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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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韩咏红:中共意识形态争议: 从亮剑到“吆喝”

本届领导人决心重塑中共的合法性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掌控,但施行方法未必是极左人士期待的专政手段。 中国舆论界的意识形态争坳总是不能止歇。 最新的一场唇枪舌剑,导火线是教育部长袁贵仁上周发出的警告:高校老师不准在课题上发牢骚,不许传播西方价值观。 短短一个星期内,这名北师大哲学系硕士毕业的教育部长成了舆论漩涡中心人物,虽然也有人对袁部长表达支持,但众多自由派学者视其为围攻的靶子。...

丁学良:斯大林控制人的两大绝招:恐惧与收买

文/丁学良 来源:南方周末 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 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 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击败列宁一代近卫军里对他有威胁的诸位,包括托洛斯基与许多他想象中的敌手。斯大林50岁时,权力斗争就已经完结了,他成了当仁不让的接班人。 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宁实践过的,更不是他所设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传统西欧和北欧的那种开放性的强调选举与法治的制度不一样,拜占庭式强调宫廷政治,强调权术与谋略。俄罗斯几百年受东正教的影响,源远流长。列宁一代从西欧北欧带回来的那点开放性的人事体制鲜活要素,渐渐被掩埋。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里面底下的东西。他认为,要想别人听话,最根本的是两手,第一是让人处于恐惧之中,第二是给人足够的私利。他一辈子坚信,一靠恐惧,二靠收买,才能让别人成为可靠的工具。 1922-1923年间,斯大林就开始建立台面和台下两套系统。他让“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机关干部职务列一个现职名单,再列一个后备名单,万一这些人不听话了,成了“内奸、特务、叛徒、暗杀组织者”了,一旦被清洗,马上有替代者。不仅在全联盟的最高层次上,还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重要职务,他都亲手掌握那个“官职表”(Nomenklatura)。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职务都配一到两个替代者,官员们随时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员日夜意识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时被替代,谁也不知道。红军领袖之一的乌博列维奇,每次离家上班时都要准备一个日常用品包,因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还能回家。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惧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买。列宁时代,所有高层不能拿高工资。党政、企业等的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列宁规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工资。领导干部的演讲、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来交给党的公用基金会,这就是所谓的partmaximum规定。列宁一代领导人的生活,虽然未必很苦,但确实清廉。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讲为什么建立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食堂。1918年,来中央做报告的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因为营养不良,开会中途晕过去了。列宁说,连他都不行了,我们怎么带领人民打赢内战、战胜饥荒呢?那时高级领导层就几十个人,列宁说首先得让这些人吃饱肚子,于是就有了那个特别食堂。 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斯大林通过信封给钱的,都是帮他做核心操作的人。这钱从不上账不交税。到1930年时,他已全面改变了20年代的工资规矩,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工资,已经涨到比最好的技术工人高30到40倍。别墅、度假、酒、高级食品、小轿车这些短缺物资更不包括在内。 这并不是说要坚持20年代那种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资制度。那很难,但提到这么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收买制度。工资外收入不算太离谱,很多大公司都有类似做法。但大公司对雇员的物质刺激,要根据人的素质、工作能力、贡献来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则更像黑道老大在给好处,没有公平标准,也没有记录。斯大林的“恐惧”做法是要使人不敢违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独立的作为。这种恐惧是日常状态,他对所有高官都监听,二把手以下全被监控。 而他的“收买”做法是让人干狠活、干违反党纪国法的坏事。积重难返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就是从这两点延伸出来的。 以庸才小人取代干才贤人 斯大林通过建立起恐惧加收买的负筛选人事制度,把在列宁时代涌现的最有才能的人,一个个地在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了。那些跟列宁非常亲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干掉了。 二战初,德国军队之所以能一下毁掉几十万苏联红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一大半要么被自己的政府干掉了,要么在监狱里。战争期间苏联存亡一线时,有人建议该把监狱里少数幸存的将军放出来,重组红军,后来战功卓绝的罗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杰出的战时经济最高管理者沃兹涅先斯基,军工生产和战略物资体系,全部是他在做统筹安排。没有这个奇才,苏联在毁灭性打击后,不可能那么快地组织起战时经济。二战结束后,他也被消灭了。 几乎无人是不可被消灭的——假如他才能卓越又具有独立见解的话。对斯大林绝对听话的庸才和坏人才可能被重用。他用人有个绝招,就是提拔劣迹斑斑、教育程度低、能力差的人干狠事。为何?要把那些正直和优秀的人栽赃成特务、间谍、恐怖活动组织者,没法使用正派的人,只能用劣迹斑斑的人。用苏联最出色的军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的话说,斯大林消灭优秀文武人才过程中最依赖的叶若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贝利亚、梅赫利斯等,不仅不符合党政高级干部的德才高标准,事实上他们全是普通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恶徒和罪犯。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人事格局已经定型了。