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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周有光:“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

中国农历新年伊始,德国媒体继续关注中国的空气质量问题。此外,“汉语拼音之父”、百岁老人周有光对《明镜》谈到汉字改革以及他心目中的毛泽东。 (德国之声中文网)刚刚过去的2013年,空气质量问题依然困扰中国, 雾霾现象 有增无减。以往人们更多听到的是大城市人群对此的抱怨,而德国《柏林报》(Berliner Zeitung)周一(2月3日)刊发题为"更多可以呼吸的空气"(Mehr Luft zum Atmen)的文章,关注河北省唐山市附近一些村庄的情况。 "在唐山以及周边地区,过去40年来工厂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钢铁厂、水泥厂和电厂遍布街道两侧。装载着沙子、石块和煤炭的卡车在一片坑洼中颠簸,有些材料于是就掉在了刚刚落下的雪上。湿润的雪块锁住了空气中的一部分灰尘。尽管如此,当天的粉尘指标依然再次超出了所能测量的最高系数500。这个城市的年平均值为115。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25就已经是极限值。" 文章接着介绍道,唐山市所属的河北省是中国煤铁重镇。四分之一的中国钢铁产自这里,每年2亿5000万吨。与此同时,中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城市中有七个位于河北。 “共产党领导层担心社会不稳定更甚于任何肺病或心脏病” 记者前往唐山水洞村(音译)采访当地居民,许多人都认为当地空气质量一向很差,但却已经有所改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国家承诺绿色环保。一些工厂于是被搬迁到了围绕(北京)四周的河北。有些企业的产量在五年之内翻了一倍还多。但近来当局关闭了一批钢铁厂,其中私营企业远多于国企。因为环境灾难已经如此严重,以致政府不能继续无视。 ……共产党领导层担心 工厂关停 工人何去何从?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年平均粉尘指标降低到35。到2017年为止,治理空气污染的资金投入将达到17500亿元人民币。一大批环保不达标企业将被关闭,其中许多已经停产,在河北也同样如此。 "经济学家们估算说,仅仅关闭工厂是不够的。工业界必须为环境治理做出最大的贡献。如果省政府实施其'晴天行动',仅在河北省就可能有多达20万人失业。根据中央路线精神,到2015年钢铁年产量将减少1700万吨。工人该去哪里?为地区环境问题设立的生态办公室无权对此做出说明。" "汉语拼音之父"的遗憾 德国新闻周刊《明镜》2月3日一期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现代汉语拼音发明者、现年108岁的 周有光此后在上海教授经济学,并写了一本书,介绍字母体系在学习语言方面的优势。这本书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当时中国有80%的人是文盲。 如何用字母体系来代表字形复杂、四个声调而且又有很多同音字的汉字?这个问题曾让许多学者大伤脑筋。在使用何种字母的问题上也曾有过争执。在"留美派"周有光的坚持下,拉丁字母压倒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苏联的西里尔字母,这也让西方人学习中文更为容易。 周有光:“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 周有光发明的拼音系统不但提高了中国人的识字率,也让信息时代的人们在电脑手机上输入中文成为可能。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他却有所怀疑,少有褒奖,这一切都与周有光的政治立场有关。"‘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他表示。'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正如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周有光在60年代文革期间曾被下放农村。 "他赞赏国家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步,周有光表示。但是中国仍远未达到应有的强大和有教养的程度。'错误在此前的年代就已经铸成。现在我已经老到可以说出真话了: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 摘编:石涛 责编:乐然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真的没人敢惹吗?

毛泽东年代,中国人有个很普遍的毛病——自大狂。大部分中国人被多年如一日的强制性政治灌输,刺激的就像《史记》中的夜郎王:“汉孰与我大?”     那个年代,中国人疯狂的陷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的迷癫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好像只要毛泽东一挥手,千百万红卫兵们就会立即出发去解放全人类,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其实,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才是纸老虎,不过大喇叭里吵吵嚷嚷而已。你真东西南北的出去,不过又一次希特勒而已,不过第四帝国的兴亡而已,也许还赶不上希特勒。     但至今有人说,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毛泽东活着没人敢惹中国吗?你不知道而已。     1958年4月,日本长崎有人冲进中国展览会,撕毁中国国旗,日本政府道歉过吗?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59年,大批印尼人冲击中国使馆,侮辱中国国旗,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3年5月,新疆伊宁地区六万多人跑进苏联境内,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4年,巴西将你的准外交人员9名,连同家属一起被逮捕,受尽折磨,关押审判达一年多。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5年1月布隆迪驱逐中国外交官中止外交;象牙海岸、尼日尔指责中国搞颠覆;中非、贝宁中止外交关系;3月,肯尼亚掀起反华浪潮,宣布中国外交官是不受欢迎的人;10月加纳中止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7年8月,突尼斯拘留援助他们建设的专家并包围中国使馆,限制外交人员出入;同年,利比里亚、尼加拉瓜、达荷美、古巴、几内亚比绍等小国也对中国使馆进行挑衅,并中止外交关系;甚至毛泽东给钱修建坦赞铁路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和中国闹起外交纠纷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年轻人变成疯子,并欲驱逐中国使馆;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天天喊毛泽东的国际威望如何。但这么有国际威望,“与中国建交的40多个国家,有30个发生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14个关掉9个,外国驻华领事馆从30多个关得只剩六个。”这就是你的国际威望吗?     唉!这人要是到了这个份上,该说什么好呢?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1969年,和人家前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占了一点便宜,哎呀呀!可了不得了,全国这个疯呀!“九大”上,孙玉国在主席台上出尽风头。后来让人家在新疆好顿收拾怎么不吱声了?真相一直遮掩了几十年。你到是和人家打呀?你不是有原子弹了吗?打呀,怎么不吱声了?     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说这话的人撞猪身上了吧?     毛泽东活着时,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数以千计,你除了抗议怎么人家了?不仅美国,苏联飞机,甚至印度飞机也不时侵犯中国领空。你怎么人家了?     “1964年6月,中国在老挝康开的外交机构被美国飞机一顿炸,死一人重伤5人。”赔你什么了?道过歉吗?     毛泽东活着时,是打了几场仗。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军打,其实后面站着前苏联,美国人考虑的不只是你中国;中印之战表面是打胜了,但你胜了吗?九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留给人家了,你胜了吗?至今印度一直将你视为头号敌人,你胜了吗?抗美援越你胜了吗?你花那么多钱援越,却又和侵略人家的人又搂又抱,结果,人家一统一就和你翻脸了,你胜了吗?     所以说,别说什么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别大言不惭了!毛泽东活着敢惹中国的多了,弄得毛泽东不管百姓死活,大把大把的往外掏钱。还什么台湾花钱买外交,你这不是花钱买外交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活着,敢惹他的大陆中国人不多。 转自  http://dzh.mop.com/shzt/20111210/0/3l7lgSI285b58cFz.shtml

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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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凭什么上北大

文/贺舒婷 末名湖边的桃花儿开了,就在前几天。 我曾经无数次梦想过,陌生花开的时候湖边折枝的人群里回有自己的身影。那个时候,我的心思和大家一样单纯而迫切,我的目光却是比你们更加迷茫和恍惚。那年高三。 十年磨一剑,我得到的几乎只是一块废铁。 高一那年,我真的差点就把自己废成了一块锈铁。上课的时候睡觉、聊天、看漫画、吃零食,跟着后面那些男生大呼小叫,把年轻的女老师气得眼圈含泪,然后自鸣得意。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像色彩斑斓的黑洞,看上去奇光异彩,鬼魅般的吸引力却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把你拉向无底深渊。于是下滑,于是堕落,而更加难过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在下滑在堕落却无力去改变。习惯的力量的确大到了让我无可奈何,于是放弃了最后的挣扎与努力。现在想想,那只是懦弱,那只是懒惰,那只是自己给自己自甘堕落所找的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切是自欺欺人。 可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来指着我的鼻尖骂我,说“你是不是就想这样破罐子破摔,就想这样玩儿完你的一辈子。”也许他们已经放弃了我,有时候我想。然后是及其嘲讽般地不屑,不屑以及自以为是是洒脱——谁稀罕谁。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有一个人,就像很多人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指着我的鼻尖,戳着我的脊梁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清楚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明白不明白自己的明天会是什么?” 可是,再无所谓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底线的,正如再深的涧谷也会有它的低谷。一切就像滑滑梯,一路上放肆张扬地笑了下来,最后终于重重地摔在了下面,头破血流。 也许,人只有在痛的时候,才会认认真真反省自己走错了哪一步吧,总要摔些跟头,才能学会绕着道走。而这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我却付出了整整一年的青春时光才真正明白。一年,365天,可以让居里夫人发现镭,一年可以让爱因斯坦证出E=mc的平方,一年可以让一个婴儿学会跌跌撞撞地走向母亲的怀抱,一年可以让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开始有终了。可是这一年,我只得到了那一句话。所幸,并不亏,也并不晚。 高二分科,我选了文。你无法想象我所在的中学有着怎样烂的文科班——本科上线三人。本科上线三人是个什么概念?当我现在大学同学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他们中学的班级北大清化一走几十个的时候,我轻轻的笑了笑。我所在的文科班,是一个本科上线三人的文科班,更具有讽刺性的是,那三个人全部是复读生。我就是在大家或无奈或讽刺或无谓的目光里,毅然决然地在文科报名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那真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看的一次。 我只是突然间觉醒了,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不能就那样过。事后很多人问我怎么回事,也许他们是想在我这里听到一个传奇般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而我当时所能想到的解释只有这一句,我只是觉得,我的一辈子不应该就那样吊儿郎当地过去。 可是我还是低估了过去的那一年给我带来的影响。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年级第12名。也许这是一个听上去差强人意的成绩,可是,仅有良知和理智还是足以提醒我,那是一个本科上线三人的文科班。如果你不能把所有的人远远甩在后边,12名和120名有什么区别? 至今我还记得那次考了第一的那个女生。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女孩子,瘦瘦小小,带副厚厚的黑边眼镜,趴伏在书桌上的身影常常有些佝偻。而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因为所有的人永远只能看到她趴在桌上的身影。她一直是班里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的人。 我一直对那种学生持有一种莫名的排斥与抵触情绪,总想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死读书吗,我要是像你这样刻苦学习早是市里第一了。事实上直到那次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仍然对她不屑一顾。 然后,我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班会。我不知道要用怎样的份量去感谢那个班主任,因为如果不是她的那席话,现如今的我在哪里都不一定。班会上,她说:“这次成绩非常能说明问题。应该考好的人都考好了。”然后她扫了我一眼,我明白她的潜台词也就是说在她看来我属于是没有理由考好的那一堆人里的。奇怪,我居然没有脸红。不知道是太久的堕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磨光了原本敏感的自尊,还是下意识里仍然对她的话不置可否,我当时面无表情地迎上了她的目光。 她的眼睛只是平静的扫过我那里,然后继续:“我知道有些人自以为很聪很有才气,看不起那些认真学习刻苦努力的同学,总觉得人家是笨鸟先飞,是先天不足。可是我想说,你只是懦弱!你是不敢尝试,你只是不敢像她们一样地去努力去刻苦,因为你怕自己刻苦了也比不上他们,刻苦了也考不了第一,结果反遭人耻笑,你宁可不去尝试,只是因为有失败的风险,而你甚至连这一点风险都承担不起,因为,在你心底,你对自己根本就没有把握““““““”后面她又说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诚认当时我是完完全全地蒙在那儿了,因为她说的那几句话。“你只是懦弱““““`”。 当时的感觉是雷轰一样把整个人震住了,反反复复回荡在脑子里就只有那么一句话:“你只是懦弱。” 她是正确的。 那种突然觉醒的震撼是语言无法描述的,也是我不想用文字去表达的。你只能通过结果来想象,也只需要通过结果来想象。那晚我在日记里写,“试试吧!我不去强求什么,我只想试试,试一试自己那样刻苦那样努力地去学上一个月会不会见效。”当时我根本不敢对自己承诺什么结果,也的确承诺不起。我只是抱着一个念头,试一试。然后迎来了一生中最戏剧性的一个月。 之所以说它戏剧性,是因为就像难以想象唐僧不再罗嗦孙悟空不再好斗八戒也不再贪吃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从早晨六点早自习上课到晚上十点晚自习下课一动也不动坐在位置上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人可以是我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真的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的。我去一点一点地做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要想在几天里改变365天来形成的习惯,太难;而要想在一个月里创造出令人膛目结舌的奇迹来,也太难。 