父亲的政治历程和主张,1986年底和1987年初的学潮中,胡耀邦主张倾听学生诉求,而邓小平表示不赞同,认为赵紫阳是在鼓励”自由化”,胡耀邦在1987年亦遭当局指责”反自由化不利”,胡耀邦在其后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他心目中要建成的国家不应该就听一个人讲话,应该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他对这些事情都比较宽容,但是党内其他很多老同志看不得公众百姓表达自己的愿望,只希望有一个声音,一种想法;你既然承认大家信仰自由,又让大家只有一个思想,实际上是很矛盾的,也是很危险的,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就会形成全民缺少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民族,必然没有任何创新,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在世界上必然是落后的民族。” “八九民运”时”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中共历史上,公众对胡耀邦有比较一致的评价:”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而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的头脑。” “胡耀邦和八九民运无直接关联,他的逝世只是导火索” 胡德华也向德国之声解释,他父亲其实和”八九民运”历史并无直接的关联,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现政治上”小阳春”,而胡耀邦的去世,将公众蕴育的政治期待打破,因此才出现”八九民运”初期的悼念,并继而演变成一场民主运动。 周舵也表示,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八九民运”的导火索,在1986年底至1987年初的学潮之后,胡耀邦被迫辞职,很多学生一直心有愧疚,并在无形中建立了对这位前中共领导人的信任感和情感联结,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这种情绪被激发:”很多学生觉得自己连累他被拉下台,而且即便从共产党党纪来说,也不符合罢免总书记的程序,海外更直接说这是一场政变,据说当时习仲勋向邓小平拍桌子,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实际上他的逝世就成了一个导火索,而且这场风暴也并不是必然就变成这样。” 周舵也介绍,由胡耀邦逝世引燃的”八九民运”,当时并未有清晰的发展方向,在当时中共最高决策层也是两派意见:”赵紫阳讲得很清楚’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李鹏和李鹏周边的保守力量就象4.26社论,完全把学生看成一股敌对势力,说背后有黑手在操纵。这完全是共产党一贯的阶级斗争逻辑。” 胡德华表示当外界纷纷解读中国媒体上关于胡耀邦纪念文章背后可能的政治信号时,及是否会解禁和平反六四时,他不愿意去多做解读及抱更多的希望。而周舵则表示,目前未看到习李上台后有平反六四的迹象,但习仲勋曾经强力反对 “镇压六四”,所以不排除习近平继承其父亲的政治”正资产”,因为”六四”关联党内重大利益,习近平未稳固权力之前,短期内不会在”六四”问题上作出重大决策:”从规律上来判断,新上台的领导班子不会有这么重大的动作,因为’六四问题’不是小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少要等一年以后,甚至更晚一些。听到很多消息,都说习家的人一定会为’六四平反’,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无从猜测。”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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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回顾 六..四 系列19:四·二七大游行

   上一个帖子 介绍了各界人士对”四·二六社论”迥异的反应,接下来聊聊社论引发的427大游行。 ★学生组织的筹划   在 前面的博文 中,介绍了23日晚上成立的”临时学联”——这是一个跨院校的民间学生组织,后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或”北高联”)。427大游行跟高自联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  俺简单说一下高自联是如何筹划这次游行的。 ◇427大游行的决策   据《天.安.门对峙》一书的记载:4月25日晚,高自联的各校代表齐聚政法大学的某教室开代表大会。在开会期间,官方正好通过中央电台广播”426社论”。于是各位代表暂时中断开会,听官方广播。听完之后,代表们都很愤慨,经过投票,决定在27日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抗议官方的社论。   据官方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记载:高自联在当晚23点发出通知: 27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4.26社论》 。 ◇记者招待会   第二天(26日)上午,高自联在政法大学主楼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有1500-2000多学生和50-100多中外记者参加。在招待会上宣布了如下几项内容: 正式对外宣布高自联成立 高自联的宗旨是”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人权”,采用”和平请愿”的斗争形式。 提出三项要求 1. 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 2. 要求公安部长王芳就’42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 3. 