赫鲁晓夫时代给党政领导当顾问的学者私下问:我们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大国,成批的领导人素质却怎么都这么低?做过六任苏联最高层顾问的阿尔巴托夫总结道:“斯大林体制最沉痛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这个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消灭了千百万优秀的人才,使社会肌体失血过多,切断了最有才华的人的出路,却给那些最善于钻营的人的飞黄腾达和官运亨通,铺垫了通道。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体制运作几十年后,常常找不到很优秀的人来代替庸人。这一点可以解释赫鲁晓夫提拔的人,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为何如此之低。他们过去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并非是因为出类拔萃,只是听话。他们熬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 斯大林的人事做法树立了一个坏样板。到了1960-1980年代,苏联已经难以提拔出列宁一代那样的优秀人才梯队,那样的人才不是提拔出来的。苏联既有的体制惯性之力量,已经把自己的大脑和手脚捆绑得太紧。俄罗斯历史上人才辈出,但斯大林的人事制度却把极为丰沛的人才资源筛选出局,只让三四流的人员管理一个庞然大国,日新月异的局面自然是出不来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爱思想 | 丁学良:文革专家马若德

丁学良:文革专家马若德 进入专题 : 麦克法考尔 文革    ● 丁学良 ( 进入专栏 )        本月二十九日哈佛大学讲座教授RoderickMacFarquhar马若德(这是他的中文雅名,内地音译为「麦克法夸尔」)应邀来香港,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在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作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会的最佳地点应该是毛泽东曾指挥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点应该是薄熙来曾唱红打黑的雾都重庆,可惜这两地都开办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点香港举办──香港虽然不是中国文革的中心城市,却早已经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发行的最大中心。位于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栋的文革第一手材料,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文革学者都得来这里苦读苦抄苦思苦撰。   马若德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可年轻时热衷于社会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属于左翼的工党,成为议会下院议员。他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以高级文官身份于一九七一年首次访华。前此他还担任过BBC国际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并且参与创办了后来享誉全球学界的The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在政界、传媒界、学界均积累了亲身奋斗的丰富经验。当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重新推向世界的时候,西方研究中国的重镇哈佛大学就把马若德请回去,执掌当代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随西方的中国史学大师费正清读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愿。况且他在这里读书的年代,又幸遇研究中国问题的才女爱茉莉(日后任《经济学人》杂志的波士顿站长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国际版主编),结成良缘。   马若德最早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国际关系,成名作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磨擦冲突,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麻烦关系。然而,有着亲身从政经验的他,对政治大趋势的敏感度非一般的书呆子可比拟。中国文革一启动,他就感觉到此一事件非同寻常,于是从一九六八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一九七四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一九八三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的大跃进;一九九七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一千七百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一九九九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R.LevensonPrize殊荣。这位于一九六九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之文化价值观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ATrilogy。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马若德不但以著作获得Levenson奖,他在哈佛大学还获得过Levenson杰出教学奖,可谓双奖一身,名至实归。   中国内地对于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十一万册,盗版则难以计数。马若德贵族世家出身,对钱财不怎么在乎,一分钱稿酬版税也没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够被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人民广泛阅读。可惜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国内地的言论空间急速压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译本的第三卷(副标题是「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一直难以问世。幸亏还有个香港,于是就有了本月二十九日第三卷的首发及报告会。新世纪出版社同时还修订了第一卷、第二卷的译本,把被内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补足。三卷齐发,以满足各地中文读者的渴求。   华人社会里有句流传极广的悲呛之言:「文革虽是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是在海外」。