习惯成自然啊,就像那句话说的,“心似平原放马,易放难收”,野惯了的心,要想一下子收回来,谈何容易?常常坐着坐着就忍不住了,心开始浮躁,眼神也开始飘离,好几次差一点就要放弃。只是,在那个最危险的边缘晃荡的时候我总是压一压,告诉自己,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其实说白了也就那么一句话: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我承认自己是一个骨子里相当傲气的人,我就是不相信我刻苦起来会不如哪个人,我就是不信我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做不到,我就是不信这世上真的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I Believ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然后,我迎来了那次期待以久的期中考试。至今我仍记得考完之后的感觉。抱着书走在回家的路上,茫然地看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恍惚想真的考完了吗?为什么心里空空的没有着落?那的确是我一生中最特殊的一次考试,因为它关系着我此后的方向和道路选择,风险太大,我怎么安得下心?其实,考试结果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我的的确确让所有的人真正膛目结舌了一次。是的,我考了第一,全年级第一。 你永远也无法想象那个结果于我而言多么重要。知道成绩的时候我出乎寻常地平静。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激扬和呐喊的冲动到了顶点只会是平静。当那个久违了的名字出现在了成绩单的第一行时,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记住了,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Nothing is impossble. 以后我再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态度和方法。其实所有的方法说白了都是没有方法的。只有一个词:刻苦。 我坚守着我的不是方法的方法,也坚守着我的名字在成绩单上的位置,一直到高考前的最后一次考试,我始终是第一名。但是,真正的挑战还没有开始。即便我可以牢牢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即便我可以每次都把第二名甩下几十分,我知道,北大离我还是太远,远得连在梦里都看得不真切。所有的老师都坚信我将会是学校里有史以来考得最好的一个文科生,而在他们的概念里,考得最好的文科生,意味着你可以上山大,运气好点儿的话也许可以伸伸手还能够上复旦甚至人大的门槛。而我只要北大。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我的志愿——如果可以称之为志愿的话。我只想把所有的力量都积蓄起来。 高三第二学期,我们搬进了刚刚落成的教学楼。搬迁的那天,楼道里吵得很,拖桌子拉板凳的声音在走廊里不绝于耳。我一个人不言不语地跳过窗子,踏上了二楼窗框外那个大大的平台。对面是操场,初雪未融,空气湿冷,光秃秃的树枝直直地刺向天空。雪天的阳光凉凉地透过睫毛洒在眼睛里,眼睛静静地看着远远的天空,我说了一句话,只说了一句话。对着远处的天空,我默默在心里说:“等着吧,我要你见证一个奇迹。”我知道,这世上的确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从来不知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居然可以把人的潜力激发到那种地步的。我是一个极其不安分的人,可是那段时间的我表现得无比耐心沉稳,踏实得象头老黄牛。事实上无数次我都面临崩溃的边缘了,高中五本历史书我翻来覆去背了整整六遍。当你把一本书也背上六遍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什么感觉了。边背边掉眼泪,真的我是差一点就背不下去了就要把书扔掉了。只是,忍不住的时候,再忍一下。坚持的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品质。那段时间我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站在走廊里看远处的天空。后来发现在对面的建筑墙壁上有一行大大的红字,是学校用来激励学生的吧,我不确定。可就是那句话陪我走过了高三最后的日子——意志的力量,是决定成败的力量。我用我所有的经历和体会去实践而且证明了这句话:意志的力量,是决定成败的力量。 呼啸而至的风卷着漫天的黄沙,在那个北方的春天里,我们一个个头发蓬乱,皮肤粗糙。死寂与喧嚣交替如同美国的执政党,让人怀疑冥冥之中可能有一双奇异而魔力无穷的手,惶然而又茫然的我们在敬畏与期待中迎来又送走了一模、二模以至N模,每根神经都被冷酷无情的现实锤炼得坚不可摧,不论是吟惯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诗情,还是习惯了信手涂鸦的画意。在这个来去匆匆的季节里,一切敏感细胞都奢侈得如同恺撒大帝的稠衣,徒留无数次的希望在无数次的失望前撞得粉身碎骨,无数次的激扬在无数次的颓丧下摔得头破血流。每个人都比昨天更加明白理想和现实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也比昨天更加拼命努力挣扎,试图挤过那道窄窄的独木桥,哪怕明知是徒劳。 ——-会是徒劳么? 当这个锥心的问号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一次次猛烈扣击心门,每个人都难以承受那潮涌而至的恐慌和迷惘,于是逼着自己埋进去,埋进书本,埋进试卷,埋进密不透风的黑茧————为的只是有朝一日的破茧成蝶。青黑的眼圈,浮肿的眼带,干燥的手指,焦虑得起了水泡的嘴角。那个春天我不知道流行的是粉蓝果绿还是黛紫银灰。小镜子被悄悄收起,因为不忍见到自己憔悴的面容和黯淡的眼睛,因为怕有什么会在干旱已久的脸上纵横开来—————上帝,我是个女孩子啊。 上帝无言。无言微笑。微笑告诉我,你,心甘情愿。是的。我心甘情愿我不悔初衷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平坦也好崎岖也罢,我得走下去。我要走下去。我会走下去。 于是所有的呐喊被咽下去,于是所有的豪情被收起来。我象一头二月黄牛,默默踏步,无声前行。当拼搏被拼命所取代时,香格里拉已经幻化为心中恒远而朦胧的梦想,而所有的努力也只是为了让这梦想不再“美人如画隔云端”,哪怕青冥长天,纵然绿水波澜。 踏入考场的时候我很平静。“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事实上我从 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考入北大以外的哪所学校。与其说这是一种自信,莫如说这是一种预感。我只是想,哪怕北大只招一个名额,为什么不可能是我?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不可能发生的。 考完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依然匆匆的人群,心里依然空无着落。眼睛因为泪雾而模糊,视野里的东西却越发清晰。这在科学上有解释,我却宁愿相信是因为一切真实的感知都要以泪水和苦痛作为代价。是的,我们总是要学会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如果你所在乎的东西值得你为它而付出一切,那么所有的放弃都只是分娩前的阵痛。总要有所取舍的,蝴蝶的生命之所以如此短暂,因为它的翅膀太过精致了。有时候,放弃只是为了真正的得到,关键看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了这想要的东西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事实上我怀念那段日子,并且永远感激它。不只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自己的过渡与脱变,更是因为那时的一切深深烙在了我正处于可塑期的性格中,成为这一生永远的财富。那真的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人生中再也不会有哪个时期像那时一样专一地,单纯地,坚决地,几近固执而又饱含信仰和希冀地,心无旁贷乃至与世隔绝地,为了一个认定的目标而奋斗。当你在若干年后某个悠闲的下午,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努力和放弃,曾经的坚忍和耐力,曾经的执著和付出,曾经的汗水和泪水,那会是怎样一种感动和庆幸,怎样一种欣慰和尊敬——尊敬你自己。 是的,在这个过程中,请允许我重复一遍,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我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朋友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但我最感谢的,是我自己。Nothing is impossible.这是我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与尝试中获得到的东西。而且我也相信,这也将会是使我终生受益的东西。在这里,我把自己最信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Nothing is impossible.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1938/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你凭什么上北大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3/12, 11:48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一名印度女编辑眼中的中国 北大校长批美国教育一塌糊涂 北大人在美国反思北大 教育的悲哀,北大百年前后大对比 镜头下的1900年前后中国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马太福音查经_CIO领袖聚焦北大 马太效应助推精英成长 (@yun) 北大教室断尾猫再度走红 (@ermiao) 汽车牌数字镶满钻石 被指遮号牌扣6分(图文) (@zhishi9) 中国教育集团周五上涨28.57% 成交放大逾10倍 (@yun) 北大“学术猫”与学生上课7年,骨折牵动众人心 (@ermiao) 无觅

海子,一个时代的故事

前言:  诗人海子去世20周年祭日——2009年3月26日,我坐在开往海子家乡的火车上,同一车厢,还有诗人西川、诗人大仙和作家张驰。西川作为最广为人知的“海子挚友”,在这个日子口儿编纂完1000多页的《海子诗全集》,宣布:“海子10周年祭完成了诗人的神化,20周年祭将完成诗人的经典化。”大仙和张驰,则在海子自杀那一年,一次醉酒之后,怀着弑父的冲动朝老一辈诗人发出吼声:“你们的时代结束了!最能代表新时代的诗人已经诞生,那就是海子!”这是诗歌江湖里的小辈压抑之后的爆发,也是偶然的、狂妄的、最终竟然实现了的预言。现在,这二位年届半百,大腹便便,在餐车喝多了酒,一个问另一个:“你说,为什么我现在对生活还有点兴趣,对文学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另一个沉默许久,打起了鼾。   火车在黑夜里前行,掀开窗帘,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突然间不是很确定它将驶向哪里,只知道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抵达。也许我们也掉转了方向,逆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驶去。   那个时代,海子是欣喜若狂、有着自豪幻想的诗歌青年中的一个,他又在青春期的末尾,以25岁之躯躺在火车慢行道上自杀。这就像他诚实坦率而激动人心的诗歌最后的签名,也是他被神化的开始。这个为诗歌壮烈牺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过分简化但吸引人的幻想——伟大的诗歌并非出自特殊的历史环境及诗人的努力,而是一个永远停留在青春期的天才自然流露的情感。他自杀的时刻,又逢美学理想和生活风尚改变的关口,也是更广大改变的征兆, “海子死了”,成为一座诗歌的界碑、一个理想主义完蛋了的标志、一个用死亡祭奠青春的传奇。   那个时代,又导引出我们今日所在的这个时代的一切,可它本身却在今天令人匪夷所思。那时的行为、趣味、禀赋,如今已经难于想象;那时追寻的梦想如今已经烟消云散;那时的         历史也已经被新的历史抹平。那个时代距今不过20年,很多人都曾亲身经历,回想起来却像隔了200年。那个笔名为“海子”的诗人的时代。   正文:   “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   穿过一条香樟树丛里的乡村马路,在一湾池塘边,海子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他一度赤脚在田野里玩耍,偷吃邻居地里的茭白,像只耗子;他也在麦子收割后的夜晚,眺望被一把火烧成焦黑的麦茬地,感受“苍凉”,就像后来他写下的诗:“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现在又是三月里,这个位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的村落,查湾村,是黄色的。田畦里的油菜花开了,汇成一片,倔强地朝向天空,吸收天光的亮。村里的青壮男人都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子和母亲,一个典型的皖南村庄,独处寂寞的家乡。油菜花像是乡村一年一度长出的壳,有着唐突的穿透肺腑的鲜艳。   因为一场春雨,天冷下来,海子的母亲、75岁的操采菊生起了火桶——一种皖南农村独有的取暖工具,木桶有个突出的沿,内里点上炭盆,人坐在桶边,脚伸在炭盆上烘烤全身。她腿脚不大灵便,得用手搬着一只脚才能跨进桶里,看我一旁哆哆嗦嗦,招呼我也坐进去。我们腿挨着腿,雨啪啪打着屋檐,屋子昏暗幽静。她从床沿摸出一本《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您读海子的诗?”“是的。以前不知道海子在写什么,他出事后,我就开始念他的诗。”   她翻动诗集,开始朗读开篇一首《阿尔的太阳》。她乡音浓重,读得缓慢认真,时常停下来辨认字词,诗集被翻得卷边乌黑,生僻字旁还工整标注了简单的同音字。她又连着朗读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亚洲铜》,每读完一首,都像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长松口气。她又翻到《给母亲(组诗)》,边读,边停下来说说她的理解:   给母亲(组诗) 风 风很美 果实也美 小小的风很美 自然界的乳房也美 水很美 水啊 无人和你 说话的时刻很美 你家中破旧的门 遮住的贫穷很美(风美,水美,就是我们家这么穷,他也觉得美啊) 风 吹遍草原 马的骨头 绿了(这说的是他自己,马是他自己,就跟那个“以梦为马”的马一样) 泉水 泉水 泉水 生物的嘴唇 蓝色的母亲 用肉体(捂住自己的胸口) 用野花的琴 盖住岩石 盖住骨头和酒杯 云 母亲 老了,垂下白发 母亲你去休息吧(他让我去休息,可是他现在休息了,我还在人世) 山坡上伏着安静的儿子 就像山腰安静的水 流着天空 我歌唱云朵 雨水的姐妹 美丽的求婚 我知道自己颂扬情侣的诗歌没有了用场(他早就打算好了,所以都没有用了) 我歌唱云朵 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 和一切圣洁的人 相聚在天堂(他现在上了天堂,他幸福了) 雪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指地上的一只板凳) 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妈妈的屋顶 明天早上 霞光万道 我要看到你 妈妈,妈妈 你面朝谷仓 脚踏黄昏 我知道你日见衰老(她摘下毛帽,让我看她的白头发) 语言和井 语言的本身 像母亲 总有话说,在河畔 在经验之河的两岸 在现象之河的两岸 花朵像柔美的妻子 倾听的耳朵和诗歌 长满一地 倾听受难的水 水落在远方(他去了远方,再也不回来)   海子的父母住在一栋“历史的房间”里。既是一栋普通的乡村住宅,77岁的查正全和75岁的操采菊晚年相伴生活于此;又挂着上书“海子故居”四字的大匾牌,承载了海子纪念馆的功能。私人和公共记忆在这里互相区分又混淆。小院里的香樟树、红漆长条凳、小桌上招待来客的茶水和零嘴、大门上“好日子舒心顺意,美生活幸福平安”的对联……,都平常而有生活气息。村口却有个旅游景点常见的指路牌(标注“海子故居”),查湾村的村民已习惯把它当成标志建筑。“海子故居”里单辟了个小房间,存放着海子的藏书、照片、遗物、诗歌、朝拜者的题字……,它们来自外面的世界,填充着“历史的房间”。   最开始它自成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次来客的到访,每一次被观看,“历史的房间”都会被唤醒一点点,散发出你可以闻得到并且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气味。老两口逐渐缩小了,从肉体到精神,他们好象借住在这里,从不大门禁闭,永远欢迎来客,静静并排坐着,行使纪念馆管理员的职责,感受“历史的房间”散发出的气味。   “我一生修了8回屋!”说起来,查正全骄傲又无奈。“海子故居”正是这第8回。并非海子居住过的老房子,2004年重新翻修,格局保持原样,花了5万多块,用的《海子诗全编》的稿费。查正全一人雇了个包工队,盖了整整大半年,硬是在凹地里起了一栋屋,到现在水泥地板下还悬着空,全村可找不出比这更气派、更敞亮的了。这么费劲是为什么?“老有人来看,咱不能破破烂烂让人笑话。”   