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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又一次向外界表明了自己对改革的重视。 　　 22年前，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他同样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坚定的改革意志：“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心向往之，必力推之。两年前的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主轴，他正在把多年前的感悟与决心一点点付诸实践。 　　 “走一条好路”，“走一条新路”，“干出新的事业”，规划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航程，让改革走出僵局与困境，需要一个新的设计师。习近平已经站在了这个位置上。他的勇气、担当、实干苦干的精神，让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师”的形象日益清晰。 　　 2012年12月8日，十八大换届后不足一个月，习近平第一次出京，即奔赴深圳莲花山，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并在铜像后种下了一棵愿望树。 　　 值得回味的一个细节是，陪同习近平访问莲花山的除了当地官员，还有四位老同志，这四位老同志恰是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广东官员。 　　 那棵愿望树，代表了习近平的决心和信念: 坚定不移改革开放，而且要有新开拓。 　　 对习近平的这次视察，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这样评析：“经过30年的发展，时下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改革开放。” 　　 30多年前，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呐喊“不改革就死路一条”，拨正了中国这艘大船前进的航向。 　　 1992年的南巡，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看来，又是邓小平“眼见改革努力处于停滞”，“全力维护改革计划”的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这次南巡，“几乎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后来经济政治政策的蓝本”。 　　 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年面对的改革阻力非常复杂。“改革路不平”，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喟叹。今日之中国，似乎又到了一个“改革路不平”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走过30多年，现在面对“乱石险滩”，如何开创新局面？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摆脱粗放型经济、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些都是大难题。 　　 这些难题背后，隐藏着拦路虎：不合理的权力与市场关系，孽生的庞大的利益集团。如何调整既有利益格局，形成惠及普通老百姓的新利益分配机制，这是个超难任务。 　　 对这一切，习近平很清楚：“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对这一切，习近平也很明确，“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中国已经醒来，而习近平正肩负着全面唤醒这头狮子的历史使命。”新阶段的中国改革的确仍会有“路不平”的地方，但看看习近平，中国人的信心与干劲再一次被唤醒。 　　 一个设计师是否优秀，不仅在于其作品能否当下收获赞誉，更在于能否经受住时间考验。而要迎接这种考验，必然要在设计之初就见微知著，把控大局，经略未来。 　　 力主全面深化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的“一把手”习近平对此有着怎样的认识？ 　　 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之江新语》，作者：习近平。 　　 在这本书里，习近平把“一把手”视为党政集体的“班长”，而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把手”的根本职责，“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在掌舵中国、绘制改革蓝图的两年时间里，他继续强调：要从全局看问题，“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 　　 在他眼中，中国面临着多条道路，有封闭僵化的老路，有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些路要么不实行改革开放，要么否定社会主义方向，都是死路。 　　 “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他的改革蓝图排除了各种干扰。 　　 澳大利亚的一家媒体注意到，在他的改革蓝图中，“初期的重点主要放在那些更具体的承诺上：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废止劳教制度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但这只是改革舞台的幕布而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这“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习近平强调，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 　　 而在这一系列改革规划中，最不一般的当属依法治国，习近平正在将改革未来系于法治。 　　 他一再强调，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即便是眼下大刀阔斧的反腐风暴，最终也将纳入法治轨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依法治国写入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又成为四中全会主题，无疑是谋及深远。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对这种“深远”有独到分析，他指出，习近平“不是完全在考虑自己，他考虑的并不是两个任期的事情”，“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考虑后面30年的事情”。 　　 正是出于对有经略未来眼光的改革设计者的尊重，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9月11日刊文将习近平称作“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是一个认真的改革者”。 　　 一个设计师如果抛出蓝图后就不管不顾，不参与作品的完成，即使他再胸有成竹，人们对其作品的认同度和信心也会大打折扣。 　　 改革者同样如此。具体到今天的中国，困难更为艰巨复杂，对新阶段改革设计师的实干、担当、负责有着更高的要求。 　　 但习近平做到了。