西方世界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若德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远在一九八○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他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份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马若德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的时代是十六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知道首届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48」)于一九八八年春季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修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八百三十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二十二名,包括本人在内。这次从美国、欧洲、北京、蒙古等地赶来香港参加二十九日报告会的,有好几位都是当年的助教或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马若德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数据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   马若德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革迄今二十余年,这门课已经成为哈佛的经典课程之一。后来的学生更幸运,因为他们有了一部专著当课本,这便是马若德与瑞典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功力深厚的MichaelSchoenhals沈迈克合作,劳作经年完成的巨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几近七百页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二○○六年发行,中文译本三年后问世(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均受到西中学界的高度评价。   不过,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似乎并不带来财运。自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问世后,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政界和学界重要人士,只要有机会面晤马若德,都会向先生索取该书。马若德自己掏腰包,多次请人从香港购书空邮。随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译本出齐,马若德的送书支出又要上升一个新台阶。   经常阅读英文报刊的人或许会注意到,今年初王立军─薄熙来事变以来,马若德就成为国际主要媒体采访最多的西方资深学者。倒不是他与重庆有甚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他的文革研究为解读重庆事变提供了最贴切的背景和深层脉络。薄王那一帮领导干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舆论制约、更不受道德制约的黑帮式权力,为别人造就了一片红色恐怖,同时也为自己埋设了一串烈性炸药。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则是不一定的。于是,从第一声锣鼓报幕起始,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就在等着看好戏。读过马若德有关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们应该有所意识:这台戏还没有演完,大家还得熬点夜,说不准就在你犯困不已、呵欠连天、上床便倒头酣睡的那一刻,挺精采的一出戏又上演了。   半个多世纪之前,马若德的老师一辈就对他们这些刚入门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研究生说:你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后几十年可就有苦活干了。语言难学、数据难找、关系难建、论文难发、著作难写,等等等等。不过也有诱人的回报:你把中国政治疏理好几遍了,有点不耐烦了,突然一切都变了个样,认不出来了,于是又磨拳擦掌去探索刚涌现的神秘和新奇。所以,研究中国政治是永远不会乏味的。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马若德对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我对来自西方东方的学生们讲着相同的话。 进入 丁学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麦克法考尔 文革   

爱思想 | 丁学良:“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97 次 更新时间: 2012-06-29 10:18:49 丁学良:“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进入专题 : 邓小平模式    ● 丁学良 ( 进入专栏 )       自从2012年2月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醒目的现象: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不论是欧洲的、北美的还是亚太地区的,若是以国家来区分的话,关于中国的报道、分析、评论,上头版的频率最高。即便是以前不怎么把中国事务当作最重要话题处理的那些国外媒体,从今年2月份以来,也越来越多地把眼睛盯在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上。     我们都明白,这个全球媒体“头版中国”的现象首先是因为今年从2月初开始,中国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几个事件,早年学习传媒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不小心,就帮了“中国话题”一个大忙。如果把这几个事件理一理,可以看出一个更基本的全球深度关切在里边:国际上众多的分析家们,包括和国际政治相关的分析,更包括和中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相关的分析,都在关注中国最高层的权力转交以及这种转交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动。国际上的分析家们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南海敲定的——中国之所以经常成为国际媒体的头版话题,归根到底是北京曾经宣布今年年底要召开中共“十八大”。重庆事件等突发事变之后,“十八大”会不会按期举行、如何举行,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流言的温床。     按计划应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它预示着: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力的交替与人事安排的方式。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开明专制”。持极端左派或极端右派政治观点的评论家们,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概括。