老爷子瘦削、苍悍,身体由内而外勃发着个性与倔强,又被克制在骨骼里,既不显露怯懦,也不施加怜悯。他有超强的生存能力,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裁缝、插秧高手、乡村小卖部老板、豆腐店店主,他也是不容置疑的家长。偶尔,他怒气冲冲地踏进堂屋,用土话大声吼叫,就像沉着冷静的人受尽苦难后暂时的无所顾忌。他尊贵、自负,从没被打倒。他的腰板笔直。   操采菊背有点驼了,有一年摔了一跤,腰锥错位,一直没治好。她有张又薄又软的脸,嘴巴闭起时,皮肤似乎飘在肌肉上,好象一枚被风吹起的玫瑰花瓣,或者是大草垛上覆盖的黑色塑料布,风吹雨打让它失去了光泽和弹性,薄薄的表面还生出了许多气泡。她所承受的精神打击更明显一些,就蹲在她的肩头,让她那么安静、缓慢、审慎。她时常被两种情绪左右:收拾海子遗物时,那只娇黄色的绒毛小狗能叫她笑起来,那是海子工作后买的,老大不小了,还玩猫啊狗的,那长不大的老小子呦;转头铺整盖在沙发上的蓝格床单,海子生前用过的,她又神伤地嚅喏:“东西在,人却看不见喽。”   2009年春天,海子去世20周年祭前夕,一个自称“卧夫”的长发男子来到查家,北京人,是个“做出版的”,他替一位叫“世中人”的北京老板前来重修海子墓。“卧夫”和“世中人”均为化名,他们怎么都不肯透露更多信息,留下1万元,又张罗着组织一次诗歌圈的“海子去世20周年纪念诗会”。怀宁县政府得知消息后介入进来,“卧夫”和“世中人”退出。   盛大的祭奠活动从这个“历史的房间”开始,一口气来了3、400人,北京诗人代表团、安徽文化名人、各地大学生、记者、还有县领导。20年后,海子的父母再一次见到西川,操采菊一把抓住他的手,眼睛温润地端详——胖了,胡子更密了,还斑斑驳驳夹了白碴。她就像看着另一个儿子。查正全却是礼数周全不能挑出半点不是的主人,外套一脱扔椅子背上,抖擞起精神张罗来客。他们不像想象中称呼海子的本名“查海生”,而是随着众人改口叫“海子”。这时候,“海子”不是个儿子,而是个神话中的主角。   1989年,查正全与操采菊把海子的骨灰从北京领回家。按查湾的习俗,“提前归来者”不可立即入葬,必须先暂存在临时的墓中。1992年,海子的骨灰才入土,坟冢矮小,前端却镶嵌了两樽佛像——一樽释加牟尼,一樽绿度母,都是海子1988年9月去西藏时从玛尼堆拾回来的。前方墓碑竖刻着铭文:“显考查公海大人之墓”,这是按乡俗,假借海子的后辈为他立的碑,称他为“显考大人”的,是当时正咿呀学语的海子的三位侄儿。   海子墓坐落于查湾村北的一处乱坟岗,海子在长诗《太阳·大札撒》中写:“我戴上麦桔,宁静地死亡/这一次不是葬在山头故乡的乱坟岗上”,他恰好没有逃了这一谶语。   查正全和海子大弟弟查曙明花了两个月重修了墓碑,保留原来的坟冢,水泥外壳砌在上面,加宽了,小碑前又立了块巨大的花岗岩墓碑,上刻“海子墓”。它在山岗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幅陵园气派。祭拜仪式开始前,看热闹的村民头顶毛衣,坐在坟边的水泥台阶上晒着太阳。县领导致了词,将海子置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陈独秀的家乡这一背景中,“打响海子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品牌”;海子父母在闪光灯包围下向墓碑敬献花篮,老两口神色紧张,一言未发,始终紧紧攥着西川的手。   高河中学朗诵队高声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太阳当空直射,诗歌在坟岗上清透辽远。此刻好象才是祭奠活动真正的开始,纳凉的、蹲地上抽烟的、闲聊的、拍照的,都肃穆起来,仿若突然意识到,诗歌与诗人不该被遗忘。可这仅仅是祭奠仪式中,“海子死了”的又一次强调和闪回,它发生在与诗歌相距甚远的安徽农村,在外面的世界,诗歌极少被朗诵,诗人渐渐不再发出声音。关于死亡的记忆太强烈了,远远比死亡所夺去的生命的记忆强烈得多,海子的诗人形象已经逐渐消褪,“海子死了”却仍然茁壮的活着。就像每个季节都会收获的水果,或者一份有着稳定收入的公务员的工作。那一刻,每个人好象都重温和理解了他的死亡。   “不理解。”对于海子自杀,父亲查正全的回答只有这又快又短的三个字。他不愿谈论再多。只有母亲操采菊不经意的轻叹——如果帮他在家乡找份工作,如果让他去南方下海经商,如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1989年下半年,海子父母觉得读书无用,让另外三个儿子全辍了学。大弟弟查曙明已经三次参加高考,最小的查舜君,初中没毕业。三兄弟已近中年,现在分别在合肥、西安和北京打工,卖点体力,做些小买卖,生活拮据。   海子的母校,也是三兄弟的母校,傍晚下课的高河中学操场上有场篮球赛。学生阵阵呼哨围了个水泄不通,操场后身,曾经是海子上课时的教学楼,早已拆尽,起了栋规矩、簇新的小楼,过去已经无迹可寻。突然有学生认出了西川,人流如同蜂群从操场边涌过来,索要签名。没人识得人群外的查曙明,他就像个长篇大论的手稿被甩在外面的句号。他继承了查家矮瘦敦实的身形,皮肤黝黑,憨厚得有点腼腆,生活的重压又盘踞在他身上,好象永远不会散去。他叹了一句:“我们的命运全改变了。”   “我本是农家子弟”   1964年3月26日,海子出生在父母的婚床上。那是只年代久远的香樟木海棠雕花床,结婚时打制,有50多年历史,红漆斑驳,又蒙了一层灰,好象是从更遥远的年代流传下来。老两口至今还睡在上面。诞下海子时,操采菊已经31岁,前头有两个女孩,因为只叫了接生婆没请医生,一个2岁夭折,另一个只活了7天。海子出生时,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捧起这个男孩,接下来的几年,又头碰头捧过3个男丁,分别是大弟弟查曙明,二弟弟查训成,小弟弟查舜君。查湾村有个说法,头胎的男孩命硬,既和家族中其他人犯克,又将亲属的精气独聚一身。   1984年,海子第一次向家人展示他写的长诗《但是水,水》,读者是大弟弟查曙明。  “你这个没人要,还不如写点小说,赚点钱。” “那我就写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赚了钱,给他们在高河镇买栋大房子。”   海子父母的爱情故事,恰好与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巧合,小说里写:“诗人母亲对诗人父亲的伟大爱情,不正是对她父母那种平庸而规律生活的浪漫反抗吗?她这样一个富商的女儿,却选择了那个一文不名的工程师。”操采菊,她这样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却选择了那个一文不名的裁缝。   19岁那年,操采菊梳俩麻花辫,有种生命力旺盛的美。她在茶厂做工,生了副好嗓子,擅长黄梅调,是厂里文工团的台柱子。那年排演《卖货郎》,她反串男角“卖货郎”,得了县里的二等奖。四处巡演,到了缝纫厂这一站,遇见查正全。他小时体弱,13岁就学裁缝,20多岁手艺已远近闻名。“我就图他有个手艺。”50年过去,操采菊讲起当时的爱情,只这淡淡一句。苍老掩藏了他们的情感,在外人面前不显露一丝亲昵,可他们之间的依赖与恋慕甚至比他们相遇那天还要强烈——他们定了终身,不顾家人的反对,私奔了,徒步从怀宁走到临县祁 门县 ,走了5天5夜。   海子还是个孩子时,是个漂亮的圆脸小男孩,皮肤光洁,脸颊宽阔,神情温柔愉悦。查家属于吃苦耐劳的一类,与当时全中国的乡村家庭一样,熬过严冬、饥饿、超负荷的劳动,做父母的天经地义的认为,吃饱,并能活下来是首要的,聪慧、敏感、浪漫,都与生活无关,如果有,那就是意外的恩赐。   不知是不是有一点随母亲,海子带了些与荒芜粗糙的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特质。他爱干净,穿着父亲缝制的的确良小套装,背一小布包,里面装着毛主席语录,是个孩子头儿,在街上跑了一整天,鞋上一点泥巴都没有。念过私塾的操采菊老早教他识字,随手抄起手边一本《安徽文学》,就教他念起这四个字。他喜欢看连环画,《西游记》、《三国演义》,看完了就拿一芭蕉扇再讲给小伙伴听。他爱唱歌,常唱一首小调:“毛是毛泽东,东是东方红,红是红太阳”。生产队组织演《智取威虎山》,他立刻被选中,上台客串了个小兵。 5岁那年,查湾村的“背诵毛主席语录”大赛上,海子作为个头最矮、年纪最小的选手,登台背诵毛主席语录48条;下半年他就被牵着手坐进了查湾小学的课堂。10岁跳级转入高河中学。1975年,高河中学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并没因文革停课,改造河道、半工半学倒一样儿没拉下,海子的中学同学李智提起初中升高中的一道考题:“24小时等于多少分钟?”他们所获得的最大教益,是读书,可以离开乡村。海子留给李智的校园形象非常模糊,仅仅是“年纪小”,“不偏科”,唯一的插曲来自查正全,高二时平衡文理科人数不均,海子被转入文科班,查正全的倔脾气上来了,训斥说:“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才被转班的?”   半年后他以怀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给家里挣1工分,那天海子做工上了树,村头有人喊他考上大学了,他蹭蹭爬下来,一口气跑到几里地外的高河中学。家里的欢庆仪式极为盛大,请来了街坊邻居和远房亲戚,杀了头200多斤的老母猪,“来的人比今天都多呢!”查正全至今仍很骄傲。那年海子15岁。   李智师范学院毕业后,留在高河中学做语文老师,他面临着全中国中学语文老师都曾必须应对的问题:向学生讲起选入课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究竟说它是乐观还是悲观。李智坚持说那是首积极向上明媚的诗,却也要解释老同学的自杀。1989年1月28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海子保留着回家乡探望同学的习惯,却也没什么好聊的,那天夜里呆到很晚,李智推一自行车,沿乡村小道把海子送回家,还途径了后来海子埋葬的乱坟岗。天气料峭,风吹得人脸疼,至于说了什么,在记忆里已经模糊,李智说,他从未真正了解已经是“城里人”的海子。   与家乡的隔阂也渐渐渗透,那是种被风吹得四处翻滚,却发现根并没有拔断的感觉。他与父母,弟弟,很少交流,好象有许多话讲,又只有小事可以讲起——就算已经在北京上了班,他还是爱干净,假期回来,硬要在家里开的豆腐店那扇大锅里,烧上一锅开水,爬进去,洗个热水澡。他安安静静,喜欢在冬日寒冷的天气里,找个有太阳的地方坐下奋笔疾书,操采菊问他:“你都工作了,干吗还那么用功写?”他答:“你不懂。”   李智随身带着一张海子的黑白一寸照片,他还执意要讲讲他所理解的海子自杀的原因:“源于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崇拜毛主席,心红眼亮,海子到了北京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他选择山海关卧轨,既有献身国家的意味,也是愤慨和无奈。你看他留的大胡子,又密又长,马克思什么样儿,他就什么样儿。”   1986年-1987年间,海子在《诗人叶赛宁(组诗)》中写: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网 但是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和城市“     北京:诗人诞生   1979年夏天,海子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报到,临走前一天正好赶上查湾村放露天电影,演的《铁道游击队》,父亲查正全用全村都听得到的声音对他说:“今天你看火车,明天就坐火车喽!”海子从合肥火车站出发,穿着父亲缝制的崭新中山装,拎着母亲做的花布棉被,查正全掉泪了,海子看不出一点伤感,对未来跃跃欲试。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新生,学校还有些应接不暇,宿舍不够用,一个班30多个男生10几个女生,都住一间大平房里。同班同学刘广安第一眼瞅见海子,他混在兴奋嘈杂铺盖床褥的新生里,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个头真小,年纪也小,几乎是个孩子,还有他的花布棉被在一群绿色的行军被中十分扎眼。法律系课程松散,教材也不齐备,大伙憋着劲儿看书,考古、哲学、文学、诗歌……找到什么看什么。   80年代的大学校园显然不提供社会经验,连职业技能也不训练,他们本能地获得训诫——进入高超的、脱离现实的学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希腊、德国、法国、美国的思想传统为传统,那些新移民,就像入伍的新兵一样,两手空空,脑中无物,他们最好的老师是他们自己,找衣服穿,找东西吃,找智力上有限却五花八门的供养品。刘广安说,大学四年让他变“老实”了,同窗都是各地状元,都有点自负,又十分上进,到了三、四年级,便各领了风骚。他本也写点诗,看过海子的诗后,“不好意思写了。”   1983年,海子剃了个光头。已是大四,他只有19岁,娃娃脸,架了副眼镜,总被当成小孩,就像他日记里写的“我过早失去童年”,又有了与年纪不相称的老成持重。大约为了挣脱那个令他不满意的孩童的壳,他随着同宿舍的同学把头剃了,有人去找他,一排光头从晾晒的裤子里钻出来,海子是个头最小的那个。   那一年北大组织了一次校园诗歌朗诵会,能装1700人的礼堂,站的站挤的挤涌进了2000人。诗社也遍地开花:龙头老大是中文系的“五四文学社”和《未明湖》,还有《启明星》、西语系的《缪斯》、政经系的《窗口》、图书馆系的《学海》、法律系的《钟亭》……海子既不登台朗诵,也不加入社团。   《钟亭》创办人、法律系的陈陟云第一次见海子费了些周折。绕过热闹纷繁的信息集散地“三角地”,海子的宿舍在38楼,位于校园西南角,偏僻幽静,楼道里兜兜转转,拐了好多弯才找到。同宿舍一同学在门口给海子刻蜡纸,帮他油印平生第一本诗集《小站》,收录了海子1983年写的15首诗。正是这本诗集引逗陈陟云到访,诗歌让他认定了海子是自己人,同在法律系又叫这关系近了一层。没想到是那么个腼腆羞怯的小个子,话不多,仿佛一个远离喧闹与中心的隐士。可《小站》后记里,海子又引用了惠特曼的一句诗:“陌生人呦,假如你偶然走过我身边并愿意和我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他写“我期望理解和交流”。   北大时常“流窜”来一些各地的“天才诗人”,83级中文系的藏棣接待过一些,大吵大闹牛气烘烘。还有几位合印一本《西风·沉诵·太阳节》,癫狂傲慢,慷慨激扬,宣布要打破一切传统,在废墟上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殿堂。海子在侧,总安安静静来,闷声不语走,如同配角,非常不“诗人”。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骆一禾的形象更鲜明:面目清秀,身形挺拔,声音很轻,又时常引经据典颇具气势,老穿着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贴着兜、掉了色的那种,脚踩一双蒙了灰尘的白球鞋,好象从远方跋涉而归,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他来自79级中文系,“五四文学社”骨干,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小站》让海子结识了他,接着是81级西语系的西川,和79级中文系的老木,后来被戏称为“北大四才子”。   他们年龄都在20岁左右,海子最小,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写诗和在写诗的时候活着,有一种刀枪不入之感——看不出这世界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们。有时会去五四操场边的“燕春园”喝酒,毕了业挨家聚会,也不嫌麻烦跑去海子所在的昌平,谈论的无非是读书与写作。骆一禾侃侃而谈,是话语中心;老木有点要跟他呛着干;海子听得多,说得少;西川,作为20年后唯一的回忆者,“总是回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样子。”他们谈论黑格尔,讨论康德的翻译,憧憬但丁的《神曲》:“天堂、地狱和炼狱三章,我们一人写不出三个,那就三人各写一个。”他们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小宇宙,那里的空气是温暖、潮润而不流动的,就像一间从早到晚关着窗户点了煤气炉房间里的空气。聚会又会以“集体睡觉”作为结束,多半发生在昌平海子的宿舍,一个歪在椅子上,另外三个横倒向一张单人床,第二天中午再被穿透轻薄的蓝色窗帘的阳光晒醒。   总与骆一禾作比,海子更加内向,可能有点乡村青年的羞怯,可他爱干净,不邋遢,只是会把白色的汗衫洗染成花的,旁若无人穿着,透着野小子的执拗。在西川的工作室,让他讲点更记忆深刻、更惊心动魄的友谊故事,他想了半天:“友谊就是平淡的,没什么戏剧性。打个比方,友谊它就是有人睡我家脚臭得要命想把他赶走,可海子干干净净,平易可亲,使人想跟他呆在一起。”   那时候他还被称为“查海生”,他骄傲的诗歌理想暂时蛰伏,他不够疯狂,过于谦逊,在回忆画面里近乎透明。被叫做“海子”,是后来的事了。   “在这城里,有我的一份工资,一份水”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刊做编辑的海子,像许多80年代青年一样接受了时代在他身上的复制,既没有选择权利,也不必担忧未来,校园生涯结束了,社会生活拉开序幕;作为一个头脑嗡声作响的诗人,他又习惯了这样的猜测:昌平隔绝了诗人期望交流的灵魂,增添了诗人的孤独。昌平位于北京东北侧,安放着几座皇帝陵园和一潭水库,偏远静谧,1984年-1989年,20岁-25岁的海子在这里度过。   1983年夏天,一帮人先被安置在“大钟寺大队”。现在已成为北京三环路边的繁华地段,那时候挨着乡政府,小巷子一拐,一排猪圈对面,正是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宿舍。气味扑鼻,当然闻着闻着也就习惯了,宿舍顶棚上从早到晚趴着黑压压一片苍蝇。大热天也喜欢穿长袖衬衫、走路喜欢脚拖拉地的海子,拎着水壶到宿舍顶头打开水,与新同事相遇、结识。   海子是唐师曾在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朋友。他也来自北大,“爱国卫生委员会”开会时,见到了那个趴在桌子上萎靡不振的圆脸校友。