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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杨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由原来清一色的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为经营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1]这个过程从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出现,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显,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阶层才开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从这一时期起,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现。    一般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促成了我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的转变。具体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出台的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政策,使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则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有了可能,另外,对外经济开放加速了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2]近来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重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3]    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从而给社会利益协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如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发展。[4]因此,之所以要研究农村社会分层,就是要通过客观描述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之间因拥有各种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差别,揭示资源配置、地位获得的社会机制,分析农民之间差异的社会影响、社会意义以及社会对这种差别应有的价值判断,并为应对这种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5]    如此一来,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面对一个分化的农村社会在逻辑上就应该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分化后的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特性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各阶层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以及它们作为分化主体的实践对农村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效应?    第二,为什么当前农村社会出现阶层的高度分化,农村人财物不断地大量流入城市,而农村却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想的社会动荡与道德混乱。除了基层党和政府有所作为外,农村内部是否有分化出来的接应力量,有稳定的中坚力量存在?    第三,如果说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社会分化较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农民的话,那么在农村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员高度流动的今天,农村中的哪个(些)阶层会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和坚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按照一般逻辑,一个社会既然有分化的机制,就必然会有其整合的机制,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其阶级、阶层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起到了社会整合的效用。[6]那么,在我国农村,有没有一个主导的阶层会作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然而通观既有研究,它们较少涉及上述根本问题,于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如下缺陷,一是对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泛泛而论,多未论及到实质;二是,将农村社会各阶层当作均质主体来论述,平均着墨,不愿意看到农村社会分化后的主导阶层及其主导作用;三是,问题意识多来源于西方社会阶层理论,而没有从我国农村的实际问题出发,更没有站在党和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四是,意识不到阶层(阶级)分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而我国农村社会的分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因为自然村落社区内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中,也不仅生活在一个阶级剥削的关系中,还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系,还是血缘亲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网络,[7]等等。    因此,既有研究虽然在农村社会分层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总体研究水平并不尽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简化切割中国经验的嫌疑,中国本身的问题意识不明确,研究成果难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本土社科理论的建构。    鉴于此,本文抛砖引玉,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来探讨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寻找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探索农村阶层分化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将从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占有与耕种的角度将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并在分析各阶层特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在分化的各阶层中发挥着润滑和整合的功能,是农村政治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以土地耕种为线索的考察       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迄今为止建构了三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与布迪厄的消费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构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把握和认识是社会学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模的重要路径之一。