对于他“亲上火线主导改革的负责姿态”，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称，这些都在说明最高层的决心和担当，超出预料。 　　 凭着这种实干和担当，在掌舵中国的开局两年中，“习式新常态”正逐步形成。 　　 这两年是“拍蝇打虎年”。自从习近平明确“老虎苍蝇一起打”理念后，周永康、徐才厚应声落马，反腐呈现常态化、无死角、无盲区特征，反腐这一习氏执政的起手式出手不凡。 　　 这两年还是“禁令年”。中央各种关于禁止修建楼堂馆所、清退用房的新规定，多达30余条，几乎每月一条。这绝非“小修小补”，人们能从中体会出“事无巨细”背后的强势与魄力：从细节小事上管严管实，谁都别有侥幸心，别幻想变革只是一阵风。 　　 这两年同样是“变革年”：从重拳反腐打击利益集团，到简政放权下放600多项审批权，从财税改革问世到户籍改革破冰，再到四中全会部署依法治国方略，军队现代化改革提速、军队审计部门升格等等，两年来一些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多年未有进展的改革强势推进。 　　 这两年，也是彰显习式风格的“大国外交年”。从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巡视钓鱼岛、对美启动新型大国外交、出访亚非拉，再到对周边国家施展点穴式外交，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便车”，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已跃然纸上。 　　 在“涉”改革险滩时，习近平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最前面。他既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还兼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职务，在多个层面驱动改革引擎。 　　 这两年里，习近平的身影还出现在北师大、焦裕禄纪念馆、庆丰包子铺等地。不少群众已经习惯在网络甚至当面称呼他“习大大”，其中包含的民意分量显然是沉甸甸的。 　　 “反腐，他上树信仰，中立坐标，下划红线；改革，他亲自挂帅，加强顶层设计，中国梦引领新常态”。对这两年习近平治国理政、主导改革的成绩单，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如是总结，“习式风格”已经形成，他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 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徐 贲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 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 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 一、宪法爱国主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是哈贝玛斯宪政观的两个核心思想。这二者也是他在思考东、西两德国家统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问题时的基本着眼 点。哈贝玛斯坚持以民主共同政治文化,而不是民族性为国家统一的基础。在德国特定的条件下，其理由为:第一、1989年后中、东欧形势和民族国家间冲突, 让人们看到民族国家并非解决之道；第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大阻碍了经济和民主改革，造成了欧洲经济联体的困难,使得民族认同与全球融合对立起来；第三、两 德统一后，对来自非、亚、拉移民的排斥，落后于时代的清一色“欧洲”文化堡垒思想再度回潮。 哈贝玛斯认为，存在多元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是不能以民族认同来维系的。作为统一和融合的基础，民族主义缺乏价值规范的基础。提出现代国家统一的价 值规范问题，是哈贝玛斯“宪法爱国主义”的精髓。哈贝玛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强制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合会是什么样的？哈贝玛斯认为这种结合应从政治文化 的形式普遍性得出它的原则标准。哈贝玛斯认为，战后德国宪法,即“基本法”（Grundgesetz），体现了理性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精神，因此必须将其确 立为两德统一的基础。哈贝玛斯反对把两德的统一仅仅当作“在法律行政上重新组织成一部自行运转的经济机器。”〔注1〕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回答，德国将是一个 怎样的国家。哈贝玛斯指出，一个民主国家的理性宪法体现了一种预先确立的、抽象化的原则性社会契约，它是一切具体共识和妥协的基础：“在多元化的社会中, 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这样一种社群关系是 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别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注2〕 “形式普遍性”是相对于实体文化或实体生存世界而言的。形式普遍性承认由差异构成的多元文化整体。形式普遍性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在宪法共和国中的公 民身份(共和精神)和他对一个文化群体的亲近感(民族感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不具有严格的概念纽结。这一关系只是历史的偶然，人们并不非要有相同的民 族背景才能在一起共同提倡和维护普遍的公民权利：“今天的‘公民’指的不仅是某个国家的成员，而且是由民权所定义的身份。”〔注3〕对于现代人来说，要紧 的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要紧的不是去寻根或寻回与他人同根的感情，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查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入理性的协商程 序。这便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 哈贝玛斯指出：“公民们要组织和平共存,其原则之所以获得所有人的正当认可，是因为它们符合所有人的相同利益。这样的集体是由人们相互承认的关系所 建构的。由于这样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任何他人尊重他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的人都应享有同等的保护和尊重,他们作为个体,作为种族和文化成员及作为政体 成员（公民）都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注4〕哈贝玛斯所强调的法治程序性和形式性决不等于空洞或无内容。恰恰相反,这种程序性和形式性是以普遍的人权和 民权为其基础的。 哈贝玛斯在现代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 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 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哈贝玛斯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对我们思考当 前中国面临的统一问题（包括“回归”、“不回不归”和“回而不归”)具有直接的意义。 