“不是开玩笑的,真有这么个组织,‘爱国卫生委员会’”,唐师曾说:“每个科室都要派一个刚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负责打开水、扫地、点炉子,一度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寄托在暖水瓶上,如果有谁拎起暖水瓶是空的,那简直如芒刺背。”由己及人,唐师曾直觉海子也有点懦弱,不会来事儿,北大毕业也没用,会写诗也没用,爱拍照也没用,社会鲨鱼的大嘴已经张开,把你吞下去,灭掉你的锐气。   1984年,他们被一辆大巴拉到了昌平,校领导踌躇满志站荒地上给他们讲规划:这里盖教学楼,那里是图书馆,一直盖到山脚下。这群年轻人心不在焉地听着,学校没盖好,他们倒先住下了。西环里的住宅区是昌平早期的楼群之一,六层红砖小楼,白漆点缀,依山而建,高级又气派,15号、16号两栋楼被买下做教工宿舍。两个人住共用两室一厅,再有一人常住城里,那就一人独享。海子几乎独自享用着15号楼302,比起挤大宿舍的同学,住筒子楼的同事,舒坦得多,第一年做教辅工资45元,第二年升助教工资56,既无需争取,也没有悬念,既不多也不少,商业文明和市侩作风的城市巨龙还没开始发育,多挣点钱、多花点钱的欲望不会对任何人起作用。   一群“文艺青年”在食堂里熟识起来。他们是北大诗人海子、华东政法诗人吴霖、爱画画的孙理波、还有住海子楼上的常远,他的本领是“人体特异功能”。海子年纪最小,个头不高,被当成腼腆好玩的小兄弟。他有口音,叫孙理波不叫“孙”而是“森”,还给吴霖说过一个有关家乡怀宁的歇后语:迎风撒尿——怀淋(宁),在他读起来,“淋”和“宁”是同一个音。起初在校刊发表诗歌时,海子用了个笔名“扎卡”,没过多久,便自称“海子”,取意青海的高原湖泊。   在孙理波看来,海子算得“时髦青年”。他们总相伴去看电影,海子订了电影杂志,喜欢〈乱世佳人〉,迷恋嘉宝;时不常听点卡篷特的磁带,看到孙理波画油画,海子也试着来上几笔;他的打扮看不出乡村青年的痕迹,整洁朴素,偶尔露花俏,有一次穿了件红毛衣,在一群黑灰蓝中很扎眼,校领导在班车上隐晦地表达了意见。他们看〈等待戈多〉,喝时兴的果子酒,喝到兴起走在路上大声吹牛,傍晚溜达回宿舍,瞥见副食品店门口摆摊卖菜的老农,突然对那平常景色生出些异样的感觉,海子嘟囔:“别以为我们荒诞的生活才是生活,你看,粮食和蔬菜,这才是生活。”孙理波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那句“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正来自于此。   可他的创作过程还是神秘的。在昌平蜗居的5年是创作的高峰期,就像一只桔子,他没办法把自己从里往外全翻给人看,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布满凹洞的圆壳。有一年从贵州来了位狂放诗人,听过海子大名,颇有兴致地提议去游览十三陵,在大红门,海子留下了日后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阳光下他伸展双臂,头高高昂起,帽子捏在手上,阳光穿透他在地上留下阴影。孙理波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他说,也许叫人失望,海子生性内向,不擅表现,这姿势是那位狂放诗人的主意,海子学样来了一张。20年后,狂放诗人早不写诗,被捕了两次,出家做了和尚,传说中练就神功:7天7夜暴走而不歇脚。   尤其因为自杀这样的结局,当人们回忆起来,不免会去强调那些当年发生而在今天看来预兆性的、狂乱的、一定会引发不幸的事情,却极少谈论那段时光的其他特点,比如欢乐情绪、无忧无虑、毫无顾及的自由,用孙理波的话说——他强调了好几遍——“小日子有滋有味。”他把海子分成了“诗人海子”,和“同事小查”,后一种身份,可能难于发现他的灵魂开出的到底是小白花还是小黄花,却易于察觉这个年轻人,连带的,还有他们这一群人身上平凡的、转瞬即逝的欢乐。   他们就那么住在昌平的西环里,在免费供给的两室一厅里,带书架、书桌、床、教研室随便搬回来的发黄的木头椅子、还有用电丝弯好的电炉,桌子上摆着昌平本地产的二锅头,或者果子酒,兴致起了还能煮杯咖啡。那是一个个愉快的傍晚,平均每周在海子,或者孙理波的房间聚会三次,毫不扭捏地朗诵他写的诗,谁也不会对这些诗感到厌烦或者大加评论。海子会一面用床单擦眼镜一面发出“恩”声表示赞许。“这首诗写得够好,可以再朗读一遍,”常远会这样说。有个叫马琛的,常远的朋友,他用职业演员的歌剧男中音朗读海子的诗,他认为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朗诵得更好的。有一天下午,我拨通了已经在广州做教授的马琛的电话,他即兴给我朗诵了一段《悼总理》,80年代著名朗诵艺术家林中华什么腔调,他就什么腔调,一点都不夸张。   小武第一次出现在海子宿舍,大伙揶揄他:“行啊,有女孩儿了。”那年海子20岁,小武是外语系大一新生,身材玲珑、活泼伶俐、通得人情世故。关于他们的相识,有个甜美的传说:海子上课问学生喜欢哪些诗人,小武站起来答:海子,引来哄笑和一段恋情。没有人确认这个说法。在他们相恋的1983-1985年,海子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愉快的爱情诗——“一匹跛了多年的/红色小马/躺在我的小篮里”,“我们合着眼睛共同啜饮/像万里洁白的羊群共同啜饮”,“两片抖动的小红帆/含在我的唇间”……烦扰也许像甜蜜一样不为人所道,有个同事记起政法大学发生过一起跳楼事件,小武得知后万分紧张,误以为是海子。临近毕业,他们分开,她去了南方。   在海子仅记的3篇日记中,1986年11月18日他写:“我一直就预感到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我差一点被毁了。……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   大约前一天,傍晚,海子与同事孙理波坐在政法大学从学院路开往昌平的班车上,车子破烂,窗户呼呼漏风,在初冬凛冽的空气中开了一个多小时,临近昌平时,俩人已经冻透了。拐过昌平的标志“李自成像”,郊区城镇临近,却是一片漆黑,全城停电。海子骂了句:“真像座鬼城!”在政法大学教工宿舍——昌平西环里,二人像行李一样被卸下,孙理波提议干脆去他屋里喝酒聊天算了。街口,他们在副食店买了几瓶昌平本地产二锅头和果子酒,配上几只羊蹄,吃的时候才发现,黑灯瞎火的,羊蹄的毛都没蹄干净。越发感到颓丧,闲聊到11点,海子郁郁离去。第二天一早,昌平下了当年第一场雪。几天后,海子对孙理波说:“那天你救了我一命。我本来打算干掉自己,喝了点酒回去就睡了,第二天起来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突然就不想死了。”   之后出现了小刘,一位昌平文化馆的朴实女子,她到西环里参加了几次聚会,便经常留在这里洗衣做饭,时间不长,又不见再来,孙理波问起,海子敷衍说:“她总想成家。”   1988年末,政法大学青年教师悉数搬离西环里,住进新建的学校宿舍。那群文艺青年恋爱的恋爱,成家的成家,海子每逢春节回家,父母都催:“该谈亲了。”他闷声不答。孙理波也忙着结婚,新房刷墙时,找海子帮忙,向来温和有礼的海子拿一滚子,墙上没滚两下,怒了:“以后有这种事别叫我!”孙理波感觉唐突,事后一想,海子大概不想接受这个小团体的疏远与解体,几个“文艺青年”都忙着应付生活,青春的假期就要结束了。   有天深夜,孙理波想到北京城里还有些牵挂的事儿,班车又没了,辗转难眠,正好海子敲门,他突发奇想:“咱们走去北京城吧!”他们上了路。拐过“李自成像”,踏上乡村土路,军都山像鬼影子一样立在身后,还有些奇怪的鸟,看不到却听得到。海子走在后面,拖拉着脚,扬起灰尘。走到一半,他们在西三旗附近找了个路灯坐下歇脚。灯火绚烂的北京城已在眼前,海子投身其中时,抬起头仿佛看到一只闪光又压抑的巨龙腹部的鳞片,在远处观察,又觉得巨龙覆盖了整个天空;越来越远的昌平则灯光星星点点,在这个年轻的诗人眼中,真说不上来,是安详还是寂寥。 信仰与宗教: 对神秘主义的迷恋   “海子的目光不聚焦,与你四目相对,却觉得没有在看你,而是穿过你,投向更远的地方。他的目光散漫、迷茫,他又在人多的场合不急着成为话语中心,更像‘性格诗人’,游移不定,心不在焉。”   这是海子留给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最深的印象。从表面上看,海子还是那个没有过多强烈倾向的小伙子,他沉默寡言,举止有点笨拙,然而有时候——而且准是在跟谁单独面对面的时候,他会突然特别爱说话,举止急噪,动不动就笑,那兴奋又会像它突然出现那样,突然很快地消失。可作为诗人,他起了些变化。   唐晓渡1982年起在《诗刊》担任编辑,到1986年,一度诗歌投稿一天要装5麻袋,十几个编辑按行政区划分来审读。同年,深圳与安徽的两家报纸发起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有如现今的“超女”,民间诗歌青年倾巢而出,在这个诗歌集会上,展示了由100多位诗人组成的60多个“流派”。西川回忆,那时候各路诗人都有个如同《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联络小本,到处都有总舵主,走哪儿都得拜山头,诗人的“江湖气”仿佛又更容易获得真正流氓的“赏识”:一次“圆明园派”首领黑大春流落青岛身无分文,拿身上一根宽皮带在火车站卖,来俩地痞叫嚣不能在他们的地盘做买卖,给他带了回去,黑大春以为要挨顿揍,结果大哥出面,一听说他是个诗人,请吃了顿饭,皮带买下,给了笔路费,护送到火车站回北京。   唐晓渡是“官方”的人,又与民间诗人颇多交集,既融入其中又在一旁冷静观看。在他看来,海子应时而生:诗歌与诗人诞生的环境,既不能太沉静,也不应太嘈杂,那正是80年代,不被政治左右,也缺乏商业操控。文艺思潮爆发出了压抑后的巨大力量,如同日夜不息的盛宴,诗歌成为其中最敏锐的时代触角,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人。“诗歌界优秀的头脑太多了。海子是优秀中的一个,他很独特,却也不是一下子闪现出巨大的天才的火花乃至火光那个。”   海子的诗歌创作被分成两部分:1983年开始创作的抒情短诗,和1984年开始创作的长诗,其中包括未完成的〈太阳·七部书〉,前一类宛若“人间少女”,有母性水质的爱,后一类却是“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转向父性、烈火般的复仇。诗人藏棣说,海子的诗总体而言,有种对中国古典文学文人气的不信任和抵触,在诗学论文〈一份关于诗学的提纲〉里,海子痛斥中国古典文化,批驳他们缺乏信仰与宗教。海子除了他所享受的青春之外,还需要信仰和仪式,仅仅有诗是不够的,他需要超出诗的东西,一种能让他顶礼膜拜的超越物质世界的象征。   他选择了太阳。他崇尚梵高,他给太阳神殿树起12根柱子,他写:“沉闷的心脏打击我!露出河流与太阳/我漠视祖先/在这变异的时刻在血红的山河/一种痛感升遍我全身!”他高兴地知道波斯人、埃及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古老民族都崇拜过太阳,他熟记那些太阳神的名字,在这些宗教中,太阳又通常代表着繁殖力:太阳使小麦和桃花生长,太阳带来生命。“对生命的讴歌、对生命的热情,还有一些悲伤和真挚,是海子的诗最可贵的地方。”   1988年8月8日,唐晓渡对日子记得很清楚,他前往西藏参加诗会,在拉萨偶遇已经云游了半个多月的海子。诗人一平与海子同行,俩人背着大包,讲起一路蹭火车的经历,十分欢快。一平讲,有时海子也叫人吃不消,夜里在小旅店抽烟,把被子点着了,差点被人赶出来。他们在拉萨途径玛尼堆,每人都拾了些碎片,惟独海子一定要背两尊巨大的石头佛像,唐晓渡劝他,六字箴言自有深意,不过是个象征,不必劳神背这么重的东西回北京,海子坚持说他那两尊佛像有特别的故事。他对藏域文明与神秘主义有着偏执的迷恋。   西藏之行还有个小插曲。海子结识了正在组织诗歌节的一位西藏女诗人,她已成家,且小有名气,第一天初谋面,海子就表达爱意,西藏女诗人当他是个小孩,向朋友抱怨了一下,视作儿戏,几天后,海子又深夜到女诗人家喝酒,入夜要求留下,女诗人愠怒着把他撵走。海子的友人猜测,这大约反映了他对雪域高原的迷恋,野小子的执拗劲儿说上来就上来。也许带了一点西藏既可接近又不能参透的心情,海子离开了西藏,同时期写下这样的诗句:“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他说: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   海子的诗歌创作理念与骆一禾相近,他们曾经谈论写作如同一个黑洞,那种燃烧生命式的写作、“赤道”式的写作,总会不由自主被吸进黑洞。他写作的长诗〈太阳·七部书〉便寄托了他意图在诗中寻找信仰,暴烈与燃烧的激情。他景仰诗人歌德,而歌德的〈浮士德〉从容写了60年;他又将情怀寄托于荷尔德林,写过诗学文章〈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这位生性浪漫的德国诗人晚年发了疯。海子高速工作,一天能写几百行诗。海子去世后,骆一禾在纪念文章〈海子生涯〉中写:“他的生和死都与〈太阳·七部书〉有关。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   与海子住同一栋教学楼的常远仿佛对海子有先天的吸引力——他自大学起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身边群聚一群神人,传说中他更是法力高强,人称“常大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年后再见到常远,他在中国政法大学司法考试部的半地下室办公,研究与“人体特异功能”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工程”。一位平常的中年人,时常被两种情绪左右:自称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多年,受到过钱学森的接见,辉煌一时;又坚决不承认自己懂得气功,更没有教授过海子,“要说气功大师,海子才是大师。跟他比,我是一,他是十。”1979年起气功亦是社会风尚,神州大地遍部特异功能者,毛泽东去世后,更有戏称“神没鬼出”。政法大学那帮年轻教师受常远影响,也几乎人人打打坐运运气。海子对特异功能或气功的兴致,也许源于对神秘主义的迷恋,一位同事撰写的文件里写:“海子涉猎甚广,博览群书,所关注的领域包括东西方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法学、系统科学、数学、逻辑学、语言学、美学、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理论物理学、心理学、佛教密宗、道教、历史……”常远说海子无师自通,练功的热切无人能及,时常深夜练功,用手在水面上运气以验证功力,天刚破晓,还能见到他在小山的水塔边打坐。   诗友们都知道他练气功,也是值得理解的事。这个诗人,仿佛可以通过这种途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引唤出诗中要表达的幻象。他大概经历过这样一种折磨:气功练到某种程度,他给自己和别人造成了才气得来不费功夫的错觉:词句从他笔下涌出来,双关、隐喻、神话传说……;可过不了多久,他的欢乐情绪就会和一些执拗混合在一起,接着又是狂暴的写作,和接近绝望的忏悔,这种不断反复的过程中,他既没有时间来写他的诗,也没有空闲修改手稿。   海子去世68天后,1989年5月31日,28岁的骆一禾去世,鉴定书上写“用脑过度,造成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随后不久,老木移居美国,来信渐少,精神越发癫狂。只有西川还留在北京,有条不紊地整理手稿、编纂诗集、做教授、写诗……。而诗人与诗歌,越来越如同“80年代的游魂”。   美国小说家约翰·契佛的小说〈苹果世界〉里,有那么一伙5人组合的诗人小团体,其中一位开枪自杀,一位跳河自杀,一位自缢,一位死于震颤性癫痫,剩下的一位奋力反抗自毁的预言,活了下来,还很长寿,依然在写一些歌颂光明与天空不可剥夺尊严的诗歌,可是有一天,他感到一种邪恶的诱惑……在西川的工作室,我对他讲起这个故事,他沉思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也有没绷住的时候。”西川说海子有时像住在他的身体里,在他游移不绝的时候,在他不再感到激动的时候,那个野小子就冒出来,猛力推他一把。   西川还是继续讲过去的事。“北大四才子”凑在一起常喝酒,骆一禾和老木有点酒量,海子酒量不行可架不住爱起哄,只有西川不喝,几杯下肚,都东倒西歪,留下西川一个人收拾残局。命运的安排好象复制了这酒局上的分工。西川至今仍滴酒不沾。   时代的晚上   1989年3月25日,海子自杀的前一天,他清晨6点半坐上了从昌平开往北京市里的班车,穿着那件被校领导批评太花哨的红毛衣,外面套着灰夹克,背包里放了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还有几只桔子。他也许依然感到“肺要坏了,嘴里充满着烂苹果的味道”。这是一星期前,他到《诗刊》编辑部找唐晓渡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海子坐沙发上闷闷不乐,觉得北京的诗歌圈子真有些霸道。   1988年冬天,唐哓渡与诗人芒克、杨炼等组建诗歌团体“幸存者俱乐部”,将北京的〈今天〉诗歌圈和圆明园诗社聚合在一起,邀请人名单中有骆一禾、海子和西川。骆一禾以一封长信婉言拒绝了,信中大意为:诗人确实应该为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但是我天生不喜欢进入到任何一个集体,我更愿意一个人独立的读、写、想,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参加了,希望俱乐部越办越好。“北大四才子”中的老木急了,他跑到〈诗刊〉质问唐哓渡为何不邀请他,唐答:“幸存者俱乐部”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权力机构,不过大家志同道合造一个氛围。俱乐部每月一聚,每次集中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大约第三次讨论到海子时,因为“长诗”的创作理念起了些冲突,大都认为海子的长诗不够丰满,缺少足够的支撑点。起初还比较讲风度,诗人多多说着说着起了意气,一句“你们这些年轻人,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海子急红了脸,匆匆离去。   