[8]韦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层理论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位一体的标准将人们分成不同的层级,在研究中则主要以“职业”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对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将人们划归为不同的阶层不在于其占有财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们消费了什么,消费了哪个阶层的物品。[9]    具体到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析,抽取职业为标准的多元分析理论运用得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的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学艺、张厚义依照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多数的认可。[10]进入九十年代,陆学艺又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修正和调整了对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将农村划分为10个阶层: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农民从事不同职业及其特点将农民划分为17个阶层,分别是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兼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文化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准社会阶层等。[12]    相对于多元理论分析路径,以阶级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阶层的研究较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缘故。陆益龙依然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阶级阶层分析法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实用的工具,即便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对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依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切入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研究认为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60年的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迁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的多云分化结构的转变,并发现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村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的阶级阶层关系。[13]    随着农村消费结构的变迁与分化,不少研究也开始从农民的消费结构切入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例如,陈文超研究发现,农村社会中不仅存在消费分层,还存在着一种消费分层机制,即农民的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从而相应产生了在消费社会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地位的消费阶层现象,他为此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性消费阶层、贫困型消费阶层等五大阶层。[14]    对上述几大传统研究径路并非没有批评者。毛丹、任强就曾指出,一方面整个多元分层理论本身就存在理论上的张力,另一方面认为农村还不具备进行职业分层的条件,因为在市场经济、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的自由、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较高这几个方面农村都是不成熟的。而这些都是职业分层标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忽视了马克思分层理论中的社会分层的积累性的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包容性。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它对于农村分层研究而言应该更具有解释力。[15]而从消费角度切入分层的最大困境在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的消费分化现象并未凸显出来,并且强有力的村庄规范抑制了人们的消费膨胀和炫耀性竞争,因而各阶层的消费冲动都被限制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线上,无法彰显分化效应。[16]    本文拟采用社会资源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分层。按照毛丹等人的定义,经济资源是指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象征性资源包括所有潜在的和现有的能够对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发展机会产生影响的资源,比如知识、权力、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可以相互转换。[17]但是,毛丹等人在阐述社会资源时,并没有把农村最重要资源的“土地”纳入分析的视野,也就是说在研究农村社会分层过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响因素。而事实上,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的占有与耕种,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对农民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产生着重要影响。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应该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一个基础性标准,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收入多少成正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由于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加上集体时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普遍使用,农民在这段时期是增产又增收;但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种地不划算,于是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村社内土地自发流转也在这一时期开始;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税费,反而还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和实施各项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惠农政策,种田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如果耕种一定规模的土地,家庭纯收入还十分可观。    