但我认为,将197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最高党政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的方式概括成“开明专制”,基本上还是公允客观的。     这个“开明专制”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单数不是复数:Enlightened Dictator,参阅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当邓小平在党内外、国内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最高层权力和人事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毫无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让他的意志贯彻不下去的地步。     首要原因之一,是那个时候,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晚年以来,即从1970年代初以来,最高层里惟一能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广泛危机的政治家。终身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多次对学生们说,虽然当年中国人从上到下痛悼周恩来的逝世,不过从中国改革的长远角度看,周恩来没有活过毛泽东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周那样“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如履深渊”的人在毛之后,是缺乏足够的胆略去开创改革的大局面的;周只能对之作些小修小补,让毛体制苟延残喘(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原中文译版,第435-482页)。     力图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和普遍的灾难,邓小平本人为此付出过相当多的代价(即“三落”),又没有完全被“文革”毁掉(即“三起”)。由此而来,他作为“开明专制者”来选择中国下一代甚至下两代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时,送出去的是一个不用讲得百分之百明白、但大多数人都能够“领会”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邓小平是有超常的(superior)政治智慧、政治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首席操盘者。因为他自己具有这样的超常素质,那么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的就是,他最有能力来设定下一代、下两代可能的接班者中同样具有这些素质的人。他自己具有这些素质,这已经 “被验证过了”(proved),几次过关了。     这一点连中共领导层里资格比邓小平更老的陈云也不否认。1970年代末在讨论毛泽东之后由谁掌舵中国这艘又巨大又破损的船的时候,党内有些人提名陈云,因为早在1931年9月后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他就是其成员了,1937年12月成为正式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是在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才补选入政治局的(详阅 Thomas Kampen,《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权的变迁》,香港时代潮流出版公司译本;赵家梁和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第1版)。但陈云公正地说,虽然我资历更老,不过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经验丰富。考虑到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头号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军事战略方面的领导水平,还是请邓小平同志掌舵吧。     虽然邓小平是久经锻炼的“回炉精钢”,但他所选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只能说是潜在地具有他的那些素质,还有待“被验证”。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先是胡耀邦,然后是赵紫阳,只有“一起一落”。但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很客观地讲,1980年代邓小平挑选的这两个最高层党政接班人,在胡赵他们那一代里确实是最优秀的,虽然他俩各有自己的短处,综合地看,仍然是德才两方面最优秀的。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样的挫折在我看来,反映了“开明专制”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开明专制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有着时隐时现的紧张关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邓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希望他的“开明”越来越多,“专制”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党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术语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支柱”),综合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越来越使“开明”退步,使“专制”高涨(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可以说,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对邓小平来讲,能够在他余生之内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就成为他唯一有机会留下的正面政治遗产。这一点我们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传记、文献、解密(不是指中国官方的解密,而是有关1989年中国大陆危机的美国、欧洲、日本、台湾保留的很多资料后来逐步解密)和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当时及其后的三、四年间,对邓小平来说,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治国路线,成为他余生的最后一战,战得异常艰难。     在1989危机之前和在那之后的两个阶段,邓小平在党政体系内的决策分量,已无法相比。我和一些体制内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多次私下交流中,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就是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的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别的人可以有疑问和不满,却不能改变这个大家长做出的决定。