事后,这成为海子难于融入北京诗歌圈的佐证,再加上早前他还受到过“北京西山批判”,在四川旅行时也遭遇一位四川诗人的讥讽,海子仿佛始终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   海子到达学院路后,步行去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好多人努力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是那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三月风光;也有人坚持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沉重的气味,在不幸即将来临的时刻,飘着蒙蒙细雨。路上他碰见了骑自行车上班的西川母亲,她远远看着海子,不大敢确定,没有打招呼。她蛮喜欢这个年轻人,每次到家里做客,都干净有礼,她还觉得他长得“俊”。海子的目的地是河北山海关,作为北京周边少有的慢行火车道,那里已经有过几次卧轨事件。有所准备的人才会了解:躺卧在火车头前往往被顶着走出去好远,慢行道不同,火车缓缓开过,躺到两截车厢中间。有一次,海子跟昌平诗人苇岸讨论怎样死去才有尊严,苇岸说上吊太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死法是从飞机上往下跳。   大约10天前,政法大学的同事搞了一次聚餐,海子喝醉了,第二天一醒,就怀疑自己醉后讲了许多不当的话——有关他和初恋女友小武的事情。他觉得这是对小武的伤害,难以自我原谅。根据《海子评传》推论,已嫁到深圳的小武打算移居美国,那阵子回到北京,与海子告别。依据是,2月份海子的创作里频频出现有关海洋的意向:《献给太平洋》、《太平洋上的贾宝玉》……,还有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最后一位恋人,直到海子去世前夕才为人所知。她是政法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已经成家,她在不被知晓中陪伴海子走完人生,有张流传广泛的海子照片,印在〈海子诗全集〉的书脊上:他眼睛半弯盯住镜头,手举在半空,愉快地笑着。照片正是那位恋人所拍。   海子自杀前一个星期,孙理波生了个儿子,整个星期都没在昌平住。最后一次见面,他刚把自行车停在教学楼门口,海子走出来,拿一沓表格,神情颓丧,还象以往那样,走起路来脚拖地,嚓嚓作响,抱怨说:“他们评讲师,也不告诉我一声。”孙理波安慰他几句,也不是有谁故意要排挤,评讲师拿表格全靠自己盯着,他觉得海子太心不在焉。海子邀他回屋聊会儿,他拒绝了,家里还有儿子哇哇乱叫等着照顾。孙理波没想到这是最后的谋面:“海子说,我曾经救过他一回。那一次,假如我陪他说说话,也许还能再救他一回。”   海子3月25号中午抵达山海关。(地貌,实地考察一下)他在街上闲逛,太阳炽热,他只吃了几瓣桔子。   回头再看,才发觉那是最后的告别。3月11号,海子和骆一禾、老木来到西川家,仿佛往常一样谈文论道:骆一禾是话语中心,老木要跟他呛着干,海子缄默不语,西川面目模糊。街上已有些蠢蠢欲动的味道,老木是骨干分子,走哪儿都带着保镖。他很快因政见不同与骆一禾吵了起来。在那不甚愉快的回忆里,海子好象只说过一句话:“你们城里人想到乡村的麦田,总以为生气勃勃,你要看夏末麦子收割后的田野,只剩下烧黑了的麦茬,那是‘荒凉’。”   3月25日凌晨3点,海子在宿舍里喊了声“我不行了!”。单元楼里的几个同事赶到他房间查看,敷衍走同事,他写下了“不是遗书的5封遗书”。几次提到“幻听”、“折磨”、“昏迷”,他写:“从上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某又对我进行了1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   海子失踪了两天,3月26号,政法大学校方打开了海子宿舍的门。房间明亮干净,蓝色窗帘依然微微透光,书架整理过了,7卷本印度史诗〈罗衍摩那〉摆在书桌显眼处,没来得及修改的手稿,都被塑料绳捆成小捆,放在从家乡带来的小木箱里,摆得一丝不苟。捆扎的塑料绳被仔细编成了麻花辩的样式。5封“遗书”放在抽屉里。   常远急了。他被要求立刻写出一份交代材料,他也祈盼尽快找到海子,“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他写:“这些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关系一直很好,我从未与他吵过一次嘴,也从未与他闹过任何别扭。”自杀消息传来,常远本打算也去一趟山海关,被同事按住,学校通知他“不许外出,随叫随到”。4月的精神鉴定会上,常远解释说,也许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脑子里出现幻象,把这幻象强加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也又坚称海子绝对没有精神分裂。“有一次他大叫屋子里闹鬼了,我和马琛过去一看,一面墙上的唐卡突然飞到了另一面墙上,地上的椅子咔咔抖动。不是幻象,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海子最终被鉴定为“精神分裂”。   海子躺到火车慢行道之前,把外套脱了,叠好,放在一旁,下面垫着书包,里面有最后一封遗书,他否认了前5封“遗书”,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在后来不断衍生的神话里,海子肠胃里仅有的几瓣桔子成为太阳的象征。神话里说,桔子在他手上,不偏不倚被火车斩为两半,就像海子的身体一样。   学校接到警方的电话时,已是26日深夜,电报迅速发到安徽:“海子病重,父母双方速来。”海子的父亲查正全说,这叫“骗”。在山海关,他们见到的是冰冻过,整理过遗容的儿子。有张追悼会的照片,海子躺在花簇中,穿一身藏蓝色中山装,脸被抹得灰白,头发往后背,神色,有一点窘迫。他以一种全中国的殡仪馆都极为擅长的弱化个性的方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查正全和操采菊穿着土布棉袄,为防昏倒,被众人架在一旁。   他们在北京只呆了4天,走时带着海子班驳的小皮箱、亮黄色的绒毛小狗、蓝格子床单、行军水壶、绿色挎包……还有2000多册藏书。辗转几次搬家,它们都没有被丢掉。最后一次,海子大弟弟查曙明的儿子、二弟弟查训成的媳妇和三弟弟查舜君,花了两个月为这些书编写序号,再由在文化馆工作的堂姐输入电脑,就像组建一个小型图书馆,四家人里有文化的,都出了力。它们整整齐齐,脊背上粘着小标签,码进“历史的房间”。   “ 海子的死使他成为持久的信仰 ”   坐在那只年代久远的香樟木海棠雕花床上,谈论着海子的查正全与操采菊,至今仍陷在那种迷惑里——在他们的回忆中,这个儿子有个愉悦的童年,看上去平静舒缓的青年时代,即便跟家里不是很亲近,他们也能理解,毕竟他已是个“城里人”,可是突然间他定格在那个遥远陌生叫做“山海关”的火车铁轨上,就像戛然而止的琴弦,他们从未料想也不能明白。而关于这个儿子的记忆,在他去世之后,又奇怪地繁衍生长起来。   1989年夏季,海子去世后不久,“海子故居”来了位叫孟璐君,或者叫东军,或者叫曾照东,或者压根不知道叫什么的年轻人,他自称海子生前诗友,住了几天后,又说是一起练气功的。他在查家住了1个月,临了“借”走了海子藏书6本(包括海子自杀时带在身上的《瓦尔登湖》和《孤筏重洋》)、遗书两封、生活照两张、追悼会照片十几张,押的是他的各种证书:中国作协山东分会文学讲习所结业证、华夏智能气功科学函授班学员证……,每个证件上的名字都不同。至今证书仍押在海子故居内,藏书遗物却再没回来。后来还有位叫胡志勇的,在查家住了半个月,仿佛等待着什么,从美国来了封信,字体清秀,是个女孩写的,内文操采菊看过一眼,大意说海子是为“我们”而死,收到信不要回了。胡志勇拿着信不辞而别。络绎的来客,既显示着海子在外面世界日益增长的分量,也考验老两口的戒备心,他们怀着欣慰和朴实接待他们,又被一次次的欺骗和不辞而别搞糊涂了。“那个胡志勇其实人不错,老头胃出血犯了,还寄药来。”操采菊说。   海子去世几个月,“幸存者俱乐部”在诗歌节上安排了悼念海子的段落,诗人们在一架点上蜡烛的灵车前低诵海子的诗,曾经“批判”过海子的多多,忍不住落泪。西川曾经在〈死亡后记〉中用AB,CD,EFG指代这诗歌江湖中的恩头债主,他既不想再激起波澜,又无法回避那些与浪漫情怀背道而驰的俗世纷争。而自杀,仿佛使海子获得了一种“权利”:“海子死后,他慢慢的不再属于诗歌江湖,他就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海子始终追求的信仰与仪式,也因为死亡而意外获得:“中国人的自信,中国人的自卑,中国人的得意洋洋,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都要为死亡让步。海子的死使他成为了持久的信仰。”   1990年,海子去世后近一年,〈花城〉上发表了海子的一组诗,这是他第一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诗歌。开篇是一首〈祖国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籍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 这些诗立刻引起激烈回响,海子开始获得更多关注。其中一条评论为:值得庆幸,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么快就恢复了有力的声音。   夹在80年代和92年市场经济盛行之间的过渡期,大学校园与文艺界气氛压抑,海子语言的强度、王位、血、太阳的荣耀、以梦为马的精神、5月的麦地……提供了一种对抗萧条的幻想,阅读海子如同一种秘密的兄弟会,分享一种隐秘的雄性情谊。北京大学教授胡续东就是这么一位:“那段时光令人难忘,海子带来一种悲怆,一直差不多到了网络时代,人才变得油滑起来。”   胡续东说,除了诗歌养分外,海子更准确地击中了后世青年隐秘的意识,这关乎一种情绪,更像是种生活方式:“一条就是背包暴走,海子两次去西藏,之后是青海、四川,以一种强烈的抒情为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重新命名,对更年轻一代很有吸引力,他们每年一到暑假去西藏的去西藏,闯新疆的闯新疆,走西口的走西口,奔走造就一种工夫在诗外的气象。还有些文学青年,在海子身上发现了一个农业文明抒情者的身影,他们正巧在商业浪潮到来前感到无所适从,海子就像有招魂术一样,他们全都开始写‘麦子诗’,在海子身上注入了一种戏剧性的自我投射与自我幻想。还有一拔是90年代早期的文艺青年、摇滚青年、戏剧青年,齐刷刷跟商量好似的读海子,都有点像顾长卫的《立春》里那帮人,一帮在强大的离心力之下,被摔出来的无所适从的人,他们觉得海子是能够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能够让他们看到一种被我们后来称之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怪兽到来之前的,那种个体的文化书写者最后的尊严。”   不仅海子被神化,整个80年代都被神化,有时候它会伪装成全民精神史的形象出现。在胡续东看来,与海子共同走过青春期的那拨人,也许没有后世狂热,却有“更多伟大的同情和隐蔽的认同”。   直到1990年,海子的同系校友陈陟云才得知自杀的诗人“海子”就是同校诗友查海生。1983年海子毕业前,他们在北大五四广场外的“燕春园”匆匆一聚,就着两碟花生米,点了支五星啤酒,喝到晕忽,陈陟云为海子念了首〈饯别——送查海生同学〉:“日光灯也扑打着炫目的翅膀/你就要走了/我们仿佛是两条不同坐标轴上的/两个不确定的数/相遇,一切都还是零……”毕业后陈陟云回到广东老家,从事司法工作。现在已是一位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偶尔写诗,也热中接待来访诗友。诗的感性、真诚与悲悯,在他看来,成为刚性的、冰冷的法律的调和。2008年四川地震时,他被要求作首诗,陈陟云拒绝了:“诗,应该是生活中升华了的东西,唯美的,可望不可及的。我不写地震诗,并不是说我不痛苦,我不担当,而是不能用诗来担当。”   那位宣称看了海子的诗不就好意思再写的同班同学刘广安,毕业后也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不同的是海子教书,他读博士。毕业后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法制史教授,这使他养成了不苟言笑的习惯。谈起海子与小武的恋爱,老教授有一点点激动,他叫她“海子的小朋友”,在海子书桌的一面小镜子上看过她的照片:“用金童玉女形容都不为过。海子的小朋友个头不高,轮廓分明,很有异域风情,好象个俄罗斯少女。” 这位发际线已微微向后退去的老同学,果真没有再写诗,他说就算分手曾经让海子痛苦,也促使他创作了更动人的诗句——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名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有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经历过让他迷醉、又使他心碎的初恋”。刘广安啜泣了起来。   海子的四位恋人,如今也近中年,知情人都以“保护她们”的心愿不再提供更多线索。初恋小武,和最后一位同事恋人,都经历了波折的婚姻,至今仍孑然一身。打通西藏女诗人电话时,那头是个讶异的中年女性声音,她几乎忘记了那个20年前在西藏匆匆谋面的小个子诗人,只是简短地说:“海子不该自杀,他和骆一禾,他们都是富有才华的年轻诗人。”   1989年2月,海子曾写下〈四姐妹〉,象是对那些匆匆恋情的惋悼: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空气中的一棵麦子 高举到我的头顶 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 怀念我空空的房间, 落满灰尘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 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 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 走向月亮形的山峰 ……”    “就好象一群人结伴前行,走着走着,没留神的,突然少一个人。活生生的没了,活生生的没了。”与海子短暂同事的唐师曾感叹。只在政法大学呆了一年多,他就离开了。这位从没停止冒险的摄影师,去伊拉克、探险可可西里无人区、踏进热带雨林、抵达珠峰,每一次都有过赴死的决心。他说,海子总与自行车骑过林荫道,蒙蒙小雨打不湿衣服联系在一起,那是精神干净的青春期,可精神干净不能当饭吃,到处有躯壳在表演,任世界堕落无能为力。“最不应该死的人死了,我们这些懦弱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就此活了下来。”   在西川的工作室,他提起感觉自己身体里住着一群人:“我既是海子的朋友,这么过了20年,回头看,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我还是他的亲人,亲情就是由好多烦琐的事交织在一起,这里面有个分寸。我不知道我该深入到多深。”他说海子被记住,也许源于他的青春与简单,他的新鲜、纯净、冲击力,尖锐,对语言的霸占……都来自那简单。恰好,80年代也如同海子一般青春简单,也许稚嫩,却有着理直气壮关心时代的悲壮。   “现在,看看,我就是个中年人”,西川拿着一首海子早年写的小情诗《女孩子》:“她走来/断断续续地走来/洁净的脚印/沾满清凉的露水……中年人是什么?就是心里充斥着纠缠、挣扎、复杂的情感,再看到这样的女孩子,不会起什么波澜。”窗外车声嘈杂,人流不息,那里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更富中年人气息的时代。   http://www.bullock.cn/blogs/catnapkun/archives/157773.aspx

徐锡麟安庆巡警学堂起义记

安庆巡警学堂起义记 发布时间:2011-10-13 8:44:04      文章来源:  中国反腐倡廉网      作者: 尹曙生     阅读199 次      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1873~1907年)领导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英勇行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大事。一些近现代历史书籍对这件事都有记载。但是都不那么详细、具体,有的甚至有史实错误。它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起义为什么在短短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失败了,有哪些经验教训?笔者因工作关系,阅读过国家档案馆有关史料,现整理记载如下。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3年游历日本,1904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和秋瑾(他们俩是表兄妹,也是好朋友,私人感情很深)办大通学堂,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积蓄革命力量。1906年春,为进行革命活动,徐锡麟捐资(拿钱买官)成为清政府道员,赴安徽候补,由其表叔、时任湖北学政俞廉三和浙江巡抚寿山推荐,被恩铭任命为巡警总局会办兼巡警学堂(警察学校)监督(总办是毓秀,不到学堂管事,由徐锡麟主持全面工作)。1907年春,他与秋瑾密谋,准备择机在皖、浙两省同时举行起义,然后占领中国东南各省,再图全国。可是光复会的一个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供称光复会首领光汉子已经进入安徽官场。两江总督端方获悉,紧急电令安徽巡抚恩铭搜捕光复会首领光汉子(徐锡麟的化名),恩铭不知道光汉子就是徐锡麟,他将侦办这件事交给徐锡麟。徐锡麟十分震惊,意识到恩铭会从各方面加紧侦办,也许恩铭对自己有怀疑,交他侦办这个案子,是有意试探他,很快就会知道他就是光汉子。形势危急,刻不容缓,必须提前举行起义。同时他得知秋瑾因为同样原因准备在5月26日提前举行起义的消息后,虽然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仍决定5月28日趁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届时趁军、政界要员将出席之机,举行起义,将清廷在安徽主要官员一网打尽。擒贼先擒王,其重点目标是刺杀恩铭,使安徽的清廷官员群龙无首,失去指挥者,这样,成功的把握就大,对起义后扩大斗争规模大有好处。