据我们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等地调研情况来看,一个家庭耕种8—40亩土地,无需兼业或外出经商务工,年纯收入可大1.2—2万元,如果耕种40—100亩土地,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而耕种超过100亩土地,则很容易亏本。在农村,一笔拥有2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会过得悠闲、惬意而没有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压力。[18]因此,如果农民占有与耕种8—100亩土地,其收入就会随着土地耕种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村社内部关系质量成正比。农民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的质量是其社会资源(象征性资源)的重要衡量标志——一般情况下,关系越广、质量越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分层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41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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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離散64年 為見北韓姊 南韓翁化療

離散64年 為見北韓姊 南韓翁化療 七十二歲、來自北韓的李尹根(譯音)與八十八歲、來自南韓的姊姊李順陽(譯音)團聚的一刻,喜極而泣。(路透) 〔編譯魏國金/綜合報導〕八十二位南韓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二十日早上搭車越過兩韓邊界,前往北韓金剛山,與一百七十八名分離六十四年的北韓親人團聚。他們相處短短三天後就要別離,由於許多人年事已高,這一別恐將是永遠的分離。 南韓電視畫面顯示,穿著傳統韓服的老婦熱切交談、互擁,家人間交換著無法前來或已故親屬的照片。兩名穿西裝、打領帶的男子抹去淚水,抵著前額相擁。一名老人由擔架送抵現場,他枕著枕頭,身上蓋著毛毯。這些景象鮮活的呈現出,這道世界上最重兵防守的疆界,無法隔開人心。 對九十歲的徐仲朔(譯音),這場團聚來得太晚,她在十五天前於南韓辭世。她六十八歲的女兒見到大姊時激動落淚,當她送上母親的照片時,大姊金永實(譯音)將照片緊緊貼近心口說︰「這是媽的相片」。 對有些家庭,年老體衰讓這場會面悲喜參半。八十四歲的北韓人李鐘洙(譯音)與八十七歲的姊姊李英實(譯音)相會時,後者因罹患失智症而難以認出她。 七十八歲的金東賓(譯音)去年九月被診斷出肺癌,為了能見到大姊,他選擇接受化療。他說︰「我生前一定要見大姊一面,告訴她我沒有拋棄家人,我是隨著難民潮被帶到南韓。」他十六歲一人來到南韓。 數百萬人在一九五三年停火的三年韓戰中,被迫與親人分離。在先前兩韓關係較和緩期間,約兩萬兩千名韓國人短暫團聚,其中一萬八千人親自會面,其他則透過影帶。 在暌違三年多後,北韓上週決定遵守讓離散家屬分兩批團聚的承諾。二十日的團聚將於二十二日結束,第二批約三百六十名南韓人,將於二十三日前往金剛山,與八十八名北韓老人會面,聚會將於二十四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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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示威清場警民槍戰 泰4死64傷

示威清場警民槍戰 泰4死64傷 稻米收購涉貪 盈拉面臨彈劾 〔編譯管淑平/綜合報導〕針對在曼谷持續數月的反政府示威,泰國警方十八日出動逾萬警力執行清場行動,引爆雙方槍戰衝突,造成包括一名警察等至少四人身亡、六十四人受傷。這是這波反政府示威潮爆發以來,泰國政府最強硬的行動,恐升高軍方介入的可能性。在此同時,看守總理盈拉因稻米收購政策將遭國家肅貪委員會指控瀆職,可能面臨被彈劾、停職。 肅貪委員會說,盈拉政府不顧專家警告可能助長貪污、浪費公帑,執意實施這項補貼計畫,二十七日將傳喚盈拉出席,聽取可能包括濫權和瀆職等被控罪名。若委員會決定將本案送交參議院彈劾,盈拉將立即遭停職等候調查。 在這項消息宣布前數小時,一直不願意強力對付示威者的警方,根據緊急狀態令展開鐵腕清場行動,宣示要奪回總理府附近的馬卡灣橋、繁華橋、能源部、內政部與郊區政府聯合辦公中心等五個示威據點。清場行動動用一萬五千名包括鎮暴警察在內的各式警力,進入示威據點拆除營帳、沙包和刀片鐵絲網等,遭遇示威者頑強抵抗,爆發激烈衝突。 大選前爆米花槍手 再度現身 在警方發射的催淚瓦斯中,民主紀念碑附近的繁華橋傳出槍聲,一名員警和三名示威者喪命。目前還不清楚開槍者的身分,警方則堅稱並未使用實彈,並指國會大選前在叻席區(Laksi)衝突中出現的「爆米花槍手」十八日再度現身,警方遭埋伏屋頂的狙擊手和M-79槍榴彈攻擊,決定撤退。 警方清場行動收回能源部,並在繁華橋、能源部兩處以違反緊急狀態法為由,共逮捕一百八十三名示威者。政府表示,將在本週奪回所有示威據點。在警方清場過程中,示威領袖蘇德率眾守在附近的聯合國大樓前靜坐,盈拉則召開記者會為稻米收購政策辯護,指控反對派造成銀行貸款受阻,延誤政府付款給農民,「很可惜政治把戲毀了泰國稻農追求更好生活的夢想。」 盈拉政府討好農民的稻米收購政策,十八日還遭到另外一項重擊:負責撥款給農民的國營「泰國農業和農業合作社銀行」(BAAC)原敲定向「政府儲蓄銀行」(GSB)貸款兩百億泰銖,但因部分存戶同情反政府示威,不願銀行挹注政府的稻米收購政策,已擠兌三百億泰銖,導致該行十八日取消這項貸款,還要求BAAC償還已撥付的五十億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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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26435…

      摘要:初创时期的中共党人是一批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五四青年,他们1927年创建的红军一度是世界罕见的高度民主的新型军队。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激发了干部、战士的主动性,使得红军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但民主分权制度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导致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残酷战争中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红军领导者毛泽东逐渐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等仍坚持民主分权,1929年春夏红四军爆发了朱毛之争,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中共中央从全国各级组织的纷争当中、在与托陈派的斗争当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强力支持毛泽东。重回红四军的毛泽东组织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红军的权力结构迅速向集权方向演变,这对于中国革命前途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主题词:红军、民主、集权、毛泽东、朱德       关于红军的这段历史,较早的成果是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合著的《毛泽东与古田会议》(1995),较新的成果有蒋伯英的《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2009年)、赖宏的《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会议》(2006年),他们的成果详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那一时期的红军历史和古田会议前的争论,但是对于核心的权力结构问题,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深入分析。