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结果:%s

德国之声 | “默婶”逛澳洲酒吧街…

(德国之声中文网)联邦总理默克尔周五晚间抵达布里斯班之后光顾了布里斯班著名的酒吧街。 一些路人认出了她,兴奋地尖叫起来。默克尔走过来和很多路人握手。还有个当地小伙子举起手机同默克尔自拍并上传至社交网站Twitter。德国《明镜在线》在做相关报道时,还特意使用了”同默婶自拍”(Selfie mit Tante Angela)的标题。 布里斯班当地一位女摄影师当时刚好正和几个朋友坐在一家酒吧里。她描述说,默克尔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默婶还有和考拉互动的环节 和人群互动完,默克尔返回了酒店。人群中一名德国人喊道:”欢迎来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一家报纸在其网页上报道了默克尔逛酒吧街的消息后,一名读者发表评论称:”默婶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还有人在社交网站上写道:”能和当地居民互动的领导人才是真正的领导人。”

阅读更多

徐贲 |…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 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徐 贲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 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 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 一、宪法爱国主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是哈贝玛斯宪政观的两个核心思想。这二者也是他在思考东、西两德国家统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问题时的基本着眼 点。哈贝玛斯坚持以民主共同政治文化,而不是民族性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在德国特定的条件下,其理由为:第一、1989年后中、东欧形势和民族国家间冲突, 让人们看到民族国家并非解决之道;第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大阻碍了经济和民主改革,造成了欧洲经济联体的困难,使得民族认同与全球融合对立起来;第三、两 德统一后,对来自非、亚、拉移民的排斥,落后于时代的清一色“欧洲”文化堡垒思想再度回潮。 哈贝玛斯认为,存在多元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是不能以民族认同来维系的。作为统一和融合的基础,民族主义缺乏价值规范的基础。提出现代国家统一的价 值规范问题,是哈贝玛斯“宪法爱国主义”的精髓。哈贝玛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强制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合会是什么样的?哈贝玛斯认为这种结合应从政治文化 的形式普遍性得出它的原则标准。哈贝玛斯认为,战后德国宪法,即“基本法”(Grundgesetz),体现了理性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精神,因此必须将其确 立为两德统一的基础。哈贝玛斯反对把两德的统一仅仅当作“在法律行政上重新组织成一部自行运转的经济机器。”〔注1〕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回答,德国将是一个 怎样的国家。哈贝玛斯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理性宪法体现了一种预先确立的、抽象化的原则性社会契约,它是一切具体共识和妥协的基础:“在多元化的社会中, 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这样一种社群关系是 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别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注2〕 “形式普遍性”是相对于实体文化或实体生存世界而言的。形式普遍性承认由差异构成的多元文化整体。形式普遍性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在宪法共和国中的公 民身份(共和精神)和他对一个文化群体的亲近感(民族感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不具有严格的概念纽结。这一关系只是历史的偶然,人们并不非要有相同的民 族背景才能在一起共同提倡和维护普遍的公民权利:“今天的‘公民’指的不仅是某个国家的成员,而且是由民权所定义的身份。”〔注3〕对于现代人来说,要紧 的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要紧的不是去寻根或寻回与他人同根的感情,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查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入理性的协商程 序。这便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 哈贝玛斯指出:“公民们要组织和平共存,其原则之所以获得所有人的正当认可,是因为它们符合所有人的相同利益。这样的集体是由人们相互承认的关系所 建构的。由于这样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任何他人尊重他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的人都应享有同等的保护和尊重,他们作为个体,作为种族和文化成员及作为政体 成员(公民)都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注4〕哈贝玛斯所强调的法治程序性和形式性决不等于空洞或无内容。恰恰相反,这种程序性和形式性是以普遍的人权和 民权为其基础的。 哈贝玛斯在现代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 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 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哈贝玛斯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对我们思考当 前中国面临的统一问题(包括“回归”、“不回不归”和“回而不归”)具有直接的意义。 二、从民族群体到公民共同体 哈贝玛斯从“民族”(nation)一词的变化来描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化过程。在罗马时期,natio是诞生和起源女 神,natio, gens(人)或populus(人民)都和civitas(市民)不同,natio,gens或populus都是指尚未形成政治组 合的初民或部落。