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5月19日徐锡麟亲往巡抚衙门,请恩铭出席28日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检阅学生受训情况。恩铭并没有对徐锡麟有任何怀疑,满口答应出席,但是因为他要在28日参加朋友张次山母亲80大寿宴席,在时间安排上有冲突,于是徐锡麟决定将毕业典礼提前到5月26日举行。恩铭答应了。     徐锡麟认识到由于时间紧迫,准备工作更加不足,只好打算在26日毕业典礼正式开始之前,设宴将清廷在安徽的主要官员们先请到巡警学堂花厅,事先在那里埋下炸弹,到时候引爆,将他们全部炸死。     在这关键时刻,5月25日光复会骨干分子、徐锡麟得力助手陈伯平(1882年生,别号光复子,浙江绍兴人,1906年初随徐锡麟到日本留学,入支那学堂学巡警,同年秋应秋瑾电邀回国,协助秋瑾创办《中国女报》)、马宗汉(浙江慈溪人,1905年加入光复会,1906年1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同年4月回国,在家乡任教)从上海来到安庆,得知提前举行起义,感到太仓促了,要求徐锡麟改变计划,延期举行起义。徐锡麟对他们说:端方电令恩铭,清廷已经知道有人要举行起义,正在加紧秘密侦查,如不提前举行起义,我们都将成为阶下囚。他还对陈、马二人说:“你们不必怀疑,一切准备工作我都做好了,起义也布置好了(其实起义工作根本没有准备好——笔者)。只要我们杀了恩铭,便可宣布反清革命;在安徽,除了几个满清官员外,那些汉族官员,只要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他们就会醒悟过来,拥护我们(这个估计也彻底错了,正是一个汉族官员洞察他的计划,密告满族官员,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笔者)。那些不拥护我们起义的人,由于我们事先破坏了通信联络,使他们失去联系,不能调动军队来镇压,而我们的革命援军就会到来,浙江方面也会支持我们,先拿下安庆,下一步我们就会拿下南京。”陈、马二人得知恩铭已经从端方那里知道有人要举行推翻清廷的起义,必然会抓紧侦查活动,也认为起义时间越早越好,表示赞成徐锡麟的意见,决心和他共生死同患难。当日夜里,他们三个人起草起义文告,制作光复会军旗一面,上书“光复汉族,大振国权”。陈伯平代表光复会,将“讨虏大元帅”的印鉴交给徐锡麟,然后他们将秘密运来的四箱子弹、十余支刀枪、数枚炸弹运进一间未住人的学生宿舍,以备急需时用,并对第二天的起义细节,做了妥善安排。     26日凌晨,徐锡麟换上一身崭新警服,佩带刀枪,来到学堂操场,对集合起来的学员发表演说:“我来皖省并非贪图利禄,为的是矢志救国,诸君行止坐卧,当不忘救国二字;如忘了救国,便失去人格。我自到校以来,与诸君相处不久,然感情弥深。我为救国责任所系,不敢苟且偷安,所以有特别的计划将要于今天实行。你们要体察我心,助我成功。”     徐锡麟演说时声音高亢,情绪激昂,深深地感动了学员。但是学员们有些茫然,不知道他所说的“救国”的确切含义、不知道他说的“有特别 的计划要于今天实行”的是什么计划,他今天要干什么?学生们一头雾水。接着,徐锡麟拿出警哨,对学员说:“如遇紧急情况,以警哨为号,听到 哨音,大家立即集合,听从指挥。”     学员散去之后,徐锡麟又到学员宿舍同他们交谈,说,“今天大家就要为人民求幸福了,我与你们是师生之谊,假如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才 是。”学员们仍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接着,徐锡麟来到学堂前客厅,总教习(教官)赵廷玺、教习胡国宾、收支委员(后勤官)顾松在那里等候,徐锡麟命令顾松告诉门卫,待恩铭等各部要员来到学堂后,立即把大门关上,任何人不得出入。徐锡麟不了解顾松,就轻易下达这样一道草率的命令,铸成了大祸。顾松虽然答应照办,但颇为怀疑徐的动机。就在这时,藩台(仅次于巡抚的最高行政官)冯煦、臬台(司法官)毓秀、学台(教育、考试官)沈曾植等走来,徐锡麟出去迎接。顾松对走近自己身边的毓秀哨声说道:“徐会办不是好人,各位大人要警惕!”毓秀虽不露声色,但暗自吃惊。     过了一会,恩铭坐着八抬大轿,在文武巡捕的护卫下来到巡警学堂,徐锡麟将他迎进客厅后,对来宾大声说:“宴席已在花厅摆好,请大帅和各位大人先去用膳,然后再参加学员毕业典礼。”恩铭听了不置可否,环顾左右官员,只见毓秀向他摇头,引起他的警觉。但是这时他并没有对徐锡麟产生怀疑,于是便说:“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酒就不喝了”。徐锡麟听了这话,想到在花厅炸死他们的计划将要落空,心中焦急,但是并不慌张,随机应变道:“大帅既然不舒服,就请到东礼堂观看毕业典礼吧”。于是恩铭和其他官员在徐锡麟引导下来到东礼堂坐下。     陈伯平、马宗汉潜伏在花厅准备引爆炸弹、刺杀恩铭的行动落空,只好暗带武器到东礼堂待机而动。     上午九时整,毕业典礼开始。总教习赵廷玺指挥队伍,发出口令,向恩铭行谒督礼。礼毕,站到一边。接着,徐锡麟站起来,走到恩铭面前,行礼毕,然后说道:“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他在给陈伯平、马宗汉发出的刺杀恩铭的信号。恩铭大惊,紧急问道:“徐会办从何得此消息?”话音未落,站在廊阶下的陈伯平,向恩铭投去一枚炸弹,由于准备不足,炸弹没有爆炸。徐锡麟见到这种情况,只好自己动手,乘机大声对恩铭说:“大帅放心,我一定将此革命党捉拿归案。”说话间,他从长筒靴中抽出两支手枪,对准恩铭猛射,恩铭应声倒下。陈伯平、马宗汉也一起开枪射击,礼堂顿时大乱,官员们纷纷逃命。恩铭身中7弹,卫士不知所措,一死一伤,其他官员也有数人重伤。恩铭仆人背着他想逃走,被陈伯平发现追上,又补了几枪,当场死去。礼堂里满族官员全部逃走。徐锡麟对没能将他们关在学堂一网打尽,十分恼火,正遇上收支顾松,对其大声斥责,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把所有出入的门关上,还没等顾松回答,举枪将其击毙;然后跑到大门口,又将看门的卫兵击毙。再返回来吹哨集合学生。300名毕业生,只到了50余人。他高声训话,说:“今日本堂毕业大典,不幸潜藏坏人,枪击府台,却喜刺客就擒,已经被我枪毙,但惟恐尚有党羽,不可不防。我们都是警界中人,必须准备枪械,请跟随我去捉奸细”。     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给学员说实话,集合起来的学员不明就里,跟着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直扑巡府衙门。那些逃回巡府衙门的满族官员,布置重兵把守,严阵以待。徐锡麟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带着那些赤手空拳的学生向城西大珠巷军械所进发。学员们这时才真正知道徐锡麟的目的,于是50多名学员有20多名趁机逃走了,没有逃走的只有30名学生。军械所总办闻之革命党要来,带着钥匙逃跑了。徐锡麟带领的学生虽顺利进入军械所,可是枪支弹药库房的铁门坚固无比,怎么也打不开;在另一间库房里得到6尊大炮和几颗炮弹,但是不能派上用场。徐锡麟只好写信给他认识的驻扎在安庆东门的新军一标(相当于团)二营管带王则宾,命令他杀掉恩铭的心腹、一营管带樊卫堂,然后和他会合;又写信给新军炮营管带吴介麟,命令他带兵入城声援。可是城内已经戒严,送信的人无法出城,吴介麟得悉起义消息,虽带领炮营军队前去营救,却被阻于城外,只好返回。     徐锡麟占领军械所之际,从学堂逃回的藩台冯煦,组织军队追剿徐锡麟,派缉捕营管带杜春霖率兵追捕,悬赏3000两白银捉拿徐锡麟;并电告两江总督端方,派兵前来镇压起义军。     杜春霖接到命令,踌躇满志,先独自一人来到枪械所面见徐锡麟,劝他投降,只要放下武器,保证他逃跑出城。遭到徐锡麟拒绝。其实杜春霖 名为劝降,实则是来侦查徐的军事实力,而徐锡麟没有看清他的目的,没有把他扣下,让他回去,留下祸患。当杜春霖知道徐锡麟所带起义队伍不过二三十人,枪不过几支,于是带兵围住军械所。起义军利用军械所建筑物作为掩护,双方战斗两个小时,僵持不下。毓秀又增兵几百人,将军械所重重包围。捉拿徐锡麟的赏银由3000两增至7000两,后升至1万两。但清兵慑于革命党的英勇无畏精神,不敢冲进军械所。     激烈战斗持续6个小时,起义军先后打死打伤巡防营和缉捕营几十名官兵,陈伯平也在战斗中英勇献身。这时,起义军所剩子弹不多,援军又无消息,马宗汉对徐锡麟说:“起义难以成功,不如焚烧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徐锡麟摇头道:“不行!我们革命党要杀的是满人,若是烧军械所,则是黑白不分,全城将化为灰烬,百姓遭殃。”马宗汉又提议说:“那我们就用那几门大炮开炮,清兵必然躲避,我们就趁机冲出去,否则只能坐以待毙。”徐锡麟摇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这开花炮厉害得很,城中居民密集,一颗炮弹落下,会有多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我们革命党的行动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岂有伤害人民的道理!这是我宁死也不会做的。”     清军火力越来越猛,离军械所越来越近。徐锡麟命令马宗汉带领未牺牲的二十几名学员从后面越墙而出,各寻生路,日后再图大业。等他们走了以后,徐锡麟脱下警服,穿一件衬衫,一条黑裤,翻墙越屋离开军械所。杜春霖带领的缉捕营占领了军械所,方知徐锡麟已不在那里,便命令对周围民房逐一进行搜查,不多时在大珠巷一姓方的居民家中,将徐锡麟捕获。     徐锡麟被押到督练公所,由冯煦和抚幕张次山、臬司毓朗会审。冯煦问他:“恩铭是你恩师,你初到这里,他就让你充当陆军会堂会办,又让你当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监督,待你如手足,你为什么这样毫无心肝?”徐锡麟答道:“他待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了平天下的公愤。”审毕,要徐锡麟在笔录上签字,他奋笔嫉书,写下如下话语:“为排满事,蓄志几十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满贼,别无他为。”     当晚,徐锡麟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被斩首挖心,时年34岁。恩铭的心腹卫士把徐的心、肝割下炒熟下酒。     几天后,马宗汉和越墙逃跑的二十几名巡警学堂学生先后被捕,8月24日马宗汉被杀,年仅24岁。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失败。     7月10日,秋瑾得知安庆巡警学堂起义失败,徐锡麟牺牲。她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别人劝她赶快离开绍兴,她不愿意走,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以死相待。绍兴绅士胡道南向清廷密告秋瑾是革命党,徐锡麟同伙。7月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7月15日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摘自《炎黄春秋》2011.10,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张妍  

晚明江浙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

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点是苏州玄妙观。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乌云般聚集。一连三日,不呼而集者万人。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六十人之首脑葛成,一位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率众誓神,一呼而万人响应。民众一举一动,皆视葛成芭蕉扇所指。在葛成主持下,此次集体行动的法则也被约定:不挟寸刃,不掠一物;矢誓倡义,不取一钱。自始自终,民变的诉求与策略都很明确,它不是为了推翻政权,也不是要打家劫舍,而是抗议横征暴敛的税务政策、惩戒上下其手的税务酷吏。 六月初六,民变者如山川奔腾般涌上街头,史称“织佣之变”。上午,民变者在灭渡桥捶毙正向卖瓜卖米者征税的参随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之后分别冲向阊、胥二门,四处殴杀税官,乃至缚而投之于河。 六月初七,民变者痛殴潘行禄、周仰云等十多名税官,并捣毁其室庐。长州知县邓云霄竟也参与民变,将捉到的委官头目汤莘、徐成带到玄妙观接受公审,愤怒的群众将二人当场殴死。流血使人群沸腾,民变者如群狮冲向苏州税监、宦官孙隆的官署,孙隆越墙逃脱。 六月初八,民变队伍又到支持税官的乡绅丁元复家和归某家,焚烧其屋,痛打其人,“一个也不宽恕”。在持续三日、目标明确的集体行动中,暴力与悲情尽情释放,但哗变者并不扰民,偶有趁乱打劫者,亦为葛成诛杀。至此,诸税官次第芟尽,税棍也受到严厉惩戒。 六月初九,苏州各城门贴出民变者的榜文,声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随后葛成自首,坦胸受惩:“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若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苏州太守朱燮元为葛成的言行所感,同时也是投鼠忌器,怕再次激发民变,将葛成改名葛贤,收监下狱。明神宗迫于严峻形势,以“抚”为基调,温柔结案:“苏州府织房机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只破起衅之人,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只收监领头者葛成,不及其余。而葛成在关押13年后,经巡按御史房壮丽特请矜宥,被释放回乡。出狱后,吴人敬之若神圣,尊称为“葛将军”。一场因抗税而起的民变,至此以较和谐的结局收场。 苏州之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万历间,因连年用兵和大兴土木,出现严重财政危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从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数年间,钞关遍布大江南北,运河、长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叠税。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且形成由地痞恶棍集合、披着税务外衣的黑恶势力,各地城市与商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工商业倒闭者甚众。在民变前,苏州城内即有民谣传唱:“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 猛于虎毒于蛇的矿税苛政,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广泛引发民变。除了1601年苏州织佣之变,此前还有1599年临清万人抗税,此后还有1602年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1603年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临终遗诏罢除矿税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饥荒等而起的农民起义,又接踵摩肩,明朝终于覆灭。故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乾隆帝也评论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1601年的苏州民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话题:当税收这种关系民生至要的国之重器被滥用时,抵制甚至抗击“恶税”,便会成为在人民中达成共识的正当防卫,进而激发民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学者巫仁恕有系统研究。他认为,晚明因抗税而起的民变,乃是一种“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概念,源于查尔斯·蒂利,主要泛指人们为追求共同权益而集聚的行动)。引发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和农民叛乱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有时也跟贫富差距、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族群冲突有关。但城市集体行动与农民起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百姓的抗争,容易安抚,因为他们通常还能勉强生存,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农民,一旦起义,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风暴。简单地说,城市民变虽有抗争,并不颠覆,“他们反官员,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来,晚明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已然内涵公民不服从的兴味。所谓公民不服从,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约有三个源头——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一般而言,公民不服从有两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直接的公民不服从是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机户罢工及逃亡;间接的公民不服从则是不但违反要抗议的法律,而且通过违反其他法律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如苏州民变中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殴打乃至杀戮税吏、税棍,违反的已不止是税法而且是刑律。 风可以吹起一片枯叶,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而公民不服从的力量,可以缓,也可以急,为政者须深思。 作者: 宋石男 链接: 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1193184538492/