毛泽东、朱德、陈毅、周恩来这几位红军主要创始人的年谱和传记作者,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披露了许多没有全面公开的史料,但是由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年谱和传记一般都做了淡化处理,有时甚至把原因归于林彪、刘安恭等次要人物,同时限于年谱和传记的体裁,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1984年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集《重评古田会议》,收集了如肖克、赖传珠、吴仁声等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张国琦、黄少群、蒋伯英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不是对红军那段历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单刀直入,紧紧抓住“权力结构”这一关乎红军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集中力量搜集材料,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力图揭示一支由五四青年创建的充满民主氛围的军队,如何在中国当年的残酷落后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险恶环境不得不发生转变,逐渐走向集权。笔者深信,对这一深层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内在力量。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权、军政分权    1927年到1928年是红军创建的初期,此时的红军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此时全国各派军队的总数近二百万,最大的派系蒋、冯、阎、李、张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这支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二十年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但这样的事情最终竟难以置信地发生了,为什么呢?这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红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遵循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    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或者说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中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使民主制发达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此,军队中通常是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普通士兵被训练服从上级、服从命令。但是初创的红军却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军队。    红军中的民主改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的地位使得各级干部、战士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这样一种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的弊端,常常造成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瞬息间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下,甚至危及生存,这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权。    (一)官兵平等    红军初创时期的平等精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使得士兵获得尊严和精神的解放,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也不愿离开。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提到:“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 1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 2朱德更是以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3    在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红四军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我们些小的对敌宣传工作,启发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 4    (二)士兵委员会    红军民主的重要保证是士兵拥有分享权力的常设机构——士兵委员会。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各级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按人数比例选举,“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5    士兵委员会类似于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会,既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机关,也是群众起来以后的权力机关,在一段时间里它还承担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杨开明报告中提到:“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 6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权威很大,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左右作战计划,1929年决定红四军命运的大柏地之战中,士兵委员会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华回忆到:“我记得,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营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决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一说叫陈正春)见此情景,即向毛泽东、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地形有利,可以伏击敌人,于是作了战斗部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柏地之战,红四军从此摆脱了濒临覆灭的危险处境,转入大发展时期。 7    士兵委员会有时甚至掌握了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比如在广州起义余部组建的红四师中,师长是由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选举师长即使在红军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红四师的官兵主要是原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识分子气质浓,民主精神更强。