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道歉。因为新华社对’420事件’进行了歪曲报导,违反了新闻报导真实的最基本原则。 宣布427大游行 游行的目的: 向全国人民表明,七条要求不是动乱 。 游行的统一口号是: 1 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2 民主万岁 3 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 4 维护宪法 5 爱国无罪 6 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 7 人民万岁 8 稳定物价 9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0 人民警察保护人民 。 游行的歌曲是: 团结就是力量 下图是记者招待会的照片   俺稍微解释一下上述这些口号:   这10条口号其实是很有讲究滴。稍微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口号跟朝廷官方的宣传口径是完全一致的。高自联的领导层精心选择这些口号,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朝廷栽赃,说学生们搞动乱。 ★朝廷高层的应对   俺在 前面的帖子 里,已经介绍了朝廷密探的神通广大(高自联内部没准就有卧底)。对于高自联要搞的大游行,朝廷自然很清楚,并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应对427大游行。 ◇调部队进京   根据《天.安.门文件》记载: 为了对付这次游行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   这是六.四期间,第二次调动正规军进京(第一次是 胡.耀.邦追悼会 的时候)。 ◇封锁道路   除了调动正规军到广场周边警戒,朝廷还调动大批警察在关键路口设置封锁线,以阻止游行队伍通过。第1道封锁线在中关村路口、第2道封锁线在人民大学南侧、第3道封锁线在白石桥。其它几道封锁线设置在市区的一些路口。 ◇向学生领袖施压   为了瓦解这次游行,几个高校的领导分别找各自学校的学生领袖谈话,要求他们取消这次游行。周勇军作为当时高自联的轮值主席,成为重点谈话对象。校方的人采用车轮战术,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不断问他类似的问题: 你个人能够对成千上万的学生的安全负责任吗? 一直僵持到了晚上,周勇军终于动摇,他对官方的人说,就算他同意取消游行,但他这个主席没有权力推翻高自联委员会的决定。于是官方就让周勇军写一个纸条,表明个人的态度(同意取消游行)。周写完纸条后,官方人员又让他写上亲笔签名。   到这是已经是深夜时分。为了让各个高校的学生代表看到周勇军的”手谕”,北京市政府派出一辆专车,以飞快地的速度辗转各个高校,每到一个高校,就叫上该校的学生代表,把这张纸条给学生代表过目,然后跟学生代表说,高自联已经取消游行。一直折腾到凌晨,几乎每个高校的学生领袖都看到了字条,不少人以为游行被取消了。 ◇朝廷的企图为何落空?   虽然朝廷软硬兼施,企图把427游行扼杀在萌芽之中。但到了27日上午,还是有很多高校的学生上街了。为啥会这样捏?俺认为有如下原因: 1. 低估了学生上街的热情   朝廷以为,只要搞定了高自联,使其发布取消游行的通告,学生就不会上街了。显然,朝廷低估了学生们愤慨的热情。俺在前一个帖子已经介绍了,很多大学生对”426社论”相当反感。这种反感自然转变为上街示威的动力。   更加令人敬佩额的是,很多学生上街之前,已经写了遗书。因为当时盛传朝廷要武力镇压游行,而且426社论的口气很强硬,所以不少学生都作了流血甚至死亡的准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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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天安门学运领袖柴玲原谅邓小平李鹏引争议

柴玲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际发表公开信,题为《我原谅他们》。她说,原谅邓小平和李鹏,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原谅目前中国当局继续压制自,并实行严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柴玲6月4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场连线中也专门谈到了这封公开信。柴玲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许多争议。 柴玲两年半前开始信仰基督教。她说,这种宽恕为反主流文化和感情,但只有当人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柴玲5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 记者:“主要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是吧?” 柴玲:“也不是……当然是认识耶稣以后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但也不是从宗教的角度,因为呢,就是认为这种,整个中国的文化就是这种以暴复暴这种延续,所以整个中国人,不管他是上至贵官下至普通的百姓,他都没有安全感,因为今天他们可以是高官,明天可以是阶下囚,在这样的文化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中止这样暴力的循环呢?我认为就是要用恩典和宽恕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的基督文化,这样的一种基督的精神,所以从我做起,是这样一种想法。” *王宁:“原谅自己的敌人”符合圣经* 同为基督教徒的民运人士王宁旅居新西兰,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柴玲的说法是符合教义原则的,他引用了前罗马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探望刺杀他凶手的例子: “作为基督徒来讲,当然的话,根据上帝的要求说,要原谅任何人,包括原谅自己的敌人。