国家海洋局: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2011年10月27日14:48 经济观察网 种昂 [ 导读 ]渤海素有“渔业摇篮”之称,可如今渤海鱼汛早已消失,就连国家海洋局官员也公开评价,“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今年的虾足足死了一半,再这样下去,养殖是没法干啦。”面朝着宽广的大海,张鑫民紧锁眉头,眼角里流露出惆怅的神情。他的脚下踩的是数不清的虾苗,经烈日炙晒,散发出阵阵腥臭,些许苍蝇嗡嗡作响,久轰不散。 张鑫民的背后是他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建国村。在张鑫民的记忆中,二十年以前眼前的这片海,寂静、湛蓝,村里的老老少少世代以渔为生。可如今,这个小渔村完全变了模样。 曾经的“聚宝盆”、“渔业摇篮”,如今鱼虾稀少,许多物种相继灭绝。大量滩涂、湿地被占用,代之以厂房遍地、烟囱林立。脆弱的渤海生态已然不堪“重”负。 渤海素有“渔业摇篮”之称,是整个北方海洋渔业资源的源头。可如今渤海鱼汛早已消失,就连国家海洋局官员也公开评价,“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消失的渔村 在张鑫民的记忆里,村头这片海寂静、湛蓝,每次捕鱼回来,长辈们总是满载而归、兴高采烈。可后来海里的鱼汛渐渐消失了,村里人不得不放弃捕渔,在近海围起一片池子以养殖为生。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获批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后,带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张鑫民所居住的建国村一带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顺着张鑫民所指的东南方向,正是处于前期建设阶段的天津南港工业区。以前宁静的海湾、如画的滩涂,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景象——数不清的大卡车呼啸着驶过,卷起的尘土延绵数百米;一座座打桩机在轰鸣中震得周边地动山摇;到处张贴的“打造世界级重化基地”鲜红的巨幅广告提示每一个人,未来这里将要崛起一座石化新城。 160平方公里的规划中,约有40平方公里为虾池和盐场,其余120平方公里都需要填海造地。这使得南港工业区三天就有一亿元的投资规模。未来整个天津及周边地区的石化工业都要聚集而来。 而面对着东面的大海,张鑫民一脸的茫然,让他赖以为生的这片海污染一年比一年重,收成一年比一年差。《天津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在2010年天津近岸海域的三次监测中均未发现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适用于保护海洋生物和人类的安全利用)的海域。轻度、中度、重度污染海域面积常年在80%以上,春季更是达到了100%。 每次看着大量死亡的虾苗被捞起、烂掉,张鑫民心痛又无奈——因为附近其他养殖户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可周边地区工厂林立,养殖户们无法断定大量死虾是什么原因,索赔更是无从谈起。 不过,对于污染日重,老张心痛之余也有着复杂的情绪。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在附近的化工厂打工,一个做着混凝土生意。他坦言,要是没有大开发,他的孩子们也就会跟他一起风吹日晒、满身鱼腥搞养殖;要是没有这些外地投资者,大港的城市建设也不会短短几年就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堪“重”负 张鑫民的遭遇在渤海沿岸绝非个案。在渤海彼岸——辽东湾畔的营口市老边区二道村的养殖户冯天福也有着相同的感触。 作为环渤海经济圈、辽宁沿海经济带及沈阳经济区的唯一交汇区,2009年营口沿海工业开发全面展开,沿海大量的土地被征用。营口市政协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营口近百公里海岸线目前仅存不到20公里的自然海岸线。2006年前营口市湿地6万公顷(90万亩)。可最新统计,营口市沼泽湿地面积仅为4.5万-6.5万亩。 一方面,工业占地猛增,大量渔民被迫搬迁、放弃养殖;另一方面,海水污染的加重使得剩余的养殖户们难以为继。 可让冯天福和附近养殖户们无奈的是,“养殖户们遭受的损失也许并非营口的污染所致。”营口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管理科科长李威指出,目前海洋的污染大多是由陆源输入的,而影响辽东湾生态最严重的还是大辽河。 大辽河属辽河水系,上游接纳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鞍山、盘锦等市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营口则位于最下游的入海口。 营口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李国颖指出,辽东湾的污染不止关乎沿海地区,从纵向上来说,污染的源头还涉及到入海江河所流经的城市。大辽河进入营口市境内前就已经为劣五类水质,综合治理则要辽宁省来统筹。 然而,一条大河、多个城市的协调并非易事。以营口为例,在2008年和2010年,辽宁省环保厅和国家环保部分别责令营口造纸厂停产整顿,限期治污。可营口造纸厂却顶风开工,仍然将污水在未经处理的状态下直接排向大辽河。一位当地官员说道,营口造纸厂是当地的国企,涉及数百人的生计与社会的稳定,政府当然希望工厂经营下去。 作为我国唯一的内海,渤海面积仅有7.7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不到20米,水体每60年左右才能交换一次(也有专家说约200年)。渤海渔业、盐业、石油、岸线资源丰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渤海总体以渔、盐、航运功能为主,此后丰富的资源使其进入工业大开发时代。 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渤海水质却是一落千丈。从2006年至2010年,环渤海经济圈的GDP由5.5万亿飙升至8.7万亿,增幅为58%;海水污染面积从1.189万平方公里(约占15%),上涨到1.699万平方公里(约占22%)。《全国环境公报》显示,“2010年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为中度污染。” 锦州湾就曾出现过海底泥中重金属锌超标2000多倍、铅超标300多倍,排污口附近7平方公里海滩无任何生物,被称为“死滩”的现象。 渤海素有“渔业摇篮”之称,是整个北方海洋渔业资源的源头。可如今渤海鱼汛早已消失,就连国家海洋局官员也公开评价,“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 超标之谜 根据《2010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铅和镉。 在这些污染物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所占比例较大,其中无机氮超标率高达95%。不过,二者属营养物质,可依靠海水自净能力进行分解、转化,主要来源于农业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而铅和镉为重金属,与石油类同为工业污染所致,比例相对较少,但海洋自身却无法分解,对环境的危害更大、影响更是可长达数十年乃至上百年。 渤海的污染80%来源于陆地,大多经河流或管道排入海洋。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均以陆路思维为主导,海洋环境的治理长期被忽视、漠视。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污染排放超标情况就越是严重。2010年,天津海洋局对14个各类排污口的监测结果显示,2010年监测的排污口竟然全部超标排放。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入海排污口全部超标并不意味着沿岸企业排放污水超标。相反,各地环保局纷纷表示,企业排污均已达到排放标准。 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环境处处长张敬国指出,包括渤海在内的我国海洋环境受到污染的原因,不仅在于海洋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协调起来十分困难,更在于排放标准的制定政出多门、标准不一。 企业污水排入河道后,经河水汇入大海,共涉及三个部门——企业排污有环保局监管、河道由河务部门负责、海洋则由海洋局管理;三个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海水水质标准》。 以排放主要污染物之一的化学需氧量(COD)为例。《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要求企业排放污水最低在120mg/L以内即可;地表水的最低五级标准则要求必须控制在40mg/L以内;海洋水质最低要求更低。 标准尺度不一意味着,作为污染源头的企业即使达到排污标准,末端入海排污口仍然会大幅度的超标。监管海水质量的海洋局是行业垂直管理,而监管企业排污环保局却归属地方政府,需要顾及地方利益。显然,现行多部门、多标准的管理体系根本无法遏制海洋生态的恶化。 “虽然国外排放的标准都是统一的,但也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营口市环保局的一位官员人士认为,辽宁省对于排污的要求在全国最为严格,其中企业化学需氧量(COD)要求达到50mg/L以下。为了排放达标,企业则要花费上亿元购买环保设备。如果排放标准进一步提高,很多企业可能就会因无力承担巨大的成本而纷纷倒闭。 无序竞争的代价 多头管理、治污标准不一,使得超标污水得以排入海洋;而竞争的无序、重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则使得渤海生态要承受排污总量过大的威胁。 天津市海洋局一位内部人士指出,过去治污标准低,但排放总量也少。如今企业排污标准尽管有了国标的约束,可绝对量却大大增加。一旦排污总量超过了海水自身的净化能力,海洋水质就会急转直下。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上世纪末到2009年,环渤海地区的GDP总量由1.3万亿元增加到7万亿元;每年由陆地排入渤海的污染物总量为60多万吨,2009年这一数字就飙升至94万吨。 环渤海无序竞争则加重了污染物的排放量。山东社科院副院长、海洋专家郑贵斌指出,涉及海洋的渔政、交通、水务、环保等部门有相互的沟通机制,三省一市也有联席会议的平台。但由于环渤海始终没有明确的总体规划和缺少产业布局的管控,必然使得沿海各地为了各自利益,争相上马大型重工业项目。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周一星也认为,环渤海至今尚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区而是三个二级经济区,每个区域均有自己的经济特点、产业布局。环渤海尚处于一圈三分天下的格局。 环顾渤海经济圈各路“诸侯”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划。天津在打造滨海新区,河北在建设曹妃甸开发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均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辽宁也规划出“五点一线”沿海战略。 在环渤海沿岸处处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中,重化工以产值最高、产业链最长、带动就业最多而成为环渤海三省一市比拼的焦点。如,石化已成为天津的第一大产业;山东“黄三角”虽是高效生态经济区,但核心城市东营、滨州、潍坊均在大张旗鼓上马石化项目,炼化产能更是接近亿吨级;东北大连沿海一带也是化工厂密布。 以天津滨海新区的南港工业区为例,这座“世界重要的重化产业基地”到2023年总投资将达8000亿,可提供20万个就业机会,而这20万人就能创造出一万亿元产值。目前天津2010年GDP就是一万亿,一个南港工业区就可再造一个天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各地都对化工项目趋之若鹜。而投资201亿元的百万吨乙烯一体化项目也曾遭到天津和大连的激烈争抢,最终落户到当时的天津大港区。 重化工对于GDP的贡献最大,对于海洋生态的污染也是最大。在渤海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铅和镉,后三种污染物质均与石化产业直接相关。从污染的案例来看,无论是天津塔斯曼海案,还是中石化在大连、康菲在蓬莱19-3油田的污染事故,均是石化产业酿成的惨剧。中石化在大连出现漏油事故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赔偿竟然是在当地再建一个炼油厂。 另外,大型重工业项目依海而建,就必然占用、破坏大面积的湿地和滩涂。 仅2008年渤海沿岸三省一市各临港产业区、港区已经规划或正在施工的围海项目达28个,围海面积为807平方公里。有人测算,以此速度,只需90多年渤海即可被填为平地。而湿地、滩涂有着天然净化作用,被称为“地球之肾”。农业和城市污水中的主要污染元素氮、磷在这里沉降、过滤、分解。如果湿地和滩涂因填海占用而大量消失,污水将会直排入海,丧失缓冲作用。 而让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环境处处长张敬国最担心的是,每上马一个重工业项目不仅会使得排污总量飙升,对于海洋生态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一旦某个项目出现类似大连中石化或康菲这样的泄漏事故,渤海生态就可能遭受重创,各环保机构几年甚至几十年污染治理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

程益中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录 人物周刊 :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 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 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 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   ※ 来源: http://www.JiaoYou8.com ※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 传统中国的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 知识分子的出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的年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也许是十分合适的。科举既废,新式学校和东西洋游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所造就的便是现代知识分子了。清末有一则趣闻可以象征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页340):     光绪三十年后,开考试东西洋游学生之例,由考官会同学部,考取游学之毕业生给以进士、举人,再经廷试,高第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数年间至百余人,一时称为洋翰林,谓其学由外洋而来考试,与未出国之翰林有异也。恰是时湖南王闿运年逾七十,以宿学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授为翰林院检讨,正值游学生之进士颇多,王曾有句云:“上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后尘。”上句言科举已停,已无齿录之刻、翰林前辈之称,下句谓游学生考试有医科进士,而医科中有牙科也。此老滑稽,传为笑谈。     此事之所以可笑,正由于科举出身的“士”和游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混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王闿运可以说是传统士大夫的一种典型,但试以从英国游学归来的“工科进士”丁文江为例,他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是极其显著的。