陈同生回忆到:“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简称‘红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朱道南回忆到:“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薪饷一律,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反映情况。” 8    (三)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党指挥枪”是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当时军队中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是红军的骨干,即使士兵委员会中也渗透着党组织的影响。在当时红军的党组织中有着高度的民主精神,各级领导机构都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称为前委、军委、师委等,各级委员会中都必须包含普通士兵党员。军中经常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民主是红军民主分权的骨干结构。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会师成立红四军后,6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四军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形式:“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9 党代表大会是红军中最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1928年4-11月红四军刚成立的半年多时间就先后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在战争期间,会期都比较短,有的代表大会其实更接近于军委扩大会议,但是重大决议都要代表大会通过。其中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载比较详细:“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 10红四军六大还规定“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27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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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白志强:​年末废话

   又一年过去,觉得活的太累。这是少有的感觉。    这一年我大约有三四个月在飞来飞去中度过。有的是旅行有的是干活儿有的是没目的瞎转悠。    但比起前几天进去的一个正部级高官,我觉得我活得挺快活。圈内朋友说起这个高官,说他在央视的时候,只要是审片,有人害怕。因为这个官员审着片子要是不高兴了,会把拍好的磁带嗖一下从高楼的窗子里扔下去。现在他嗖地一下从公安部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这个括号不是我非要打的,是新华社发文的时候专门括了号的,标明为“正部级”)高位上进了监狱,他的脾气肯定无疑地嗖地一下不见影儿了。    民间一片骂声不绝于耳。媒体一片颂歌也不绝于耳。官媒一片歌舞升平;网络一片焦虑郁闷;开会的时候说话是一种声音;去卫生间那一小会儿立即开骂;到了吃喝的时候神聊的是另一套话语。于是我明白了多元化人格及各类面孔各种活法儿,是生活中的特色。人格分裂也成了常态。大家全是如此就见怪不怪了。       这一年很繁忙。包括官场。十八大之后高层并不满意人事摆布。于是各省市大换血。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在大换血的同时,刚进了中央委员的两人嗖一下进去了,到了另一个他们应该跌落的地方。还有省部级十几个进去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大格局。    这样的繁忙于我无关,与百姓无关,与经济无关,只与政治有关。政治太脏太灰太黑,于是十几年前的段子放在今天依然有效。把官员们排着队全抓了,那一定有冤案;要是隔一个抓一个,那一定有漏网的。现在打老虎也打苍蝇,但是老鼠如何打?老鼠太多几近到了和人类厮杀的地步。    但这和我有关系么?没一毛钱的关系。    但是百姓们朋友们在饭局上会议休息期间及街头巷尾的,全在谈论的是政治。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度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这很不正常但还得延续很长时间。    因为政治不透明很神秘很有磁场,气场也太大,如雾霾尘埃空气一样渗透到了人们的呼吸中,谁要是不谈那就是傻逼了,谈。谈!还得谈很久。       这一年我异常勤奋。我把发不出去的小说整理了,有的小说写作于十几年前甚至是二十年前,我整理的时候觉得还没有过时这让我欣喜。我把平媒发表不了的小说放在了网上,网上宽松也有敏感词之类的,但还能发表。发表了就有读者读,我异常感谢这些更是勤奋地读小说的友人还有太多我压根不认识的读者。他们认真地读也写几句读后感,我挺感动。因为在文学已经死亡或者是进入癌症晚期的状况下,还有人读严肃的创作,我很庆幸在人为的让文学进入死亡进入精神病疯人院的状态下,还有文学的极小圈子,这是感人的。    知名作家们已经进入休眠或者是失眠。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得焦虑得绕着边缘地带挺有技巧地爬行,是爬山还是钻洞或者是平趟沼泽地,全顾不得了。得走下去。于是我今年的创作精力用在小说上居多。朋友很感叹地骂我,你这不是堕落么?我回答,是。这些发出去的小说随笔约百十万字数,没一分钱稿费,我不在乎。这完全是公益性写作或者叫做疯子的活法儿。    自从我得了精神病,我就再不痛苦了。这句话我觉得太适合用于今天的严肃写作人身上。       这一年我学会了拒绝。太多的饭局开会及应酬我推掉了。我喜欢找几个知己我请客大家能不能神聊瞎侃,我供极品烟极品茶和谈兴正浓时的涮羊肉。而这样的聚会现在已经难得,但是今年如此的几次聚会我仍是开心。    而前几天和沙叶新老师及李锐老、张思之等老前辈的聚餐,我会另文写出。    我还是个编剧。我才参加了一次年末的中国编剧沙龙聚会。在一片肃穆氛围中我听到一个女声说出了她的心灵小语,她说她想休息一下,不写了。因为当电视台要“土豆”的时候,大家会一窝风地种“土豆”,我如果不擅长种“土豆”,我只能休息。    我在内心为这位知音鼓掌。    我还想说,当几个明星领着孩子去玩儿的小片子成了收视率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这些鼓捣了一辈子剧本的人,还写什么?洗洗睡吧。    我仍在苦撑,我写作的剧本全是苦熬出来的,遇不到知音导演和制片人,我宁可压在电脑中和书架上,让她们冷藏或者是保鲜,再或者是发霉生了病毒,但我更不擅长种“土豆”也更不擅长哄孩子糊弄观众。       还有电影。今年真有几部好片子问世。但这几部好片子遭遇了一片骂声。国骂当然谁都会,记得一位当爸的抱着他的孩子,说,骂人,骂我一句?小孩子呀呀学语地说,操你妈!这句骂人的话惊的这个当爸的欢呼大笑,对孩子的母亲说,哎呀我操,咱儿子会骂人啦!小两口加上那个刚学会骂人的孩子,那个喜悦劲儿让我驻足也跟着傻乐。    电影可能就是如上述的场景。    而电影更似如下的场景——    一位战友让我闲的时候陪他为他妈烧纸。他妈在世的时候和我神聊上瘾,老太太对我真好。我说这事儿我愿意陪你做。    我俩进了一家卖冥币的小店,战友拍下了一百元,说,能买多少?    店老板说,给你换三个亿呗。这钱够在美国盖一幢豪华别墅,让老人在下面住白宫啊!    于是三个亿的冥币到手了。一厚摞钱。    我俩要出来的时候,店老板说,哥儿们,得给老人买部最新苹果手机吧?    战友说,拉倒吧,老太太活的时候也不会用手机。    但是店老板认真地说,哥儿们,这你不懂了吧?乔布斯已经下去教了!说了拿了一部做的极像的假手机摆在柜台上,说,才三十块钱!    战友极快拍了三十块。    我俩要出去的时候,店老板又拿出一款假的充电器,说,再加二十块,不买充电器,老人咋用啊?    我想笑,战友挺严肃地说,又敲我二十块?你们这些造假的已经觉得敲活人的钱不够使了?还真有充电器?    店老板说,真有啊。这充电器你一定得买了,要不了老人的手机有了,没充电器,再买来不及了吧?要是再让你送下去,那就麻烦大了!    我们乐呵呵地拿了三亿冥币和手机充电器在一个街口烧了。    战友烧那些钱和手机充电器的时候,嘴里真的念念有词。    好电影让人笑让人哭让人觉得过瘾就成。但是,骂,太俗。太低劣。    但是借用一段好莱坞制片人的话来表述当下的电影,是你们中国的所有明星加起来我们全不在乎,但是我们只怕中国电影的两路人马,一是冯小刚,他能打败我们的大片。