罗马人甚至用natio指称“野蛮人”,“未开化者”。哈贝玛斯写道:“Nation的确切意义因此是指同祖先的群体,他们由地理因素而 成为居留地或毗邻形式的整体,由共同的语言、风俗和传统文化因素所凝合,但却尚未以国(state)的组织形式在政治上成为整体。‘民族’的这种意义经历 了中世纪一直维持到现代的初期。所以康德认为,‘那些自认为因同祖先而组合成社会的群体应当称作为民族。’”哈贝玛斯指出,从十八世纪中叶 起,nation(民族群体)和staatsvolk (国民)的区别(即“人民”和“政治组织的人民”的区别)逐渐消失。美国的联邦成员为state, 而总体则为nation(现今联合国成员都是nation),虽然美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法国革命以 后,nation成为国家主权的依据。当今世界上每个nation都理应享受政治自主权。nation一词的意义也已经从“前政治整体”转变为“一个具有 构建作用的整体,它规定了一个民主政体内部公民的政治身份。”〔注5〕 随着nation这一概念的深刻变化,nation集体身份的含义也发生重要变化。这种集体身份先前强调的是民族起源的自然属性特征(祖先、血缘、 语言等等),现在强调的是努力获得的,包括通过批判和拒绝传统所获得的特定素质(如政治文化素质、社会价值和规范、基本政治共同理念等等)。这种集体身份 特征的区别标志着民族主义和共和思想的区别。它也包含了两种不能混为一谈的自由观,即民族国家获得自由(独立)并不等于国家公民获得自由(人权和民权)。 因此哈贝玛斯说:“从概念上说,公民身份从来不是和民族身份栓在一起的,”因为民族身份多多少少是自然获得的,“而公民身份则首先是由民主权利构建而 成。”〔注6〕 哈贝玛斯对前政治体(民族)和政治体(民主共和政体)的区别对目前在大陆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颇具砥砺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者往 往试图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甚至考古学上证明当代中国统一和版图完整的合理性。这一理论用“文化融合”和“民族联系”来强调“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共 性,”并以此来说明“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整体认同和相互不可分割的实体。”〔注7〕用这种共同祖先、兄弟血缘亲情的民族理论很难说明为什么同一少数民族 (如蒙古)虽是同一民族共同体,却并不是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这种民族论的提出,本是要为中国国家统一提供理论依据,但它不能自圆其说的是,既然血浓于水 的民族亲情以前没能防止国家分裂,如今它又为何必然能促成国家统一。它更不能说明,统一后新时期的国家,除了亲情,是否需要更强有力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纽 带,如果需要,那纽带又是什么?国家统一要如何才能不仅面对不愿回归的问题,而且面对如何避免回而不归的假性回归问题? 在哈贝玛斯那里我们发现,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的,当然这些答案并不现成,也不简单。哈贝玛斯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 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宪法爱国主义:“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成为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宪法爱国主义共同标准。” 〔注8〕因此,对于稳定的、非强迫性的国家统一来说,宪政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一些最稳定的统一国家(如美国和瑞士)正是那些民族情况复杂多样但却具有坚 实共同政治文化的国家。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 哈贝玛斯指出,在卢梭和康德之前,人们把“人民主权”只是理解为某种对君权或其它专制权力的限制,理解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对契约双方权力分配的规定。卢梭和康德改变了这种权威式的“人民主权”的解释,并将人民主权重新界定为人民通过自行立法而形成的权力。在新的人民主权 观念中,社会契约不是一贯如此的历史条约,而是规定政治权威如何构建和法定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从国家权力的权威中清除其残余的暴力,也就是康德所说的, “立法只能从每个人协力一致的意愿中产生,俾使每个人以同一原则对待不同事物,所有的人以同一原则对待同一事物。”〔注9〕为了修正和限制卢梭所倡导的 “普遍意志”,并将其形式化,非实质化,哈贝玛斯特别指出:人民主权不是指基于血缘或生活方式一致的、实质化的同一集体意志(如“某某主义”),人民主权 是在辩论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这种辩论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群体中进行的,这种共识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大众一致认可的同一程序。哈贝玛斯强调,在多元民主国家 中,宪法是提供共识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在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中,宪法应当既赋予权力,又限制权力。宪法是规定政府职权的最高法则,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大法。有鉴于过去和现在形形色色的 新老专制统治的荼毒,宪政更应注重严格规定和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正是人民赋予自己权力的表现和结果。由此可知宪政和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就其根 本的意义和作用,二者仍有区别。民主的要旨在于以民决政,宪政之要旨在于以法治国。没有法治不能保证民主,而仅有法治却不一定有民主。法制的目的是民主, 而民主则必须由法制获得公正和秩序。哈贝玛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特别强调的正是由人民自主的政治共同体和由“实实在在的法律形式”所规定的个体成员的不可侵犯 性。〔注10〕 三、宪政中的政党 任何民主制度的存在和维持都离不开政党政治。在德国,政党同民主的关系比在英美更显得重要。可以说,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33)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政党政治的失败。“波恩没有变成魏玛,”里契特(M