1912年民国创建,翰林、进士、举人都成为历史名词,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从此以后便只有知识分子了。     3. 过渡阶段的落日余晖     但是政治制度的崩溃并没有立即在社会结构方面引起重大的改变,更没有触动社会心理。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尊重知识分子如故,而知识分子也保存了浓厚的士大夫意识。大体上说,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边缘化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但是在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却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所以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一短暂的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它毋宁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余晖。当时一般社会人士是以从前对士大夫的心理来期待于新一代的知识领袖的。而刚刚从士大夫文化中转过身来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脱不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梁漱溟先生在191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态,现代知识分子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梁先生一生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事实上抱这样态度的人决不止梁先生一人,他不过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胡适在美国受过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他在提倡白话文时也明白反对过“我们士大夫”和“他们老百姓”的二分法。但是他后来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所以他把日本的强盛归功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言外之意当然是寄望于中国少数知识领袖作同样的努力(见《信心与反省》)。     4. 士大夫观念的死亡     必须说明,我并不是责备当时的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该有这样的心理。从他们的文化背景来说,这种心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很难避免的。我只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这些早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觉认识到:他们提倡各种思想文化的运动之所以获得全国的热烈反响,除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种种客观条件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五四”运动便是一个例子。胡适在答梁漱溟的一封信中曾说:“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见《我们走那条路?》附录)我觉得“文治势力”是一个未经分析的模糊概念。严格说来,北洋官僚和武人都是清代传统的产品,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而且康有为“公交车上书”的记忆犹新,他们对于知识领袖和学生的愤怒抗议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     到了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消失了,知识分子正迅速地边缘化。但经历了过渡时期短暂余晖的人却往往以边缘的身份念念不忘于中心的任务。事后回顾便显得十分不调和了。例如1932年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士大夫》的论文,他仍然希望中国能产生一批新的“士大夫”,足以构成社会的重心。他说:“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不难看出,孟森的“士大夫”已经过了现代化,因此是没有任何特别豁免权的。但“士大夫”的本质依然未变,他还是“为国负责,行事有权”的。这个原则在当时不但与政治现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得不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同情了。“士大夫”观念的彻底死亡大概是40年代的事。闻一多、吴在左倾以后对“士大夫”的讥笑和辱骂具有象征的意义。这时,知识分子早已放弃了对中心的幻想并且心甘情愿地居于边缘的位置了。      二、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变法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无疑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围而不在核心。据章氏的《自编年谱》,孙中山最喜欢接近的是会党人物。对于知识分子像宋教仁和章氏本人,孙中山并不特别重视。这一点和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不能不略作交代。中国史上所谓改朝换代和现代所谓革命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得了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谚语确有它的真实性。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大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近人张相辑了一部《帝贼谱》,可以使我们看到他们的社会背景。清初吕留良曾大胆指出,历史上所谓“创业重统”的英雄其实多是肆无忌惮的“光棍”。这个道理本是很浅显的,无论士、农、工、商哪一行业中人,只要稍有所成,是很少肯去冒险“打天下”的。今天许多史学家研究“农民革命”,但带头闹事的极少是本分的农民。相反的,在士、农、工、商边缘的人物才不惜铤而走险。不过在传统社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英雄”或“光棍”在创业重统以后仍然要修成“正果”,即宋代文彦博所说的“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1. 两个不同的边缘人集团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有一共同之点,即在“打天下”的阶段必须以边缘人为主体,但在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则必须逐渐把政治主体转换到“士大夫”的身上。现代革命则是在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解体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革命夺权以后,政权的继续维持已不再有一个“士大夫”阶层可资依靠了。社会解体产生了大批的边缘人,怎样把这一大批边缘人组织起来,占据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课题。苏联式的“党”组织恰好趁虚而入。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和直接师法苏联的共产党便是两个程度不同的边缘人集团。从此边缘人占据了政治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从中心撤退,直到完全边缘化为止。     孙中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北伐前后国民党和胡适以及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由友好变为敌对,也恰能说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孙中山本人对胡适是相当尊重的,他写成《知难行易学说》后,还特别要廖仲恺写信请胡适从学术观点予以评介。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和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辩论古代井田制度的问题,双方的态度都是严肃而理性的。但是北伐成功以后,双方的关系迅速地恶化。最近《胡适的日记》已在台北影印问世。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国民党上层中虽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如胡汉民、吴稚晖之流,但是在中下层“党棍子”层层包围之中,也不免自我异化了。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正式全面推行“党化教育”,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决裂的关键所在。1947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在就任后,教育长竟约同党方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种事最能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达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     但是国民党毕竟是一个不彻底的边缘人集团,它没有摧毁中国原有的一切民间社会组织的企图,而且也无此能力。知识分子即使拒绝“党化”,还是能在困难中觅取生存的空间。而且国民党虽然向往极权式的党组织,但它的基本理论规定它最后必须由“训政”回归“宪政”。它因此不可能完全无视于社会的压力,包括来自知识分子的压力。     2

我所知道的陈光诚

  2003年底,北京的媒体都报道了盲人消费者状告北京地铁不对残疾人免票的新闻。当事人正是陈光诚。当时我在一家中央级法制报社做记者,看了几则报道,觉得此人应该还有故事可挖。电话联系上陈光诚得知,官司胜诉后,陈前一天刚返回山东临沂老家。转眼到了2004年1月临近春节,申请到山东出差采访。    2004年1月24日,坐火车到临沂,然后转大巴去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印象中这个村子离国道不远,按着电话里的指引,中途下车走进村子没几步,就看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迎上来。袁伟静带我进家,屋里很阴暗。陈光诚戴着墨镜,坐在火炉前取暖,茶水已经烧开。他起身迎接,发现陈光诚身材高大,眼睛深不可测,但是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大冷天,陈光诚特意穿了一套剪裁粗劣的黑色西服,不知这是否是他心中认可的律师行头?    不光见到了陈光诚夫妇,也见到了他的哥哥、父亲,都是再朴实不过的山东农民。不会说冠冕堂皇的漂亮话,遇到不公惟有暗自神伤、希望求个明白人主持公道。而陈光诚则快言快语,一口当地土话,看得出心气很高很有自信。假如陈光诚也像他的父兄一样逆来顺受,选择趋福避祸做个顺民,当不会有今日遭遇。    当天沂南落雪。陈光诚拄着杖带我到村里转了一圈,那时他行动还不受限制,没有“还乡团”骚扰跟踪。他首先带我看邻居家一个精神失常的男子,因为无钱求医,被家人用一根铁链子锁在屋里十几年。房内臭不可闻,那人浑身破棉花裹身,大冷天露着下体,躺在四处露风的破床上傻笑。指着这个精神失常者,陈光诚慷概激昂地说:这,就是我们残疾人的处境。    陈光诚告诉我,他是在1972年4月因高烧哭瞎了双眼,直到17岁才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然后才有机会走出东师古村,到青岛和南京读盲校。跟其他盲人不同,除了学习按摩等谋生技能,陈光诚还开始自学法律。因为不甘身为残疾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陈光诚开始尝试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临沂属于革命老区,此前去过当地采访很多次。一个突出印象是,当地很多农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而不少地方父母官却很会邀功吹牛逼,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陈光诚家即便在当地也属贫穷,口粮收入一年不超过500元。但是在1996年,他一个人的“三提五统”加起来就要交360元。按照《残疾人保障法》,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的负担。陈光诚检索法规时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自己从1991年就不应该再负担这笔费用,但是乡镇一直强收到1998年前后。    陈光诚开始拒绝缴纳,于是这笔税一直被当地政府“记在账上”。陈光诚专门去质问收费的官员,被告知,“法律虽然有规定,我们就是不执行,你怎么办?”陈光诚方意识到,之所以基层敢不执行国家法律,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他总结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之所以不执行,是因为还可以不执行。”    倔强的陈光诚选择去济南和北京上访。上访和起诉,是陈光诚的两大武器。乡镇感到了压力,最终免除了陈光诚的费用,每年还给他200元。但是他的土地却被扣掉了40%,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但这一有限的胜果,却让陈光诚成了当地农民眼中的名人。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农民遇到涉及土地侵占、乱收税费的事情时,往往无计可施。从这件事上,陈光诚意识到,不懂法的残疾人比自己命运更可悲。他说,“残疾人的权利不是靠乞讨和施舍,应当理直气壮站起来维权,法律如果得不到执行,则必须自己去争取。”     陈光诚成了远近闻名的赤脚律师。2001年5月,因为税费问题,邻近一个村子的村民找到陈光诚做代理,集体将乡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胜诉。说到这一段,一直在旁边倾听的陈光诚的哥哥,开始忍不住绘声绘色描述法庭上副乡长应诉时的窘状,陈光诚笑得很开心。这个案子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为此,陈光诚还成了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这样评论,“他们第一次让农民知道,农民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的方式,反抗恣意滥用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公权势。” ——很明显,这段话是赞扬中国司法进步的,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陈光诚抹黑中国人权记录的证据。    2003年陈光诚状告北京地铁也是残疾人维权的一个典型案例。2003年12月以前,北京地铁只对北京《盲人证》的持有者免票,陈光诚虽然手持中国残联的《残疾人证》,却不能享受免票的待遇,为此将北京地铁以侵犯残疾人社会福利权为由起诉。最终,西城区法院判决陈光诚依法享有免费乘坐地铁的权利,至此,北京地铁才改掉了这个执行多年的不合理规定。    当时采访时,陈手里还有多起处在审理阶段的行政诉讼,主要涉及税费征收、土地侵占。原告都是农民,被告都是各级乡镇政府。在一些农村,给基层官员讲法律往往行不通,因此,农民偶尔会采取一些诸如到镇政府堵路示威的土办法,效果可能会好一些。陈光诚成了农民维权的代言人之后,毫无疑问,会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抗中得罪地方基层政府。一个盲人,究竟有没有罪,有多大的罪,都应该可以公开讨论。比较认同一个网友的评论:归根结底,下棋落子在体制内一方,回归最简单两个问题,陈光诚是否被软禁?这是否合法?体制内尽早给出答案。君不见,《环球日报》都发话“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了。    采访时雪逐渐下大,突然门外有人喊“陈光诚律师在家吗?”推门一看,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从邻近的费县以双手当脚,一步一步爬了7个小时找到陈光诚家,就是为了寻求法律帮助。这一幕让我记忆犹新。除了感受到陈光诚在缺少法律支援的弱势群体中的影响力。更让我对那句名言感同身受:农村真穷、农民真苦。陈光诚这样的人真的不可缺少。(杨猛)     作者: 杨猛 链接: http://bluesbeijing.blog.sohu.com/188137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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