还有你们制作出来的《致青春》那样的生活状态故事,我们的大片得输!当然这段话特指的是在中国电影市场,美国大片遭遇冯小刚和“致青春”票房会惨败。    这话是一位朋友透露出来的,谁说的,我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是美国人说的事实。       2013、12、30、匆匆写于北京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笔会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98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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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苏海南 李实 王小鲁…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问题及原因,探讨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研究构建合理分配制度和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和谐的对策措施,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与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6月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联合举办“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内部研讨会。    研讨会以闭门方式进行,议题得到了与会者不同视角的探讨。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以期引起有识之士的探索和思考。会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研究员担任嘉宾主持。       参会人员:苏海南 李实 王小鲁 于建嵘 王天夫 刘军胜 陈有安 郑秉文 谭临庄    苏海南:    各位嘉宾下午好,欢迎参与今天的研讨。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是热点、焦点、难点,中央高度重视,老百姓极其关心。今天我们就围绕“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我提议这次研讨会围绕这五个问题展开,第一是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主要原因分析,第二是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负面影响的主要表现与途径,第三是如何控制和消除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第四是国外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最后谈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首先有请李实教授介绍一下当前收入分配的基本状况。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收入分配问题往往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就是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第二个角度就是收入分配当中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对收入分配的状态或者差距有一个测量,这是事实判断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规范判断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看待收入分配,这么大的差距到底好还是不好,在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过程中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    先讲一下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在过去三十年以来,我们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不论农村还是从城市,全国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这有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基尼系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收入差距不大,根据现在统计局以及我们课题组的测量,全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现在是0.48。当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4,现在是0.38左右,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当时是0.16,现在是0.36。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从可比的数据来看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可是对于现有的收入差距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学术界有争论,虽然测量出来的现在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6。很多人认为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不止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收入可能没有统计上来,包括隐性收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等等;如果统计进来,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从大家现实生活的经验与感觉来说,实际差距确实要比我们测量的差距要大一些。另外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低估还有可能造成全国收入差距拉大,因为高收入人群基本都在城市,如果被低估,这样也会造成全国收入差距被低估。    再来讨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相对于一个传统体制来说的;那时候收入差距不大,但不意味着当时的收入分配公平,就算是吃大锅饭,也有很多收入不公。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情况中,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合理因素。例如企业按照效率与个人的贡献、能力进行工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收入差距,但这种扩大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当然在整个收入差距当中确实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我把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归为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行业收入,特别是90年代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和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扭曲有关的。如果一个市场是运行良好、相对充分竞争的,收入差距可能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上的差距,而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在部门之间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如果部门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其他的原因。