阅读更多

财经国家新闻 | 温州弃房已达1107套 涉及不良贷款64.04亿元

在二三线城市大面积取消商品房限购政策的这个夏天,近年来一直自谦为”三四线城市”的温州,仍然处于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用温州市市长陈金彪的话说,温州房价一直是社会关注热点,前几年是因为房价”高”,近几年是因为房价”跌”。...

阅读更多

爱思想|黄文治:​“绝密”档案:徐向&#210…

      2009年7月份,我本人曾有幸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近代史暑期班,培训期间也曾借此机会去湖北省档案馆寻访鄂豫皖苏区史的一些未刊资料,记得当时自己的确收集到一些手头未有的东西,比如有关鄂豫皖苏区史的六篇《郑位三谈话录》等珍贵资料,这些东西不但能查阅而且还能复制出来。但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当我抽调《徐向前同志谈话记录—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情况》这份档案时,管理人员给我的答复却是,这份档案文件是“绝密”文件,因此不能同意查阅。虽然当时自己也反复说明来意并通过管理人员向其馆长请示,亦未得到满意解决,最后只得悻悻然离开。    时隔一年之后的2010年暑假,经麻城党史办李敏老师帮助,我有幸到麻城党史办去查阅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记得当时李敏老师听说我要去查资料,帮我准备了很多东西。李老师这辈子基本上都是无怨无悔地扎根于深入调查、研究地方史、党史等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她是中国当代真正的地方精英。在她的帮助下,我很幸运地翻阅了党史办库房里所有书籍与资料,然而更加幸运的是,在其间我发现了这份“绝密”档案的复印件。兴奋之余,亦未忘记复制了一份带回来拜读、研究。    这份绝密文件全称是《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关于调查情况简略汇报》,是由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1958年11月21日采访徐向前元帅之后成稿的,其实就是徐向前元帅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记录。作为亲历者,徐向前元帅一生关于鄂豫皖苏区史写过很多单篇回忆文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其曾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过三卷本的《历史的回顾》回忆录,2005年更名为《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在解放军出版社得到再版,也有大篇幅涉及鄂豫皖苏区史。这篇谈话记录可作为其回忆录书籍的一个补充理解,尺度较大,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比较中肯,这里全文收录,以飨读者:       徐老:在“七大”以前,很多老干部都到延安去了,利用休息时间开过会,座谈过,组织过人写材料。因为这是历史问题,人逐渐要老要死,不把它搞出来,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写了一些材料,但是写的不多。那个时候大家笔记也没有,文件也没有,就是凭脑子的记忆,大家也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不大完全。当大家分头写出来这些材料之后,我病了,大病一场,病了二、三年,病好之后,日本投降了。这时候写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不是正确,好不好,我在延安时把它油印了一下,分批保存下来,一直带到北京。但是因为我常常有病,工作一个时期又垮下来了,所以有些材料没有再好好修改。最近大家都忙于别的工作,所以那些材料还是放着。    去年“八一”建军节时发动大家写文章,那些都是军事方面的东西,是短篇的战斗故事,或者是一个时期内的一些东西。写军事上打仗的事多。地方上的活动、游击战争、群众运动这方面写的很少。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这些作为一般的描写是可以,但是太笼统了,这些东西记住的不多。老实说,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要找笼统的说还可以,具体的说就不行了,回忆不起来了。亲手搞过的事情,印象很深的还记得,印象很浅的就记不起来了。    在鄂豫皖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批很优秀的同志被杀了。他们究竟有些什么罪名,究竟是不是反革命,我们都不知道。周维炯、许继慎这些人都是陈昌浩逮捕的。“七大”以前在延安时找到了一个同志,他当时在保卫局押看犯人。我们问他:究竟张国焘为什么审讯这些人。被擒的有我们军队里的师长、军长,地方上的有县委、区委的干部。有些区委的同志我不大认识,但是县委的同志我都完全认识。因为常找他们要饭吃,都很熟悉。这些同志在一起都很好,以后不在一起了,当作反革命杀掉了。