但1989年危机之后,这个“邓小平模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而像一个股份公司,别人参股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私下讨论中都觉得,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来类比,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大家长,而只是大股东,控股虽然超过50%,但不是80-90%那么大。1989年危机以后,在最高层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邓的“股权”可能就是50-60%,其他几位元老特别是陈云、李先念等,每个人手里都有“股权”,都能对大股东的意图和决策提出质疑甚至抗衡。粗略算了一下,陈云手里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邓加起来有80%;如果他俩不发生分歧,大事就能很快摆平,否则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几位次级元老加起来大约有20%的股份,他们若是和陈云一致,邓就得退半步。     邓小平在这样的“股份公司”架构下,在党政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上,不得已做了让步和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很多解密资料和回忆录中看到,江泽民并不是邓的首选,李鹏也不是邓希望长期做下去的总理人选。更多的消息表明,虽然邓小平是1997年2月去世的,但1992年“南巡”之后,至少从1994年开始,健康状况让他已不能过问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本人亲自操作“邓小平模式”也就是到了1993-1994年这个时候。在那之后,“邓小平模式”余威尚在,但已经不是邓本人在亲自操作。     问题就在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最高层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像邓那样,够格成为一个新的“开明专制者”(是单数不是复数)。邓之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没有了,越往后越不可能再生了,以后除非有人能够克服极其重大的危机和挑战,否则也出不了邓小平那样的大家长。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江泽民做了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共做了13年。不论从他讲话的方式,还是从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来观察,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在邓小平身体不行、人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江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邓“余威慑人”。     从1997年初邓去世一直到2002-2003年这段时间,江作为头号领导人才真正放开手了。那时候国内外分析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江有没有可能成为邓那样的人物?当时有一些人说“能”,国内多一点,洋人中也有,最有名的就是写《他改变了中国》的库恩,他是国际上最有名的江氏鼓吹手。这也是和库恩的商业利益相关的,他在中国投资,越做越红火。     今天的问题在于,邓小平之后的体系,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这才是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中国一系列事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国际上做政治学分析的、长期关注中国和类似体制(如俄罗斯及其他转型国家、拉美和亚洲不具有稳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察,就是目前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是“A dictatorship without a dictator”。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翻译成中文时却容易引起混淆,得稍做点解释。这里的dictatorship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定义(古典意义上的这个dictatorship体制是很正面的),它的现代定义涵括了所有那些与普遍民主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应用到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在列宁主义的话语系统里,还是在其他流派的话语系统里,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一党专政制度。而以上那个短语中的dictator则既是在古典的、也是在现代的定义上使用着。我们晓得1949年之后,没有哪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乐意被称为dictator,不管他本人是不是。但这个词的精确汉语翻译是“独裁者”,可以看看1949年之前的文献,那时的翻译是准确的。为什么翻译成“独裁者”?“裁”是决策过程,“独”是“一人”的意思;解释得更细一点,就是“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决策者”,这才是准确的涵义。所以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上被认为已经没有一个dictator,但仍然是个dictatorship,麻烦就越来越多,操作起来越来越困难。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今天还有1989年危机前的邓小平那样的一个大家长式的人物,高层虽然对“十八大”人事有多种意见和多种名单,议论纷纷,只要邓小平一拍板,谁应该进中央常委,谁不应该进,如果邓真的坚持,虽然有别的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会按邓说的确定下来。但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单独裁决者”了,所以才会有薄熙来那样的发飙发狂状态,就是他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不能进常委,为什么我不能接班?不论对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怎么评价,但他站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觉得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他才不断造势炫耀,对外“唱红”,说他是“招摇过市”也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邓小平还在世,这些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dictatorship,而又没有一个dictator(“单独裁决者”),发生这些事关最高层权力交接的争议和对抗,该如何裁决?     薄熙来力图对中共最高层权力的交接过程,加进去一些他自己喜欢的运作方式,他差不多已经做到三分之二了。