特别是垄断部门,像金融、电信、电力这几个部门,    90年代后期以后工资增长非常快,这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城乡差距的问题,讨论很少,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制度的层面来看待。实际上城乡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各种各样不公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造成的。过去轻视农村发展,对农村包括公共服务等,都做得太少,这样就导致城乡之间整体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反映了我们对农村歧视性政策的结果,从这个层面认识的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显得重要。    第三个方面,就是经常提到的所谓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所带来的收入不公问题。    还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的歧视性政策。比如工资的性别差异性在不断扩大。我们不久前做了一个研究,从88年、95年、02年和07年的数据看,男性和女性工资比例在不断下降,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女性平均工资和男性工资这个比例大概是88%左右,就是女性工资相当于男性的88%,现在下降到74%。再比如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别。    以上几个层面应该归结为收入不公带来的问题。虽然在整个收入差距扩大当中,里面到底多少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从技术说是没有办法估计出来的,因为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是从大家的感受来说,在收入差距扩大过程当中,可能不公平的因素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加,所以引起老百姓普遍反感。    当然从老百姓的心理感觉来说,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大家对不公平的东西关注越来越多。虽然不公平因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比例不一定会再上升,但是老百姓对不公平因素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       王小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我说点个人的看法,一是现在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二是造成收入分配有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收入差距有多大,刚才李实说了,最近的数据显示基尼系数是0.48,这在世界上已经是高收入差距的国家了。从基尼系数来看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是属于世界上比较少数的收入差距相当大的国家。    我们在2005年到2006年做了一项研究,做了一些调查,同时采取了一些方法来矫正统计数据,大致推算是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城镇居民收入实际上远远高于现在统计数据。差距特别大的就是10%的最高收入家庭这一组,我们推算的收入2005年是97000元,和28000元相比差了3倍多。如果接受这个数据的话,算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家庭,人均收入之比就不止9倍,而是31倍。这样的话,如果计算基尼系数,那肯定还要高得多,恐怕不止现在的0.48、0.49了。    接下来谈谈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收入差距。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时期从过去的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原来是按劳分配,现在变成市场化的按报酬来分配,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由市场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它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扩大收入差距,不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无限制扩大。    再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持续的二元经济结构,持续的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农民进城。根据上世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型,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会压低工资水平,导致工资水平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不变。尽管人均收入在增长,GDP在增长,但是工资水平可能长期压制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其实过去也发生,80年代、90年代包括本世纪最初几年都可以看到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工资水平,特别是简单劳动力、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长期没有明显提高。当然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而其他的报酬,比如资本报酬、人力资本的报酬和其他政府收入等相对增加。    但是这个问题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一定时期上的,而且有一定限度。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体制上、政策上的问题:体制方面各种各样的漏洞、管理不健全,造成和权力相关的聚敛财富。比较突出的是同土地、资源、同权力相关的收入分配领域产生的问题比较多。这个可能是突出矛盾,而且可能是最近这些年造成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刚才李实提到的行业之间的,比如一些资源性行业长期以来不用交资源税,资源收入的主要部分变成行业内部可以支配的收入,这些都是财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些情况的出现可能最主要都是因为现在的机制体制上的不健全。我们多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三十年了,但是政治体制基本上在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多大的进展,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包括财税体制方面,有很多需要亟待改革的地方,然而一直没有太多的进展。       苏海南:       刚才两位专家讲了收入分配问题的表现及其造成的原因,下面请有关专家讲一下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及其程度和表现、途径是什么?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收入差距不公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分配不公,和权力有关。