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在延安的时候我们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找到这个押看犯人的人问了一下。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许继慎的口供是:“你说我是反革命的,我就是改组派”。当时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已经开始肃反了。那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信给许继慎,我们把信交到了军部。我们没有办法弄清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我们怀疑,也有人曾经讲过这个人(指许继慎—引者注)比较复杂,要注意些。但是这个人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革命活动。这个人打仗还是好的,打得不错。我们就想到肃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说:搞了半天也没有证实许继慎就是一个反革命。抗日时期在延安国民党的特务冷欣对陈毅同志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上了国民党的当,我们分析在那种环境下,他仍然坚持斗争,证明许不可能是反革命。    杀了这样多的人,今天我们说究竟哪个是反革命,我们就没有办法整理这个材料。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家庭成分虽然不好,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是在那种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能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时一天到晚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们想了很长时间,很难考虑这里面有反革命。这里主要是主观主义,逼供信加上教条主义。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时候喜欢讲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劝过他们不要再这样讲。因为这个事情,张国焘很讨厌他。    我们在军队里作过一次调查。我们有五个师,再加上地方干部有六、七个师,师一级的干部没有剩下来几个。现在只有倪志亮、王树声还在,地方上也杀了一批。    反四次围剿以前,地方上在反对富农路线,也是杀。有一个时期苏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张国焘的口号。本来那里就有“左”的倾向。以后去了“洋包子”陈昌浩、张国焘、沈泽民三位大将,去了没有多久就开始搞肃反。鄂豫皖的肃反有很惨痛的教训。    这样的肃反削弱了革命力量,使群众离心,把真正和群众有血肉关系的干部杀掉了。讲起全部历史过程就很复杂,讲不完。开始游击战争搞起来了,经过扫荡之后,部队慢慢的扩大了,以后张国焘他们到了鄂豫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打了一些比较大的胜仗。这个时候,一个肃反,一个是“左”的政策,肉体消灭富农,不是搞统一战线。说是反富农,实际上不是反富农,而是把贫农也反了。开始就“左”,以后更“左”,在内部大搞肃反。    再就是对军队不注意休整。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干的很疲劳。我们部队的干部真是想休整,半年多来就在战争中生活,紧张的很。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着四次围剿就来了。对粉碎三次围剿不是很彻底,但是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如果好好休整。扩大苏区,那么四次围剿来的时候,利用群众的力量,利用敌人的盲目,利用我们的各种有利条件。那么四次围剿是可以粉碎的。以后我们在延安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认为四次围剿还是有条件粉碎的。我们只要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把一路彻底击溃,消灭他的主力,使他溃不成军,不能够马上作战,然后我们再打第二路,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三、四次围剿我们没有争取做到这一点。这主要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有关。    调查员问:一、二、三、四次围剿,下面的说法不一样,哪个算第一次?    徐夏围剿不算第一次围剿,在鄂豫皖只有四次围剿最清楚。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他要各个击破,先打湘鄂西,再打鄂豫皖,然后打中央苏区。鄂豫皖地区在津西、京汉、陇海路之间,距离武汉近,对国民党的中心区域威胁很大。粉碎三次围剿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不小的,因此蒋介石亲自出马围剿。第一次围剿时是三个地方的敌人,河南是利用一些土匪,以后主要是西北军的一些部队。