但他“价值实现”的最后一跳,借用马克思描述商品流通的话,也是他“最危险的一跳”;跳成功了是超额利润,跳跃不成就是鸡飞蛋打,薄熙来的结局是后者。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邓小平模式”越来越难以运作下去,该怎么办?这乃是下一篇评论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进入 丁学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邓小平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91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丁学良:“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丁学良: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丁学良: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线 丁学良:改革最需要过人的胆识 丁学良:整个社会应在一条船上同舟共进 丁学良:应让民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 丁学良: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 丁学良:自由市场模式面临结构性危机 丁学良:唐山大地震中的灾民哪里去了? 丁学良:本拉登的兴衰与中国的明智 丁学良:他也逝去 丁学良:外界如何看中国取决于我们的本色展示而不是制造假象 丁学良:辛亥革命“族权”“国权”、“民权”一起解决之雄心 丁学良:中国模式的慢性病症侯 丁学良:三峡大坝的三条腿? 丁学良:中国发展与中国模式的未来 丁学良:高度关注劳资关系的深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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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丁学良: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线

丁学良: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线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丁学良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先生将与FT中文网读者分享他关于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思考,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一篇,敬请关注。          今天我与FT中文网读者交流的话题,是尝试为多年来“千呼万唤不露面”的中国政治改革,清理出一个基本到不能再基本(基本到底线)的框架。也就是在今天中国的宏观条件方方面面的约束下,勾划出推动政治改革出台的粗略边界。     下面要讲的几点,不仅仅是就中国谈中国,而是把中国大陆在目前情况下推行政治改革的现实可能性,放在历史的和比较的大平台上来看。所谓历史的平台,是把中国大陆的现在和它的以前相对照,纵向地看问题和可能的出路。而更重要的是比较的平台,是横向地看问题和可能的出路,把中国大陆跟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跟台湾等华人社会、日本等文化和传统上相近的国家比较,同时还必须跟当年的苏联和正在进行式的朝鲜比较,因为中国和苏联、朝鲜都是从同一个根本制度演变出来的,是政治体制意义上的类似基因家族。     只有在历史的和比较的大平台上来考虑今天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我们才不至于陷进完美主义的隧道——也即完全从最佳的可能性着眼,泛论如何把合乎正义立场的改革方案施加于病灶重叠的中国政治。     其实从最佳的可能性着眼提出政治改革方案,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从最佳的可能性着眼的话,你可以找出一百个优点来论证为什么你的方案是不应该被拒绝的,你可以对中国社会里大部分的无权无势者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同时也能高扬最强有力的政治道德支持。     但是,从历史的和比较的眼光看,由最佳的可能性高度出发来思考中国的改革,中国人已经尝试过好几次了,这是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的激进改革传统,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从比较的眼光看,在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过类似的由最佳可能性出发的政治改革大方案。但这些对政治改革的高标准之类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也几乎是最低的。     从谨慎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首先要理清楚几个边界条件,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客观条件制约性。你不管是热爱还是不热爱它们,也不能不冷静面对它们。     哪几个边界条件?第一点,政治改革在中国现有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大框架下,能够有起步和展开的余地或空间,而不是必须“重起炉灶”即重新建立一个大框架,因为那样就可能已经超越了政治改革的温度线,迈向了政治革命的领域。政治革命——这里讲的是非暴力的政治革命,而不是毛泽东最热衷于鼓吹的“你拿起屠刀,我也拿起刀来”的血腥道路——并不是天然有过错的、永远不应该考虑的,但政治革命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这篇评论文章里的主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边界条件是:虽然要在中国现有的最根本的政治大框架下推展政治改革,但这个改革又不应该是表面装饰性的。这种表面装饰性的政治改革以前在中国社会里已经尝试过多次,其效果是什么?它们不但没有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有意义的步伐、推进中国的良性政治生态循环,反而造成了本来所不希望造成的剧烈反弹,因为人们有充分理由觉得你是在蒙混他们、忽悠他们,或者说系统地操纵以欺骗他们,而这又会适得其反地推动矛盾朝对抗发展。在一个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里,政治改革是难以起步的。     这第二个边界条件是对上述第一个条件的制衡,也就是说,政治改革虽然是在现有的政治大框架下推展,但必须是有积极内容的,有实质上的进步意义的,尽管这种进步不是大步向前、一日十里。     第三个边界条件是:政治改革能够起到化学术语上的良性“触媒”效果。换句话说,这样一种政治改革在刚刚起步时还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广度或深度的蔓延和推展潜力,一开始可能不是很激动人心和鼓舞大众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很“亮丽”、很“给力”的;但只要能够做起来,能够重复地做,一点一滴地做,就值得我们庆幸了。     为什么要强调“重复地做”?政治改革是一种政治实践(就像20世纪初孙中山对缺乏民主政治经验的中国人强调的一样:民主不仅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它必须是一种可以重复的行为,而不应该是一次性的,不应该是像放鞭炮,放一下很好看,烟花灿烂,然后就没有了,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里,也有过几个政治改革的方案,多数是刚一尝试,就被“和谐”掉了,然后石沉大海。