权力主要是针对资源性的行业,表现在现在的工人、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征地问题,而不是农民之间的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比如城市周边地区村支书等村干部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所以第一个方面对社会稳定影响是由于权力导致分配不公,它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最近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土地,市民的问题主要是拆迁,而工人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国有单位改制存在问题。    第二个问题带来的影响,就是导致社会民众心理的失衡。比如殴打公安等泄愤事件。只要有人有钱有权,就有人对其不满。这种分配不公,它影响社会的心态。最近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表面上他可能是公权力的问题,实际上它的确与分配不公有联系,最近几年发生的泄愤事件增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在最近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增大,从而形成一个底层人群。最近六起校园暴力事件的凶手主要都是40多岁的男人(其中一个广东籍男子31岁),什么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被社会抛开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不稳定。我们原来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04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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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当2014奥斯卡遇见8964天安门

洛杉矶 — 纪念89年64事件25周年的“天下围城”活动即将在新年开锣,活动的主要发起人王军涛近日奔走美西,他表示将利用纽约的跨年、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等活动做背景,传达注入中国元素的信息。 今年八月,前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发表文告 ,宣布以”天下围城”方式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的共同发起人王军涛也是六四参与者,他近日走访美西,和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民运人士讨论具体计划。王军涛表示,海外可以利用明年整年纪念六四的活动,推动中国的变局。 当2014奥斯卡遇见8964天安门 *利用事件促成变革* 王军涛说:”各种问题导致原来传统的像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精英 都在发生分化的时候,现在中国是缺一些事件促成大的变革。” 王军涛指出,”天下围城”的三个系列,第一是接力绝食。 从一月一号开始,由王丹和美国以及中港台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先开始绝食,全球各地的人都可参加,只要报上姓名地点,写出绝食的一日感受,在网上公布即可。他认为若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将成为六四的重大事件。 王军涛说:”第二个系列呢,想利用重大的国际纪念日,国际的品牌事件,在这个时候注入中国元素,把中国这些共产党暴政的受害 (者)以及我们反对共产党暴政的信息通过和这些场合相一致的方式,把它打出来。” *纽约跨年海报给政治犯拜年* 王军涛举例说,他们计划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苹果坠落跨年活动展示标语。 他说:”比如说,给中国政治犯拜年,你们在黑暗中不孤独。这些都是带有祈福性的标语,同时也是中国的元素。” 王军涛在洛杉矶会见了当地的民运活动人士,希望他们把握奥斯卡颁奖的机会。他指出,为了扩大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比较接受世界各方面新型事件,如果能利用和事件气氛比较一致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政治信息,效果更好。 *奥斯卡奖场外另类颁奖会* 利用奥斯卡颁奖时机办活动之议引发许多想法。艺术家陈维明建议在好莱坞举行另类的颁奖会。 陈维明(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x 陈维明(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他表示:”我们在那边也会给我们中国的、为民主自由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颁奖。我们也会找一些好莱坞的影星和名流来颁奖。” 围城活动在洛杉矶的协调员郑存柱指出:”利用星光大道,利用好莱坞的颁奖,可以让更多的媒体关注这样的事情,更多的中国游客会了解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会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广州的活动人士成秋波也在场,他因为反核试验事件而成为国保关注的重点,他许多朋友今年陆续被捕,他感到威胁而离开中国。 *海外关切有保护作用* 成秋波说: “我认为各种能反抗暴政的方式都是有效的,它能够让中国政府感觉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它(中国政府)就会有所顾忌。” 成秋波(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x 成秋波(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成秋波指出,那些被捕的朋友受到严重迫害,如果外界关注,他们受到的迫害就会轻很多。 王军涛表示,世界各地还有许多重大庆典和事件可以做为舞台和背景,包括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他已经在筹划进一步的活动。 *建立网站广募义工* 王军涛指出,第三是建立网站,报道天下围城的信息外,还可以把六四事件的文献,包括判决书,司法人员名单以及虐待受害者的警察名单,通通公布出来。 他表示,计划全球征召8964名义工,纪念89-64。还有中国驻外机构以及重要外访团体,都要遭遇杯葛。 王军涛希望旧金山的民运人士能在总领馆外举行相关活动。 *天安门民主大学课程出炉* 与此同时,今年六月在旧金山宣布重建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也传出进展。该校校务委员会发出新年通告指出,已延聘专家学者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做为讲员, 首批推出10门左右的网络课程,明年五月31日月正式开学,并将召开”公民教育与民主转型研讨会”。 天下围城的新闻今年八月曝光后,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批评文章,指民运人士在西方被边缘化,没有什么作为。 *海外民运力量消长话题* 王军涛说:”过去做的话,这个任务(天下围城)可能有点难,因为老民运人不多了,民运中,前些年比较边缘化,这是个事实,但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90后的人再进来,特别是网络上已经成为很大的力量。” 郑存柱(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x 郑存柱(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郑存柱对批评表欢迎,他说:”我们看过中国的官方媒体,这也是好事情,结果他当然从负面的角度说海外民运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很多人不了解海外民运,通过共产党的批判反而了解到海外有这样的事情,我倒希望所有的媒体都来批评我们,哪怕人民日报来批评那更好。” 王军涛已经返回纽约筹备”天下围城”在时报广场跨年的具体行动。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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