湖北是利用夏斗寅,再就是河南的部队调一些到湖北。安徽是陈调元,他们有的时候两面都来了,东面、西面都来了,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具体情况,但他们是有配合的。所以我们说第一次反围剿是安徽打了陈调元,河南打了吉鸿昌,以后活捉了岳维俊。第一次围剿被粉碎。第二次围剿比较清楚。我们过去研究这个东西时不很明显,有的时候它是几个方面都来,有的时候从一个方面来。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有时敌人进攻的快,很快就来了,中间没有间隔,不很明显。我们写材料时把这个东西区分了一下。但是当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好好的总结这个东西。    调查员问:那时候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贯彻的怎么样?    徐老:那时候各个地区是分割的,各个区互不联系,一些文件都是经过上海中央来的,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能到达鄂豫皖,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到了上海就认为它是错误的,当然就到不了我们那里。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一些情况呢?有时找到一些报纸看到一些东西。那时上海经常派人来到鄂豫皖,而这些人也不是有意识的作介绍,而是有时谈一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毛主席一个报告一下就贯彻下去了。那个时候都依靠自己。那时主席的指导思想,在张国焘来了之后更不讲这些东西了。那时看到苏维埃工会组织法、军事政治工作条例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上海来的。没有根据我们军队的特点,完全搞的是苏联的那些东西。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是可以的,但政治委员有权逮捕指挥员,对这一个点我是反对的。因为我们军队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指挥员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并不比政治委员低。在苏联军队中有不少军官是些白军,须要拿着枪逼着他打仗的。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为什么非要把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对立起来呢?这就是把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东西一定要搬到我们这里来。对这一点我很不同意。那个时候上海的中央都是反毛主席的,不可能把毛主席的东西给我们搞来。    1930年初,许继慎派到鄂豫皖来了。那时正是李立三路线时期,派了军长、政治委员全套人员来,直接归上海指挥。他们把地方党和军队分开,规定前委直接归上海领导。前委和特委研究工作要开联席会议,真是自找矛盾。他们把鄂豫皖原来的人马都换下来。开始许继慎搞得不坏。但是过一个时期又从上海派邝继勋来。原来的人又将了一级,我搞参谋长,许继慎搞师长。所以,如果说上海中央对鄂豫皖地区有帮助的话,就是派了一批干部去,换下来那些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像戴克敏、曹学楷这些县委以上的干部,我们在一起搞的比较久。这些“土包子”他们和群众是有紧密的结合的,由这些人掌握政策不会搞出那么大的肃反。四中全会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搞肃反,不是搞有真凭实据的肃反,而是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逼供信,结果肃反扩大化了。 四次围剿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打仗紧张的时候,我要警卫员把袜子送回家补好,准备走很多路。警卫员回来后说:把我老婆(程训宣—引者注)抓起来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最新来稿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376.html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敏感词开源研究项目

CDT 电子报

CDT 本周推荐

推特账号:MHZ-512DAY
@12138963546f

推荐理由:每日公布逢当天生日的512地震死难学生名单。 #512birthday

开放平台: 端点星
推荐理由: Terminus 端点星计划,是在 GitHub 开放平台搭建的一个站点,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备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删文章。该平台两位志愿者陈玫与蔡伟因此被捕受审。即便停止更新了,404文章也值得读者反复回顾。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