假如它们被反复地施行,今天的中国政治就不至于落到这么个状态。     我相信,非“大跃进”式的政治改革只要被重复了若干次,就能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治架构的方方面面产生虽然不是那么快速、但却积极正面的效果,然后能够蔓延滋生更多的、良性的、多层面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触媒”的效果,能够对僵化的体制注射进活水、鲜血,慢慢导致和推动一种更良性的政治生态的演变进程。     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知道,在制度的演进方面,历来有两个大的基本学派。第一个学派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任何一种宏观制度,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都可以被一帮聪明人精心设计出来。这帮聪明人可以叫“领袖”,可以叫“导师”,可以叫“智者”,可以叫“具有远见卓识的智囊团”等等。设计出来以后,按照这个聪明的设计,自上而下落实就行了。很多年以前俄罗斯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信满满,他们对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当代社会科学文献中对它有个术语——“政治工程学”(political engineering),它的最骇人的原则就是把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命当作革命实验室里的原材料,其所导致的实际后果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     另外一个有关制度成长的学派则强调,真正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计而是有机演化的(organic),是慢慢尝试出来的。它可以被反复试行,而在试行之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蓝图。因为是试行的,所以在试行过程中可以不断微调,可以找到一些更适合客观条件的改进做法。经过这样一种有机的过程形成的制度,虽然进展比较慢,在试行过程中有很多微调或修改,但正因为它是基于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常实践的有机过程,所以它每往前迈的一点点,哪怕这一点点是很微小的,长期累积下来,就是非常坚实的,可以在它所处境的社会肌体里根深叶茂地成长下去。对这一点,大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给予特别的强调。     第四个边界条件是,政治改革在中国社会里边起步推展的时候,至少要能让现有的establishment(即在台上的人,不只包括上层,还包括中层、下层,在中国可以到县一级,甚至再往下一级。以前有人把它翻译成“统治阶层”,级别太高了,可以大而化之地把它翻译成“在位群体” 或者“现有体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比如说,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最好能达到一半,不会将其视为一种马上到来的、直接的威胁。如果他们这些在位群体里的大多数视这种改革为严重威胁,他们绝对不会去实行,除非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有一个像当年的邓小平那样的人,能够利用他强有力的权威,把在位群体里边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意见一手推开,但这种强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今天中国的最高层级领导都是被提拔起来的、按部就班的干部,他们无法模仿邓小平去一手“破冰”。     对我们还记忆犹新的例子有几个。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时候,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面对“文化大革命既得利益派”的抵抗时,起过类似的作用。可以说,一直到1984-1985年左右,在这七八年期间,邓小平团队好几次重要的改革举措(当然不是邓一个人,还包括他周围最重要的帮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人组成的优秀改革团队),能够让当时的“现有体制”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笑纳”邓团队的“破冰”之举。邓小平去世之前最后一次尝试做的这类事情,就是著名的1992年2月的南巡讲话,他当时讲过“谁不改革谁下台”(其实原话是“谁不改革谁睡觉”,意思是把位子让出来)。今天高层领导里大概没有一个人敢于这么力排众议了。     更进一步说,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提案,不但不应该一出台就招致“在位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反对,而且应该力求使他们中间的相当多数成员,真正认识到该提案也是在为他们说公道话,也是为他们——特别是他们里边的正直成员争取正当权益的。     当然还有更多的边界条件可以列举出来,但这篇评论不是学术论文,所以我们不要讲的太复杂细致了。以上的四个边界条件,我在讲述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它们非常的“不痛快”,甚至“很窝囊”。读者诸君们,实在没办法!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下,讲“痛快话”易,讲“约束话”难。最容易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理,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那条精髓:“你拿起了屠刀,我也拿起刀来!”(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6 - 1127页;合订本第1024 - 1025页)。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互动,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这个逻辑下展开的。我们在21世纪的初期要力争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实在不容易,所以就列出来以上的那四条边界线,目的就是让中国社会里的政治发展,脱离“动刀动枪、你死我活”的历史惯性。     在这些边界条件划出来的有限领域之内,我觉得中国改革起步最关键的是要做两件事,我把它们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两个基本步法”,就像士兵操练一样,得从这基本步法扎实地做起。在下一篇评论中,我们再与FT中文网的读者们细细讨论这两个基本步法。          来源:FT中文网 进入 丁学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391.html    

89以来处理党内分歧的常规做法