二、从民族群体到公民共同体 哈贝玛斯从“民族”(nation)一词的变化来描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化过程。在罗马时期，natio是诞生和起源女 神，natio， gens（人）或populus（人民）都和civitas（市民）不同，natio，gens或populus都是指尚未形成政治组 合的初民或部落。罗马人甚至用natio指称“野蛮人”，“未开化者”。哈贝玛斯写道：“Nation的确切意义因此是指同祖先的群体,他们由地理因素而 成为居留地或毗邻形式的整体，由共同的语言、风俗和传统文化因素所凝合，但却尚未以国（state）的组织形式在政治上成为整体。‘民族’的这种意义经历 了中世纪一直维持到现代的初期。所以康德认为，‘那些自认为因同祖先而组合成社会的群体应当称作为民族。’”哈贝玛斯指出，从十八世纪中叶 起，nation（民族群体）和staatsvolk （国民）的区别（即“人民”和“政治组织的人民”的区别）逐渐消失。美国的联邦成员为state, 而总体则为nation（现今联合国成员都是nation），虽然美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法国革命以 后，nation成为国家主权的依据。当今世界上每个nation都理应享受政治自主权。nation一词的意义也已经从“前政治整体”转变为“一个具有 构建作用的整体，它规定了一个民主政体内部公民的政治身份。”〔注5〕 随着nation这一概念的深刻变化，nation集体身份的含义也发生重要变化。这种集体身份先前强调的是民族起源的自然属性特征（祖先、血缘、 语言等等），现在强调的是努力获得的，包括通过批判和拒绝传统所获得的特定素质（如政治文化素质、社会价值和规范、基本政治共同理念等等）。这种集体身份 特征的区别标志着民族主义和共和思想的区别。它也包含了两种不能混为一谈的自由观,即民族国家获得自由（独立）并不等于国家公民获得自由（人权和民权）。 因此哈贝玛斯说：“从概念上说,公民身份从来不是和民族身份栓在一起的，”因为民族身份多多少少是自然获得的，“而公民身份则首先是由民主权利构建而 成。”〔注6〕 哈贝玛斯对前政治体（民族）和政治体（民主共和政体）的区别对目前在大陆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颇具砥砺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者往 往试图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甚至考古学上证明当代中国统一和版图完整的合理性。这一理论用“文化融合”和“民族联系”来强调“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共 性，”并以此来说明“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整体认同和相互不可分割的实体。”〔注7〕用这种共同祖先、兄弟血缘亲情的民族理论很难说明为什么同一少数民族 （如蒙古）虽是同一民族共同体，却并不是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这种民族论的提出，本是要为中国国家统一提供理论依据，但它不能自圆其说的是，既然血浓于水 的民族亲情以前没能防止国家分裂，如今它又为何必然能促成国家统一。它更不能说明，统一后新时期的国家，除了亲情，是否需要更强有力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纽 带，如果需要，那纽带又是什么？国家统一要如何才能不仅面对不愿回归的问题，而且面对如何避免回而不归的假性回归问题? 在哈贝玛斯那里我们发现，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的，当然这些答案并不现成，也不简单。哈贝玛斯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 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宪法爱国主义：“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成为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宪法爱国主义共同标准。” 〔注8〕因此，对于稳定的、非强迫性的国家统一来说，宪政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一些最稳定的统一国家（如美国和瑞士）正是那些民族情况复杂多样但却具有坚 实共同政治文化的国家。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 哈贝玛斯指出，在卢梭和康德之前，人们把“人民主权”只是理解为某种对君权或其它专制权力的限制，理解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对契约双方权力分配的规定。卢梭和康德改变了这种权威式的“人民主权”的解释,并将人民主权重新界定为人民通过自行立法而形成的权力。在新的人民主权 观念中，社会契约不是一贯如此的历史条约，而是规定政治权威如何构建和法定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从国家权力的权威中清除其残余的暴力，也就是康德所说的, “立法只能从每个人协力一致的意愿中产生，俾使每个人以同一原则对待不同事物，所有的人以同一原则对待同一事物。”〔注9〕为了修正和限制卢梭所倡导的 “普遍意志”，并将其形式化，非实质化，哈贝玛斯特别指出：人民主权不是指基于血缘或生活方式一致的、实质化的同一集体意志（如“某某主义”），人民主权 是在辩论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这种辩论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群体中进行的，这种共识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大众一致认可的同一程序。哈贝玛斯强调，在多元民主国家 中，宪法是提供共识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在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中，宪法应当既赋予权力，又限制权力。宪法是规定政府职权的最高法则，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大法。有鉴于过去和现在形形色色的 新老专制统治的荼毒，宪政更应注重严格规定和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正是人民赋予自己权力的表现和结果。由此可知宪政和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就其根 本的意义和作用，二者仍有区别。民主的要旨在于以民决政,宪政之要旨在于以法治国。没有法治不能保证民主，而仅有法治却不一定有民主。法制的目的是民主， 而民主则必须由法制获得公正和秩序。哈贝玛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特别强调的正是由人民自主的政治共同体和由“实实在在的法律形式”所规定的个体成员的不可侵犯 性。〔注10〕 三、宪政中的政党 任何民主制度的存在和维持都离不开政党政治。在德国,政党同民主的关系比在英美更显得重要。可以说,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33）失败的主要原 因是政党政治的失败。“波恩没有变成魏玛，”里契特（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