就像当年梵蒂冈的大主教,他被暗杀过,后来他还到监狱里去给(本来)准备杀他的人祈祷,他宽恕、原谅他,这从圣经来讲是符合基督教的原则的。” *昝爱宗:要原谅宽恕,承担责任是前提* 不过,许多异议人士对柴玲“宽恕”的表态持不同意见。中国独立记者、基督徒异议人士昝爱宗说:“那我作为基督徒我认为,基督徒他一定要有公益的要求,就是至少这件事是体现公益的,是(承认)他们错了,那才能和解,才能原谅他们。基督的爱是让我们爱世人的,是原谅他们的,但前提是你要公益。你如果是不公益的话,你应该受到公益的审判。前提你得要承担这个责任。基督的爱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无原则的,原则就是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刘水:和解之前要公布真相* 中国异议作家刘水对美国之音说,对柴玲的表述感到震惊。他说,宽恕要讲求一个人权原则,也就是施害者不再施害、受害者不再受害,而现在,有关“六四”的真相都还没有公布,档案没有解密,死伤人数和关押人数也不确定,不管是从宗教还是世俗的角度,宽恕犯下暴行的人都说不过去。刘水说,即使柴玲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原谅这些历史责任人,也是言不由衷。 刘水说: “宽恕不是稀里糊涂,一下抹平,不是这个道理。那么,还有现在的受难者呢?包括‘89六四’屠杀的几千、两千多人吧,受害者呢?人数都没有,更不用说他们的姓名了。” 刘水还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公布真相:南非种族和解之前,要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东西德当年统一时,也要公开秘密警察的档案,划清当事人的罪责,进行清算。 *高瑜:邓小平等犯下反人类罪,原谅的权利属于人民* 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独立记者高瑜因“六四”两次入狱。她对美国之音说:“作为杀人者,作为军队来讲,作为士兵的话是服从命令,但是下令开枪的军人,我认为是不应该。他是罪犯。那更不要说邓小平和李鹏,他们是这次六四屠杀的直接责任人,当然邓小平的责任更重一些,因为邓小平的责任更大。如果没有邓小平拍板,谁也不会杀人:让军队进城、戒严,而且‘4.26社论’那就是完全根据邓小平的言论‘4.25讲话’所起草出来的。但是要起草这一篇社论,是李鹏的主意。” 高瑜说,无论宪法还是党章,邓小平都是违法的;他人为地在党内分出支持动乱暴乱的一派,给赵紫阳设下“家法”,导致赵紫阳被软禁15年零8个月,直到去世。高瑜说,如果当年中共里没有邓小平这样的独裁者,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民主与法治路线,六四惨案完全可以避免,流血杀人是人为的;即便是党内做出决议,也是错误的决议。 高瑜说,放眼20年前的东欧变革以及现在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凡是要向人民开枪的,绝对是要受到法律的审判:“你看穆巴拉克为什么给他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呢?就是因为埃及的军队当时杀了800个市民。东欧的齐奥塞斯库,由于他采取北京路线、天安门路线,最后他不也是遭到人民起义把他处决了吗?还是共产党内部的军队把他处决的。” 高瑜最后说, 23年了,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独裁者受到审判和处决。邓小平和李鹏在“六四”时无疑犯的是反人类罪,就是撒旦,但现在中国还是一党专制,仍然不向人民认罪。是否原谅他们,这个权利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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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新闻:谁在六四前出卖了邓小平?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6周年。美国一家出版社六月出版一本《李鹏六四日记》,指责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89民运期间出卖了邓小平。而赵紫阳生前留下录音讲话说,是李鹏出卖了邓小平。在89年春夏之交,到底是谁出卖了邓小平这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李鹏赵紫阳各执一词* 根据美国西点出版社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在1989年世界关注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李鹏说,正是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见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一番话,“出卖”了邓小平。 邓小平是跟着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造反起家夺权执政的老军人,属于中共元老。他在中共执政后被毛泽东打倒三次,又都东山再起。他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去世前没有担任中共重要职务,但一直发挥重要影响力。 *李鹏:赵紫阳见戈尔巴乔夫时出卖邓小平* 《李鹏六四日记》说,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日记说,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 然后,李鹏六四日记说,“对于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料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中共)13届一中全会做出的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P 78) 李鹏六四日记接着说:“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P78) 李鹏六四日记的意思是,赵紫阳在关键时候,把邓小平推到了前台,暴露了邓小平垂帘听政拍板定案的中共决策真相和实质,因此是出卖了邓小平。