在国外媒体和中国国内微博继续活跃报道与猜测薄熙来事件的背景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认为,中共高层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存在重大分歧,但自身却不愿让这种分歧公开化。  德国之声:薄熙来事件被浓缩为刑事案件和违反党纪。这样的决定是否出乎您的意料? 丁学良:自从89年赵紫阳事件后,中共从未使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术语(如路线斗争 - 编辑)处理党内矛盾。如果那样做的话,对他们来讲,后果远远超过处理该事件带来的政治上的正面收获。这次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尽量限制在刑事案件和违反党 纪上,在我看来,是他们1989年以来处理党内分歧的一个常规做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才让人感到惊讶。 为什么网络和国外媒体还在继续大量报道薄熙来事件? 我想,海外和国内微博以及私下里对薄熙来事件的报道,是他们想把这个事件联系到中共最高层如何管理中国、如何在18大之前设立政治政策的框架。这是他们的出发点。 我想强调,中共在管理这个国家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或者法律上,内部都有很重大的分歧。但89之后,中国最高层中至少90%以上的人都认识到,如 果最高层把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公开化,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不想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党内最高层的分歧。即便有分歧,也要掩盖,而把这种事 件尽量降级到技术层面。即便在薄熙来事件的冲突中有政治成分,他们也尽可能把这一点淡化掉。 但国外媒体和网络都在继续报道和猜测。为什么国内媒体不公开报道呢? 国外说出来是国外说。中共最高层最怕的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团结、不稳定的团体,即便国外媒体和国内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解读,这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在《求是》发表"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的文章。如果他这么说,您是否看到一点中共内部分歧得以透明化的希望? 我不认为温家宝的文章涉及的是薄熙来事件。他的文章同党政官员、廉政建设以及铲除腐败有关,他要求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多信息。中国民众过去数年来最强烈的呼 吁之一便是公布官员的财产。在这一点上,中国党政官员面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公布官员的财产已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这一压力每年都在增大。温家 宝希望在这一领域对民众有个交待。这个问题每年都在两会上提出来,不仅仅在微博上,不仅仅在私下里。因此,这里讲到的透明化指的不是薄熙来事件。 采访记者:李鱼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

爱思想 |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进入专题 : 高校扩招    ● 刘道玉       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专题: 高校扩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薄熙来倒 毛派收敛 无激烈反弹

薄熙来垮台后,曾把他视为领袖的中国毛派并没有激烈反应,没有关于薄熙来支持者举行示威的消息,毛派文人学者也收敛锋芒,低调以对。 从消息灵通的香港媒体和其他海外媒体来看,中国没有出现支持薄熙来的民众示威。 最近重庆万盛区的大规模示威绝非支持薄熙来。在当地接受VOA和其他媒体采访的人强调这次示威和薄熙来下台无关。香港苹果日报甚至把这称作“民间清算薄熙来”。该报引用当地人的话说,薄熙来当政时为了追求政绩而决定让比较富裕的万盛区和贫穷的綦江县合并,现在要拨乱反正。 *实名敢言挺薄者少* 在薄熙来下台、毛派受挫的情况下,有些过去支持薄熙来的左派人士不肯对媒体谈论薄熙来。 而福建的毛派分子白建平是个例外。他在薄熙来失去重庆职务后对VOA说:“温家宝愚蠢的地方就是对付薄熙来,你不能对付他,因为他现在得民心了。在他得民心的情况下你去对付他,你就变成反民心。”不过白建平也说,如果薄熙来是腐败分子,那么,你对付他,别人就无话可讲。 *批温长文作者不详 无人认账* 在薄熙来被撤除市委书记职务后,一篇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辩护,影射和批驳温家宝总理的长文在毛左网站上流传,标题是《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文章针对温家宝举行的记者会说:“记者招待会后,从互联网各种不同的民意调查中,某领导人的威望急剧下降,相当多的人认为其对薄的批评实际是借王事件排斥异己,从根本上否定薄熙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这群“普通共产党员”是谁?文章起草者是谁?都没有署名。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这篇文章的司马南曾说作者是“重庆党校苏伟教授”,但苏伟否认了。于是司马南改称苏伟是这篇文章的“无数转发者之一”。至今没有人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作者或者这群党员之一。 *从网上投票看民心* 有人认为,正是这篇文章导致乌有之乡等至少3个毛派网站被关。 而在两派都有言论空间的《博客中国》网站上,这篇文章得到两万八千多人支持和两万五千多人反对。但这个网站上其他几篇文章的投票结果显示,支持中央而反对薄熙来的读者票数,是对立面的两倍多到四倍。 *失语有因 名人慎言* 薄熙来被停止中央职务后,毛派在网上的声音锐减。注意研究左派反应的博客作家思宁写道:有些左派人士没有表态,“或因为偶像出丑而尴尬,或因为政治胆怯而沉默,或因为茫然迟钝而不语。” 曾把罢免薄熙来重庆职务称作反革命政变和“伤害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后来大为收敛了。 毛派写手张宏良曾针对薄熙来妻子涉嫌杀人的说法写道:“当初义和团的罪名就是杀盎格鲁撒克逊人,现在又是这个罪名,历史又回到了原地。”后来这条言论被删除了,他后来的博客和微博中也没有这种挑战中央决定的言论了。 种种迹象显示,这种现象不完全是网站管理当局删帖造成的。学者思宁表示:“官方最新消息抹去了薄熙来及其政治模式的光环,使得左派人士挺薄的政治道德防线全线崩溃。因此,公开挺薄的人数大幅减少。一些左派人士开始不同程度地转变了对薄熙来及其政治模式的观点。” *忠于毛还是利用毛?* 还有一部分毛派不肯声援薄熙来是因为他们认为,薄熙来也是资产阶级官僚,不代表工农利益,也未必真心忠于毛泽东。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丁学良在接受VOA采访时也表示,从薄熙来一家的文革遭遇来看,他未必在内心里认同毛泽东那一套,如果认同,他就不会把儿子送到英美去留学了。 *毛派持不同政见者* 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毛派网站上,仍有对中共中央唱反调的声音。例如红石头论坛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贼喊捉贼的故事:浅谈谁违反了宪法,谁是文革余孽?》。而另一篇题为《论薄熙来的失败》的文章说,当局推倒薄熙来,是为习近平接班清除后顾之忧,是为争夺改革话语权,是为维护西方在华利益。这个网站上有个栏目叫《揭批斗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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