有很多报导和记录都表明,邓小平对赵紫阳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和生气。 *赵紫阳:为何同戈氏谈及邓小平* 不过,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64后遭软禁10多年。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当年的情况,通过录音方式记录下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根据这个录音出版了一本书《改革历程》。在这个录音回忆中,赵紫阳在第一部分,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第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赵紫阳说:“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愤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很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P65)。 赵紫阳说,他在中共13大之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给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赵紫阳说,他当年4月到北韩访问,也跟金日成通报了这个情况。 赵紫阳说,就在他会见戈尔巴乔夫的前两天(5月13日),他在邓小平家里谈到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赵紫阳说:“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到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13届1中全会的决定。”(P67) *赵紫阳对戈氏“泄密”,邓小平及家人不满* 赵紫阳接着说,“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P67) 赵紫阳就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引起邓小平极大不满后,做出了这样一番解释。在这个章节前,赵紫阳曾批评当时的总理李鹏在六四事件之前,也曾“出卖”过邓小平。 这一次是在引起学生极大不满和大游行示威的4.26社论问题上。 *赵紫阳:李鹏也曾出卖邓小平* 赵紫阳在4月23日到平壤访问。他离开北京后,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在24日召开常委会。赵紫阳说,“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赵紫阳说,24日的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P28)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这是一次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赵紫阳说:“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4.26社论,直接招致4月27号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游行。 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邓之女邓榕小名)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P30) 赵紫阳说,4.26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和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日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的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P34) *邓女邓林:天安门事件应‘集体’负责* 2007年6月下旬,邓小平大女儿邓林在香港电台谈到了天安门“清场”的决定到底是谁做出的问题。邓林说,应该是集体负责。她说:“我想,应该是他们领导人决定。这个不应该说哪一个人来具体负责,而是整个。但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场决定,那么,中国如果给比如像吾尔开希等等这样的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那中国哪里有改革开放?社会是乱的啊!” *邓林:邓家没有海外存款* 邓林今年59岁,是一个画家。那次讲话三年后,邓林再度说:他们邓家子女,没有一人有海外账户。中评社2010年8月23日报导,90年代初,邓小平到深圳,有段时间社会上曾流传邓朴方在海外有存款。报导援引邓林今年8月22日的讲话说:“邓小平曾专门召开家庭会议郑重询问,‘我们都没有海外账户和存款,对朴方的事情更是造谣’。” 但是,无论是邓林,还是报导这一消息的中评社,都没有说明,90年代初期到现在,几乎已经20年过去了,邓家的子孙后代,到底有没有海外存款和账户。邓小平当时的询问和邓林的说明,充其量只能说明90年代初期以前邓家的海外存款和账户情况,而不能说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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